周恩来与电影人

七十年代陶玉玲到西花厅：打破“文革三戒”

在“文革”的狂风恶浪中，有800多人的北影厂，被打成反革命的近500人，被揪斗游街，屈身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其中立案审查的多达496人，以反革命罪投进大牢的7人，长期隔离单独监禁的约16人，时间最长的达5年之久，被送进黑帮队管制的前后近100人。有6人畏罪自杀。崔嵬、王莹被关进秦城监狱。北影成了一座死城。

1973年元旦，周恩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位委员接见电影、戏剧和音乐工作者，批评国务院文化组（当时相当于文化部）组长于会泳等人，“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我们的缺陷。”“电影的教育作用很大，男女老少都需要它，它是有大作用的。”周恩来指示，“电影工作大抓一下”，“在三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上”。_{（注，以上周恩来的讲话出自《北影四十年》第232页至233页，此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

1973年4月14日晚上9时，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周恩来接见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谈到文艺界情况的时候，周恩来有些激动，问：为什么不允许黄宗英去深入生活，严凤英的死是由于没有人关心她。“要关心人啊！”周恩来一再强调说。周恩来用相当长的时间谈到了《李双双》这部影片，气愤地连声说：《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是工分挂帅？为什么要批判？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嘛！现在，连李双双的歌也没人唱了。

不久，周恩来对钱江和谢铁骊说：“群众不只是看样板戏，也需要看故事片，你们可以拍些故事片嘛！”_{（《泪别邓妈妈》作者钱江。刊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人物纪念馆）}

“周总理讲话了”，北影人纷纷奔走相告。但是，仅仅过了十几天，一股又一股阴风搅得人心不安。报纸上一会儿说，“当权的只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跑得再快，也是旁门右道”；一会儿说“革命左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宝”。甚至放出风声：“当前这场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我们跟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要分道扬镳，我们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是错识路线的头子”。_{（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第246页作了简述）}

_{周总理与电影演员  黄宗英、秦怡、于蓝、田华、于洋}

周恩来有二十几天没有在公众场合出现，焦急、彷徨、不满、愤怒的情绪在北影弥漫开来。就在人们忧心如焚的时刻，北影传开了一个好消息：毛泽东批评了江青，邓小平将再次出山，任副总理，进入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使得北影人转忧为喜，人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翻云覆雨的日子里，北影人的心绪数次大起大落，无不与周恩来有关。

1974年6月，陶玉玲从江苏南通来到北京，但没有住北影招待所，而是下榻在北师大的姐姐家里。陶玉玲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向他老人家问好。一天中午，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到北影，要陶玉玲在下午4点钟进中南海，总理约见。恰恰此时陶玉玲不在北影，总理办公室又打电话给北师大，教务室找到陶玉玲的姐姐，而陶玉玲又走了。待陶玉玲赶到中南海，正急步走路，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总理将头探出窗外向陶玉玲招手致意。车子没有停，总理向西花厅方向指了指。

陶玉玲叫一声邓颖超大姐，抱着她就哭了。邓颖超安慰道，你别这么激动，总理等了你一小时，刚刚又去接待外宾了。总理临走给你留了几句话：陶玉玲当过兵，现在又在当工人，将来再熟悉农民，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会有光辉的前程、灿烂的未来。

邓颖超还告诉陶玉玲：“文革”以来，我们家实行了“三不政策”：不与亲友来往，不与亲友通信，不与亲友互通电话。从今天开始，我们破了这个“三不”，你陶玉玲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客人。

陶玉玲与周恩来的见面，始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团到北京演出，剧团成员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在剧组主创人员座谈会上，周恩来谈到，剧中春妮在给指导员写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指丈夫陈喜）和我两小无猜……周恩来发问：你演的春妮是什么文化水平啊？陶玉玲不明就里地回答：最多小学文化吧？周恩来继续说道：一个小学文化的人会用“两小无猜”这样的词吗，是不是太文气了？陶玉玲想了一下，回答：那就改成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周恩来笑着点头：那好啊。后来的演出中，这句台词就一直沿用了这个版本。

