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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周瑞金:宁做痛苦的清醒者

作者:张志萍 发表时间:2018-06-25 点击数: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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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组织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针砭时弊、呼唤改革的系列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头版以“皇甫平”名义发表后,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由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引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发挥了很好的舆论先导作用,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斗转星移,日历已然翻到2018年。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笔者再次见到周瑞金,谈起“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历史影响,以及2006年1月“皇甫平”再度出击,发表《改革不可动摇》,鲜明地回击了当时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潮;2014年10月,又以别具深意的“皇甫欣平”新署名,撰写了万字评论《终结腐败》,再度引发强烈舆论反响。周瑞金,这位年近八旬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报以淡淡的一笑说:“个人命运总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人生道路总与时代风云难分难舍。作为老报人,勇为改革开放鼓而呼,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应尽责任,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本分。”

 

一根扁担,承载寒门学子求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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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平阳县古镇腾蛟,钟灵毓秀。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林霁山和现代饮誉世界数学家苏步青的故居在此,百岁棋王谢侠逊的碑林也立于此。1939年10月,周瑞金出生于兹。

 

创办于1906年的腾蛟中心小学学风深厚,清末民初平阳县教育家刘绍宽到国外考察带回来的近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贯穿于这座小学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年仅7岁的周瑞金,就进入这座小学就读。

 

恰当的平台,给活泼好动的周瑞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学校体育课活动特别丰富:不但有跑步、爬杆、跳远、跳高,还有篮球、排球,甚至有垒球比赛活动,这让儿童周瑞金如鱼得水;宽松的教学氛围,使他有更多的空余时间看闲书:《西游记》、《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济公传》、《三侠五义》等都是他的最爱。书籍,培养了周瑞金的想象力,也培养了他正直侠义的情感。

 

6年后,小学毕业的周瑞金,正碰上解放初新中国教育改革,公办学校停止春季招生,一律改为秋季招生。为了不耽误学习时间,他翻山越岭,跋涉百余里,考到温州市私立初中建华中学学习。一根小扁担,两头不仅承载着周瑞金全部学习用品和换洗衣物,也承载着父母的殷殷期望。之后,为了赶上高中秋季招生,周瑞金初中提前半年毕业,考进被称为“数学家摇篮”的温州一中高中部学习。

 

创办于1902年的温州一中,出过我国星光熠熠的一代人才:除了数学家苏步青、谷超豪,还走出了文学家郑振铎、考古学家夏鼐、史学家苏渊雷、美术家马公愚等。宽松、富有人文关怀的创新氛围,丰富、全面发展的校园生活,给热爱文学的语文课代表周瑞金培养了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能力,也使他成为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初中阶段就阅读了前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中阶段阅读了《莎士比亚戏剧集》中大部分喜剧、悲剧、历史剧,并浏览了许多世界名著;不仅如此,热爱体育的周瑞金在100米短跑,跳远两个体育项目达到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跳远则获得了温州市少年级冠军。

 

1957年秋,周瑞金高中毕业,与三位同学一起,以优异成绩考进全国重点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届同时录取一所中学四名新生,这在当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传为美谈,也成为空前绝后之举。

 

三次挨饿,淬炼周瑞金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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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对人意志最好的淬炼。对家境贫寒的周瑞金更是如此。

 

因为贫困,周瑞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求学期间,曾经大半年打赤脚没有鞋子穿;因为贫困,周瑞金几次因交不出伙食费而被停伙挨饿。这些经历,在他的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分别有过三次。

 

第一次是上初中的时候。私立建华中学食堂实行挂餐牌就餐。每到月初就餐时,如没有交足当月伙食费的,你的就餐牌就被摘除,你就没有饭吃了。周瑞金父母从平阳腾蛟山区每月托人带伙食费到温州建华中学,都要耽搁几天。这样,他每个月开头二三天吃不上饭,是经常的事。食堂摘就餐牌的那几天,他就只能每天到校门口买几个一、两分钱一个的米粿子充饥将就。那时,他的零用钱很少,连刷牙的牙膏也舍不得用,两个多月才理一次发。叔叔给他写信,他收到两三封后才回复一封,因为连八分钱的邮票也不舍得买。

 

