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下）

一、越过租界的外国人

就是在文革这样封闭的年代，我们弄堂对面的采芝邨里，仍居住着一个说一口地道上海话的典型老外：“恰里”，他好像有个太太或者女朋友，至于他到底是犹太人还是俄国人，还是意奥混血儿，他干什么工作，如何来到中国以及为什么最终留了下来，有各种传说，不得确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恰里”不仅中国化，而且已经非常上海化，这让我想起了李天纲教授的一个观点：“能说一口地道上海话，而且一生中大半生涯在上海度过，或者事业和产业主要在上海的人，无论他来自外地还是外国，都可以算是上海人。”“恰里”应该算，尽管他长着一张外国脸。文革结束，“恰里”靠一张外国脸交了好运，先是在一些电影里跑龙套，慢慢有了台词，慢慢成了角色，后来就不见了，据说搬到了靠近中山公园的上影照相馆楼上，总之“发达”了。我想，恰里是租界时代上海多达15万外国侨民中的一个奇怪孑遗，现在只能归结于他的中国缘，谁要是知道他的身世，可以说给我听。除了“恰里”，愚园路上的另一个老外是住在福世花园里的外国老太太，身材臃肿却面目和善，经常独自来往。因为那时外国人已凤毛麟角，属稀有品种，所以特别记得住。

_{今天的中山公园大门}

_{对面的采芝邨}

时光倒流，我们再来看看四十年代坐落在愚园路上的一家叫“匈牙利”（地址待考，据传在今安西路口附近，知道的人麻烦告诉我）的餐馆，叫餐馆，其实也是一家夜总会。老板希尔曼曾经是一名耶稣会教士，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战乱带来的无底线的道德沦丧吧，使他失去了心中的上帝，没有了信仰的他倒是懂得及时行乐，开始和一个名声不怎么样的匈牙利风琴手斯黛拉·季美同居，这个英文名Stella  Szirmay的女子，据巡捕房的报告描述，是一个从布加勒斯特一路玩转君士坦丁堡、阿尔及尔、塞得港、新加坡、汉口，最后来到上海的彻头彻尾的三流交际花，甚至警察还怀疑她有拐卖妇女为娼之嫌，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她在战乱中畸形的上海滩立足。相反，丰富多彩的神秘背景和开放鲜明的个性使她颇受欢迎。四十年代早期，季美一度成为主宰上海那风光不如当年的夜生活的女王。“匈牙利”隔壁是一家自称匈牙利“伯爵夫人”开的书店，德侨社区的文人们经常光顾这里。德国在上海宣传机构的头子经常会乘着马车前来此地，同行的还有他的朝鲜保镖和一条狗，有时德国文人还会聚集在书店里坐而论道。经常光顾“匈牙利”夜总会的还有德国情报机关在上海的负责人厄尔哈特，一个喜欢享受，害怕寂寞的人。每每在“匈牙利”喝醉了带人回家。这一区域俨然成了“轴心国”的休闲区，太平洋战争以后纳粹分子喜欢频频光顾的社交场合，生意特别兴隆。

坐落在愚园路上的还有“唐老鸭酒吧”（地址待考），因经营不善被玛格特·陈（Margot  Chan,别名“中村”）的女人买下，她是当年名噪一时的上海滩高级交际花“公主”苏玛丽的女伴。

1942年5月的一个晚上，沪西特别警察署署长潘志杰少将为了执行晚上11时以后的宵禁令，特意去了“歹土”内的6家夜总会打招呼，这六家夜总会分别是亚利桑那、阿里巴巴、风流寡妇、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匈牙利。但是几周后，他发现这些夜总会依然我行我素，营业到凌晨，于是便进行了一次联合“搜查”，迫使他们准时打烊。但是据《上海泰晤士报》的记者报道称：

匈牙利夜总会——耍了点小聪明——一楼确实准时打烊了，不过楼上依然歌舞升平。他们告诉警察那是一个私人聚会——周四晚上的案子潘署长放了他们一马，但是他昨天对《上海泰晤士报》的代表说，尽管“经营匈牙利的那个老女人很狡猾，但我总能找到让她乖乖听话的办法。”

