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路330号邻人往事

_{长乐路330号坐落在长乐路瑞金路口}

前言

长乐路瑞金路北边有一排颇具法式特色的连体建筑，门号从330号起到352号，均为三层楼的房子，南朝长乐路。这排房子有着少见的半圆红瓦的孟莎式屋顶，而孟莎，则是建造凡尔赛宫的建筑师的名字。据悉长乐路北部的这排房子由法国人设计，建于1926年，原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寄宿制学校宿舍，因为总校就在现社科院旁边原长乐路第一小学的位置。

可以说长乐路这排房子是上海最早的“学区房”了。

_{建于1926年的长乐路330号到352号（90年代前全为住家，没有商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长乐路这一带既没有公交车驰过，也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店。因为房屋的特色，又因为前面就是商业街淮海路，这儿纯属闹中取静的好地段，居住的多为中产阶级——职员、商人，很少有工人的。      

我从小生活的长乐路330号，就在这排连体建筑的最东头，紧靠着瑞金一路。其实330号是由两幢楼组成的，因为都从一扇大门进出，所以共用一个门号。也许因为当初建为学生宿舍，这儿房间不大，大小不一，有八九平方一间的，也是二十平方一间的，大多一间住一户人家。因此长乐路330号的住户不少，有十七八户。其实每家的面积都不宽敞，唯有我家是住两间套的，还带一个大阳台。

长乐路330号的居民大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陆续搬来，朋友引荐朋友，所以好像是一个大家庭。邻居们彼此间的称呼都是“姆妈” 、“伯伯”、“阿婆”、“孃孃”，不像现在的称谓——“402（室），你回来啦。” “啊，301（室），昨天看到你女儿遛狗了。”好像是联络暗号，又像是探监号。

比起弄堂房子来，长乐路属新式公寓房，每层都有大小卫生间，还很早通了煤气。因为地段好，面朝淮海路，紧靠锦江饭店，又因为大多为同一阶层的，长乐路330号的住户很少有搬迁的，当年我们这批孩子也是互相看着长大，阅尽了彼此沧桑。

_{长乐路上最著名的建筑——锦江饭店和兰心大戏院}

2002年，长乐路330号和旁边两幢楼被拆迁了，奇怪的是就拆迁我们这三幢楼，其他一排法式建筑像一排屏障一样被保留下来了，后面的一大片住房全被铲为平地了。在这片废墟整整暴晒了十多年后，上海地价飞升，一个名为茂名公寓的高级住宅区建起来了，一批年轻的新贵搬了进来，成了长乐路上的新主人，历史就此翻篇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绕着长乐路瑞金路走，哪怕公交车路过也不忍卒睹，因为对长乐路330号有着太多的回忆。那些人，那些事一直萦绕在脑海，因为我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经历是与他们交错在一起的……

2017年盛暑，关在空调房里如作困兽斗，于是就试着记下我印象最深的长乐路330号的几位老邻居们。

_{原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旧址}

大姐姐与小姐姐

我和二楼的启民是好同学好朋友，所以一直随他叫他的两位姐姐为 “大姐姐”、 “小姐姐”。

我很喜欢大姐姐，因为她长得漂亮，瘦削的身材，什么样的衣服穿着都显得得体，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还有，她歌唱得很好听，整幢楼时常回荡着她那清脆婉转的嗓音：

“蓝蓝的天上白云飞，白云下面马儿跑……”

“马儿啊,你慢些走呀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我就是从大姐姐的歌声中熟悉起中国民歌的。

一到夏天，我喜欢端个小凳坐到大姐姐家门口，一边享受着习习拂来的穿堂风，一边听大姐姐讲电影故事和演员轶事。那时大姐姐已是个高中生了，她爱好文艺，尤爱电影，凡看了一场电影便能原原本本地向我讲述出来，电影《山间铃铛马帮来》《摩雅泰》《铁道游击队》……演员秦怡、康泰、王心刚……我都是从大姐姐的故事中熟知的。

一次听电影故事正酣，忽听楼下有人叫大姐姐的名字。“啊，是我们班的男同学。”一朵红晕浮上了大姐姐的脸颊，她匆忙回屋，将身上的睡衣裤换成了衬衫长裤，还对着镜子照了照，这才袅袅婷婷地走下楼去。不一会儿她带着男同学给她的几本书上楼了。这一幕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原来衣着整洁也是对人的一种礼貌。

因为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家中没了经济支柱，大姐姐高中毕业后没上大学，去商业一局工作了。第二年她就得了个“上海市财贸系统六好职工奖”。 我陪着酷爱照相的大姐姐到淮海中路的百乐照相馆拍了一张艺术照。这张照片拍得真好，大姐姐胸佩奖章，微笑着仰望着左前方，明亮的双眼充满着对前途的美好遐想。这张照片很快就被照相馆放大，与一些电影明星照一起，摆放在橱窗里。有这样一个美丽而又先进的大姐姐，很令我感到骄傲，我经常有意无意地到淮海路去，站在百乐照相馆门口，朝着橱窗久久欣赏。

