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君谋的故事

一、孟君谋留给我的印象

我大学提早半年毕业，于1960年4月初分配到上海科影厂，由于在学校里学的不是电影专业，一切需从头学起。因此，我对电影人平时总想多接触，从他们身上多学点东西。

在厂里领导人中，我与副厂长孟君谋先生接触较多，印象也较深。那时学习会多，一星期至少一两次政治学习，如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重要文章发表，还得增加学习时间，白天没时间安排学，晚上也得学。厂领导们是分散到各个单位参加学习的，孟厂长参加我们编导室学习。因此，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后来，编辑室派我参加厂里审查文学剧本，管生产的孟厂长是必须参审的，这样，与孟厂长的接触又多了一个机会。

孟厂长个子不高，较瘦，说话做事精干严谨。他给我的印象，为人儒雅，谦和，洒脱，对后辈如师长，绝不摆老前辈的架子，对同辈人像朋友，绝不摆领导者的架子。他与著名导演郑小秋一样，有着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风范。

他经常下基层，解决生产上碰到的问题，对青年予以帮助和提携，对老的创作人员给予支持和鼓励，他的人缘好，口碑好。所以，大家都愿意与他接近，亲切地称他“老孟。”。

_孟君谋

他对剧本提意见很中肯，与人为善，也很重视节约成本。对需要付出重大成本的场景或镜头他常常提出取消或换一种方式表达。他在提意见的时候，都是以商量、探讨的口吻，从不以领导者的姿态压人，即使对我们那时初学写作的青年也是如此，因而，我感到他很亲切。

那时，我并不知道孟君谋先生是《中国电影史》上留名的人物，也不知道他是剧坛元老，影坛先辈。我对他并不了解，只是在学习时或讨论剧本过程中，偶然联系到的事体或者由于我们青年出于好奇的提问，他才谈起他过去的亲身经历或者电影掌故，让我感到他的丰富，资历深厚。

孟厂长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并非是仅仅在说文化电影上的轶闻逸事，而是包涵有“忆苦思甜”之意的。不过，他每回说这些事是很自然的，很随意的，没有丝毫显耀自己的意思。

我对孟君谋历史的了解还是近几年的事，上海《新民晚报》曾整版刊载纪念他的文章。原来，他是常州人，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孟波是其弟，他们兄弟早年投身革命。孟君谋于1920年17岁时来上`海，1923年加入上海戏剧协社，1925年入神州影片公司。此后，他在多家电影公司担任编导、制片主任、处长、副厂长。从1923年到1969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如《新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知识老人》《小太阳》等等，他都参加了工作，付出了汗水和辛劳。孟君谋先生在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有其独有一面的贡献，他长于电影生产管理，在电影事业的组织工作、当好当家人方面的人格和经验，可以说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中，无有在其右者。而电影管理和领导生产的经验正是今天电影人需要学习的宝贵财富。

二、他在电影话剧史上的身影

1903年，孟君谋诞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父亲在常州北门开一家烟纸锡箔店，收入微薄，孩子又多，1920年，17岁的孟君谋就离家来到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与封建的旧思想在激烈交锋，军阀统治，社会动荡。孟君谋与当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们一样，在寻找出路。他在上夜校期间，参加“救国十人团”和“半夜促醒队”，与反对袁世凯签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进步青年一道敲着竹简，高喊反袁的口号，“毋忘国耻，抵制日货！”后又参加“青年宣讲团”。讲演，演出，揭露社会黑暗，并于二十年代初参加了“戏剧协会”，从此，他找到了立身之地，进行不懈的努力奋斗。

