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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定格的50年代上海生活

作者:袁念琪 发表时间:2017-12-20 点击数:172

“人民看上海”。“人民”是毛泽东题写刊名的“中国脸谱”《人民画报》,“看上海”是其对上海生活的影像记录。


上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新世界刚起步建设。有研究者认为,该时期是革命、国家、社会共同构建,我们开始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照相机作为我们观察和记录世界的第三只眼睛,扫描着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大小小、新新旧旧。


照片定格的已远去,也永留今天。有历史,方有未来。

 

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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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取缔娼妓,业者被送去学技艺或赴边疆开垦(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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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选民名单(1953)


《观看选民名单(1953)》,记录了上海进行的新中国第一次选举。1953年4月,成立市选举委员会,主席是副市长潘汉年。5月,选择普陀(工业)、黄浦(商业)、徐汇(居民)、闸北(棚户)、高南乡和高桥镇试点。同时制定《上海市基层选举的实施细则》和《上海市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实施办法》。11月,全市全面普选。在19日全市广播大会上,陈毅市长作《积极参加选举,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推进国家的建设事业》讲话。21日发布《全市统一进行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23日起展开;全市设登记站4517个。


选民登记是对公民有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确认。10月,发生因普选而起的第一起自杀案。在仁德纱厂,女工C吞金自杀未遂;她两次发现《选民榜》上无名。你看《观看选民名单(1953)》中的《选民榜》写着:“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按《选举法》,四种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依法尚未改变成分的地主阶级分子。2、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3、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4、精神病患者。


女工C非精神病患者,落榜意味划入了反动派阵营。而名字上榜的上海丝绸厂女工M坦言:“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滋味”。研究者认为:“是否具备有选民资格,能否成为法理上的国家主人翁一份子,是维系每个人政治生命的大事。”


既然关系生存,惟有以死相争。自1953年10月起,全市如此自杀17起,出乎意料。市选委会通报:认定自杀因“左”的错误而起,为“严重的缺点和教训”。“以后应争取一榜定案,以尽可能不‘挂’为原则”。最后,产生选民3820553人;剥夺选举权45291人,因患精神病停止行使选举权的1816人。

 

《全市取缔娼妓,业者被送去学习技艺或赴边疆开垦(1956)》,可镜头里无取缔,而是被取缔后的娼妓服装统一,佩戴红花。坐敞篷卡车风尘大,都备口罩,携带简易行李,还有手执蒲扇。


“十里洋场”的上海,妓院妓女全国第一。1864年(清同治三年),在公共租界登记的妓院668户。到1917年,据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八大都市公娼数和城市总人口比率的调查,上海以1:137登顶。至1949年5月,登记妓院525家,妓女2227人。


1920年,工部局提出“若干年内禁绝娼妓”。12月举行首次摇珠禁娼,凡摇到号的妓院停营。翌年又进行第二次摇珠,两次共摇去五分之二妓院。之后,不仅摇珠停止,反增发不少妓院执照。因“花捐”是公共租界税源之一,仅1940年所收就合值粳米3200石、面粉12124包。1946年,国民党当局声称五年内禁绝上海娼妓;但未绝,却使私娼变合法公娼,使卖淫场所变合法妓院。解放后,共产党完成先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51至1958年初,共收容妓女7000多名。


1951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13日,市公安局宣布妓院非法,令即停业。23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一致通过“取缔妓院、收容妓女”决议。25日,封闭全市72家残存妓院,收容公娼181名和私娼320名。至此,沪上妓院消灭。改造妓女的机构为市妇女生产教养所和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照中人来自通州路418号,那里原是前身上海救济院习艺所的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卡车挡板有“习艺”两字。


1953年,市民政局发布《对于妓女的处理方针》,要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3年底,共出教养所1171人;其中76人进厂,大多数回乡务农。照片标题所示,车上人“被送去学习技艺”或“赴边疆开垦”,推测是后者。在照片所摄的1956年5月,上海选送360名改造好妓女,经两周就业训练赴甘肃参加农业建设。

 

意气风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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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广播(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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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时事黑板报(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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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带孩子边读报(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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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办红专大学的政治时事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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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局员工制订年度工作计划(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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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公债(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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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深入车间(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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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望下放锻炼的电影演员(1958)

       

在上世纪50年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头等大事,那就要听广播读报纸。


自那时到到80年代初,我们每天早晚《听广播(1951)》雷打不动。早6:30,在《东方红》开始曲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1950年,它叫《首都报纸摘要》;1955年改名。到60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新闻和本市报纸摘要》。晚20:00,收听《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在《国际歌》声中结束。那时,重大消息往往在晚新闻出现。

在农场当知青,中央台早晚两档新闻天天不漏,不听7:00档上海新闻。场广播站在中央台新闻结束后曰:“星火农场广播站,本站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播音结束之际,就是一天“做生活”开始之时。