季美用尽了贿赂和关系，使她的生意一直做到1944年初，后来她把店转手卖给了一个法国人。

这就是愚园路三、四十年代外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公共租界的阿喀琉斯之踵是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其区域约有7640英亩，有一万多外国侨民居住，许多在上海的外国富豪都在那里盖了华丽的洋房，他们须向工部局交纳税金，否则就会受到停电停水的惩罚。愚园路是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中一条典型的马路。许多工部局的官员本身就住在愚园路上，散居在花园洋房和里弄里的外国人不计其数。日本人在占领上海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后除了虹口“小东京”，也有相当部分住在“准租界”的越界筑路地段。四明别墅内61和63号两幢房子曾经是东洋人的堂子挂牌“炒牛肉櫻”，实际上是家妓院，从1937年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慈善会”就设在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的25号，通过抽头向沪西歹土上的赌场夜总会提供保护伞。建于二十年代的1249弄是日本人丰田佐吉在中山西路苏州河畔所建的上海丰田纱厂的干部住宅，该厂骨干干部全部由日人担任，自然也一直住着许多日本人。但这些作威作福的日本人也有他们难过的时候。

_愚园路

1946年6月17日，工部局警务处日本人副处长赤木亲之离开愚园路的家，带着妻子，驱车前往医院作常规治疗。当车子拐入地丰路（今乌鲁木齐中路）时，两个枪手向他开了火。赤木头部被打中，但他仍想爬出汽车回击，然后又被击中手臂和背部。刺客随即逃走。赤木则勉力返回车内，叫司机将他送往宏恩医院。尽管有三个日本人给他输了血，但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

邬达克的名字耳熟能详，但其实除了邬达克，当时还有很多外国建筑师在上海这个东方的“魔都”里施展拳脚，比如愚园路上的洛克菲勒公馆就是落魄后来到上海的“现代设计之父”沙利文设计的。1929年兴建的花园里弄藜照坊（愚园路909弄 ），当年曾是外国建筑师的聚居之地。新华村、严家花园、福世花园，最初都是外国人投资兴建和居住的。

_{曾住对面新华村1号的董竹君}

愚园路上最著名的外国人恐怕要算住瑞兴坊弄堂4号里的路易·艾黎。他的故居被勒石纪念。这位曾任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的老外之所以被纪念是因为他的经历：1934年参加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在其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电台，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11月的一个深夜，宋庆龄正是在这里得到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并和艾黎等一起举杯庆祝（从最近的宋氏三姐妹史料展中我还发现了艾黎与宋庆龄的合影）。其住处还是中共党员的接头地点和避难所，史沫特莱曾把一位刚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带到此处，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也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联系张学良的中共中央代表刘鼎在此住了较长时间。抗战爆发时，鲁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为躲避日警追捕而在此暂避。路易·艾黎最后成为“中国十大国际友人”。从他的经历中我体会到，上海早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

_{隔壁弄堂瑞兴坊的路易·艾黎故居}

现在，愚园路的弄堂里又开始出现外国面孔……时间总喜欢回头看看。

_弄堂游戏

二、沪西“歹土”坏在这里

“歹土”一说最早见于《大美晚报》。从1939年起，日伪势力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不到半年时间，在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毒窟、赌场、淫窝，加上76号带来的暗杀、抢劫、绑票、勒索，生生把这里变成了魍魉世界。《大美晚报》一篇发给世界各国通讯社的长篇英文电讯中，在列举大量事实后，对此结论说：It is a bad land. bad land译为歹土，沪西歹土由此得名。

工部局巡捕房的一份报告描述了沪西地区的变化：

从1938年2月起，赌场在界外筑路区兴起，老板是些中国白相人中的头面人物，后台是些趣味相投的日本人，而迎合中国下层阶级的和为（Hwo Wei）彩票开始风行起来。同年5月，日本军事当局在该区设立了上海娱乐业督查处，由日本人负责，每天向赌场征收“保护”费。

鸦片馆和此类毒品的零售店接着也在日本当局的指导下设立起来，按月向日本人交税，毒品由日本军方特务处垄断供应，由一个在日本扶植的当地政府中担任顾问的日本人负责。随着日本人对沪西地区控制的日益全面，情况之恶化恐怕会到形形色色的歹徒都出没该区的地步，成为一个只要有机会敢向警察局开枪的武装匪徒的天堂。