_全家福

在那乱七八遭的时代，上海是十里洋场，光怪陆离，一个从外埠来的青年很容易走入歧途。但孟君谋受传统教育很深，坚持走自食其力的道路。如果说孟君谋参加“戏剧协会”是他青年时代选择到的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是他人生的良好开端，那么，他在1925年进入神州影片公司是他事业的又一个关键点。神州制片公司是怎样的一家电影公司呢？神州影片公司的创办人是在法国专学电影摄影的留学生汪熙昌，因为不满当时的电影状况，自立公司，他们的想法是：“电影为综合之艺术，电影艺术为世界之一大实业。世界人士且公认为宣传文化之利器，阐启民智之良剂。一片之出，其影响社会人心者殊巨。盖以其能于陶情冶性之中，收潜移默化之效。影片而良，人心随之而趋上，影片而窳，世风而日下。”这就他们给神州影片公司提出的“潜移默化”的制片方针。应该说在当时这是个不错的制片方针，因此，为实行这个方针，他们经过波折后，把孟君谋、孙师毅、周克、万籁天等人吸收进去，增强了创作生产能力。孟君谋从戏剧踏进电影大门，是当时名人洪深介绍的。这一干而不可收，从冼印，剪接，制片，副导演，导演，编剧，一个行当一个行当都干过，有了才干，成为电影创作和管理的行家里手。孟君谋在神州公司导演和编写过《明太祖朱洪武》《可怜天下父母心》《裁缝店》等七部影片。神州公司的代表作《难为了妹妹》也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左联”在反文化围剿中成立，接着，1931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式建立了党的电影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阳翰笙很快就邀请孟君谋加入“左联”领导的进步电影戏剧工作。在阳翰笙担任以郭沫若为首的政治部第三厅任主任秘书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后，他邀孟君谋出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剧务科长，负责“中万剧团”的演出，前后演出《卢沟桥之战》《汉奸》《流民三千万》等话剧，宣传抗战，唤起民众。阳翰笙曾在一份史料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后写道：“根据以上情况看来，孟君谋同志在党和敬爱的周总理领导下，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在电影戏剧事业方面，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此证明。”并在一封信里说到“君谋同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我的”。

孟君谋找到了党，可以说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又一关键点，从此，他以毕生的精力为电影戏剧而努力奋斗，成为一位电影事业的管理者，富有经验的制片人，出色的电影家。

三、周恩来一句话救了他

事情得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混乱、市民纷纷逃难、影剧人员撤退说起。那时孟君谋在救亡演剧四队工作，撤退时阳翰笙为了保护影剧人士，要他组织与联系更多的影剧人撤退，他便与陈白尘、沈浮、夏云瑚等人组织“影剧团”吸收36人，其中有白杨、吴茵、谢添等著名演员，到了重庆后，老孟出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剧务科长，积极挖掘人材和吸收演艺人员，把演员队伍扩充到160人，去宣传演出抗日剧。

_{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第二届国产影片“百花奖”全体获奖者合影}

_{孟君谋代表科影厂领奖}

1941年，孟君谋在党的指示下，为了反击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退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剧务科长的职务，与应云卫、陈鲤庭、陈白尘、贺孟斧等同志创建“中华剧艺社”，演出《屈原》《法西斯细菌》《天国春秋》等20部优秀的话剧。但是，那时也产生“人多粥少”的问题，上级决定分散一部分人员去香港，在那里开辟新的天地，便派孟君谋和白杨先去港探路。如果可行，沈浮再去。

那时时事动乱，到处是炮火连天，一人出行，告别送行都很隆重。在孟君谋和白杨订了12月8日飞香港的机票后，临行前，郭沫若阳翰笙在孙师毅家设宴送行，周恩来也来参加。席间，周恩来问：“孟君谋，你们的飞机几日起飞？”

孟君谋报告说：“已订了机票，是12月8日。”

周恩来做事向来是细致而睿智，他考虑了一下说：“在国际形势上我有一些预感，缓一班飞机走吧！”

孟君谋想，周恩来是党中央驻重庆的代表。他说这句话一定是有机密的情报根据，并对局势有准确的判断，但他不好明说，因此，我们应该听从他的忠告。于是，孟君谋与阳翰笙等人商量后，提早到机场把12月8日的机票退了，换了下一班的。当他在家睡觉时，新华日报来电话要他去一下新华日报社。他以为有什么要紧事，匆匆赶到了报社门口，问：“什么事？”报社人笑说：“没事了，你回去吧。”弄得孟君谋一头雾水。后来知道是周恩来要验证一下孟、白二人是否上了那班飞机没有。接着，大街上喊起卖号外报纸的声音：“号外，号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就得到消息，12月8日那班飞机飞到香港，在准备降落时被日本兵高射炮击中，人机全毁，成为震惊世界的一场人间惨剧。

