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的泥塑大师——于庆成

我一共见过于庆成三次。

第一次是1995年9月，纯属偶然，之前，我从未听过他的名字。第二次是1996年5月，我趁来津签名售书时，特地去看他。第三次是2006年9月底，回乡前，又情不自禁地弯到他那儿。

这三次经历使我很难忘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与他相识后，每次去天津，总忍不住要去探望他。

他的家在天津蓟县盘山脚下一个仅有70多户人家的小村玉石庄里。从天津开车到那儿，还得费时两个小时。然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攫住我，使我不能抗拒地一再想去。

记得我第一次来此，走进位于盘山脚下的石趣园，里面有一间不太堂皇的泥塑展览室，当我面对着那一件件泥塑的时候，几乎看呆了、看傻了。因为眼前的泥塑难以用通常的艺术审美标准来评判，它是那么质朴，那么夸张。可以说，简直土得掉渣，但又土得那么真，那么善，那么美，那么具有生命力。

创作者似乎在完全不经意下，随手抓起了一块土，就捏出了他内在感情最自然的流露。

感情自然流露

《一条大河》——几位裸体并经过形体夸张的农村大嫂在河边手舞足蹈，开怀大笑， 那种得意忘形的情态，就像奔腾的河水，冲破了一切的束缚和规范。我想，作者一定认为农村的妇女太苦了，每天有做不完的活，再加上传统的教条一直压抑着她们，所以在作者的泥塑中，她们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母亲和孩子都在扯着喉咙高歌。作者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了母亲的大乳房、大肚子、大脚板，她的手扬起来，肚子挺起来，头发吹起来，淋漓尽致地唱出了她的痛快。

《红头绳》——老奶奶眯着老花眼，一腔深情地为孙女系上红头绳，从老奶奶那满布皱纹的脸和双手中，我仿佛触摸到她心中那种真挚而炽热的爱;但两个一老一小的生命形成的是那么触目惊心的对比，在温馨中又不免觉得伤感，哀叹此情此景还能维持多久？！

《两朵花》——两个已被风月风干了的老夫老妻，仍是那么恩爱，老夫用那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地捏着两朵小小的野花，往老妻的发上插。老妻盘腿坐地，手拿镜子，神情专注地打量着自己，流露出一脸的幸福。

《豆》——一位老掉牙的农村大娘正俯下身捡一粒落在地上的豆子，她那像两只破布袋一样干瘪的乳房随着干枯的身躯坠下，几乎触及地面，牙齿掉光的嘴巴明显地凹陷下去，眼睛只能睁开两道缝隙，肥大的老棉裤下面是一双小小的缠足。很可能她为了捡这粒豆子而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润了。没想到艺术的震撼力竟会如此强大，而那种心灵的震撼又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这些泥塑的创作者是于庆成，当我获悉他就住在这小山沟内，忍不住想去看他。

玉石庄的村长韩振先生非常热情，立刻带我直趋他的创作室。于庆成的创作室是一个小小的三合院，从正面进去，室内约有二百方尺大，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其余的地方全摆着完成和未完成的泥塑。

于庆成正在室内，乍看之下，觉得他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得就像玉石庄路边的一块石头，一株野草；但又觉得他就该这么普通才对。直觉告诉我，创作者后面定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否则不会创作出这许多能让人心灵震撼的作品。然而，两次见面，都是匆匆，没能有时间和他深谈。第三次总算是由我自己安排时间，于是他和我谈了许多。

“这些泥塑都是我自己心中的话。像《我要活》这件作品的灵感出自麦场上的麦垛常常发生倾斜，我仔细察看，原来是麦垛底下的麦芽拱的。真没想到，幼芽那么纤弱竟有这么巨大的力量，令我悟出，生命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给了我这样的启发，但我不能简单的描摹自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提炼，决定用一颗芽顶起一块石头，这样它的概括性就更强，形象就更鲜明，矛盾的双方就更突出。”这件令人看了惊心动魄的作品就是这么产生的。

“一些朋友曾劝我改成《生命》，说这样稳妥些。但是我想了想，不行，没有力量，太平淡，不能喊出我的心声。就叫《我要活》，我就是那颗芽呀!我头上就曾压着巨石，在巨石的压迫下，我硬着头皮挺着脖子往上顶。我的作品就要反映生命欲望、生命冲动和生命激动啊!”