第二次挨饿是1955年,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当时不知何故,中学的学生食堂粮食供应不足。周瑞金正读高中一年级,住集体宿舍。早上吃稀饭的时候,大家像饿狼一样抢着喝滚烫的稀饭,每餐像在比赛吃烫粥。他说,你如果一上来舀了一碗,等到吃完再去舀第二碗,肯定是没有了。所以我每次只能先舀半碗,不怕滚烫赶快喝下去,然后再去抢舀一碗,这样可以吃到一碗半了。

 

高中学习正处于长身体阶段。因为限粮,每天感到吃不饱肚子,那个饥饿与初中每月饿几天不同,真正有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因为饥饿,班级里有两个女同学在上体育课时竟然昏倒在操场上……周瑞金说,我能理解西方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包括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就是饿得受不了,去偷面包吃,被当作犯罪的。一个人饿到那种地步,可以说偷和抢都会来,根本顾不上什么礼义廉耻......。

 

第三次挨饿是读大学阶段,1960-1962年挨饿的经历,那是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时期,大家都尝到了“大跃进”的苦果。农村更是饿死了成千上万人。当时复旦大学学生食堂口粮和食油供应紧缺,学生只靠又薄又稀的稀饭,加没有油水的菜皮汤,硬把肚皮撑着。“那时我一个晚上要喝七两稀饭(小两),但到睡觉时又饿了,翻来覆去睡不着。”

 

周瑞金这一代人,学生时期的三次挨饿经历,今天说出来,年轻人听了真有点像天方夜谭。周瑞金说,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他挨饿的时候特别想念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正是孟子这段话,一直激励着周瑞金,并把成长过程中的一切艰难困苦,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淬炼和心志的培养。

 

咬定青山,终究成为一名评论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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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瑞金,进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刚开始被分配在读者来信组做见习记者;半年后,他从处理大量读者来信和接待读者来访中,积累了从事新闻工作必不可少的社会经验。总编辑王维决定把周瑞金调到评论组,参加编辑《大家谈》专栏,并指定郑拾风、储大泓两位老评论员作为周瑞金的业务指导老师。

 

1963年9月的一天,周瑞金看到一位妇女读者来信诉说自己因为婚后没有生育孩子,遭到丈夫的虐待。周瑞金认为这封来信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就约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笔名“林放”)撰写《遇到这样的丈夫怎么办》的评论,对那位丈夫的“大男子主义”、男尊女卑思想及喜新厌旧行为进行了分析批评。评论刊登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上海邮电局邮件转运处高长富来信,以自己结婚两年多后妻子突然双目失明的遭遇,诉说自己复杂的心路历程,12年来在领导关心、社会关爱下,夫妻俩始终互爱互帮,子女顺利成长,家庭和睦安定。周瑞金被他们夫妻的真情实感所打动,当即赶到高长富家。采访了他的妻子、孩子、邻居及高长富单位的领导。当晚,不顾自己患重感冒发着高烧,周瑞金开个通宵以读者来信方式赶写了署名为高长富的长篇通讯:《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1963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以通栏标题发表了这封读者来信,并配发了时任解放日报第一总编辑魏克明执笔撰写的社论:《从一封信看新人的成长》。

 

这组报道、社论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很快把《解放日报》这组报道、社论播发全国,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23家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转载刊登。社会舆论共同认为报道赞颂了人间真情,是新社会道德风尚的一曲赞歌,也是移风易俗的一曲凯歌。当时上海市委领导高度评价记者以读者第一人称撰写通讯,说这是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用自己最生动的事实和语言提出问题,进行宣传,深深打动读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处在困难时期。解放日报在这个时期注重抓新道德新风尚的宣传,抓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以及《我和祖国》征文、开展移风易俗的《大家谈》评论,等等。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1月同吴冷西关于报纸工作的谈话中表扬了《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比较注意抓思想,抓思想工作,值得一看。”

 

毛主席对《解放日报》的表扬,给进报社才两年多的周瑞金以极大的鼓舞;报社领导注重对年轻记者的培养,给周瑞金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实现自己新闻理想和抱负的机会。

 

