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 . 我的大学梦

关于作者 分享 返回

我的大学梦

作者:竹林 发表时间:2016-03-09 点击数:4475

1966年初夏,我17岁了,在上海市西中学读高一。


为参加“三夏”劳动,我和全班同学一起,靠两只脚,从静安寺走到了松江县城北公社。


那时的城北公社,阡陌纵横水田泱泱。我们在农家的泥地上打地铺,为了防潮,每人一块塑料布,往稻草上一盖,即成睡床。一日下雨不出工,闲坐铺上无聊,有人提议何不借此机会去游佘山?一语既出,众人拥护,大家不约而同地掀掉“床”上的塑料布披在身上,义无反顾地急急扑进细雨中……


在泥泞的田间小径上,我们没来由地笑得唏哩哗啦。塑料布有红有绿有蓝有白……每个人也因此得到诸如“小红帽”、“小白兔”、“小精灵”之类的可爱绰号。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少女心中的卡通情结吧!可恼我那块是灰色的,结果我被称作了“大灰狼”!


远处有隐隐雷声滚过,天边一闪一闪的发亮。突然我站住了,屏息敛气无比惊讶地站住了——我看见了山!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山!它宛如一团梦,一个希望,又像是生命旅途中朦朦胧胧、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而朦胧中我心中的许多色彩、许多向往也在那一刻蜂拥而出:我期盼上大学!是的,上大学——这是我一切梦想中最为现实和迫切的愿望。


1967年杭州北高峰.jpg

1967年杭州北高峰


本来嘛,市西中学的升学率是很高的,高中毕业进大学,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可谁都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劳动结束回到学校以后,等待我们的不是期末考试,而是——一场“文革”的浩劫开始了。


翻江倒海的阶级斗争折腾了两年多以后,1968年12月——“最高指示”下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霎时间,电台报纸、有线广播、学校工厂街道,那宣传的波涛似人人无法逃避的大海啸!城市里的少男少女们纷纷打起背包,忙着去东北、去云南、去江西……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广大,可供选择的地方真是不少,目标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当农民——区别仅仅在于,是去生产建设兵团当一个拿工资的农民呢,还是去人民公社当一个拿工分的农民。而去建设兵团“拿工资”,是要出身好的人才有份,像我这样跟“红五类”挨不上边的人自然轮不上。所以我能看到的出路,就是坐几天几夜火车,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偏远农村去插队落户。


我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又是个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独生女。我奶奶从小教育我要“读万卷书”、要“知书达礼”。在她老人家的心目中,孙女读个大学不算什么。我的两个叔叔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但我一直不知父亲读的是什么大学。后来才从叔叔口里得知,父亲是先读了光华大学又转之江大学的——大概觉得这两个大学都不如圣约翰吧,所以秘而不宣。奶奶遗憾的是未能让我的父辈“留洋”。若我这个孙女能读完大学再“留洋”,那才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呢。可我现在不是去“留洋”,而是要千里迢迢去“留土”了。她自然万般不舍,就让我赖在家里不走。


人赖着,我的神经却受不了。动员我下乡上山的锣鼓,天天到我家门口敲,敲得我心惊肉跳。怎么办呢?这时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只要近郊有亲戚能接受,便可去那里“投亲”插队。


想想,相比去苦寒的黑龙江、炎热的西双版纳,或江西、贵州等穷乡僻壤,在上海郊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了,至少饭有得吃饱,不至于挨饿吧。


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我家攀不着在郊区当农民的亲戚,实在是无亲可投啊!


万般无奈之下,忽然福至心灵,一个女孩子圆圆的面孔浮上脑际——她的名字叫传宝。


那次“三夏”劳动中,我初次面对一大片金黄的麦田,战战兢兢中只好胡乱下手。毫无疑问我落到了后面。与我同时落后的还有一位女生,她似乎比我还惨,几乎是跪在地上了。我问她,你怎么了?她说我腰椎间盘突出。看着她一脸痛苦的表情,一声愤懑的呼叫在我胸臆回旋:“腰椎间盘突出怎么还叫你来割麦?走,去跟班级里的领导说,他们还有没有人性啊!”


