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神拼抢 为生命护航

俞卓伟简介

俞卓伟，1945年8月出生。1962年上海中学毕业，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曾任贵州兴仁县百卡煤矿矿医、兴仁县卫生局局长。1984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回上海担任上海电池机械厂厂医，1986年调瑞金医院医务处工作，后担任瑞金医院副院长。2005年调任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职称主任医师、教授，2003年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医务管理文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临床危重病医学和医疗管理工作。擅长内科疑难杂症的诊治和急、难危重病人的抢救。曾获得1989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1991年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1年度、2001年度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1999年度上海市职业道德十佳标兵，2000年度、2005年度全国先进工作者，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

口述  俞卓伟

整理  孙洪康

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贵州矿区从事医务工作。我是从矿医到厂医，一步步走来的医务工作者；再走进三级甲等医院，从医务处干事，一直做到院长。我的经历，让我对广大病人，特别是平民百姓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的母亲是一位医生，她医德高尚、视患如亲。我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使命感，是自然而然注入我的意识深处的。

_{俞卓伟医生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医院管理文凭}

“人要生起病来是不分白天黑夜，不管过年过节的。”

那时，我在瑞金医院当副院长。记得有一年除夕，救护车一辆接一辆，驶进我们医院急诊室，接连送来三个因暴饮暴食而患上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的病人。这个病来势非常凶猛，常常引起的并发症也相当复杂，十分棘手，过去这种病的死亡率几乎是100%。我接到急诊室报告后，立即赶到抢救室，组织协调急诊室、CT室、外科、手术室、麻醉科的主任医师和医务人员，对这三个病人分别检查、会诊，再将他们一个个抬上手术台，进行手术诊治，并抓紧给每个病人安插上十多根管子，争分夺秒，同死神拼抢，几十个医务工作者从除夕傍晚一直忙碌到大年初一上午，终于将三条命全部夺回来！

对我们医生来说，治病救命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而节假日休息只能放在第二位。因为人要生起病来是不分白天黑夜，不管过年过节的。

有一年除夕夜，我们瑞金医院接二连三送来了12个被鞭炮烟花炸伤的烧伤病人。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急诊手术也应接不暇。那一个除夕夜，真把我们全院上下忙得够呛，除了指挥抢救之外，我还给大家当“后勤部长”，安排膳食科做好服务工作，给那些顾不上吃年夜饭的医生、护士送去一盘盘热气腾腾的水饺。

那年除夕夜，我走遍了医院所有的病房，直到鞭炮声渐渐消停后，病人们也慢慢睡下了，我才在办公室沙发上合了下眼。大年初一，天刚亮，我心里惦着昨夜的烧伤病人，一睁眼又赶到烧伤科病房，查看他们的伤势，看着他们的伤情相对稳定了，我才放下心来。

“救人要紧！抢救一条生命，就是抢救一个家庭。”

有一年元旦后的第二天，清早，我到急诊室查看病人，发现一个女病人正在抢救床上疼得不断翻滚，神情十分痛苦。我急忙上前询问病情，原来她在元旦那天吃了许多油腻的食物，没多久就开始腹痛，并且不断加剧。于是在家人的陪护下，来到了瑞金医院。

这个女病人那年33岁，让人挠头的是，她是孕妇，已经怀孕36周。当时，我就断定这次治疗会比较复杂，不能掉以轻心。于是我立即调来急诊室、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的主任医师前来会诊。经过B超检查显示，这位病人胰腺周围有大量渗出；血、尿淀粉酶明显升高；体温高达39摄氏度；腹膜刺激症状明显。在场的医生当即判断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病症、“急性化脓性胰腺炎”。会诊意见是：非手术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

问题来了！还是个大难题！因为这是一名孕妇。对如此严重的胰腺炎手术来说，无疑应该施行全身麻醉，但这极有可能导致胎儿夭折；恰巧这名孕妇又是结婚5年不孕，经多方求医才好不容易怀上的这个“贝贝”，万一失去孩子将对病人和这个家庭带来多么大的打击！而一定要大人、孩子都保住的话，只有实施半身麻醉，这对产妇的体位要求非常高，需要将身体蜷缩成虾状，而病人在剧疼之下，加上胎儿很大，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时间就是生命，抢救必须抓紧，两难之下，还是要快作决断。我们经过慎重的讨论，决定采用全身麻醉下剖腹取胎及胰腺清创术，并尽一切可能保住大人和孩子。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麻醉科主任医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上完麻醉开始到胎儿取出，整个过程不能超过 5分钟，否则胎儿会出意外！这就要求现场的每一位医护人员必须密切配合，对每一个动作、每一道程序都要事先设计好，心里想清楚。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场与时间抢夺生命的战斗！

