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5年,一个冬日,气温在零度以下,一截泥肠似的河道边,一个女工从一家金属厂大门走出,径直将粉红色的金属下脚料倾倒在河中。忽然,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瘦伶伶阿姨站到她跟前,语气是规劝的:
“怎么可以倒在这里呢?工厂里的垃圾,你应该倒到垃圾桶里去。”
被堵住的女工脱口而出:“垃圾桶又不收(这个),收垃圾的不收……”
录音证据随后被这位阿姨带到村委会和镇政府,让负责人无法推诿,只能发出难堪笑声。这就是陆兰婷的风格,“掌握了所有证据后再找到主管部门,一般十拿九稳,彻底就范”。
郊区老百姓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水环境污染,她作为电台的民生记者,已经和这些臭河滨打过多年交道,以至于每到一处,几个关键点一看便把住了它的“脉”——有没有渗水?有没有排水沟?有没有净水装置?建筑垃圾和绿化垃圾有没有分开?污水是不是流到农田里了?
2015年1月26日,上海“两会”上,浦东合庆镇一位姓黄妈妈的声音传到了会议席上:“我年轻时嫁到合庆镇,那个地方的空气是那样清新,河是那样清澈。现在合庆镇富裕了,环境却被污染了。请市、区领导有空来我们合庆镇看看,来时不要自带杯子,喝喝合庆镇的水。”
黄妈妈的声音引起了重视,可上海仅仅是一个合庆镇“致富后污染”吗?陆兰婷转身又下了乡,在浦东、嘉定、普陀、青浦、松江、奉贤6个区9条河道一条条河、一个个村实地调查采访,本文开头的一幕,就是她根据群众线索,蹲守在奉贤区柘林镇一家偷扔金属下脚料的工厂门前多时的结果。
仅仅半个月后,2015年2月11、12、13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上海还有多少个“合庆镇”》,报道中公布:上海郊区的河道因为偷排污水、倾倒垃圾、随意填埋、管理缺失、上游来水等多方原因,已造成百分之六十五的河道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全市震动。这是她作为一名民生老记者,持续关注上海河道污染和黑臭多年的一次“大爆发”。
多年来陆兰婷一直关注河道的污染情况,这是2013年陆兰婷在闵行的一条河边采访
2015年5月陆兰婷采访平桥小区金桥镇的违法建筑,城管部门似乎已经熟视无睹了,陆兰婷在现场指着一幢幢房子让城管队长指认,到底是不是违建?
2015年5月在浦东新区金桥镇采访违法建筑
2015年5月在浦东新区金桥镇采访无证无照小饭店
虽然报道有很大影响,但真正起作用有多少?七个多月后,她想想不放心,又对报道过的河道进行回访。被点过名的地方多少都有些改变,这当中,青浦赵巷镇横五河整治见效,改变最彻底,从一条垃圾满布的臭水沟变回了清水河,住在河边的村民含笑告诉她,“重视起来了”。原来,被点名后,赵巷镇试行由书记和镇长负责河道整治,称为“河长”。
“回访”报道一出,“河长制”不胫而走,青浦所有的镇都铺开了“河长制”,将每一条黑臭河道整治和管理的责任都落实给了各镇的书记和镇长。再不久,“河长制”开始向全上海市推广。2016年11月15日,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市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标志着上海市“河长制”工作正式启动。
又一个月后,2016年12月13日,中国水利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卫计委、林业局等十部委在北京召开视频会议,部署2018年年底前全国全面建立“河长制”的目标任务。
——她说,自己只是“推”了一把。
2,
还是一个冬日。
“您的农业银行信用卡正在进行一笔数额巨大的违法交易,你知道吗?”电话那头,一个严肃的男声。
“我怎么会知道呢?”电话这头,一个焦虑、紧张、惊恐的女声。这也是陆兰婷。不久前,她收到了一条诈骗短信,拨通了短信上提供的所谓公安机关电话,扮演了一个上当受骗的角色。两个多小时,在走完了对方的所有诈骗步骤后,她心知骗子的伎俩已经使得差不多了。以往她也做过很多揭露诈骗的广播新闻报道,但还没有在电话里直接拆穿过对方的把戏,不知道对方会是什么反应,会说出什么话来。看看情况,她决定搏一下。
骗子快要得逞之际,那个小白兔一样失去主张的声音忽然反转了,淡淡地、带着一丝笑意:“你就是骗子呀。”
对方一愣,反问:“我是骗子,你干嘛还和我打电话?”
