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大国的尊严与博弈

正当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黄华的名字又一次被热衷挖掘猛料的”历史控”们所提起，因为据说他曾表态“香港可以不驻军”，此等关系国家主权的大事岂能随意发言？于是惹得邓小平大发雷霆。一句话，在我看来，黄华的外交生涯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力量的博弈，是息息相关的。当然，事实终会厘清，历史终会走向“人间正道”。

以私人身份会晤司徒雷登

我初次采访黄华，是在1982年前后，为了写作陈毅文学传记，我去拜访了这位刚刚退休的外交部长。原先我对他了解得并不深入（那会儿没有互联网用来搜索啊）。但是，最先让我注意到他的外交才能，是1949年，一起发生在中美之间的“司徒雷登官邸风波”，当时被中央紧急派往南京处理此事的，正是黄华。

_{黄华，从延安到北京，伴随新中国外交的风云变幻}

那年，解放军于4月22日攻占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首府。华野第35军基本没遇到什么抵抗，出奇快速地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大门，真叫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大大小小的官僚和外国使节们，大都已携带家眷细软，逃到广州去了。匆忙进城的野战部队，并没有时间进行入城纪律教育，于是闹出了一串“纰漏”。

这一天，刚刚渡江到达南京的邓小平、陈毅、刘伯承一起，走进了蒋介石的总统府查看，竟然发现部队战士将骡马栓在了总统府花园的大树上“安营扎寨”，还有战士把厚厚的大红地毯剪成了两米一截，铺在地上当睡铺。邓小平和陈毅见状发了火：“乱弹琴！”“统统给我撤走！总统府不许部队驻扎！”

这些违反纪律的大小事件，引起了我军高层、以至于毛泽东的警觉，甚至为此下令部队暂缓推进，好好学习入城纪律。然而，第二天发生的一件事影响更为恶劣。

原来，35军103师的一个营长，带着几个人 “号房子”（即安排宿营地），结果看到一个花园别墅，就敲开了门，也不顾门房阻拦，径直就闯进了两层楼的洋房，迎面遇见了一个高个子外国人下楼，怒气冲冲地用中文喝问：“你们为何闯入美国大使馆？”这位营长回敬道：“我们就进来看看，你凶什么？现在解放了，你住的地方看看还不行？”营长碰了壁，也就回身走了出去，他哪里能够认识，这位就是堂堂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他更想不到，这下闯了大祸。

_{南京西康宾馆，原美国大使馆旧址}

司徒雷登转身拿起电话，就接通了南京军管会，提出了外交交涉，并送出了书面抗议。《美国之音》当天就发送新闻，夸大说军队粗暴搜查了大使官邸，西方媒体则宣扬，“解放军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党人，实行专制暴政，无视法规与人权。”

当然，此事也震动了总前委和军委，主席亲自来电责令查办，更由此做出了“部队推迟进攻上海、进行入城纪律教育”的决定，这才有后来的“丹阳集训”，以及“十万解放军官兵露宿上海街头”的历史一幕。

中央认为，眼下必须立即派人去跟司徒雷登进行接触，与美国保持对话通道。这个人选似乎非黄华莫属了，因为司徒雷登是黄华19岁考入燕京大时的老校长。周恩来立即交代黄华赶往南京，他抵达南京后，一面组建起南京外事办，接管国民党旧政府的外交部，将大量外交档案运往北京；一面着手应对各国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员，而其中的“重头戏”，自然是与司徒雷登接触。

司徒雷登先是派了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来见黄华，说大使已渐渐转变了对国民党的认识，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盼尽早安排与黄华会面，并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时期，希望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黄华则表明，美国的援蒋政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创痛，需要美国首先做些实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_{一手创办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死后也想葬在中国}

司徒雷登何许人也？他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传教士家庭，幼年回美国读书，之后被派来中国传教。他的最大功德便是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大学，担任校长二十七年，成就斐然。珍珠港事变后他曾被日本秘密软禁。战后，经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推荐，1946年7月出任为美国驻中国大使。

就政治立场而言，尽管司徒也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但着眼点还是援蒋、压共。直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才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同新政权接触，建立美中新的关系。此时的毛泽东，对美国仍抱有某种好感与期待，而美国却无法放弃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继续支持着退守孤岛的蒋介石。此刻的中美关系，微妙复杂，双方都在试探摸底。

黄华经过批准，以私人身份在司徒雷登官邸会见了这位“老校长”。他的话题首先是从“解放军闯入官邸”事件开始。司徒雷登倒是轻描淡写，表示并不严重。黄华说，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先的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司徒雷登表示，他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说自己已提出建议，将美国在上海的经合署所存的援蒋的面粉、棉花等物资，在上海解放后统统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黄华不卑不亢地表示：“关于中国政府的组成，我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不需要外人干涉。粮食，棉花等我方不接受，因为我们即将解放上海，可以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美国有关方面。

