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与邓小平

_{叶永烈在中南海访问万里委员长（2012年11月3日）}

_{2012年10月12日中午叶永烈在北京丰泽园饭店采访万里大妹万云}

“五马进京”，万里随邓小平进京

1953年1月4日上午，一架银灰色的双引擎螺旋桨美式C-46军用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

C-46运输机是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1937年研制生产的活塞式飞机，原本是民航客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为军用运输机。美国曾经把很多架C-46军用运输机“援助”给蒋介石部队，而丢盔卸甲的蒋介石部队在败退时又把很多架C-46军用运输机“奉送”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因为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C-46军用运输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的运输机。

这架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的C-46运输机里，那条长条椅上坐满了人。除了几位穿军装的男子之外，还有妇女和孩子。这是政务院（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派出的专机。专机的乘客是两家人：一是孙志远一家和他的冯秘书以及工作人员，另一是万里一家8口及工作人员。_{（2012年10月12日下午，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

_{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万里次子万仲翔（2012年10月10日）}

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此次奉调进京，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政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万里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这回奉调来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万里一家8口，有老母亲牛惠芳、妻子边涛以及4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女儿行三。

万里给孩子们取名，严格遵循《春秋命历序》中的“伯、仲、叔、季”命名：

长子生于1943年，取名万伯翱；

次子生于1944年，取名万仲翔；

女儿生于1945年，取名万叔鹏；

四子生于1948年，取名万季飞。

这4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是“翱翔鹏飞”。如果与万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鹏程万里，一飞冲天”。

1952年出生于重庆、不满周岁的小儿子，万里为他取名“幼远”。这“远”也是万里之意。由于万里总是喊他“小五”，后来又为他取名万晓武。

不过，万里在家里从不喊孩子的“大名”，而是依照“序列号”喊老大、老二、姑娘_{（万里女儿万叔鹏告诉笔者，万里不喊她老三，而是喊她“姑娘”）}、老四、小五。

_{右起：万里女儿、叶永烈夫妇万里长子、次子、女婿在中南海含和堂}

万叔鹏这名字虽然符合万里的取名“规则”，但是显得有点男性化。万叔鹏长大之后，给自己取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叫做万紫，万紫千红之意。

当时，万里夫人边涛在飞机上一直抱着小五，小五戴了一顶小白兔帽子，非常可爱。

政务院派出专机接万里和孙志远进京，足见对于这两名高级干部工作调动的重视。

调万里和孙志远前往北京，其实是基于毛泽东作出的“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重大决定。

那是在1952年夏，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所谓“五马进京”，是把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入北京，即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入京；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在实行“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时，也把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手下的重要干部调到北京。

万里、孙志远，就是随着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进京而调往北京的。邓小平在1952年7月调入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C-46运输机隔音甚差，机舱里响着刺耳的轰鸣声，不仅航速慢，而且航程短。飞机在1月4日傍晚飞抵武汉，需要加油。于是万里一家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

1月5日早上，C-46运输机继续飞行，在中午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据万仲翔回忆，“北京刚下了一场雪，遍地洁白。雪后天晴，蓝天白云分外妖娆，北京实在太美了。我们从西南来，只见过重庆的大雾，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乍见白雪铺满大地，我们惊呆了，真想摸摸雪，看看是什么感觉。当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见红墙绿瓦金碧辉煌，天空中白鸽飞来飞去，带着优美的哨声，如同进到仙境一般。”

对于万里来说，这次进京是至关重要的。从此他在北京安家。

邓小平年长万里12岁，两人都属龙。这两条“龙”后来在北京推动中国的改革，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1993年5月25日，万里在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时便这么说及邓小平对他的深刻影响：

在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中，我认识小平同志是比较早的，交往是比较久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始终是小平同志思想的一个核心，你们应当很好地研究一下。那时候（指抗日战争初期），我们这些学生脱了长衫打游击，什么经验和理论都没有，主要是两篇文章作指导，一篇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篇就是小平同志的《平原能不能坚持游击战争》。

