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芳华岁月与电视中学

为适应广大青壮年职工与农民补习初中文化的需要，上海市教育局和上海市广播事业管理局于1979年9月联合举办上海市电视业余中学（以下简称电视中学）。市教育局负责制订教学计划，聘请主讲教师，市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教学录像与播放。

参加第一届电视中学学习的学员有17.7万多人（含江苏、浙江两省部分学员），共编教学班4500多个。建校时电视教学播放时间为每周一、三、五下午5-6时新课，每周二、四、六上午7-8时重播。

1982年1月，第一届学员结业，其中1.2万人取得毕业证书，11万人次取得单科结业证书。

由于已完成初中文化补课，学习的重点转向高中、中专，1984年4月，电视中学着手筹建电视中专。

——摘自《上海市教委成人教育志》

上海电视中学，一所特殊的成人业余学校，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当时开办电视中学实在属于创举，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回城，没文化，没文凭，升职调动受影响，而“文革”中入学的中学生连基本的数理化都没学过，他们学的是“公鸡”“农鸡”（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电视中学的创办就是为这一大批青年人补习初中文凭的。当时上海所有的工业局与区县业余学校都开设电视中学教学班，如市手工业局所属的工厂就有520个教学班，学员达2.1万人。

电视中学在上海成人教育史上的时间不长，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完成了为青年补习初中文化课的任务后，1985年电视中学改为电视中专，后并入电视大学，即现在的上海开放大学。

就像一股涓细的清泉，电视中学乘着改革开放之势从山涧流淌而来，先是汇入了宽阔的河道，最终汇入了奔腾的大海。今天当人们赞叹大海的壮美时，没人会追溯当年的小溪。但我们几个参与创建电视中学的人会，因为我们曾是那一簇水花，清澈、纯净……

令人尊敬的三位老教育

电视中学办公室设在离市教育局不远的江宁路245号，一幢独立的西式小楼的二楼，一、三楼层都是教育局其他部门的用房。江宁路245号的大铁门上没有挂牌，但当年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都是基层电中教学班的人来取教材，来商量工作的。二楼有一个漂亮的大阳台，面对着静谧的江宁路。办公室里摆放着几组面对面的写字台，靠墙边是几个铁皮文件柜，办公室很宽大，但没有沙发，没有电风扇，没有饮水机。

1979年电视中学筹备时，是三位老教育带领我们六个年轻人一起干的,他们的年龄属于我们的父母辈，所以后来有“一老一少办电中”的说法。

三位老教育是：长期在郊区中学任领导的金治华、从事普通中学教学的阚玉林和在棉纺厂从事职工教育的赵庭乙。他们仨都是从基层借调上来的，没有机关编制，反倒是我们几个小字辈从大学校门直接跨进市教育局大门，属于机关编制。但那时的人不计较这个，小的尊敬老的，老的关心小的，老少齐心办大事。我们甚至不知道电视中学属于什么级别，办多久？怎么办？都不知道，只能是摸着石子过河。

金治华，是电视中学的负责人，他是从浦东东沟中学借调来的。老金瘦瘦的个儿，黑黑的脸庞，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微笑。据老金家谱记载，他们属于北方匈奴一支族，“金”姓还是汉武帝所赐的。但站在我们眼前的老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外族人的特征，倒像一个朴素的乡村男教师。没领导来宣布老金究竟是电视中学的“校长”还是“书记”，我们只知道他是负责人，常常没大没小地管他叫 “金头”。 

后来才知道老金1955年就被任命为浦东杨思区文教科副科长了，还是陈毅市长颁发的任命书。那时浦东分三个大区——杨思、高桥和洋泾，可见老金的权力。1957年老金一手筹建浦东的凌桥中学，他是凌桥中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文革”中老金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停批斗。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几个造反派和红卫兵把他塞入麻袋中，然后当作打夯的夯具，拎到高处再使劲往地面砸。老金在麻袋中什么也看不见，落地时凭感觉不自觉地用手撑了一下，当场右手骨裂，肾也被砸坏了，小便出血。与他同时受罪的另一位教师当场被夯死了，老金命大，总算被送进了医院。

_{我们的金头——金治华}

十年浩劫结束后，老金被派调到浦东的江新中学和东沟中学任校长，他任劳任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教育”。