这次会见后，司徒雷登又派傅泾波来见过黄华两次，并告知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美国舰队也会自行撤出吴淞口。但是，司徒雷登原本一心想要前往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见面的愿望，却被美国国会否决了。

中美关系的走向，经过各种试探与博弈，最终走向了彻底的敌对状态。毛泽东最后写出的那篇犀利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并非针对这位“末任大使”司徒雷登，而是新中国拒绝服从美国战略利益、寻求独立崛起的宣言书。至于司徒雷登本人，他的中国梦想、燕京情怀，也注定走向了凄凉和黯淡的结局。

很快，黄华的南京使命被匆匆结束，他奉命去了刚刚解放的上海，那里有中国最大数量的外国企业、机构和侨民，需要新上海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政策应对。37岁的黄华，风华正当年，自此成为新中国职业外交队伍的重要一员。

斯诺访问延安的全程翻译

我很早就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描绘了延安的“红色国度”真相，黄华曾经作为翻译，全程陪同斯诺完成这次冒险的旅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斯诺在延安拍摄了大量照片，竟然找不到黄华的半点影子，在这本名著的“合作者”中，黄华的名字也抹得一干二净。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吗？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生于美国堪萨斯城，23岁时环球游历的斯诺为“寻找东方的魅力”来到上海，一下就被这个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所吸引，一留就是13年。他先后担任了《芝加哥论坛报》等多个英美报刊的记者，足迹遍及中国，还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进步人士。但在1936年，他决意抛开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妖魔化描述，深入“红党”的心腹之地——延安。

_{美国青年记者斯诺，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斯诺兼任着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与黄华等北平学生运动骨干常有来往，同是青春激扬指点江山之辈。一天，斯诺找到正在准备毕业考试的黄华，说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去陕北苏区采访。他的中国话不怎么行，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这真是喜从天降！黄华不假思索，立即一口答应，只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没有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根据秘密交通安排，黄华与斯诺先后分头从西安出发，到达保安县会合时，斯诺已经几次采访过毛泽东了。毛主席从抗日方针谈到个人历史，斯诺则如获至宝记录了好几本，请黄华帮他查询订正一些人名和地名。

特别是逗留保安期间，毛泽东在窑洞里由黄华等翻译陪同，与斯诺畅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毛泽东向这位“可信赖的外国人”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耐心解释了中共的方针政策，还亲笔写下他的诗作《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

_{斯诺与毛泽东在延安}

之后，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了参访计划，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从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等红军干部一直到红小鬼士兵和羊倌农民，记录了大量不可思议的长征奇迹。毛泽东则对斯诺说：“你到苏区来，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当年8月下旬，斯诺要出发去红军作战前线，在黄华的陪同下去向毛泽东告别，斯诺提议给毛泽东照一张像。黄华记得，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头发太长，建议最好戴上一顶帽子。但毛泽东说，自己的军帽早不知放哪去了，找不到。于是临时向马海德（一位早年投身于中国革命的美国医生）借了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咔嚓一声，这张著名照片从此传遍了天下，成为毛泽东红军时代的经典形象。

离开前，毛泽东还交代了一项工作，请斯诺先把自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黄华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让毛泽东核定。于是，黄华与斯诺利用去前线路上的中午休息时间，借着阳光，由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黄华则立即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到保安，交给毛泽东。这样的译稿分了三次才完成，由毛泽东最后校正并发表。

很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国晚报》和北平《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就争先发表了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记，和多篇苏区特写报道，很快引起了轰动。第二年3月，斯诺所著《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译本）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首印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本书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本。之后，《红星照耀中国》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书中盛赞长征中的红军战士：“在疲劳已到人类所能忍受极限”的情况下，仍始终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们在敌人面前，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从不认输”。

这本书后来被译成法、德、意、俄、西等十几种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销量数十万册。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后，也曾三次约见斯诺，向他了解中共的情况。有人甚至评价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那么，为什么黄华的名字在书中被完全隐去了呢？这在我看来可是有些不公平。黄华给出了这样的解答：“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马海德也纳入镜头，但我和马海德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马海德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那么书上就要避免出现任何我的照片和姓名。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每次照相也是我特意躲避。”

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黄华的姓名可以隐去，但他对《西行漫记》写作的贡献却是无法抹煞的。斯诺与黄华的友情也仍在延续。1970年6月，斯诺夫妇应邀访华，由黄华陪同在各地访问。在上海，“造反派”徐景贤大谈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忍无可忍地站了起来，反驳道：“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的今天！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拂袖而去。这是黄华第一次看见斯诺如此生气。当年，毛主席邀请斯诺登上国庆天安门的安排，也为中美关系打开了破冰之门。

_{1970年“文革”期间，黄华陪同斯诺重访延安}

然而，生命的大限终于降临。1972年5月，正在国外的黄华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因胰腺癌病危，总理要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带去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的问候，并准备接他来北京治疗。此时，马海德率领的6人医疗小组，已抵达瑞士斯诺家。黄华进门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这是斯诺留下的最后话语了。