“文革”爆发，陶玉玲被迫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几经周折，被下放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陶玉玲与世无争，她认命要当一个好工人，再没想过重回银幕，更没有想过能够踏进总理的家门。

陶玉玲去中南海西花厅的事很快在北影传开。编辑、导演、演员们纷至沓来，缠着她问长问短。陶玉玲说道：我后悔死了，自己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去，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却不在家，“听到总理留给我的话，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总理气色很好，我比什么都高兴”。许多人来了一次又一次，反复倾听西花厅就此打破“三不”戒规，而中心话题是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来看望陶玉玲最勤的人，是谢添。

接连几天，谢添围着陶玉玲转个不停。他对谈及周恩来的话题，心醉神迷。一天，他对身边友人说道：总理贵体并无大恙，我心中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了；比起其他人，谢添的忧思更深一层：我无时无刻不在纠心，“生怕周恩来重病缠身，更惟恐遭暗箭偷袭”。

六十年代新侨会议：慢工出细活，“水磨功，我赞成”

60年代初，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在艺术作品中的表现，也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北影厂编剧创作的《洞箫横吹》、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还有上海电影厂杨履方编剧并拍摄的《布谷鸟又叫了》，都遭到点名批判，罪名均是“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宣扬了人性论、人道主义。在这种政治环境的阴影下，再加上“大跃进”以来一系列违背艺术创作规则的政策、措施，几个动不动“以革命的名义”兴师问罪的评论家的颐指气使，弄得电影界人人就像个小媳妇，如同惊弓之鸟，前怕虎后怕狼，创作一片萧条。

1961年6月，北影厂接到通知，派员去新侨饭店参加由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六十年代的事真是变化莫测。报到时，一则消息在与会者中迅速传开，周恩来要来看望大家。这就像严寒时节吹来了春风，大家预感，凡是有周恩来出场，会议就不会出现剑拔弩张的逼人气势。那天上午九时整，穿着灰色派力司中山装，风度翩翩的周恩来一进入会场，所有代表自发起立鼓掌欢迎，总理举手答礼后，顺着与前排代表一一握手。他对著名影星和熟悉的朋友，总要停下来寒暄交谈几句，还不时对后几排他所认识的人招手致意。他热情得体，彬彬有礼的潇洒风度，给到会的所有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和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贯彻双百方针，如何改进工作、繁荣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我国电影的内容是正确的，好的，但影片的艺术形式还不够丰富多彩。他严厉地批评在文艺工作管理中“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不民主作风。他指出，文艺为政治，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标语口号不是文艺。“群众看戏，看电影要从中得娱乐和休息……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_{（1979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学习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作者陈荒煤）}

周恩来的讲话，对当年噤若寒蝉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就像滚烫的开水浇在冷透的铁板上，热气蒸腾。那种长久被压抑的担惊受怕，瞬间烟消云散，转化为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大家在会议座谈时都说道：周恩来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事业的管理的指导思想，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电影在调整中求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_{周总理与于蓝}

会议结束，大家以为周恩来会很快离开会场，但他并不急于来去匆匆，而是提出“怎么没有看到水华”。厂长汪洋告诉总理，水华今天身体不适，请假休息。周恩来马上说，那我去看他。

周恩来在当天的讲话中，曾提到了《林家铺子》。拍摄《林家铺子》正值“大跃进”时期，当时北影的各个摄制组打擂台创高产，争拍镜头数量成风，惟有《林家铺子》摄制组不赶时髦不放“卫星”。水华在艺术处理上的仔细斟酌和反复修改，被贬斥为“少、慢、差、费”，与 “多、快、好、省”背道而驰。水华为此痛苦得夜不能寐，以致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的讲话时谈到数量与质量的问题时，提到《林家铺子》：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人说水华创作进度慢，慢工出细活嘛!还大声赞赏着说：“水磨功，我赞成!”

