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涯——上海大学在1920年代（之五）

校内常备一杆白布横幅，写着“上海大学”；一杆红色横幅，写着“欢迎出狱同学” 

1. 师寿坊

从二月罢工到五卅风暴，再到刘华就义，这是上海大学狂飙中的一九二五年。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细数五卅后被“封校”又“迁址”的上海大学。

一九二五年六月，住进临时校舍第三天，从西北赶回上海的校长于右任借会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

众生盼视中，于右任穿着淡灰色长袍，抚着胸前长髯，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说：“我在西北听见上海反帝的情况，我就知道我们学校——这个革命的炮弹要炸裂了……”立刻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呼声。但他接下来希望同学们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要坚持到底，同时也要听政府的命令，做政府的后盾。台下便有些骚动，丁敬先听不清于右任下面说的话了。在这次会议上，学生会改组，丁敬先被选任为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

不知是不是于右任的“炮弹说”流传了出去，上海大学遂被形容为“制造炸弹”的大学，口耳相传。

经过五卅运动，上海大学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大。一九二五年暑假招生，上海大学附中与上海大学都发出通告：接收因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而被退学的学生。因而，投考上海大学的学生特别多，大都是各地“五卅”中受到革命影响的青年学生。此时，被迫迁出租界的上海大学已经重返闸北青云路“老家”，租在师寿坊弄堂，饭馆、小吃、摊贩也跟着来了。

_{师寿坊校舍大门}

师寿坊_{（据《上海市地方志》之《虹口区教育志》:青云路师寿坊为今青云路167弄）}是一个很大但很破旧的弄堂，都是木板房，三个系都在里面。敌人及其走卒讥讽它是“弄堂大学”，但各地青年认同它的风骨，舟车劳顿赶来踊跃报考，把它看作是茫茫黑夜里的灯塔。上海大学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瞿秋白常来校作报告，恽代英，萧楚女、杨贤江也常做演讲。党的干部会常在教室里开，有些群众组织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当然，右派也常到这里来捣乱，惹是生非。

教授队伍逐渐调整，瞿秋白调到中央去工作了，李季当了社会学系主任；安体诚调到黄埔军校做宣传部长，蔡和森也调走了。下半年，恽代英、萧楚女都调到黄埔当教官去了。另一方面，五卅运动后，大批青年加入党团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工作也很紧张。同时调出、送出许多干部，送往总工会和所属工会，还有充实各区的党员干部。其他如学总、学联、国民促进会等都调去一些干部，还送了一些人去苏联。当时的留苏学生，百分之三十是由上海大学送去的。

奇特的是，无论人员流进流出多么频繁，上海大学的精神与传统未曾改变。这个学校的学生比别的学校学生更活跃、勇敢，革命性更强。分配出去散发传单时，到里弄里塞在信箱里，上街故意到小店买东西，放在柜台上；演讲时站在箱桶上；游行时，不管孙传芳马队阻拦，上海大学的队伍总是走在前面，打着一杆白布横幅，写着“上海大学”。在校内也放着一杆红色横幅，写着“欢迎出狱同学”，因为上海大学经常有学生被捕，出狱时打出红色横幅，大家鼓掌欢迎。虽然学生经常被捕，但是大家不在乎，什么都不怕，死也不怕，总有那么一股劲。

一九二六春天的时候，薛尚实_{（薛尚实【1902—1977】，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做过大量革命工作，解放后先后担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还在南方读书，与两位同乡的同学经常来往。一次，他们在宿舍里用打气炉子烧饭吃，边吃边谈，从饭菜的味道谈到读书等问题。都是穷学生，谈到最后，不免提到下个学期学费怎么办。一位姓陈的同乡说，他有一位亲戚在上海大学读书，读了一年书，学费至今还拖欠着，而且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时，薛尚实在学校里读书正读得心乱如麻，死气沉沉，听这一席话不免心动，接着又听到陈同学说了一句话：“上海大学办得好，是制造炸弹的！”接着解释道，所谓制造炸弹，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意思。

