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疯子”的守护天使——上海市强制医疗所纪实

踏进上海市东北角的上海市强制医疗所的大门，正是午饭时间，一股饭菜的香味随着冬日的暖阳淡淡地飘散开来。

打小，我就认定闻到了饭菜飘香如同嗅到了家的气息，然而，我此行的目的是来采访上海市公安系统专门收治依法移送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所的，这可是和“家”的概念大相径庭啊。我一面胡思乱想着，一面跟在李煜政委的身后，由他带领着走向强制性监护和治疗的精神病人生活与活动的场所。

政委用门卡“刷”开了门，此时，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长条的餐桌前，病区里的精神病人正在静静地用餐。他们的面前的饭菜是统一的：一份肉丝黄芽菜，一块厚厚的方腿以及一碗土豆番茄汤。病人们专注着面前的饭菜，吃得津津有味的。

因为怕打扰大家吃饭，我没有滞留，跟着政委又穿过他们平时看电视、健身、聊天的活动区域，走进一间近百平方米的统间，在这里，三尺小床一张紧挨着一张，床上的被子叠得平平整整……

我的心没来由地颤动了一下，我问自己，这里没有“咣啷”作响的沉重铁门，没有阴郁灰暗的隔离间，它是强制医疗所吗？它像强制医疗所吗？眼前的景象让我无法把这平静安宁的氛围与这些曾经杀过人、放过火、投过毒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划上等号。

政委告诉我，在这所具有医疗和监管双重职能的特殊医院里，现有的200多名病人中，因为不被亲人和社会接纳，有的在这里一呆30多年了还没有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把医疗所当成了安全、安定的港湾。而医疗所的民警尽管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也把自己的职责看得比天高——他们既是人民警察，也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对于新老病人，不仅要治疗他们的身体、疏导他们的心理，还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政委的话耐人寻味，使我有种强烈的探究其中的冲动。在这个寻常的中午，岁末的严寒被阻隔在厚厚的玻璃窗外，柔和的阳光让正常人的心情格外明朗，但对心灵错位的精神病患者来说，越是临近春的节气，他们发病的“高危”时节就要来到，我知道，要做到对病人的治身、治心，就注定强制医疗所的民警们将百倍地付出身和心的劳累，只有这样，才能为病人们撑起一片祥和的天地，一个心目中“家”的感觉。

一口一口喂“胖”你

时间往前推移，就在2013年1月，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凡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律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显然，强制医疗所是个收治有可能威胁社会安全的精神错位病人的医疗所。

治人先治身，这是医院的天职，强制医疗所虽然身份特殊，然而，唯其特殊，这些“警医”们在治病救人过程中每有收获，才更有成就感，才会把点点滴滴珍藏于心底深层。

2病区的主任廖圣德有一张圆圆脸，看上去脸上总挂着笑意，这是任何病人都希望看到的医生的脸庞，和蔼又可亲。

廖主任的脸不仅和善，而且，作为医生他比常人更理解这些精神病人的身心之痛。在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们尽管危害了社会，但绝不是无缘无故想杀人，都是因为妄想症惹的祸，其实，他们是社会的弱者，有些还被家里人抛弃在医院里不闻不问，真的很可怜。”

正是基于这样的同情和理解，廖主任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他的病人。

我问他：“在紧张的环境中，人的神经通常绷得紧紧的，这神经中包括视神经吗？”

他回答我说：“怎么不包括。我是恨不得脑袋后面再长出一双眼睛用来观察。那是因为精神病人长期服用镇静药物，他们的反应相对滞顿，对身体的不适不如正常人那么敏感，医生护士必须用眼睛来观察，从而能避免他们许多的病痛。”

去年夏天，廖主任在查房时发现老朱发烧了，体温还不低。问他哪里不舒服，老朱摇摇头，回答说没啥，蛮好。老朱是因为杀了亲侄子而进来的，那件事发生在1987年。因为几个兄弟无法原谅他，理所当然地把他“遗忘”在了医疗所，老朱这一住就住了整整28年，由壮年步入了老年。