孟君谋躲一劫，他和家人以及全体同事都感谢周恩来，感谢党对他的关怀，决心跟党走，加倍努力工作，为党的电影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四、实干苦干的电影行家

孟君谋在工作中实干苦干，精打细算，他的这一作风是为同事们所津津乐道，为上级领导赞赏的。他曾应蔡楚生之邀参加联华影片公司担任剧务，在拍摄《迷途的羔羊》《新女性》影片时，他为了及时解决拍摄时遇到的困难和人员物资的调度，他坐镇现场七天七夜不离开不睡觉，睏了就在摄影棚里打个盹，就这样苦打苦熬保证了拍摄进度，节约了成本，在有限的资金下保证拍摄的任务顺利完成。摄制组人人对他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孟君谋就是以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保证联华公司拍摄了《渔光曲》《都市的早晨》《大路》，其中不乏是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成为电影史上有价值的名片。

这里值得提一笔的是他为了有序拍摄，不致产生紊乱，根据经验，他创制了场记表格，对拍摄镜头的时间地点内容进行记录，这个场记表格后来为电影厂所推广延用，1961年，我在跟郑小秋导演做助理时就天天应用，一式三份，送生产办，剪接师，不仅前期拍摄不乱，后期工作也有记录可查。

由于孟君谋有着实干苦干精神，又有丰富的经验，对党忠诚，因此，党组织遇到重要而困难的任务就找他去做。1942年，党组织为了扩大电影界的进步力量，阳翰笙要孟君谋打入国民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他打入中央电影摄影场后担任剧务科长，利用这个职务组成“中电剧团”，成功地演出了进步话剧《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塞上风云》《两面人》等，取到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横扫剧坛上乌烟瘴气的东西。

_{1934年拍摄《新女性》时留影，前排右为导演蔡楚生，左为孟君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抢先接收上海电影制片公司，电影厂，为了组建一个民营电影机构使党的力量和进步人士有个立足之地，与国民党控制的电影公司和电影厂相抗衡，周恩来指示阳翰笙抓紧这件事情。阳翰笙到了上海就找老朋友老搭档孟君谋，要他辞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剧务科长职务，筹办新的电影机构。那时的上海社会很乱，物价飞涨，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筹办电影厂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孟君谋对党交办的任务从不迟疑，立即辞去“中电”的剧务科长职务，着手组建新的电影机构，他首先向国民党政府索要抗战前属于联华公司的摄影场地，联华公司是民营的电影公司，有了公司和摄影场，他便四处奔波，联络老朋友，交结新朋友，由于他人缘好，很快就联系到一批骨干人员，以“联华影艺社”的名义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影片，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受到观众广泛的欢迎，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成为经典。他们这个民营机构在上海立住脚，便易名为《昆仑影片公司》，由阳翰笙担任制片委员会主任，又拍摄了《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影片，由于思想进步，内容新颖，这些影片受到观众的广泛关注。从1946年到1951年，在孟君谋任昆仑影片公司副厂长兼厂务主任期间，共拍摄16部故事片。在拍摄那些影片时，经常是资金短缺，摄制组常常是遇到“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尴尬，都在孟君谋先生精心管理，精打细算，巧妙安排，充份挖掘潜力完成了一部部的制片任务。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批准昆仑影片公司，中华剧艺社是革命团体，凡参加上述组织的人员，革命历史从参加日期算起，到了年龄的是离休，按离休干部待遇，享受离休干部的福利待遇。我有几个同事，因当年是从昆仑影片公司转来的，他们都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可是，作为昆仑影片公司的创办人孟君谋先生早就含冤而逝，没有享受到这一荣誉，真是令人扼腕慨叹哪！