大姐姐爱照相，照片中她总是坐着、站着，表情与姿势都差不多，换什么背景都如此，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规中矩，没那么多浪漫的pose，大姐姐也不例外。不久大姐姐就恋爱了，对方是与她同一单位的一位山东籍复员军人、党员。她羞涩而又兴奋地拉开抽屉，给我看那复员军人的照片，讲述他们的恋爱故事，这让不谙世事的我感到十分新鲜。

在长乐路330号，家家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大姐姐将男朋友第一次带回家，邻居们都很兴奋。准女婿高大魁梧，穿着当时最时兴的黄色军大衣。不少人借口要讨根葱，或要借瓶酱油敲开了她家的门。后来她母亲索性把门打开，方便大家进出“审阅”。一位老太太索性端了条小板凳坐到新女婿面前仔细端详，事后评价说：“看来他家穷，怎么买不起一件像样的大衣呢！”

大姐姐结婚的酒席就摆在家里，就男女双方自己人。邻居们纷纷提供圆桌面、凳子，甚至锅碗。大姐姐的母亲并不善烹调，但大女儿婚宴她亲自出马，只见厨房里老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她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也顾不得擦拭，不时从厨房端出干煎带鱼、红烧肉、烤麸、番茄炒蛋等家常菜。六十年代百姓婚宴大多设在家里，凭的就是早几个月就积攒下来的肉票、鱼票、鸡鸭票。

结婚后大姐姐就搬离了长乐路330号，远离了我的生活，但是她曾带给我的艺术熏陶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

小姐姐是大姐姐的妹妹，与大姐姐比，她粗壮憨厚，与大姐姐像是两个类型的人。共同点是，她们都是勤奋工作的人。因为家境的关系，小学刚毕业小姐姐就去上工业中学，一毕业就到丝织厂当学徒。为了省钱，她每天带饭去上班，饭盒里装的除了米饭，就是咸菜，不见一根肉丝。学徒工是辛苦的，但从不听到小姐姐抱怨。她把学徒所得的可怜巴巴的一点工资全部上缴给她的寡母，满师了也同样如此，只有一点可怜的零花钱。那时我不懂事，小姐姐家是广东人，听说广东有老婆饼，中秋时我便缠着她要吃老婆饼，小姐姐居然从可怜巴巴的零用钱里为我买了两个老婆饼。

后来小姐姐入党，再后来她当上了丝织厂的领导。

不同于大姐姐的自由恋爱，小姐姐的爱人是经人介绍的，对方是党员，也是干部，但无钱无房，小姐姐一点也不嫌弃，新房就建在我们楼小姐姐的家，房里有木板一隔为二，小面积的就是她的婚房，只能放张床，和一个小书桌。

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姐姐与她爱人理所当然地佩上了“工人造反队”的臂章，但不见他俩得意洋洋的神色。不久上山下乡的锣鼓敲到了我家门口，330号外墙还贴起了敦促的大字报，动员的人群从三楼我家门口坐到了二楼楼梯口，他们都是里弄组织来的工人造反队员。小姐姐也在其中，但她坐在队尾，低着头，一言不发。

后来的几十年，小姐姐一直与我是邻居，她宽厚待人、乐于助人一直是我所赏识的。我妈患老年痴呆症初期，举止上有些端倪，就是她最早告诉我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纺织业首当其冲，小姐姐工作的丝织厂关闭，工人集体下岗，而厂领导由上级公司重新安排岗位。时任厂党支部书记的小姐姐向上级提出：“工人下岗，我上岗，这算什么名堂，我也要求下岗！”结果她真的也下岗了。后来我看到过一张她在与工人分别会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用袖子拭着泪，从当学徒工到与工人一同下岗，对工厂她有几多留恋、几多不舍啊！

我与大姐姐小姐姐一直有往来，挂念了就打个电话。几十年来我们一同成长，一同变老，她们都是我钦佩的人，因为她们都是曾给过我温暖，在我生命中挥洒正能量的人！

陆家姆妈

从小我就叫她“陆家姆妈”，她是我妈妈年轻时的朋友，又是我家的邻居，我们住三楼，她住底楼，因为是朋友，所以她才介绍我妈妈搬到同一幢楼来的，说来也奇怪，早搬来的她竟没有为自己先抢挑一套好房子，也许那时的人温良恭俭让的多。

_{我妈与陆家姆妈（右）是朋友}

与我妈瘦削的身材不同，陆家姆妈胖乎乎的，很是富态的样子，她是资本家的太太，打扮很有风度，大波浪的卷发，旗袍的衣襟前不是别着一串茉莉花，就是露出花手绢的一角，她是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的，她的女儿是个小学老师的，有三个孩子——平平、青青和良良，陆家姆妈就帮着带外孙，操持着女儿的家。

她的丈夫另有外室，就在附近的成都路上，那个家有五个子女。陆家姆妈自己不会生养，则收养了女儿芝芳。芝芳懦弱心软，凡事由母亲做主，从不敢顶撞半句，所以在女儿家生活陆家姆妈舒心得很。

芝芳面容姣好，举止文雅，但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请假在家养病，常见她搬个小凳子坐在大门口嗮太阳。芝芳的丈夫洪根是干建筑工程的，魁梧英俊，收入高，成分好。听大人说，芝芳与洪根的亲事还是我妈做的媒呢！