“我就是无聊,和你们聊聊天,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骗人的。再说,骗子里也有好人的呀。”她仿佛很惬意地说。
电话没有挂断,“聊天”继续进行。
陆兰婷的声音,电台里找不出第二个。像缓缓流淌的暖水河,起伏不多,音量不高,语速不快,带有沪语口音,普通话并不标准,但她说出来的一字一句都恳切入耳,具有不容回避的魔力。
她以非常温和的语气和对方娓娓交谈,向对方“请教”。
“多少人给你们骗啦?”
“还挺多的。”
“你干嘛要骗人呐?”
“比较简单嘛。”
“什么比较简单哪?”
“很轻松,赚个百八十万的很平常。”
“你那个普通话也不准的。”(对方是明显的台湾口音)
“各人自己认为吧,上当的人还挺多的。哪有像您那么讲究。同样还是有那么多清楚的,不那么傻的。你看全国那么多人口……”
“有些人被你们骗得很惨很惨的,你于心能忍吗?”
“我知道。已经选择这行,就已经没有选择。有些人真的太天真了,知道吗?”
“你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台湾。”
“那么过两天这个号码会变一变还是怎么样?”
“马上就会变。”
“你们有几个人在做这个事情啊?”
“很多。”
“你觉得哪些人比较好骗?”
“女同志啊,还有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家庭妇女啊管家里的财政,很容易上当。”
“年纪大的人好骗吗?”
“很好骗。有些事情叫她干嘛就去干嘛,她不会去想。比较听话,有点天真的,好控制,叫她不要和别人讲她就不讲。”
跟男的又怎么说呢?”
“跟男的就他爱信就信,不信就选择其它客户。”
“听说你们是用ATM机上的英文界面骗人转钱的是吗?”
“是的。”
“怎么转呢?”
“比如进入英文界面,很少人懂得英文的对吧,再按几个按键,输入什么号码,他也不懂的,他就按嘛,实际上那个键是转账,转账的英文,然后再按确定。不懂英文‘确定’的也很多,大把啦,那就按下去啦。那你的帐全是为零啦,全都转过来啦,就叫你去哭,哈哈。”
“如果不在ATM机,你怎么把我软卡上所有的钱都转去呢?”
“在柜台上面转嘛,柜台上成功率比较低,要排队,会冷静下来,想通了就知道了。”
…………
2010年12月8日,这组名为《骗子的自白》报道播出后,公安局的刑侦人员也为之震惊,因为他们至今也没有录到如此完整的证据,他们将这番对话录成光盘发放到社区。《骗子的自白》获得21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和第20届上海新闻奖一等奖,她本人同时荣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3,
时间倒退40年,也是一个冬日。拂晓,冷清朦胧,一架吱吱哑哑的平板车从蓝墨水一般的晨霭中洇出,缓缓浮现在坡路上。平板车散发着馊酸豆腥气,使人退避三舍。气味来自车上一只巨大木桶,桶里随着晃荡乳白色浆液,是附近一家豆制品加工厂的下角料豆浆水,足有1千多斤。下了坡,平板车后面不合时宜地冒出了一顶夏天戴的宽檐草帽,檐下藏着一个年轻姑娘汗气濡湿微红的脸。姑娘垂着眼睛,盯着路面,细弱手臂前驱,一点点推着平板车前行。她戴草帽,就是怕被熟人认出,最怕被昔日天山中学的同学拦住,惊问道:“陆兰婷,你怎么在这里拉臭水?你不是被广播电台招走了嘛?”她将无言以对。
陆兰婷在家中六个孩子里排行第五,两个哥哥都去了东北,根据多子女务农的政策,她就留在了上海。1976年4月,上海广播电台在全市招70个年轻人,天山中学分到一个名额,年级组长推荐了成绩好、家庭出身好(父母都是党员)、即将高中毕业的陆兰婷。
带着全班同学羡慕的眼光,陆兰婷意气风发来到虹桥路1376号,开始了三个月的集中培训。那个时代的岗前培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加劳动。上海广播电台有一个五七干校,当她分到去干校“养猪”的任务时,并不感到特别失落,她觉得这是考验,也是展现她动手能力的机会。在家里时,她就十分能干,家里的白墙是她刷,家具是她重新摆放,毯子是她在木桶里踩洗后挂晾,连八仙桌脚下面的雕花都是她每个星期绞着热毛巾蹲在地上擦洗的。