可是我憋了又憋,把这句话憋回去了。我知道这位同学平时功课极好,知道她既朴素又温和,可我就是不敢说,因为她是……“资产阶级”的女儿!班级里一帮成分好的同学正在“孤立”她。想到那些凶巴巴的面孔我就心惊肉跳,我割麦子已被抛在了后面,要是再敢帮她说话,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说,那一刻我既怯懦又冷酷。我大概只是呐呐地说了几句表示关心的无用废话,就硬着心肠与她分手了。我迫在眉睫的是要学会割麦子,然后追上人家!


传宝就在这时出现了。她从我后面割上来,手起刀落,随着一阵好听的“嚓嚓”声,成排的麦子齐齐倒下。


见我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她回眸一笑,两只细细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教我握镰刀的姿势、方向和力度。因为两个人贴得紧,有点透不过气来。我嗅到的是一股热乎乎的混和着汗水和成熟麦香的气味。


因为有这样手把手的教授,我很快就入门了。那好听的“嚓嚓”声也在我的刀下响起,割下的麦子也一把一把地在我的脚下列队成行,让我颇有成就感。我心存感激,却木讷地张不开口说声谢谢,收工时,与她相视一笑,就随自己班级的同学,直扑伙房,去拣那蒸笼里的铝制饭盒,期待倒在饭盒上的一勺土豆烩卷心菜了。


知道“传宝”这个名字还是在临分手时,两个人站在田埂上,我小声地、有些羞涩地问她,她也小声地、有些羞涩地告诉我的。此刻回想她的相貌,应该与我年龄相仿。如果我有她这么一个姐妹,岂不是可以到松江去落户了?


可问题是,传宝并非真的是我的“姐妹”——从亲戚关系上看,八竿子也打不着;从友谊上看呢,就这么田间地头站在那儿彼此笑了一笑,能有多深呢?我对自己升入高中后与之同窗近一年的同学,都不敢仗义执言为她说一句公道话,人家凭什么见你一笑就认了你这个假亲戚,把你接到自己家里去落户?


我有一万条理由断此念想,却鬼使神差,按当初“三夏”劳动时留下的地址,给传宝写了一封信,表达我想去松江做农民的愿望。


信寄出以后,本不曾抱多大希望。可是有一天,大约是上午九点来钟的光景吧,听见门敲得“咚咚”响,以为是动员我下乡上山的居委会干部又来了,懒懒地开了门,我面前出现的竟是她——齐耳短发衬着一张红喷喷的圆圆脸,两只小眼睛一眯,嘻嘻笑了。我大声惊呼:“传宝,你……你怎么来了?”


看得出来,传宝为了来上海,已做过精心打扮,棉袄外面罩了一件崭新的绛红色两用衫。那个年代两用衫好比西服,春秋天有一件穿在绒线衫外面就很时尚的了。可传宝在大冬天也穿上了两用衫。而且她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绿格子的方围巾,艳艳地夺人眼球。


我拉着传宝的手问她早上几点起来的,是不是天不亮就动身了?早饭吃过没有……我的问题太多了,传宝一如过去的寡言,只说,我这么早过来是来接你的,你不是想到松江来插队吗?你就跟我回家去,看看我们家的环境,熟悉一下我们家的生活,你要是觉得适应的话,我叔叔会帮你办手续的。


消息来得太突然,我有点懵了:“那么我们的关系……”


“你当然是我姐姐啦!”她又是眯眼一笑。


结果,她连水也不肯坐下来喝一口,就把我拉走了。她说家里准备了中午饭,等我去吃,从上海到松江坐车要花二、三个小时,晚了,家里人会等得着急。


果然,一进传宝家,打眼就看见一张木制大方桌,方桌上已满满当当地摆了七、八个碗,每只碗里都冒着香喷喷的热气。天哪,这简直是招待贵宾的架势!可传宝还说松江的青菜好吃,一定要再去炒个青菜,她说着就进了灶间。


我一看,赶紧追着她也进了灶间。不言而喻,我进灶间自然是为了帮她做点事,以后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了,总不能像客人一样坐在桌前饭来张口啊。


可进了灶间我却很茫然,洗啊切啊的事根本插不上手,见传宝正坐在灶前烧火,就挤了过去,兴冲冲地说:“我来我来!”