洪根每周末才回家一天，每逢这一天晚上陆家姆妈就要搬张楼梯，躲到她的阁楼上去。她家就这么一大间，祖孙三代平时不碍事，女婿回来就不行了，于是在进门处右上方搭了一个直不起身的阁楼。但她耳朵很尖，听到女儿床上动静大了，第二天就会对着女婿不客气地说：“你要照顾一下芝芳，她身体不好啊！”把洪根说得脸红耳赤的。说得多了，再加上经济上的一些事，翁婿间渐渐就有了矛盾。

陆家姆妈手脚向来大方，说话也快人快语的，烧了什么好菜，会端上一碗到我家，买了布料也会让我妈帮助裁剪。经济上她是富足的，丈夫定期给钱她，女儿女婿的工资也几乎全部上缴，安排一家老少生活足足有余。常常见到她带着三个打扮得像花朵一样的孩子出门，不是去瑞金路上的四如春点心店吃馄饨，就是去淮海路的蓝村点心店买水晶大包。

_{曾经雍容华贵的陆家姆妈}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陆家伯伯利息停发，成都路的家还被抄了。于是凡听到有人敲锣打鼓，陆家姆妈与芝芳总是面如土色地站在长乐路330号门口张望，好在抄家的队伍终于没来。不料，更大的祸害来了，芝芳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陆家姆妈与三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她的胸襟前从此没了手绢花，一朵棉线小白花插上了发髻，这个家庭骤然失去了笑声和活力。

不久洪根又结婚了，陆家姆妈就独自带着三个外孙过，当然经济上每况愈下。

1970年我准备上山下乡去江西，临行前亲戚朋友纷纷送行，有送钱送被单的，也有送毛巾送白糖的。一天，陆家姆妈在扶梯口追上我，拿出两刀黄草纸，有点羞愧的表情：“你要走了，我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个你就收下吧。” 她还是上海老派人的做法，哪怕没钱，礼数要到。我突然眼眶湿了。对这薄礼我一点没有嫌弃，莫说当时连草纸都要凭票供应，就凭她这份心意就已令人感动不已了。多少年后我一直记得她送我的这两刀草纸，以及当时她热切而又有些羞馁的神色。

三年后我回到了上海，陆家已经散了，听说六旬开外的陆家姆妈已经改嫁了，听说对方以前开过肉庄。那是为了嫁一张饭票吧，我想，心头未免戚戚然。

一天我在路上正巧遇到了陆家姆妈，她和一个老头并肩走着，两人都穿着一件当时很时髦的银枪大衣，我习惯地叫了一声：“陆家姆妈！”她也热切地应答着，但见那男的有点尴尬地站在远处。我突然意识到，现在她的身份已经不是“陆家姆妈”了。但该称呼她什么呢，我不知道。

现在我也活到了陆家姆妈的岁数了，经常会想起她，想起她给我的礼物，想起她不由自主的一生。

孃孃阿婆

“孃孃阿婆”，是大家对底楼孙家当家人的尊称。她，高高的个儿，一双长腿，操着扬州口音，每天从楼里进进出出，不是拎着竹篮买菜，便是撑出长竿晒衣，或是搀着孩子上学放学。

她是孙家的孃孃，未婚，不知道她年轻时是否爱过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独身，邻居们所知道的就是她把持着弟弟一家的生活，一双侄子侄女全是由她带大的。据说孃孃阿婆也曾工作过，五十年代响应政府号召分担国家经济困难，弟弟弟媳叫她“下岗”回到家里，于是成了家庭妇女，但从没听她抱怨过此事。长姐如母，弟弟弟媳声声唤她“姐姐”，侄子侄女围着她叫“孃孃”，她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她的弟弟五十年代就是上海市劳动模范，弟媳是机关干部，两人都是单位的要人，家里根本见不到影。弟弟弟媳把工资全都交给这位姐姐，家中大小事务由她一手处理，所以孃孃阿婆是孙家名副其实的当家人。

当家人一定是付出最多的，常常看到她像虾米一样弓着腰，在浴缸前搓洗衣服，那时根本没听说过洗衣机，衣服浸泡在浴缸里，再放块搓衣板，人就成了洗衣的机器。可怜孃孃阿婆身高至少有1米70以上，在浴缸前洗衣她几乎要九十度弯着腰。到了老年她老说腰疼，许是早年洗衣落下的毛病。

孙家的孩子出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样子，而且老有新衣穿，新衣的外面还套上一个白色的有蝴蝶边的小围裙，真像儿童宣传画里的形象。他们的妈妈、孃孃阿婆的弟媳也是穿得山清水秀的。六十年代初的确良刚上市，是浅蓝色的那种，十分稀罕，孃孃阿婆就赶去淮海路口的大方布店排队买来，然后托我母亲裁剪，除了短袖衫，还有长袖衫。她让弟媳穿了前前后后地转身，脸上露出陶醉的神色，而自己身上总是那么几件陈旧的不知什么年代的大襟布褂子，似乎从没见过她有什么新衣服上身。

 邻里们也喜欢同孃孃阿婆打交道，因为她热于助人，求她帮助，没有被拒绝的。那时我们这幢楼孩子多，后来孩子长大了又有了孩子，孙家就成了个“临时托儿所”，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孃孃阿婆家寄存过，或几小时，或一天，孩子们没有谁没吃过她烧的点心，或买的冷饮的。“孃孃阿婆”就是孩子们最早对她的称呼。