除听广播,获得新闻就靠读报。《边带孩子边读报》,母亲全神贯注,那版头条是《怎样看待计件工资制》。为扩大传播效果,还把报纸抄黑板。《观看时事黑板报(1950)》,《新闻日报》头条《舟山本岛定海昨解放》转登黑板:“我军登陆舟山本岛 一举解放定海县城”。


对国家和世界大事关注达发烧级的,在听广播读报纸外再上时事课。《厂办红专大学的政治时事课(1958)》,黑板左画中国地图,右是福建、台湾、金门岛地图。写着福州到台湾的距离,128、146海里。按图索骥:福州到台北124,到基隆146海里。黑板上还写“陶器”,莫非那年发生了一件海峡两岸与陶器相关的事?


在1958年,有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又称“双反”或“双反双比”。实为“反右”继续暨“大跃进”前奏。该运动没打出什么“分子”,倒留下出自《人民日报》社论、之后常用的金句:“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


听广播读报纸,就是要让灿烂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丰满经济之果;《购买公债(1950)》是硕果之一,支援国家建设是爱国和政治觉悟的重要体现。硕果二是工作,《电报局员工制订年度工作计划(1958)》,制定《伦敦电路小组规划》的男员工全三七开分头,亮且头路煞清,苍蝇踏上要滑脚。硕果三是《干部深入车间(1956)》,这要算深入的话,这干部起码要在厂级以上;不然,还好意思叫“深入”?


思想政治之花还结出非经济之果。《看望下放锻炼的电影演员(1958)》,其中有明星上官云珠。她们毛巾扎头、裤脚扎绳,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不是为拍戏而体验生活,而是为改造思想。就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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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阅览室中(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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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子弟学校(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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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纺织工人宿舍(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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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职工疗养所(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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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工人新村(1959)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首批产业工人诞生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后,出现第一批外国近代企业,工人阶级伴随问世。到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工人有1.9万,分布在洋人的造船、印刷和缫丝等产业以及公用事业里。到60年代,工人又现国人开办的工厂,一在洋务派官僚的军用和民用工业,二在民族资本企业。至1919年,上海拥有工人51万多,占全国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一强。


邓小平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在“五四”中,上海11万工人大罢工宣告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登上舞台。翌年,上海出现中国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5月,陈独秀在沪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职工阅览室中(1956)》和《码头职工疗养所(1956)》发在1956年第8期《人民画报》,题为《上海的码头工人》。虽不清楚《码头职工疗养所(1956)》在何地,但知道上海工人最著名的疗休养地是我去过数次的杭州九溪屏风山的上总疗养院,有陈毅诗为证“置身如在图画中,景色钱塘傲太空”。


做主人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尤其是子女教育。《职工子弟学校(1953)》发在1953年第6期《人民画报》,那时,全市有19个专为纺织工人办的子弟学校。配照文章叫《一个女工和她的孩子们》,女工是上棉19厂挡车工沈秀英,7个孩子中的3个在华东纺织管理局第二职工子弟小学,1个在子弟小学幼儿园,老大读中学。这5个孩子一学期学费,只占夫妻俩月工资13%;享受国家补贴。


另一显著变化是居住。单身有集体宿舍,《新建的纺织工人宿舍(1959)》是三层楼房。成家的则《迁入工人新村(1959)》,能住新村是幸福的,时称“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


1951年,陈毅市长提出市政建设要为工人服务;市府拨款兴建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1952年竣工。从1953年起,先后建成杨浦的控江、凤城和鞍山,徐汇的日晖和龙山,虹口与普陀的玉田、志丹和宜川及长宁的天山等9个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工人新村。一工人作家回忆:在国棉17厂的父亲分到控江新村一室户,一家5口住13.9平方米,厨房是4户公用,公用还有2个卫生间和1个阳台。租金便宜,每月几角,自1954年搬入到1977年搬走一直未变。

 

市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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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乡间水道(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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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收购草编织品(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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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灭螺,清除血吸虫病源(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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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农村保健员(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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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拔稻秧(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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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水车(1958)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有10县。1958年,按“农业保中心”方针从邻居江浙两省划入。1月划进上海、宝山、嘉定,11月划入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和川沙,12月进崇明。那时的上海农村,宛如仙境。你看《嘉定:乡间水道》,天高云淡,船在水中行,人在岸上走。大树,木桥,倒影,不禁想起“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据《上海通志》:上海开埠后,远郊以种植粮棉为主。《嘉定:拔稻秧(1959)》和《踩水车(1958)》为其中一面。上海有别名“水稻土”的青紫泥,宜种稻,尤以青浦、金山和松江为佳。“最是香粳香可爱,三青薄稻胜红莲。”(秦荣光:《上海竹枝词》)词中的“三青”即太湖青、铁梗青、芦梗青,粒白半透明且味香;称“香粳”,为贡米。


