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熟悉的汪庆正

中国文博界的一代大师汪庆正先生驾鹤西去已十二年，心中伤感依旧难消。他为上博的发展呕心沥血，功绩卓著，上博的不少国宝级的文物都是经过他千辛万苦征集而来的，他为上海这座伟大城市平添了几分底气，上博也成为世界著名博物馆之一。找出当年他同我长谈的录音，翻阅当时他与我探讨陶瓷器的笔记，回忆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我依旧感到十分亲切，对这位充满睿智的长者，依然怀有深深的敬意。

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博专家们正为抢救传世文物倾注了满腔挚爱。汪老是中国著名的古陶瓷研究鉴赏家、古钱币和古碑帖研究鉴定家，他也是我的老师，拙作《寻访中华名窑》就是在他精心指导下写出来的。

我有幸认识汪老，纯属工作关系，22年前，我是因为采访报道而认识他的。那时我已开始收藏研究古陶瓷，所以上博的活动我也比较感兴趣，并有幸成为上博的馆友。我对汪老印象很好，一头灿烂的银发，清健的步履，热情的谈吐，讲话中夹加着软软的吴语，声音洪亮，底气很足，有点幽默而时时闪烁着智慧。记者们都对他十分敬重，但我与他只是点点头就算认识了。

真正同汪老交往是19年前，一次馆里组织我们活动，由汪老给我们谈瓷器鉴赏，还让我们上手仔细观赏。那天他讲了永乐甜白瓷的特点以及同雍正时期仿制甜白瓷的区别，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主动向他请教瓷器方面的学问，他十分热情接待我，还鼓励我，说我撰写的瓷器鉴赏文章，可读性很强，嘱我要多多介绍上博的藏品，让公众更好了解中国的瓷器文化。我曾将拙作《人间瓷话》《岁月留香》相赠，想不到不久收到他的信，予以充分肯定，真是对我厚爱有加，以至萌发了我要拜他为师的意愿。

陈毅赏识拜名师

_{汪道涵市长与汪庆正亲切交谈}

汪庆正先生是苏州人，苏州著名的养育街不少的店铺过去是汪家的产业。他出身于书香门弟，大户人家。我见过汪家祖父以上五代为官的人祖牌位与画像照片，其中最长的高祖母为清廷册封的“一品夫人”。他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收藏家，父亲也喜欢舞文弄墨，把玩古董，家里藏有瓷器、古钱币、青铜器、碑帖、书画等，他很小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1952年，22岁的汪庆正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因从小叩问远古，对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毕业时，他自愿要求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开始了他漫长的文物生涯。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毅市长临时决定来观赏文物，专家都走掉了，就剩馆长徐森玉和他。徐森玉叫他陪同接待。陈毅提的一些问题，恰好是汪庆正刚研究过的，故对答如流。陈毅很高兴，于是说，徐森玉也该收个学生了，就让汪庆正跟徐森玉做学徒吧。汪庆正说，成为这位中国文物界泰斗的学生，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徐森玉是个传奇人物，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被派往由当局与逊清皇室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及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后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参加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1949年后，主持上海市文物保护工作，筹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担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文革”伊始，被打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备受抄家、批斗之辱。1971年5月19日含冤去世，终年91岁。

有一天，在瑞金医院里，汪老同我谈起他的老师徐森玉先生，心里依旧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徐先生学识人品都非常高，对人也比较宽厚。徐森玉先生一般在上午10点以后到馆，然后处理公务，接待宾客。一直忙到下午1点多钟才回家吃饭休息。中午时，我经常是饿得发慌，有时眼睛都发花，没有办法，当时吃的东西很少，诸如饼干之类的点心紧缺，国家也很困难。那时规矩很大，先生不走，学生不敢随便离开的，不要讲去吃饭了。我的肠胃病就是这样落下的。汪老最后还是被胃癌而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也许同年轻时得的肠胃病有关。

