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民心民意给了我良知与勇气——回望四十年前话剧《于无声处》创作、演出

过了年便陆续有记者来采访，说：《于无声处》四十年了。

小时候听说“抗战八年”，觉得不可思议的漫长；一眨眼，五个“抗战”过去了。

四十年来所有采访过我的记者无一例外地问我：你当时就不害怕么？我也无一例外地回答：不害怕。这次一个记者盯着问：中央定的反革命事件哎，你怎么可能不害怕？！我认真地回答她：这个真没有。她固执地说：没平反哎。我笑了：没害怕哎。

害怕是一种很沉重的感觉，它会压在你的心上头上，迫使你惴惴不安，坐卧不宁。我没有。有过担心，但那是挥之即去的。于是有人得出另一个结论：你胆子大，勇敢。又错了，总的讲我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

3月初，当年上海热处理厂的几位工友到我家聚会，其中一位后来上过大学的师弟说：“你还记得么，当时你把蓝印纸复写的《于无声处》的稿子带到厂里给我们看，我带到大学里去给同学看，他们开始也没当回事；不久后，纷纷来找我，说：我们家乡演了、我们家乡也演了，天南地北全都演了！那个时候我得意啊！”

我突然明白，那时候为什么一点不害怕了。

周围强烈的民意与火热的民心，给了我底气，给了我良知与勇气。你在做一件周围所有的人都赞成的事，你在做一件没有一个人反对的事，你感觉不到一点点对立、对抗的气息，为什么要害怕？

_{《于无声处》剧本手稿}

一

首先给我勇气的当然是1976年清明节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抗“四人帮”的人们。

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生活在今天信息爆炸时代的年轻人，完全想不到那个年代信息封闭之可怕！一方面是有意封锁，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知道，早在1969年美国人就登上月球了。这么大的事，十亿中国人十年不知道，只知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二是技术手段落后，家中有电话的极为罕见，打长途之艰难与昂贵，堪比今日之出国。北京已经好几天成百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了，上海人还丝毫不知。

四月六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路过上海，是一位河南的朋友托他找我取一样东西，约我到上海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见面。河南朋友说过此事，我就去了。（来取的是一篇当时在地下流传的“反动”文章《献给四届人大》，这也是当时一个重大反革命案，1978年获得平反。）来人年龄比我稍大，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忿忿不平地问：你们上海怎么那么平静？北京几百万人走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一下子愣住了！他详细地告诉了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悲壮、雄伟的一幕。他说：我是个老红卫兵，后来发现被他们利用了，就退出来了；现在有人说你怎么又跳出来了？我说：江青、张春桥狗男女反周总理，我能不跳出来吗？！我听得目瞪口呆，我听得热血沸腾！对于“文革”我早有腹诽，但是不敢讲。现在这些话却被眼前这位陌生的朋友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几百万朋友，大声地喊出来了！我心里简直是狂喜！因为我终于知道了，不是我一个人心里反对“文革”，而是千百万中国人和我想的一模一样，我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了！那样一种喜悦、幸福、踏实，真是我成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享受！陌生的朋友临分手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写作，现在不是写的时候，但是是你观察人最好的时候，将来总有能写的一天。

我的喜悦仅仅维持了一天多，第二天，4月7日晚上7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宣布中央的决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我从100度跌到0度。我也不知道那位始终没告诉我姓名的朋友后来的命运如何？

那个夏天沉闷到了令我窒息。

但我看街上的行人，个个面无表情。明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怎么还是那么恭顺，那么沉默？！

我托一位画家为我画一幅月夜下的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从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是，终于没有画成。

1976年10月，我和哥哥陪母亲登黄山。黄山里面当时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既没有无线电，也看不见报纸，与世隔绝。一周后出山，长途汽车拐了一个弯，突然看见山上大字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的名字上都按“文革”惯例，打上了红叉叉。刚才还喧闹嘈杂的汽车里，一下子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心里却翻江倒海！可我又不敢太高兴，怕再来一次乐极生悲。

我连夜赶回上海，看到的是满街大标语、大字报。第二天我到当时大字报最集中的人民广场，看到庆祝的人群载歌载舞，一片欢腾。看着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错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从那天起我就想写一个话剧：想写一件事：“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想写一个人：1976年夏天从北京来到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的一位天安门英雄；想写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二

也有记者问我：你怎么会想到写一个话剧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约是中国作家涌现最集中的时段。而且基本上都是由业余作者中产生。这也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中国文艺界的大爆发！作家中绝大多数是写小说、诗歌、散文，写戏的很少。因为写戏有两个难点，一是受舞台限制多，更难的是：单单剧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作品，必须要在舞台上立起来，演出了，才算数。有几个业余作者有剧团？

而我那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学习写话剧，已经有三年了。

我的老师叫曲信先，是中国话剧泰斗熊佛西的弟子。他经常对我们讲起佛老每周两次在自己家里的花园里，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对他单独授课的情景。而他就把佛老传授给他的写戏的全部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我只要说一点大家就能够知道曲老师的本事有多大了：他在半年中仅仅每周给我们上两个晚上的专业课，以后就是经常跟我们一起集体谈创作、讨论剧本提纲甚至是聊天，三四年中，他能够在我们这些毫无戏剧基因和背景的普通工人中间，培养出一批剧作家！这恐怕是我国戏剧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例。