阚玉林，一个高高大大的女性，不思打扮，梳着齐耳短发，有一对大大的耳朵。“我姓阚，门字里面一个勇敢的敢。”第一次见面时她这样向我们介绍。“扑克牌里的老K！” 我调皮地反应，“是的，可以这么叫我。”她笑吟吟地说。于是我们一直叫她“老K”，多响亮啊！

老阚是江苏泰兴人，解放前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一直在南市区任中学教师。她信奉“爱的教育”，对贫困的工人子弟无微不至。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为被揭发有同情胡风的言论而被免去校教导主任职务，并开除团籍。“文革”中老阚因为曾经的“右倾言论”，以及地主家庭出身，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校办工厂被监督劳动。当时在中学任校长的丈夫被关押了，母亲被送回苏北老家，两个女儿送到孩子奶妈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因此拆散。

就是这样两个在十年浩劫中吃尽苦头的人，一遇上改革开放，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忘掉了身上的伤痛，领着一群雏燕奋力向前飞翔，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不忘初心！

还有一位长期从事基层职工教育的，叫赵庭乙，是从一家棉纺织厂教育科调来的，长得眉清目秀，听说她有个绰号“黑牡丹”。老赵一口不改的山东口音，也一身正气，有一次亲眼看到她对我们的处长提意见：“你身上官气太重，别人都不敢接近你，你知不知道?”如此尖锐的口吻，也只有她会说。

_{热爱教育的阚玉林}

老赵同老金老阚的经历不同，出身贫农，没上过学，很小的年纪被送到上海国棉22厂当童工。她是在夜校扫的盲，后来被推荐为扫盲班老师，从此走上业余教育队伍。老赵写得一手好字，全靠勤学苦练。因为长期在厂校执教，老赵对基层的教育情况很熟悉，她很尊重老金和老阚，常常会有很好的点子。

这三老性格迥异，老金沉稳，老阚急躁，老赵热烈。在共同的目标下他们也常常会有办学观点与方法的冲撞。每当看到老阚老赵高分贝地与老金争执时，我们几个小的便会挤眉弄眼，努努嘴：“老的又在争了。”经常是听不到老金的反驳声，他总是先倾听后做结论。不一会儿那边就风平浪静了，老的走过来，向我们小的布置工作。

老金虽是个头，却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也不会命令我们做什么。但只要看到他上下楼梯搬运教材，或是忙里忙外分发讲义，我们这些小的都会自觉放下手中的活，默默地帮着一起干。搬运东西时我们发现老金的右手总有点不对劲，后来从他爱人口中才知道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我有时会想：老金在被装入麻袋时会想什么？他一定会反思曾经的17年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吧！

一老一少两代人在一起工作，当中连缓冲代都没有，这也给了两代人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机会。那时外出，常常是老小一组搭配着走，现在想来也是一种“传、帮、带”吧。

_{三位可敬的老教育，左起金治华、赵庭乙、阚玉林}

青春勃发的小字辈

除了三个老教育外，电视中学就是我们几个三十岁上下的小字辈了，大多都插过队当过农民，都在当时“五校合并”的上海师范大学进修过（或工农兵学员，或培训生），都是从市教育局的教材编写组调过来的。

我们几个年轻人，分别负责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四门学科的教务工作，从农场调来的小翟则兼会计与后勤于一身。

我们常常跟着老教育们，去商业局、轻工业局、手工业局等教学点视察，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看到走廊两旁的房间坐满了与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工，每个房间有一台电视机，都是装在可上锁的木匣子里的，那时电视机还没普及，很珍贵，尤其是那些紧盯着屏幕的青工们，那可是他们释疑解惑的“老师”啊！

这些青工来不及换下工作服，顾不上谈恋爱，下了班就坐到这里，手中握着笔和纸，双眸充满着饥渴的欲望。作为同代人我们感同身受地明白他们有多珍惜这学习的机会，只有先补习好初中文凭，才谈得上改变命运啊。我们不由得感慨自己机遇好，毕竟还有一纸文凭。

当时电视中学的教学手段十分简陋，纯粹是黑板搬家，没有一点辅助的教育手段，连电视字幕也没有。初期的考试题目还是手写在纸上，再用摄像机拍摄播放的。在电视中学主讲的都是我们到市重点中学挑选的，都是些杰出的教师，形象好，业务强，每月酬劳是24元，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被选中的教师都感到是莫大的荣幸。