一九二六年秋天，薛尚实拖着书籍行李来到上海青云路师寿坊。一番东寻西找，仍找不到上海大学的校牌。等了片刻，见走过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薛尚实赶忙问他上海大学在哪里，对方向弄内一指说：在师寿坊的第三条弄堂里。这样，薛尚实才找到了这所“制造炸弹”的学校。它没有校门，没有大礼堂，没有图书馆，两幢石库门楼上墙壁打通，即为楼上课堂。客厅里、厢房里摆上桌凳，就是小课堂，日文课和德文课在这里上；也没有运动场，有时男生们在师寿坊门前一块大荒地上踢两脚皮鞋，直到踢破方止。这套场所，按照自西摩路时期形成的“惯例”，白天大学用，晚上夜校用，附近工厂的工友、商店店员和街道妇女常到这里上课，开会。青年团和济难会的会议，也常在此召开。每个晚上电灯总是雪亮，上课的上课，开会的开会，显得很热闹，常常到十点钟以后才熄灯。

课务似务与西摩路时期相比没有根本变化。薛尚实非常过瘾的是：上正课之外，每月总有一两次自由讲座，内容都是报告政治形势和解答一些对时局的疑问。讲的时候听众极多，各系的学生都有，校外的人也有，常常满座。楼上的大教室容纳的人多了，常常听到楼板喳喳作响，大家担心楼面就要塌下来。

形成对比的是，与上海大学同时存在的另一所知名大学圣约翰大学，以照片的形式保存在许多印制精美的年鉴、学生杂志和周年纪念专辑中，而上海大学的形象更可能零星出现于公共租界的警方报告里，出现在报纸上预告最近活动的广告里，出现在新闻记者对抗议和搜捕的报道中，出现在描绘知识青年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发挥作用的激进文化作品中。圣约翰大学坐落在“有平整草坪和林荫树的伊甸园中”，受到保护而免于外面混乱世界的干扰。上海大学，全是混凝土和砖结构，它深嵌于这个城市中，从未远离上海的大街小巷。当其他的学校被驯服为中产阶级的学校后，上海大学依然保持其自由不羁的风格——在富人和达人的眼中，它永远是“野鸡大学”。

野性的生灵都很健旺。除必修课外，选课很自由，对非专业内的课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听好了，从来没有人干涉或限制。至于外文，同时读几门都可以。但是，党的组织生活很严格，每逢星期六都要开一次党小组会，由组长讲形势，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在这个星期读了什么书，有什么缺点，检查小资产阶级习气，是不是无产阶级化了，在斗争中是否勇敢等。薛尚实从那个时候起开始铭记：要保守秘密，要绝对服从党的组织。

同学们生活艰苦朴素，一个前楼同住七八个人，有少数时髦青年慕上海大学之名而来，到校后看到这种生活状况，就中途告退。在薛尚实的回忆里，上海大学同学在入学前都是想学点革命知识和救国的道理而来，都关心政治形势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地，广东、四川人最多，东北、西北和山东的也不少，有的是来自南洋群岛的华侨，也有几位朝鲜同学。本市的中学教员、失业、失学的青年和工厂的职员也有，有不少穷学生入学后就到报社、书店、青年会、中学、小学、国民党市党报（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去兼做工作，他们的职业是由上海大学学生会服务部设法介绍的，也有的是自己找到的。学生会服务部经常动员经济比较宽裕的同学捐助一些旧衣服、旧鞋袜去帮助困难的同学。交不出学费，经老师或同学作保，就可以拖欠，这种情况在旁的大学中是绝无仅有。

当时在上海大学，自觉认真读书，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成为一种风气。同学们按照各年级自己组织学习会，由自己班级的同学主持，开会时大家随便提问随便谈，问生字、问名词概念、问老师讲课中的疑问也好，只要提出来，就交大家讨论、研究并作解答。有时谈谈报上看来的政治消息，有时介绍期刊中某篇文章的内容。总之，就事论事，言无不尽，会议开得非常活跃。有时，老师也出席指导，学习会上的重要内容，整理出来，拿到墙报上去发表。上课的时间少，在课外看参考书的时间多，此外同学们都非常踊跃地买 《向导》《新青年》等期刊来读，买合订本的也不少。