我们能够迅速成长还得感谢另一位老师：导演苏乐慈。她是曲信先的同学，她在工人文化宫开办了一个业余表演训练班。于是我们创作训练班写出来的习作，可以拿到表演训练班排练。在台上立起来看自己的剧本可完全不一样，剧本自以为很得意，台上一立起来，惨不忍睹！几次一来，我们就慢慢找到了舞台上的感觉。

但是，我学习时间短，创作经验缺乏；再加上毕竟是在“文革”期间参加的学习班，难免沾染“帮腔帮调”，说是反“四人帮”的题材，一下笔还是主题先行、“高大全”那一套，自己都看不下去。所以我除了积极搜集资料，例如“天安门诗歌”、“文革”中的各种人物、故事等，一直没有动笔。只是在苦苦思索，如何表达，寻求自己创作上的提升。

1978年5月1日，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一个盛大节日。这一天，被封禁了十多年的一大批中外名著，一下子在所有的新华书店里上架！每个书店门口都挤满了抢购的人群。由于书的种类太多，买的人也太多，不但采取限购的办法，每个书店卖的品种还不一样。于是大家都是从一家书店买到另外一家书店，买重了，互相在大街上交换。这种壮观的场面持续了好多天。可惜，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我也买到一批好书，而其中就有两本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的书：《曹禺选集》和《易卜生戏剧四种》。曹禺老师的剧本我很早就读过，但那时没学写戏，感触不深。这次重读《雷雨》联想到“文革”中偷偷看过的惊心动魄的《原野》，还有这次第一次读到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深受震撼：原来戏应当这样写！戏里的人应当这样写！这几个戏中的人物，每个人物都可以一层一层往下剥，而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而采用三一律的经典写法，把这样一群人关在一个房间里，想要不出事是不可能的，戏剧性自然而然就强烈了。而且这种短兵相接的、浓缩的写法，可以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茅塞顿开。

于是我坐下来，铺开一张白纸，画了一张六角形的图案，其中每一个顶端就是我剧中的一个人物。我一再琢磨每一个人物，还能挖掘出什么？按照曲老师教我的，再挖一层、再挖一层……同时我在六个人之间寻找关联线，他和其他五个人有什么戏？她呢？他呢？

当整张图上线条密密麻麻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动笔了。

写得非常顺畅。有了这样的人物和人物关系，有些戏甚至不用细想，到了那里就自然而然写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我这个剧本完全是在脑后木拖板（一种厚木板制作的拖鞋，底厚一寸半以上）的“踢踏”声中完成的。我父亲解放前是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香港区公司经理。上海解放后，他接受上海市委工业书记刘晓、许涤新的指示，把解放前夕被国民党从上海胁迫开到香港的轮船，分期分批开回了大陆。大部分回到了上海，小部分回到了广州，只有极小一部分被国民党军舰拦截到了台湾。于是他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了，1950年，带领我们全家回到上海。当时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待遇……但是“文革”一开始他便被撤销了一切待遇，批斗、隔离、关押、监督劳动，前后整整十二年，到我写完剧本，他还在上海到苏北的客轮上扫厕所。带队抄家的公安民警问我母亲：1950年人家都往外跑，你们怎么回来了？原来有关部门多年来一直怀疑他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我们家的住房也被外人占了。最倒霉的是我睡觉吃饭写字的房间，是外来人盥洗如厕的必经之路，他们又是穿着木拖板住进来的，于是，他们一家四口来来回回的木拖板之声不绝于耳，哪怕深夜我已入睡。

但是这次也许我太兴奋太投入，木拖板并未打断我的创作，三个星期，一气呵成，初稿完成了。那是一个深夜，扔下稿子我瘫坐在椅子上眼泪就流下来了，仿佛全身的激情与力量，一下子全消耗光了。

第二天，我将剧本送到了导演苏乐慈家里。

三

写小说，小说完成了，作品就完成了，最多是到哪里发表的问题；写剧本，剧本完成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有没有人看中投资？有没有导演愿意排？导演、演员对剧本的理解是不是与你相近？演出又有一大摊事……总之，后面还有千山万水。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跟你的戏是否成功性命攸关，但是，你却可能完全无权干预。这时候就看别人是不是愿意伸手推你一把了。

而我，命好。岂止是好，好到逆天。一路上，遇到的每一只手都在把这个戏往上推、往上推，最后，千千万万只手终于把这个戏推到了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高峰。

推这个戏的第一只手是导演苏乐慈。

她后来说：我一口气把剧本看完，内心非常激动！天安门事件表达了中国人在心底深处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愤怒，宗福先写的这个剧本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人们压抑了那么久的一种心底的呼唤在剧本当中迸发出来了。她说：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戏排出来！

当时有个规定，群众业余文艺只能排独幕剧；而这个戏是四幕大剧。苏乐慈把剧本送给文化宫文艺科副科长苏兴熇批准。那天我正在办公室，老苏叼着香烟走过来，把剧本往苏乐慈桌子上一扔：你们排吧。

演员找来了。张孝中读完剧本说：这个戏不演我们演什么？但是过了一些年，他坦承：曾经有一个晚上，他睡不着觉，久久地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和儿子。