……

我长期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和他有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在我看来，小平同志总的特点是：求实、果断、民主、深思熟虑，是个伟大的战略家。_{（《1993年5月25日万里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转自张镜源等编《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第3册第475~476页）}

_{1992年10月，万里和邓小平亲切握手}

三见邓小平

_{1983年3月，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劳动。}

万里跟邓小平那一代老干部不同，他没有参加过长征，也没有去过延安。万里这条山东汉子，是在家乡山东东平参加革命，在冀鲁豫边区成长的。

万里跟邓小平相识于1945年6月，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来到冀鲁豫区“首府”河南清丰县单拐村，召开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万里作为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出席了会议。

在单拐村，29岁的万里第一次见到41岁的邓小平。邓小平穿一身灰棉布军装，脚穿黑色圆口布鞋，说一口四川话。万里作为在山东土生土长的干部，对邓小平充满敬意，因为邓小平是他当时见到过的级别最高的首长。

邓小平在20多天前的《冀鲁豫日报》读到万里发表的文章《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不过当时只是相互有个简单印象而已。

会议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主持，先由滑县、濮县和范县的领导汇报了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的情况。最后，由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后来被称为“六六讲话”。

万里回到运西之后，认真贯彻邓小平的“六六讲话”，在减租减息中更加深入发动群众。

两年之后，万里跟邓小平再度相逢。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挥师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刘邓大军要挺进大别山，急需粮草。

邓小平需要在鲁西南筹集粮草，于是他便找属于冀鲁豫边区的鲁西南地方干部商议粮草之事。出现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31岁的地方干部，他便是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万里。此外，还有另外两位鲁西南的地方干部。

“邓政委，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万里向来爽快，做事雷厉风行。

这3位鲁西南的地方干部，各带一支队伍出发筹集粮草去了。

几天之后，3支队伍来到刘邓野战军司令部。邓小平一看，万里所筹集的粮草，要比另外两位干部筹集的粮草多得多。这是万里给邓小平的第一印象——办事说到做到，干练而有效。当天晚上，邓小平设宴款待万里和另外两位鲁西南的地方干部。万里从挎包里拿出稀罕货——一条万宝路香烟，送给烟瘾甚重的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已经断烟半个来月，一看到“洋烟”，大喜过望。

邓小平问起这条万宝路香烟的来历，万里徐徐道来。原来，万里筹集粮草那么多，关键在于他率领队伍着重“攻大户”。万里长期在鲁西南工作，哪里有“大户”，哪个“大户”有粮食，一清二楚。一天，万里率队来到一家大户，主人名叫郭通天。他推说家中无存粮，奉上一条万宝路香烟，打算就此了结。谁知万里在收下这条万宝路香烟之后，仍然派人搜查郭通天的粮仓，发现粮仓里金谷满仓。郭通天无奈，赔了一条“洋烟”，还得拿出粮食交给刘邓大军……

邓小平一边抽着万宝路，一边笑称万里是他的“筹粮官”。

除了为刘邓大军筹粮之外，万里还动员大批年轻人参军，动员了2300多副担架转运伤病员，给了刘邓大军极大的支持。

又过了两年，万里与邓小平第三次相见。

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大举向南推进，需要大批地方干部配合接收一座座城市。

冀鲁豫区组织了大批干部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支队编入了军队序列，对外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南下支队”。这个“南下支队”_{（《万里》画册，第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版）}的司令员为傅家选，政治委员为徐运北，参谋长为万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为申云浦，政治部副主任为郭超。

从此，万里成为邓小平的部属，邓小平成了万里的上级。万里从刘邓大军的“筹粮官”，转为“接收大员”。

万里从这时起穿上了崭新的黄色军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3月31日，南下支队的全体干部、战士和公勤人员总共5000多人，从菏泽晁八寨一带农村整队出发，踏上了南下之路。南下支队走出山东，走出冀鲁豫区，经河南商丘、江苏徐州、安徽蚌埠，于4月8日到达合肥。