首创两河文明论

汪庆正是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陶瓷界公认的权威。一次，我同汪老闲聊时问他，你对中国陶瓷界的主要贡献是什么？汪老说：“在国内公开陈列中第一次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看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在当时争议颇大。”1972年上海博物馆打算恢复文物陈列，他根据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大胆地首创上海博物馆展览古陶瓷从南北两部分分别揭示中国古文明的两个源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并行不悖，这在当时属于考古界的一个突破。当时流行中国史前文化主要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还有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以后长江流域大量考古发现都证实了汪老的看法。

_{汪庆正与河南考古学者孙新民}

汪老还告诉我：“1972年以后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瓷器研究上，我们改变传统陈列的‘献宝模式’，率先用中国陶瓷发展史为线索，突出教育观赏功能。粉碎‘四人帮’后，北京故宫冯先铭、浙江文管会朱伯谦两先生曾来沪，住在我家的客厅里，我们彻夜长谈，精心策划。上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英国人说了算，50年代日本人说了算，现在该轮到中国陶瓷中国人说了算了。为此我们策划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向世界一流学者展示我们研究的成果，现在终于赢得了发言权。”他耗时6年主编并统稿撰成的《中国陶瓷史》，被陶瓷学界视为经典之作。他编写的《中国陶瓷》《中国陶瓷词典》《中国陶瓷全集》《汝窑的发现》《青花料考》《青花釉里红》等专著，发表了《中国陶瓷史上若干问题的探索》、《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等重要论文，都是研究中国陶瓷的必读之书。而汪庆正却说：“我对钱币研究用功最多，算是第一；治碑帖之学是第二；瓷器研究只排第三。不过和老一辈学者相比，我这些都是小儿科。”

在钱币研究方面，汪庆正先生建构起现今中国货币研究的学术框架。1959年，他在《关于我国货币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货币发展比较完整的体系，即从没有货币开始——物物交换——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币——金属铸币。1988年，他在主编《中国历史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时又对这一框架作了进一步完善。汪庆正先生碑帖研究也有见树，撰写了《隋龙藏寺碑》《泰山石刻考略》《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考》等是很有见地的研究论文。

勿替人购买古玩

13年前，在汪老准备住院开刀的前夕，那天他刚从医院吊针归来，汪老打电话叫我去他府上。那天，他与我谈了很多事情，还详细地询问了《寻访中华名窑》考察写作进展等情况。他说明天要去南京看望他病重住院的哥哥，一旦自己做了手术后，再出去看他恐怕就难矣。汪老自己病已很重，心里却还在牵挂着亲友。

那天，汪老突然告诫我：“汉东，如果领导和朋友没有十二分的信任，千万不要帮他们买古董，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很热情，又讲义气，自以为对得起领导和朋友了，其实有时适得其反，你千万记住。”这是他发自肺腑之言，经验教训之谈，让我感激不尽。他还极其沉重地给我讲了《淳化阁帖》收购归来的艰辛和无奈：“拿回来已经是千辛万苦了，但不久就有不同声音，有一位名声很大的专家说这《淳化阁帖》像是假的！话都传到上海市市委领导耳朵里了。国家的450万美元，情急之下，市里没经过开会签字的程序，出了问题谁担得起？幸亏北京还有个启功先生，这位学界公认的碑帖泰斗，关键时刻一锤定音。那些天，我真是心里苦死了，一个劲怨自己何苦来，太太平平的日子不去过，自讨烦恼。”这里我借此谈一谈上博购得的《淳化阁帖》祖帖。

_{汪庆正与启功亲切交谈}

我有幸见过那个存放着四卷珍贵的北宋《淳化阁帖》的貌不惊人的楠木书匣。它总共十卷，是中国碑帖。上海博物馆对这四卷《淳化阁帖》祖刻拓本，可以说是追寻了半个世纪了。上博首任馆长徐森玉在“文革”前就一直在多方探寻其去向。经过四十多年的追踪查访，珍贵的文物如今终于回归家园。中国几代文博专家在《淳化阁帖》上所花费的心血无法计量，半个世纪以来都在魂牵梦绕。