除粮棉,农村的副业也具特色,如著名的嘉定黄草;“黄草鞋轻棉布暖,生来不识上山蚕。”(钱大昕:《练川竹枝词》)《嘉定:收购草编织品(1953)》记录场景。据光绪年间出版的《嘉定县志》:“黄草种于水田,收成时宜于干搁,产东北乡。城东三里,有蒲鞋村,村民以黄管织凉鞋,更有制凉靴者。草经丝纬,细密如绒缎。”1952年,嘉定黄草编织品出口到英国、苏联和澳大利亚等三十多国。


如温饱大如天是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缺医,《培训农村保健员(1959)》,教中医。黑板写穴位:足太阴脾经。1隐白。2公孙。3三阴交。4阴陵泉……足太阴脾经是人体十二经脉之一,简称脾经。隐白、公孙、三阴交、阴陵泉均属42本经脉腧穴。


农村常见病多发病里,大肚子血吸虫病叫人头疼。“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泽东:《送瘟神》)血吸虫躲在钉螺里,《河道灭螺,清除血吸虫病源(1959)》。直到1977年冬,我在奉贤入伍体检,一同体检的农村青年比我们农场知青要多个项目:查血吸虫。

 

“过日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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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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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妇买菜(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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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七口(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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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会议(1956)

 

上海人的“过日脚”就是“过日子”,少不了买菜。《主妇买菜(1952)》奔小菜场,买菜主妇草编拎包,会“过日脚”的上海女人是舍不得用来买菜的,多用竹篮。


菜场是城市化和社会近代化产物,随开埠和经济发展而来。1850年(清道光末年),第一家蔬菜地货行唐恒泰号诞生县城大东门。1864年(清同治三年),法国神甫拉拉·博尔德里和汉壁礼在法租界菜市街(今宁海东路)开第一家菜场——中央菜市场。1880年(清同治九年),杨子京在南京路五福弄建公共租界第一个菜场;这个中国菜场又叫“训练厅和公共菜场”(Drill Hall Public Market)。


“造成西式大楼房,聚作洋场作卖场。蔬果荤腥分位置,双梯上下万人忙。”(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在上世纪20年代,租界又建三角地、四马路(今福州路)和八仙桥等20多个室内菜场;同存的露天菜场有宁兴路(宁海东路)、巨赖达路(巨鹿路)、麦琪路(乌鲁木齐中路)等。到40年代末,已达200家左右。

 

《一家七口(1956)》和《居委会会议(1956)》,选自《人民画报》1956年第4期《家务》。主人公是住瑞金路126弄26号的家庭主妇凌月华,即今“全职太太”。该报道《编者按》写到:起因是“日本读者、东京杉并区阿佐谷主妇池田敏子,要求本报介绍中国家庭主妇的生活。”


这一家七口三代同堂。住新式里弄,有壁炉架、画镜线。就是窗帘粗糙点,猜是为拍照打灯临时拉的。从住房到家具,从布置到穿着,显出小康样。虽不清楚是住瑞金一路还是二路,但这里是上海“上只角”。


凌月华说:“家里除了丈夫和母亲,还有4个孩子。丈夫黄祥生是上海益中瓷电厂的职员,每月收入126元;钱虽不多,但因物价稳定,我们每月除了伙食、房租、衣着等开支以外,还有足够的娱乐费和零用钱。按照工厂的劳保条例,我的丈夫看病可以免费,我们家属看病也只收半费”。此外,假日里有去苏州杭州旅游。


据《上海工运志》:1957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1.55元;这一收入,可负担三四口之家的生活。凌月华丈夫黄祥生的月收入足够一家七口开销,衣食无忧的她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担任居委会副主任。《居委会会议(1956)》,凌月华在会上报告工作纲要。凌月华坦言,“我的丈夫最初不大愿意我参加社会活动,可是后来他却反而常常帮助我研究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因为他也认识到,作妻子的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是丈夫的附属品和装饰品了。”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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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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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指挥家(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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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庆祝舟山解放(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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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流动阅览架下(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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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艺术体操(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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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皮筋(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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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明星招待小客人(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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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公园门口(1951)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这词出自上世纪50年代,一首孩子们熟悉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对学生来说,校内生活是学校和老师安排,校外生活是家长和自己安排。


《语文课(1953)》的教室,墙壁干净,除了毛主席画像,没有其他。课桌同样干净,每人一书一铅笔盒。有意思的是:一直被诟病的学生坐姿那时就有。双手背身后,正襟危坐。