南下支队在合肥期间，根据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示，把南下支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二野5兵团渡江，负责接管赣东北。赣东北区党委由徐运北任书记，郭超任组织部长，申云浦任宣传部长。另一部分则由万里带领，包括4大队干部和支队部的部分干部共620人，去南京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发表军管字第一号布告，任命刘伯承为该委员会会主任，宋任穷为该委员会会副主任。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摆在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按系统接收国民党政府的财产，尽快恢复生产。万里率南下支队的干部们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来到南京。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南京浦口区军管会主任，亦即军代表。万里在南京的第二个职务是南京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段君毅，另一副主任为刘峰。

_{1949年解放南京后，时任南京市浦口区军代表的万里在长江岸边留影。}

万里曾经回忆说：“解放浦口后，小平同志让我到浦口当军管会主任，保护那里的工业。紧接着小平同志又让我马上过江，还是接管工业。我接管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几个大厂。一进南京，小平同志就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保护经济。”_{（《1993年5月25日万里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转自张镜源等编《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第3册，第475~476页）}

在南京军管会的领导下，接管工作迅速进行，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原属国民政府一府五院和南京市政府系统的1000多个单位的接管，奠定了建设新南京的基础。

在完成接管任务之后，万里又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

到南京之后，万里受邓小平直接领导，开始了两人漫长的合作。邓小平看重万里，认为万里在当时的诸多干部之中，有文化修养，办事干练，是一个具备开拓能力、具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干部，所以总是把万里放在经济建设的关键性工作岗位上；万里则在与邓小平的长期合作之中，配合默契，思想合拍，深受邓小平思想的影响。他视邓小平亦师亦友。

南京拥有上千家工厂，在战火中人去厂空。万里这位穿着布鞋、胸前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质标志的军人，乘坐着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别克轿车，奔走于南京的各个工厂之间，忙于恢复生产。万里抓重点，首先恢复与国民经济紧密相关的工厂的生产，使南京的经济很快地复原。

跟随邓小平从南京到重庆

万里在南京的日子紧张而又短暂。自从成为邓小平的部下，他的人生脚步就随着二野而前进。

1949年，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岁月。南京解放之后，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大上海动摇了。1949年5月6日，邓小平与陈毅从南京前往丹阳，筹划着解放和接管上海。

在隆隆炮声中，1949年5月27日，红旗在大上海猎猎飘扬。

就在解放上海前夕，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根据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

6月2日，中央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

邓小平奉命从上海赶回南京，对二野进军大西南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失去了南京和上海，蒋介石也把战略重心转向大西南。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退守大西南，在那里打下了基础。蒋介石扬言，要与中共决战大西南！

邓小平和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析了敌情，决定避开正面，大迂回、大包围、断后路，各个歼灭西南敌人。

邓小平是四川人，这一次，要“打回老家去”，他对情况非常熟悉。邓小平强调说，解放和建设川、康_{（康，指西康省。此省建制在解放后撤销）}、滇、贵4省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8000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西南有7000万人口，是全国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之地，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再加蒋介石11年的统治和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全国最后解放，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要充分估计进军西南任务的艰巨性。

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并提出要配置随军地方干部，二野每打下西南的一座城市，随军地方干部就接收这座城市。邓小平提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相当于为接收南京而南下的支队，只是规模更大，多达1.7万人。

于是，万里在南下接收南京之后，又要担负接收大西南的重任了。如同万里本人所言，是“小平同志又挑上我了”：

毛主席让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小平同志又挑上我了。到了重庆，小平同志仍让我接管资源委员会，还有兵工署。_{（《1993年5月25日万里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转自张镜源等编《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第3册，第475~476页）}

1949年12月8日，邓小平来到阔别29年的重庆_{（1919年秋，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8月，邓小平告别家乡，由重庆赴法国勤工俭学）}，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主持西南大区（西康、云南、贵州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及重庆一直辖市和西藏）的工作。

1949年11月中旬，万里奉命从南京前往重庆。在那样的岁月，命令一到，“打起背包就出发”已经习以为常。任务紧急，万里把家属留在南京，一个人先走，乘坐长江轮船逆江而上。当时长江沿岸的战争刚刚结束，有的航段还响着枪声。长江航运不通畅，从南京到重庆竟然行驶了十多天。