都是业余演员，都是厂里的工人，每天白天要上班，下班后才能赶到西藏中路的工人文化宫来排戏。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张孝中（剧中欧阳平的饰演者）所在的上钢一厂在吴淞，距离市宫22.4公里，冯广泉（剧中何为的饰演者）在吴泾化工厂，距离市宫19.1公里，施建华（剧中梅林的饰演者）的重型机器厂，在老闵行，距离市宫33.4公里……在四十年前的交通条件下，在炎热的夏季，他们来来回回奔波了整整两个月。

而且，他们无论排练还是后来的演出，都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只有超过晚上十点，有两毛七分中班费。导演和我都一样。由于导演和演员的要求，在他们排练期间，我始终参加，这样就使得我们一起融合在了戏中。

我还把剧本给了曲老师以及中学同学、厂里的师傅、文化宫创作班的师兄弟们……所有我熟悉的朋友们看。大家都觉得不错。厂里大约有二十位师傅看过我的剧本，我特地问他们：这样的戏老百姓会要看么？他们说：会！后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这其中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个题材能不能写、有没有风险；相反，还有好几个人说：（四五）天安门事件么老早好平反了。

9月22日，话剧《于无声处》第一次登上舞台。那是一次彩排。

那时的业余演出条件真是简陋，舞台非常小，也没有纵深，台上还有两个大圆柱子，演评弹挺合适，演戏真是难为导演和演员们了。服装道具大部分是大家从自己家里拿来的，女主角穿的衣服就是苏乐慈的。还有人拿来黄豆和竹匾，把黄豆放进竹匾一摇，就是雨声了。

由于是彩排，不发票，凭通知进场——其实没通知也能进场。来看戏的除了本宫和各区县工人文化宫工作人员，大多数还是他们的家属，包括我们自己演职人员的家属。所以老人也有孩子也有，剧场里弄得跟菜场差不多。我心里烦躁不安：这毕竟是我处女作的处女演啊。但是开场没多少时间，剧场里就渐渐安静下来了。这种安静，一直保持到全剧结束。

_{《于无声处》剧照}

戏结束了，大幕拉上了，但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他们是不是以为还没结束？片刻，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顿时热泪盈眶：观众认可这个戏了!台上的苏乐慈急了，催促着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快点！谢幕！谢幕！苏乐慈亲自拉开了大幕，演员们激动地跑出来面对同样激动的观众，鞠躬。以前，群众业余演出从来没有谢幕的习惯，从这一天起，我们有了。也从那一刻起，我们剧组全体都把这次彩排当成了《于无声处》的首演：1978年9月22日。

我站在剧场门口，看着慢慢散去的观众从我身边走过，我听见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说：迪只戏倒蛮好看格，下趟再来看！

当晚，就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我们剧组全体成员拍了一张集体照，一共十八个人。今天再看这张照片，觉得当时的我们怎么会那么年轻？

_{剧组首演后的集体照}

没有宣传、没有广告，这个戏却慢慢热起来了。过了两天，文化宫卖票的小窗口居然有人排队了，这以前从来没见过。

文艺界第一个来看的是我同学的父亲、上海人艺的老导演何适。他早先听说我写了个剧本，曾经让我同学拿去看过，后来又送回来了。这次他拉着人艺老演员姚明荣一起来看，看完一言不发就走了。但是过了一个多钟头，他们又回到了剧场后台。他对我说：当初看了剧本，我想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这样的戏你们都敢排？今天看了戏，实在太棒了！我跟老姚一激动找了个小酒馆喝酒去了！宗福先啊，我们真是老了。

再过两天黄佐临老师来看戏了。第二天他到人艺说：人艺所有的人都要去看看这个戏。

随后，上海文艺界许多老前辈络绎不绝地都来看戏了，先后有袁雪芬、朱端钧、吴强、茹志鹃、吴仞之、邵滨孙、筱文艳……

而文化宫小窗口前已经不容易买到票了。

十月一日下午，总工会领导李家齐、张伟强等带领裔式娟、杨富珍等全市劳模观看了此剧，大家都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

总工会是文化宫的直接领导，得到领导部门的支持，我们的心就更定了。起码，演出条件可以得到改善了。

四

写到这里，我们剧组的一位重要人物要出场了，她就是文汇报记者，“与我们一伙的”好朋友，周玉明。令人痛心的是，就在不久以前，她因病去世了。我在国外听说她病危的消息心急如焚，幸亏苏乐慈等立即赶到医院探望；我28日回到国内，29日即去看她，30日，她就走了。我至今仍不能接受，一个像她这样全身充满活力的人，会走得那么早，那么快。

我们的演出没有做广告，但是为了庆祝国庆，9月30日上海的报刊照例要做一个所有演出的通栏大广告，这里面就有一小块“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演出《于无声处》”的小广告。周玉明看到了，她想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就打电话到文化宫来打听。她也不知道是谁接的电话，那人告诉她：老好看的，大家都要看，她就来了。