这里有两件事最惹人注意：一是庶务课的门口挂有一大幅红布，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纸张上写的文章、诗歌、学习心得和漫画等等，右角上写着“上海大学学生墙报”；另一件是收发室的客堂里摆着一个书摊，《向导》、《新青年》合订本、《中国青年》以及各种社会科学书籍、文艺书籍等摆得很多。这是上海书店在学校里所设的书摊，别的大学里没有的。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代理校长邵力子曾因校内出售《向导》等刊物被传唤到法庭上，交了一千元作保才了事。时间过去两年了，《向导》仍未在上海大学绝迹，更像是一种半公开的流通。

_{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的《向导》周报}

平时大家都不随便串门子，对时间很珍惜，如接头谈问题，也是采取直截了当的办法，不闲聊天。薛尚实新奇地看到：一些老同学的房门上，钉一块硬的图纸板，周围写上地点，按上一个箭头，指出自己所去的地方，这样就让急于要找他的人很快找到，还有的钉上许多小纸条在旁边，给找他的人写留言。课堂里时有穿工装蓝布褂的人来听课，据说是高年级同学到工厂区去参加革命工作，到了上课时间来不及换衣服，就匆匆而来。他们工作忙时，就不能经常按课程表上的规定来上课，但当他们回校时，仍坚持补课，认真学习。

最不同的是这里的教授们。在别的大学上课时，教授们点名、讲课，讲完后，皮包一夹就跑，这里完全不同，比如萧朴生_{（萧朴生【1897-1926年】，德阳县天元乡人。萧朴生1920年冬赴法国留学。在法勤工俭学期间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活动。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建时，萧是18位代表之一。1923年2月，更名为派欧中国共产主义年团，萧任委员、支部负责人。1925年6月被法国反动当局驱逐回国，在上海江浙济难委员会工作，兼职上海大学教师。1926年10月病逝。终年29岁）}先生讲课，上课之前，他已经和同学们有说有笑地谈了一阵子，一打铃，他首先在黑板上写了（1）阶级与非阶级；（2）唯物与唯心；（3）功利与非功利这三个题目。讲完一个题目，即归纳成几个重点再重复讲一遍，并问同学们懂不懂，请同学们提问题。所有问题皆从容不迫一一解答。讲完后，萧先生又复述今天讲授内容的基本精神，最后指出还要看哪些参考书，并要学生在下次上课前一天把要讲的问题先提出来。老师的薪金，薛尚实听说是很少的，每一点钟课，只拿一、两块钱的报酬，有的还是尽义务的。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有的和穷学生一样，一年到头只穿几套旧衣服。

到了冬天放寒假时，学生会曾统一布置寒假活动：规定回乡后要宣传国民革命的胜利形势，组织农村文娱活动，破除封建迷信，联络并组织小学教师，介绍阅读进步书报等。

有两种标举式的口号，都提到了上海大学。一句是：

“文有上大，武有黄埔”。

另一句是：

“北有北大，南有上大”。

2.“难怪他们当年自豪”

又是五月三十日。

上海各界以罢工和召开群众大会来纪念革命的五卅一周年。刚入学只有几天的杨尚昆_{（杨尚昆【1907年8月3日-1998年9月14日】，男，号诚五，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今属重庆】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上海大学学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被派往南市华界去参加群众游行。

步行路上，高楼摩天，黄浦江上米字旗、星条旗和太阳旗在军舰上迎风乱舞，帝国主义者称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内地人管它叫“十里洋场”。杨尚昆与同伴邹进贤等看着自己身上穿的夏布长衫，满口浓重的川调，在这里显得很“土”。