一天晚上8点左右，我路过上博，顺便打电话进去，汪老正在办公室，他在赶写论证《淳化阁帖》祖刻拓本的文章，桌上堆放着不同版本的拓本，桌旁边还有一辆铝合金的手推车，车上杂乱地堆放着各种版本的书籍。汪老说：“这四卷《淳化阁帖》流传有序。原为南宋王淮、贾似道等收藏，元朝被大画家赵孟頫收藏，入清后为诸多大收藏家孙承泽、安歧、李宗瀚、李瑞清等递藏。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露过面，后来就流出国门，不见踪影。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被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当时，上海博物馆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我曾想说服一位香港收藏家买下，使《淳化阁帖》留在中国人手中，可惜没有成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流往美国。”汪老还说：“在唐太宗的时候，王羲之的书法有3000件，到了宋太宗时只有160件，今天全世界真真假假的王羲之（其实都是摹本）加到一起，仅有20件。可见中国文物流失之快。如今一个雍正粉彩花瓶都可以卖到4000多万元港币。这四卷《淳化阁帖》是中国帖学的祖宗，其历史价值、文化艺术内涵远胜那4000万的雍正花瓶。如果不将其买回来，那么中国帖学之祖就不在中国。”汪老拍板从海外购回《淳化阁帖》，集中体现了他的睿智和胆识，但以后出现的是是非非岂是他所能预料的。这件事对汪老身心的打击颇大。

让王羲之回故乡

汪老可以说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病房里堆放着不少书籍，在谢世的前几天，我去探望他，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正在赶写2006年春天日本皇室和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传世中国古代书画来上博展览的文章，但最后是他口述《梦寐以求的日本现藏中国古代重要书迹》一文。把深藏千年的王羲之等大家的珍品从人家皇宫里“请”回中国故乡来谈何容易。日本由于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很多中国早已失传的东西，竟完好无缺地作为日本国宝流传了下来。

我询问汪老，你用什么本事把这批世界顶级宝贝请回中国的？汪老笑道：靠一个“诚”字。中国流失到国外的书法珍品，以日本最多，早就有办这个展的构想，我在日本的文博界的朋友甚多，以诚待人，真心相处。中国的博物馆能让国外学者进仓库免费拍照，我们上博是第一家。所以这次我去日本，三井文库的馆长亲自为我打开保险箱，有幸目睹文博界公认存世最好的中国石鼓文安国本。太珍贵了，大家知道上博去年花450万美元买回《淳化阁帖》，那是中国木版拓本的祖宗，而这安国本，就是石刻拓本的圭臬，这么多年了，国人求一睹而不可得呀。

_{徐匡迪市长来上博调研文物}

书圣王羲之已无真迹传世，大家都说藏于日本皇宫的一幅《丧乱帖》“最有可能是真迹”？ 我问汪老此说靠得住吗？汪老坦率地答道：“如果书圣尚有依附真迹存世，最有可能的是《丧乱帖》。 王羲之的字，如今存世的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上面都能看到后人勾描填墨的痕迹。别说现在，宋朝时能有张‘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的墨迹唐摹本，已经是了不起的宝贝。藏于日本皇宫的《丧乱帖》出过印刷本，相比之下最有晋时风尚的古意笔迹，又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而真摹难辨。如今能让王羲之的墨宝回归故乡，这个意义非同寻常。”

汪老有大家之气，拥有丰厚的学术底气，真诚友好善待日本学人，也赢得日本学人的尊敬。今天，当国人有幸从上博看到日本皇室以及国立大博物馆所珍藏的中华传世瑰宝，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人们不会忘记汪老为此所作的贡献。

