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的信仰

一

父亲第一次离开家乡崇明出远门，是在1947年的暑假。那天早上，他穿着强民学校童子军铜管乐队的队服，衣兜里装了一个蒋光头，两块茄丝面饼，向新开河的新陆港码头走去，后面跟着推着独轮木制车的祖父，车上搭一个蓝底白花的小包裹。父子俩一声不响地闷走，只有独轮车的轴窝里发出“吱呦、吱呦”的叫声，一路向南。

那是他们父子俩平常一起出门时的样子，只要学校乐队一有任务，父亲就拉上祖父推车上路，到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吹号捧场。父亲是小号手，担任领奏，每次出场，起码能得到一个大洋、好的时候是2个大洋的奖赏，而祖父作为车夫，可以跟着蹭饭吃。那时的父亲长得白白胖胖，好动也好顽，人送绰号“壮猪”。校长是他亲表哥，见他孔武有力，就选他吹小号，每天放学后，领着一帮顽童击鼓吹号，很快就练奏熟了当时流行的歌曲，什么《国父孙中山》等等，这在当时方圆十几里范围内，引起震动。不知是哪个有钱人家第一次邀请他们铜管乐队演出后，稍有钱的人家就纷纷效仿，遇红白喜事必要请到强民学校乐队。父亲回忆说，有时忙得一天要转两三家，有个学期，赏银的收入就有三、四十个。祖父看着他的第二个儿子那么会赚钱，心里就把一大家子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惜好景不长，父亲学校的校长、也是他的亲表哥，赴刑场看大刀砍头，吓疯了。乐队散了，父亲也退了学。

这个早上祖父是要送父亲去上海，到一个远房亲戚家“学生意”。像平时一样，父亲从来不坐祖父的车，生怕累着了他。转眼间，他俩来到了新陆港船埠，一条机帆船正在上客。祖父捋捋父亲的头，说：“坤郎，活络点，识乖点，吃人家饭个！”父亲点点头回答：“爹爹放心，我会识乖个。”说完，拎起印花布包裹，上了跳板，进船去。祖父盯着父亲的船，直到离岸远去，才套上肩带，习惯地朝手心里吐口唾沫，搓搓手，推车回转。

那一年暑假，父亲刚好过了生日，实足年龄14岁。

二

这次父亲要去的地方是他做梦也不可能做到的地方——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做一个干事。

1949年6月，上海解放，父亲离开了虹口区远亲家的胭脂店，摆脱了每天站柜台、烧菜饭、带孩子的学徒生活，参加了民主改革工作队，由于他上过五年小学，又进过“工农扫盲班”，算是有点文化的人，加上出身贫苦，就被选拔进了市委大院。文艺处的工作主要是体现党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父亲除了到全国各地搞调查甄别外，还负责走访联络在上海的文艺界人士，如赵丹，孙道临夫妇，张瑞芳，孙峻青等。向他们宣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听取他们思想改造的心得体会，征求他们对文化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不久，组织上为了加强对文艺处下属单位的领导，调拨一批机关干部下到基层。父亲就去了物资供应站。在那里工作期间，父亲认识了母亲，并见到了他毕生为之敬仰的伟大人物。大约是1956年秋的一个晴朗日，父亲接到了市委宣传部通知，说让他参加晚上的电影招待会，要求穿着西装，仪表整洁，可带女朋友出席，会上将有中央领导到场。于是父亲拉着母亲早早来到了中苏友好大厦的主会场。终于，红色丝绒的幕帘徐徐拉开，代表市委的主持人激动地宣布：“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在电影放映之前，有位中央首长要和大家见面，大家猜猜是谁啊……”话音刚落，舞台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毛主席！”紧接着，全场爆发出汹涌如潮的呼喊：“毛主席万岁！”欢呼声中，主席走下舞台，同前三排的观众亲切握手。母亲见毛主席走到跟前了，一把抓住发愣的父亲，凑到主席身边，喊着“毛主席好！”紧紧握住了主席的手，父亲赶紧跟上，也握住了主席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回家后几天不洗手。他俩回忆说，毛主席的手掌宽大厚实，真正是掌握乾坤的手。

那晚的幸福伴随了父亲、母亲艰难的一生。

三

1962年秋天，父亲和母亲办理完工作移交和户口迁移证明，将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一张梳妆台，一张棕绷，一张竹木结构的小方桌，一个樟木箱，两条长条凳，一块榆木板，还有一些衣物交给母亲工作单位工会，让他们由十六铺码头找小船托运到家乡崇明。