当他们走到老西门一道，只见拦着一道铁丝网，把租界和华界隔开，其间堆着沙包。参加游行的人分散穿过租界，准备到华界的豫园去参加集体行动。谁知靠近老西门时，工部局的巡捕和军阀政府的警察，抡起警棍，劈头盖脑地打来。杨尚昆措手不及，脑门上挨了一棍，当即鼓起一个大包。人群被打散了。第二天，杨尚昆在报上看到，上海有七万工人罢工，并联合各界群众及学生举行五卅纪念大会。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期间，上海大学师生有不少去参加。邵力子代校长就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上海大学校务由陈望道、周由廑等组织校委会主持。随着北伐军所向披靡的进军，杨尚昆等散发传单的任务日渐增加，内容是传送捷报，号召群众迎接北伐军等。原先的方法是每人每次带二十张，到闹市区向行发散发，或者提着浆糊桶，一张张地贴。后来在实践中改进了，要么放在商店的柜台上，敲两下就走开，要么先刷好浆糊，往墙上一粘，扭转身就走。而后，杨尚昆又受党组织指挥，于北伐军向九江、南昌进攻时，去往南市的一个仓库去给工人自卫队讲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目的。从一九二六年春至十一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夕、党组织通知杨尚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为止，他在上海大学只度过了半年多，这却是印象极其鲜明的半年。

像杨尚昆这样，临去苏联之前在上海大学先就读几个月至半年多时间的青年学生不少，据统计，在中国派往莫斯科的留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都是从上海大学输送过去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提到上海大学仍“心有余悸”。这篇题为《上海大学》、作者署名“文寿”的文章称：

“五卅惨案中操纵全局者是在上海大学，该大学在五卅惨案中被捕被枪杀的学生，占上海各公私立大学师生伤亡逮捕人数之半。”

“究其实，上海大学似是培养少数赤色细菌的温床，然它的流毒，却从三十年代一直贯串到六十年代。”

“该校的教授、副教授与讲师，可以说集匪地下分子与‘左倾’分子之大成，兹与文学系与社会学系为例。文学系主任陈望道，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教授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西谛）、田汉、蒋光赤、刘大白、胡朴安与李石岑等，几乎都是‘左倾’分子与共党同路人。……教授有李季、沈泽民、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匪党潜伏在上海的文化领导分子几乎占了大半。难怪他们当年自豪，革命的军事学校是黄埔军校，革命的政治大学就是上海大学了。”

难怪他们当年自豪！海峡彼岸的观察与结论，撇开政治色彩，与多年后阳翰笙接受采访时对上海大学的定义与描述不约而同，惊人一致。在那次访谈中，阳翰笙说：“上海大学是共产党的干部储藏所，党员六七十，团员上百。那时是从团转党，预备期很短，因为革命需要，一般很快就负责领导工作了。”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大学的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都积极投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有许多学生参加，成为领导骨干。第一次武装起义因准备不足而未有成就；在第二次武装起义被敌人镇压下去，上海大学同学被捕杀的有好几人。而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全胜。工人从直鲁军手里夺取大量武装，总工会正式组织成立了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上海大学学生郭柏和领导闸北区，进攻警察局，夺取了胜利，并缴了枪。何洛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带领工人纠察队与军阀战斗，取得了胜利。当军伐的残余力量逃跑，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统治也开始动摇，一切反革命势力又重新结合着，策划着血洗革命的阴谋。“四· 一二”蒋介石叛变时，他们先后被捕，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

3. 十年，归去来

一九二七年春，上海大学新校舍在江湾镇西面农村中建成，虽然校园中泥路未干，同学们还是争先恐后搬了进去。大家都以为，这会是一个长久的、恒定的校址。

可到了四月，一天下午，薛尚实从校舍三楼望见江湾火车站方向开来一支穿灰布军装的队伍，全副武装，分三个梯队前进，源源不绝，以急行军的姿态向上海大学扑来。学校领导人立即发出紧急通知，全校师生赶快离校，向后门田野里奔跑，分散到乡间去躲避。只有极少数同学午睡未醒，和几位工友被他们抓到了，关进一个小房间不许走动。后来得知，“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说：“上海大学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蒋介石特指令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和陈群进行查办。