廖主任暗忖，发高烧哪能“没啥”？可是，退烧的药用下去，老朱依旧高烧不退。看到他日渐消瘦的身子，又听诊到他胸腔里有积液声，廖主任感觉老朱这次的高烧不是简单的感冒或感染，其中必有原因。

老朱被护送去了与强制医疗所有合作关系的岳阳医院，然而，虽然缪主任和其他医生都怀疑老朱是不是患了肺结核病，但岳阳医院毕竟不是专科医院，他们无法作进一步的检查，建议让老朱去专科医院确诊病情。

_集体会诊

老朱是特殊病人，这也注定了他的求诊之路是曲折的。每一次送老朱去专科医院，医疗所的司机、管教、医生一路陪伴，缺一不可。专科医院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病人，排队挂号的大厅黑压压一片，光是挂个号就得排上个把小时，等挂到号看门诊又得排长队等候……这架势让健康的人都疲惫不堪，更不要说病恹恹的老朱了，他哪里经得起这番折腾。可是，来这里的都是病人，没法特殊呀。

于是，缪主任他们几个分头行动，一个去排队挂号，一个用身体当靠垫，让老朱靠着舒服些，而缪主任则关注着老朱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唯恐有什么闪失。

去专科医院诊治来来回回跑了8次，每一次都消耗掉老朱仅有的体能。看着老朱虚弱无助的眼神，缪主任心里又急又疼，他一次次请求医生让老朱住院检查治疗，但任凭他磨破嘴皮，专科医院只能请缪主任他们理解医院的难处了，他们要为病房里的病人负责，万一老朱控制不住情绪，做出了出格的动作，医院负不了这个责任。

只是老朱的病拖不起了，越来越多的积液压迫着他的胸腔和腹腔，老朱不能平躺，只能半卧在床上，他的心跳每分钟高达120次，呼吸却只有30—40次，体温更是升至39度……

2病区的医生、护士上班时都盯着老朱不放，缪主任则一天要好几次到老朱的身边，好言劝说道：“老朱啊，护士加的营养品你要吃啊，没有营养就没有体能，病怎么会好呢？”缪主任相信老朱从他的话里一定能品味出来自身边的关怀。

酷暑高温中，缪主任一行又一次带着老朱去了专科医院。这一次，缪主任对主治医生说：“这个病人无法入院就无法做系列检查，所以始终不能确诊病因。我也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医疗所的医生们根据病人的情况讨论后怀疑他是结核病，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没命了……”

回治疗所的路上，老朱喘着气对缪主任他们说：“我好久没见自己弟兄了，真想他们啊。”老朱的话说得大家沉甸甸的，原来，这么多年来老朱的心里始终有割舍不下的亲情，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的兄弟们。老朱的病需要药物治疗，同时还需要亲情的抚慰。

那天回医疗所后，大家都忙开了：老朱开始服用起抗结核的特效药，这是专科医院在缪主任的坚持下给老朱换的药。与此同时，一只只电话拨向老朱的兄弟们。虽然这些兄弟对老朱的死活依旧态度冷漠，可是，在警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坚持中，兄弟们终于相见了。

会面的那天对老朱来说是个亲情日，而对二病区的医生和护士又何尝不是呢？正是在大家的坚持下，对症下药的效果显现了，老朱的体温降下来了，老朱的生命就是在“坚持”中从死神手里被抢夺回来的，他的康复还会远吗？

像缪主任这样忘我的警医，在强制医疗所比比皆是。一病区的主任顾惠娟至今仍牵挂着那个只有20来岁的缅甸籍克钦族女子。说起这个姓禄的女子也是个苦命人，她曾被人贩子卖到云南，因为对方不满意，又被退了回去，然后再以3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安徽人，2人以夫妻名义一起到上海打工。