看完戏她红肿着眼睛到后台找到苏乐慈，问她：谁是作者？苏乐慈朝站在门口的我一指，于是就出现了我永世不会忘记的一幕：她迈着充满弹性的步伐，就跟踩在弹簧上一样，一跳，一跳，跳到了我的面前。后来我才知道，她一生都是这样走路的，步伐中充满了激情、勇敢、快乐和自信。然后，她跟苏联电影里的夏伯阳一样有力地挥了一下手，说：我要告诉天下所有的人，你们演了一出说真话的好戏！

以后有好几天她都和我们整个剧组泡在一起，很快，我们都成了“哥们”。她用最快的速度写完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文汇报领导马达、史中兴的支持下，于10月12日在文汇报登出了。

_{周玉明的文章《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于无声处》，我们自然非常开心，但是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这篇报道后来会被胡乔木看到，会引起后面那么大的波澜！

紧接着周玉明又组织了一篇王家熙的《寒凝大地发春华》，在10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这也是媒体上第一篇《于无声处》的评论文章。文章和前面的通讯一样，都旗帜鲜明地点出了这个戏是歌颂（四五）天安门事件的。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马达同志还在认真考虑在报纸上发表《于无声处》剧本全文的可能性。

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有两位专业的老师看了戏对我们提出很多意见和建议，意见本身挺好的，我们也很感谢。但是他们向苏乐慈和我提出把戏停下来，改剧本、下生活、重新排戏，再增加两名副导演，专管语言和动作。这个我们就不理解了。一个是演出任务那么紧，都是市级机关、单位、部队通过总工会安排的包场，要停也不是我们两人说了算的事情呀？他们为什么不去找总工会说呢？增加两个副导演，这从来不是我们群众业余演出的风格啊？

25日晚上市委宣传部洪泽、江岚、吴健三位副部长看戏后，洪泽同志说：“我们三个人意见一致，这个戏不要改了，就这么演。三天以后到友谊电影院演出，有中央领导看戏。”但是26日这两位老师又向苏乐慈和我提出要我们停戏改剧本重排，我们要求他们向有关领导部门去提出，他们却坚持针对我们个人，并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据说某单位事后还出了一份简报，说我们剧组骄傲了，翘尾巴了。我当时只是一个青年工人、业余作者，真的感到压力很大。

27日，史中兴、周玉明找到了我，说文汇报28日准备发表剧本。我吓一跳，我说这个剧本XXX、XXX老师昨天还要我修改呢。史中兴说：你不能谁的意见都去听。我还是担心。最后他说：发表剧本是总工会同意的，然后他直接拨通了总工会宣教部部长傅惠霖的电话，叫傅部长直接和我说。傅部长对我说，文汇报发剧本是总工会领导研究同意的，其他人有什么意见你叫他们来找我们。

于是，10月28日起，文汇报连续三天连载了剧本。从此以后，那两位老师再也没有找过我们。后来好几位北京来的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看到了，有人说你们骄傲了，翘尾巴了，我们不相信。相信你们是经得起这个考验的。意见要听，但不要马上改。

_{文汇报发表的《于无声处》剧本}

 当然，文汇报发表剧本的意义并不在此。后来我想，我们的戏在一个四百人的小剧场里演出，演一百场也不过四万人看，影响范围有限；文汇报一发表可就是撒向全国了！它当时订户有97万份！再加零售呢？说我有勇气，我觉得马达的勇气比我大。

以后我们去北京演出，周玉明随行。她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在北京的首演，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朗诵怀念周总理的诗歌，一起参加和天安门英雄的聚会，一起到北京的各个工厂企业去巡演……她真的成了我们剧组的一员。

_{周玉明（右1）与宗福先（右3）、苏乐慈（右4）、张孝中（右2）在北京}

_{剧组在北京火车站受到首都文艺界热烈欢迎}

 但是她也有一次“出卖”了我。由于对事情的背景不了解，所以《于无声处》后来跟坐过山车一样陡然升温让我害怕了。我对周玉明说：我害怕《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样板戏绝无好下场；我害怕我自己成为暴发户，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发户绝无好下场。过不久一位领导见到我说：你很清醒啊，你不想当暴发户。我吓一跳，除了周玉明，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啊？后来她承认，是她写了份内参。

2008年，《于无声处》三十周年，在我们大家一起编写的纪念文集中，她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她说：“三十年了，我们一个个从天真的小青年变成了头发花白的理想主义的守望者。我们坚守理想，坚守责任与良知。”

2018年，《于无声处》四十年了，她不在了，而我们，依然会坚守理想，坚守责任与良知。

五

从市宫那个简陋的小剧场，一下子走进友谊电影院，真正叫一步登天了！但是布景成了问题，这个舞台要大四倍也不止。上海戏剧学院党委连夜开会，决定支持我们一堂布景！舞台设计他们请出了著名舞美专家周本义老师，据说周老师开始不理解：业余的戏为什么要叫我设计？看完剧本后，他连夜画出了设计图。