于庆成说得非常激动: “别人问我这些泥塑的构思经过。我总是强调，不是构思的，不是手捏的，是自然的，是生活给的，它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生活是怎样给他的？

于庆成 16 岁那年，被错打成富农的后代。他被吊销了城镇户口，到一个叫崔家庄的村子进行劳动改造，于是这个原本是母亲身边的宝贝蛋一下子变成了狗屎蛋。施肥、下地、放羊、挑粪、出河工，最脏最累的活全归他。别人休息，他没份儿；年底分红，他也没份儿。没人理睬他，任谁都可以处置他。在当地放羊要走出村外三十多里地，早出晚归，没人愿意干，他却主动要求去了，监视他也是唯一陪伴他的还是个哑巴。

风息时，旷野寂静无声，他孤独哀伤地坐在地上仰望天空。他以为自己会这样无声无息的死去。没人和他说话，他唯一可做的，就是抓起一把泥土，下意识地放在手心里揉搓，又捏成各种形状。只有用这种方式，他才能感到自己还活着，才能像活人那样表达自己。就这样，一有空，他就信手抓起泥巴，可是刚捏完人头，就被吆喝到别的田里去干活，他就把泥人头埋起来，等有机会接着做。

日子一长，东洼、西洼、北洼、南洼的每片田里都埋了数不清的泥人头像，人们一锄下去，就可能掘出一个，于是就会扬起一片笑声，他则紧闭嘴巴一声不吭。

泥塑慰藉苦难

几年以后，他已能够捏出活灵活现的人形了。可以说，他那悲惨的青春岁月全靠泥巴伴着他，也只有他手里的泥巴知道，这农家少年是怎样揩干眼里的泪和心底的血，负着耻辱活了下来。

我想一切撼人的艺术，在艺术创作者的内心深处都曾有过一段严重的挣扎和冲突的过程，于庆成也不例外。他中年以前遭遇到生活的困穷和命运强大的压抑，当挫折无以排解时，只有寻求一种慰藉就是泥塑。

1974年，当于庆成27岁时已默默地捏了十几年。这年，天津美术学院前院长王蓝成先生发现了于庆成和他的泥人，破格录取他到学院深造。但是在那个大学需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年代，于庆成根本就盖不上那个红色的公章。等了一年、二年、三年，依然如此。为此，他在坑上躺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也不开口说话。他那年迈的父亲吓坏了，怕自己的儿子寻短见，很长一段时间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直到富农后代的帽子被摘除，他已年近不惑，那时，于庆成只有一个愿望：上学。美院的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他们朝气蓬勃的群体里，有一个特别土的乡下人，由于严重的关节炎，走路一瘸一拐，到食堂吃饭连最便宜的菜也舍不得买，可他是最用功、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他在学院学了各种艺术的、美学的手法和技巧后，仍在玉石庄这小村子里，仍借着他那破窑，烧出泥塑来表现他对人生的理解，和自己内心的情感。因为在他的心中唯有自然，唯有生命才是最真实的，其它的，全不重要。

如今，他在泥塑世界中寻找的仍是那种单纯，但却是历经人生苦难所提炼出来的单纯。

他的泥塑完全是天然的泥土本色，没有浓重的色彩装饰，也没有精雕细刻的痕迹，它的每一道纹路、每一处造型都仿佛是浑然天成。看他的泥塑很难不为他横溢的想象和敏锐的观察佩服。我觉得，他是位真正将身子贴近大地贴近生活的艺术家和诗人。其实，于庆成在为我介绍他的作品时，他说：“这些是用普通人的眼睛塑出来的，这些是用艺术家的眼睛塑出来的，这些是用诗人的眼睛塑出来的。”

可以说，于庆成的作品于传统，于艺术，于生活的审美习惯，都是一种挑战。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令他站在任何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人面前都当毫无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