那时担任校务负责人的陈望道在若干年后的自传中回忆道：

“印象最深，到了四月十二日 ，一夜之间 ‘左’的学生差不多被捉光了。学校此时已经开不起来，我们就动员一些中间的学生去探监通消息，还动员了一些与右派有关系的学生去找叶楚伧等人，希望他们出来活动一下，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但他们都不见了，躲起来了，为的是怕有人去找他们。后来警察来封上海大学，我们找到了运动警察的决窍——他们只管要钱，我们给了他们些钱，警察就只管大门，不管后后。我们就把东西从后门搬出来。”

紧接着，五月间，江湾的上海大学校园被新成立的国立劳动大学所占据。该校以工读主义为思想和理论基础，倡导通过互助的方法，奉行逐步改良的措施从而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日，国民政府明令劳大停办撤校，其后成立“国立劳动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劳大解散前后，其相关科系、资源分别并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和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经如此取代、覆盖和分化，上海大学的物质痕迹几乎片羽不存。

就在劳动大学解散这一年，还有一个插曲，陈望道、周由廑两人收到了法院传唤。原来，当江湾新校址地皮建筑等费，除募捐外，尚欠三万五千元左右。此笔款，是经同学金耀光介绍，向一个商人以低利率借贷的，当时由校委会陈望道、周由廑代表于、邵两校长出据。自“四·一二”学校被反动政府占据后，此项借款，当然无人过问。一九三二年，这个商人即向上海地方法院控诉陈、周两人，要求追还借款。结果判为：要待陈、周先向伪教育部清算后，再办理欠款，从此就拖延未办。因为，上海大学已经不存在了。

十年后，又逢五卅，这个时间点，是上海大学永远的情结和勋章。几个老上大的同学——林钧_{（林钧，革命烈士。又名林少白，川沙（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人。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担任上大附设平民学校教务主任，上大学生会执行委员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委员等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前夕，与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从事情报、策反和军事组织工作，并协助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和帮助出狱同志接上组织关系。1944年5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孔另境，姚天羽，丁丁，趁了这个机会，商谈组织同学会的事。概因上海大学被迫停办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和铨叙部_{（“铨叙部”依1928年1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铨叙部组织法》，于1930年1月6日在南京成立。掌理国民党当局公务员铨叙及各机关人事机构的管理事项）}一直不承认上海大学的历史存在和该校学生的学历、学籍。上海大学的学生，已经流散十年之久。经上海大学同学与国民党再三交涉，直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才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员员会通过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的决定。于是各地上大同学纷纷成立同学会，以南京为总会所在地，积极进行复校活动。上述几人发起了上海同学会的组织，将同学调查表分发各同学填写登记，后来又制发了一种学籍审查表，根据决议的原则及证明方法来审核和通过申报者的学籍。因为国民党一旦追认上海大学为国立大学，有学籍证明的上海大学毕业生作为国立大学毕业生，就可以享有所有国立大学毕业生的特权，可优先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成立大会特刊》面世，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须认清：目前的国难，经之十年前更是严重，愈加迫切，于校长的所以为我们力争学籍，赞助我们组立同学会，决不在替我们扩大升官发财的途径，使我们有享受荣华的余地，他的真意，乃在使我们从此以后，更易获得为国牺牲、复兴民族的机会。凡我上大同学，都要体察于校长的这个用意，大家继续过去的革命精神，肩负复兴民族、打破国难的重作，以完成当前的使命。惟有这样，才不愧为真正的上大同学！”

但据汪令吾的回忆，上海大学重新被承认是在西安事变后的一九三七年初——“政局渐呈可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趋势，于右任出自他个人与上海大学的一段历史因缘，加之部分接近他的学生的请求，以及国民党部分中委和邵力子等的支持，在当时一次国民党中常会上提请追认上海大学的合法地位和毕业生的资格。案经会议通过后，由于右任指定原上海大学学生蒋抱一（时任国民党监察院秘书）、程永言（时任国民党监察院调查员）等负责办报国民党教育部备案，及印发毕业证书事宜。蒋抱一、程永言等从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找到当初被封时抄没的档案材料。于右任随即宣告社会全界：上海大学的学生，不论已届毕业与否，也不论属何党派，一律作为毕业处理，报部补发毕业证书。” 

