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草婴

我的父亲﹑翻译家草婴，离开人世已经一年了。一年前的那天傍晚我们全家及亲属朋友，都守着他的身边看着他的心脏跳动渐浙地减弱，呼吸慢慢地平静下来，我伏在他耳边说：你要去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聊天了，他们也正等着你呢……我吻着父亲柔软的脸颊，看着他安祥欣慰的表情，好像一九八七年他由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访问时那样，从容而自信地眨一眨眼睛，彷佛说“我会的”。我坚信，这表情就是他对我的即刻回应。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父亲一直用眨眼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_{1987年草婴访问俄罗斯}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把一桩事业做好，为世界留下一点精神财富。用他的话来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有幸来到世界上，就要对世界、人类和人民有所贡献。父亲用他一生的精力和时间从事一个宏大工程，那就是翻译。他译完了托尔斯泰文集，同时又接近译完肖洛霍夫文集。至于最终没能如愿译完肖氏文集，父亲解释说，如果没有文革，这两位文学巨人的文集早就可以完成。一个人能有多少10年？文革浩劫夺去了多少人的时间与生命。因此，父亲在文革后就争分夺秒地工作，希望在有生之年多为炎黄子孙留下一些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译文，令全球华人熟知这两位伟大作家，让他们体现人道主义的文学精品在中国流传，使民众深切感受普世文明，这样类似文革的政治运动就不会发生，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会受到摧残。 

记得二零零四年，父亲对我说，明年是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周年，俄罗斯当局已把明年订为“肖洛霍夫年”，要在他的顿河家乡举行系例庆祝活动。我说，“好极了，我要和你一起去”。父亲说，“我很想和你妈妈一起去，我们就一起去吧”！他又说，但要等北京外交部的安排，听说各方已在讨论相关事宜。我说，没问题，我们自费去好了。父亲说，那也要等他们的安排。
 
过了一年，都快九月了，我着急说，“我们自己去吧”。父亲说，还是再等一等，去肖洛霍夫的顿河家乡，不像去莫斯科那样容易，要乘很长时间的火车，抵达当地后也不知哪儿可歇脚，没有行程安排，人家接待是很困难的。父亲又说，他已八十多岁了，外出旅行应较有把握才好，各方面都安排妥当，心里才比较踏实。就这样，由于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我们错过了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我相当失落。因为我知道父亲探访肖洛霍夫顿河家乡的心愿很强烈。他翻译了那么多肖洛霍夫的作品，对当地的熟悉可说已达了然于胸的程度。更何况，父亲在文革中因江青点名批判肖洛霍夫而吃过很多苦头。上海造反派曾把大字报贴到淮海路﹑陕西路的街口上，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宣扬战争恐怖，表现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而该大毒草的译者草婴也是中国的肖洛霍夫。许多人不知真相，更有人以为父亲是苏修特务。

_{1962年盛姗姗和母亲合影}

 
我们因而被抄家三次，父亲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书﹑唱片﹑衣服﹑收音机和相机等无一幸免。造反派最后一次抄家，把我的手套﹑帽子和毛衣裤都拿走。那时我只有九岁，但这场面记得很清楚，我躲在母亲身后，指着一件毛衣说：“妈妈，能不能把那件带有猫咪的红白色毛衣留下来？”母亲低着头﹑好声好气对造反派说：“能不能不要拿走小孩这件毛衣，她很喜欢的。”造反派非常大声回答：“不行，小孩有一件毛衣就够了，拿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件毛衣。

 
抄家结束后，造反派把父母分别带走，只剩下哥姐和我三个小孩。我家三个房间被封掉两个，只留吃饭间，我们兄妹三人就挤在那儿。我当时很天真想：爸爸如果不翻译肖洛霍夫的书就好了，我们也许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我们慢慢知道父母分别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天冷了，母亲单位的造反派叫我们送衣服和被子去。我和姐姐带着家里仅剩的一条被子与几件衣服去了，但只让把东西交给传达室，然后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十五元，共四十五元，算是一个月的生活费。以后，我们每个月都去领生活费或送东西，但仍不让和父母见面。
 