_{俞卓伟医生全力抢救危重病人}

“各就各位，开始！”倒计时开始——消毒——铺巾——开腹……

一打开腹腔，只见满腹的黄白色脓液顿时涌了出来，并向子宫蔓延，这对手术后的感染控制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在场的外科主任后来说“这是我做胰腺手术几十年来遇到的第二例，而上一例病人不是孕妇。”此刻，妇产科医生及其团队立即施行剖宫取胎的手术，紧张有序，配合默契，仅用了4分钟就安全取出胎儿，新生婴儿洪亮的哭声令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兴奋不已，有人还激动得流了眼泪。等到胎盘剥离、子宫缝合后，我指挥外科医生团队立即上手术台做清创手术，包括胰包膜切除，双侧结肠旁沟清创引流，空肠造瘘等。为了防止产妇手术后因胰腺脓液引起子宫感染，在场医生极其细致地清洗整个腹腔内的脓液，对子宫部位清洗得更为仔细。手术一共耗时3个多小时，为病人放置了各种导管19根。

化脓性胰腺炎最大的麻烦是不断地产生坏死组织和脓液，需要多次手术清除。这个女病人前后做了5次手术，终于在医生护士的治疗护理下痊愈出院了。

一个孕妇，一个胎儿，后边还有一个家庭。所以抢救一条生命就是抢救一个家庭。

我在瑞金医院时还治疗过一些血友病人；一次来了个天津人，那年他20岁，患血友病，2岁时血肿烂坏了他一只眼睛并烂到了颅底，看上去很吓人，他跑遍全国没有医院敢收他，小伙子也不敢出门，于是他到瑞金医院来试试，我和血液科专家决定收治，依靠医院的综合实力来攻一攻这个医学难题。我就组织血液内科、眼科、五官科、普外科、神经外科、整形科、麻醉科的专家一起会诊，随后开始了系列手术：摘除一只坏死的眼球，凿去腐烂的颅底，清除坏死的上颌骨，再补好颅底破损部位，再拉下部分头皮，贴住脸上的窟窿。这台大手术终于成功了。这个小伙子后来结婚成家了。他得救了，他的家庭也得救了！

“得病容易治病难，抢救一条生命需要多少人全力以赴呀！”

_{俞卓伟医生到“非典”隔离病房查房}

有一次，瑞金医院内科收治了一个因牙龈发炎而导致脓血症的患儿。医生针对病症，用了抗菌素，未见效果，又换一种抗菌素，结果换了好多种抗菌素，均未见效，孩子高烧50多天不退，还引发全身软组织游走性红肿。这是一起罕见病例，医院内外的专家多次会诊，都无计可施。眼看着小女孩日见消瘦、萎靡，患儿的母亲只得找我求助：“俞院长，救救我女儿吧！”

我立即去查看病史，并听相关医生介绍了病情，又亲自为患儿做了仔细检查，我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判断：这个疑难杂症疑为患儿处于败血症基础上的对细菌和内毒素的过敏状态。我大胆建议将超大剂量的激素和抗菌素一起使用。可是这一治疗方案提出后，遭到了大多数医生的反对。一是严重感染的病人对大剂量激素是忌用的，若是这一诊断有误，病孩的全身感染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二是超大剂量地使用激素，对于已经50多天高烧的病孩来说，是否承受得住？由此而出现的任何一种并发症，随时都可能要了女孩的命，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记得元旦那天，我一大早便去了这个女孩的病房，眼看着小孩的病情每况愈下，高烧不退，生命危险越来越迫切，再也经不起拖了。我当即请来了儿科、血液科、外科的三位教授一起会诊。在充分论证和制订了周全的急救措施之后，大家形成了共识，作出了一项大胆而惊险的决定。我坚决地说：“马上采用超大剂量的激素！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

一点一滴打着吊针，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小女孩的高热依然未退。我陪在病床边，不断地用湿棉签抹着孩子干裂的双唇，时时刻刻在防备再出现新的意外。