万里与宋任穷同行。宋任穷到重庆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江轮上，闲暇时宋任穷问万里会不会打桥牌，万里说不会。宋任穷告诉万里，玩桥牌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他原来也不会玩桥牌，是邓小平教他的_{（据宋任穷之子宋克荒的回忆，另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1952年任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才学会打桥牌）}。于是，万里就跟宋任穷学打桥牌。万里是个聪明人，在南京上船时他还从未摸过桥牌，1949年12月1日到了重庆下船时打桥牌已经有两下子了。在重庆，万里又向几位桥牌高手请教，大有进步。

从那以后，桥牌成了万里的终身爱好，同时也成为他跟邓小平的共同爱好。直至2012年11月3日笔者在中南海访问96岁高龄的他时，他还一直是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还仍喜欢与身边工作人员打桥牌。

_{1992年1月，万里将第九届“运筹和健康”桥牌比赛冠军杯授予邓小平。}

在万里前往重庆之后，万里夫人边涛带着孩子们搭了一艘运输炮弹的船，从南京抵达重庆。

到了重庆，万里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业部副部长_{（万里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时，部长为老战友段君毅）}、部长，依然是邓小平的部下，依然是做经济工作。如同万里所忆：

抓恢复生产，我们只派军代表去，旧的生产机构不马上撤掉，旧的技术、管理人员一般不动，这条政策效果非常好。小平同志很注意抓整顿纪律，一进城就抓反腐败，抓住几个贪污腐化的典型严肃处理，大家都受到教育。_{（《1993年5月25日万里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转自张镜源等编《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第3册，第475~476页）}

一到重庆，万里陷于高度的忙碌之中。在8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把大批工厂从东南沿海迁至重庆，尽快恢复工厂的生产，成为摆在万里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

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住在重庆市中心一片蒋介石官员留下的庄园式建筑中。万里家房子的阳台很大，从阳台上可以饱览山城美景。万里事母甚孝。他在重庆生活稍安定，便把母亲接来同住，从此母亲一直跟万里及儿媳边涛生活在一起，得到细心的照料。另外，在1952年，万家添丁——万里的第五个孩子万晓武在重庆出生。

_{2012年10月14日下午叶永烈在北京采访万里最小的儿子万晓武夫妇}

在重庆最初的那些日子，邓小平一家与万里一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两家过从甚密。那时候，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很多。解放重庆之后，很多干部要下厂、下乡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另外，当时重庆解放不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孩子们在外边乱跑也很不安全。为了解决二野和西南局干部的后顾之忧，西南局决定建立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小学（今名重庆人民小学），专收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这所人民小学分高、中、低三个年级，所有孩子都住校，吃、穿、住全由校方负责。

谁来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小学校长呢？在随军到西南的夫人们之中，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学历算是最高的。众望所归，卓琳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小学的首任校长。

_{1999年春节万里拜望邓小平夫人卓琳}

万里夫人边涛把长子伯翱和次子仲翔送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小学读书。邓小平的孩子邓琳、邓朴方也是这所小学的学生。就这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跟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成了同班同学。

万里在重庆工作了3个春秋。随着1952年7月邓小平调往北京，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万里也于1953年1月4日乘坐军用运输机带领全家进京。

_{1962年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左二）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天安门城楼上。}

邓小平麾下的开路先锋

_{1979年7月中旬万里与邓小平合影于黄山}

万里与邓小平共命运，同沉浮。

“文革”狂飚骤起，打倒了“刘邓”。1966年10月，作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也被撤销一切职务，打倒了。万里经历了50多次的万人批斗大会。

_{1966年12月12日万里被挂牌批斗}

万里经过2年零7个月的“监护”和多次批斗，终究查不出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万里在“旧北京市委”里“陷得不深”。

关于万里的审查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1969年6月9日，毛泽东批示，万里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有机会为人民工作。