其他照片是课外生活。有政治活动,《游行庆祝舟山解放(1950)》在南京东路。孩子们拿小旗,走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全体职工”队伍最前面。有读书在《里弄流动阅览架下(1951)》,书架写着:“书店连环图画巡回车 上海福州路504号”,店名依稀是“连联”。还有做客,《电影明星招待小客人(1957)》;明星为白杨。


爱动的,有在市少年宫大草坪练《少年艺术体操(1957)》,还有《跳皮筋(1958)》。“跳皮筋”是北方说法,上海人要加一个“橡”字:跳橡皮筋。照片里跳橡皮筋是低位的,难度随跳完规定动作由低到高;最高是两人把橡皮筋举过头顶。跳橡皮筋多是边跳边唱:“小皮球,香蕉梨,马儿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也有主旋律的:“刘胡兰十二岁,参加革命游击队。”


课外“白相”多在家旁,到公园是非经常的。上海的儿童公园不买票,《儿童公园门口(1951)》在绍兴路64号,这里原先不仅是垃圾山污水沟,还有穷人的棚屋。解放后,其中一部建成公园,在1951年5月28日开放。园名绍兴路儿童公园,1969年改绍兴公园;到1978年更名绍兴儿童公园。儿童公园都是袖珍的,在综合性公园里,一般都有儿童园。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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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白渡桥(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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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街景(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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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游览黄浦江(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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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外滩(1951)

 

《外白渡桥(1951)》。小时侯跟外婆到杨树浦,从东新桥到军工路的5路有轨电车,“当当当”地从桥上驶过。桥在苏州河汇入黄浦江处,为上海第一座全钢铁结构桥。过去留影外滩必有外白渡桥,多在黄浦公园,背景外白渡桥同上海大厦比肩而立。


苏州河上本没桥。1856年(清咸丰六年),英国人威而斯(Wills)集资成立“威而斯苏州河桥梁建筑公司”,在苏州河头外摆渡处造长约140米木桥。因桥低,为不碍船行,中间是吊桥。过桥收费,每人5文,车辆加倍;并发中国最早公共月票——“年票”,每张5两。


此桥名“威而斯桥”,因在原外摆渡口外又叫“外摆渡桥”。因桥有质量问题又不维修,工部局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强行收购,并在桥东造新桥拆威而斯桥。新桥叫“花园桥”,民间仍称“外摆渡桥”。桥还是木桥,但过桥不收钱。对桥名从“外摆渡”变“外白渡”?一说是沿用原摆渡不收钱的“白渡”(沪语“白”有不花钱之意),另说就是新桥过桥不付费。


到1906年,因有轨电车铺轨而拆木桥建钢桥,所用钢材出自英国。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建成钢桥跨度52.16米,宽18.3米,为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桥梁。2007年,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收到英国来信,提醒外白渡桥“桥梁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现已到期,请对该桥注意维修”。翌年4月6日,桥拖往上海船厂维修。十个月后的2009年2月25日,桥乘船回家。桥的离归都电视直播,并禁止车辆通行,对市民三天开放。这在上海史无前例。

 

外滩有南北。从外白渡桥到延安东路叫“北外滩”,人们平时说的外滩指此;就此往南至复兴东路是“南外滩”。《俯瞰外滩(1951)》是“北外滩”。


在明代,外滩叫“黄浦滩”。老外把外滩叫“BUND”,词源于印度语,意为“东方水域的江岸”;为英国人17世纪自印度带来。也有专家认为:外滩之“外”是“外国”之“外”。自1860年(清咸丰十年)皇帝发明“外洋国人”,“外国”一词在社会广泛使用。在19世纪末颠地洋行登的广告中,就用“外滩”代替“黄浦滩”。


开埠后,英人用钢筋混凝土筑起浚浦线,从此固定外滩岸线。先英国人专管,后美国人进入,成公共租界。在英驻沪首任领事乔治·贝尔福与上海道台宫慕久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签定《上海土地章程》前,就有怡和、和记和颠地等8家洋行在外滩购地造房。


对人称“万国博览会”的外滩建筑群,不少老外称“宫殿”。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施于民,在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7月11日日记里写到:“这里的建筑的不是欧式房屋,而是各种各样的宫殿。”法国人梅朋和傅立德在开埠三年时描述:“是真正的宫殿,意大利式的、希腊式的或者是中世纪式的”。《外宾游览黄浦江(1955)》,是从最佳位置欣赏。


在德国记者蔡博《穿越西伯利亚——乘火车走过俄国和中国》一书里,1903年(清光绪十九年)外滩“它交通最繁忙,却也是人们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所有汇集到这个城市的智慧与财富,都集中在这条富丽堂皇的滨江大道旁,或者围绕在它的周围。”奥地利宫廷顾问海司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的《中国与日本》中的外滩:“觉得像是到了欧洲的海滨休假地,比如像尼斯。上海的河边看起来完全像欧洲一样,那么优雅、那么美丽。”