由于进报社三年来的良好表现,特别在完成华东局部署的下丁家典型报道中的出色业绩,1965年11月周瑞金在介绍人鲁瑛、储大泓的指导帮助下,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自进解放日报工作后,周瑞金就以这首郑板桥的《竹石》诗激励自己,并将此亲笔抄写后压在报社办公桌玻璃台板下。数十年来,他一直坚守新闻评论领域,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以“芮晶”、“吉匡”、“吉方文”等笔名,在《大家谈》、《解放论坛》和《新世说》专栏发表评论文章。“我的新闻业务得以良好起步,并成为执政党的光荣一员。后来能称为一个评论写手,就是从评论部这里锻炼出来的。我永远铭记王维、郑拾风、储大泓、陈念云、沈光众、鲁瑛、方远等老领导、老师的关怀和帮助。”周瑞金真诚地说。

 

大胆创新,新闻改革中敢为天下先

 

改革探索,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不仅需要有超前的思维,更需要有超常的胆识和慎密的策略。有的人生逢其时,机缘巧合;有的人大胆创新,勇于担当,在新闻改革中敢为天下先、敢开第一腔。周瑞金就属于后者。

 

1986年8月,全国各报总编辑聚会哈尔滨研讨新闻改革。在陈念云总编辑到哈尔滨开会期间,周瑞金以常务副总编辑身份主持《解放日报》的日常编辑出版工作。1986年8月15日,思维超前的周瑞金拍板决定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海漫画大赛展选刊》上,以置顶位置,突出刊登两幅领袖漫画:一幅是漫画家张卫平画邓小平同志在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桥牌”的《中国牌》,另一幅是漫画家阿达画胡耀邦同志指挥大家唱现代化建设新歌的《唱新歌》。

 

以漫画手法表现领袖人物风采,在当时新闻媒体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还是刊登在党报上,因此引起了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响。国外许多报刊转载了这两幅漫画并发表评论,认为在中国党报刊登领袖漫画,是新闻改革的一大成果,法国电视二台两次派记者专程来上海采访周瑞金,在法国巴黎播发。

 

在国内,也引起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见报当天就有读者打电话责问:报社为什么刊登丑化领袖人物的漫画?也有不少读者来信,认为领袖漫画使领袖更富人情味,更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是幽默和美化。

 

笔者在采访时听了周瑞金的叙述,现场微信联系了当年漫画作者张卫平。张卫平说:当时解放日报发表我的漫画作品《中国牌》引起了不小的反晌,事后我才知道是周瑞金先生以极大的勇气决定发表这幅领袖漫画。我一直在寻找这位勇士,25年后,我终于与周先生见面了。百感交集。我这才知道,当年因画邓小平漫画而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甚至还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直至胡耀邦总书记作出了批示。

 

《解放日报》刊登领袖漫画的当天,全国有四家大报总编辑打电话向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请示,要转载《解放日报》的两幅领袖漫画。与此同时,也有些读者寄报纸到中宣部状告《解放日报》,认为刊登领袖漫画就是丑化领袖,是文革《百丑图》的再现。中宣部长朱厚泽当时一边劝告几家大报总编不要转载领袖漫画,一边又谆谆告诫中宣部同志,对《解放日报》刊登领袖漫画,不要去批评,这也是一种宣传探索,应当允许。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探索。周瑞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再一次新闻报道改革探索,让周瑞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感慨万分。

 

1989年1月20日,适逢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此前,周瑞金曾应美国领事馆之邀,带领两位记者去观看美国领馆组织的卫星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大选情况,并边看电视边采访。翌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隔洋坐观美国人选总统》的记者现场目击通讯。当时,中国观众还不能收看国外电视新闻,所以这篇现场通讯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

 

1月20日,要刊登美国新总统布什就职典礼新闻。19日晚,周瑞金与分管夜班的原副总编辑陆炳麟、负责夜班工作的总编助理贾安坤,以及夜班编辑部主任金福安商量,研究版面处理,如何突破常规。他们同周瑞金和陈念云的看法完全一致:《解放日报》应当大胆突破。第二天,美国新总统布什就职典礼新闻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地位。这是《解放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新闻。

 

报纸出来后,褒贬各种评价都有。赞赏者说,我们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理应重视国际新闻,国际大事完全应该上头版头条。这次,《解放日报》带了一个好头,在新闻改革中敢为天下先,堪称历史性的突破。然而,传统与偏见仍然影响着部分读者,他们来信或来电话责问:解放日报是党报,为什么这么抬举美国总统,让他上头版头条,你们的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

 