毛泽东一言九鼎。北京卫戍区一接到毛泽东批示，立即解除对万里的“监护”。万里终于获得自由——用“文革”的流行语来说，这叫“解放”。

_{1969年刚获“解放”的万里和母亲在北京永定门外丁家坑居住处合影。}

_{“文化大革命”中，万里受到严重冲击。1969年6月，经中央批准万里恢复工作。图为1970年万里与夫人边涛在北京后沟2号居住处合影。}

万里到首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完成了从“监护”到重新工作的“过渡”，终于重新分配工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城建组”工作，没有职务。

1970年5月1日，成为万里公开亮相的日子。他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不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革命干部了。

1971年3月，万里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1974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4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万里出任铁道部部长，是邓小平提议的。

邓小平为什么会点将万里出任铁道部部长呢？须知，万里从来没有摸过铁路工作！

然而在邓小平看来，是否摸过铁路工作这并不重要，他需要一个具有强有力的能够解决困难问题的干部出任铁道部部长，而多年的工作经历表明，万里正是解决难题的能手。自从1947年万里成为刘邓大军的“筹粮官”的时候，邓小平就很欣赏万里排除万难的工作能力。正因为这样，他把万里从冀鲁豫带到南京，从南京带到重庆，又从重庆调到北京。

为什么铁路工作在当时显得那么重要呢？

在“文革”中，国民经济被“四人帮”的“左”的一套搞得乱糟糟的，邓小平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他复出之后就准备实行整顿。1975年1月，当毛泽东授权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邓小平就着手他的全面整顿。

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之中，列在首位的是铁路。

人所皆知，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人称“铁老大”。眼下，铁路成为邓小平实行全面整顿的突破口。

在1974年，不光是事故不断，而且全国许多铁路局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全年运输减产53%，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

铁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如同血栓阻塞，不除血栓，经济全盘皆死棋。铁路系统，成为中国“文革”的重灾区。“铁老大，老大难”，这是“文革”中铁路系统的写照！

“老大难”的“铁老大”，终于迎来了第三任部长万里。

据万里当时的秘书许守和回忆，在会议闭幕的翌日——1月18日——万里就带着他和另一位秘书于廉到铁道部走马上任了。_{（2012年11月6日，作者在北京采访原万里秘书许守和）}

万里如此心急火燎地去铁道部，是因为知道铁路系统如同病情危急的病人，需要尽快救治，早一天好一天。

万里从来没有做过铁路系统的领导工作。他一到铁道部，就开始高速运转，尽快熟悉情况。

万里像个急救大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初步摸清了当时铁路系统的症结所在。

邓小平急切地关注着万里的工作情况。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记载，在万里去铁道部上任的第10天，邓小平于“1月28日约见铁道部部长万里，听取关于铁路运输情况的汇报”。_{（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万里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首先用一句话概括铁路系统的严重状况：“目前铁路问题严重，情况复杂，不少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万里向邓小平汇报了铁道部门存在的4大突出问题：

其一是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运输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地危及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

其二是运输生产力下降。“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铁路职工总数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所增加，可是运输生产力不但没有随着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1964年平均日装车5万辆左右，现在只有4万辆左右（有时只有3万多辆），减少了1万多辆，按实际能力，应达到6万辆左右。

其三是事故惊人。1965年全年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88起，而1974年多达750多起，是1965年的8倍。

其四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去年全国铁路机车完好率只有60%，大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

万里强调说，铁路问题复杂，不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问题。

邓小平听了万里的汇报，指示要解决3个问题：

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

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_{（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尽快解决铁路系统的派性问题。

当万里说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铁路问题时，邓小平指出：

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_{（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不言而喻，邓小平下了“急急如律令”。解决铁路问题的紧迫，异乎寻常。在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刚约见万里之后才9天，邓小平又再度约见万里。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记载：

（邓小平）2月6日晚，和纪登奎、王震等继续听取万里汇报，并指示铁道部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文件不要太长。

纪登奎和王震，当时都是国务院副总理。

常言道：“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邓小平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就是要借重中央的权威，在混乱不堪的铁路系统建立“规矩”，以便在进行整顿时有政策可依、有章可循。