平静的生活随着女子为男人生了个儿子而打破。由于得不到尊重和呵护，女子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总觉得周围有人要加害她和儿子。那一天，她感觉不舒服，男人于是带她去了离家不远的黑诊所吊针。回家后，她不仅没觉得好转，反而更不舒服了，这下，她更坚定了别人要加害他们母子的想法。女子越想越害怕：与其让别人来害他们，还不如自己解决。看着7个月大的儿子在睡梦中甜甜的笑容，她俯下身亲着儿子散发着奶香的小脸，怎么亲也亲不够。突然，她发现儿子的脸扭曲了，如同恐怖片里的狰狞的鬼脸，她惊吓得一下子跳起来，从厨房里拿来一把切菜刀，高高地举过头顶朝胖呼呼的儿子劈头盖脸地砍去，嘴里还一个劲地喊着：“我们母子俩一起走吧。”

母子俩并没有一起走，女子杀死儿子后跳楼自杀却鬼使神差般地安然无事，她站起身后就朝着自家相反的方向走去，直到男人报了警……

当女子被送进强制治疗所时，她的体重不足35公斤，而且在保护性约束期间，由于长期卧床造成了臀部褥疮，身体机能出现了慢性衰竭的状态，单薄得就像一副随时会倒下的骨架。最让人揪心的是任凭怎么劝，她就是不吃也不喝，每天靠着鼻饲来保证人体需要的营养。

小顾知道这样下去女子很快就会虚脱，危及生命，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小顾和病区的护士们为了能让女子吃点食物、增加体能可谓操尽了心。她们细心观察她的神态，还真发现了问题。每到开饭时，别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女子却特别警惕和紧张，烦躁得只想钻进被子里。小顾他们总算想明白了，女子是被害妄想症病人，她是担心饭菜里面有毒啊。怎么来解开女子的这个心结呢？想啊想，还真让小顾他们想出办法来了。

又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小顾端着饭菜来到女子的床前，笑眯眯地说：“今天的饭菜好香啊。”女子的眼神立刻紧张起来，又想钻被子了。小顾拉住她的手，当着她的面请护士舀了一勺子饭菜当着女子的面很“陶醉”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还问她要不要也尝一口？

女子始终紧盯着护士一勺一勺往嘴里送的饭菜，情绪渐渐地缓和了。小顾觉得有门，忙问了一句：“你也尝尝！”说着，一口饭菜送到了女子的嘴边，谁也没料到，女子居然开了嘴……

_{给病人喂饭}

在场所有医生和护士的心随着她吞咽下肚的一小口饭菜激动得“砰砰”直跳，虽然只是一小口，但大家感受到了努力后的收获：女子从戒备到信任无疑是日后治疗的基础，更是生命的希望。小顾始终悬着的心渐渐放下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女子一天比一天愿意接受护士们的喂水和喂食了。她也愿意接受护士每天用红花油为她僵直的双肘进行按摩和功能训练，甚至于连她的翻身、调整睡姿、刷牙，握住勺子都得一一训练……这些护理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却没有人抱怨过一句话。医护人员硬是用温情融化了女子的心，她的精神状态好转了，不但逐渐恢复了双臂功能，臀部的褥疮也全部愈合，最可喜的是，她的体重达到了40多公斤。

那天早上，小顾为女子检查身体时突然听她说：“我从电视里看到‘东方CJ’的东西很不错，等我出去后，我要买它几大件，布置成一个美丽的家。”

“哎，哎……”小顾拼命地点着头。所有的辛劳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因为小顾看到一个当初谁都不信任的妄想症病人有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多么难能可贵啊。

妈妈，请再爱我一次

“治人须治心”，这是强制医疗所副所长林娜对工作的理解。她告诉我，医疗所的工作对民警的要求相当高，需要他们始终很用心地观察病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种观察细致到这个病人的眼神与平常不一样了；这个病人的胃口没有平时好了；这个病人平时“坐有坐相”，今天却反常到非要跷起双脚……

