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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

作者:沈轶伦 发表时间:2018-04-02 点击数:1376

他说,那时他下了夜班,在黑夜里步行回家去。长长一小时的路上,只有自己,身后是大片厂房,眼前是无人的道路,路边是种满庄稼的田野。耳边万籁俱寂,唯有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


上个世纪6、70年代的杨浦区,尚无一点中心城区的派头,大型的工厂矗立在广袤农田之中,而夜里,这农作物的枝叶似墨汁铺陈的海域,屏息静气收拢暗夜。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他在疾行。是画卷里一个移动的墨点,从军工路走到长白新村、延吉新村、凤城新村,最后从凤城新村走到鞍山新村,不发一言,闷头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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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天空开始发白,而他眼前出现了人间的烟火气,大片整齐划一、面目相同如军营般的房子出现了。那是杨浦区的鞍山新村。他到家了。一路走过来,面孔被夜风吹得冰凉,但脖颈里有了汗。


他按一按怀揣在胸口的油酥饼,确保它们的存在,似怀抱一个三代单传的婴儿。小区里的大广播开始播送样板戏,远远传来五角场军营的起床号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为了省下每月三元的车钱,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三年学徒时间,每天单程步行一小时上下班。从工人新村的家赶去工厂,学着适应做一个工人。二十岁还不到,最能吃的年纪,但每天只舍得白饭过着酱油葱花汤。偶尔轮到加班值夜班的日子,才会发这油酥饼做宵夜。他全部装进饭盒,用毛巾包好,揣在胸口带回家,只为家里还有患病的母亲爱吃这点心。


“家里穷啊,我一口也舍不得吃。”他和我说起上个世纪文革中的青春,在他如今的办公室里。


他的办公室被书堆掩埋一半。办公桌上的书海波谷里,搁浅几个饼干盒子,他打开来,里面装满巧克力、糖果和坚果,他撕开一包花生,捻着红衣吃,也铺了纸巾在桌面上,把花生倒出来,示意我吃。

“我老婆说我啊,吃东西没有吃相。有时买了东西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就啃着吃起来了。呱啦呱啦,像个粗人。我和她说,我嘛,就是这样的呀。法租界里很文雅的那种生活品相,我没有学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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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一边扔一粒花生到嘴巴里,这是一个已经年近七旬的长者,穿过岁月,回头去看20岁不到的自己时的怜爱,“其实,那时吃不饱、没有钱,工作苦,都不是最要紧的,我只是想,唉,我终于还是没书读了啊。”


【1】


这种没书读的焦虑,一直伴随着他的求学之路。


父亲是普通的工人,家里又有5个孩子,母亲常年生病,一家人要维持日常开销已经捉襟见肘,哪里有更多资金资助他买书。很小的时候,身为老大的他就学会不要给父母添负担,夜里总是倚着朝北房间的门框,一边抱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哄着睡觉,一边自己默默温习课本,或是看借来的图书。


一个在解放后的上海生活的孩子,一个成长在大城市里的学生,还一度要靠着油灯伏案用功,谁能想到呢。


成绩是没有问题的,但每到开学前夕,他就怕。那些夜里总能感受到家里气氛陡然紧张。父母知道他读书好,但又拿不出钱来。母亲低声恳求父亲能向厂里预借一些钱交学费,但好强的父亲又不愿意。一次又一次,在每一次的学期开始前,他都站在父母的房间外,听到大人压低声音,焦虑气恼又无奈地重复着同样的话题。知道是父母又在为付不出他的学费而争执。


1964年,他初中毕业,就在完成高中升学考试后,一天夜里父亲主动说要带他出门,说要散散步。


他一直记得那个时刻,夜幕打着掩护似的。从未和他没事出门散步的父亲,心事重重,显然有话要说。就当父子俩沿着黑漆漆的打虎山路走的时候。父亲极力用平静的语气开口:“我知道你是读书的料,但家里实在困难。你的读书愿望就让弟弟妹妹实现,你就放弃高中好不好?”


“你当时是不是特别难过?”我问他。


“我当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说。


“可是你这么渴望升学。要是换了别人大概要委屈得大哭了。”


“但我似乎在父亲叫我出门的时候就有了心理准备。父亲不是当我小孩子,而完全是用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口气和我说。我完全明白家里的情况。也完全明白父亲开口说这些话多么不容易。我是长子,我知道长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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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之后,当父亲去杨浦区招生办说明自家儿子放弃读高中时。一个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招生办的老师始终不同意,说这孩子分数实在太高了,怎么样也不能放弃。


就这样,他侥幸上了杨浦中学。


读高中了,没一件新衣服。为了保护母亲手纳的布鞋,遇到雨天雪天他就光脚上学,到了学校,赶紧去男厕所洗手池里洗脚。寒冬天气,冷水刺骨,这是贫寒的滋味,也叫少年更发奋“要为工人子弟争气”。