当我们走进剧场，看到那堂布景，简直是……没话说了！导演和演员赶紧重新调度重新走台，原来说话鼻子顶着鼻子，现在隔开一丈远。

几乎上海所有的媒体都来了，电视台、电台、其他各家报纸，剧场里热闹非凡。

晚上看戏是胡乔木同志，由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和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陪同。看完戏他们上台接见了剧组，表示感谢与祝贺。后来胡乔木同志说：我可以见见作者么？张伟强同志把我从边上拉到当中，胡乔木同志握着我的手开口就问：你生什么病？我一愣。后来猜想他是看了周玉明的通讯说我抱病写剧本。我说：哮喘病。他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一个好剧本，希望你看好病，写出更多的好戏。我说：这个剧本还有很多毛病。他说：不，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也就是当天，文汇报开始连载剧本。前面还有一个编者按，是史中兴写的，我注意到，它里面强硬地指出，这个剧本“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前发生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历史事件，用文艺形式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说出了亿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表达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情感。”

还是当天，解放日报头版大标题是《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文汇报头版大标题是《<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看到自己的戏口碑不错、门庭若市，受到观众喜爱和老师们的褒奖，让我心里有一种简单而饱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一天，却让我心里有一丝疑惑：怎么调门越来越高了？不就是一个戏么？

11月初，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到上海来看戏，看完了上台就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我们顿时一片欢腾，我们想去天安门广场，我们想去慰问天安门英雄！

那些天我们接连为市体委、科委、民盟、市工交组、铁路局、剧协、各出版社、文联、市委组织部、上海戏剧学院、解放日报通讯员一一专场演出。有时候一天演两场。

也是那些天，外地来了许多老师看戏：李准、田华、徐晓钟、夏淳……常香玉老师给我写来了信，希望我同意她把《于无声处》改编成豫剧，我连忙回信同意。

那些天里北京所有中央的大报都报道了《于无声处》演出的消息，而且都说了是歌颂天安门事件的戏。

11月7日，应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通过央视，向全国实况转播《于无声处》的演出。这对于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都是第一次，所以央视在报纸的广告上写明“试转上海电视台节目”。不知为什么，在转播节目以前还要求先播出我和苏乐慈的单独画面，先向观众介绍编剧、导演。这在以前和以后的转播中好像都没有过。强烈的灯光打向我，我像傻子一样坐在那里。那年头也没有回放，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形象？只知道内心一片空白。

下来我就对周玉明说了关于样板戏和暴发户的话。

此刻，有一件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重大事情正在发生，即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

11月13日我们剧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4日中午到达北京，进入站台后我们大吃一惊：月台上居然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吴雪、金山、赵寻、阿甲、夏淳、于是之等许多我们仰慕已久的老前辈！北京文艺界几百人夹道欢迎着我们这群普通的工人、年轻的业余戏剧爱好者，热情地与我们握手、交谈，让我们既感动又不安！吴雪同志在讲话中说，这个戏”给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_{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金山与苏乐慈、宗福先握手}

 刚到招待所休息下来，我便得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景仰已久的曹禺老师，邀请我今晚去他家见面！

出发前，我曾经偶然对上海作协彭新琪同志说起：这次去北京，能见到曹禺老师就好了。不料过了两天，彭新琪拿了一封巴老写给曹禺老师的亲笔信给我。我当时真是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巴老为我这个普通的业余作者写推荐信？原来彭新琪当时在巴老身边协助做一些整理资料的工作，她随口说到《于无声处》进京，宗福先很想见曹禺同志。结果也出乎她的意料，巴老立即主动地为我写了这封推荐信交给了她！

巴老信的全文如下

家宝：

介绍宗福先同志来看你。他是《于无声处》的作者，这个戏你一定要看看。如果你还有时间，希望你同他谈谈。他喜欢你的作品，看来他对你的作品还下过功夫。你同他谈谈，对他会有帮助。

祝

好！

                                            巴金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

那天晚上，曹禺老师与我长谈了两个小时。他详细地询问了我创作这个剧本的经过，我介绍了构思过程和剧中人物原型，并反复说：从老师的剧本中学习到了许多创作技巧。曹禺老师则说：最重要的是你有生活，有勇气，敢说真话。我们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为什么有些话让你一个工人先说出来了？可见禁区难以打破，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说到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曹禺老师说：我小时候读《国语》，周厉王很残暴，老百姓谁说他的坏话就杀谁，这样人们都不敢讲话了，厉王很高兴。大臣邵穆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周厉王不懂这个道理，没多久，老百姓就造反了。“四人帮”横行时不准人民群众说话，最后人民起来打倒了他们。最后，曹禺老师突然问我：你说，何是非现在在干什么？我脱口而出：大概在痛哭流涕地出卖唐有才。他说：好！回答得好！这种人大有人在，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_{宗福先与曹禺会面}

六

16日上午剧组正在剧场走台，准备夜里首演，一位记者带着一位瘦瘦高高的青年进来给我们介绍：他就是天安门英雄韩志雄，大家围上去热情欢迎他，他却举着手里的一份人民日报大声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果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我们顿时欢呼跳跃！我们的一切心血、一切努力、一切辛劳，不都是为了这一天吗？！ 

_{韩志雄与剧组会面，苏乐慈手中拿着的就是当天人民日报}

那一天人民日报头版的下面，还刊登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给了《于无声处》很高的评价。

_{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_{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

当晚首演式上，吴雪同志宣布：在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迎来了上海工人文化宫《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的首场演出，这有多么不平常的意义！下面观众一片欢腾！整个剧场似乎沉浸在狂欢节的气氛里！

