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竟无钱是好官”——上海县令李超琼晚年记事

从“李公塘”到“人民塘”

李超琼，字紫璈，四川合江人，放牛娃出身的拔贡，青年时代在辽东做过多年军务幕僚。经过多次乡试，三十二岁才中举为官，先后在江南的溧阳、元和、阳湖、江阴、无锡、吴县任县令。他顾怜百姓，不阿长吏，不欺细民，每临一县，倾全力兴筑惠民工程，救百姓于水火；他不惜财政亏累，多次领头向上争取，为地方申报蠲免税赋；他洁身自好，处膏不润。他曾四次获得朝廷的“卓异”嘉奖，但到东到西，做来做去，一直只是个大清皇朝最基层的芝麻官——县令。光绪三十一年（1905）调任南汇县令时，他已经五十八岁了。

修补海塘为当时南汇县的第一要务。筑塘，最要紧是银子。他是个穷县令，县库却空空如也。每逢灾荒，他只能出头多方筹集赈灾钱粮，向上争取“截漕”济民，争取蠲免或部分蠲免百姓当年赋税。知县李超琼的“一人财政”，长年处于入不敷出、严重亏损中。

李超琼在取得了两万九千两积谷银借款之后，又从藩库借到了截漕银一万两。

浦东南汇新海塘筑成后，它相对王公塘而被叫做“新塘”。“李公塘”，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在书面文献中，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的《南汇县续志》。从来没有人题字勒碑，口口相传，自然而然而已。这就是口碑。

_{1949年8月，上海市长陈毅将军亲临浦东海塘决口指挥抢修加固（图片由上海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1949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晚，当年的六号台风正面袭击南汇的祝桥、老港。那天强风、暴雨，又恰好与天文高潮相遇，潮位高达五点一八米，李公塘又被冲决。海塘之内，汪洋一片。上海市长陈毅亲临海塘决口，冒雨指挥抢修加固。灾后，经陈毅提议，重生的李公塘改名为“人民塘”。

自治选举和生命尽头

宣统元年（1909）元月，朝廷有谕旨下达：“本年各省均应举行咨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闰二月，江苏省咨议局选举开始，上海县令李超琼担任上海县选区的初选监督。

初一一大早，他就乘着马车，冒着雨，开始对辖区内的十个选区逐个巡视。最先去了火神庙一带的第一选区。关帝庙一带是第二选区。西门外官契局一带是第四选区，返回县城，再出东门，商务分局一带是第三选区，看到选民“来者亦盛”。天后宫内的第五选区，情况也很不错。

初四是初选投票日。投票之箱，是事先封锁的。李超琼是初选监督，选票是否有效，都由他审决。投票场所，各种角色分职任事，形容整肃，井然有序。上海县衙里的丞、簿、尉等吏员也被调来帮忙。

这次选举，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选举范围太小，代表性远远不够，但其意义非同小可。中国人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后，用选票选出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毕竟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十一日，是李超琼生命的最后一天。上午，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孙侍郎由京来沪，他去侍郎下榻的汇中西旅馆拜谒。上海道的蔡道台也在。下午，李超琼来到日晖港参加一条新建马路的通车礼。晚餐后，李超琼像往常一样，处理案牍至时钟敲过十点。然后写日记，这是他数十年未尝或辍的事情。

他回到自己的寝室，又与外甥徐子莪说了一会儿话。徐甥是二姐静恒的儿子，二姐夫去世后，一直在他的衙门里帮做收发。每天都一样，直到他脱衣就寝，徐甥才掩门出去。半夜里，忽然他房里传出叫人的铃声，待二儿子廷昂闻声赶到，常年积劳成疾的李超琼已经足伸目暝，与世长辞了。

_{李超琼晚年肖像（图片由苏州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提供）}

李超琼有四个儿子，老三早夭。此时，长子廷毅远在合江老家务农，老四廷侃在日本留学。老二廷昂正好来上海探亲，于是便成了父亲临终在场的唯一的儿子。

“处膏不润”，“其卒几无以为殓”

上海县令李超琼逝世的消息，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申报》称：“正任李县令身后萧条，（债务）积累颇重，殊觉惨然。”事实上，家里已经不名一钱，连丧葬费用都凑不出，“几无以为殓”

上海士绅行动起来，先由总工程局牵头，筹集白银一千两为李超琼治丧。然后，上海士绅在《新闻报》联名发表《上海士绅上督、抚电：为李故令乞恩免追亏欠》，向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请求破例免于追缴李超琼的亏欠。还公布了《故令亏欠细账》，说明李超琼的亏欠，都只是因公亏欠。

清朝廷对漕项拖欠的追讨向来严厉。即便是因公亏空，也要求地方主官负责弥补，不惜革职查办，变卖家产，哪怕人死了也要追讨到底。时任江苏巡抚的瑞澂对上海士绅们的联名请求的回应十分明确：“不能允准”。瑞澂做事，代表朝廷的意志，“公事公办”。

士绅领袖李平书是上海滩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月后的三月初十，他以上海士绅的名义，在小西门白云观为李超琼举办追悼大会，有市民一千多人参加。他亲自登台，向市民和报界公开李超琼“因公亏累细数”，  并且提出“筹备弥补之策”。