我学传宝的样,扯把稻柴就朝灶洞里塞。却不料,稻柴一进洞,原本烧得红红的火一下子灭了,还倒灌出一股烟来,呛得我大声咳嗽。


“没事没事,你把柴塞得太满了。”传宝似有先见之明般地跟我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她顺手拿起搁在边上的那把火钳,伸进灶洞里,把我刚才塞进去的稻柴挑了挑,顿时“呼”的一声,橘红色的火舌就欢快地跳荡起来了。


“稻柴中间要架空一点,架空一点才会烧得旺。不信你试试——”我的传宝妹妹非常信赖地把火钳给了我。


我接过火钳,小心地夹起一把稻柴放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转动火钳,让稻柴在灶膛里“架空”。果然,那红红的火光就映得我浑身热乎乎的了。


至于这顿饭吃了些什么,在饭桌上又说了些什么,我如今回忆起来已全无印象了。只记得那米饭特别白,白亮中透着浓浓的米香,一粒粒如珍珠般诱人;青菜呢,绿油油的特别糯,既糯又新鲜。以后终我一生,似乎再也没有尝过这么可口的青菜配米饭了。而这一青一白,也是传宝对我那份情谊的颜色。


于是我决心要到松江去当农民了。


回家以后,我积极地为自己准备行李,可不知为什么,总有点闷闷不乐,甚至不自觉地把一些书籍往袋子里装,连英文字典也塞进去了,好像不是去种地而是去读书似的。


一天晚上,我还真的做了一个与大学有关的梦。


在梦中,我依然和传宝挤在一张板凳上烧火,依然握着火钳在灶洞里挑稻柴。我喃喃地对自己说,柴要空一点,空一点才能燃烧;心也要空一点,空一点才会快乐,空……忽然我看见,熊熊燃烧的炉膛深处空了,空洞里飘然飞出一张纸片。火里怎么会有纸片飞出来呢?也许是因为“空”了的缘故吧?呵呵,万物一空,什么奇迹都会发生。于是我灵敏地将那纸片抓住,展开来,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有“大学”的字样。顿时,一阵狂喜攫住了我的心:莫不是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错,好像是从大学寄来的通知书,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呢。只是我仔细看,却发现这是一份“看大学”通知书;我心中觉得奇怪,这“看大学”是什么意思呢?


“请王祖铃(我的名字)同学于某年某月某日来此看大学……”不是“读”大学而是“看”大学,难道就是站在大学门口朝里面看看,并不是真的到大学里去读书?


我一急,就醒了。揉揉眼睛,那张“看大学”的通知书还犹然在目,那种只能“看”的失落感还挥之不去。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心并不曾“空”,我的大学梦还在。


自我记事起,就常见奶奶端坐在窗下,手里不是捧着一本《红楼梦》,就是一本《今古奇观》,再不就是《镜花缘》、《再生缘》、《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什么的。我说奶奶,书有那么好看吗?奶奶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奶奶还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女状元”。


穿奶奶的衣服,看奶奶的书(1968).jpg

穿奶奶的衣服,看奶奶的书(1968)


关于状元的往事,也是奶奶最爱拿来教育我的一个传说——


乾隆60年,我家的祖上有兄弟二人——王以铻和王以衔,他们在赴京会试时分别取得了第一、第二名。这就是中了进士,接着就可参加殿试。殿试拔得头筹便是状元郎了。


却不料和珅与主考官窦光鼐有过节,他跑到乾隆皇帝那儿去告状,说主考官肯定收了王氏兄弟的贿赂,否则哪有这么巧,两兄弟接连高中第一、第二名?