小顾是最早参与电视中学创建的，她负责数学工作。其实小顾的专业是物理，但当时数学这摊没人，需要她改行，她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她想，数理化是相通的，我在高中时还当过数学课代表呢，有数学主讲教师和备课组教师的帮衬，还愁有啃不下来的硬骨头！小顾从此专攻数学，从电视中学，到电视中专，后来到业余大学，她就像一颗螺丝钉，党给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脑子里根本没有“讨价还价”这词。

负责物理的光夫，同当时正在播出的日本电视剧《血疑》中的男主角名字相同，所以大家也就“光夫，光夫”地叫开了。他的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因在农村插队时为农民修理电机电器，还搞了一家电器厂，被当作“可教育好子女”抽调进大学学物理，毕业后作为优秀的工农兵学员，被分到市教育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历史的悖论就这样滑稽地体现在他的身上——可教育好子女、工农兵学员同时是他的身份，而他唯有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光夫对自己的要求是，凡事比别人多干些。在编写物理教材时，他主动画物理实验的插图，因为他从小参加过市少年宫的绘画班，对绘画有爱好。

电视中学成立初，三老想做一批笔记本发放给基层办学人员，光夫一看样本是素色的封面，立即提出：“素色的封面不好看，我来设计封面吧！”他很快拿出设计图：一本摊开的书，一支直竖的笔，上面是两个电子模型符号，寓意一目了然——学习书本，学习科学。当时的笔记本很少有封面图案的，光夫的封面设计立即被采用了，笔记本当作礼品后很受欢迎。后来这个设计图案还被当作电视中学的校标，在电视播出中用了好多年。而光夫干这份额外工作没有分文报酬，他自己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分管化学的纪宁是我们中的老大哥。纪宁高高瘦瘦，不多言语，脸上总是带着沉思的表情，在年轻人中颇有威严。但真正树立起他老大哥形象的，是从一次集体上黄山的活动开始的。

1980年暑假，电视中学组织主讲教师、电视台导演和办学人员一起上黄山，意在联络感情。当年的黄山风景有一种原始的美，但没有索道，没有电缆车，要领略顶上风光，全靠脚力攀登。几个老的望而生畏，纪宁就把他们的随身小背包系在了自己身上，只见挎包像绑带一样捆住了他的身体，汗水渐渐地渗了出来，他顾不得擦汗，又一个个地扶着老的上山。黄山最艰险的“百步云梯”，是从石壁上凿成的一百余级蹬道，陡峭、狭窄 、险峻，多少人望而生畏，在此打回头票。纪宁鼓励老的，“有我在，不怕。”他在百步云梯上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将老的一个个全扶持了上去，这让所有人都看到了纪宁的担当。15年后，纪宁重去黄山，面对着百步云梯，他自己也不禁惊讶，当年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小翟是我们中唯一没在大学镀过金，是直接从农场上调来的。她父母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她身上一点也没有干部子女的骄奢习气，不仅为人低调，还十分勤奋，除了会计事务外，她还帮着做后勤，泡水、接待、整理库房，样样干。有基层派人来领教材了，她总是第一个冲出去，点数，分发，登记，手快眼快，是个“眼里有活”的人，所以很受老金的赞扬，“小翟子”的称号就是老金叫开的。

_{电视中学初创时合影，前排左起我、小顾、老阚、小翟，后排左起老金、小徐、纪宁}

说说办学外小字辈们的趣事吧！

光夫虽然没有日本男演员那么英俊，但特别聪慧，且动手能力超强。1982年他新婚，分到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在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旁边的新式里弄里，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幸运事！光夫的十八般武艺充分展示出来了，他自己画图纸，到“淮国旧”后面的家具旧货市场淘旧床板，然后借来木工家什和油漆家什，创作成功了一套市面上独一无二的组合式家具。当时只兴36只脚的传统家具，还凭结婚证买了这就没那的，哪见过没脚的、全套的组合式家具啊，不少年轻人上门参观、取经。我还注意到光夫家的9吋电视机是嵌在墙壁里的，原来他把厚墙拆了两块砖，这样电视机就不占用空间了。

光夫所居住的二楼有五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他家在拐角，根本见不到卫生间是否有闲，内急时常常吃闭门羹。于是光夫买来些电子小元件，用电线连接卫生间和自家房门，再安上一个小灯泡。只要卫生间的人一出来，自家门上的小灯泡就会闪亮，于是只要一个箭步冲过去就是。这让刚走出卫生间的邻居十分惊讶：“你怎么知道我完工了？”光夫那才叫得意啊，谁让我是学物理的啊！

