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徐开垒先生怎样当报人

跟徐开垒先生只见过几面，都是他从政协门卫室打内线电话：“小潘，我新出一本书，你下来拿吧。”我乘电梯飞奔下去。开垒先生等在那里，从衣着到神色都清清爽爽的，谦和的笑语反衬着骨子里的高贵。签名本新书，包在报纸里。

_{徐开垒（徐福生摄）}

报纸，老一辈人不叫“报纸”，而叫“申报纸”。可见《申报》影响之久远，消失半个多世纪，还天天被念叨着。一张报纸，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莫过于此！“在《文汇报》写稿70年”的开垒先生，从《文汇报》的读者到作者，再到记者、编辑、副刊主编，他对这张报纸的期许，一定也是被读者念念不忘吧。

读开垒先生签赠的书，只知道他散文写得好，且写作之于他纯粹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写故我在”，书一本一本出，《在<文汇报>写稿70年》便是其中之一。最近，读到徐问、徐容为纪念父亲而编的《重读徐开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初版），我才意识到，以前忽视了作为编辑乃至报人的开垒先生，或者可以说，散文家的光环遮蔽了作为优秀报人的徐开垒。

_{徐开垒著作}

报人徐开垒往事中，最见精神的，当数他与巴金的交情——

徐开垒30岁，在《文汇报》撰文，追述作家陆蠡抗战中被日军杀害一事。陆蠡家乡的政府部门看到文章，要追认陆为烈士，遂致信作者，索要更详尽的史料。徐开垒手边并没有更多材料，但又热心要促成此事，于是想到前辈、老师巴金。他试着给巴金去了一封信，没想第二天就收到回信，巴金随信附了自己早年写的相关文章。那是1951年，两人从此开始交往。 

_{徐开垒在巴金家中}

十年动乱结束后，《文汇报》副刊恢复，归队的徐开垒琢磨：怎样才能振作一下死气沉沉的文艺界？他登门约请巴金写封笔十多年后的第一篇。巴老起先不愿意，一时也想不出用什么方式写才合适。徐开垒出主意：“那么多年不见你的消息，读者那么想念你，你就用书信的形式写一篇吧。”巴老同意了。这就是发表在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副刊的《一封信》。文章见报半个多月里，编辑部收到了数百封海内外读者来信。惊喜的来信者中，包括巴老的老友何其芳、胡愈之等。沙汀竟兴奋得从成都赶到上海与巴老叙旧。叶圣陶欣然命笔填词：

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真是“新制涌如泉”啊，只隔了几天，巴金复出后的第二篇文章《第二次解放》又在《文汇报》发表，“把心交给读者”的巴金回到了读者身边！

有学者评论说，《一封信》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沉默岁月的结束。虽然当时“笔会”二字还没恢复，副刊的名称还停留在“文革”气息颇浓的“风雷激”，但巴金复出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其意义远远越出了文坛。

徐开垒回顾此事时指出：多年来人们只强调《伤痕》《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冲破中国文学禁区的作用，对《一封信》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事实上这篇文章对于冲破“文革”的一些禁区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长期形成的文学冰河，由此出现了第一个裂痕。

但他“漏说”了：没有编辑的热忱上门约稿、出题，就没有《一封信》这道“冰河裂痕”。

_{1975年，徐开垒与报社文艺部同事合影。后排左一徐伟敏、左三徐开垒、左四刘火子、左五罗达成}

徐开垒在《文汇报》是从记者转为编辑的。他记者生涯的收官之作，是一篇对巴金的访问记：《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对话》，1989年1月发表于沪港两地的《文汇报》及《文汇月刊》。这篇意义深远的对话录，不可避免地触及那些年那么多的名作家“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样实质性的提问。巴金的坦诚回答，此后经常被引用，成为至理名言：

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写作，总是要失败的。

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

有了生活，才有作品，才做作家。生活培养作家，不是职称培养作家；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这本来是个很浅显的道理。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写最使他感动的东西。这是我的几十年经历所得到的教训。

_{1987年9月10日，徐开垒陪同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右一）、张煦棠（右三）拜访巴金}

徐开垒第一次读巴金的《家》，早在1937年的中学时代，三年后他在《申报》发表了巴金著作《秋》的读后感。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在人格塑造上，他深受巴金作品的影响，这种深刻影响后来延续到他的创作上。但无论如何，谁也不曾想到，他的写作和生活有一天会与巴金发生这么大的交集——退休后，66岁的他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撰写《巴金传》。