博物馆与时俱进

汪老是一个不刻板、不保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人。面对如今高速度的上海城市建设和经济高速发展，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做好文化保护工作，上海的文化应该是多方面的，让吸纳新生事物与保存旧有事物相融相通。在古建筑保护上，他主张原则上能保护的文物，一定要保护好，对一些资源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利用，因此对有些旅游项目就要加以限制，不能因为一时之需而毁掉历史。

在上海旧里、新里的保护改造问题上，社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历史学者主张完全按照当时风貌加以保护，反对城区做大的改造；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对此苦不堪言，至今还用煤炉、马桶，生活质量不高。有一次汪老专门同我谈了此事，他认为只要找二三排典型的旧里、新里，让后人能看明白三四十年代上海人生活风貌就行了，不必全部保存，否则负担也太重，社会总是要不断进步的，不必强求。

2000年冬天，我在台湾考察，遇到一些老上海人，他们对上海旧城区改造颇有意见。他们在这里居住过，有很深的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说让你们再去过远离现代化的生活，用马桶、煤炉，你们愿意吗？我们要有恻隐之心，社会的进步，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必大惊小怪的。汪老谈到老家苏州观前街改造，市里拟把一所医院拆掉，造一座博物馆，当地有人不同意，说要保留历史风貌，僵持不下，叫他这个老苏州人去表态。他说医院也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造一座博物馆增加文化气息，为老街增添光彩，有何不好，我支持造博物馆，什么事不能太死板，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

关于博物馆收藏问题我曾与汪老探讨过。汪老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遗产中的精品，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所在。没有这些文物，就无法见证中国古老的历史。中国之伟大，离不开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而历史的见证者，除了古代建筑外，就是这些传世的文物。当然国有博物馆的兴盛，离不开民间藏宝者的支持，没有民间收藏，就没有今天的上海博物馆。国外一些大集团公司，文物采购早已成了一项业务，他们有专门的基金会和部门参与主要国际拍卖会，几千万美元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大数目。中国民间博物馆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我们鼓励“藏宝于民”。中国现在主要存在的民间博物馆的三种形式：民营企业出资创办的民间博物馆；基于个人收藏、依赖现有场所创办的博物馆；民间筹集资金的多方面、多层次合作或合资创办的博物馆。博物馆应该能深入浅出，让人们在喜闻乐见中，游走历史的纵深，感受民族的博大，陶冶城市的情操。滚滚红尘之中，我们需要这样一扇天窗，这样一方净土。

巧妙报道张永珍

汪老做事情投入认真，方方面面都想得很周到，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处事公道，每一件事经过他的处理，都会协调得自然妥帖，情面、场面、体面样样顾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著名慈善家张永珍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竞得的宝瓶，创下了清瓷拍卖的世界纪录。现在她将清雍正粉彩蝠桃橄榄瓶捐赠上海博物馆，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

那是2003年岁末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上海博物馆元代水闸等上海本地出土文物展，见到汪庆正先生，彼此照旧寒暄一番。开幕式后，他回到了办公室。过了一会他又折回来找我，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品赏精彩的文物。汪老把我叫出展览厅，轻声对我说，张永珍拿出这么多铜钿将拍得宝瓶捐给上博,你能否采访她，写一篇大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对人家作一个交代。我答应寻找机会。中午11：30张永珍来审定礼品样子，我下来正好撞见了并采访了她。

_{汪庆正与宝瓶捐赠者张永珍}

张永珍穿一件青蓝色上装，白皙的脸庞上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轻声慢语，和蔼可亲，话音中带着软软的吴语，依然保持着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秀雅。为落实2月14日在上博举行宝瓶捐赠仪式事宜，她专程来沪同汪庆正先生商量会议程序。她对捐赠仪式没有更多要求，只是在谈到奏中西乐曲时，希望增加评弹节目。我想，她骨子里始终洋溢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我对张永珍女士进行了独家采访，她也十分健谈，我们还共进午餐。我在2004年2月8日“新民晚报·人生版”以《张永珍：天价宝瓶赠祖国》整版篇幅报道了张永珍其人其事，汪老嘱咐我加印了800份，在捐赠仪式上作为礼品赠送每位出席会议的嘉宾，反响较好。事后我又对张女士进行了采访，又为“家庭教育时报·名人说家版”写了题为《普通而伟大的女性——访香港实业家张永珍》整版文章。