_{2014年，孔海珠（孔另境长女）在上海大学溯园与父亲的毕业证书合影。}

在其后极为飘零、动荡、残酷的战争岁月中，陆续有不少当年的学生领到了毕业证书，但更多的是档案册上的那些定格在了方框线当中的名字。还有人一些失去下落、忙于生计或隔海望洋。毕业，永远成为了未完成。

4．化蝶与蝴蝶效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宣城，水阳江边码头，大批货物整束待装船。上午九点，日机二十余架如蝗虫从天边涌来，连续五个小时对宣城县城关进行轰炸和机枪扫射。灾民遍野，火光冲天，货物或翻落水底或化为灰烬。无人知晓，一所大学的身家历史，就此于烈焰中纷飞如黑蝶。

三个月前的“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随后上海沦陷，这迫使国民中央政府迁移到中国内地。在这关键时刻，上海大学的档案和文件被装入七个大木箱中，由校友会收藏起来。这七箱档案资料来之不易。当上海大学存在的时候，它总是不断给政府当局制造麻烦，所以每一轮新的官方弹压总会使资料和记录散乱，甚至被销毁。五卅事件后，上海大学两次遭到上海工部局巡捕房的搜检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袭击。北伐胜利后，上海大学被白崇禧的军队关闭，大学大部分行政档案被锁进律师楼的库房。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认上海大学国立大学的资格时，许多人花费了一番工夫才使这些档案重新开放。

为了躲避侵华日军的空袭，这些木箱后来被运到安徽宣城，并希图通过浙赣铁路运到内地。在宣城火车站，由于难民的疯狂拥挤，七箱文献没能全部运上车，只有三箱运上了，这三箱再由船运到江西，然后经过湖南和武汉，最后到达四川，保存流传至今。而另外四箱，在第二天的清晨被运到水阳江边，等待船运。这一炸，如同疮痍大地所经受的无数次灾难一样，永远带走了许多的生命与可能性——其中包括，后人依据档案史料重构上海大学完整历史的可能性。

从一九二二年改组立校到一九二七年被迫停办，上海大学虽然存在时间短暂，只有六个年头，它却是中国近现代国民救亡斗争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策源地重镇，它以自身书写了、完整了“大革命”在上海的脉络与走向。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在部分教师和学生的憧憬及意识形态热情的驱动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据点，这些知识分子领导并启发了整整一代进步青年。当这个时代堡垒争分夺秒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把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熔铸在一起后，便被风沙——一刻不停的风沙——迅速掩埋。

学者叶文心_{（叶文心，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赴美深造，198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暨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上海都市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其著作《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中，专辟一章《上海大学和革命理想》，叶文心谈到，上海大学的存在，后来被视为革命教育史上独特而辉煌的时刻，“它代表了革命主义者对其理想中大学的愿景”。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上海大学是那么特别，检索上海大学所留下来的文献档案以及回忆文字，所得到的印象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不仅仅是上大学，在他们的回忆中，他们好像有意识地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_{（《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p91，[美] 叶文心 著 冯夏根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如果说一所大学体现了那些支持它的人的集体热情和信念，那么上海大学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它从未背离或疏远于它的使命，而是将其推展到了极致。

美国历史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对于人类的历史有一种更为通俗的表述，这就是：“知识和经验不会随着一个人或一代人的死亡而消失，而是为下一代保留下来。”_{（《极简人类史》，原版名：This Fleeting World：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版。）}上海大学的人与事，至今仍在影响着世界，影响着时代，影响着后人的生活、思想与情感。它是至今未艾的风卷云拂中一个深远的来源。