用林娜的话来说，碰到病人有“一根筋搭牢”的情况决不可疏忽大意，精神病人不同于常人，一个没解开的心结会让他加重病情，每当这时，耐心的心理疏导必须立刻跟上。

_{为病人检查身体}

星期四，又是一个病人与家属的见面日，顾惠娟正在忙里忙外地安排家属的探访，突然，一个声音从她身后传来。“顾警官，侬好啊，侬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吃力哦。”

这是小顾期盼已久的声音，今天，小顾终于在医疗所里听到了，虽然时间拖得有点长，但在小顾听来它是如此悦耳如此动人。

这是一位母亲的声音，今天，她是专程来探望儿子的。也许有人会问，天下母子骨肉相连，亲情是放在第一位的，为什么要说这位母亲拖延了探视时间呢？

事情还得从大半年前说起：年轻的小陈在发病期间因为怀疑父亲与自己的恋人有暧昧关系，失去理智的他将刀刺向了父亲……陈父是位副局级干部，更是家庭的顶梁柱，如今支柱倒了，小陈被带走，家里还有小陈的残疾哥嫂，这一切都让小陈的母亲绝望之极，精神一度也崩溃了。

当小陈被带去公安机关，需要母亲在儿子监护人的责任书上签字，这时的陈母一口拒绝，声嘶力竭地表示自己没有这个儿子！

经过治疗，小陈的神智逐渐清醒了，医疗所在为他做心理疏导时，他总是对自己杀害父亲的兽行追悔不已。但世上哪有后悔药呢？父亲死在他的刀下，母亲不肯原谅他，这些他是知道的，所以，每到星期四的接待日，他都默默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眼睛却执着地盯着大门，眼睁睁地看着那扇门打开、关起；关起、再打开……每一次大门的开开合合，他的眼神都由希望到失望。

小顾上前安慰他，他似乎很懂事地说：“我妈不会原谅我了，她怎么会来看我呢？没事，我已经习惯了。”

哪会没事呢？因为得不到母亲的原谅，小陈日益消沉，治疗的效果也时好时坏。这一切，小顾都看在眼里。她暗暗地说，治病治心，解开母子间的心结是当务之急。

小顾给小陈母亲的电话打了一只又一只，电话那头，从一开始陈母拿起电话就挂断，到接了电话却态度生硬。若是换个人早就打退堂鼓了，但为了能稳定小陈的情绪，达到治疗效果，小顾下定了与陈母沟通的决心。显然，小顾也捕捉住了电话那头陈母细微的情感波动，她感觉到只要自己说起小陈在医疗所里的点点滴滴，陈母便听得格外认真仔细。小顾也是个母亲，陈母的这个信号让她相信母子之间的感情决非说断就能断的。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顾决定走访小陈的家，当面做通陈母的思想工作。自然，陈家的这扇门并不是好进的，小顾为此吃了闭门羹，可为了小陈的医治她不会轻易放弃那一帖“亲情”的良药，她深信人心都是肉长的，终有一天陈母会感受到医疗所的真心和诚意。

那天，小顾叩开了陈家屋门的同时也叩开了陈母紧闭的心门。陈母抽泣着告诉小顾，陈家遭遇了灭顶之灾后，她在亲朋面前根本抬不起头，即便是她想接纳儿子，亲戚们也不会答应的。何况，她如果在监护人的责任书上签了字，又拿什么来承担儿子的治疗和住院费用？陈母还对小顾说，她心里除了填满了一个苦字就再也装不下其它东西了，自从丈夫走后她没了生活滋味，但一想到家里还有需要照顾的大儿子这对残疾夫妇，只能拼命咬牙坚持……

小顾静静地倾听，在一个被重创过的母亲面前，小顾的脸上写满了同情与理解。临走时，小顾对陈母说：“请相信，强制医疗所不会无视你家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吗？你去看看小陈吧，因为儿子想妈妈了，他只是想跟妈妈说声对不起。”