5月12日，斯诺在日内瓦病逝，仅仅六天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按照斯诺的遗嘱，他的骨灰一半送回美国，一半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他的墓碑前呈献着毛泽东送来的花圈。

美国人斯诺，在中国创造了任何西方记者都无法企及的直面真相的勇气和职业成就。

“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

 在黄华的外交生涯中，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发生的“香港驻军事件”，是其经历的一次重大政治震荡。

从1982年起，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进行了整整2年、共达22轮。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国步步为营，我国寸土不让。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国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而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一贯的。他当面向英国首相撒切尔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

_{小个子的中国伟人邓小平，气势压倒了英国“铁娘子”撒切尔}

那么黄华为何牵连其中呢？原来，在“两会“期间大批香港记者在会场内外，四处打探关于香港驻军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只要“抓”到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一通提问，耿飚就是在这种猝不及防的逼问中出了纰漏的。当有记者问：“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回答得含糊其辞：“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就铺天盖地宣传：“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说中国政策变了。

邓小平听说此事焉能容忍？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兴开火发威：“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飚讲这个可以考虑不派驻军是胡说八道。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邓小平的语调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

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全场紧张屏息，被邓大人的空前怒火给震懵了。有人告诉邓小平，黄华也说过类似的话。

那位采访了黄华的香港女记者，当场吓得心慌手抖，连话筒都举不起来了。黄华知道自己被无辜“躺枪”了。当晚，他就给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打了电话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调取现场录音核实。”毕竟，邓小平是个正直坦荡的人，他查核之后，当面向香港船王包玉刚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是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至此，黄华个人的“罪过”得以洗清，但是由此引出的外交震荡，却再次横扫天下。

_{三军驻港，是中国主权与国势崛起的象征}

第二天，香港各报都在头版刊出《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的大标题，全面“辟谣”。英方则是真的慌神了，第二天派出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紧张得说话都有点磕巴了。他说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驻军问题。周南则毫不客气怼了回去：“你不要再讲了，我们已经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伊文思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英方不敢再提这个茬了。

这场风波很快归于平息。但是历史终会记下邓公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也记下一个受尽屈辱的民族该如何挺直脊梁，赢得世界的尊敬！

“纽约渠道”和“国际行动理事会”

新中国的外交大事件，黄华始终是身处一线的参与者，不过有时在前台，更多的时候在幕后。26届联大投票恢复中国席位的那一刻，他曾与乔冠华一起在现场起身欢呼。不过，当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黄华常驻纽约担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就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两年之间，黄华和基辛格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都是在约定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的。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黄华说：“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即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外交官派驻美国风光又潇洒？错。事实上当时做这些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代表团一位服务员就在罗斯福旅馆被害身亡，经查他房内的暖瓶里有剧毒的尼古丁溶液，中方怀疑是蒋帮特务的暗杀阴谋，因为在当晚的美方警卫中，有一名黄种人行为可疑，事发后此人便凭空消失，然而三十多年过去，至今都未破此案。

当时美国对黄华等中国外交官，也作为“敌对国家”人员加以限制，不允许他们离开住处20英里以外活动，否则要事先报告美国国务院得到批准。一辆中情局的汽车日夜停在门口，中国人一出门就公开尾随，如同好莱坞间谍大片的场景。

_{黄华与施密特席地而坐的交谈，无需外交辞令}

在我采访黄华的时候，他刚刚卸任外交部长，保留了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在这前后，德国前总理赫施密特和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筹画着成立一个由“前首脑”们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成员都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不代表任何国家或政党，明确不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但想请中国参加。结果，他们向黄华伸出了橄榄枝。经过批准，黄华又在这个理事会勤奋工作了十年，一直奔波到81岁高龄。

我的《元帅外交家》一书出版后，就带着书去看望了黄华。签名赠书本是平常的事，没想到他后来告诉我，拿到书以后，他连续看了一个通宵没休息，结果感冒住院了。我一面是无比歉疚，一面私下又揣着小得意，觉得能让黄老这样重量级的外交家读到通宵，也是对我作品的褒奖哦。

外交家黄华，从十九岁步入燕京大学就确立了自己人生座标，见证了中国外交立足于世界大国之列的艰辛征程。我其实对黄老了解得并不很多，但是有一个细节，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当外交部长时，从不允许家人“搭”公家配的小车，即使是夫人何理良，身为外交部司局级干部，也得每天踩自行车、或是搭公交车上下班。直到有一天，何理良上公交车被乘客从车上挤下来，摔倒受伤，经过秘书人员劝说，他才同意让“何司长”在顺路的情况下搭一下“顺风车”。或许，这能让如今那些“贪腐奢侈”无底线的高官们，感觉一丝羞愧？

2010年，黄华以98岁高龄，走完了跨越一个世纪的不凡人生。可以告慰黄老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摆脱了百年衰败之运，东方大国的外交，正走向引领世界的新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