头一次清扫猪圈,陆兰婷穿上套鞋,从猪圈的围栏爬进去(猪圈没有门),身量不高的她在一群大猪前面,怕得很,越怕,猪还越来拱她,师傅拿根竹竿去赶猪,嘱她趁空档扫地,没想到猪从后面包抄过来拱她,师傅打猪,猪就乱叫,她也吓得叫出来。除了扫地,还要去拉猪饲料,夏季,长在河里的水花生是理想的猪饲料,得用猪八戒使的那种耙子去撩,水花生缠绕在一起,她一个猛使劲,被反作用力拉到河泥里去了。这才悟出,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挑浮得少的水花生,一点点拉。三个月下来,她认为自己很努力。到7月份分配工作时,陆兰婷巴巴地等着报到自己的名字。某某,到技术部门,搞广播信号发射,某某,到食堂烧饭,某某,去当驾驶员,某某,到机要室当铅字排字工……报到最后一个,她看见五七干校校长和组织科长商量了一下,“陆兰婷,留在干校继续养猪”。
万想不到,被招进电台是去养猪。说到天边去,养猪和新闻业务也没有任何关系。但在“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的说法前,连生气都不敢,更不敢提出换工作。回家一说,母亲半天没响,父亲倒是呵呵一笑,说,养猪也是一门科学嘛。这句话有点点醒了她,第二天,她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养猪知识小册子。书店营业员问她是不是插队落户养猪的,她无法解释,只好说,是。
虽然她打心眼里不喜欢养猪,但工作总是要认真做好的。领导说,送你去养猪场和养鸡场实习吧。当时在哈密路淮阴路附近有个养猪场和养鸡场,陆兰婷各实习了两个礼拜,但其实根本没看清楚猪怎么养成的。好在她毕竟是个擅长活学活用书本知识的高材生。不是买了书吗?她就看着书,帮老母猪算预产期,做好提前预案。
上海的冬夜阴湿寒冷,她披着军大衣,在猪圈连夜守了两个礼拜,终于等到老母猪临产,按书上方法顺利接生,再把小猪崽的胞衣扒掉,热毛巾擦干净。一胎大概十一二只猪崽,猪崽力气有大小,力气最大的猪吸母猪最上面的奶头,因为越上面的奶越足,挨不上吃奶的弱猪崽往往会夭折,她便买个橡胶奶头的玻璃奶瓶,去伙房里烧点米粥专门喂它们,就这样救活了不少小猪。碰上一头猪拉肚子,所有猪都跟着拉,那时候兽药还挺好买,她就照着书买药配药,用不锈钢针头给猪打针,猪当然不可能那么听话,所有的猪沿着猪圈逃跑,她一针戳下去,穿透厚皮,打在后臀上,尽快哗一下子药水推进去。
接生、打针这样的巧活要干,拉饲料这样的力气活更是免不了。无论寒暑,每天清晨五点动身去豆制品加工厂去拉下角料,师傅在前面拉,陆兰婷在后面推。回到猪圈已经八点钟,赶紧给猪和鸡开早饭。开完早饭立刻要准备中午饭,冬天,河里的水花生没有了,猪还得吃青饲料吧,她去地里挖胡萝卜,冻傻了,自己都不知道回事,鼻涕就滴到泥土上。中午,把各种饲料,包括食堂的泔脚,大火烧开。这时能稍微休息一会,她常常是在酸酸臭臭的气味中一边添木料一边看书,不留神火苗就窜出来,袜子都烧着。
一个18岁的大姑娘,担负起了每年30头肉猪、一头母猪的生计,以及每年冬天两胎的“生产大事”。同届70人,就她在养猪,人送别称“养猪姑娘”,这个称号,她不介意,因她确实年轻轻就养猪养得法,这不也是一种知识的实践?但也有人叫她“养猪阿奶”,令她反感。她听得出这里面的贬义和嘲讽。不仅贬低了她的工种,也贬低了她付出的诚恳与热情。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的“冬天”,寂寞,寒冷,漫长,无边。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那段岁月的烙印——师徒三人用煤渣砖砌起了新猪棚,两个师傅带着石棉瓦上去盖屋顶,盖好后拿烧过的沥青补洞,她守在下面,烫沥青滴下来,正好滴在她的手臂上,黏在皮肤上,她吓坏了,赶紧去维修车间借汽油擦洗。十几天后,燎泡下去了,留下永远的瘢痕。
4,
不会一辈子就养猪了吧?她暗自发奋,一三五晚上在长宁区业余中学读夜高中,二四六晚上在立信会计学院上一个中专班,周末也不休息,一早就去图书馆排队,等开门位子。立信会计中专班毕业考试时,她是全班第一名。
到1978年,文革彻底结束了,五七干校撤销,养猪场随之成为历史。上海广播电台的食堂有位会计退休,需要有财会技能的新人接班。春来何其迟,可春风毕竟是吹拂到她身上了。陆兰婷就这样结束了与猪和鸡打交道的两年,开始与数字打交道。
尽管登堂入室,陆兰婷依旧延续她在养猪场单打独斗、一板一眼的做事风格。在那个物质紧缺的时代,食堂当然会有些人顺点东西,可自从她率先穿着单衣到冰库去清点肉类油类之后,再没少过什么。她自己吃饭自己记帐,大排一角五分,大肉一角一分,青菜四分,比算珠还清楚。她的认真和严格出了名,管后勤的副台长便把她调去做电台的财务,接着是广播电视局的财务。她这才一脚踏进了北京东路的单位大门,已经是1982年了。自己想想也是蛮蹉跎的。