从那天起，为了尽可能帮助这个残缺的家庭走出困境，小顾和医疗所的相关民警一次次地跑小陈父亲生前的单位，跑街道、跑民政和区残联，最大化地为小陈争取到社会保障。

努力的付出收获的是果实，他们终于替小陈办妥了重残无业最低社会保障和重残养护保障，这些“保障”能使回归社会后的小陈无须为基本生活发愁了……

小顾的思绪随着母子相会而收回。因为她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场景——母子俩抱头痛哭，他们之间所有的阴霾被“哗哗”流淌的眼泪洗刷掉了。

小顾笑了，当她转身离去时，她分明感觉到自己的泪水也在流，止也止不住……

守护弱者

周月芳是强制医疗所的法律援助员。自从2007年设置了这个岗位后，她就当仁不让地成了病人们的维权大使。如果要问她究竟帮助过多少病人？解决过多少难事？走访过多少单位？恐怕周月芳是无法说得清的，然而，病人们那一声声周姐姐、周阿姨、周警官、周老师的称呼却是她这些年来最有成就感的记忆。

每一声的尊称代表着一种信任，一分感激，一个价值，周月芳看重它们。

周月芳说话慢条斯理，但我能感受到她骨子里的侠气。也的确如此，强制医疗所和普通精神病院最大的区别在于病人大多是杀人放火的肇祸者，不少家属和单位认为他们是罪人和犯人，关进了强制医疗所就等于被判了刑。于是，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们既是肇祸者，又是受害者，他们是一群被侵害权益的弱者。这才有了周月芳铿锵有力的宣言：“我们不帮他们维权，谁帮？”

一段时间里，民警们发现二病区的老方心事重重，时常在夜半人静时起床来回踱步。老方是因多年前杀害了儿媳妇进来治疗的，如今他病情稳定，符合出院治疗的条件。然而，所里多次通知老方的儿子来办理出院手续，他儿子的态度就两个字“拒绝”。

其实，方家儿子有他的苦衷，当年妻子被父亲杀死后，她娘家父母坚决要求为女儿报仇，从严追究老方的刑事责任。当听到老方只是关进了强制医疗所，二老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也失常了。事情虽过去了多年，两家的恩怨并没因此而淡化，现在听到老方要回家了，女方家人跑到女婿家又是敲，又是打，还扬言只要见到老方就立刻杀死他……

出来就有可能出人命案子，当地政府也害怕这个后果，所以老方的痛苦在于想回家却回不了家。

显然医疗所不会将老方一推了之的，他们更明白这件事处理好了皆大欢喜，处理不好便是悲剧重演。这需要各方协调，共同担当。这个“老娘舅”周月芳做定了。

八月流火，那些天上海的高温持续在38度以上。周月芳一早就从市里赶去郊区松江，今天她要和当地的村委会、派出所以及镇综合办的同志再一次商讨为老方提供出院后的安置地。说实话，这条路她走过许多回了，但每一次都被一只只软钉子弹了回来。

这一次，周月芳是自己开车去老方的家乡松江的，这是她的第一次。说到底，促使她下决心学车的理由还是为了医疗所的病人们，他们来自上海的各个区县，为他们维权决不可能一次二次就能解决，她想，两条腿跑得再快也不及四只轮子滚得快，她要以快治慢。

新手司机周月芳就这么一路思考着如何与有关部门沟通，一面紧张地握紧方向盘向前行驶。当她到达镇综合办时，一双手掌竟被滚烫的方向盘烫出了一串水泡。周月芳忍住疼，摊开了笔记本，用手指捏住笔准备记录，这时，她听到综合办的同志说了句：“周大姐，真佩服你呀！”