周瑞金说,有意思的是,刊出布什总统就职典礼消息那天,正好是上海市委组织部长赵启正和宣传部长陈至立来《解放日报》宣布对周瑞金担任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丁锡满担任总编辑兼党委副书记的任命。两位部长看到报纸,态度明朗,表示赞赏。他们甚至拿着当天出版的《解放日报》,与新老总编一起合影留念,并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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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至立赵启正代表市委来报社宣布周瑞金与丁锡满新任命时,拿着当天刊登美国新总统就职典礼新闻的解放日报与新老领导合影

 

勇于探索,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评论是报纸的旗帜和灵魂。一张报纸如果没有多少称得上是烛照社会、引导舆论、启迪读者的评论,它就失去权威性和战斗力。”

 

1991年的上海,正站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起点上。增强改革和扩大开放意识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地放在媒体人面前。

 

1991年2月11日晚,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在上海市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家里,看到了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下称“谈话材料”)。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是走回头路?邓小平作了关键性的表态。1991年新春,邓小平第四次来到上海过年。那时距离他找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强调要“更大胆改革开放”刚刚过去一个月。

 

周瑞金清晰记得,“谈话材料”中一开始就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不要以为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周瑞金说,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他看完“谈话材料”后,就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负有不可推卸的宣传重任。《解放日报》要第一时间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以便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在我们报纸的舆论宣传中进一步认清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破浪前进的正确航向。

 

“不须扬鞭自奋蹄”。1991年2月13日农历马年小年夜,周瑞金找来《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和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提议三人合作,在1991年中国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写几篇评论,宣传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1991年2月14日大年夜,周瑞金又拟定以“皇甫平”为署名。

 

按照周瑞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皇”与“奉”谐音,“甫”并不念“浦”,而念“辅”,就是取“辅佐”之意。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之意。“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要把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传播开来,以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从而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周瑞金说。

 

1991年2月15日农历羊年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头版,上半版刊登了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就是加框刊登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评论开笔“12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回顾这12年的改革过程,“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回顾和前瞻了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从1991年往前看60年是1931年的辛未羊年,当时的“九一八”事件,再次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而从1991年再向前看60年,正好是2051年的辛未羊年,我国将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开大阖的论述,来阐明1991年是我国一个重要历史交替点,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年”和“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个提法,来自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鎔基)。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第二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阐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就在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市场经济。

 

这篇文章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后来上海市和全国评好新闻,都是以这篇当年得最高分的评论为代表作。

 

同年3月22日,“皇甫平”系列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在同年4月12日。文章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坚决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这是对邓小平关于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重要内容的积极呼应。

 

四篇评论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有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在国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读者赞誉“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接到很多电话。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专人来上海了解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国外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打电话来询问有关情况。

 

然而,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周瑞金等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

 

由于第三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姓社姓资”问题,点燃了争论的“导火索”。很多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发文批评,歪曲“皇甫平”评论原意,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批评“皇甫平”系列评论将“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等等,认为罪莫大焉。

 

让周瑞金感到欣慰的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用“发展才是硬道理”“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简明生动语言,激励人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动员令。它像一阵狂飙吹散了密布中国人心头的乌云;它像一只巨手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航船。

 

1993年4月,周瑞金上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分管报纸的评论理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下,周瑞金进行了新闻报道改革的有益探索。创办了“任仲平”重点评论专栏,1994年3月周瑞金又以“任仲平”署名,发表了《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评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任仲平”栏目一直延续至今。1999年5月,周瑞金又率先在《人民日报》网络版推出“强烈谴责北约暴行BBS论坛”(即后来的“强国论坛”),开了全国互联网新媒体网民自由论坛风气之先。1995年、1997年、1999年他连续主持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推动了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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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三次主持中日经济讨论会时与日方主持人在主席台上

 

作为在执政党机关报工作了一辈子的老报人,2004年4月,周瑞金即便从《人民日报》工作岗位上退休后,仍然笔耕不辍。

 

从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在改革这条深水区不断跋涉的周瑞金观察到,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第一是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在拉大,造成贫富不均、分配不公平现象;第二是社会保障没有跟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造成读书难、看病贵、房价高三大问题;第三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不断恶化;第四是社会腐败现象,尤其是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日趋严重;第五就是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下降,人们普遍缺乏精神追求,一切向金钱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频吹。周瑞金认为,要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决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这些新矛盾、新问题,任何动摇、停滞、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2006年1月24日,周瑞金再度出击,先在上海“东方网”后在北京《财经》杂志上发表了评论《改革不可动摇》。