母亲，父亲，为了帮助国家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带来的人为灾害，放弃了新华铜管厂书记、机关干部的职位以及一家四口上海市区户口，写了请战书、保证书，主动要求下放到父亲的故乡崇明岛，为国分忧。

其实，父亲这次回乡，心里实在没底。一是祖父穷得只剩一间小草屋了，祖上传下来的两间瓦房给了大伯父结婚，家里还有父亲的一弟一妹尚未成家。平日里农村家里还需要父母亲的接济，我们的突然归来，祖父是无力安置的。二来母亲从未参加过种田干农活，也根本不会农家女纺纱织布、纳鞋缝衣等“女红”活计，我和妹妹一个5岁，一个3岁，今后的生活将面临严峻考验。然而激情满怀的母亲说，从零学起从零做起，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硬是学农活学女红。不幸的是，父母用下放津贴向大队买了地主家被抄没的两间牛棚居住，刚搬进两三天，就被撬窃，许多衣物被盗走，一些零钱也被拿走了，还好，留下的一点下放费被母亲夹在一本《列宁传》的书里，才幸存下来，一家人熬过了那年的冬天。

不久，父亲被零时招进税务所做了一名协收员，每天到农户家征收“宰杀税”，遭到许多谩骂和攻击。后来根据上级的要求，成立服务站，父亲当了站长，把社会上散在单干的鞋匠、理发师、白铁匠、裁缝师傅等等小手工业者统统汇聚拢来，作为为民服务的机构，工资低，待遇差，又得准时上下班。这样剥夺了那些师傅的自由，断了他们原先的财路。可想而知，工作难度何其高。父亲从不退缩，坚持原则，按规章办事，尽管得罪许多人，但他常说，组织上交给的工作，再苦再累总要有人去做，我是党员应该尽党员的职责，从未有怨言。母亲参加四清工作队后不久，也担任了强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忙得每天都要晚上十点回家，家务事几乎全是父亲一人承担。

生活仿佛有了点亮色，尽管艰难，父母却很充实。可是作为儿女，我们得到的起居饮食以及教育方面的照顾是不周全的。

四

父亲他们那天凌晨是哭着走出家门的，随行的还有大队长和我大伯、姑妈以及宅上的几个叔叔、伯伯。他们是送我母亲去鳌山精神病医院治疗的。母亲疯了！

那天凌晨，我被一阵手扶拖拉机的“突突”声吵醒，一会儿就听见父亲放声大哭，祖父祖母还有姑妈也跟着哭出声来。突然听到一声吆喝：“不要哭，吵醒小囡了！不要让他们晓得！”果然，哭声一下子停住了。接着听见房门上锁的声音，他们把我和妹妹反锁在房里。人声被拖拉机的“突突”声掩盖了，可是还能隐约听见有人唱京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我知道那是母亲在唱！歌声渐远，人车渐远……

我和妹妹没见到母亲被送进精神病院时的场景，后来听姑妈说，母亲是被铁链缠住身体，锁着绑在拖拉机上的，一身的污泥，满头乱发，眼珠圆瞪不转动，嘴里一会儿唱样板戏，一会儿说“我有罪、我有罪……”母亲是被造反派当作走资派揪斗，揪头发、低90度、坐喷气式、戴高帽、喊“打倒砸烂火烧”自己的口号，并遭受谩骂殴打，最后还被发配到长江北支的垦区劳动改造。母亲是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啊！自己放弃了一家子大上海户口，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国家减轻负担，克服了多少工作和生活困难，两袖清风，埋头苦干，到头来落得如此下场？发病的那个晚上，母亲从垦区的草棚里溜出来，要去远方——她认为有公道和温暖的地方，一边唱着《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共产党员”，一边逢沟跳沟，遇到大河就脱了衣服泅过去。因为天黑又神志不清，她其实一直在原地方转圈，重复着跳沟渡河，幸好被一个早起捡柴的农场职工发现，见她浑身湿漉漉站在堤岸上，嘴唇发紫，还哼着京剧，就叫了人把她送到垦区大队。

而这个早晨，恰恰是父亲从“牛棚”出来的没几天，身上还留着被造反派殴打后的伤痛。父亲遭批斗的场面更大，他是在公社的大礼堂遭受批斗的。造反派把父亲五花大绑压上舞台，给他戴上了高帽，用绳子穿进后脖颈预留的扣子，向下紧拉，把他被绑着的手臂朝上抬，痛得他叫出声来，造反派就打他头，擂他腰，踢他腿，踩他脚，摔了他眼镜。一些小手工业者乘机泄私愤，把父亲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在现场捏着拳头，忍着泪，被堂姐紧拉着不能出声也不能动。