 

《南京路街景(1951年)》也属俯瞰。那时,跑马场还在,有轨电车仍在行驶。悬挂广告牌“四君子哔叽”是金门大酒店,叫做华侨饭店。再望过去是“四大公司”中问世最晚的大新公司,要到1953年9月,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才迁入。大多拍南京路街景,一要有照片里的“南京路第一湾”,二是画面要带出建于1934年的最高楼——国际饭店。


南京路是上海东西向主干道之一。东起中山东一路,西至延安西路,全长5465米;其中南京东路自中山东一路达西藏中路为“中华商业第一街”。


开埠催生南京路。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英麟瑞洋行大班霍克组织跑马总会。越界在五圣庙(今河南中路西、南京东路北)建花园和跑马道,造上海第一个跑马场。筑路外滩至跑马场,因通花园取名“花园(Park)弄”,南京路浮出水面,即今南京东路最东段。


1854年(清咸丰四年),在原跑马场西周家浜(今西藏中路东,湖北中路西)一带建新跑马场;花园弄随之延伸至此。且路加宽20英尺,铺碎砖石屑供马车行驰,人称“马路”。到1863年,在泥城浜西岸(今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一带)建“远东最大的赛马场”。花园弄再次延伸至新跑马处,煤屑路拓宽至40英尺。这时的花园弄已成英租界主干道,叫“大马路”。跑马厅收住了脚,而这条路随越界筑路仍向西延伸,一直至静安寺;取名“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865年,改路名“南京路”。


早先南京路功能是通行而非商街。变化在1853年(清咸丰三年)小刀会爆发,躲进租界的华人开始在租界经商。据《上海华商行号簿册》统计,到19世纪末,南京路上仅华商网点就有184户,分布100个行业;南京路在上海的商业老大地位由此确立。而鼎盛是在20世纪,先施公司(1914年、今时装公司)、永安公司(1916年)、新新公司(1925年,今食品一店)、大新公司(1936年,今第一百货)“四大公司”诞生。南京路商业繁荣,功能多样,引领市场,辐射全国。解放后的南京路,经营调整:业态更专业,布局更合理,名店、老店和特色店更集中。

 

上海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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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摊(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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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商店的顾客座谈会(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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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店(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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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店休息室试听收音机(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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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馆(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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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店(1957)


上海的店闻名全国,服务同样有口碑,你看《百货商店的顾客座谈会(1954)》、《在商店休息室试听收音机(1954)》。在1954年试听国营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产的154型交流两灯收音机,坐在商店的休息室。开顾客座谈会有茶水有糖果,现在似乎少了。好传统要继承。

 

《小吃店(1957)》,上海其实叫“点心店”。上海有点心千余种,除本地风味,还有外省江、浙、京、皖、粤、鄂等特色点心,英、法、德、意、俄等国西点。上海点心用料广泛,有面粉、大米、杂粮和豆类等,有甜有咸有素有荤。大众化有油条大饼,花色精致有虾肉馄钝蟹粉小笼。有的是常年供应,如生煎锅贴、油燉子、麻球等;有的是应季面世,如粽子、月饼、重阳糕等。在上世纪30年代,就形成糕团、面团、油饼馒、粥店及西点五大门类。 而舶来品的西点同其孪生兄弟西菜是一起亮相上海,开始是西菜馆、咖啡馆和食品店兼营,后出现专门西点店,店龄超过80岁的名店有凯司令、老大昌和喜来临等。


上海出现点心店摊在明代,集中县城城隍庙一带,到清同治年间已达百余个。城隍庙是小吃王国,有名气的有豫新点心店(鸡鸭血汤)、绿波廊(三丝眉毛酥)、桂花厅(鸽蛋圆子)、松月楼(净素菜包)、和丰楼(虾肉生煎)等,还有《小吃店(1957)》拍的老松盛。


老松盛在邑城路45号。店里霓虹灯不少,有一个心形里包着“点”字,说文解字真形象。其他霓虹灯都是拳头产品:八宝饭、小笼馒头、面筋百叶、酒酿圆子。墙上电钟11点10分刚过,是生意最忙时。老松盛特色是面筋百叶双档,《上海市场大观》称为“城隍庙小吃中的佳品。”上海还有家同名同姓的老松盛在静安寺。原叫“老松盛点心店”,招牌是虾肉小馄饨。后更名“老松盛餐厅”,1986年改名“羊城酒家”。

 

《水果摊(1952)》琳琅满目,摆列蟠桃、葡萄、香蕉、菠萝和苹果。有的标产地,如“四川广橘”,像“广东西瓜”就直接写在瓜上。有的不标产地而突出品种,蟠桃叫“玉露”。