到1939年末，沪西越界筑路区大约有24个赌场、200个和为（Hwo Wei）彩票销售点、42家鸦片行和100家吸烟馆。有些大烟馆和赌场还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而愚园路无异是沪西歹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如销售鸦片和海洛因的“好莱坞”（Hollywood）烟馆，租用的是汪精卫的房产，声称有400名武装保镖，每天24小时营业。内有大型西洋轮盘赌具，一些房间则分别辟为牌九间、沙蟹间、扑克牌和麻将间等，这些舞厅赌场每月要向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慈善会（设在愚园路1032弄25号）交纳100多万“抽头”。据考：以下是几个外国人对这一时期上海沪西“歹土”的描述：

_{长宁区少年宫曾为汪精卫官邸}

在不完全受日人控制的租界外地区萌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机制，被称作“歹土”的这一地区，其行业主要是赌博、鸦片以及类似的行当，此外，还得加上几乎全在夜间发生的枪击事件。汪精卫在上海的公馆（即今愚园路少年宫）约位于该地段的中心，一座阴森森的巨宅，一度变成了实际上的城堡，大门两侧配备着机关枪，并有驻守着华、日警卫的值班室。（Vanya Oakes, White Man’s Folly, p361）

在这些恐怖的岁月里，数以千百计的人伤亡。死神袭击他们，在旅馆中、剧院外、热闹的咖啡吧内、大街小巷中、官邸里，以及在其静卧床上的家中。这是充满了武装保镖、装甲车、防弹衣、街头碉堡的时期。成千上万的华人、白俄以及裹头的印度人受雇于私家武装部队。由于警方已经无法控制局势，故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即使并不涉及政治风险，黑社会也令人感到惧怕，因为其成员得借助于因战争而结成的崭新歹徒阵线，保护其党人免遭日本暴徒和中国雇佣杀手的侵害，并在普遍混乱笼罩下的犯罪中，开辟肆无忌惮而恐怖的道路。（Percy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310）

1939年2月19日大年初一，汪伪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愚园路688弄25号自己的公馆内被军统暗杀。

1939年，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伪上海市政府派警员前去执勤，为工部局所驱逐。双方遂不断发生冲突。

1939年9月15日，太古洋行代表描述道：

日本人不失时机地企图利用对西方列强的成见。在过去的十天里，武装的大道（傀儡）警察大批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区，耀武扬威地在工部局的道路上巡逻，建立沙袋据点，举止粗鲁。同时，有关日本军队张牙舞爪，决心完全控制这一地区和道路的报告像雪片一样飞到工部局。

工部局总裁兼总办费利浦_向英国大使、美国总领事、西蒙兹少将（英军驻沪高级军官）、工部局若干代表的联席会议_报告，对于此事之后果，他相信，除非主动立刻妥协，否则我们将面临武力驱逐我们的警察、夺取我们在这一地区既有控制权的企图。这次会议毫无异议地得出结论，在欧洲战争造成的新局势下，除了争取达到某种协议之外，别无选择。

_{弄堂口的咖啡馆}

谈判随即开始，但很快又因中国傀儡政府规定由其警察控制整个沪西越界筑路区而停顿下来。

由于英法在远东的地位衰落，沪西越界筑路区的法制秩序继续败坏。1940年2月，一份法国警方的报告称：

歹徒的猖狂已经毫无禁忌。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攻击外国人和中国人，即使是“歹土”附近的繁华街道也不那么安全，他们在作案之后便溜进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武装匪徒在紧邻“歹土”的公共租界内作案。

该报告估计，这一地区的赌馆业主每月有100多万美元的“抽头”交给日本人。

1940年1月，甚至发生了工部局总裁费利浦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丁香花园附近遭到枪击的严重事件。2月16日，工部局不得不与日本控制的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签订《沪西越界筑路警权临时协定》（1940年9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兼特务股股长约克在离开愚园路的住宅时，遭到两名华人的枪击），但直到12月双方仍未最后解决该协议的补充规定。这使得一个新的机构应运而生，即所谓的上海西区特别警察队，负责管辖整个沪西越界筑路区。这支警察队官员半由工部局警方提名，半由日本人支持的华人市政府提名并听命于伪市政府。公共租界当局对这个安排，除了像费利浦告诉英国驻沪总领事的那样这是“在既定形势下，与（傀儡）市政府在谈判桌上所能达成的最好协议了”之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争吵一直持续到1941年3月15日新警队建立起来。