那天出席首演仪式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倪志福，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北京市委、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还有文艺界前辈与领导周扬、曹禺、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冯牧、刘白羽、赵寻、张光年、李伯钊、周恒、金山、张庚、肖甲、阿甲、凤子、欧阳山尊等，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反“四人帮”的英雄代表也观看了首演。

那天，是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盛大的节日！

可是，也是在那一天，我心里的不安到达了顶点。那天看戏我坐在苏振华和倪志福当中，眼看那么多的领导前辈老师，都在我的前后左右，我心里想：宗福先，你怎么敢坐在这个座位上？！我尽量地缩小着我的身躯。

第二天，11月17日，我们终于来到了久已向往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朗读了天安门诗歌，朗读了悼念周总理的诗歌，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天安门英雄的敬意。

_{剧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天安门诗歌}

11月19日，我们来到了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的所在地。事先就下达了指示：这是一场重要的演出，但是不上台、不见报、不照相。要严格遵守工作人员的安排，只能在规定的区域里活动……开演前，彭冲同志陪同方毅同志来到后台看望了大家。

由于我们被限定在边上一个区域活动，所以也看不清来了哪些中央领导。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拍的一部纪录片说：那天夜里有210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同志观看了我们的演出。

第二天邓颖超同志还打电话来，说：演员们嗓子都哑了，北京干燥，要给他们吃水果。从那天起，剧组每人每天发一斤水果。

那一天我倒是“若有所思”了。我们为什么会演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似乎看到了什么，但是模模糊糊，还是看不清。

11月21日，中国剧协举办了《于无声处》座谈会，曹禺老师主持，我感到震惊的是文学界、戏剧界居然来了九十四位前辈、老师们！发言的有贺敬之、刘复之、周恒、李伯钊、陈荒煤、张庚、丁一山等。这个会从上午九点开到下午一点半。

会后，杨尚昆同志的夫人李伯钊老师拉住我，说：我也是攒下钱来交党费啊。还说：尚昆同志正在等待中央给他结论，希望你能去家里坐坐。她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翠微路中组部招待所，她家的地址。可是我终于没有去。还有夏公，他宴请日本演剧人代表团，让我作陪，席间也给我一张小纸条，写着他在南竹竿胡同的家里地址，说：你有空来坐坐。我也没去。我真的不敢。我就是一普通工人，而他们是那样的大人物，我怎么敢随便去打扰他们呢。

11月21日起，对外公演。说好20日中午买票，19日上午就有人排队，到19日夜晚已有上千人排队，北京11月的天多冷啊！后来还是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决定增加演出场次，才解决了问题。但是票都卖完以后，仍然有几百人站在剧场外不肯离去。

_{《于无声处》在首都公演}

北京人特别热情，一旦在街上认出我们来，就会久久不让我们离去。有时候还会跟着我们走很远的路。一次在北海公园我就被一群北京人认出来了，一拥而上，说什么也不让我走。后来我说：有人写匿名信，说你胆敢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绝无好下场，万一真有“文”革翻案那一天，我会想起你们来的。我不后悔！

还有一次团中央为“四五英雄”开庆功大会，献花的少先队员给我也戴上了一朵大红花，我赶紧往下摘，说：我没参加过反“四人帮”……这时几个真正的“四五英雄”一拥而上紧紧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没参加？你知道几个月前我们这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你知道你们的戏起了多大的作用吗？你就是跟我们一起战斗了你知道吗……

此外，我们还为中央党校、各国驻华使节、北京市委市政府、财贸部、北京市文化局、各国在华专家、化工厂、电子厂、门头沟煤矿、首钢、海军等举办了专场演出。

12月17日，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表彰《于无声处》剧组。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倪志福出席，文化部长黄镇、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授奖。我获得的奖状上写着：表达人民的愿望，显示人民的力量。

周巍峙副部长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这样的特别嘉奖文化部有过两次，第一次是昆曲《十五贯》，周总理说：一个剧救活了一个剧种；第二次就是《于无声处》。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开幕了，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_{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给《于无声处》剧组授奖}

七

 很久以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位张金龙同志联系我，说他采访了当年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朱佳木（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说是胡乔木同志策划了《于无声处》晋京。我摘录他的文章如下：

《于无声处》在上海热演的时候，胡乔木正为修改他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稿到上海调研。离京之前，他已经从朱佳木那里听说，并看到了《文汇报》周玉明的这篇通讯，了解了这个话剧创作、演出的经过和受到观众热烈赞扬的情况，认为这部话剧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喊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值得重视。10月23日中午胡乔木到达上海。在从机场前往宾馆的路上，前来迎接的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问要安排些什么文娱活动，胡乔木提出能不能看看话剧《于无声处》。

看戏安排在临回北京的前一天。为接待胡乔木，上海市委宣传部几位负责同志先到文化宫看了一次，觉得这个剧场太小了，就把演出地点安排到了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10月28日晚上，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陪同胡乔木观看演出。就在这一天，《文汇报》开始登载《于无声处》剧本。胡乔木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走上台与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会见并合影留念。临近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际，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愈加高涨。胡乔木感到，此时调《于无声处》剧组到北京公演，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对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所以，他于10月底回到北京后，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非常赞成调《于无声处》剧组来京演出。按照他们两人的意见，11月4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向剧组发出邀请，并成立了以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为组长的接待组。