嗨！转机来了！本来每天下午达到的高热高峰值消失了，而且体温还下降了5分。这时，值班医生劝我回家休息，我回答说：“不急，再看看，再看看，希望不要有反复。”这样，我又守了一夜。

第二天，女孩的面部红肿和全身症状全部消失了。第三天只有几分热度的这个孩子开口了：“妈妈，我肚子饿……”那年除夕之前，小女孩牵着父母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过年了。

_{深夜了，俞卓伟医生还穿梭在病房和急诊间抢救病人。}

得病容易治病难，抢救一条生命需要多少人全力以赴去拼搏呀！记得一天傍晚，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送进医院急诊室。这人39岁，也是个热心人。那天下午邻居家婆媳打架，他去劝架，媳妇背对着门，误以为来的是小叔子拉偏架，操起抽屉里一把刀往后戳过去，谁想到这一刀竟将这男子的左侧股动脉、静脉和股神经全部戳断，立时引起大出血和休克。这位伤者送到医院时血压为“0”，神志不清。我接到报告，立即赶到现场。静脉瘪了，就做深静脉穿刺，把血液一点点输进去；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就做心脏按摩和人工呼吸，每分钟使劲按压100下，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20分钟后伤者喉咙里咕噜一响，伤者心脏复跳了。但难题也跟着来了。由于被戳断一段时间的腿部血管和神经已经缩起来，加上血肉模糊，照常规只有截肢。更何况伤者脑子缺氧时间过久，即使用心费力替他把腿接上，以后也极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一个。可是，我怎么也不甘心，这位伤者只为去邻居家劝架就被截肢了，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挽回的机会吗？我请来了在家休息的外科、骨科主任，又请来了神经内科的医生。一番紧急会诊之后，制订了手术方案，随即由主任亲自动刀，当即为伤者实施了显微外科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凌晨5点钟，手术结束，护士们将伤者送进监护病房，我与护士们一起将病人抱到病床上，伤者突然睁开了眼睛，说了一句：“我冷呀！”这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抢救生命，争分夺秒，作为医院领导，我在现场，有利于全院调度。”

对危重病人的紧急抢救，分分秒秒都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与死，关系到一个家庭是否还完整的命运。我在瑞金医院工作时，为了随时与各科室保持联系，我的腰间曾挂着3只拷机和1只手机，最多一天会接近百个呼叫。这三只拷机，可与各临床第一线的科室保持联系，处于24小时的待命状态，我自然也成了医院一线的全天候指挥者。

_{俞卓伟医生在献血车上参加义务献血}

对于我这样全天候地在医院值守，只要有需要就出现在病人身边的做法，也许有人不理解。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这样做，对抢救病人有好处。因为抢救生命，争分夺秒，作为医院领导，我在现场，有利于院领导在第一时间掌握重要情况，有利于全院调度，有利于抢救的有效性，有利于医院的医疗管理。在我们抢救成功的每个病例中，都显示了医疗集体的力量。因为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病因和症状千变万化，一些疑难杂症和重大抢救需要多学科通力协作。我作为院长，在现场的话，便于协调，便于组织医护人员和调配医疗设备，有利于为抢救病人赢得宝贵时间。有时抢到一分钟，就夺回来一条生命。我们面对的是生命，而生命是脆弱的。只有人到现场，面对那些危重病人，你才能感受到那种生命悠关、争分夺秒的紧迫感，才能体会到正确决策和科学协调指挥的重要性。

我在瑞金医院时，曾有十多位病人联名写信给李宏伟院长：“求求您——院长先生，请您下命令让俞卓伟医生休息吧！这样下去，他要累垮的！”为此，李院长和院方作出一个决定：要求全院各科室严格执行：第一，全院上下共同督促俞卓伟下班后立即回家，最迟不得超过下班后1小时；第二，晚上用拷机呼叫俞医生，必须通过行政值班人员；第三，由保健科给俞医生作一次全面体格检查。当然，这个决定由于我的因素，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2005年，我调华东医院当院长，我索性“全天候”工作了，我每天都在医院忙碌，上上下下，急救巡房，困了，就睡在办公室，偶尔回家，取几件换洗衣服，又急急忙忙回院了。华东医院成了我新的“家”。