哪知后面还要蹉跎。
她在财务科做得风生水起,前途光明,却因一个契机,动了“非分之想”。那时北京广播新闻学院开展函授班,各地电台电视台的职工都可以报名。她想起了那段养猪岁月中,朝夕相处的两个师傅都是63届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老记者,一个电视台出身,一个电台出身,因为“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才被下放干校养猪。他们常在一起唠起新闻采访报道中的经历和故事,成为她枯燥劳动中的精神大餐。如今,当所有人都可以报函授班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深埋在心底、想都不敢想的愿望是当一名记者。
94年陆兰婷在市百一店采访时被听众团团围住
多年前的上海,由于自来水水管老化,水压过低,每到夏天有很多老是房子居民家中断水,在陆兰婷的不断跟踪报道下,很多小区的用水问题得到了改善,这是2000年陆兰婷采访自来水公司的施工员
她抛下一切去追求。有点像恋爱。
在北京广播学院函授班的考试中,她考了一百多人里的第六名,却被领导告之“成绩好未必能当记者”。她曾经因为努力学养猪而滞留在了养猪场,这次,又因为财务工作出色而被一再挽留。
她开始了艰难的、执着的腾挪,从电台妇委副主任,到电台团委副书记,又到了电台工会,成为一名会计师。她和她的理想,越来越近,从隔着一层楼,到隔着一条走廊,到隔着一道墙。一年又一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走到90年代。当她终于转岗成功,成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舆论监督报道条线的一名记者。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底。
92年刚刚当记者的时候,陆兰婷带当时只有四岁的女儿游览周庄古镇
5,
又是一个冬天。
这年冬天,34岁的陆兰婷当上了记者。34岁对成熟记者而言,已经到了晋升的黄金年龄,而她才入行,另一个身份是为人妻母,肩负家庭责任。她自嘲,“在我身上,最能体现笨鸟先飞,勤能补拙的古话”。那时候,采访线索多集中于群众打进来的热线电话。每天一早六点多,顶着寒风,她抱着年幼的孩子出门,挤上长龙车,几乎已经脚不沾地,到单位,孩子交到托班,马上去听热线电话录音,挑走最好的、最难的选题;晚上,最晚下班,下班前还要再听一遍录音,确保没有新线索遗漏。回家的漫长一路上,和孩子咿咿呀呀说话逗笑唱儿歌,到家放下孩子赶忙做饭。
好就好在,舆论监督记者是一个需要社会经验的工作,她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前半路的经历对她的帮助太大了,和动物打交道让她吃得了苦、耐得住烦,肚子里装着一本百科全书,和账目打交道又让她火眼金睛,心细如发,一切财务上和程序上的事情,糊弄不了她。上帝是公平的,如果说之前的十几年时间过于缓慢地将她送到目的地,那么此时则是以超快的加速度把她带入了记者的角色。她没多久便在听众里出名,“找陆兰婷,能解决问题”。
她好像什么题目都敢碰,什么地方都敢闯,什么人都不怵。她自况“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了围墙,打得了流氓”。
工作上是个拼命三郎,生活中注意注意品味,是一个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翻得了围墙、打得了流氓的现代女性
有一次,她在金山枫泾镇的垃圾填埋场边走边连线,“我是东方传呼记者陆兰婷,虽然天气比较凉爽,但是记者一打开采访车的车门,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下了采访车后,记者的嘴上、脸上、鼻子上全身布满了苍蝇”……走到填埋场深处,由于这里没有按规范铺设防水层,几天的雨水汇成污水河,没到了她的小腿肚,等上了采访车,小腿皮肤已经发出疹子来,密密麻麻一片红点,像警示危险的信号灯。她把那双浸透的平跟皮鞋扔了,下次再去,换上了套鞋。