水华是《林家铺子》的导演，夏衍是编剧，钱江是摄影，谢添和于蓝在剧中饰演林老板和张寡妇。周恩来在夏衍、汪洋、钱江、谢添、于蓝的陪同下，前往探视水华。周恩来特意探视水华，不仅仅表明他对艺术家的尊重，也表明了他对水华和《林家铺子》的褒奖。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他摒弃“大跃进”所提倡的“多快好省”的功利主义，再次肯定了“慢功出细活”的艺术规律。

探望完水华，周恩来提议：他说，如果大家有兴趣，我7月1日可以陪所有来参加电影工作会议的代表，一起去香山游园。这一提议让所有在场的电影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六十年代香山行：“今天你们是主人，我是陪客”

香山公园地处北京西北郊小西山山脉东麓，距城20公里，占地160公顷，是一座著名的具有皇家园林特色的大型山林公园。7月1日，周恩来携电影界人士同游香山。

进香山公园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勤政殿，这座建筑不大，但飞檐斗阁红柱金门，亦不失皇家气派。周恩来说，勤政殿是香山二十八景之首，你们中大多数人对香山是熟悉的，这样吧，我们边看边聊。周恩来环顾四周，似又认真搜寻了一遍，眼睛看着汪洋，嘴中自言自语：“怎么不见王莹？”汪洋赶紧解释，我们接到的通知名单里没有她。周恩来皱了皱眉头，把目光转向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加重语气说，“应该把她请来。我了解王莹，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嘛！你们知道吗，她是党派入电影界的第一批党员。凭她在电影事业上建树，她是应该到会的啊！”听话听音，夏衍迅速对电影局两位副局长蔡楚生和司徒慧敏以目示意，立即驱车去接王莹。

穿过高大参天的银杏，围观婆娑百千的松树，驻足碧水清清的小池，周恩来与大家随兴而谈，随意落座。一会儿，王莹来了。周恩来拉着王莹的手向大家介绍:王莹同志很小就参加革命，是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三四十年代,她演了有进步意义的话剧，还拍了多部电影，是很优秀的演员。1940年，她去南洋各地演出抗战戏剧，南洋侨胞都很喜欢她，称她是“马来亚情人”，红极一时。周恩来把目光停留在赵丹身上，问：阿丹，你知不知道王莹是何许人？赵丹马上回答，当然知道，1935年，在夏衍编剧的《自由神》中，王莹成功饰演冲出封建家庭的“五四”新女性陈行素。我去看她演出，演完以后整个静场，随后掌声像暴风雨般响起；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周恩来说，阿丹说得对，王莹是一个好演员，还是一位著作甚丰的作家。“今天把她介绍给大家，大家欢迎不欢迎？”大家的掌声刚落，周恩来主动提议拍一张合影，让王莹紧挨在他的身边。

来到“半山亭”，放眼望去，东方，烟树深处深藏着千年古城北京，莽莽苍苍的华北大平原尽现眼底。周恩来提议，美景如画，群英毕至，不留下这美好的瞬间，那是难以弥补的遗憾。

就此开始，每到一处景点，合影照片拍了一张又一张。拍照时，大家簇拥着周恩来，要以他为中心。周恩来执意不肯，坚决站在一旁或后排，他委婉地说，今天你们是主人，我是陪客。不能喧宾夺主。”田方（原北影厂厂长，于蓝丈夫）乘机将他一军，那就应该客从主愿。周恩来笑着回答，也不妨主随客意。

“见心斋”是香山最著名的“园中之园”。正殿门楣上方挂“见心斋”匾额，正对着“知鱼亭”。此亭被东、南、北三面回廊环抱，西侧有半圆形水池，碧水中有红鲫鲤游动。穿白色短袖衬衫的周恩来，侧身坐在铁栏杆上，左手扶杆，撑住半斜的上身，脸含微笑。周恩来左侧，卷上半截衬衣袖管的谢添，双脚交叉地站立着，笑得轻松愉快。后面是手拿折扇的陈强，还有双手合胸前的于蓝。周围，站立着的人们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_{1961年7月1日，周恩来与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同游香山。右侧为谢添。后中为陈强}