孟君谋先生是电影事业家，好管家，在《中国电影家列传》里也得到肯定。列传对他的评价是：“孟君谋是一位电影事业家，也是电影创作的一名好后勤，他几十年如一日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在电影园地上耕耘一辈子，把自己的有限生命献给中国的电影事业。”“在长期的剧务和行政工作中，他在管理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善于干‘白手起家’的拓荒者事业，每当哪里需要开拓新的阵地时，领导和同志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他。”

今天，拍影视动辄花费数亿资金，这就更需要像孟君谋那样精打细算、巧于安排的电影管理家与电影事业家了。

五、对革命有利，他不怕风险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孟君谋参加革命工作久经考验，由于党组织对他的信任，不仅委任他做一些影剧方面的工作，也委托他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那时，国民党搞白色恐怖，特务密布，做革命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身陷囹圄，有生命危险。但孟君谋在上海的党组织的领导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1946年，延安电影团急需电影器材和胶片，通过地下组织找到他，要他帮忙，他二话没说，通过关系秘密的买到摄影器材和胶片，又秘密的交到延安来的程默同志的手里，由他带上三人谈判小组美国代表马歇尔乘坐的飞机飞往延安。1998年，程默同志在《周恩来与人民的电影事业》一文里写到此事，他说：“1946年，在上海电影进步人士蔡楚生、孟君谋的帮助下，我们秘密的购买到一批电影器材，包括一台埃姆摄影机，2万米电影胶片和灯光器材等。我们向周副主席汇报后，他非常高兴，当即指示确保这批来之不易的器材安全及时运返延安，并决定让我随他一同乘马歇尔的飞机飞回延安。”由于延安获得那批胶片和电影器材，才记录下我们看到的那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毛泽东主席与他的战友们的活动，延安军民应对战争的艰苦场景。

_{1957年周恩来总理与吴祖光、白杨、吴茵、孟君谋、张骏祥、金焰等亲切交谈}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孟君谋的儿子孟树模在上海交大秘密的参加共产党，家里人谁也不知晓，但孟君谋对儿子平时活动的观察，他猜得出儿子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不过，他不戳破这一层窗户纸，做到心里有数，在后面暗暗支持。最使孟树模不能忘记的事是他在学运领袖廖汉祥的领导下，做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在敌人特务大搜捕的情况下，他的地下党战友江涵林没有藏身之处，他不得不求于父母，孟君谋与吴茵很爽快地解决了他的问题。后来，江涵林在《水之源》(三)的回忆录里写到这件事，他说：“四·二六大逮捕前，组织已通知我不得住在学校，……临解放前，有很多日子，我吃住在孟树模的家里，认识了孟树模的父母孟君谋、吴茵，我深深怀念这两位老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我和孟树模夜里就打地铺睡在昆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

孟君谋先生对革命的态度一以贯之，他在解放前白色恐怖下是如此，在解放后的和平年代也是如此。解放后，他与老朋友一道创办戏剧电影协会，吸引文艺工作者团结在党的周围。他热心公益事业，办游园会，演出《红旗歌》，筹集资金劳军，慰问解放军。他搞这些活动常常是日继夜，通宵达旦的忘我投入，疲劳了，发高烧了也不休息。

我到科影厂就听人说，孟厂长是上海四大制片主任之首，人民广场搞大型活动比如庆祝国庆，或者大联欢，或哪里搞游园活动，一定要请他到场指导，对现场布置他点头了才算数，否则，要重来。可见他的经验，也可见他的热心。

1953年上海在拍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遇到技术问题和灯光不足的困难，他得知后四处奔走，最后得到市长陈毅的支持，调动部队的探照灯来支援，使影片得以顺利拍摄究成。周恩来看了这部影片后，表扬了摄制组，并称赞孟君谋立了一功。

六、在小家庭里作表率，是大家庭里的好大哥

1964年，他的女儿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儿孟树英，在考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要到新疆石河子农场去建设新疆，他虽然心里难以割舍，但还是表示支持，并在树英临行时赠言，进行热烈的鼓励。他写道：