显然，邓小平要求万里完成的这份文件事关重大。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立即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文件。

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一文件。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记载，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顾不上休息，在家约见万里，并请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一起参与研究文件初稿：

（邓小平）2月11日，约谷牧、万里等到家里研究解决铁路问题。在听到万里说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准备在3月召开时表示：不行，要在2月25日开。同时，要求抓紧把铁路整顿的文件搞好，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强调铁路要集中，要实行军事化管理。

根据邓小平口授的文件的主要内容，万里日夜加班，几天之内就与房维中等写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文件初稿，报送邓小平。

邓小平立即审阅这一文件初稿。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记载：

之后，（邓小平）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时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可以说，邓小平对于整顿混乱的铁路系统下了两帖猛药：一是“铁路要集中，要实行军事化管理”；二是明确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给予铁道部以“及时调离”派性严重的头头之权。这样，万里手中就有了整治“资产阶级派性”的“上方宝剑”。

这一文件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所以经邓小平审定之后，又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最后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文件上画了一个圈——也就是所谓“圈阅”。这个圈，表明毛泽东同意下达这一文件。

经过这一系列手续之后，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万里主持起草的这一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1975］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件下发至全国县团级。

9号文件的特点是，解决铁路问题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措施具体有力。

9号文件一开始就明确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后来人们把这段话概括为“一个突出，两个不适应”。

从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到9号文件下达，前后不过一个半月。这既反映了铁路工作亟待解决的紧迫性，也反映了邓小平、万里工作的高效率以及大刀阔斧解决铁路问题的坚定决心。

得知万里快速、成功解决徐州铁路分局的问题，邓小平很高兴。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记载：

3月22日，（邓小平）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听取万里关于解决徐州铁路分局问题的汇报，决定万里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进一步汇报。

万里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汇报了他在徐州的工作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部署，邓小平等表示非常满意，同意召开群众会议批判顾炳华等帮派分子，并询问了徐州煤矿的情况。邓小平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江苏省委、徐州市委要抓紧工作，要彻底解决徐海（即徐州、连云港）地区问题。

巧真巧，4月24日万里在去江西途中经过南京时，邓小平正陪同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万里得知之后，在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陪同下，连夜赶到邓小平下榻处，这时已经是夜里10时多了，邓小平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但是邓小平知道万里有要事来访，马上从床上起身，会见万里。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记载：

（4月22日~24日）（邓小平）在南京期间，同万里、彭冲谈话。在万里汇报到准备去南昌解决南昌铁路局问题，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时指出：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这样做不仅对解决派性有利，对支持派性的人也好，换个环境比较超脱，不降低职务，照样做官，照样干革命嘛。

邓小平所说的南昌“支持派性的人”，指的就是陈昌奉。邓小平所说让陈昌奉“换个环境”，就是把陈昌奉调离江西——尽管陈昌奉是江西人，不太愿意调离家乡。由于邓小平下令，1975年9月陈昌奉调出任武汉军区副参谋长。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到武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陈昌奉虽说“照样做官”，但是明显降级了。

邓小平在南京所说的几句话，一下子就解决了万里南昌之行的核心问题。

万里成为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邓小平以铁路系统作为突破口，着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整顿。在1975年，“整顿”成为中国的高频词。实际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就是最初的改革，是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中实行的改革。

邓小平派出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分别对科学、铁路、国防科工、教育进行整顿。后来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被人们称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整顿铁路，是万里继首都十大建筑之后的又一突出政绩、又一历史性的丰碑。

广大人民群众用最朴实又最生动的语言，给予万里整顿铁路以崇高的评价：

“万里不到，火车不跑。”

“万里，万里，日行万里！”

然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猛烈地席卷了全国。在“文革”中，“习惯”于“上挂下联”。所谓“下联”，就是“联系本单位、本部门实际”。在铁路系统——“批邓联万”，万即万里。