游园的人们来到香山公园南麓的半山腰。这里环境幽雅，苍翠的竹林、遮天蔽日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古朴的建筑，处处引人入胜。周恩来问大家，前面那一个院落，对中国革命有何重要的意义？王莹说道：这里风光秀丽，是毛主席、朱老总，还有您总理住过的地方。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到前面的双清别墅，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指挥中心。就在这双清别墅，党中央对待北平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略布署，在这里，毛主席指挥了渡江战役；您在这里筹备了新政协。同行的崔嵬惊讶了：我们和王莹工作在一起，却不知道她对香山如此熟悉。“王莹，你平时不声不响，今儿如梦初醒，原来是真人不露馅。”赵丹笑着打趣，崔嵬，亏你还是一个老革命、老文艺工作者，嗅觉也太不灵敏了；今天我旧事重提，四十年代前后，当年在重庆，文艺界有两对夫妻是党的地下秘密工作者，而且是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一对是金山和张瑞芳；一对是谢和庚和王莹。

此言一出，在惊呼声中大家把目光都转向了周恩来。周恩来用肯定的语气说：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这4位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今天看到王莹能与大家一起游园，我分外高兴。

_{周总理与电影工作者在香山合影}

双清别墅院内有两股清泉，常年泉涌不息。一股流向知乐濠，一股流向静翠湖，双清两字即由此而来。院北有房舍数间，陈列着毛主席在此居住和办公的物品。正门厅是会客室，右间为书房，左间为卧室。院中水池南边有个台阶，登上之后可看到两个防空洞的入口。周恩来走到一个防空洞入口处驻足伫立，说道：记得当年这儿摆放着一张乒乓桌，累了，我们就在这儿打乒乓球。工作人员解释，那张乒乓桌早就被山下一所小学拿去用了。在休息室里间，有职工娱乐的乒乓室。冷不丁谢添插问，能带我们去看看吗？周恩来冲着谢添微笑着问，是不是手痒了，想打球？谢添嬉嬉笑着说，周总理，能够和您打一局，即使打上一个两个球，我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周恩来精神抖擞地说，既然你兵临阵下，老朽岂能示弱。

到乒乓室，对阵之前，汪洋突然冲着谢添小声说，你的鞋带松了。谢添低头察看，汪洋凑近他的耳朵，放了句重话：别不知轻重，总理右手不方便，打几下就行，只能输不准赢。谢添尚未应答，眼尖的周恩来单刀直入地说，汪洋，亏你还是打过仗的人，哪有将军不许战士冲锋的。汪洋搪塞，我是提醒他要系好鞋带。周恩来调侃说，都说汪洋鬼点子多，大家看看谢添的鞋带松落了没有？厂长同志，大家一起游园，你怎么还不忘发号施令？周恩来的打趣引发一阵哄堂大笑。

谢添打出一个又刁又急的旋转球，在球还未落台的瞬间，他猛地意识到接球的周恩来，已是花甲老人，万一闪了腰……情急之下，谢添一个箭步冲过网去，企图把球截住。周恩来被谢添的怪异动作弄得莫明其妙：谢添，这算不算也是你的搞笑动作？谢添如实禀告自己的担心，周恩来听罢大笑说，你太小看我了，你打左旋球，我已经妙手回春。你顾此失彼，已先失一分。不过，你的这番表现，无愧于被冠以“中国卓别林”的封号。

谢添回应，总理，被你这一逗，我俩算扯平了。周恩来朝大家一挥手，笑着说，大家看看，这个卓别林真耍赖，说一句话就算赢了一分，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这球怎么打呀。

谢添趁兴继续：在第三届文代会上，总理和我握手，问我个人的情况；我说自己是1914年出生在天津的。总理诧异地问，1914年我也在天津，怎么没见过你呢?我赶忙解释，那时刚刚出生，总理你怎么能见到我呢?这番话逗得总理和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周恩来兴致很好，随口一问，你名字里的“添”是个什么意思？谢添答，我想给观众添一点笑声。周恩来继续：所以不乏幽默，笑口常开。谢添又答：我夫人杨雪明女士对外明言，谢添的幽默是我俩相爱、结婚的最大原因。“哈哈！”周恩来眉毛一跳，忍不住大笑不止。所有的人也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山腰处的琉璃宝塔，檐端悬有56个铜铃，风吹铃响，悠扬悦耳，颇有古刹钟声之趣。周恩来挑选了一处最佳角度，分批与大家合影。