你是我们家庭中年轻一代的先行者，

立下雄心壮志，就得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家庭不值得留念，跳出家庭小圈子，

天地将更宽更广。

你身上已长上翅膀，

广阔的天空可以任你飞翔！

生活在集体里，会更健康地成长。

你的爸爸临别赠言 1964年9月18起程前夕

从这字里行间，我们感到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谆谆嘱咐，殷切的希望，也感到他对边疆建设的一片热忱。

孟君谋弟妹六人，他是老大，在大家庭中他处处作出表率，是个好大哥，为弟妹们所敬重。在重庆“中电”时，场长要他参加国民党，他说：“我弟弟妹妹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兄弟姐妹手足情深啊！我做大哥的怎么能加入国民党破坏家庭的亲情呢？”

他是传统的，把家庭的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他在家庭中提倡忠孝，友爱，宽容，团结向上的精神，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七、为《乌鸦与麻雀》出片进行的斗争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孟厂长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他在谈到解放前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斗争。他说，国民党在1929至1930年先后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十五条，针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出版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者可以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当时就杀害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宗晖等左翼作家。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又故伎重演，拾起那些“条例”和“法律”，由“公安”、“社会”、“教育”三局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对电影的剧本、拍摄和影片进行审查，任意查封或强令修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与他们的斗争中也学会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例如，《乌鸦与麻雀》影片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乌鸦与麻雀》于1948年开拍，不久，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嗅出了影片有反蒋的火药味，便给影片罗列罪名说：“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下令停拍。接着，“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刑庭”立即扣押了己经拍摄的底片。他说，他那时任昆仑公司的副厂长，该片的制片主任，特务头子方治把他叫去，软禁起来，不给饭吃，并要他把印出来的剧本和已拍的底片全部送去销毁，还威胁说：“你们如若不照办，就不客气了！”孟君谋感到责任重大，他回厂后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导演徐韬、主演赵丹、黄宗英、吴茵等人和摄影、剪辑人员共同商量，想出了主意，把拍摄的影片要用的底片样片和剧本藏在摄影棚上，将不用的编余片和剧本送审，这样对付审查者。后来，当局不仅下令停拍，还要封闭昆仑电影公司，这一招就不管用了，于是，他们便来个顺水推舟，对外宣布公司倒闭，关上大门，躲在棚里偷偷地拍戏。影片尚未拍完，上海就解放了，这部反映底层市民的生活困苦，揭露国民党官员腐败吞噬公产的影片，受到观众广泛的好评，成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一部经典影片。

 _{1946年3月，为检举附逆影剧人，在一次会后与于伶、田汉、潘孑农、史东山、周信芳、蔡楚生的合影。}

孟君谋先生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还有一事给我的印象也比较深。他说，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在上海创作过程中是相当秘密的，而且是时间抓得很紧，田汉把歌词写在香烟壳上，请人赶快送给聂耳作曲……。我当时听了，感到惊奇极了，这么一个重要歌曲的歌词当时竟然是写在香烟纸上的！现在想来也不奇怪，那时的创作者们想的是用歌去激励中国人去战斗，并没有想那首歌将来会怎么样的。

八、孟君谋对上海科教电影的贡献

1953年，中央文化部在北京设立科教片组，科教片组迁到上海后，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将孟君谋从故事片厂调过来任副厂长。他到任后，很快就建立了生产的规章制度，使影片创作生产走上正规.他很重视节约成本，少花钱多办事。他从剧本审查开始，便注意这个问题，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在审查剧本时，摄影车间的傅主任总会说，曾有人在剧本里写“长江两岸桃花开”的场景，这是拍不到的外行话。孟厂长则不这样说，他说用飞机航拍是可以拍到“长江两岸桃花”的，不过，那要动用飞机花大钱，不仅没有必要，效果也不一定好。我参加编写的《中国武术》，外埠取景拍摄有三处，南京体育学院，苏州园林，杭州西湖，在他建议下，杭州外景删除，南京表演猴拳的武术运动员请得到上海来拍摄，这样就省了很多钱，同时也加快了拍摄速度，一部影片一个星期就拍摄完成了。我参加编写的《铁杆庄稼板栗树》，原定在江西上青农场拍摄，由于那里为福建前线备战，江西不让摄制组进入，后来，在孟厂长支持下，寻找到江苏栗阳，为了赶季节，他又巧安排，给摄制组增添摄影和导演的力量，如期完成了外景的拍摄任务。在他任生产厂长的十五年里，上海科影厂出了许多精品影片，如《水稻育秧》《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猫头鹰值夜班》《知老人》《人造小太阳》《断手再植》《松林里的战斗》《中国武术》等等。《中国武术》输出欧洲和巴西，受到广泛的欢迎，也是上海科影厂创作生产的影片第一次走出国门，为上海赢得了荣誉。