那天的收效是实质性的，他们为老方找到了专门安置精神病人的福利院，既能让老方回归社会，又避免了与亲家的接触。

周月芳欣慰地笑了，她知道手上烫出的水泡让大家看到了她的执着。

为病人维权，周月芳的认真和执着是出了名的。曾经是中学老师的小朱发病时将女友杀害了，他的父亲因为儿子每月要补偿一定的钱款给女方家属，唯恐摊到自己身上，对他不管不顾。在周月芳的沟通下，小朱的学校承担起保管他工资卡及赔偿款的事情，一直到2年后对被害人的赔偿结束，学校还继续为他保存工资，并记录下小朱的每一笔支出，周月芳则每半年去学校对次账。

这一天，学校告诉周月芳，小朱的父亲到学校闹过了，要求取走儿子的工资卡。朱父的这个意图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赔偿结束后儿子工资卡里的钱渐渐丰满起来，他要的不是儿子，而是儿子卡里的钱。

周月芳和学校一致认为一旦把卡给朱父，他不一定会支付小朱的需求，还是维持现状好。这个决定自然令朱父不满，那天，他拿着居委会、派出所出具的父子关系、监护人关系等证明材料来医院找医务科为小朱开病情证明，同时还要儿子写一张委托书。这让大家很疑惑：早不写，晚不写，为什么偏偏这时候要让儿子写委托书呢？面对这个提问，朱父答非所问，不愿说出真实想法。

出于职业敏感，周月芳意识到这其中必有利益问题。她越想越不放心，便打电话去学校询问，果然，校方告诉她朱家老房要动迁了，朱父曾到学校来要求取走儿子的公积金。

作为监护人，朱父有权处置儿子的动迁利益，但要是处置不当呢？周月芳决定再跑动迁组了解一下情况。果然，动迁组的说法和周月芳的估计相吻合，朱父提出对小朱这一份的利益是要钱不要房。他说拿了钱后会替儿子买房的……

得知这个信息后，周月芳陷入了深思。她想到正在帮助一个女病人维权，也是碰到了类似情况——住院十几年了，她的监护人哥哥几乎从不来探视，可在这一年里他频繁地来医疗所探视妹妹，每次都承诺等她出院后会替她报户口，更会照顾她一辈子。妹妹听信了哥哥的许愿，将工资卡和委托书交到他手里后，哥哥立刻玩起了失踪。周月芳替女病人一次次地找他，可户籍地拆迁后就再不见他踪影了，好不容易打通哥哥的电话，他干脆说自己在美国定居。

周月芳耐住性子问他：“你在美国？那你妹妹每月的退休金你是从美国飞回上海拿走的？”

女病人的动迁利益因为她写了那张委托书而被哥哥侵吞了，决不能让她的养老金也一并被吞没了。周月芳于是一次次地跑养老中心，商量，争取，在不懈地努力中，养老金中心终于答应替女病人重做一张新卡……

想到这里，周月芳向小朱合盘托出了房屋拆迁的利益关系，她要小朱慎重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她也告诉朱父，在动迁的问题上，小朱有自己的想法，今后凡有关他的利益，请动迁办同志直接与我周月芳联系……

周月芳告诉我，医疗所里有200多名病人，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多多少少被家人或朋友侵害了利益，只要病人需要，她必然会为他们的维权而奔波。

我想，周月芳与病人无亲无故，却不计回报地替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如果没有一颗仁心、爱心、善心，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这些天来，当我着手记录上海市强制医疗所的所见所闻时，跃入我脑海的是“警医”们治人、治心、维权的一个个故事，而这些活生生的情节更是撑起了一个立体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强制医疗所。

强制医疗所是个特殊的团队，他们没有叱咤风云的丰功伟绩，没有轰轰烈烈的浩荡声势，有的只是与特殊病人打交道的琐碎与艰辛，然而，正是他们用心体验、用心守护、用心医治那些精神错位的弱者，才让我在平凡中看到了不平凡。在我的心目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读到了一部震慑人心的作品——它引人入胜的情节中折射的是激情、是精神、是高昂的正能量。

这不正是当今社会所崇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