乾隆将主考官撤职,并取消了王以铻的殿试资格,命和珅、纪晓岚负责殿试。


到了殿试之日,和珅亲自坐镇盯着。王以衔因为无端遭人诬陷,兄弟被取消殿试资格,自然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研墨也无精打采,磨出来的墨颜色淡淡的。淡就淡吧,倒也一挥而就。而待考卷送到乾隆皇帝跟前,一张加了十个圈的卷子展开,卷上出现王以衔的名字时,乾隆问这是谁取的?纪晓岚道:“臣所取。”乾隆又问这是谁定的?和珅说:“奴才所定。”乾隆大笑道,莫非你们也与王以衔通了关节?两人当即否认。那和珅甚至说,要不就重新考吧!乾隆摇头,不必了,看来这功名也是命定的。再怎么折腾,该谁的还是谁的。于是乾隆钦定了王以衔的状元资格,并为窦光鼐平了反。


对这件事,我小时候半信半疑,常常一听就摇头,怪奶奶宣传“封建思想”。可2012年我回浙江老家给爷爷奶奶迁坟,在湖州城里见到了编写地方志的李先生,他也给我讲了先祖王以衔的这个故事。李先生还带我参观了先祖王以衔在湖州建的“状元厅”。后来我在上海图书馆查到的八本家谱里,也看到了这一段。


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听着“淡墨状元”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个故事对于她,与其说是励志,不如说是赋予了更多的宿命意味。


我相信,如果科举制度流传至今,我奶奶是巴不得我女扮男装去考个状元的。如今区区一名大学生,恐怕在当时最多只能算一个举人吧?可如今,连赶考的机会都没有了,这辈子还有什么盼头!难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好,注定我上不了大学?


也不对呀!我周岁时“抓周”,伸手就抓起一支钢笔。奶奶用各种好东西引诱我:饼干呀,糖果呀,红红绿绿的丝绸花布和绣花线呀!可我目不旁视,“任尔东南西北风”,只顾死死抓紧手中笔,真可谓“咬定青山不放松”!奶奶喜不胜收,常对此津津乐道——读书写字,抓住笔自然是要读书的。


我读的小学并不好,是民办的,上午下午都要换教室,体育课就在长乐路上的一条弄堂里跑来跑去。成年以后我与小学同学聚在一起,还有人学我当年跑步测验时的丑态:跑几步,就提一提正在掉下去的老棉裤——还能及格吗?可我学习成绩好呀!我生伤寒病在家歇了一个多月,刚回校上课即遇语文测验,依然稳稳地拿了全班第一。小学毕业考上市西,也是全校独一个。在市西从初中到高中,年年都是语文课代表。相比之下,数理化是差了一点,可中上等水平还是有的,咬咬牙努力一把,高考过关应无悬念。凭什么我连做梦也只能“看大学”呀?


总之,梦里这张“看大学”的通知书,让我深受刺激。


正在这时,学校里又下来了去安徽凤阳插队的名额。凤阳有花鼓戏,“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来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人讨饭是全国有名的,去那儿能不能填饱肚子都很难说。可松江却有雪白的大米饭配油汪汪的炒青菜,有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传宝妹妹。所以我的去向选择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可偏偏这时,又有新的“最高指示”出来了,大意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前来动员上山下乡的街道干部也煞有介事地宣布政策:将来大学招生,要从在实践中受过锻炼的工农兵中推荐选拔。


听到这个消息,我像打了鸡血般地兴奋起来,扳着手指头算,“工”和“兵”我沾不上边了;唯一能够得上的,是赶快去当农民。但不知为什么,好像去松江当农民,心里总有点空落落的,怕名不正言不顺,将来不被人承认和推荐。