1940年的节礼日，一家豪华赌场“联侨总会”开张营业，其址在静安寺路消防队的正对面，愚园路和地丰路（今乌鲁木齐中路）转角处。紧邻它的是百乐门，当时也正在举行两周年庆祝活动，书有“国乐”字样的旗帜在专门搭建的牌楼上飘扬。愚园路532号的甜甜斯是另一家舞厅。愚园路864号是一幢仿欧洲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汪伪时期，5家赌场合并而成的百老汇总会在此开张，由黄金荣的徒弟、沪西流氓头子朱顺林当经理。当年的愚园路1204号则是“好莱坞”赌场兼舞厅（地址在现在的长宁区工人文化宫和沪西别墅西侧），附近舞厅还有愚园路1238号的伊文泰夜总会。

_{幼时的长宁工人俱乐部}

_{今天的长宁区工人俱乐部}

在醉生梦死的同时，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暗杀仍在愚园路上发生：

1940年2月25日深夜  百乐门午厅红舞女陈曼丽被刺杀。

1941年3月12日，一名通敌的银行家与日本妻子所生的23岁的儿子吴孝安，在离开愚园路上的伊文泰夜总会时被绑架。

同年3月16日，苏浙皖统税署的首脑盛绶臣，被六名武装的中国特工开枪击倒在愚园路家门前弄堂内的小车内。

5月1日，前南市警察，效力于汪伪政权的郭子元，在愚园路和爱多亚路的转角处被枪击致死。

美国学者魏斐德高度概括说：沪西无主地带——歹土——的非法娱乐，既是对无法摆脱的社会紧张感的暂时逃避，又是一个分裂城市在外人统治下溃烂的持续标志。

三、愚园路警权之变迁

1924年—1925年，工部局趁两次江浙战争之际，又在沪西区越界筑路多条，并千方百计抵制华界警方在这一地区的值勤，这一带逐步成了治安混乱的“歹土”。

在《上海警察，1927-1937》中，美国学者魏斐德根据档案材料说：界外马路是由工部局在过去25年中在租界外修筑的。这些路也通向城西和城南新出现的豪华新区，许多有钱人在那里建造别墅或是英国乡村式豪宅。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也在这一带建造住宅。风格各异的小洋房、西式别墅出现在沿街两旁高墙后、深弄内，其间人物进出，沧海浮云，书写着这条马路的历史。盖姆威尔在《中国的门户》中描绘道：静安寺路上那些最豪华的住宅中有些是有钱的中国人的。舒适的下午或傍晚，一辆接一辆的汽车穿梭于宽阔平整的马路上，驶往豪华的郊区，车中满载着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的中国人。

魏斐德根据档案继续叙述：然而，华界当局则有理由认为这种对土地的侵占很显然是帝国主义者企图将警权和治外法权扩大到条约口岸规定的区域之外的表现。事实上，工部局每修好一条马路，西侨就要求由租界警察担任起马路巡逻的任务，并且要求警方不仅负责路上巡逻，而且要保护马路所经区域内的财产。这种新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据认为是依据了1866年和1898年对《上海租地章程》的修订并由领事团认可（而不是完全赞成）的。美国总领事引用了一位高级领事在1905年写的一封请求领事团支持的信，信中说：“只要领事团批准，巡捕房在租界及界外道路所实施的所有治安措施，都是合法有效的。”

_我家弄堂

清政府自1905年起就对租界警方在界外马路上巡逻提出抗议，但这种土地侵占行为在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被遏制。由于国民党提出收回国家主权，作为回应，孙传芳于1926年3月派出中国警察对界外马路进行巡逻。工部局对此抱怨不迭，美国总领事克宁翰向上海交涉公署提出抗议，中方很快就妥协了。

不到十个月后，新的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对这一协定提出了挑战。1927年10月13日，“在民众的支持下”，中方收回了西郊虹桥路的“警权”，但工部局并不买账，仍在继续购买土地，计划进一步越界筑路。