_附录1

_{上海大学烈士一览表（按牺牲时间排列）}

人物	籍贯	职务	牺牲时间
黄仁	四川富顺	社会学系学生	1924年10月
何秉彝	四川省彭县	社会学系学生	1925年5月30日
刘华	四川宜宾	社会学系学生	1925年12月17日
周水平	江苏江阴	附中体育教员	1926年1月17日
贺威圣	浙江人	社会学系学生	1926年
萧朴生	四川德阳	社会学系教授	1926年10月
周泽	浙江人	社会学系学生	1927年
侯绍裘	江苏松江	中学部主任	1927年4月10日
王环心	江西永修	中文系学生	1927年“四一二”后
安体诚	河北丰润	社会学系教授	1927年“四一二”后
何洛	四川	社会学系学生	1927年“四一二”后
萧楚女	湖北汉阳	社会学系教授	1927年“四一五”广州国民党反动派清党运动
糜文浩	江苏无锡	社会学系学生	1927年5月11日
郭伯和	四川南汉	中文系学生	1927年7月31日
张太雷	江苏常州	社会学系教授	1927年12月
张秋人	浙江诸暨	大学部英文教授	1928年2月8日
曾延生	江西吉安	社会学系学生	1928年4月
俞昌准	安徽南陵	附中学生	1928年
沙文裘	浙江鄞县	学生	1928年8月
瞿景白	江苏常州	社会学系学生	1930年失踪
薛卓汉	安徽寿县	社会学系学生	1931年
罗石冰	江西吉安	社会学系学生	1931年初
姜余麟	江苏松江	社会学系学生	1931年
龙大道	贵州锦屏	社会学系学生	1931年2月7日
恽代英	江苏武进	社会学系教授	1931年4月29日
王步文	安徽岳西	社会学系学生	1931年5月
蒋光慈	安徽六安	社会学系教授	1931年6月
杨贤江	浙江余姚	社会学系教授	1931年8月9日
蔡和森	湖南双峰	社会学系教授	1931年8月
李硕勋	四川庆孚	社会学系学生	1931年9月16日
吴祥宝	不详	附中学生	1933年4月
邓中夏	湖南宜章	校务长	1933年9月21日
顾作霖	江苏嘉定	附中学生	1934年5月28日
瞿秋白	江苏常州	社会学系教授	1935年6月18日
余泽鸿	四川长宁	社会学系学生	1935年12月15日
张崇德	浙江临海	英文学系学生	1937年
崔小立	浙江鄞县	社会学系学生	1941年
林钧	江苏川沙	社会学系学生	1944年5月
秦邦宪 （博古）	江苏无锡	社会学系学生	1946年4月

_{附注：据上海大学出版社《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下卷附录三整理制作。}

_{主要参考文献}

_{《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_{《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张元隆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_{《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美】叶文心 著 冯夏根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_{《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强朝晖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

_{《回望五卅》（《主人》编辑部 编）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出版}

_{《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周海滨 著 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_{《文化人影记丛书：丁玲》蒋祖林 李灵源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_{《李一氓回忆录》李一氓 著 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_{《老上海城记：弄堂里的大历史》马长林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出版}

_{《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叶永烈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出版}

_{《环龙群英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_{《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室档案局 编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出版}

_{《陈望道传》 邓明以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_{“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后记：认

二〇一八年四月一日的午后，我偶然经过虹口区与闸北区交界处，意念一闪，放下手头诸事，去实地寻找上海大学一九二五年八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期间位于“师寿坊”的旧址。根据资料，原“师寿坊”临时校舍在今青云路167弄，可是当初的民宅建筑已经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据传，此地原为招商局地产，一九四八年重建后一度成为上海海运局青云宿舍基地。

有了手机软件，定位很容易。我走近了一片断壁残桓，听到一片叮叮当当敲击。竟然，赶上了拆迁。工地保安见我温和无害的样子，也就放我进去了。

走在敞露的楼舍之间，虽然不是当初的建筑，但仍可透过地表感受着九十多年前那群青年学子的气息。回望夕阳中，内心百感交集。也许，这两年来我尽力去求索和书写上海大学历史，也使这段历史于冥冥中走近了我，予我以最后一面。