她曾发过一篇暗房赌场的报道,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写报道时,赌场老板居然打通了她的电话,很客气地问能否不要写,写了他们会受到严重处罚。她尽管心里害怕,嘴里依旧客气地回答:“我是个小记者,我最好不写,可是不写,领导要找我算账”。这一晚,她想,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碰了,可报道第二天之后效应有了,她又接到群众线索,知道在某个文化宫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赌场,她又兴奋了,整个感觉就是又怕又有劲,还是要去。电梯坐到顶楼,一层一层查下来,找不到赌场,她找到一个排线的工人,说她老公在这里面赌,公公脑溢血快去世了,要找老公回去见面。工人指示说,赌场在桌球厅里面,她一看,桌球厅门口两个女的织毛衣“望风”,她慢慢靠近,三步两步趸进去,不料赌场老板十分警惕,紧紧跟在她身后,她急中生智,转过身来质问老板,“为什么我老公在这里输那么多钱”,并与赌场老板大吵一场。包里的录音机,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吵完架,她走出文化宫,身后多了两个盯梢,她便到大商场里逛了一圈又一圈,足足像个情报人员,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脱身。
还有一次,她到江湾体育场暗访无证无执照的展销会,正当她在连线直播,说得起劲之时,偶尔回头一看,已有七八个男人围住她。她嘴里没停,平平静静地和那头的主持人海波说:“海波,我现在挺危险的,有七八个男人离我50公分远,我估计是展销会的主办方。”边说边往采访车走,心想上了车就安全了,不料司机出去买东西,车落了锁。男人喝问她是哪里来的,她说我是广播电台的记者。“记者吗?请去办公室说话。”她顺从地跟去了办公室,知道信息已经传达给了主持人,心里并不害怕。不过,当她后来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营救她时,还是感到吃惊:不仅单位驰援,听众中还有不少人打110,说有记者在江湾体育场被人围攻了;凑巧有公安局领导在车上听到了节目,也指示特警赶紧去。结果,江湾体育场来了三拨力量:工商,警察,特警。事后,还有很多人发短信给海波,在阿基米德平台留言,问陆老师平安回来了没有。这让她感动不已。
不是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她也曾多次被人叫嚣“拖出去”,她绝不对抗,顺从地说:“我自己出去,你不要拖,你是男士我是女士,我那么大年纪了,拖我拖出毛病来了。”她入行那么晚,冲在一线的年纪是这么“超龄”,却越来越感觉到年纪大的“好处”——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妈妈款”记者,对方多半是打不下手。她因此宽慰自己:“女性记者还是合算的,有人对我凶,我就柔软。”有一次去群租房暗访,门开了,房中两个大个子显露出要找麻烦的迹象,她波澜不惊,先恭维“帅哥你怎么长那么帅”,气氛缓和一些,接着说,“长那么帅,住的地方怎么好那么脏”,她自报家门,说是居委会阿姨检查卫生,不等同意就冲进去了。结果一看,两室两厅住了26个人,卫生状况一塌糊涂,她品头论足“还蛮好还蛮好”,进到厨房,发现厨房里还住了两个人,她抬头一看,表扬道,“你们煤气表还分表了,蛮聪明的,我来拍个照片,学习一下”,掏出手机,照片也拍好了。
她说自己“忘性大”,“没心没肺”,多危险的事情一进家门就“忘了”,和丈夫和女儿都只讲采访中遇到的好玩事。
比如那次去松江一家无证养猪场查访其粪水污染河道,养猪场给“下马威”说,我们是很规范的,某某领导都来参观过,进来要消毒冲淋。她立刻说,没问题,完全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如果你们要我赤脚走过消毒水,我立马把皮鞋脱掉,你要我全身冲淋也可以,我头发也可以冲消毒水。见记者没被唬住,对方没辙了,拿出一双男人的高统胶鞋扔给她,啥都没有冲,就让她去进了。进到里面,她去看净化装置,根本没有开,开关和马达上满是灰尘,已经很久没有人碰过。况且,以她当年养猪的经验,扫一眼就心里有数了——即使这些净化装置全部开启,能够应付的猪的数量,也远远小于这家养猪场现在实际圈养猪的数量。还说没超标?