那是1967年的冬天，是父母一生最崇拜的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他们经受了意志的考验。那年父母三十四岁，我九岁，妹妹七岁。

五

父亲这次去的地方是崇明县人民法院。父亲回忆时常说，那是他一生中印象最深的地方，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198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并通过一系列决策性的文件，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同志、老革命逐个进行复查、甄别、评反，纠正错误的处理和结论。两年后，父亲被特邀参加了设立在法院的“复查”小组，对全县范围内的当事人的材料进行调查、取证、复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经手的案例300多个，写成的复查材料100多万字。当时，他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责任心、自觉性，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说“要抢时间、赶进度，抢在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老干部过世之前为他们评反，让他们的心里得到安慰”。我想，父亲对于文化革命有切身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为受冤屈的人昭雪评反，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心心相印。

这段工作结束后，父亲要回家来陪伴神智逐渐清醒了的母亲，同时要帮助儿女带孩子。尽管法院的领导再三挽留，但父亲说，国事固然重要，家事却也推卸不得，虽然我已经提前退休，有点自由时间，但责任在身，只能离开回去。在法院举行的欢送宴上，法院领导充分肯定了父亲他们这些编外的复查小组人员，表扬他们工作认真、作风踏实，效率显著。送我父亲“八个字”——“正宗的布尔什维克。”

父亲回来说：“这个评价稍微有点过头，但看到那么多老同志接到评反书后老泪盈眶，连声感谢，心里还是自豪和甜蜜的。”我看着父亲因熬夜嘴上熬出了泡，心里不能平静。我想说，你呢？你和母亲的评反书在哪儿呢？你们得到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补偿呢？

我终于没说出口，因为父亲从来不会向组织要求什么的。父亲脸上充满阳光，充满成就感、幸福感，我不忍心扫他的兴。

六

父母亲这次稍微走远一点了。

在经历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峥嵘岁月，父亲和母亲都来到了七十五这个年龄。我问父亲，搞一个七十五岁大寿庆宴，让亲朋好友捧个场，热闹一下？父亲说：“不用，就是以后七十九岁庆八十，也不要搞。我只想再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台湾。北京尽管去过多次，但我还想去，因为我没瞻仰过毛主席的遗容，我要再见他老人家一面。台湾是我终生向往的地方，就她还孤零零地不和大陆在一起。各个省、市、自治区除了西藏太高没去以外，我都去过。能促成两地之行，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走就走。我们一大家子陪着我父母、岳母三个老党员、老基层干部，共十个人，先去了北京。三个老人在烈日下，整整两个小时排着长长的队伍，瞻仰毛主席遗容。出了纪念堂，我问父亲，感觉如何？他眼里噙着泪水，说：“化了妆，人干瘦变矮小了。”我说，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差点家破人亡，你不怨恨吗？没想到父母亲几乎同时正言厉词，说：“这是什么话！比起他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尊严来，还不是小事一桩？！毛主席是穷苦大众的大救星，这一点谁都不能否定！”噢，爱之深，恩之重，报之切，父母亲这辈人是重情义、守信诺的，认定了理想、目标，个人得失在所不惜。我们作为晚辈，是无资格也无权利臧否或指责他们的信仰的，因为这是由他们这代人独特的情怀和品质决定的。

在台湾的行程是欢快的。父亲一路讲着国共两党、两军过去的争斗故事，还和母亲在我们包租的大巴士上唱起了50、60、70年代的红歌，少年时代的《国父孙中山》等他吹小号奏过的老调子，父亲也还能哼几声。父亲感慨说：“台湾短时间里是和大陆合不到一起了，哪怕像港澳一样‘一国两制’也好，我是望不到了！”

何尝不是？多少人有这样的愿景呢！

七

2012年的初秋，父亲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

是由于我的疏忽也不全是我的疏忽，父亲得了绝症。京、台两地回来后，我带父母去了无锡华东疗养院检查身体。结束临行时，医生叫了父亲的名字，叮嘱我们，父亲左上肺有个阴影，可能是炎症、可能是肺腔气雾太多，也可能是病变，回上海认真复查一次。父亲乐观地说：“不会有事，我健康着呢！”

回来后，我们赶紧陪父亲去了县中心医院做CT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父亲笑着说：“看你们太紧张了，马克思没还找我谈话，早着点嘞。”没承想，由于医院的CT机光谱扫描的切面间隔比较大，隐藏在父亲左上肺的癌肿又小，让万恶的肿瘤躲过了现代科技的法眼。隐患在不经意中悄悄滋长。