过了一些日子，母亲单位造反派让人到我家来，把我们家当成他们的宿舍。共来三男一女，分别住在父母卧室和哥哥小房间。那位住我家的阿姨对我们很同情。有一天，她把我和姐姐叫到厨房小声说：“你妈妈今天被带去乡下，让农民打得很厉害，用木板凳打，打得你妈妈头上都流血了，凳脚都打断了。”我们听了非常恐怖，就问：“农民为什么要打我妈妈？”

_{童年盛姗姗，摄于1963年}

这位阿姨说：“造反派告诉农民，说她是中国肖洛霍夫的臭婆娘。农民搞不清楚谁是肖洛霍夫，以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那还得了！所以，他们就用木板凳把人往死里打，幸亏人没有被打死。”我和姐姐痛哭起来。阿姨劝我们不要哭，说伤势并不很严重，农民一看凳腿都打断了，把人家头上又打出好多血，也就没有再打。造反派也怕了，担心真的打死了人，回去不好交代，就叫农民住手。阿姨嘱咐我们，这些事千万不要和别人说，千万不能让另外三位男同事知道。这位阿姨平时见男同事在场，根本不和我们说话，完全形同陌路。我至今都感激这位阿姨，并猜想她可能看过父亲翻译的肖洛霍夫作品。不管看过没看过，人道主义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不分国界的。父亲晚年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岂止<一个人的遭遇>》。是啊，岂止我们一家有文革遭遇，这也是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遭遇。
 
父亲在住院期间，医院共发过三次病危通知书，第一次是2012年底，我和哥哥从美国赶回上海直奔医院，我们两人各自拉着父亲的手：“我们回来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每天陪着你……”几天后他的高烧慢慢地退下去，病情渐渐地好转了。这以后又有两次病危，但和上次一样奇迹般地转危为安。医生们都说：你父亲生命真是顽强。一次次他都挺过来了。

 
我想父亲笔名就是草婴，是受白居易诗句的启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真的是实现了他的笔名。

 
父亲亲口对我说，“我是一棵小草，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世界增添一点绿色”。父亲首次发表译作《老人》，就使用这个笔名，那样的谦虚﹑那么的低调，那时他才十九岁。然而，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始终是一棵刚强的参天大树，而我才是一棵柔弱的小草。
 

_{1981年草婴全家合影}

参天大树﹑柔弱小草只是一种比喻，但勾起我一段永远难忘的人生回忆。文革中期，我家五口人分在五个地方，父亲在奉贤五七干校，母亲在南京梅山铁矿，哥哥在长兴岛农场，姐姐在江西农村，我在上海守着裹小脚的祖母。在奉贤的父亲每月有四天休假可回上海，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这天爸爸晚上到家，我第二天下半夜就起床，到家附近的五原路菜场排队买菜。那年月副食品紧缺，唯有早起排队才能买到较为可口的食材。当我买好菜往家走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强烈晕眩，接着就头重脚轻倒地了。

 
直到今天仍能清楚回忆，当时我有着安详而平静的最后意识：即使倒在马路上，也不必害怕，因为我在世界上有爸爸。等我醒来，首先听见围住我的行人在说，“掐这小姑娘的人中，快掐”，“赶快送医院，快”等，而真正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自己正躺在父亲的怀里。原来，这天清晨，父亲醒来发现我已不在家，估计我去了五原路菜场，于是他也赶去。结果，我们父女相遇之际，正是我突然昏迷之时，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倒下的身体恰好由父亲伸出的双臂接住。医院诊断称，我的晕眩是由人体清晨时的低血糖造成，喝碗糖水或稀粥就没事了。我全家为此事久久后怕，想象若在过马路时失去知觉有多么恐怖，但更多的谈论是：从郊外干校回来的父亲分明十分困倦，而那天清晨为何却没有了睡意？又怎会当机立断迅速赶往五原路菜场？莫非这就是潜藏于亲情中﹑神奇的心灵感应在起作用？