_{拆迁中的青云宿舍，摄于2018年4月1日}

也是进入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才恍然发现，作为一个普通的在地居民，我与九十多年前的上海大学是很“近”的。我就读的复旦大学在江湾五角场，上海大学最后一处校址所在就在江湾，可能就是我与同学们某一个春日踏青的场所；我第一个工作单位《文汇报》，位于静安区威海路陕西北路交叉口，距离原上海大学西摩路（一九二三年底～一九二五年六月）校区——陕西北路南阳路附近，几乎是抬脚就到，那里的小众咖啡馆很多，抬头望向天空，有许多竹竿从富于异国情调的窗棂中伸出来，晾着晴天里的万国旗，这是一个世纪没有变化过的市民社区；而瞿秋白先生所主持的社会学系，黄仁、何秉彝、刘华等烈士居住过的过街楼，原址就在现在的恒隆百货商场一带，我十年来经过不下千次；上海大学的青云路校址，与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居所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再扯远一点，有一次，我在整理资料时惊讶地发现，一九二二年，当初原东南高师的改组“十人团”学生中有王秋心、王环心弟兄二个，是江西永修人，其中一位参与革命，一九二七年被杀害于南昌下沙窝——那是我一九九〇年代初的童年里与小伙伴一起玩耍的地方。

历史无处不在。如烟似雾，渗进我们的骨髓，我们的场所，我们的记忆。上海，因其独特的历史、地理原因，堪称一座活的近现代史矿区。而仅仅存在了六个年头的上海大学，是其中一座极其丰富、但迄今还不太为世人所熟悉的矿藏。我通过当年的新闻时事资料和数十人的口述记录，稍微了解其中一些脉络与节点，已经时时感到兴奋与激越。我期待着方家挖掘出更多史实的因果、人物的风华。

还是回到本文开初的那三个年轻人吧。

当初在船舱底下“赶黄鱼”从四川来到上海的刘华，已经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遇害于龙华，时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年仅二十六岁。

当初匆匆领命来到上海担任总务长的邓安石先生，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一九三〇年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2军团（后改为红3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二年到上海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晚，邓中夏被法国租界巡捕逮捕，后因真实身份暴露，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九月二十一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牺牲，年仅三十九岁。

而当初从苏联回来不久后就到上海大学任职的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一九三四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因患肺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中央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当二月二十四日走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六月十八日晨，写完绝笔诗，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可是他们的故事都没有完。千万个尾声中，有一个是这样的：据瞿秋白继女瞿独伊回忆_{（《继女瞿独伊深情追忆父亲瞿秋白》，作者吴志菲，《党史文苑》2005年第5期）}，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为之送行，请他务必救出被关的难友，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单独找到当年曾任迪化市市长的屈武（原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女婿），委托他找到杨之华以营救被关在牢狱的难友出狱。屈武市长在女子监狱找到了杨之华的下落。然而，新疆警务处处长胡国贞却不允许杨之华与屈武见面。屈武当即点名要见瞿独伊。

屈武对独伊说：“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认识周恩来，也认识你父亲。我是同情共产党的人。周恩来很关心你们，问你们有什么困难。”

接着屈武又说：“张治中将军到过延安，现在来新疆任职，你们快要被释放了。”

不久，张治中再次派屈武到狱中探望杨之华等，并带了一些钱慰问大家。难友们唯恐上当受骗，拒绝接受钱财。当时屈武解释：“张治中主任派我们来为大家办好事的。这些钱不是国民政府的钱，是张治中主任受周恩来委托，给大家改善生活用的。”经过研究收下了这些钱，同时，牢中的党组织决定，由杨之华亲自给张治中写信，要求恢复自由以及关于何时回延安事宜。张治中接信后，亲自会见并宴请杨之华母女、陈潭秋的助手吉合、朱旦华等六位中共难友代表，并说：“你们要赶快准备，越快越好，不能先宣布释放，更不能先见报再走。否则，会有危险。”

张治中对杨之华说：“师母（张治中在上海大学学习时，是瞿秋白的学生），请你相信，我已三次到过延安作保证，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延安。”

不久，张治中安排交通处长刘霖哲少将带队，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我们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

读到这段史料时，我喉咙口一阵发紧。张治中那声“师母”，屈武那声“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背后是一所大学的日与夜，是曾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而形成的共同体。尽管在这个时候，这所大学已经消失二十年了。但是，得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