2009年国庆长假期间，我们华东医院接纳了一位特殊病人。那是10月4日，我正在医院病房查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的声音，我不是很熟悉，听了几句，我听出来了，她是上海市教师楷模、师德标兵、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查文红老师。她从义务执教的安徽砀山魏庙小学打来电话，我是在一次会议上给她留了手机号码。原来她从9月下旬发病，人天旋地转，翻江倒海，不停地呕吐，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山村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无奈之下，10月4日下午，她拨通了我的电话：“俞院长，救救我！”我当时想，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诊断不明确，如果继续在那里医治，可能会延误病情。我当即在电话里告知：“我马上派车来接你。”我们医院有一辆救护车，我安排了两位司机和三位医护人员，我自己也一起前往。当地也很尽力，借了一辆铃木轿车，将查老师送出山村。我们费了不少周折，辗转在半道上接到查文红。连续奔波1500公里，直至翌日（5日）上午，查文红入住华东医院。我顾不了一路劳顿，疲劳乏力，立即安排检查、会诊。经核磁共振检查，查文红小脑部位大面积脑梗。经过会诊，很快制订了治疗方案。我们先给她脑脱水，但不能过度脱水，要科学脱水；第二步，止血化瘀；第三步，通过静脉营养施行支持疗法；第四步，对症下药——向全市医疗机构求援，搜罗到5支意大利进口止吐药，还采用中医疗法贴穴止吐，终于使梗塞的病灶渐渐稳定，小脑的水肿也逐步改善了。那天，查老师在学生的照料下能够喝粥了，她还提出了要求：“能不能给我加点肉松。”查文红是义务支教，原先退休金很有限，医疗费怎么办？我们先伸援手。我院医护人员一共捐助了七万多元，我个人捐出1万元；另外，市委领导、著名演员、各界人士闻讯都捐了钱。

_{国庆长假期间，俞卓伟院长带领抢救团队来回驰骋三千里，将身患重病、在安徽砀山义务支教的查文红老师接回上海华东医院，经精心治疗，查文红康复出院，重返砀山，并送上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全力把病人救活。”

2013年7月4日，上海已进入高温季节，上午8点过一点，我在医院接到一个电话，是120救护中心一位救护员给我打来的：俞院长，有一个13路公交车驾驶员，50岁左右，在线路上驾车时，突然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这是一位好司机，今早3点钟就离家上班了，发病时，正好行驶在上班高峰辰光、市中心繁忙路段，但他坚持在昏迷之前，把车刹停，并且将车门打开。面对这位好司机，许多热心乘客上前帮忙。大家以为他中暑了，有的给他扇扇子，有的递来湿毛巾，有的给他抹清凉油，但都没用，就拨打了“120”。

_{俞卓伟医生的外科重症监护室看望昏迷60天苏醒的“最美公交司机”刘银宝}

这位司机叫刘银宝，那年52岁。接到这个电话，我马上召集了我们华东医院麻醉科、急诊室、神经科和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并相应调来一些抢救设备，立即赶往急诊抢救室等候救护车将病人送来。

很快，救护中心的救护员疾步将病人刘银宝送进急诊室，我同本院医护人员一起将病人小心地抬上抢救床位。此刻，刘银宝完全昏迷，心脏跳动很弱，呼吸非常微弱。我们马上给病人气管插管并启用呼吸机。一量血压，上血压284mmHg，下血压149mmHg，这么高的血压，就不能随意挪动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脑疝，可能会猝死。因此第一步抢救措施是给病人降血压，我们采取措施，经过一个多小时前期抢救后，病人的上血压降到160mmHg左右，下血压降到100mmHg左右。紧接着医护人员带着转运呼吸机，用移动床将刘银宝稳稳地推送去做CT检查。在抢救过程中，每个环节都环环紧扣，不能有一个环节出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CT检查结果非常严重：刘银宝大面积脑干出血。脑干，是生命体征相关的中枢最要害的部位。这个“司令部”所在地出血，并且是大面积出血，这还得了！刘银宝有高血压病史，但平时没有很好服用降压药。他的孩子还未成家，他工作、生活压力蛮大的。