上海不缺本地水果。本地种植历史悠久,桃、李种栽记录出自上海现存年代最早的方志——1193年(南宋绍熙四年)的《云间志》中。转折在1573年(明万历元年),开始出现规模种植、面对市场的果园,品种以水蜜桃为多。据清褚华《水蜜桃谱》:水蜜桃始自明代露香园,即著名南市顾氏露香园,现仍有露香园路。至清道光、咸丰年,种植向南到龙华,龙华水蜜桃鹊起。种出名气的还有召楼枇杷、塘湾麦李、七宝冠城梅、萧塘梅园头、崇明枇杷埭”。此外,市郊还种杏、柿、梨、石榴等。开埠后也海纳百川,引进草莓和无花果。50年代又引入日本梨、温州蜜柑、巨峰葡萄等10多种;后又引进和扩种了柿、银杏和猕猴桃等。如今,本地形成水果桃、柑、梨、葡萄和草莓五大品种。


水果跑到店摊上,也有160多年。起初是自产的农民、贩运的商贩沿街叫卖或吆喝集市。之后,有了坐商和批发商,第一家出现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的唐恒泰蔬菜地货行。到1860年(清咸丰十年),卖水果为主的行栈已有20多家。20世纪初,上海成为南北水果集散地。至1949年,全市有水果行栈130户、零售店188家、摊贩7000余户。早在20年代,赵福兴、宝丰、和丰等水果店就已出名,后有名气的是丰实、华丰、公泰、大丰。


上海水果货源主要来自鲁、辽、陕、闽、浙、粤、琼等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水果批发自1960年纳入计划,其中苹果、柑橘为国家二类商品,由商业部下达采购指标。其余水果为三类商品由供销合作社采购销售,1962年起列为可议购议销商品。我经历过买西瓜凭发热38.5度以上证明的日子。终于迎来1984年果品购销放开。

 

这家《理发店(1956)》是“高大上”的,还有霓虹灯“女宾登楼”指引。上海人叫理发“剃头”,理发师叫“剃头师傅(或司务)”,理发店则叫“剃头店”。手持“三把刀”之一剃头刀的,多是苏北丹阳、溧水和句容等地人。


上海最早的理发店开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武昌路424号,店主朱启鹤。也有人认为真正意义的理发店问世上海是在1912年,是那家有名气的白玫瑰。开埠后,西式理发店约在1900年前后进入;其中的丽美就是名店华安的前身。到1920年,开始引进国外理发设备,最先是一乐也,进了女子烫发设备。“文革”时,烫发叫停。但人们爱美之心不泯,有在家用1872年法国人马鲁耶鲁发明的火钳技术烫;也有跑到隔壁杭州了此心愿,那里采用美国人查尔斯·奈恩勒研制的电烫技术。


解放后,上海的理发店分特级到五级。特级有南京、新新、华安、沪江和百乐五家,前三家都在南京路。这几家都是老店,开业在1925年之后。先前可见1922年第5期《红杂志》姚民哀的《上海奇怪人——剃头司务》:“上海理发店不知几许,剃头司务亦不知有若干人,此中魁首,厥有两个:一三马路成记之主人;一劳合路汉记之主人。”三马路即今汉口路,劳合路就是六合路。

 

《画像馆(1957)》是已消失的店。上世纪60年代,我还见着;在家不远南昌路钱家塘一弄堂里。而跑到南市、黄浦就多了。上海画像店最早就出现在福州路青莲阁、近湖北路,后集中到山东路和南市老城厢。


较早开画像店,要算李德乐;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店名乐容轩画像社。汪逸仙1912年开,叫汪逸仙画社。这一商业绘画新行当,与照相搭点界。19世纪70年代,摄影术传入中国。到1880年(清光绪六年),上海的照相业很是繁荣。起初在南市城隍庙和租界广东路一带,这些地方正是画像店集中之处;因画像都靠顾客提供的黑白照片。


店堂里都是画,却没人在画。画多黑白,人们把画生者像叫“肖像”或“行乐图”,画死者像为“遗容画”;店里所画的多是先人。以照为本,用铅画纸,借助“九宫格”和放大镜等工具,用墨碳粉干笔擦画人像面部。画如拷贝,五官不走样,脸型特征准确。


与照片相比有几处优点:一易保存而持久不变,二比放大同样尺寸的照片便宜,三可以加工,加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大”。在清末民初,画像“在服式上男则补服朝珠,女则凤冠霞帔”(《上海工艺美术志》),从平民百姓变成朝廷命官和诰命夫人。


在出现墨碳粉干笔画像不久,又出现瓷像画。创新者是江西来沪的徐明卿,将墨碳粉擦笔画于瓷板,上釉烧后就成瓷像画。多为悼念先人。后也有油画肖像,五彩油画挂家里,比黑白的效果要好,也显洋气。