女人们也喜欢在她那儿聊天诉苦。与丈夫拌嘴了，孩子做错事了，气不过就上她家边哭边嚷，孃孃阿婆娓娓劝说，直到对方破涕为笑为止。等人走后她就把对方述说的一切像是锁进了自己的保险箱，绝不会流传给第二个人。所以不少女人买了菜后爱到她家歇个脚，每天早晨八点前后她家的门总是敞开的。我后来笑称那里就像是阿庆嫂的“春来茶馆”，来者都是客。透过她家朝南半拱圆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屋前那片小绿化园，长青灌木郁郁葱葱，夹竹桃绽放着粉红色的花朵，阳光极暖，大家就围着方桌一边拣菜，一边聊着家常里短，直到烧午饭时才离去。

我妈是很清高的人，从不上“春来茶馆”去。夏天暴雨，长乐路因排水不畅常常积水。有一年涨大水，一楼人家都进了水，家具脚全埋在了水中，不得已晚上只好分散住到楼上邻居家。孃孃阿婆带着孩子住在我家。大概就是那时她看见了我家的床单千疮百孔，就是那种旧被单一裁为二，两头缝起成中间，烂的作边沿的那种。这是当时家家捉襟见肘的缝补办法，因为那年月连布匹都凭票供应，每人每年8尺，添了新衣就没法买床单、被里子。还记得人们用手绢缝合起做女孩的方领衫 ，拆劳动手套织线衫线裤的，都是缺布票惹的啊！

半年后孃孃阿婆上楼来，悄悄地塞给了我妈16尺布票。我妈推辞着：“啊，这是两人的布票了。”孃孃阿婆坚持着：“我家人口多，这是我早几年就攒下的，要过年了，拿去用吧！”当时这16尺布票真是雪中送炭啊！后来妈妈拿着这16尺布票扯了一条细格子布的被里子，包了一床被子。这条被子被我带去上山下乡用了。

所以，提起孃孃阿婆，无论关系亲疏，邻里们满满都是感谢。

孃孃阿婆的口头禅是带扬州口音的“不得了了”，凡情绪表达激烈时都要唤上几声。六十年代初一个酷暑季节，对孃孃阿婆 “不得了了”的事发生了，她的弟弟腿骨折，动手术打上钢板，她那时真叫着急。她不让弟媳请假，一手承担起照顾弟弟的重担。她亲自到医院陪夜，为卧床的弟弟端屎端尿，每天一早赶到菜场去排队买肉骨头、鲫鱼，回家烹制好又满头大汗地拎着锅到医院去探望了。等把弟弟从医院接回家，孃孃阿婆的脸庞整整瘦了一圈。

不久让所有人感到“不得了了”的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孃孃阿婆在药厂当领导的弟弟作为“当权派”被批斗了，还听说他们家出身是地主，造反派会来抄家。好几天，孃孃阿婆家的门紧闭着，她在检查所有可能引起祸害的东西。后来一位邻居告诉说，她曾帮着孃孃阿婆用大剪刀把她弟弟的丝绸领带一条条剪碎，还有邻居帮孃孃阿婆藏过存折单。

十年浩劫过后，孃孃阿婆的弟弟得到了提拔，先是任公司领导，后任医药局局长。上级考虑到他们全家五口只有一室半的住房，给安排住进了东长治路的一套三室一厅。孃孃阿婆一家搬离了，他们是我们长乐路330号第一家搬离并住上好房子的。邻里们既高兴又不舍，先后到新房子去探望。后来孃孃阿婆家又搬迁了几次，大家又像是走亲戚一样，常去走动。

我至今只知道孃孃阿婆姓孙，不知道她大名是什么。她一辈子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她终其一生把“孃孃”和“阿婆”的职责完成得尽善尽美，她是一个不凡的女性！

_{长乐路330号小字辈探望孃孃阿婆（居中者）}

任家夫妇

任家夫妇居住在我们这幢楼最好的位置——二楼正南，每天一早阳光洒满了屋子，但也是我们这幢楼最小的屋，才七八平方米。正长方形的屋子里放了一张大床，就没其他家具了，只有几个叠起的箱子，和一些锅碗瓢盆。

任家夫妇也是我们这幢楼最沉默的夫妇，见人低眉顺眼的，从不见高声说笑，夫妇彼此间也不见交流，他们没有孩子。

我们这幢楼的邻里讲究礼尚往来，也以“姐姐”、“师母”、“伯伯”相称，遇到节日也经常串个门送个礼什么的，但我从没见有人上任家去，虽然房门常常敞开着，里面传出一股多年没打扫过的陈宿味，夹杂着中草药味。问大人，他们回答“那女的是一贯道啊！”孩子根本不懂“一贯道”是什么，看大人的神色，也许同“地富反坏右”是一回事吧，于是就不作声了，走过任家都是踮着脚尖一溜步小跑的。

现在的人们对“一贯道”早就没有一点印象。查百度，上面写着：“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愚者求福，黠者敛财”是它的基本特征。建国初期得到取缔，一位外国记者撰文说：“共产党是一把铁扫帚，一扫帚把妓院扫光了，又一扫帚把一贯道扫光了。”