万里对铁路系统的整顿，都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遭到全盘否定。被万里撤职、调离的那些派性严重的造反派头头，一个个都成了“英雄”，成为“批邓联万的英雄”。越是万里当时整顿的重点局，“批邓联万”的势头越大。

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造反派重新开始“派战”，这两个局再度陷入混乱、瘫痪之中，再度造成了铁路运输堵塞。

从全国各地涌来的铁路系统造反派来到北京，占领位于木樨地的铁道部大楼，占领万里办公室，占领会议室。

据当时担任万里秘书的许守和先生回忆，那时候万里这位铁道部部长成了“游击队长”，铁道部党的临时核心小组只能躲到铁道部党校、二七剧场开会。_{（2012年11月6日，作者在北京采访原万里秘书许守和。）}

那时候，许守和以及万里的另一位秘书于廉轮流在万里办公室值班，办公室里挤满各地的造反派，坐着、躺着，到处都是。有一回，许守和秘书在办公室里被围困了整整3天。造反派们找不到万里，有的甚至在万里的办公桌上用刀刻了“打倒万里”4个大字。

造反派们看中万里办公室，是因为万里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全国各铁路局的电话，所以万里办公室成了造反派的全国联络站。

造反派们在铁道部大楼里贴满批判万里的大字报、大标语，诸如“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打倒万里”……

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在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了一副高达十几米、用“斗大的字”写成的大字标语：

上联：“横眉冷对革命派”；

下联：“俯首甘为复辟奴”；

横批：“一贯如此”。_{（张广友、丁龙嘉：《万里》，第13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最富有戏剧性的标语是：“万里不倒，火车不跑。”

人们嘲笑这一标语说：“万里一倒，火车乱跑！”

不论大会斗、小会批，万里承认他在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路线”，但是他说，他与邓小平只有正常的工作关系，并无“黑关系”。

专案组查来查去，也确实查不到什么“黑关系”。

万里本人也这样述及他与邓小平“同命运”的过程：

“文革”中小平被打倒了，我也被打倒了。“文革”中铁路被破坏得很厉害，小平同志复出后，又推荐我当了铁道部部长，去整顿铁路。我们搞了一份整顿铁路的文件，先整顿徐州，接着整顿郑州，小平同志让我在国务院会议上汇报，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整顿，从此，全面整顿就开始了。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住进了医院。在关键时刻，我和小平同志总是一致的。_{（《1993年5月25日万里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同志谈话》，转自张镜源等编《万里同志部分活动纪实（草稿）》第3册，第475~476页）}

_{1988年3月25日邓小平与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邓小平建议：调万里去安徽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6年12月底，万里突然接到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秘书的通知，说是纪登奎要找他谈话。

万里以为，也许是纪登奎要他回铁道部主持工作。很出乎意料，纪登奎对他说，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安排，调他去轻工业部工作，担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相比于邓小平，万里算是早一些复出的。

万里向来服从组织的调动。他马上带着秘书许守和、于廉前往轻工业部报到。

万里还是跟以往那样，到了一个陌生的新的工作岗位，首先是扎下去，深入调查研究。

万里先是在北京的轻工业工厂调查研究。接着，万里带着许守和、于廉两位秘书，到东北调查研究。万里得知辽宁省辽阳市的30万吨乙烯工程生产停顿，就在1977年5月去了辽阳。那是一整套进口的设备，很可惜，工厂里非常混乱，没有达到设计的生产要求。万里在辽阳30万吨乙烯工程调查研究了半个多月，做出初步的整改方案。

接着，万里乘坐火车去辽宁西南的盘锦市。因为盘锦化工厂的生产也处于停顿状态，需要解决。

据原万里秘书许守和回忆，就在去盘锦的火车上，万里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他立即返回北京！

当时，华国锋急于要找到万里。华国锋秘书打电话到轻工业部，得知万里去辽宁辽阳市的30万吨乙烯工程调查研究。电话打到辽阳，那里说万里正在去盘锦市途中。那时候没有手机，如何跟在火车上的万里取得联系呢？这时候，倒是铁道部帮了忙。铁道部用直线电话通知去盘锦市沿线各站，很快就在火车中途靠站时找到了万里。