光夫在电视中学待的时间最短，不久就被市高教局电教馆给“挖”去了。但当时电教馆就在电视中学楼下，同属江宁路245号，所以我们还是天天相见，他也常常上楼来聊天，或是参加我们的活动。

光夫一走，接替物理学科的是小徐。小徐刚来时不显山不露水，穿着一件灰绿色的中式棉袄，整天翻看手中的教材，只在听到周围有兴趣的议论时才抬起眼角，然后又迅速埋下头去。不久我们便知道小徐是69届初中生，在黑龙江军垦农场插过队，因学业出色大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电视中学来，他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

小徐脾气好很温顺，谁叫他干什么，都唯唯诺诺的。每天早晨小翟去水房打水，总会叫上他，他便乖乖地拎着两个热水瓶跟在后面。

小徐来电中不久就被抽调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农教材的校对。同行的就我和他两个年轻人，其余的都是老头。我发现小徐一飞出上海就“活”了，他在北京的哥们儿特多，都是黑龙江的插兄，他们常来招待所接他喝酒聊天去，常常到深夜才送回来。这让同去的“老机关”很看不惯，“看人家小朱，每天晚上乖乖地待在招待所里，小徐每晚往外跑，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的酒肉朋友！”其实我是因为在北京无熟人才无路可跑的。

3个月后结束工作回沪，“老机关”打了小报告，小徐就被“贬”到杨浦区一所初级中学去了。当时机关的思维和做派就是这样的故步自封，这不仅给小徐，也给我们其他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所以后来有了机会都想离开机关！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小徐意外获得了小翟的爱情。但小翟的母亲不同意，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因为她家是干部，而小徐是工人出身，且住房条件差，小翟父母希望女儿找个自己圈子里的年轻人，确实也有不少人为小翟介绍过干部子弟，但不知为什么小翟就是看不上。

小徐上门提亲受阻，不久他父亲因肺心病突然去世。小翟的母亲这才松了口，因为她知晓民间有办了丧事要满三年才能成婚的习俗，女儿如此坚决，而且已经大龄了，拖延不起。

赶在办丧事前，这对年轻人匆匆成婚，连一桌喜酒也没办。在小徐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小翟坚定地站到了他身边，不要婚宴，不要礼金，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的爱情绵延了大半辈子。

因为小翟的缘故，小徐似乎从来也没离开过电视中学。

老少情

在电视中学，老少关系十分融洽，纪宁后来深有体会地说：“老教育跟我们小字辈的关系，除了领导与被领导这一层，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当时小字辈中除了我和纪宁已成家外，其余的都是单身。老阚老赵没少为这些单身大龄青年操心，她们热心做红娘。若在阳台上看到楼下院子有一老一小在谈心，没准就是在介绍对象，老赵还把小徐约到自己家里去相亲过。

就拿小徐小翟的婚事来说，也有她们的功劳。开始分别介绍时两个年轻人根本没感觉，都一口回绝了。两个老的不灰心施计策，发电影票时将两人座位安排在一起，外出调研时让两人合作，不知不觉中小徐小翟真的产生了感情！

_{小字辈庆贺小徐小翟（左二、三）有了儿子。左一为纪宁，右一为光夫}

_{2008年与老阚在小徐小翟的儿子成婚宴上}

说到小徐，老赵与他有特殊的情感，原来小徐与她都是山东荣成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尤其是小徐还说得一口纯正的山东话。办公室没人时，老赵就用家乡话同小徐叽叽咕咕，还让小徐为她唱歌。当时流行十大歌曲《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老赵爱哼哼，但唱不全，而小徐张口就能唱，于是只要办公室剩下这一老一少时，小徐就放声高唱，老赵则陶醉地听歌。

在后来的聚会上，看着已是一头白发的小徐，我打趣道：“想想当年你们一老一少在办公室唱歌听歌的情景，有多美好啊！”小徐摸摸自己的圆圆的头颅，呵呵一笑：“早知道老的中老赵第一个走，应该多为她唱唱才好。”

那时我和纪宁分别有了孩子。不会手工活的老阚不知从哪儿买来一些花花绿绿的零头布，她把碎布拼起来，缝了两条小裙子，送给我们。我拿到手里，忍不住笑出声来，这粗针大麻线的，回到家也没敢给女儿穿。但我记住了老阚的情。