原来一贯道是与妓女一样的丑陋现象。

任家女人偏偏就是个“一贯道”。看她样子，没文化，操着一口浓重的绍兴口音，还是个肺痨，整天除了躺在床上，就是端个小凳坐在门口。她也不像是“一贯道”的骨干，家里从来没有香火气，也不见有人上门。也许是没人招呼的生活实在太闷了，她就主动与我们孩子说话，经常手里揣着一把糖，招呼道：“来，吃糖。”我们不敢拿，一嫌脏，二怕家长骂。她只好悻悻地缩回手去。

任家男人长得高高大大，据说是在银行当勤杂工，他倒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只见他像头老黄牛，除了上班，不是买菜、煮菜，就是上下楼倒痰盂、涮碗筷、洗衣裳，对有病的妻子，他倒是不离不弃，忠心耿耿伺候着。但是因为“一贯道 ”的罪名，他也抬不起头来，从不见到他的笑容，也不见到他与邻居打招呼。但每次我们代父母上门收每户分摊的水电煤气费时，他总是二话不问就迅速掏了出来。

阳光照满了任家，但任家夫妇内心像是充满了阴霾。

文化大革命来了，革命像挖地三尺，家家户户都有些战战兢兢。任家男人的手臂也戴上了鲜红的“工人造反队”的臂章，但没有看到他有半点趾高气扬。 任家的女人依然坐在家门口的小凳上，她本没什么文化，早就被革命吓破了胆，空洞的眼睛里充满着茫然和恐惧。邻居中有人居高临下地用话语刺她，她也不敢回嘴，反而是更讨好的样子。看到她那可怜的模样，我有些不明白，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女子一旦误入歧途，是否被终身烙上了奴隶的火印！

文革结束了，任家男人退休了，他是戴着大红花，被单位敲锣打鼓地送回家的。任家女人高兴地给邻居的孩子们塞糖，这回，我们收了，因为我们长大了。

不久任家夫妇双双病倒了，连着几天没看到任家男人上三楼卫生间来洗漱。我去买了菜，为他们夫妇烧了一碗红烧鱼块，还有一碗青菜。其实我的烹调手艺根本摆不上台面，纯粹出于同情心，一对无儿无女的年迈老人病倒了，无论如何要伸出援手的。

“任家伯伯，任家姆妈，”我放下菜碗，主动叫唤他们。

任家伯伯从床上撑起身子：“谢谢你，多少钱？”任家姆妈的眼里有了泪花。

“不用。”我转身就走，“还需要什么，请告诉我。” 邻居十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为这对老人做好事。

不久任家姆妈去世了，我看到床上的她佝偻成一堆，临死了她都没能伸直手脚。

任家姆妈去世后，任家伯伯更沉默，更木讷了，常见他低垂着头坐在床边，一动不动的。不久他就被老家的侄子接回绍兴去了，那间小屋上缴单位了。好长一段时间，每逢经过那正南小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对低眉顺眼的老夫妇。

元星妈

元星妈就住我家隔壁，同在三楼。半个世纪来，隔着墙是两家，拆了墙好像是一家人，她叫我父母“朱家姆妈”“朱家伯伯”，我从小称她“姐姐”。但大家都叫她为“元星妈”，因为她的大儿子叫“元星”。元星同二楼的启民都曾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

元星妈是浙江嘉兴人，曾是个童养媳。结婚后跟着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当放映员的丈夫到了上海，成了解放初第一代“新”上海人。因为丈夫工资高，一家生活安定，她一连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元星妈原本是个文盲，在五十年代的扫盲运动中扫了盲，所以她能识字看报。后来她又参加里弄生产组自食其力，比起一般从农村出来光会干家务的女人，她是赶上了城市发展的步伐的。

农村出来的媳妇对老公是尊为上首的，丈夫不回家，饭桌绝不拉开。春节大年夜常看到她家四个孩子趴在桌上围着滚滚翻腾的火锅看，没有一个敢动筷子的。元星妈定的规矩，必须等放完电影的丈夫回来才能开桌，而她自己还在灶前忙个不停，冷盆热炒一个不能少。

元星妈很会当家，丈夫的收入每月有一百来元，这在当时算是不错了，但要维持一家六口体面的生活未免捉襟见肘。于是她每月贴花5元，就是每月到银行用5元钱买一个指甲片大的花纸片，贴在储蓄本上，春节前就用这贴花本去换60元现金，正好够过个年。元星妈的这种储蓄方式后来连我妈都学会了。

元星妈还会包粽子、腌咸肉、做发糕……从她家传出的饭菜香味常让孩提时的我垂涎三尺。

她唯一不满的，是家里的居室太小了，6口人就一间房，20平方米不到，局促的空间里两张大床一摆就转不过身来了，夫妇与两个女儿各占一张床，父母与子女毫无隐私可言。幸好房内还有一个直不起身来、只有一张床宽的储藏室。两个男孩正好钻到储藏室里去睡觉。