拍完照片，周恩来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交叉双手抱胸在凝神思索。突然，他环顾了大家一眼，说道，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影队伍，从各方面来说，已经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电影事业。在东欧的一次电影节上，《翠岗红旗》得大奖，也不知什么原因，中国电影代表团的领队竟然拒绝领奖。不管领不领奖，我们的电影已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革命家庭》参加第二次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饰演女主角的于蓝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些年来，我们还拍摄了许多高质量的电影。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影工作已经今非昔比。前几天在西花厅，我已经把自己的思考对几位电影界的领导说了，当下，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里，为什么挂的是苏联影星的大幅照片，“我们已建国12年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

周恩来决断地挥动着捏紧拳头的左手，继续说：“夏衍、陈荒煤、蔡楚生、司徒慧敏，当我下次走进电影院里，希望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

人人情不自禁，司徒慧敏则喜极而泣。早在8天前，周恩来约请文化部和电影局领导到西花厅用餐，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说出了上述的想法。此时的司徒慧敏百感交集，回应周恩来的话，“我在1946年赴美深造，但没有人知道我怎么会只身前往。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是周恩来派我前往美国好莱坞去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的。行前，周恩来对我说：我们的党很快要接管全国了，你要去美国好莱坞学习他们的电影技术，将来发展我们的电影。

一旁的周恩来，轻描淡写地回应道，陈年往事，不值一提，走吧，该回去了。在香山公园大门口，众人一直目送着周恩来的轿车消失在远处拐弯的地方。

 六十年代赵丹“分庭抗礼”：“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

1961年公映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是根据著名作家高缨同名日记体短篇小说改编摄制的。原作发表于1958年3月号《红岩》，记述了“一段关于父亲和女儿的故事”：汉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岁时被彝族奴隶主抢进大凉山，后被彝族老奴隶马赫舍命救出，改名达吉，抚养成人。13年后，她被已是水利工程师、重回凉山工作的任秉清认出。两位父亲都渴望达吉能生活在自己身边，小说围绕达吉的去留，以及马赫与任秉清为争得女儿一度产生的怨恨，最后三人消除了隔阂，任秉清决定落户凉山，与马赫、达吉一起建设新家园。 

当时，有些文艺评论家，针对“现代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以及对于“人性论、人情论和人道主义”等的批判愈批愈烈。尽管，高缨在改编剧本时已经费煞苦心，有意削弱了影片“人性”、“人情”的成分。导演王家乙担忧影片被扣上“人性论”的帽子，在女主人翁达吉，处于两个父亲之间所掀起的情感风暴上，不敢大胆、充分地以情动人。然而，这样一部讴歌父女之情、兄弟之情，表现健康、真挚人性和人之常情的作品，还是被许多“革命的文学评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其表现了“普遍的爱”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当年，周恩来到上海，从赵丹口中得知《达吉和她的父亲》所引发的一场争论，认为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情节删去了。这引发了周恩来的兴趣，想借一本看看。恰好赵丹手中有这本书。周恩来当晚看完，还特意把片子调来，看了两遍。

_{周总理与赵丹（中）夏衍（右）}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达吉和她的父亲》：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周恩来言之凿凿，会议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香山游园，赵丹黄宗英伉俪同行。休息的时候，赵丹凑近周恩来，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而止，正想扭头就走，周恩来却叫住了他，“阿丹，是不是还有话要说？”赵丹吞吞吐吐，黄宗英快步前来，拉着赵丹说，“阿丹，那边的景色很美，走，去看看。”周恩来俏皮地说，“都说宗英乖巧，善解人意。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武汉相识，重庆相逢，抗日合作，我了解阿丹脾性。你黄宗英和夫君是统一战线，和我分庭抗礼，现在怎么想拉着他临阵撤退。”黄宗英同样支支吾吾。