纳税华人会和商会都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表示不满，希望新的华人市政府干预此事。但是信号表明：交涉无济于事，解决路权问题只有靠“强硬措施”，于是市长办公室于1926年6月5日召开会议，作出三条决定：一、越界筑路在条约中没有任何合法依据；二、越界筑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必须向公众宣传；三、必须“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阻止越界筑路”，让租界工务局经受压力。1929年9月26日，上海土地局禁止以任何理由向租界工部局出卖土地，并警告如有人胆敢一试，即没收财产。与此同时，市长办公室增加了公安局的预算，添置设备以防止越界筑路的延伸。公安局还特别警惕工部局将临时的煤渣路改建为碎石路或砂石马路的计划。由于特别市政府于1928年修筑了一条穿越西部中心地带的马路，华界警方掌握了约1/8的越界马路的路口，可以在那些地区设立自己的军警机构，阻止工部局的修路队通过中方控制的区域，不久，公安局开始逮捕扩充或修理租界外设施的公用事业公司的职员。

_{当年汪伪高官云集的1136弄区少年宫弄堂}

这些措施很有效。1930年1月15日，工务局处长倪德汉告诉工部局：“为了避免麻烦，我建议暂停所有的工作”。以后工部局不再为越界筑路购买土地。

1932年，上海特别市政府与工部局达成收回越界筑路地区的行政权与警权的协议，但并未落实。

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这一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犯罪活动猖獗，日本人支持建立了一个中国警察队进行管辖，该警队隶属于傀儡市政府，该地区还设立了代表傀儡政权的征税机构。1938年末，以鼓吹开发满洲著名的日本翼赞政治会总裁阿部信行在上海召集从中国特务组织中叛变出来的人开了一次会议，启动了进一步开发利用这一地区的计划。

据作家树棻的描述：原来越界筑路的“准租界”地区和正式租界有所不同，马路两边新造起的弄堂和洋房都归租界巡捕房管辖，但马路边那些腹地的原来居民却仍旧归中国地方政府管辖。在上海沦陷之后，这片土地上更是形成了双重政权和双重警权，便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伪市政府、租界巡捕房、伪沪西警察署四者并存。于是在这片土地上同时存在着以下这些武装力量：

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英国籍、印度籍和华籍巡捕；

英国皇家陆军和苏格兰长枪营；

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英国队、美国队和华人队；汪伪政权沪西警察署的警察；汪伪“和平军”驻军；日本宪兵队沪西分队的日本宪兵；汪伪特工总部（“76号”）中的武装特务。

1939年7月，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筹建了一个专门胁迫上海屈服的安全机构。汪伪政府在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了一个警务指挥部，其建筑戒备森严，以审讯和用刑之残酷臭名昭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与工部局签订《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组织章程》，特别警察队隶属于该总署。

四、对一些传说的考辨和悬疑

_{今天的愚园路街道}

如果未加考证，许多说法是很可能以讹传讹的。这是我在愚园路历史钩沉过程中的体会，尽管我的记录也未必尽是，也希望有识之士继续指点。至少，以下几处我略可纠正。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回忆录中曾写到：“我们搬到了愚园路树德里的一家石库门内的三楼厢房，这三楼厢房带一过街楼，共有三间房。”虽是作者亲笔所写，但一直住在愚园路，却未曾闻听树德里。总觉其事未确，便翻书上网查考其源，发现原来茅盾的内侄女孔海珠女士也曾证询此事，因为她和父亲有一次坐21路电车路过愚园路，父亲曾指着一条弄堂对她说：你姑父、姑妈在这里住过。为此，她特地去实地找过，但愚园路上遍寻树德里不遇，后灵机一动，找到长住在愚园路岐山村，曾经几次去茅盾家取过稿件的《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施老告之“这个地方还在，在加油站对面的弄堂”，且为其画了地图，并详加说明，还证实当时茅盾的写字台即放在过街楼窗口下面。原来树德里是连生里所误，按图索骥，孔海珠找到了愚园路上这条名叫连生里的小弄堂，茅盾书中描写的房东的后代还热情地邀请她进屋参观。孔海珠在《聚散之间》一书“茅盾在上海居住地查考”一节中实地勘正：茅盾所居小支弄确为连生里。孔女士虽曾实地去过，但可能因为别人带去，碰到我时，也记不大清连生里的确切位置了，只记得是在久光百货附近。一些关于连生里和庆云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机关所在地）的静安区介绍资料和网络文章，也多有认为它们在现常德路到万航渡路华山路那一段愚园路的。但按照今日的门牌号码，静安寺后门为151和153号，过万航渡路华山路的百乐门已为218号，庆云里和连生里门牌号都为愚园路259弄，此址据门牌号推测，应在万航渡路华山路到乌鲁木齐路的一段愚园路上，现愚园支路附近。时隔几十年，再次经过时，这里也和久光百货和静安寺背后那一段一样，已被拆除，周围的人也根本不知底里，取而代之的是1788广场和静安高和大厦等现代化高楼大厦构成的公共空间。庆云里和连生里究竟何处，我还是相信几位目击亲历者。居住在愚谷邨的王守华老先生，为此特意走访了几位高龄老人，又碰到我一位曾住附近的同学与同学们一起指认，可得出一致的结论：庆云里和连生里确在万航渡路华山路到乌鲁木齐路的那一段愚园路上，即今1788广场和静安高和大厦位置，更无可辨驳的是同学还为我找到了当时的一张地图：明确无误地标示了庆云里和连生里的位置，因连生里套在庆云里内，类似支弄，且和庆云里一样有东西南北向两条，难怪孔女士去过也难于再辨东西。愚园支路口街中心三角区也确有施蛰存先生所说的小加油站（被误认为在九光百货那一段，是因为对面胶州路恰巧也有一加油站，因均遭拆毁且地貌变迁，已无从确认）。在上海，“里”一般都是条件较差的老式石库门建筑，庆云里连生里数年前遭全部拆除，也可见其建筑保护价值并十分不特别。可惜的是没有竖一块石碑或挂一块铭牌。