狭小的空间必然产生狭窄的思维，不得已，元星妈就向屋外借取生存空间。楼梯的扶杆处她架起了两面活动板，上面放上碗橱及锅碗瓢盆；才两三平方米的公共卫生间，她在浴缸的三分之一处搭了一块板，上面放上煤气灶；就是在楼角靠天花板的悬空处她也设法嵌上一块木板，放上用塑料袋扎紧的棉被；后来添了洗衣机索性就放在扶梯口，要用时就把它拖到卫生间。总之为了扩大家庭的储物空间，元星妈处心积虑地见缝插针。外地人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这精明大概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吧！

我们这幢楼都是老邻居，人心也善，虽有些嘀咕，但也没有人指责元星妈。尤其我家，住着这幢楼最大的套间，还有着独用阳台，很是体谅她家的处境：我们从不上卫生间洗澡，自己买了个木浴盆对付着；一到夏天就敞开着房门，让穿堂风给住北间的他们带来一些凉意，晚上元星就索性睡在我家的房门前。

元星妈总是积极跟着时代走的。她丈夫当年是由姑妈领大，并带到上海学生意的。五十年代姑妈姑父去了香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常从香港寄猪油、通心粉和鱼肉罐头来接济侄儿一家。姑妈的两个女儿留在上海，都是十分时髦的女人，但因为受香港父母的牵连，文革中都抬不起头。一心维护自己小家庭的元星妈很怕受影响，两个表妹上门，既不留饭，也没什么好脸色看，久而久之对方也自觉地不上门了。用现在的眼光分析，也许当时出于她淳朴的阶级立场吧！

对里弄的大小活动，元星妈是很积极参加的。她根正苗红，是我们这幢楼当然的小组长，从爱国卫生运动，到每星期四楼道的大扫除，她都一马当先，穿着套鞋，拎着水桶，第一个冲出来。平时街道传达什么要事，向居民发个卫生用品什么的，她也热心地一家家敲门落实，而当年干这些都是义务的，不像现在还发个毛巾、给点洗衣粉什么的。所以她与居委干部和民警的关系十分融洽，后来我们长乐路的片警还真成了她的大女婿。

元星妈对邻居是热心的。二楼的大姐姐至今感恩：“当年我是在学校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的，既突然又手足无措，是元星妈到学校来找我，并陪着我去见父亲最后一面的。那时她也不过三十来岁啊！”我妈患上老年痴呆症后，经常朝外跑，元星妈就成了我的“眼睛”。她家的房门一直敞开着，一旦我妈往外跑，她都给叫唤回来。那阵子她还主动帮我烧饭炒菜。送我妈上养老院那天，也是她陪伴着，一路送行。

长乐路330号动迁后，我和元星妈分别了。她先在浦东买了房，后来住到闵行区小女儿的别墅去了。我去看她，只见三层楼高的别墅掩映在绿化丛中，屋前屋后都有花园，每个楼层有卫生间，还有宽敞的屋顶储藏室，空荡荡的，放不满东西。望着这一切，我的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长乐路330号三楼扶梯口的旧景：架在浴缸上的煤气灶、拐角处的洗衣机、悬在天花板下的棉被……

元星妈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啊!

启民

启民，我从小的伙伴，离开我已整四十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把他封存在心里，每每想起，便是撕心裂肺的痛惜，以及无法诉说的怀念……

启民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学。小学一年级见面的第一幕印象最深刻，全班要打预防针，胆小的启民吓得大哭，一头扎进班主任夏老师的怀中。“哼，还是男孩子呢！”从此我这个假小子在他面前就有了居高临下的理由。

我们这幢楼同龄的小伙伴七八个，但因为爱看书，我与启民最接近。但凡启民借了本好书回来，刚兴冲冲地走到大门口，我就往他面前一站 ，两手一挡：“把书先借给我看！”他便乖乖地把书交了出来。但我也不是经常欺负他。春节时妈妈给我一些糖果，我会藏在小纸盒里，到扶梯角叫住他，慷慨地分他一半：2粒硬糖、2粒软糖、5粒花生米、一把西瓜子……

童年时最开心的是暴雨天马路上涨大水，上学时妈妈总会叫一辆三轮车，载上我、启民，还有同楼的元星。漂泊的雨水溅在哗哗滚动的大水中，三轮车夫使劲地踩着车轮，我们三个小顽童不时拉开遮雨布，嬉笑着，打闹着。放学后三个孩子又一同乘三轮车回来，手舞足蹈，快乐得好像去短途旅行那样。

小学二年级我被转学到另外一所小学，后来启民回忆道：“当时我们失落得一塌糊涂，好像被你抛弃了一样。”但是放学后我还是与启民聚在一起，一起看连环画，一起做作业，一起积攒糖纸头。我和启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分上下，但小孩的天性好强爱比试，每次考试后我和他都急着找到对方对答案，比分数。当年有个上海市小学生阅读比赛，我得了个白底红字的小学生阅读奖章，兴冲冲地刚要在启民面前显摆时，他竟也掏出了一个。

我们一起考进了家门口的重点中学，我与启民又在一起了。还是那种谁也不甘落后的状态，他参加了由初中生组成的红领巾话剧团，我参加了以高中生为主的校文工团话剧团，在舞台上我们都是演蹦来蹦去的小孩子。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放学后总是同启民黏在一起，一起帮大人排队买米，一同拎着热水瓶买冰水……两小无猜，大人们也见怪不怪。只是从儿童到少男少女，我强势他弱势的地位始终没变。