在胡乔木指导和周巍峙等组织下，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事实上，《于无声处》的演出，已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了《于无声处》。陈云在发言中列举了6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比较重大的问题，其中第五个就是天安门事件。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11月14日，剧组抵达北京。就在这一天，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在次日的《北京日报》上公布。

11月16日晚，《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到京后的首场演出。上千名群众从工厂、郊区，从机关、学校涌向剧场。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毛联钰、李立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书记王一平，以及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周扬、曹禺等都去观看演出。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还特意发表了胡乔木精心指导下写成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　——评话剧〈于无声处〉》。文章指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正在这个时候，上海《于无声处》剧组来到北京，为首都人民演出，这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文章对话剧《于无声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于无声处》是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在通过塑造人物来反映生活和揭示主题方面开拓出了新生面。

《于无声处》在胡乔木等的倡导下，通过进京演出，电视转播，震撼了整个文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全国各地争相演出，据当时的文化部统计，演出此剧的专业、业余剧组达2000多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国，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于无声处》剧组的进京演出，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思想解放运动，对共和国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作为这一盛事促成者的胡乔木，其重要贡献无疑应该得到赞扬。

看完这篇文章，我坚定了自己的一个信念：有两个《于无声处》，前一个是受到观众们喜爱、老师们赞扬，也还挺好看的一个话剧，它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而后一个，走向北京，走上政治舞台，走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去的《于无声处》，它属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属于光荣的1978年的时代与人民！

八

看完所有的过程，我想大家都会用“一帆风顺”来形容《于无声处》的命运。一个在人们看来危险系数极高的戏，结果却如此顺风顺水，为什么？为什么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力量往上推这个戏？（即使是两位挑剔的老师，也是想把戏搞得更精致一点。）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戏符合民心，符合民意，一路上走来遇到的所有的人，全属于这个“民”，全是一个心、一个意！所以，我为什么要害怕？

恰恰相反，我由此得出的“创作经验”就是，写作，尤其是我写的这类题材，一定要遵从民心、民意，这才会给我们良知，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前行的路。这个，是违背不得的。

九  回声

 十年前，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制作人李胜英找到我，说他们想重排《于无声处》。开始我有点犹豫，三十年前的一个戏，政治意味也比较浓，时过境迁，现在的观众主体又是八零后，他们对这个戏会不会排斥、反感、嘲讽？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应当让孩子们知道前辈曾经有过的一段艰难历程，不要让他们错误地以为日子从来就是这么太太平平舒舒服服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再说，这也正是一个检验这个戏的艺术生命力的机会。

剧组开排，导演还是苏乐慈，剧本也还是原来的剧本。原来我想改一改，当年有一些毛病，因为没时间，拖下来了，现在总应当弥补。可王安忆说：这个戏是历史，你应当保持它的原貌，改了就不是历史了。于是我就没动。但苏乐慈动了。当年我们是为了给四五运动平反，所以这个戏是一把匕首，它锋利、坚硬、闪亮，刀劈事件；然而今天，它是一把解剖刀，越过事件本身的外壳深入内里，解剖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它告诉当代观众的是：为了正义，人们付出了多少惨重的代价，人们经历了怎样的灵魂的苦斗、煎熬、博弈并最终升华的。

戏一开排我就知道有希望！青年演员孙宁芳在坐排读剧本时举手问：导演，张春桥是谁？可是她进戏以后，每次排练都掉眼泪，弄得大家说她：你害得我们也每次排练都哭，天天哭受得了吗？可是她忍不住，还是每次真哭。

2008年6月《于无声处》三十年后再次公演。首演的那一天，剧场里架了十几台摄像机，还有摄影机。剧场效果丝毫不亚于三十年前！结束后人们也像三十年前一样长时间地鼓掌。

一位老朋友说：以为三十年了，不会再有什么感觉，没想到哭着走出剧场。

_{2008年演出剧照}

年轻人则当晚便有一些网上评论。

“泪水一直挂在我的脸上，为一种执着一种不屈一种始终昂扬的斗志一种永远坚定的信念，一种久违了的震撼，一种陌生了的精神！抽泣声不绝于耳，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样地流下了感动热泪，出来发现，居然年轻人居多，原来我以为看这个戏的可能多为三十年前看过这个戏的人来寻寻旧，看来我错了。

散场以后，我还忍不住泪水，这部戏第一次上演的时候，我才半岁。那时候的风云变幻与我没有任何关系，等待我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思想的洪流，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一个时代远去了，但那曾经震撼人心的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会震撼！”

后来我们又去大学巡演，要到七所大学演出十五场。第一所大学是上海电机学院，第一场演出是晚上六点，到了五点五十分，饰演梅林的演员徐幸叫我，拉开侧幕条一看，台下八九百人的场子里只坐了三四十人！后来明白，同学们知道的演出时间是六点半，所以到六点一刻一下子涌进来许多同学，到开演时，剧场空位已经所剩无几。戏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场子里气氛比一般演出要热得多，学生们的反应特别强烈。我观察着他们，几乎人人全神贯注，目不转睛。还有好多人不停在擦眼泪，女孩居多，也有男孩。演到后面两场，剧场里爆发出许多次掌声，比1978年还多！剧终，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后来大学的演出效果都一样火爆。最多一次，全场鼓掌十四次。这是录像的同志帮我们数出来的。