_{家门口的手绘图}

有文章说愚园路749弄除了住过周佛海、李士群、吴四宝等一帮汉奸，还曾住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南京路扬子饭店老板关玉庭，以及为蒋介石宋美龄证婚的牧师俞日章。于是大量的文章就此演绎张道藩和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后来的那段传奇爱情故事，倒也为愚园路平添了一份浪漫情调。但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考辨，我怀疑张道藩为张定璠所误，此1927年兼任过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军人张定璠非彼文人出身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道藩，虽然写张道藩曾居此弄的文章很多，但都未标明出处和居住此弄的些微证据，所以我很怀疑是因名字接近而以讹传讹，致使我在《愚园路上》也不能幸免，直至找到当年《申报》上的一段报道，方有此问。据1939年2月28日《申报》题为《愚园路张定璠住宅  突被日宪兵封闭  守屋仆人已被驱逐》报道载：“愚园路七四九弄二十三号房屋，原为前上海特别市长张定璠氏之住宅，战事以后，张氏眷属，均迁居桂林，仅留仆人一名在内守屋，距于前日上午，忽来日本武装宪兵数名，乘汽车直达门前，破扉而入，大肆搜查，旋即将守屋之仆人，加以驱逐，并将房屋锁闭，粘贴封条，禁止任何人出入，此事殆与前交通部长王伯群住宅被封，实出一辙，该处赌窟林立，日方觊觎此屋，企图辟为俱乐部，为时已久，原非一日。”至少，张定璠居749弄23号有此当时文献为证。《申报》奉行“史家办报”原则，应可采信。虽不能定论张道藩未住过此弄，但我很希望持此说者能拿出那怕是间接一些的文献证据来。

申园始建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位于静安寺西隅，占地12亩，四周筑路，车马可直达园内，绕行一周而出，为愚园路曾有之一中西合璧式小型园林，也是上海最早的经营性私园，由公一马房业主以集资方式组建。开创时，按股份集资银1.6万两，故又称申园公司，当年竣工并对外开放。主要靠室内装饰和摆设来吸引有钱人冶游。清人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赞誉该园是“画栋珠帘，朝飞暮卷。其楼阁之宏敞，陈设之精良，莫有过于此者”。主建筑是一幢西式两层楼，上下可容二百余人，为园内餐饮、游乐的主要场所。园东有一组较华美的仿古建筑，前临荷池，堂榭内门窗及桌椅几案均以上等木料精雕细刻，种种摆设亦极名贵。园内花树环抱，极显幽静。园内主楼备有中西菜肴、洋酒、洋烟、咖啡等，园东堂榭内则由名师精制中式细点，并奉香茗敬客。弹子房设于堂榭后，内置弹子桌数张，并备烟酒、咖啡等供客品尝，这是当时极为时髦的一项活动。该园自午后起营业至深夜，夏日园内灯火彻夜不灭。当时租界中尚无较胜之园林，得此园已觉别开生面。初时因首家独创，营业颇佳，但很快就受到徐园、张园、西园的挑战。愚园建成后，申园的营业更是每况愈下，同年八月转租他人，翌年正月再次开业，但终难逆转，至光绪十九年八月将家具、器物悉数拍卖。1937年新华银行在此地建“新华园”新式里弄住宅（后为愚园路235弄，现已拆除）。