李平书讲话说，已故县令李超琼“于吴县任内亏银三万四千余两，南汇任内亏银四万一千余两，上海任内亏银五万五千余两，共银十三万两。”“丁、漕两项赔累”的直接原因是“钱价日跌，米价奇贵”。一切“有账可查”，“并非他项浪费”。他强烈呼吁督、抚衙门同意上报户部奏销。同时也建议，“应解之款，先行设法筹措解缴”。李超琼在吴县、南汇、上海欠缴的银两，其实与曾经任职的无锡等县，也有些连带因果关系，他建议，由无锡县士绅负责具体落实无锡等县的应解之款。

追悼会当天，李超琼曾任过知县的元和、吴县、溧阳、阳湖等八个县的士绅代表，也都应邀赶到上海小西门参加了追悼大会。他们纷纷要求重新拟定请求免追亏欠的呈文，以便列上自己的职衔和姓名，表达出他们相同的意愿。追悼大会变成了与巡抚意见唱反调的请愿大会。

晚清，辛丑条约签订后，财政入不敷出、严重亏空的州县，何止李超琼的上海县一个。“死竟无钱”的宝山县县令窦殿高便是一例；曾与李超琼共同力主冒着犯规之险，购进暹罗米百余担，平抑上海米价的南汇知县赖葆臣，也是一例。

然而，封建王朝的命数已经指日可待了，准与不准，早已不再由朝廷一方说了算了。如果把清王朝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上海、南汇、宝山诸县，松江、苏州诸府和江苏、浙江诸行省，都是大树生存仅能依赖的主要根系。这些根系蛀空烂透之日，便是大树轰然倒地之时。“落花流水春去也”，于是，所谓的李超琼亏累案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_{李公堤新貌}

这场亏累案让人们再次认识了李超琼。八十高龄的石神杨葆光先生为李超琼编纂年谱，在年谱中并不避讳“亏累”的事实，但摆出了另一项事实：李超琼“历任二十余年，故里未增一亩之产” ；“身后不名一钱”。 辛亥光复后，李超琼的两位生前好友——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和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分别为他的年谱作序。程德全在年谱序中说，把李超琼的最可贵之处，概括为四个字：“处膏不润”，“息息以民心为心”，“视民如家人父子，置一身毁誉于度外”。以至于“其卒也，几无以为殓。”

一个朝廷命官，该怎样安排身后之事？李超琼早有考虑：“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理之常也，夫何作怪。”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自维一介村甿，幸读书识字，遂忝窃一官，已为非分，而曾无补于君民，亦无益于家计。”而眼下，“时艰孔亟，方忧居寂处，不能效马革裹尸者以为报靖，则死又奚足惜耶？”

一旦自己“大限”，他请儿孙们记住并且照办的，有四点：一是不要请和尚、道士进门超度；二是棺材，“不得买重价者”，买二十多元钱的就足够了。后来了解了市场价格，在又一次提到身后事时，改为“在五十元之内”。三是寿衣，“可用旧有之”，缝一身绸子的裤褂，其它都用旧的衣裤。如果是冬天死，棉衣棉袍，现成就有，不必另买。切记不要多花钱。四是葬身之地，有就行，不要浪费土地。人若死在江南，就葬在江南；也可以照习俗运回四川安葬。运棺柩回川，“可将衣物、器具、书籍变卖”，充作资费。可以考虑葬在父亲墓的西边稍后丈把远的地方。不要花钱去请风水先生。

这段遗嘱的原文是：“我如不讳，勿用僧道进门。棺二十馀元者足矣。衣或缝一分䌷裤绔，馀皆用旧物。棉花衣袍褂，一一皆有。切勿多费。仍以孝衣一件穿上，我未脱服也。（本应缞麻，姑从俗耳）有地不费，即葬吴下，亦可如回川可葬大元府君墓西稍后丈许。对笔架丁峰两山间为向，即不求地师亦可。”

他还详细开列了自己的私人债务。他借着沈佺三千两银子，借汪南陔、马筱沅各一千两；借存义公商号三千两；借孙展云、吴粤生、李集甫各五百金。先前还借过李集甫三百两，都未还。曾借石怀觐、明寿经各八百银元。以上这些，都是没打欠条的“义债”，自己这辈子两手空空，无力偿还了。他寄希望于儿子们，相信哪天他们事业有成，一定记得偿还。他说，“负欠皆我之罪”。如果儿辈们“亦不能即偿”，就“只好求诸义友，缓以时日”。儿辈们应该“勉志求自立，他日有成，勿负人厚谊可也”。

_{李公堤上的李超琼塑像（图片由苏州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提供）}

2009年，李超琼逝世一百周年，苏州市纪委、苏州工业园区工委、管委会在金鸡湖畔李公堤西段立李超琼雕像。

李超琼生前，曾为宝山县县令窦殿高（镇山）写过一副挽联：老友语即定评，戆而好辩多真气；近人诗可移赠，死竟无钱是好官。这条严苛的标准，也是他自己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