从上世纪20到40年代,上海的画像店家有30多家,都是个体户,作者多为卖画为生的民间艺人。解放后,1954年上海书画笺扇同业公会登记的会员有87家。在《画像馆(1957)》拍摄前后:1956年成立上海第一画像供销生产社;1958年合为上海第一画像生产合作社。


1954年的上海画像业,从业人员尚有138人。到1990年,只有2人画像,画的多是瓷像画,镶嵌墓碑。

 

空下来的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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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阵(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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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无人售书处(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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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表演(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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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哈哈镜(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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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市(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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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店(1952)

 

看了《新华书店无人售书处(1951)》,才晓得上海早有开架购书。无人售书处两个箭头,指向两个小抽屉,箭头上写着“请将书款放在此处”。无人售书,有人放钱。


我触摸开架书店是读大学时,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上海科技书店五楼内部书店。那里的书,在封四或版权页上,印“内部供应”或“内部交流”。还有盗版港台图书,版权页有港币台币价,但用人民币买。书价似密码,我买过节目主持人芭芭拉·华特的《社交的艺术》,新台币80元,人民币BG000240就是2.40元。对大众实行开架的书店,最早要数南京西路325号、原上海图书馆底层的上图新书发布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

 

上海人把下棋叫“着棋”。据《上海体育志》:“象棋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深受广大人民所喜爱,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象艺博大精深雅俗共赏,她融数学、哲学、艺术竞赛于一身,列宁称之谓智慧的体操。”


1956年,象棋被国家体委列入正式体育运动项目。在那一年举办的首届全国棋类个人锦标赛中,象棋列入正式比赛项目。


《象棋阵(1957)》,桌上一长溜摆4个棋盘,6人捉对厮杀。离镜头最近是青年对老人。每个棋盘旁,放着个有三根长钉的小木板。那青年与老人棋盘边上的,左右中分别套着2、1、2三个筹子。托同事请教象棋大师胡荣华,才明白这三个串子的作用,它表示输赢。当中代表平局,靠近自己的那个是输一局放一个;最后以此结账,输多者买单。那时的下棋按盘收费,一个筹子一盘,2分一个。后来的棋室,收费改成计时。胡司令还告诉我们,这个中间有洞的筹子,最早纸剪,后改塑料。


胡荣华获胜最多是一小时赢23只,平均3分钟赢一盘;不知不觉就显出了大师相。那时,他常去大世界对过的大众棋社;说那老板欢喜看他下棋。后来有了文化宫、工人俱乐部等免费下棋的地方,这样的收费下棋就消失了。

 

《鲜花店(1952)》和《鸟市(1957)》,花鸟花鸟,花鸟不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花鸟有几件大事。第一是1956年11月2日,专门的管理机构——上海市花木公司成立。此前的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成立上海花树公所。1920年,浦东花业公会问世。1929年,上海花树公所与浦东花业公会合为上海花树业同业公会。在市花木公司出现两年后,同业公会退出历史舞台。市花木公司对园艺农场、花、鸟、观赏鱼店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合并为以花木为主的综合性行业。第二是位于南京西路364号的上海花鸟商店于1959年国庆开张。16开间门面,面积600多平方,另有温室加露地面积600平方。经营花卉、鸟禽、金鱼、盆景假山和园艺工具等10大类1000多品种圈。直到90年代告别时,仍是上海最大的花鸟商店。


《鲜花店(1952)》有两个买花女人,一个挽竹篮菜,是从菜场直接进了花店。1952年是上海花店一个转折点,生意开始回升。自1953到1955年,全市花店年总营业额约25万元。解放前,上海花店数量最多是1945年的129家;到拍下这张照前的1951年,上海的花店已增至148家,花贩也增至260户。

 

上海原没花店。开埠初,由花农提篮挑担和小贩沿街叫卖。在方浜路有个花草弄,当年是“花草浜”。当年此地为买卖花草集市,是县城邑庙和县衙门间的黄金地段。上海最早的专业花店出自浦东花农陆恒甫,1853年(清咸丰三年)在龙华开陆永茂花园;名为花园实为花圃,后又在县城旧校场旁开店卖花。到20世纪初,英国牙医罗埃士开大英花店,店在南京东路外滩;卖的是外国花。那时的花店,生意倒是在寒冬花淡时好,圣诞和春节是大头,因而有“一年靠一冬”一说。