这时身在牛棚、天天受命去挖坟的父亲也来干预了。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去安徽是“国家分配”,而去松江呢,则算“自找出路”。将来一旦要推荐上大学,肯定会从“国家分配”的学生中推荐。至于你自己跑到松江去落户,那就是落在农民中间,跟农民没什么两样了。“国家”恐怕也不会来管你了。


这番话如醍醐灌顶。


为了这么一个渺茫的希望,我怀着对传宝全家依依不舍的留恋和歉疚之情,颠颠地去了凤阳。


既然去凤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读大学,自然就得“表现好”。我干活卖力自不必说。可有一样先天不足的因素让我十分苦恼——我天生皮肤白,怎么也晒不黑,以致农民见了我就打趣,说你们上海的自来水里有漂白粉,所以把你漂得这么白吧?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羞愧难当。要知道,脸不黑意味着心不红,意味着没有接受好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谈何“表现好”?


为了把自己的皮肤搞黑搞粗糙,我大热天下地干活不戴草帽,晒得脸上褪的皮能一条条撕下来。可外层皮撕掉了,露出来的嫩皮肤还是比别人白。


我是没办法了,只能另辟蹊径去“表现”。我在下乡前学过几天针灸,这时手里就攥着一把针,无论哪个头疼牙疼腿疼,都来者不拒地帮人扎,居然还能把人家的病——不说全给治好了,至少能缓解一些痛苦。这样我就有点小名气了。到后来,一个妇女喝敌敌畏自杀,她家里人竟急吼吼地来找我抢救。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情急中忽然想到随身背的挎包里有一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我把那本书取出来拼命翻,终于翻到了这么一段——用鸡蛋加明矾催吐,可以解救敌敌畏中毒。


鸡蛋,农民家里就有;明矾呢,为了沉淀井水里的杂质,我下乡时也带了不少。我用鸡蛋与明矾的混合液体,让那个妇女狂吐了一阵之后,再给了她几粒导泄的果导片吞下——居然不仅保住了她的一条命,还保住了她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几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儿子。夫妻俩逢人就说我救了他家两条命。


应该说,我的表现够好的了。贫下中农也不再计较我脸黑脸白,县里的、地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都叫我参加了。大红喜报送到上海的家里,实在荣耀得很。至于上大学,贫下中农也推荐我了。问题是每次推荐我都空欢喜一场——到头来不是说我家有“海外关系”,就是说我父亲的“档案丢了”,结果总是被大学拒之门外。


我的奶奶,此时已病重,却还强撑病体,坐在床上为我念佛,念着念着就暗自垂泪——对她老人家而言,孙女读不读大学已经不重要,只要能回到上海,有口白米饭吃即对佛主感激不尽了。


1973年夏,贫下中农第三次推荐了我。这一次,我信心满满,因为省里复刊不久的《安徽文艺》,在2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还是头条!此事轰动了县城。据说在此之前尚无人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于是我俨然“成名”。县宣传组办的什么班,还让我跟着去南京、去扬州去旅游了一趟(回想起来,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笔会”)。


此次招生有上海复旦大学文科的名额——这实在让我激动不已,如果能进复旦,那就不但能上大学,还能回上海!


我的眼睛在黑夜里发光——我反复想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绩”,觉得应该算出类拔萃的了。大学——哪怕是复旦大学,也没有理由把我拒之门外!


通知终于来了,但不是大学,更不是复旦大学。


是什么呢?


一所师专!确切地说,凤阳师范学院,相当于中专性质。


我气愤不已,想我在上海已经是高中生了,还是重点中学,到这小县城再读个相当于高中的中专,不等于没读吗?