网上也多出来许多评论：

我看到的《于无声处》，根本不是从历史尘埃里走出来的样子，也根本不是就是用来表现特定年代情感迸发的样子，我哪里是看到，而是深切地感受到，感受到的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和最真挚的情感，一种一直支撑我们穿越一切黑暗的力量和勇气。一种哪怕在最深重的灾难里面依然温暖着我们最后的信念和希望的真情。

情感的悬念与故事的悬念交织在一起，始终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情绪，不仅在剧情上，在情绪上都充满张力，尤其在梅林托付儿子代缴党费的时候，全场低泣一片，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战胜黑暗的信念和勇气，他们之间的人世间最坦诚真挚的真情，在如此险恶、黑暗的环境的映衬下，显得那么的动人和伟大，坐在观众席里获得的，是满满的、可以笑对一切的正义力量！

想到那么可怕的“文革”我只需要当故事看过，就幸运释然很多了。

散场的时候听到有个阿姨说，哦，外面不要也闪电哦！走出去的时候，只是下雨。

最打动我的是那个年代人心中的信仰。那个年代是一个充满信仰的年代，梅林攒了九年的党费最后还是要交给党组织，她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组织的信仰、对自己人生的支柱的坚守是非常感动我的。可能现在这个年代并不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年代。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信仰，可能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信仰，我觉得只要好好生活在这个太平年代就足够了，但是当时的那种信仰强烈地打动了我。

这部剧让我们80后失去了绝望的理由。第一次接触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剧，让我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力，虽然故事已经久远，但那份情感仍激荡人心。

我觉得我们对以前清朝的事情很了解，对十二个皇帝研究得很详细，明朝的事也看了，但是我们近代的历史、我们祖国现在为什么能给我们这么丰富多彩的东西我们不了解，对我们父辈的生活我们不了解。

还好是戏剧吧？还好不是真实吧？还好坐在座位上感怀的是我们，只用流下那因为被触碰到人心最软、最嫩、最深处时叫做情感的泪——谁都会，谁都会流眼泪，但我们不用也不曾亲自尝过真正凄风厉雨时的凄凉，“无处话凄凉”，你庆幸吗？

不管你信不信，最内核的东西总是可以跨越一切形式和时代的障碍，触动人心。而越真，越纯，越朴素，反而带来越大的力量，带来了非常的冲击的力量。

我们真的被击中了。我们会想，换做了我（是剧中人），我会怎样？

昨晚，与好友共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观赏话剧《于无声处》。这一夜，我回到出生的那一年，公元1976年。……一部三十年前感动了万千观众的话剧，在三十年后仍让当代人振聋发聩。虽然当代的我们不再充满剧中人物般的革命激情，也不再生活在政治愤怒的时代，但是我们同样受到震撼的，是剧中对于信仰、对于真诚、对于人性的价值意义的褒扬。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我们的内心始终会面临一场冲突：对于权力、对于物质无止境的追求和对于道德、对于良知的回归。正义、自由和爱情是跨越时空的永恒的主题。

_{2008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于无声处》首演}

……

后来，我们又到北京、重庆、武汉、杭州巡演。

在北京演出时，原来负责接待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同志以92岁高龄出席了首演式并对观众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戏剧家协会再次召开了《于无声处》座谈会。会上出现一件没想到的事，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杜高老师，突然站起来向我道歉。原来1986年前后中国出版过一套《中国新文艺大系》，其中有一本戏剧集（1976—1982），杜高同另一位老同志担任主编。里面选了十二部话剧，没有《于无声处》。杜高老师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边远地区，1979年初才回到北京，所以当年没有看过这个戏。昨晚看了以后非常激动，也非常后悔，如果是现在编这本书，他一定把《于无声处》放在第一位。另外，他们当时把作者搞错了，多写了一个人。我当时表示，请杜高老师不要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

我确实没有责怪杜高老师。我知道这是有大背景的。1978年，《于无声处》演得太过火，2700个剧团上演，曾经有一个说法有六千万观众。物极必反，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后来就有了《于无声处》不过是个政治戏的说法。这本《大系》的导言中就批评过：有些反“四人帮”的戏，尽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但是缺乏艺术的感染力。

而2008年这次演出，与三十年前一样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证明了《于无声处》还是有艺术感染力的，还是能够吸引观众的，还是有比较长的艺术生命力的。

_{1978年的剧组与2008年的剧组合影}

当然，最大的价值却是我们通过这个戏，与年轻的一代拉起手来了。

2011年，浙江大学黑白学生剧社找到我，要求我同意他们排演《于无声处》。我问：谁帮你们选择这个戏的？他们回答：我们自己！有同学找来了这个剧本，一朗读，我们都同意演这个戏。几个月后，我和苏乐慈来到浙大，走到剧场门口，离开演还有三刻钟，门口居然已经排起了长队，足有一二百人。同学们说：来晚了抢不到好位子。

那天剧场的效果好极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文化宫的那个小剧场。

这大概是当年的回声？

_{2008年在大学演出时观众席里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