“为二十世纪的良心塑像”，这本书的意义不言而喻。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发问：现在有编辑拿得到这样的大订单么？！

巴老关照徐开垒：“作家传记应该是以作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为人，来对照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看看两者是否符合。”徐开垒理解：“这里所说的生活，既包括他的工作，也包括工作以外他在生活中的一切际遇，有欢乐，也有悲哀；有思考，也有忧愤；有矛盾，也有胜利。”巴老放心他，所以很放手，“你就用有关我的材料，写你自己的文章吧！”54万字的《巴金传》，连采访带写作，四年完成。个中甘苦，按下不表。

_{2011年12月23日，徐开垒和赵丽宏一起访巴金故居}

说到《文汇报》副刊，徐开垒的前辈柯灵先生有句话：“笔会”形成了与广大知识分子的“鱼水之情”和“道义之交”。这“鱼水之情”“道义之交”是如何形成的呢？在《重读徐开垒》中，有不少关于开垒先生培育潜力作者的故事，举两位我认得的大咖作家——

刘绪源《开垒老师和我的文学梦》一文，开头写道：“三十多年前，我是一个船厂的工人，心中一直想着文学，把投稿看得很神圣。”他学身边的工人作家，向《文汇报》投稿，几次退稿之后，获开垒老师赏识。开垒每稿必复，信上必称“绪源兄”，后面则署“弟：开垒”。刘绪源一路受着鼓励，一点点实现着作家梦，直至调进《文汇报》，进了令人瞩目的《文汇月刊》，最后当上“笔会”主编。

_{1985年9月，徐开垒在富春江参观郁达夫纪念馆后，游杭州，与柯灵合影}

赵丽宏《恩师》一文，也有类似记叙：“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崇明岛上的一个‘插队’知青，在艰困孤独的生活中，读书和写作成为我生命的动力。最初向《文汇报》投稿时，我并没有多少信心……出乎意料的是，我的一篇短文，竟然很快被发表了……样报寄来时，附着一封简短的信……信后的落款是：徐开垒。”散文家大编辑的亲笔信，改变了初学写作的年轻人的命运！文中还有这样的细节：春节前，赵丽宏第一次去看望徐老师，带着排长队买到的一篓苹果，徐老师先是拒收，看他尴尬才勉强收下，说：“以后不要送东西，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你又没有工资。我希望的是不断能读到你的好文章。”春节过后，徐老师突然到访赵丽宏家，“我知道你在一间没有阳光的屋子里写作，我想来看看。”临走，从包里拿出一大袋咖啡粉，放在书桌上……

_{1987年，河南洛阳，徐开垒与赵丽宏、陈村合影}

好吧，说说我自己跟开垒先生的缘分。

《重读徐开垒》收了《联合时报》前社长、总编辑浦祖康的《怀念<联合时报>创刊元老徐开垒》，其中有件事我见证了：浦总在一篇评论中，提到听说开垒先生曾与鲁迅先生同事云云。稿子见报当天，开垒先生就来电指谬：“我没有跟鲁迅先生同过事。”浦总转述这个电话时，对开垒先生的不攀附前辈名家、有错必究，非常感动。我听了，感动之余，说这样的电话本人经常接到的。

我当时在《联合时报》编周五版的副刊和时评。但凡这两个版面上有值得一说的文章，那个周五一上班，必成电话接待日，其中就常有开垒先生的来电。所以，虽然没有什么机会面谈，但电话里我倒是跟这位创刊元老聊过不少的。他细读我的人物访谈和时评专栏，说“从栏目出发，的确培养了人才”，甚至以巴老的话“希望还是在新一代”勉励我。报纸25周年庆前夕，我约请一些老先生写纪念文章，开垒先生写下《不一般的情缘》。  

余生也晚，大学毕业分配到报社时，赵超构（林放）、徐开垒、郑拾风、陆灏、吴云溥等创刊元老已渐渐淡出。我只能从年长同事的叙述中，想象开垒先生手把手教年轻编辑编稿、划版样的情景。听来的故事中有一个，多次被我在讲课时复述：红学家陈诏应邀写专栏“读红偶记”，开垒先生某次读稿时感觉他的一句引文与记忆中的有出入，便翻出家里的《红楼梦》，一查果然不对；但一转念，资深红学家引错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忙去查另一版本的《红楼梦》，果然没错。

看徐开垒先生怎样当报人，在人心不古、纸媒江河日下的现今，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