老阚不会手工，不擅家务，因为她有两个母亲，是早逝的父亲留给她的，她是独生女，在那个年代很少见。这两个母亲都没有工作，是老阚夫妇把她们从苏北接出来，并一直供养着的。我们都去过老阚家，见过这两个母亲，一胖一瘦，我们称她俩为“胖阿婆”、“瘦阿婆”。老阚夫妇对两个母亲很好，这两个母亲彼此相处也很好，共同帮着老阚操持家务。有一次老阚从铅笔盒的垫纸下取出一张折叠整整齐齐的十元钱，笑着对我说：“这是瘦阿婆每月给我的零花钱。”要知道那时老阚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电视中学出考卷需要保密，试卷拿到苏州的印刷厂去付印。老金和纪宁承担这任务，住宿在苏州的招待所里。一天下午工作忙完了，一老一小游拙政园，走出园林饥肠辘辘，老金建议就在园门口的小餐馆吃晚饭。两人点了一盆羊肉，一壶烧酒。滴酒穿肠过，彼此就打开了心扉。

老金谈起自己搞了一辈子教育，一双子女却没能继续深造，现如今一个在农场插队，一个在商店当营业员。他只有逼他们参加电视中学基层班，以此提高学业。纪宁谈了自己在郊区插队的经历，因为表现好，从农田调到生产大队，负责一个新办的土化肥厂，表现好才被公社点名送去上海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后来被分配到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他喜欢搞业务。一老一小对酒畅谈，两颗心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这一壶烧酒一盘羊肉的促膝畅谈，纪宁记在心里，记了将近40年。

出差回沪后纪宁觉得浑身上下好痒，一检查发现得了虱子。他想，一定是在招待所得的，那时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卫生跟不上，招待所有虱子亦属正常。估计老金也得了，但老金没吭声，于是纪宁也没吭声。

_{我和小翟这样与领导合影，右为老金}

从工厂来的老赵最活泼，常常提及她的三个子女，老大在北京工业大学上学了，这让她很自豪。她喜欢小徐，也喜欢我们。一天下班时她招呼大家：“我家老宋买了许多大闸蟹，今晚都到我家来吃蟹。”

“好啊！”我们雀跃。不要说现在，时光倒回30多年前，1980年大闸蟹有多么的稀罕啊！

那天下班后，我们一起步行到了泰兴路老赵的家。满满的两桶大闸蟹，在铁桶里吐着泡沫，挣扎着往上攀。小翟提起两铁桶就朝水斗走去，其余的人切生姜末的，搬台板的，移桌椅的。不一会儿热腾腾、红油油的大闸蟹就摆上了圆桌。那次在餐桌旁谈了些什么，我们早就淡忘了，但那种大家庭的和睦氛围却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坎上，这是我们电中人的第一次聚餐。

走出老赵家，夜已深了，抬头可见天空一轮大月亮，正洋洋洒洒地将银辉撒落大地。

八十年代初期，万物复春，冰雪消融，社会上有了人才招聘和岗位流动，这让电视中学

人也不禁春意荡漾。

看到报上刊登广告，上海广播事业局招聘新闻记者，我心动了，首先与老阚商量。她有点舍不得，那时她已经安排我到母校向明中学实习了，有意培养我接任电视中学语文教师。但考虑再三她决定放手：“我支持你，如果录取了，你的工作我可以顶上。”

正在此时，纪宁也向上级领导提出，科技出版社要调他去当编辑。

四门学科由四位年轻人分门把守，一下子要走两个，这让领导很为难，三个老的虽没有决定权，但也觉得棘手。“你能不能再等等，等新来的大学生上手了再说。”老阚劝说纪宁。

纪宁沉思了片刻，说：“那就让小朱先走吧，我再等一等。”

这话我是听人说的，纪宁从没向我提起过，我因此感恩在心。纪宁是在我离去后两年才调去科技出版社的。多少年后他任出版社社长，他的有担当，顾大局，绝不是偶然的。

不断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歌手齐秦有首歌很流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我们几个小的在电视中学待的时间都不长，我去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纪宁去了上海科技出版社，光夫后来去了上海工业大学，小徐也从中学转去了新成立的市对外服务公司。改革开放让年轻人有了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我们因此都十分感恩这个时代，也感恩电视中学给了我们锻炼的平台。