《鸟市(1957)》拍摄的那年,市花木公司参加首届春季广交会就成交商品10多万美元,其中就有芙蓉鸟、画眉鸟的功劳。


上海的鸟店,最早在老城隍庙九曲桥西南。起初是鸟市,无店有摊,时间在1821至1850年,也就是清道光年间。后摊变店,又因经营的鸟类不同而形成南北两帮。以卖芙蓉、绣眼、黄腾等南方鸟为主的南帮,有黄福兴、俞顺兴和桂芳等店,以卖百灵鸟等北方鸟为主的北帮有荣顺祥、三合成和双盛永等店。就是不看鸟,从店里的鸟笼也可辨别,南帮鸟笼多为方形和长方形,北帮鸟笼多为圆形。看《鸟市(1957)》里的鸟笼,方圆都有,看来南北统吃。


店多成市,除南市老城厢鸟市;到1920年左右,租界的广东路又出新鸟市。这些鸟市以鸟店为主,辅以摊位。抗战爆发后,南市沦陷,老城隍庙鸟市就此萎靡,上海只剩租界广东路鸟市。到抗战后期,鸟店多种经营,春卖鸟秋卖虫,还有卖热带鱼。据统计,上海的鸟店在抗战前有48家,到1949年只有32家店和6户摊贩,直到1956年市花木公司成立时,鸟店还是这些鸟店。

 

《照哈哈镜(1956)》和《魔术表演(1956)》发1956第10期《人民画报》,题《上海的人民游乐场》,作者是著名作家柯灵,配照10张。“人民游乐场”就是大世界,在发此文前的1955年改的名。上海人把一个场内有各种杂耍、剧种分别演出的叫游乐场或游艺场。


《照哈哈镜(1956)》,大世界一进门便是;至今记忆鲜活:从一排镜前走过,看着镜里的自己和其他人,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胖一会儿瘦,情不自禁地就“哈哈”起来。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对它情有独钟,在1912年与地皮大王经润三合办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就有十多面被上海人叫做“哈哈镜”的凹凸变形镜。三年后,黄、经再度携手开上海最大的新世界游乐场,还是少不了哈哈镜。


《魔术表演(1956)》只是大世界演出中的一朵浪花。照片拍的是小丑串场的插科打诨的魔术表演。一个口吐鸡蛋,左边那个已手拿一个,正要取他吐出一半的鸡蛋。右边那个,手中盘里已有鸡蛋5个。


位于西藏南路(敏体尼荫路)和延安东路(爱多亚路)转角的大世界,占地和建筑面积均达1万多平方米。该建筑群由梯字形砖木结构的3幢4层主楼和2幢副楼构成,内部最具特色是圆弧形中央露天剧场和二楼蜿蜒交错百米天桥,外观最注目是55.3米高、由12根圆柱支撑的多层六角形奶黄色七层塔和古罗马钟楼顶。大世界1917年7月14日开业,黄楚九选此日,一说是法国国庆以报法国领事,又说这天是他随母来沪30年。大世界门票“游资每位小洋二角,孩童及仆役减半。”那时,小洋二角在一般西餐馆可吃一客含牛油面包的炸猪排,门票不菲。 


开业十二年后,大世界翻为4层,总面积达1.47万平方米;开放时间提至中午12时,星期日则从上午9时起。正门从东北角延安东路云南南路拐角,搬到西藏南路延安东路转角的西北角。说有风水师告诫:商号正门面对西北方向为大忌,对业主不利。不料一语成谶。


1921年,黄楚九与人合办的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受损关门。投巨资在浙江路宁波路租地建楼20多幢无人问津。这些资金来自他开办的日夜银行存款,久占导致银行周转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储户挤兑潮。在杭养病的黄楚九于1931年1月2日赶回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回忆,“只有一家《时事新报》,忽然登出黄楚久的照片,仅注明‘黄楚久先生小像’七个字而已,这是暗示性的报道”。19日上午,日夜银行宣告倒闭。下午,59岁的黄楚九撒手而去。


黄楚久只是大世界的租赁者,此地属南浔“四象”之一的张家,家有1000万两白银称“象”。就在张石铭之孙张葱玉1931年分得大世界土地时,大世界经营者换了黄金荣。陈存仁说:“黄楚久死后,大世界依然生意鼎盛,法院判决大债主黄金荣管理,他补回一部分款项之后,便改称‘荣记大世界’了”。而继承巨额遗产的张葱玉,赌博输了大世界地皮。接过地皮的是孙春生。据《上海房地产志》:1937年,孙春生与邵景甫、陈学坚、方国瑾等人集资买进延安东路西藏路口占地15亩、建有大世界游乐场、共舞台及与之相连的友益里和沿街商业房屋的大片房地产。


直到上世纪60年代,白相大世界一直是上海游的主打之一;甚至说“不到大世界,等于没到大上海。”1966年11月6日,大世界改东方红。1974年改上海市青年宫,1987年再改回“大世界”原名。1981年1月25日,复业并定名“大世界游乐中心”。2008年,闭门修缮;2016年12月28日重新开放。到2017年,大世界问世整整100年。


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人民影像中的上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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