根据文献记载，脑干部位大面积出血死亡率几近100%。

怎么办？竭尽全力抢救，日以继夜抢救，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尽全力把病人救活。何况，这位病人只有52岁，正当年，他身后一定还有一个他牵挂着的要尽责任的家庭；再说，这可是位好司机呀，在生死瞬间的关键时刻，他想到的是司机的责任，是一车乘客的安全。公交公司负责人也是好领导，听了我们关于病情和药物的介绍，立马表态：救人要紧，好药先用！

我们经过会诊，制定了严密的治疗方案，使用了相当昂贵的药物。我们院重症监护室的宋晓华主任等医生和陈贞护士长的团队，日以继夜，尽心尽力，我一天中，至少要有两次去探望、观察，一起研商疑难问题。

这位司机整整昏迷了60天，期间，一会儿肝功能衰竭了，一会儿肾功能不好了，血压忽高忽低，心跳忽快忽慢，都像“坐过山车”似的。但是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们救活他的信念一刻也没有动摇，尽心尽责的态度一刻也没有放松。这位病人昏迷60天后，眼睛终于睁开了，人终于醒过来了。后来，他会跷大拇指了，再后来，他的记忆也慢慢得到了恢复。他在我们医院一共住院两年。这位“上海最美司机”在生死关头的举动，被评为当年上海精神文明十佳好事。

“病人是不分贵贱的，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平民百姓。”

病人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平民百姓，不论是名人富豪，还是孤寡老人，只要是我的病人，我都应该真心相待。其实，我也是个普通百姓。今天我能为病人服务，因为我是个医生。

我少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她是一位针灸大夫，对病人怀有同情心和责任感，退休后还乐于助人，事迹也上过报纸。后来我潜心学医并善待病人，可以说是受我母亲影响。我从小学到中学，都遵纪好学，还当过少先队大队长；1962年从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68年，分配到贵州矿区，当了矿医；后来在那里得到提拔，当过县卫生局长、教卫办副主任；1984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回上海，到上海电池机械厂当厂医；1987年，我们厂的支部书记找到素不相识的瑞金医院院长，推荐我进了瑞金医院医务处工作，从此进入三级甲等医院。

_{俞卓伟医生(图片中间勒血者)和同事一起抢救严重失血休克的德籍工人}

我在贵州百卡煤矿当了八年矿医，经常下到矿井，和矿工们走得很近，了解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各种病情。矿井都在山区，那里缺医少药，附近村民有了急病也会找上门来，一些少数民族的孩子病了，家长会陪护着翻过山来找我们求医。后来，我也翻过山去出诊。渐渐地，我就成了“全科医生”。后来在那里当了县卫生局局长，就更是同乡里乡亲、男女老少打成一片了。以后回上海，先在电池机械厂当厂医，接触的都是普通工人和基层干部。这些经历很有好处，使我对普通病人、平民百姓，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再说，医生这个行业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各色人群、各种疾病接触得越多，积累的经验就越多。

一次，我正在医院巡房，接到报告，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被歹徒刺伤，刚送进我们医院，我便快步赶到手术室，了解抢救方案，给予具体帮助；有一次，我们医院的一位女电梯工，因出生才20天的外孙女先天性心脏病急剧恶化，急得哭了，有位医生就提醒她，快找俞院长想办法，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给我打了拷机。我连忙赶来，了解情况后，连夜请来新华医院的专家会诊，孩子第二天就转入新华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有一年冬天，一对祖孙因煤气中毒被送进我们医院，要进高压氧舱抢救。由于是半夜三更了，值班医生为一时找不到人“陪舱”而犯愁，我正好闻讯赶到，当了个“陪舱”替补队员，一呆就是6个小时，直到看见病人青紫的嘴唇渐渐变红了，我才走出舱门。

“对危重病人的感情，要体现在全力抢救时决不言弃；甚至延伸到回天乏术时对死者的尊重！”

我们华东医院收治的老革命、老干部特别多。我到任不久，有一位住院治疗的88岁高龄的老红军，在一个月内，数次病危，大大小小的抢救进行了8次。每一次施行抢救时，我都闻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天深夜，这位老红军又一次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赶到现场的医生和护士立即采取措施，全力抢救，但老人的心脏好一阵子仍没有自主跳动，此刻，医生护士们仍在用心尽力地努力着，在旁焦急静观的老人亲属认为医务人员已经尽全力了，无力回天了，因而主动提出可以停止抢救。我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我不同意家属的建议，坚决表示：“再坚持一下，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决不放弃！”说着，我自己上前为老红军做起了胸外按摩，一下两下三下……二十分钟后，奇迹出现了，老人恢复了心跳，恢复了呼吸。