文章刊出后，汪老非常高兴，他说：“香港著名慈善家张永珍女士将清雍正粉彩蝠桃橄榄瓶捐赠上海博物馆，宝瓶总算有了归宿，再也不会流到海外。张永珍女士捐赠的宝瓶，是当时现买捐赠给上博的最昂贵的一件器物，其他人捐赠的大都是祖传下来的或自己收藏的，数量也有较大的。我们理应褒扬张永珍女士的善举。”

元代水闸早预见

“志丹苑”元代水闸发现，填补了上海城市发展史的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汪老则是最早作出这里将出土元代水闸判断的学者，我是亲临现场全程报道的记者，其间同汪老有多次的接触，聆听他的高论，印象颇深。

2001年5月3日，一位热心文物保护的市民打电话给市文物局：普陀区志丹苑开发商在建18层商品楼打桩到七米时打不下去，工程部购置金刚钻继续挖，结果挖出了铁合金搭扣、石板和木桩等文物。这引起了市文管会考古部主任宋建的重视。汪老到现场看了出土的实物，兴奋异常，连声说道：“好极了，好极了。” 这个金搭扣，同元代的“元宝”造型一致，由此汪老推测很可能是元代水务之类的东西，并限考古部在10日之内搞清遗址的范围、金锭搭扣的年代以及古吴淞江的地貌变化，为市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我在2002年9月5日《新民晚报》头版头条上的新闻报道中提炼出以下观点：“石闸的出土表明元代的上海已是繁华的街市，它推翻了一般人认为那时上海还是小渔村的旧说，见证了上海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航运规模。”后来上海几乎所有报刊分别以此为标题作报道。

我在《新民晚报》同日的第二版头条又以《让子孙后代感到荣耀——“志丹苑”发掘侧记》为题写了如下一段话：“市文管会领导汪庆正先生为‘志丹苑’遗址的开发呕心沥血。他带着浓浓的吴语深情地告诉记者：‘这次发现的元代石闸遗址是全国最大的，特别是两根石柱不得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也不能相比。此在上海地区发现更是不得了，大家知道上海考古没有大的项目。上海城市的变迁，上海水道的变迁，上海水利的建设，书本上有一点介绍，但究竟怎样说不清楚。想为上海留一点历史遗迹，可过去实在说不上。如上海的古建筑在上海似乎很重要，但在全国排不上号的。元代水闸建筑不只是上海的事情，也是全国的事情，它在全国也可以排在首位的，它是上海的荣耀，我们十分看好这项遗址工程。’”

_{元代水闸遗址方案评审}

汪老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为拙作《寻访中华名窑》作序时还写到了此事，让我大受感动。他写道：“元代水闸开挖的报道过程中，汉东君先后六次深入现场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已为《新民晚报》写好了头版头条。但我们希望他在开完新闻发布会后再发表，他顾全大局，讲究信用，及时从版面上撤下了稿子。然后，他又写了一组很有分量的文章，对一些数据、事实特意前来馆里核实，工作作风仔细踏实。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还荣获了上海市新闻奖，此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汪老的学识渊博我是领教过的。有位古董商收到了一副刚出土的象牙骨牌，说是明代的，字刻得较为精美，不知是什么东西，让我鉴定。我推测可能类似今天上下填字接龙的文人玩具。我去医院看望汪老时，带了十几枚向他讨教。汪老说，这是清代康熙时期古代文人雅士的填字玩具，如能拼全诗文，那就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了。他告诉我要考证此项内容，可以去查清人写的几本书。顺便还指点我道：象牙并非越老越值钱，而是相反，新象牙洁白润静，雕刻出来东西非常漂亮，而老象牙色泽发暗发黄，有的还有裂纹；当然最终还要是看工艺水平的。这使我增长了新的知识。