 _{1981年盛姗姗和父母在一起}

父亲对家人命运安危的担心，还表现在关爱下一代精神成长的责任感上。回望文革年代，别说入世未深的青少年，就是许多拥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都在荒废光阴，而就在这种时候，父亲却看透时势，认为愚昧不堪的状况不可能持久，清醒者应当早作准备。他特别希望下一代多学一点知识，最好能掌握一门外语，今后可及时了解天下事。在奉贤干校辛苦劳动的父亲，决定把回上海休假的时间用来教孩子学英语。我曾觉得奇怪，父亲是俄文翻译，怎么也会懂英文呢？原来，父亲曾就读于旧上海名校雷士德学院，它由经商成功﹑赚了大钱的犹太人开办，严格坚持用英语教学，父亲由此受益。他用四天时间教学，英语词汇和语法由学生反复温习，重逢时再考核。我家那时住在大楼里，不少邻居是父亲的老友，听说我在学英文，他们家的孩子也想学，父亲表示欢迎，于是我们家就成了英语学习班。我们的教科书是父亲捡到的一本《英语九百句》，他四十年代掌握的英文，与六七十年代的美式英语不尽相同。遇到不曾接触过的内容，父亲就千方百计寻找正确出处，一旦找到“源头”，就兴奋地告诉我们。父亲教英文的这种认真态度，跟他对待翻译工作的严谨风格一脉相承。

 
父亲教学的这种严谨风格，又是他耳濡目染从祖父那儿学来的。祖父早年在德国人开办的医院受严格训练，父亲无形之中得到启发，因而早早养成生活﹑学习和工作习惯，即“重规律﹑守时序﹑求效率”。父亲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早饭后听听新闻、翻翻报纸，八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午饭后到两点是午睡，接下来继续搞翻译，到四点或四点半停止工作。在我印象中，父亲几乎每天都坐在书桌前进行翻译，不是查字典，就是找参考书。常听见他朗读将要翻译的俄文片断，接着再朗读自己的译文，用两种文字相互推敲，虽是在呕心沥血，但却乐此不疲。

_{1982年盛姗姗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_{1983年姗姗盛在美国蒙克利女子学院}

译稿完成后，父亲会请演员朋友用中文朗诵，听听他人念起来是否顺畅。特别是父亲译完《战争与和平》后，还请他的老同学、儿童作家、翻译家任溶溶看一遍。任叔叔后来撰文写道，《战争与和平》看一遍就受不了，太浩大了。父亲对我说，他每天都在“爬格子”，像农民耕地一样平常。父亲惜时如金，同时也懂休息﹑会休息，深知养精蓄锐、做事有效的道理。所以，每天下午工作完毕后，父亲就抓紧时间养花弄草从事园艺，或去逛花鸟巿场收购“珍奇”，要不就按计划对好友进行家访。几十年如一日，父亲每一天都过得有收获，既充实又尽兴。
 
更令我佩服的，是父亲规划个人事业的眼光和气魄。特别在文革结束时，饱受磨难的父亲已五十三岁，而他已决心用二十五年的时间，把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译成中文。为此，父亲推掉了让他当出版社总编辑的工作安排。其实，抗战结束以来，父亲没有在出版社正式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更一直处于“三无”状态，即没有工资、没有职称、没有单位，是一位真正的自由职业者。

 
业内人士都知道，翻译托尔斯泰全部小说是十分浩大的任务。其实，父亲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而把规划做得精致而细密。那就是，首先把三大巨著“攻”下来，顺序是《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及《战争与和平》，之后再“攻”托翁大量的中短篇。我在晚近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父亲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年龄、精力和健康状况考虑进去，他要和时间赛跑，要以最可靠的方式尽力而为，把托翁的整座文学丰碑选完美地迁移到中国来。

 
当父亲译完托翁小说全集的时候，我体会到他心想事成﹑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同时也不由鼻酸地想到，其实他头上高悬着“假以天年”这四字。这四字一直在警醒他，也一直在嘲笑他，其滋味并不好受。记得七十年代后期的一天，父亲在福州路外文书店看到最新版的托尔斯泰文集，回家叫我和哥哥一起去帮他把书搬回家来。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显现文革后没流露过的愉快兴奋的神情。就在这一刻，人近老年的父亲开始攀登自己翻译事业的主峰，丝毫没有颐养天年的松懈心态。应当说，这也是父亲参天大树的一种风格吧？