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卧底一个针对老年人、用卖保健品形式骗钱骗“下线”的传销组织,她想想带别人去也危险,就拉上自家阿姐。听讲时,她让姐姐发问,自己在边上听,包里手机在录,回来一听,啥都没没录上。为什么呢?手机正录音时,来过个电话,电话挂断后,录音也自动停止。懊恼啊懊恼,以前那种老式采访机,用报纸一卷,电线夹在胳肢窝里,像夹了一挺机关枪一样,都不曾露过馅,哪想到换了录音质量更好的手机,却来了这一出。怎么办,她拿出讲师名片,打电话过去,说道:上次讲的内容很好,没带笔,没记下来,请老师再讲一遍。尽管有了电话录音,也算证据,可她还是遗憾,因她所有的报道从来都是以“在现场”著称。从此以后,她有两个手机,另一个手机专门用来录音,排除一切干扰,永在“飞行模式”。
这两年,媒体围着她展开了一组宣传报道。在她的正式宣传材料上,是这样写的:
“陆兰婷的报道尖锐犀利、针砭时弊,促进了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整改。其中不少报道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更难能可贵的是:由她采写的几千篇舆论监督报道,没有一篇因为事实有误而引起纠纷或投诉;共有十多篇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其中《骗子的自白》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暗访黑车司机》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国家真有7800万元的专项补贴吗?》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陆兰婷201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14年荣获上海范长江奖,2015年被评为‘感动上海十大年度人物’,2016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201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一位参与宣传报道的记者曾和她一起去浦东金桥镇某小区,查访小区居民投诉的违章搭建挡道。“本来以为是市里组织的和她一起出外勤随访,她就随便应付应付,结果那次并没有拗造型,最后还帮居民办成了。”而陆兰婷的方法,看上去不外乎是观察、查访和对话,实际上因势利导,占情占理,让相关负责人无法推托,相当尴尬。“她本人真实、勤勉,就跟所有宣传稿里写得一样,宣传稿没有写的是,她情商很高,不过,她是把所有的情商都用在解决百姓投诉的问题上了。”这位记者告诉我,老百姓最欣赏她的还是“有求必应,有诺必成”。
6,
深秋,夜雨围城。坐在我面前的她,娓娓道来,把自己头上的光芒一一化解。
虽然有点名气,但每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并不算多,更难以超额完成。“我都是挑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事情,花很大功夫去做,做这件事我会很忙,我会很累,进度却很慢。”
她不是超人。“新闻采访也没有神秘性。其实很简单,你想做这个选题吗?想做就去。怕死了也要去的。再说了,危险的事情都不难做,都是危险。我去停尸房也就一次呀,去明珠医院、去赌场也就是一两次呀。工作中,除了重要、危险,更加日常的一个状态是烦琐。打我电话的都是慕名而来的,找陆兰婷记者可以解决问题。有时候,我还挺害怕接办公室电话,接了就要关心,关心了就要答应,答应了就要办到啊。”
她说了一些不会被媒体宣传特别提到的案例。比如,一个崇明女子全款买房,没拿到房子,法院判赢,可是执行不了。“我就要看很多材料吧,我猜测房地产没有给他们网签,你要去交易中心还是房地局?还是去开发商?这个事情挺麻烦的,一点都不危险,可你要跑成功,多难啊。我想想这个女的,老公去世了,就一个儿子,他们的钱也不容易的,还是要帮她跑下来。”
浦东新区市民投诉多年的违建在陆兰婷的追踪报道下,终于拆除,为了感谢陆兰婷,在送礼、请吃饭被婉拒后,送了锦旗
为市民向房地产开发商讨回公道后,投诉人送的锦旗锦旗