赵丹开言，她从来都不管我，在家是贤内助，对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他语气一转，说道，昨晚我和宗英讨论很久，总觉得，我俩不能认同你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小说和电影的见解。周恩来洒脱地鼓励说，好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赵丹无顾忌地实话实说了：总理，那天开会您的讲话，真可以说吹活了一池死水。还有，您对人性论的阐述，我和宗英举双手赞成。不过在对小说和电影的看法上我们难以苟同。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接住话头：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加广阔。赵丹“抗辩”道：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再说，在感情的抒发上，小说淋漓酣畅。但电影给人的感觉不温不火，虽有感情，但总觉得像是一锅夹生饭。

周恩来继续表明自己的观点，故事简单，道理也很浅显，电影在人物情感的把握上还是有张有弛，放收自如。赵丹反驳，小说读起来让人感慨颇多，父爱的真诚和挚爱在字字句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语言透彻心扉，使人感动，却又心酸。“电影就显得苍白无力。”

周恩来清晰地表明：我没有这种感觉。电影中的许多场景和两个父亲与女儿的感情交流和碰撞，令我心神激荡，我被这种伟大、平凡而不同寻常的父女深情深深感动。赵丹口气坚决地说，我可没有被感动。

两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原先分散在附近各处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围拢在他们周围。海燕厂厂长陈鲤庭和导演沈浮等人都在暗暗埋怨赵丹“不分场合”、“不知道天高地厚”。倒是导演郑君里在一旁笃悠悠地说，总理雅量，阿丹童言无忌。

赵丹像条犟牛，依旧固执地说：“总理，我保留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长陈荒煤急得直搓手；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恨不能拉着赵丹就走。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事后回忆说，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当众人忐忑不安之际，周恩来满脸堆笑地一手拉着赵丹，一手拉着黄宗英，同步而行，用既亲切又率直的语气说：“你俩完全可以保留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黄宗英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说完，笑着拍了拍赵丹的肩膀。

周恩来牵着赵丹的手转向大家，语重心长地说，阿丹这个人，在新疆被关三年多，出狱后革命热情不减当年。他经过多次沉重打击，但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一点我知道。他不因为遭受冤屈而变得世故，相反，对电影自始至终充满着挚爱和热情。敢说敢作敢为，只有这样，一定能拍出好电影！一旁的黄宗英激动得泪如泉涌，用哭声对大家说，总理曾经救过阿丹三次……

周恩来立即插话，宗英，旧事不必重提。我想问大家，今天玩得尽不尽兴？众人齐口同声地说，尽兴！周恩来笑着说，我倒觉得未必尽兴，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游山玩水。

对周恩来和赵丹的这场争论，黄宗英有过这样的描写：“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五十年代上海电影界茶话会：《武训传》“我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1951年2月21日晚，在“好评潮涌，口碑载道”的一片赞扬声中，由周恩来总理和胡乔木出面，在中南海小礼堂召集放映电影《武训传》。朱总司令也来了，一百多位中央负责人也前来观看。放映中，掌声不断。朱德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放映结束还和导演孙瑜握手并说：“很有教育意义”。由茅盾、袁牧之、夏衍、陈荒煤、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作陪，周恩来总理接见孙瑜和赵丹。周恩来听完孙瑜汇报了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情况后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看了很感动人。”周恩来讲完后又说，茅盾先生，你是行家，不妨也谈谈看法，有啥说啥。茅盾说即席讲话，《武训传》是一部叙事完整，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优秀力作。可以说 ，剧作和导演、演员的水准，显示了我国的电影艺术正日渐成熟……

《武训传》是根据生活中武七靠行乞兴办义校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拍摄的电影。导演孙瑜通过影片着意揭示武训的人格力量和朴实信念：“我办义校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无数的穷孩子有机会念书。我过着乞讨的生活并不觉苦，只要穷孩子能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赵丹饰演武训。赵丹以精湛的演技，亦庄亦谐、亦喜亦悲地塑造了武训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人物，堪称是他最具代表性和成就最高的银幕角色之一。这部片子一公映，在业内和社会上引发巨大的反响。

正当电影局想借这股东风来掀起电影创作高潮，当年5月，《文艺报》刊登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在一片颂扬声中唱反调，虽引起了电影局的注意，但不以为然。见仁见智，有不同意见纯属正常。紧接着，《人民日报》在15、16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周恩来、朱总司令都肯定了电影，干吗要大兴问罪之师？于是，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着手组织作者进行争论。