_{1985年在草婴书房和父母合影}

不能不提及父亲生命中的最大凶险。一九七三年，父亲从奉贤五七干校回到上海的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有一天，父亲等人被派去搬运卡车上的水泥。当时，父亲体重只有五十五公斤，而每袋水泥也达五十公斤，他摆出马蹲步的姿式，等卸车人将水泥袋放到他背上，谁知只听见卡嚓一声响，父亲惨叫“哎唷”就被压倒在地，人也昏了过去。同事用平板车将父亲送到附近医院，因为他属于“牛鬼蛇神”，院方不敢诊治。医生说，幸好没有压断中枢神经，病人回家后要在平板上躺着，不要移动身体，如果再压坏中枢神经，就会造成半身瘫痪。我和妈妈回到家，见状大吃一惊：早上好好骑自行车去工地，怎么回来就躺在木板上不能动弹了呢？我急得直哭，父亲反而安慰我说，“不要紧，躺躺就会好。”

躺躺就会好？连我都知道，这是医生经常说的虽善良但廉价的安慰话。让大活人躺在硬木板上长时间一动不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指定动作。而父亲想到，这是要他在鬼门关上一来一回地荡秋千，他必须挺住，必须在鬼门关的这一边落地，而不能相反。父亲以非人般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照医生的话去做。这样一躺，就躺了一整年。

 
父亲从死亡线上胜利归来，是亲情与事业心的牵挂使然，更是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对他这位中国知心者呼唤的结果。这里也不能不提及和父亲亦师亦友的姜桩芳伯伯。文革时他在秦城监狱里关着，刚出狱就到上海来看老朋友，父亲去十六铺码头接他，那天正好是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姜桩芳伯伯刚下船在街上就听到这消息，说了一句：文革要完了。姜桩芳伯伯在我们家住了两个星期，一直在和各位老朋友商量，如何让全国人民有知识、有文化。他提议成立一个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使人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当大家都有了文化知识，就能分辨是非，不会盲目跟风，这样文革就不会重演了。

姜桩芳伯伯的想法跟父亲不谋而合。早前父亲被关在单位“牛棚”里，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他那时就在想：等出去后，要把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2000年，父亲终于把托尔斯泰文集翻译完，由台湾的远流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著名作家巴金收藏的托翁作品的插图，也在上海文艺社出版的文集里用上了。我从美国回来参加了托尔斯泰文集中文版的发行式。我邀请父母去欧洲旅行，之前我多次邀请过他们。父亲总是说，等托翁文集译完再说吧！

而现在父亲又有了新任务，原来父亲要响应巴金反思文革的呼吁，帮助前上海人美编辑杨克林收集画册《文革博物馆》资料，还承诺写前言。巴金在文革中历经苦难，他大声疾呼，要创建文革博物馆，不让子孙后代再遭受这样的灾难。这也是父亲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所以，父亲译完了托尔斯泰文集后，就积极帮助杨克林。

 
父亲在《文革博物馆》前言表示：“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生命和经济损失之重，文化遗产破坏之惨，可以说是不下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人祸，因此要在人类语言中找到恰当的词汇来描写说明形容这场浩劫极其困难。但亲历过的人，只要稍微回顾一下，眼前就会出现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再一次感到毛骨悚然、心肝撕裂……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所受的蹂躏，更是罄竹难书。严刑拷打、长期监禁、甚至宣判死刑。文革的悲剧既然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浩劫，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呼声，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写完《文革博物馆》前言后，父亲继续写作。他说，还要写一些文章，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在有生之年，留下一些自己的声音。他说：“我还没有这么年轻，可以浪费时间；我还没有这么年老，可以慢慢地等待死亡。”

_{2007年夏草婴和高莽、赵丽宏相聚于上海图书馆}

2003年，父亲80岁。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祝寿说：“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中国读者能认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苏作家的杰作。”

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柯富安也来函祝寿，祝词中这样说：“您是连接两个伟大邻国人民心灵感情的拱梁。您介绍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这样的世界大师作品。凭着您的才华，这些文学名著就不仅仅属于俄罗斯。我们相信，尊贵的中国读者也一定会注视两个朴素的意义深远的汉字：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而我，也首次从心灵深处意识到，我的人生楷模不是其他什么伟人、名人，而就是取“草婴”为笔名﹑实为参天大树的亲生父亲！其根据是，他有儿女情长的家庭责任感，他有透析复杂时势的独到眼光，他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事业心，尤其是他有从容、刚毅、哪怕面对灭顶之灾仍然强悍的男子汉风骨！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