 

此文发表后影响很大,网上争论热烈。中央政治局分管宣传舆论工作的常委专程到上海,调查《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发表的背景和意图。2006年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亲临上海代表团,及时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举措的协调性,将改革开放成果更好地让人民群众共享。从而,为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这场改革开放大争论画上了一个权威的、有说服力的句号。

 

2014年,周瑞金率领新的团队,启用新的署名“皇甫欣平”,发表了万字长篇评论《终结腐败》。2015年,该文荣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优秀论文奖;2016年《文革反思万言书》获得凤凰年度评论奖。由此可见,“皇甫欣平”评论文章站在历史新起点,观察天下大势,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见解,显示了老报人的眼光、胆识和水平。姜确实是老的辣。

 

27年后,笔者问周瑞金,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的改革开放大争锋,取消了他到香港《大公报》履任社长新职,感到可惜吗?周瑞金语气平静地说,既感到可惜,又感到不可惜。失去了亲临香港为迎接这颗东方明珠回归祖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鼓与呼的机会,我确实深深遗憾过。但后来我也想通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不久,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我走出了困境。1993年4月,中央正式调我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主管评论理论宣传工作。我有机会到党中央机关报的新闻平台,发挥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作用。一失一得,我又有何可惜呢?

 

宋儒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就是要求一切有抱负、负责任的仁人志士,能顺应宇宙万事万物向上进化的要求,去自觉推动社会历史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能为天地立心者,也必能为民众立言。所以,中国历史上为民请命的志士仁人不绝如缕,被鲁迅誉为“民族的脊梁”。

 

“能为天地立心者,也必能为民众立言。”确实,周瑞金做到了。

 

铁肩担道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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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部分著作

 

“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是著名理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先生的至理名言。

 

在周瑞金的新著中,他将追思王若水先生的文章作为该书开篇,并冠以“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为书名。“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也是周瑞金给自己的定位。

 

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要关心国家的命运,他总是看到问题,对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在治理过程和社会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感到忧虑,从大局来看,怎么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前进,思考比较,所以清醒者总是比较痛苦的。但是新闻工作者首要的责任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痛苦的清醒者”也是铁肩担道义者、妙手著文章者。

 

周瑞金认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目光四射,胸怀大局,以世界的眼光,洞察中国前进中的问题,并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即使受到压制、受到批评,也无所畏惧。这才真正尽了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这是鲁迅先生自己精神风貌的写照,也是一代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抱负和情怀。这种忧患意识和抱负情怀,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有责任的新闻工作者坚持和担当。

 

初心不改,不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一个思想者,是永远不会退休的。诚如周瑞金。

 

60多年前,周瑞金肩挑一根小扁担,从温州农村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这座理想的殿堂学习。怀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理想,“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如今,经过一个甲子沧海桑田的跋涉,虽然已年近八旬,纵然青丝早已变成白发,但周瑞金始终记得当年大学里学到的一条新闻要义,那就是要“击中社会绷紧的那根弦”,在审时度势基础上敢于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敢开第一腔。他那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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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周瑞金参加深圳大梅沙论坛,提出宣传舆论工作要改革创新问题

 

周瑞金特别谈到,今年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多达八次谈及“社会革命”,“他大谈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革命,可以分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牢记共产党员不能丧失革命精神。邓小平就曾说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当前新时期则是要不忘初心,以革命的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敢于涉深水滩、啃硬骨头。第二层意思就是共产党员要敢于“自我革命”,坚决清除队伍中的消极腐败因素,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治国理政现代化能力。历史昭示,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思想上的勇于破冰,就难言从利益藩篱里突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希望国家再推进四十年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只有不断地革故鼎新,国家才能前进,社会才能进步,人民才能够真正幸福美满。四十年以后,到了2058年,中国才刚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才得到完美实现,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富裕、文明、美好的福祉。

 

“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在人工智能、基因医学新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周瑞金信心满满地表示愿意再为改革开放鼓与呼40年。“我今年80岁,希望可以看到2058年的中国!”掷地有声的话语,显现出周瑞金这位笔走龙蛇的大家、新闻界翘楚的拳拳爱国之心!

 

【人物简介】周瑞金

 

1939年10月,周瑞金生于浙江平阳县。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初,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组织撰写了以“皇甫平”的笔名刊出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评论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被认为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引领的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舆论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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