家中无文物收藏

我曾多次到汪老府上拜访求教，发现他家里并无文物收藏。汪府的客厅并不大，但清洁典雅，洋溢着浓浓的传统文化的氛围，案几上陈列着一尊仿明德化白瓷观音像，几件仿制乾隆的青花瓷器以及玉雕工艺品，墙上悬挂着他的朋友启功等朋友赠送他的字画。家里种了不少盆栽鲜花，十分艳丽，一年四季，好像都有花卉盛开，温馨自然，整个家庭充满生气和活力。

汪师母退休前是上海评弹团的著名演员，叫薛惠君。她的大名，我是在汪先生追悼会上她送花圈时才知道的。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平时登门拜访时，她一口软软的苏州话，蛮好听的。我叫她汪师母，她叫我钱先生，热情客气，直到后来熟悉了，她才随汪老叫我“汉东”。平时，她上茶上茶点后就做自己的事情了，从不插话，很有教养，做人是低调的。

我曾就私人收藏一事询问汪老，你眼光这么好，为何不为自己收藏几件瓷器呢？汪老严肃地说：“这是一个行规，或者说是文物部门的一个纪律，不允许文博考古人员自己搞收藏。”我曾收藏了一件完整的北宋影青执壶，壶把上有“汪记”字样。我想将此“汪记”壶赠送汪老，我说这是你们汪家老祖宗的遗物，作为纪念，很有意思的。汪老拿着壶仔细端详了片刻，笑道，这件东西不错，北宋有题款的瓷器比较少见，底部留墨迹的器具相对多一些，你还是自己好好留着玩吧。他的态度十分真诚，让我无法再相劝。我这把执壶的图片已收入到《寻访中华名窑》一书之中。从这事情也可看得出汪老的为人和他的自律。

汪老说曾帮朋友买过一些好东西，如上世纪七十年末，在美国帮朋友把关，花2000美元买下一只明代成化仿哥窑的盆子，不久朋友就在美国拍卖行以20万美元高价拍出，朋友要分钱给他，他断然拒绝，人要守住底线。汪老谈起此事非常高兴，他说，吃顿饭热闹一下就可以了，帮朋友忙是最开心的事情。

汪老在世界各地大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见到许多珍贵的文物，上博的藏品本身也很丰富，想观赏想研究也都比较方便，个人收藏总是有局限的，尤其作为文物研究者要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使我联想到对于文物只要拥有就可以了，不必非要去占有它。世上的好东西多得数不清，你有本事都把它搞到手吗？国家都做不到，更不说是个人了。物是人非，历史就是如此。汪老的文物收藏观对我们是有启迪的。

文物局长忆汪老

2004年8月13日，我在瑞金医院巧遇专程来探望汪老的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先生，他声情并茂地对我讲，汪老是他一生中最让动情的朋友，他对事业对工作对朋友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汪老做人是完美的；做事是成功的；做学问是出色的。

日前，我又采访了张德勤先生。他说：“1991年国家文物局根据汪老学识和声望推荐他出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我做通了汪老和上海方面的工作，后因他的夫人不愿离开上海而作罢。1992年贺敬之同志担任文化部长，国家人事局提出要聘请党外人士担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要求，我又想到汪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让他分管全国的博物馆工作，住在上海，每年到北京来开几次会，考察一下全国博物馆的工作，帮助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行业管理作一些重大决策。后来因文化部主管领导健康原因而拖了下来。”