1944年2月-8月间绘制的《上海市新改路名挂图》和1946年9月绘制的《最新上海地图》均标示“申园”位置，在南北向的叶家宅路、延平路华平路和东西向的武定路、新闸路口，让不明底里的人误以为有些文章记录有误，但经我反复比对，且据日人木之内城《上海历史地图·附录近代史年表》及其他文献资料所考，该申园应为申园跑狗场，1928年7月31日开张，1931年后变成申园足球场和申园公园，与愚园路上之前的申园是两回事，若不加分析，两者极容易混淆而不能首尾，故此特加说明，以解愚园路爱好者之惑。

_{曾住隔壁弄堂兆丰邨的邵式军结婚照}

关于当时化名李云鹤、（又化名李鹤、李云古、张淑贞等）的江青在兆丰公园第一次被捕的确凿地点，哪怕当事人和一些间接证人的回忆，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也是需要加以考证的，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当时兆丰公园梵皇渡路的门为正门，长宁路愚园路的门改为正门是后来的事。故说江青当时想从梵皇渡路的正门口逃避特务并没有错。在《老上海经典建筑》一书中称：静安寺附近在20年代还是青蛙鸣叫的田鸡浜，臭水浜两侧还是逃荒者用芦席搭建“滚地龙”栖息的地方。张伟群的《四明别墅对照记》亦述“另一条就是将静安寺共同租界地盘外的水路田鸡浜填实，修建成愚园路”，而在张长根编著的《岁月经纬》及其它一些书中“田鸡浜”则称“田基浜”。新据静安区文史馆的陆琰先生考证，“田鸡浜”之得名盖因20世纪初以前此地有一南北向狭窄长浜弯弯曲曲，水质清澈，常有小船到此出售鱼虾，每逢夏季，蛙鸣不绝，声震数里，而本地人称蛙为“田鸡”，故名“田鸡浜”。“一二八”淞沪会战后，虹口、闸北等地居民，纷纷逃至此地居住，人口迅速增多，饮之于浜，又乱扔杂物于浜中，久而久之，河道淤塞，渐成为臭水浜。后来此地建了“百乐门”及商场，1945年前后又建了大量二层木结构民房及新式里弄房（百乐新村），建国初期该浜被彻底填平。当地居民遂取“田鸡浜”之谐音将这一地区称之为“田基浜”。方解我心头之惑。

_{曾住附近西园公寓的青岛美人袁慧燮}

_{住西园公寓的京剧名角童芷苓}

还有一些悬疑，比如《上海通史·附录》上记载的愚园路毕士大福音堂的存在到底在什么年代，何时消弭；比如久安公寓是否是有些文献中所说的上海滩第一栋公寓建筑，且为苏州贝家（上海贝氏建筑不少）所建。不久前我在江苏路街道李世梁书记和一些老建筑爱好者的陪同下实地踏勘此公寓，发现沿马路公寓靠弄堂的背面还孑留有现在已很少见的室外螺旋式消防逃生铸铁扶梯，记得愚园路上的西园公寓九层头过去也有。如今公寓外观已较为破败，且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地由五层加到了六层，令人观之，颇生“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感慨，同行者说，若考证确实，门口应该挂一块牌子。据载：林语堂1927年9月到上海，后在愚园路上购进一座花园洋房。园中四季草木常青，仅白杨树就有40棵之多，室外还有菜地一块，种有蕃茄、芹菜、南瓜等各种蔬菜。故虽身居闹市，却也不乏田园风光。林语堂崇尚“狷者”，将书斋命名为“有不为斋”。后将此房出售，赴美国。林宅现今是否仍在，究竟哪一幢，仍待考。有出版物写到：愚园路909弄花园里弄藜照坊，内有14幢3层中英式联合体住宅，当年是外国建筑师的聚居之处，藜照坊犹在，但其间有何故事，都有待文献或文化老人的进一步挖掘和回忆。凡此种种，都有赖此书的读者参与补充，核实修正以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