_{俞卓伟医生当选党的“十六大”代表，病人闻讯后与他相拥。}

当然，我们医生也不是神医，尽心尽力之后，也有无力回天的时候，但关键是要尊重生命。

2006年春节期间，一位住院治疗的高校老领导病情危重，我一直惦念着他。正月初六，陈老心衰病危，我闻讯急忙赶到十楼监护病房，随即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同时，还请了华山医院的专家一起会诊。但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用尽了一切手段，都未能挽回陈老的生命。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很劳累，我也忙得满头是汗。我随即关照护理人员用热水毛巾给陈明同志擦身洗脸、梳头，并换上整洁合适的衣服，先请家属等向逝者告别，最后，我率领全体医护人员向逝者深深鞠躬、告别。我离开病房前，还轻声地安慰了家属。当时，家属很是感动。

对生命都要尊重，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那年，我还在瑞金医院工作。一天深夜，一个小孩，病得很重，到儿科急诊。我在现场指挥抢救。几个小时过去了，病孩最终没能救活。孩子的父母抱头痛哭。后来，我和护士一起小心翼翼地包裹好遗体，陪这对夫妇将孩子遗体缓缓送去太平间。当时，我想：这对夫妇刚刚失去孩子，很伤心，我陪着，他们心里或许会好受些。

“医院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一定要坚持医院的公益性。”

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要视患如亲；作为一个医院院长，必须坚持医院的公益性，必须把救死扶伤、为老百姓服务放第一位。

那是我在瑞金医院工作时遇到的一件事：除夕夜，一位严重烧伤病人送到医院。伤者是位好青年，见邻居家被飞窜的烟花点燃，发生火灾，而邻居适巧家中无人。他便奋不顾身爬上屋顶去救火，却被严重烧伤。当时预估治疗费用至少10万元，而这位见义勇为的伤者又是个下岗工人。我没有犹豫，当场拍板：“救人要紧，钱以后再说，先收下住院！”于是这位小青年获救了，后来医疗费由区政府和社会募捐的钱款解决了。

我现在除了华东医院院长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上海市慈善医务义工大队长。我愿意出任这个社会职务，也是出于坚持医院公益性的考虑。

10多年来，我带领团队走出医院大门，走向社会，组织大型义诊16次，服务市民7万多人次。我们慈善医务义工大队曾到外滩陈毅广场、青浦朱家角古镇、南汇康桥、静安公园、长风公园，南京路步行街，上海展览中心等地，为老百姓义诊，深受群众欢迎。我还抽时间到上海郊区送医送药，还多次带领医疗队赴新疆、甘肃、青海等地，问诊治病。仅甘肃行，一周就为104位白内障病人送去了光明。

_{俞卓伟医生到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边境第一哨卡，为战士诊病。}

_{俞卓伟医生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为藏民服务}

在坚持医院的公益性上，我们华东医院一直在进行深度探索。为了缓解市民“看病难、看病烦”的矛盾，为了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我们华东医院早在2006年就在长宁区卫计委的支持下，同长宁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开展了医疗卫生方面的全面合作。到今年3月25日，我们双方已签署了第六轮合作协议，并且双方合作在不断的深化和细化，特别是双方明确提出了要全面支撑社区家庭医生工作的合作内容。

从2006年起，我院组建的由67位副高以上职称的10个专家团队，与长宁区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对一”结对。每个团队至少有6名专家，团队长均由高级职称的专家担任。10年来，我院专家们共带教家庭医生诊治疑难病患者2874人；专家们还定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家庭医生进行业务培训和授课，10年来，共进行236次。还有就是通过传统的拜师带徒方式，务实高效地开展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才培养。近三年来，仅周家桥社区卫生中心，我院就帮助带教了13名家庭医生。我在周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带教的徒弟，是家庭医生陈华，几年来，她大有长进，已获得由国家卫计委、卫生部颁发的《中国医师奖》，还获评上海市劳动模范。

这一大批家庭医生的诊治水平提高了，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水平也随之提高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广大市民；同时，也把我们三级甲等医院的公益性，在更广更深的社会层面上切实体现了。

_{（此篇为在编的《上海劳模口述史》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