看着父亲、母亲红润的脸色，矫健的步履，整天欢声笑语，做子女的内心总会由衷觉着温馨和甜蜜。我和妹妹一面忙着自己的工作，一面经常关心二老的饮食营养和起居规律，指望让父母多活几年，大家多享几年天伦之乐。万万没想到，两年以后，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癌肿已超过八立方厘米大了。晴天霹雳！我懵了，心如刀绞！自以为现在条件好些了，能让父母苦尽甘来，安享晚年了。可谁想得到，那些丰盛的菜肴，上好的补品，恰恰养大了那个夺命的“癌贼”！

在胸科医院确诊出来，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我后悔没有深入地让父亲去上海彻查，又停了两年每年一次的例查，一切都已晚了！那天，尽管我轻描淡写告诉父亲他有点炎症，但凝重的脸色一定让父亲起了疑心。父亲捋着我的后背，又指指我的头发，说：“好儿子，背有点驼了，头发也白了，要注意保养身体啊。”说着，拉着我的手，用大拇指再三地在我手背上来回抚摸，我知道他在安慰我。我的眼泪突眶而出，尽量别过头去不让父亲看见。父亲当时还有幻想，希望不是不治之症。而我知道，永别的时候不远了。治疗是积极的，凡是听到有效的西医中医偏方都不惜工本地试，但规律告诉人，那是徒劳又绝望的！看着我亲爱的父亲无助的样子，一贯自信的我精神真的要崩溃了！

我求谁，谁都不应不灵啊！

八

终于，父亲明白了真相！他竟然出奇地冷静，说：“不要难过。天命如此。我已经比我的父亲和大哥多活了五年，也知足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接受难忍的治疗外，他把早已编好的高祖以来七代宗族家谱逐一讲解，并注上图解和说明，告诫我们不要忘本，做辱没祖宗的事。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自豪地用八个字概括——“鞠躬尽瘁，问心无愧”。是的，父亲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当琐碎的男工女织、油盐酱醋柴、七姑八姨大家族一应杂事抛过来时，他接住；当自由恋爱的妻子精神失常，打他骂他不认得他时，他护住；当自私狭隘的小农经济势力重重包围让他无法工作时，他顶住；当饱受委屈遭受打击、被隔离、被边缘化时，照样守时上班，听从调遣，他扛住……孱弱的病体，一年年翻着花样折磨他——胃痛、便血、头痛、腰痛、发高烧，他想停下来歇歇，可是他不能也不愿停下。因为他的心里装着责任、道义和使命。他是如此投入、如此执着地为他的主义、他的党、他的爱人和家人，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一生守着清贫，只知埋头耕耘。没叫过苦，没喊过冤，没退过膛，没求过人。硬铮铮一个男人！

离最后的日子近了，癌肿已侵入父亲的脑神经，他的舌头已干扰他说话。那天早上，我坐在他病床边，他舌头有点卷，但发音还是清晰的，对我说：“好儿子，我最后有个请求，我死后，能不能让我身上盖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我跟着党工作到现在，六十多年了，不管遭受多少磨难、打击，始终跟党保持一致，可以吗？”父亲已明显消瘦，眼神呆滞，他盯住我的脸，充满期待。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安慰他说：“爸爸，你配，你配的！共产党内部是平等的，没有高贵贫贱之分，大领导可以，你是党的基层干部，一样可以！我一定照你的要求办！”父亲点一下头，艰难地露出一丝微笑。

九

父亲终于撑不住了，8月21日凌晨4点多，他走了，走去老远老远的地方！

大殓那天，父亲身上盖满了鲜花，鲜花的下面、被子的上面，是一面中等规格的党旗。这面党旗是我求来的，店里人说，没有证明不能卖给你。我说：“一个六十年党龄的党员最后的愿望！我是他儿子，我答应他了，哪怕规格小点的也行。”再三坚持下，店员同意了：“好吧，卖给你，不过要雅秀（不要张扬）点！”然后又补了一句：“真没见过，你爸真稀奇！”

稀而奇之，一点不错。父亲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的忠诚战士！信仰对于他来说，算是有始有终了。

悲痛和追思是无尽的。我在父亲的墓碑上刻下二十个字，以慕父之仪，以颂父之德，以谢父之恩——

音容何邈邈 谈笑犹亲亲 金鼎铭昭昭 懿范垂深深

另外，我在父亲的墓碑上还镌上一支小号——乐队领奏的小号，寓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

我的父亲——施鼎范，中共党员，基层干部。1933年9月6日生，2012年8月21日殁，享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