我那一根筋的脑子简直坏掉了——竟不想想,进了师专,就可以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在那个时代,别看人人叫嚣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农村和城市,是冰火两重天啊!进了城就意味着不必脸朝黄土背朝天,不必土里刨食、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这个读师专的名额,我让给了一名69届初中生。这个女孩欢天喜地进了那所师专,报到以后她告诉我,她睡的床上,还贴着我的名字呢。


这以后,我学习写作,按政策返城,在街道挖防空洞,在茫茫人世间沉浮……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一名见习编辑,我的全部业余时间,则都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我放眼中国文坛,见还在拼命歌颂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未见有一部能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我从知青中走来,我知道“知青”这两个字背后的血泪和苦难,我想为我的知青朋友们说一些真话,发出一声呐喊。这部作品能不能出版我不知道,但写好它是我的责任。而这时写作已近尾声,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如果参加高考,必得停止写作,先去复习功课。而这样,“这口气”就断了。我思虑再三,为一代知青呐喊的愿望,终究压住了我的大学梦。


再后来呢,由于这部书稿,在我的单位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而作品也被攻击为否定下乡上山的大毒草,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我几乎筋疲力尽;尔后,这全国第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生活的路》终于出版了。在表面上看我风光起来了,而背后却正在经受着单位组织上的“秋后算账”……一切身不由己,岁月蹉跎中,曾以为理所当然不能不读的大学,就那么轻易地从生命的地平线上淡出了。


1980年我进中国作协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了半年。可讲习所毕竟不是大学,连算不算大专都很难说。所以我在一切表格上填的学历都是高中,连户口本上也是这么填的。专业作家年年考核都要填表,每填一次我都瞪着“学历”这一栏发愣,觉得这“高中”两字太让我难堪。终于有一次,我忍不住去问文学讲习所的同学叶辛,这学历该怎么填?叶辛非常干脆地回答,大专!你就填大专好了。


我如获至宝。从此以后,每年的考核我都厚着脸皮填上一个“大专”。好像有了个“大”字,就与“大学”挨上边了。其实此举纯属意淫。我与大学的缘分,早已一梦成谶,只剩下“看”的份了。


梦想不能成真——为了过过瘾,我还特地去看过北大的未名湖,看过华东师大的列娃湖,上过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大学于我,只是那粼粼波光上的海市蜃楼了。


2001年夏末,我再次来到松江。这时松江的大学城落成在即。我在花园、喷泉、如茵的草坪和一幢幢精美华丽的欧式建筑之间穿行。一切真让我难以置信,可一切又是如此的真实无疑。放眼望去,奶黄色配有温暖的橙红色屋顶的立信会计高等学校、灰白色沉稳大气同时又富有穿透感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深蓝色的洋溢着浓浓欧洲古典情调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都已巍然矗立在佘山脚下,等待着金秋十月首批新生的到来。而在这几所大学附近,一些已经规划好的土地上,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和国内第一所视觉艺术学院也将破土建设……这次是真的在松江“看大学”了,而且可谓“看”得过瘾。我心里却又有些迷茫和困惑:昔日阡陌纵横的稻田、小桥流水的人家何处去了?我的传宝妹妹又在哪里呢?


我终于喃喃地说出了传宝家的地址:新五乡长沙大队长浜四队。同行的松江朋友哈哈大笑,现在乡已经变成镇了,不过新五镇还是有的,就在佘山脚下,大学城的旁边——


我沿着朋友手指的方向望去,天哪,站在新五镇,真的就是面对大学城啊!这里真正是个“看”大学的理想之地!


也许只能说,上帝之手,早已把人生的密码写定。


我抓周时抓紧不放的笔,是上帝要我写书的。仅此而已!


距那次在松江“看大学”至今,匆匆15载又过去了。宅于家中写作之余,常免不了还会痴想,愿有一天能再去那里,圆一个68届高中生曾被剥夺的大学梦。我要在某一座教学楼内听一堂真正的大学课程,并在那条有梧桐、有小河的“中华学生第一街”上走一走,最好是在雨中,依旧披上一块灰色塑料布,悄悄混迹于年轻的大学生中,突然大叫一声:“大灰狼”来也!


任别人将我当作怪人或疯子都可以。在新一代年轻人中间,不乏新的卡通族,他们能理解我这种大学梦情结,也未可知。


  关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