然而，事态发展完全打乱了电影人的部署，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言词犀利地提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蔡楚生和司徒慧敏深感震惊，此文口气之大，来势之凶猛，对《武训传》的深恶痛绝，已到了不把其置于死地决不会罢休的地步。他们这些分管电影的人，个个猝不及防，被如此的狂轰滥炸震惊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天后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这篇文章，其作者是毛泽东主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御驾亲征并对《武训传》口诛笔伐。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此为止。为证明《人民日报》社论观点的正确。1951年6月，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等单位组成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省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毛泽东指定《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斐和江青负责，实际领头人是江青。

调查团出发前，毛泽东接见调查团部分人员，向他们作出如下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校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江青一到山东堂邑就明确告诉县委：“调查就是为了证明武训是坏人。”在调查团来之前，当地老百姓曾接待导演孙瑜等人的采访，乡亲们都由衷地述说武训的“好”。江青等人来时，老百姓不知道来者另有图谋，仍然按实讲述民间流传的对武训的称颂。老百姓的述说有悖来者的初衷，县委紧接动员，明确告诉当地群众“要拣坏的说。”

调查团返京后，由江青、袁水拍、钟惦斐三人执笔，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署名“李进”，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文章说：

“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逆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

此文下笔如刀，论点和论据犹如重枪利炮，最后明确指出：

“《武训传》提倡的所谓‘武训精神’，实质上是，否认阶级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不要武装斗争，不去触发当时人民遭受苦难的基本问题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借尸还魂……”

这一定性，把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推向了高潮，也为武训和《武训传》的性质定了案。

电影局很快知道，此文曾经毛主席亲自修改。泰山压顶，电影界无招架之功，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批评家”、“理论家”登场，用嫉恶如仇的“战斗檄文”拉开了对《武训传》大规模批判的大幕。对《武训传》从上到下全面开花的大批判，成为建国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被定性为新中国首部禁片。从一部电影发端，批判锋芒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导演孙瑜、主角赵丹被戴上“坏分子”帽子。

1952年春，周恩来到上海，给市里的领导干部做形势政策报告。上海电影界闻讯，专门召开茶话会欢迎周恩来。周恩来一进会场，著名导演、演员郑君里、白杨、秦怡、张瑞芳、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等纷纷上前与他握手。此时的赵丹和孙瑜已是影界异类，当他们接到开会通知，心中紧张，是不是又要开批判大会。当他俩看到周恩来含笑与大家寒喧，便知趣地向后退缩。周恩来的目光则一直在搜寻，当他看到会场一角的赵丹和孙瑜，立即径直穿过人群，伸出手来，大步朝他俩走去。赵丹和孙瑜手足无措地站着，不知该不该伸手相握。说时迟那时快，周恩来同时握住了他俩的手，不仅用力紧握，还不断摇曳，千言万语就在这紧握和摇曳中，在互相倾诉。整个会场寂静无声。

周恩来站上茶话会的讲台，口若悬河，鞭辟入里纵谈国内外形势，一口气讲了两个多个小时。他似乎不经意地提起了《武训传》的事。赵丹和孙瑜以为，对臭不可闻的《武训传》顺便再说几句重话也可以理解，他俩识相地埋下了头。周恩来讲道：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影业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

周恩来收住话头，与会者惊疑、惊愕、惊讶，每一个人都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很长的静默以后，与会者如梦初醒，惊喜万状地冲着周恩来鼓掌。周恩来起立，对着会场的某个方向意有所指地用力鼓掌。人们渐渐会意，也不由自主地把掌声对准了同一方位。当全场所有人都对孙瑜和赵丹拍红了手掌的时候，孙瑜和赵丹没有站立起来，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双手抱头，埋在双膝之中。他俩恸哭不止。随着掌声高涨，他俩放声大哭。

镇静下来的导演郑君里，庄重地走到周恩来跟前，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总理，有您对电影事业的关心，这是我们电影人之大幸！”周恩来说，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