_{汪庆正与夫人结婚照}

张德勤先生回忆道：“汪老学识渊博，行政管理能力非常强，这样双重优秀品质集于他身上的，在中国文博界还没有第二个人。他热情随和精细，事事追求完美，善于广交朋友。最让我感动的是上海博物馆的新馆建设。他与马承源馆长双马奔腾，互相配合，用了他们的智慧，先是自筹资金，在世界各地募捐，在香港聘请收藏家徐展堂先生做上博筹款组组长，徐展堂先生拿出100万美元，美国、欧洲不少国家的华人慷慨解囊，最后集资1000万美元，出资者中不少人同汪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现在上博的不少展馆命名就是用捐款人的名义。上海市的老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上海市委、市府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动工建造起来，选址在上海最好的地段人民广场，很不容易。汪老与马老的功劳不分上下，这是两座高高耸立的丰碑。这些事情前前后后我都非常清楚。”

张德勤先生还谈了上海图书馆购进的翁氏藏书。他说：“翁氏这批藏书从何而来？作为‘状元门第，帝师世家’的翁同龢，因引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维新变法触怒慈禧，于1898年被革职贬官。次年，他的侄孙翁斌孙将叔祖寄存京寓的书籍字画、收藏的文件档册、文字手迹等一部分移存天津，一部分装运回常熟。后来，相当一部分图书移往海外。汪老得知海外翁氏后人要拍卖藏书的线索后，积极联系，促使其回归祖国。虽然是上博主动做的事情，但汪老大公无私，顾全大局，认为上博没有专人管理，放在上海图书馆最合适。这真是饭都煮熟了，让人家去吃。这件事情实在了不起，在文博圈内影响很大，让人从心里敬佩他。”

关怀备至感人心

汪老是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他对我可谓恩重如山。2002年我将新著《人间瓷话》赠他。过了几日，他问我想加入中国古陶瓷学会吗？我说当然想喽，只是自己觉得水平还不够。汪老说书已翻过了，还是不错的，立即去电，让上博陶瓷部张东兄送来表格，当他的面填好后，在介绍人一栏上，汪老用蓝色水笔工工整整地写上：“我愿意介绍钱汉东同志加入学会。汪庆正。”他还反复嘱咐我以后外面买东西头脑要冷静一点，勿要有两张钞票就头脑发热了，瓷器超过一万元的，必须拿过来让他看过再付钱，千万不要急于付钱。真是关怀备至，令人感动。

汪老还关照我，千万不要轻易地为别人做鉴定，有时会自讨苦吃的。一次，有位香港收藏家很得意，花了450万美元从日本购回一件稀世珍宝汝窑盘，来路也较正，已付了45万定金，顺便请汪老鉴定。大家都知道汪老对中国瓷器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汝窑遗址，他有专著谈此事的，我在《新民晚报》撰写过《汪庆正巧断汝窑》一文。汪老仔细一看是高仿品，当场作出了否定的判断。香港收藏家当天下午亲自把他送到机场，告诉他赶快回上海，否则性命也保不住了，你把别人这么大的买卖搞掉了，别人会甘心吗？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买者总带着侥幸的心态，按图索骥，然后希望得到你能认定，当事与愿违时，还会同你争论一番。我告诉他们因为这件真东西在英国，那件真东西在日本，国内还没有见到过，颇费口舌。汪老还多次提醒我“千万要保重身体，不要太拼命。”汪老真正地把我看作是自己的学生，才会将这些逆耳忠言，和盘托出，提醒我小心警惕，免遭覆辙。

_{汪庆正在工作}

汪庆正先生一生都在探索学术的创新，追求人格的完美。我在汪老追悼会的当天在《送汪庆正大师远行》（刊发《新民晚报》《中国文物报》）一文中指出：“汪老是文博界的通才，研究古钱币，治碑帖之学，鉴赏古陶瓷等都达到崇高的境界。他首创上海博物馆展览古陶瓷分别揭示中国古文明的两个源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并行不悖，这在当时属于考古界的一个突破。一个学者只要在其中某一领域内达到汪老的研究程度，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家。”汪老是那样的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事业，他带着自己的才智、理想，离我们而远行，让我们悲痛难过，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