有一个盲人,认识陆兰婷是在十几年前。“30岁不到,眼睛一下子因为疾病瞎了,生活希望都没了,工作也没有了,在家里就想死。他找了几个主持人都没有人理,我就和他聊,我说盲人多着呢,你才刚生小孩,你死了,小孩怎么办?我给他建议去摆摊,生意会比别人做得好,他果然就去摆摊,等到摆摊不被允许之后,我又建议他去学盲人按摩。”她一直跟这个盲人保持联系,对方说“能走出来完全是靠你,陆老师”。哪想到,他女儿后来患了污秽语病,陆兰婷又和他女儿开始聊天。一管管了两代人。
这些事儿,都不危险,但却需要拿出比应对危险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和承担。
雨声冲刷中,谈起了很少跟别人说起的养猪岁月,走过这么长一段路后再回望那些难捱的冬日,冰封之下仍有渴望生活的热流,那是她的起点,是她自我激发的动力来源。
命运貌似冷若冰霜,却因此让一些温暖的画面永远地刻在她心上。
她记得给自己给刚出生的一只只小鸡崽打防疫针,手指按在毛茸茸胸脯上,感到别针大小的暖在跳动;她记得到后来,猪不再拱她,而是一看到她就全部围过来邀宠,呼噜呼噜,知道有吃的……“动物真的可爱,简单。抓动物去杀的那天,我都不来的。”很多年以后,她开始和人打交道,做暗访,做揭黑,做监督报道,有时,直接涉入江湖险恶。但她并不因此就觉得人比动物可怕,也不觉得需要作两样准备。“碰到撒谎、威吓,我都能理解,因为那个人心虚害怕,想要保护自己。如果你因此觉得人性可恶,那其实是你没有走进对方的心里。假使你能让那个人和你交心,你会看到他善良的一面。心总归是善良的,只是有些人自私多一些,相对来讲,人性不够地道一些。”一篇报道里,她采访了一个地下网吧,节目播出了,网吧被取缔了,网吧老板一家三口生活没有着落了,她闻讯着急,多次与当地的街道联系,落实了夫妻俩人的工作,才放心。
她是以温柔、温和著称的,有时候甚至不注意场合地“婆婆妈妈”,仿佛并不知道自己走在人性的黑洞边上。无论对面何人,她一开口,必然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采访被居民投诉的物业公司,她见到负责人的第一句话是,“小区那么多人,人人满意不容易”。或许正是这份平常心,熨平了冲突,弥合了罅隙,腾出了平等对话的空间。
她说自己对记者的社会角色曾有过思考,记者在她这里,一重身份是调查者,一重身份是调解员。“面对社会矛盾和人事冲突,我从来都是化解的,不是对抗的。”
7,
她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热线》节目和东方广播新闻台的《东方传呼》节目为阵地,从事舆论监督报道,转眼就是24年。
2014年夏令热线,当时的闸北区居民投诉他们对面房顶上的违建和锅炉影响安全
2014年夏令热线,当时的闸北区居民投诉他们对面房顶上的违建和锅炉影响安全,陆兰婷城管部门在看现场
问她何以坚持至今,她宁静地答:“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也擅长做这份工作。”也许遇到的是一场迟到太久的爱,她爱得持久,执着,似乎要把之前空负的岁月补回来。扑在新闻现场多年,她付出了爱的代价:一身职业病。因为高度紧张和节奏太快造成了胃反流,胃糜烂,强制性脊柱炎,膝盖状态欠佳。
不久前,她打开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求助,“膝关节不灵活吃什么药好”,回复很多,可有用的评论很少,才醒悟过来,她的“朋友圈”大部分都是她的后辈,他们还没到关心“膝关节”的年龄。都说国外记者偏中老年的多,因为成熟稳重经验丰富,可是纵观我国媒体行业,还是个“青春饭”的行业,像陆兰婷这样年龄的一线民生记者,还真不多。
媒体格局与陆兰婷入行时相比,也已是天差地别。在陆兰婷入行的那个年龄——30岁上下的记者,如今有很多已经离开了媒体行业,或无奈于传统媒体式微而被动出走,或拥抱新活法而主动辞别。
媒体的寒冬,还能吸引陆兰婷这样在“高龄”转岗来当民生记者的人吗?还会有年过知天命而依旧奋战在一线的“陆兰婷”吗?
她好像并不担心,她有太多冬天的故事,而它们最后都被写入了春的序章。她说:“将来这个行业的人,就是要不求名不求利,只要喜欢。”
只要喜欢。
陆兰婷6兄妹和92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