万里接到华国锋办公室的通知，就半途折返北京。

华国锋为什么那么着急找万里呢？

就在万里就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的那些日子，邓小平的复出提上了议事日程。据万里女儿万叔鹏回忆说，那时候万里非常记挂邓小平，好几次对她说：“我又梦见小平同志了。”_{（2012年11月2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女儿万叔鹏）}万叔鹏还记得，就在1977年5月，邓小平与万里一家同游中南海附近的北京北海公园。当时在场的除万里夫妇之外，还有万里次子万仲翔、女儿万叔鹏、三子万季飞，一起与邓小平合影。邓家与万家本来就来往密切，这张照片表明两家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初的“亲密接触”。_{（2012年11月2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女儿万叔鹏）}

作为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急于找万里，除了邓小平复出以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加在万里头上的罪名不复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华国锋正着手准备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华国锋花费很多时间一次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个个省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在讨论中共湖北省委的时候，华国锋认为湖北省委需要调整领导班子。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1975年5月——上任的，华国锋打算让万里换掉赵辛初。然而李先念持不同的意见，认为赵辛初与“四人帮”没有瓜葛，不必调换。可以让万里出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帮助赵辛初工作。李先念对湖北的情况格外熟悉，他是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49年5月，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直至1954年调往北京。

华国锋尊重李先念的意见。

这样，正在东北的万里，接到电话通知回到北京，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安徽省委领导班子时，几乎一致认为，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佩璋必须撤换。

宋佩璋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政委（军长为李德生）。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简称“支左”。宋佩璋在安徽“支左”，从此进入安徽省领导班子，前后达10年之久。

据调查，宋佩璋与“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必须撤换，而安徽又是当时最为混乱、生产低迷的省份，一定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前往安徽，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_{叶永烈采访前安徽省长王郁昭}

究竟派谁主政安徽呢？

华国锋决定调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华国锋决定调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长子万伯翱说：“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万里起初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华国锋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_{（2012年10月11日下午，作者在北京采访万里长子万伯翱）}

_{2011年11月25日叶永烈与万里长子万伯翱在北京饭店}

据说，当时邓小平还讲了一句话：“好钢用在刀刃上。”

华国锋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调万里去主持中共安徽省委工作。

1977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一起约见万里，宣布对他新的任命，即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华国锋说，在万里到达安徽之后，随即撤销宋佩璋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并把宋佩璋调离安徽，对他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审查。

华国锋谈了对安徽工作的要求，一是“清帮”，即清除“四人帮”在安徽的残余势力——由于宋佩璋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捂盖子，一捂就是8个月，使安徽成为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的死角；二是“除派”，安徽两派斗争甚为激烈，一定要克服安徽的派性，使安徽走向稳定、团结。

华国锋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安排顾卓新和赵守一作为万里的副手。他们两人都将出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而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华国锋要求万里3天之后就到安徽上任。

华国锋说，已经为万里安排了专机。

对于万里来说，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又是一个新的陌生的工作岗位，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犹如他在1975年去铁道部上任时面临严峻挑战一样。

_{1977年6月25日，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出席安徽省委的欢迎大会}

万里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的两位副手顾卓新和赵守一并不熟悉。华国锋在当时很注意任用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干系的、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

万里告别了只短暂地工作了半年的轻工业部，离开北京地安门大街内东吉祥胡同29号的四合院，带着秘书赵守和、于廉转战安徽。

1977年6月21日万里“空降”到安徽。众所周知，万里以改革家的勇气在安徽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安徽全省实包产到户行，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肯定。

_{1977年6月下旬万里到达安徽之后，安徽各界群众举行庆祝游行}

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

中国又一次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

如果说安徽是一个支点，万里正是在安徽用包产到户这根撬棒撬动了中国的改革。

_{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安徽大步赶上来了》。}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有功的。”

也正因为这样，万里说：“中国农村的改革，因为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才获得成功。”

_{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万里与儿孙们游览北海公园。}

_{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江泽民、万里在中共十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