初中毕业后启民没能继续升学，因为父亲的病故，他报考了金融中专，好早点就业，而我则继续读了高中。不再是同校，好像是人生岔开了道路，我突然有了十分的失落感，启民在我面前也有些气馁。但周末他从住读学校回来，我仍一头钻进了他的家里，谈文学，谈见闻。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和启民都不热衷于“革命”，在家里我们一起偷看被查抄的禁书，如《漂亮朋友》、《葛朗台》、《红与黑》……还热衷于手抄《普希金诗选》，抄完了还高声朗读。为了打发时间，我们也曾一起学过不花费多少钱的乐器，如箫、口琴。有阵子我和启民还一起学写魏碑体的毛笔字，以及汉字快写法，以至于后来我俩的字体还真有那么的相像。

 逍遥的日子没过多久，启民就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了，我们这一届毕业分配是“一片红”，全部去祖国边疆，没有一个留上海的。我是独女，还想留下看看形势是否会有转机，启民的哥姐都在上海工作，他不得不走。临行前他一直在家哼唱郭颂的《乌苏里船歌》：“阿朗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他把前调唱得那么的伤感，我也跟着学唱：“乌苏里江水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两个即将分别的少男少女用歌声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壮胆。

启民走后不久，我也不得不报名去江西插队了。启民来信一次次动员我去黑龙江，但遵从家庭的意志，我还是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江西。

身处天南地北，也看不到任何出路，我和启民只有以书信互相勉励着，在所有的同学朋友中他是给我信件最多的一个。一次读到他信上说 “在森林干活，吃的是饼干、咸菜和飘着蚊子的脏水。”我毫不犹豫地把家里刚寄来的米糕、炒米粉和白糖匀出一半，寄到黑龙江他那里去。

启民在信上与我相约，要一同回上海探亲。因为我们都属林场编制，双方请假都是不容易的。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在上海会面了，启民告诉我，因为凑不够路费，他是逃票回来的。想想从黑龙江到上海的火车要三天三夜，既没有座位，还要时时提防着检票人，真是足够胆战心惊的。我明白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每月32元的林场工资，要寄15月给老母亲，剩下还能有多少呢？而且，他是为了同我会面而逃票回来的！

那次见面，启民见我没有手表，马上脱下手腕上新买的大罗马表：“给你，我有工资，还可以再攒钱买。”我不能接受，这是他唯一的财富啊！只接受了他带给我的一顶白色防蚊帽，那是东北林场夏季的劳防用品。

那几天不是我下楼去他家，就是他上楼来我家，我们有那么多话要想向对方倾吐，关于林场，关于知青政策，关于国家形势……因为我们是同命运的人。所有的交谈中我们就是不谈感情，因为地域的遥远，因为前途的渺茫，因为生存的压力，即使心中有那份意思，谈爱情，我们配吗？！

1976年，我终于回上海读大学了，启民给了我一封长长的来信:“你给我们这种同命运的人争了一口气，请接收我大喊大叫的祝贺吧！”但同时他也流露了自己的沮丧：“绿草如茵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教室，一切多么的诱人，对我来说，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荒凉冷落的山村，陈旧不堪的帐篷，这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启民这样写道：“自认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承想，流水无情，一片痴心，暗逐逝波声。感情如此深沉真挚，却让险恶的命运大大捉弄，不得不使我抱恨终身......”字里行间的意思清澈明了，但我无法接应，距离感以及缥缈感始终在分隔着我和他。

在无望中，启民接受了我们长乐路330号一位姑娘的感情。我们这幢楼共有3个姑娘插队在黑龙江，小玲就是其中一位，就住在启民家隔壁，她和她一家都喜欢启民。启民把他和小玲交往的一切都写信告诉了我，他似乎并没有什么热烈的感情，只是默默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还催我也赶快找个男朋友，还给了我几条找男朋友的忠告。在那封信的最后他附上了一首普希金的诗：

“我可曾体验过爱情的幸福？

我可曾悄悄地流过眼泪，

忍受长久的怀念的痛苦？

有谁的眼睛像是天庭对我微笑

我整个的一生

难道只是一两个黑夜......

提它作什么?

爱情的悲吟已令人厌倦,

我的话语都不过是狂人的梦呓，

但是它们却打动过一颗心，

那颗心也在悲伤地颤栗：

啊，命运就是如此的决定。

......”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愈来愈体会到启民当年对我的那份沉甸甸的感情是多么的可贵。但是当年的我心高气傲，对爱情有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启民和小玲是在上海办的婚礼。婚后他还是那么乐意地上我家来，为了避嫌我总是催他：“快下去，快下去。”但是当启民携着小玲回黑龙江后，我失落了好几天。

启民婚后第二年，就传来噩耗，当时小玲正在上海待产。那是1978年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半夜里电报员的呼叫声惊心动魄，把整幢楼的人都惊醒了。蓦然传来小玲的哭叫声，还有楼道中人们的说话声，邻居们都披着衣服出来了。原来启民一个人在黑龙江，因为天寒地冻关闭门窗取暖，煤炉产生的一氧化碳，让他在不知不觉身亡。