后来连老金也走了，去上海农学院基础部任党总支书记。

_{2013年合影，前排左起光夫、老金、纪宁。后排左起小顾、我、小翟。}

电视中学最终成了我们填写履历时的一行字。但我们对她深念不忘，因为那里曾是我们的“伊甸园”，也是我们老少几十年友谊的开始。

老阚与我都住在长乐路上，她329号，我330号，虽1号之差，却相隔两条横马路，我们因此来往也多了起来，走过彼此的门口，便会举头喊一声，有应答了就上去坐坐。后来我凡遇到困难，不管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都习惯性地向她述说，连对母亲都不说的心里话都向她倾述。有时上她家正遇上饭点，就毫不客气地坐下来。这时老阚会特别地高兴：“我正有好菜等着你呢！”但她也真不会做菜，什么菜都混烧在一起。我会从发芽豆碗里拣出一条带鱼来，也会从咸菜肉丝里看到几块方豆干，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搞的。她却坦然：“味道不错的呀，你尝尝！”这样的时候，我只能“哈，哈，哈”。

_{老阚待我如母亲一般}

老阚热于帮助人，她在教育界熟人多，子弟多，所以帮助找个补课教师，介绍个学校，或是联系什么事，她都不遗余力。要是你谢谢她，她就会说：“不用谢，以后你也帮助别人吧！”

老阚夫妇是京昆票友，我就常常送戏票去。看完后他俩总在我面前夸奖这个老生唱得好，那个花旦做功好，“下次有票再给我们啊！”只要老阚高兴，我什么都愿意为她做。

老赵的三个孩子后来去日本留学，三兄妹抱团取暖，渡过了最艰难的困境，老赵常在我们电中人聚会时啧啧夸耀。后来我在为报社写的一篇关于留学热的通讯中提到了这三兄妹，那时只知道“文责自负”，不知道“保护隐私”，事先没同老赵家打招呼，事后也没给他们审过稿。文章刊出后，老赵的大女儿很有些不满。

后来为一件什么事我去老赵家，多少也有些负荆请罪的意思。那时老赵已从市中心的泰兴路搬到上海西南角的康健新村去了。她见我上门，十分高兴，递水削苹果，“尝尝，我们山东老家来的苹果。”那天我们谈天说地，谈电中老同事，谈她与丈夫的退休生活，当然也提到了三个有出息的子女，但她始终没提我的那篇报道，好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分别时她还送了我一叠内衣，是女儿从日本带回给她的。

我唯有内疚，提醒自己今后写作时再也不要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1992年我增配到浦东的一室半住房，与老金同一个新村。老金比他增配到新房还高兴。那时他刚退休，就提出：“新房的装修和家具打造，我包了。”我真的撒手不管了。当时浦东的齐河路还是一片棚户区，有几家手工家具铺在那里。老金一家家打探，他要找手艺最好的老木匠。当一套乳黄色的家具呈现在新房时，我欢喜得不得了。老金见我满意，很是释然，说：“你看这套家具不用铁钉和胶水，全靠榫头与卯眼相连，老手艺啊！再看看这折叠式饭桌，是我设计的，人多人少都能应付！”说完他掏出一个厚信封：“还给你了。”我掏出一看，一些余钱，还有一张开支表，密密麻麻是老金的字迹，连几分钱的开支都记得明明白白，此外还附着一叠购物发票。

后来老金夫妇还为新房送来两床新被，一床丝绸面的，一床绒布面的，并为厨房安装了一个刚流行的自来水过滤器。“你们好像是送女儿出嫁一样！”我打趣说。面对可敬的老金，我唯有感激、感动、感恩！

后来我搬新家，喜新厌旧了，老家具就送人了。老金知道了不便说什么，但言语里时有惋惜：“这套家具的工艺现在人做不来啊！” 在他去世后，我开始找回他为我打造的家具，收回一件是一件，只是为了纪念老金。

_{2018年春我们小字辈与老金遗孀（绿衣者）的合影}

上海电视中学仅仅存在了五年，受益于她的，不仅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还有我们这几个小字辈。就像后浪推前浪，浪潮总是向着更远的目标奔腾的。当年全体青工补习初中文凭的热潮早已成历史，但我们怎会忘记这所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学校！怎能忘记我们的芳华岁月呢！

几十年来我们电中人几乎年年相聚，或节假日，或谁家有喜事。如今小字辈也变老了，老教育一个个化作了天上闪亮的星星，每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他们，想起我们曾经相处的美好岁月，想起我们的电视中学……

_{1980年夏电中人上黄山，二排左二三为赵庭乙与阚玉林，后排左一为金治华，右二为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