1957年4月1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大会。1949年到1955年优秀影片获奖者代表和出席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图为毛主席接见时的情景。 

_{孟君谋为上海科影厂的创作生产全力以赴，殚精竭虑，耗去了十五年的岁月，他的贡献，功不可没}

文革动乱期间，我是逍遥复道遥，不是藏在三楼图书馆里读《鲁迅全集》，就是外出看热闹，厂里有许多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对孟厂长被关到花棚里我竟然一无所闻，在斗“走资派”的会上我也没有见到过他。有一次，好像是春天，我逍遥到动画大楼的后面，那里有一块草坪，草坪边的树干上戗着几块木板，糊在木板上的大字报在春日的曝晒下“咯吧咯吧”地开裂。那里是动画大楼的后门，那时已很少有人来，春草深深，我感到很有趣，看了一会，见有黑蝴蝶飞来，便追了过去，不想，到了动画大楼后门处遇见了孟厂长。他还是那样，儒雅，洒脱，只是比以前黑瘦了许多，略显有些疲倦。我问：“孟厂长，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他说：“我在这里写检查。”

随后，他把我引到他住的地方，原来，在低矮倾斜的楼梯下放一张单人床，一个简易木板台，那上面放着一摞纸，一枝笔。纸上写的什么看不见，上面盖着一张没有写过的白纸。那时，有些人被审查，很神秘。他们写的“检查”也很保密，由专人保管，其他人不得过问。后来知道，这可能是怕牵连到“中央首长”江青。我有个同学在海燕电影制片厂做编辑，他因参加编过一本《上海戏剧电影四十年》，在干校被逼自杀，原因就是那本用来批判“文艺黑线”的材料里牵连到“中央首长”江青。孟厂长被关在偏僻的动画大楼的后门楼梯下，大概与此有关，因为他“交待”的历史材料，大多与三十年代电影戏剧有关，而三十年代江青正在上海演戏，生怕把江青那段历史连带披露出来，因此，他“交待”的材料必须保密。我对这位长者是同情的，问他什么时候到了这里的，他说他住在楼梯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那楼梯间太窄小，谈了一会，他就送我出来。我见他身体虚弱的样子，说：“你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谢谢。”

他很感动，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在转到墙角的时候，见他满怀惆怅，惘然若失，无奈地望着围墙外面人家窗上的夕阳返照，很是惘然，茫然。这就是他留在我脑海里最后的印象。

后来，我们到了奉贤海边干校，一呆几年，在我听说孟长厂之死时已经是他死后好几年的事了。关于他的死有多种传说，有的说是饿死，有的说是冻死，最近，我问到当时处理此事的人，他说孟厂长人缘好，文革动乱中没听说他挨过打。对他的审查是市里管的。他不幸去世后，市里很重视，立即来了人，经检查他是死于脑溢血。孟厂长是1969年初被逼死在厂里的花棚里。那里曾是为拍摄动物、植物准备的场所，玻璃房极其简陋，想不到“四人帮”会用关动物的棚子来关电影事业家。文革中，被逼死的艺术家不少，我厂有一位曾任《白毛女》电影副导演的王光彦先生，他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引颈自杀了。

文革是人祸，祸国殃民，好在那一切已经过去，正如在孟君谋平反以后，阳翰笙先生在吊唁他和应云卫的唁电里所书：“沉冤十载今昭雪，泣感红日又高悬。”

是啊，在红旗高挂的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不要忘记过去，我们纪念孟君谋先生是为了不要忘了那些曾对中国文化作过贡献的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