我无法相信这是事实，那年他才29岁。我一夜无眠，泪流如注，为我的青梅竹马，为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生命,为他一腔无法述说的深情……

启民从此留在了遥远的黑龙江。除了赶去奔丧的他的兄姐外，为他送行的都是他的插兄插妹们。他的大姐姐奔丧回来告诉我说，启民临终时正趴在桌上写一首爱情诗，“这诗他是写给谁的呢？”大姐姐自言自语道。

我心颤栗。

启民去世后的第二年，全国知青大返程的热潮就开始了，在祖国各地插队的上海知青纷纷返回了故土，可惜启民没赶上，但他的妻子回来了。

如今启民远去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遗腹子也已经成了中年人。 2009年他的妻子小玲专程去黑龙江祭拜丈夫，可惜启民的坟墓已经无法找到了。我从小的伙伴啊，他已永远与白山黑水融为一体了。

我始终保存着启民给我的信件和照片，照片上的他清秀俊朗，站在我们楼的门口，一双大眼睛凝视着远方，我明白他始终憧憬的是——爱情和前途！

美多

美多不是长乐路330号的居民，但整幢楼的人都认识她，她是我家八十年代请的钟点工，每天要穿过两条马路，来我家干一小时的家务活，赚三五元钱。

美多五十来岁的光景，是浙江诸暨人，在上海帮佣几十年了，说得一口上海话，嘴也甜，一来我家，从二楼招呼到三楼“小姐姐你好！”“元星妈今天买了什么时鲜菜啊？”邻居们都喜欢她的热闹。

但我80岁的老母看不惯她，说她干活“不细巧”，粗手粗脚的，说给红木家具擦灰，擦与没擦一个样。我倒是体谅美多，在老东家干活还腾出一小时来我家，不快手快脚怎么行！但有时美多也实在太粗心大意了，有一回我们竟然从肉汤锅里舀出一个酱油瓶塞子来，第二天跟她一说，她连声说“啊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美多知道我爱吃馄饨，经常在家包些菜肉馄饨，冰冻后用塑料袋装一大袋过来，让我放冰箱慢慢吃。我知道这花了她一些时间，但她除了收下食材钱，其他一概不收，这让我看到了她的大气。

渐渐地我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丈夫在老家，一儿一女都已成了家，她还有了第三代。“男人靠不到啊，只好自己出来赚钱。”美多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四五十元的滑雪衫她还嫌贵，身上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就是想积点钱，老了有个依靠。”

她主要帮佣的人家，是香港著名工商界人士的亲戚，在长乐路有一套白色的小楼，美多已干了好多年了，她很得意她在那儿有一间单独的寝室，“你来呀，来看看我的家。”她像邀请朋友一样邀请我。有一次我去了美多那儿，只见她在小院的水斗里洗床单，一见我，兴奋地关掉水龙头，手也没擦，就热情地拉着我：“上楼去，看看我的房间。” 作为一个帮佣工，八、九十年代她在上海就有一个独立的小房间和卫生间，比很多上海人还住得宽敞，难怪她很自豪。

因为在上海时间长，又是在大户人家做，美多是见过世面的，当时在上海浙江籍的钟点工远比其他地方的吃香得多，所以美多对从安徽来的或是四川来的钟点工，口气中总有些不屑。她有个同乡人圈子，每当我周围的朋友急着找钟点工时，我都是到美多那儿讨救兵，她都一一帮助解决了。

不久我家出了大事，我老母的存折和首饰不见了，公安局上门调查，怀疑对象中就有美多，因为她每天上门一小时，要翻床叠被的。我无法为她辩解，但骨子里认为，美多绝不是那样的人。很敏感的，美多感觉到了那种被怀疑的氛围，她依然不动声色天天上门来干活，只是话语少了不少。很快，调查有了结论，是我母亲的外甥女取走了钱和首饰，再一查，我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

美多总算舒了一口气，对我说：“被查的那几天我不敢不来啊，不来就更要被怀疑了。”但这口气不出她憋得慌，一天得悉那外甥女到调解人的家里，她赶了过去，当着满屋人指着鼻子骂：“原来是你，害得我受冤枉气！告诉你，我美多行得正站得直，不像你，尽干那龌蹉的事！”说得那外甥女只会捂着脸哭。

这事发生后，我只能无奈地把母亲送入了养老院。出租车就要离开时，美多赶来了，手捧一缸桂花山芋汤，泪水盈盈地说：“老太太爱喝山芋汤，就让她带去吧！”美多站在长乐路330号门口，一直目送着我们的小车远去。

美多离开上海很突然，是她在电话中告诉我的，主人家趁她回诸暨探亲，不打一声招呼，就把她的大部分行李托运过去了，说是家里不再需要人。“十几年的关系就这样断了啊，”在电话中美多很是气愤，也很委屈，“就是养条狗，这么多年也会有感情啊，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不知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诧异于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后来我根据美多留下的电话打过去，说是已到女儿的小工场帮忙去了。再后来，那电话就打不通了，美多就这样从我生活中消失了。

但十多年来我一直很想念她，想着她曾给过我的帮助，以及她那善良、勤快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