可是,眼见高中毕业,成绩优秀的他准备高考。然而“文革”开始,一切成空。他被分配去上海红旗电磁线厂当木工,两个弟弟,一个被分配去黑龙江马场,一个去了安徽农村插队。母亲病重到已渐渐不能离床,他不得不担负起家里的责任。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隐隐明白了的,长子的责任。


【2】


我很久以前,就在好几个演出场所见过他。远远见过他。


有时是在天蟾舞台,看到他寻着观众席里的中间位子走过去,人还没落座,他的前前后后就有人陆续站起来和他握手示意,在灯光全部聚集到舞台上前,他是席上显眼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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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在大剧院,某出新戏第一次在沪上演,他从贵宾通道进入观众席,径直坐到预留好的位子上,等到中场休息时,这一天上演剧目的主创人员,会走到观众席听他意见。


“您觉得怎么样?”人们总是含着笑地、期待地这么问他。


而这样的一个他,竟然差点辍学。曾经被父亲在夜里问过“就让弟弟妹妹去实现你的读书梦,你就放弃吧,你觉得怎么样?”


也曾经被时代捉弄过“就不要妄想考大学了,就不要再想读书深造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3】


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花生一推。


擦净了手,拿出手臂这么高厚厚一沓本子。“你来看呀”,他有点激动,说知道我来采访,特意今天从家里带来。


我凑近一看,全部是硬面抄的本子,还有他自己用白纸装订起来的,都是他手抄的文章和诗词。一本一本旧的发黄了,但保存得相当完好整洁,无一丝褶皱。他随手打开一本,是《古文选读》,封面是他自制的,隶书的四个红字,周围还裱了一圈青铜纹饰。再打开一本,是北大中文系56级4班编的《五四散文选讲》,封面上他用蓝色钢笔画了一只翱翔洋面的海鸥。里面工工整整抄了名家整篇整篇的文章,是他做青工时利用下班回家和厂休日抄的,自己排版还加了插图。


 “你看呀”他翻开一本,又翻开一本,又翻开一本。时间花在哪里的秘密,全部都在那里了。每一本全是工整到一丝不苟的字迹,写得小,是为了省纸,但在字缝里,却没忘画上精美的插图。


“我家里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他一边说,一边翻,一边自己兴奋起来,眼睛离不开渐渐摊满桌面的手抄本,“只不过带过来太不方便了,我就带了几本给你看看。家里还有好多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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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在书本匮乏的年代,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借阅这些图书,然后整本整本抄录下来的情景。每一本都是他手绘的封面,手写了目录,然后把在当时能找到的有限的优秀诗文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

每一本都是如此。


【4】


“而我妈妈都没有看到,”他说。


“文革”中,母亲已经在家卧病多年,他也只有尽力节省,好稍微支持一下家里的经济状况,包括把能省的油酥饼也省下来,给母亲吃一口,他也开心。


后来插队的弟弟们回沪时,一家围坐在已经不能起床的母亲身边,吹口琴、笛子,唱歌,看到母亲脸上漾出一点笑意,就已经是子女最大的快乐。母亲病中爱从收音机里听戏剧节目,看到她于贫病折磨中能为录音机里传出的乐声,而在枕上露出的一点微笑,也支持他一直保持着对文艺的喜好。


1977年,只有49岁的母亲过世,她没有等到恢复高考政策的消息传来,她没有看到长子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大学。他发奋读书,自己也出书、得奖,后来加入文联、作协、美协,成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他穿着英式风衣,戴一顶复古鸭舌帽出席各种场合。所谓高大上的各种场合里,他品着红酒和咖啡,内心却还是浮现赤脚上学的少年。他有时会尴尬到中途溜走。山珍海味尝过,却没有一样比得上当年油酥饼的滋味。华服美鞋更换,没有人知道,他衣柜深处珍藏的,始终是四十多年前母亲节衣缩食为他做好的涤卡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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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安说他后来搬离鞍山新村时,在搬家卡车车轮滚动的一刹那,哭了。太百感交集了。他说他后来还回去探访昔日老友和父辈的爷叔阿姨时,也会哭的。很多当年的邻居工人因为产业结构调整下岗,过得非常不如意。


“可是我们工人新村的孩子也出了很多人才,很多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有一年我赴京担任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大家一聊,发现评委团里好几位都是来自于我们上海的工人新村。而且都在杨浦区,都在控江路上。”


毛时安参事第二天还特意把这几位的名字发给我——


“王祖皆,家住控江新村,总政歌舞团团长。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家住凤城新村。从鞍山凤城控江,三个工人新村沿控江路一字排开。特告。”


他们或许也和毛时安青年时代一样吧,在那漆黑的晚上,在尚不发达的杨浦区的工厂区,穿过农田、穿过无人烟的小径,曾独自赶过漫长的夜路。


那四周皆无景致的黑暗中,到底能有什么盼头或者目标呢?


但是他们不响,一直赶着路,一直走到远处天空发白,黎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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