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节选之二）

薪火相传

1914年。春夏之交。

反袁运动失败，是年七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前往日本，与谷钟秀等人协助其编辑《甲寅》月刊杂志。陈独秀一生中五次东渡日本，而这也是其最后一次赴日。

丈夫再次远行，将门闺秀高君曼（陈独秀的第二任期妻子）独自留守家中。尽管有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不时前来接济，毕竟两个孩子尚且年幼，高君曼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仍时常掣襟肘见。年深日久，终积劳成瘁。

某日，天未明，高君曼便爬起来，帮人浣洗衣物挣点外快，贴补家用。趁孩子尚在酣睡，她埋头只是大洗。隐约听得院门外有人叫声“君曼”，然而未及开口，忽觉眼前一黑，目眩头昏间一口鲜血喷将而出，倒地人事不知。

汪孟邹在院门外连喊几声，无果，纳罕之中听见孩子的嚎哭声，叫道，“糟了！”飞起一脚将门踹开，抱起面如土色的高君曼火速送往医院。

医生呵责道，“来晚了。”又道，“病人本就体弱，体力透支旷日持久，导致肺疾，且已深入膏肓……”

隔年六月，高君曼缠绵病榻，久病不愈。人命危浅之际，陈独秀踌躇再三，决定回国。

苏州河在阴影里凝止。

驳船嗡嗡的汽笛声，浑厚而悠长，穿越几条马路，钻入两岸千家万户。

一位中年男子穿件樱白华丝纱长衫，一顶巴拿马草帽拿在手里，不时徘徊瞻眺。时而纳下头沉默，蹙额摇头，没听清叨咕了一声什么话。此人名叫汪孟邹。特地来接陈独秀。

水流滔滔，总让人觉得生活通向远方，未来有无限可能，然而立于船头之上的陈独秀，想起许多年前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昏天黑地，正如同自己今时今日之境遇。想到中国四万万同胞，如今同舟一命，沉沦到底。不禁经宿未眠。天明时已至渡口。

轮船慢慢开过来。靠近，再近，更近。正值上海梅雨季。雨由天而落，来得猝不及防，无穷无尽的雨时密时疏，耳畔隐隐的江水声，孩童的啼哭声，女人的埋怨声，男子的呵斥声，纷乱交杂，一阵又一阵，裹挟而来……

码头岸边那男子翘首以盼，且招手且大声叫道，“仲甫，仲甫兄！”

船头之人显然没有听到，只是凝神细想。船停下，待到前来接他的人疾步而来，连叫几声“仲甫”，他始醒过来，抬手挥了一挥，叫声“孟邹兄。”

黄包车早早候于一旁。汪孟邹与陈独秀各自登车，吩咐一声，“去往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那车夫一身短打，抬手抹把汗，并不多言，拉了客人一路快跑。

位于太仓路与顺昌路与黄陂南路之间的吉益里，昔日旧貌，如今早已踪迹皆无。唯留一排石库门房子，做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纪念地所在。整个区域，完全被高耸林立之住宅与写字楼淹没，遮蔽。

其时，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贼心不死，北洋政府大力推行复古尊孔之逆行，与民主共和之理念，方枘圆凿，扦格难通。而作为学习并已经开始接受新思潮的知识分子，渊图远算，意在无遗。陈独秀此次回国，下定决心从文化启蒙入手，要从根基之上发动思想革命。

前几日在日本，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聊及此事，他说他一到上海，即刻开始着手筹办《青年》杂志。而对于办刊物，陈独秀自然是轻车熟路。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位合适的发行人。找谁呢？

自打上了船，朝思夕计，陈独秀想到安徽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总经理汪孟邹。此人乃陈独秀多年至交，日后他曾多次对人说过这样的话，“汪孟邹是我的大施主。”言下诙谐之中不无感激之情。而谈及二人的相识相交，在此不妨赘述几句。

远在1902年，陈独秀由日本留学回国来到南京，好友汪希颜热情接待。汪希颜与陈独秀同为安徽老乡，绩溪人士，年长陈独秀六岁，留日时便是好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然而，轻尘栖弱草，人生本无常。这年夏天，汪希颜患暴疾，卒年仅二十九岁。病逝前，给在绩溪老家的胞弟汪孟邹去信，介绍“皖城志士陈仲甫”。

1903年冬，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科学图书社。卖图书，亦兼卖笔墨纸砚。其时，陈独秀在安庆栉风沐雨，紧张筹办《安徽俗话报》，想跟科学图书社合作发行。风尘仆仆连夜赶至芜湖，一脚踏入科学图书社的门，叫声“孟邹兄”，道，“我希望与你的图书社合作出版发行……”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挂于堂前，“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1904年，得益于汪孟邹的大力支持，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为我国近代重要的白话报刊之一，亦为安徽最早负有革命使命的报纸。

生死与共，夜去明来，陈独秀与汪孟邹感情深逾骨肉，成为毕生挚友。

此趟陈独秀远洋归来，汪孟邹特意为其举办隆重的接风宴。

开席，汪孟邹把酒杯满上，递与陈独秀，道，“仲甫，接下来有何打算？”

陈独秀于是将自己打算独立创办一份以“唤醒青年之思想启蒙”为宗旨的新杂志之事，娓娓而谈。道，“需借助外力支持，寻找一个有经济实力，同时又热心于文化事业的出版发行机构……”汪孟邹蹙额不语，他又道，“在国外所学所见，如何尽快学以致用？如何将他国之先进理念尽快传入国内？能否改变国人愚昧落后之旧况，皆在此举。”眼睛望向别处，决然道，“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定将改观！”

汪孟邹听罢默无一语，纳下头思索着。

1913年春，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将汪希颜的儿子汪原放，由安徽芜湖召来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办起亚东图书馆。之后迁至河南路平和里。又名“芜湖科学图书社申庄”。员工仅三人，汪孟邹与许潜如（胡适挚友许怡荪的弟弟）与汪原放。

1914年春，因为翻造房子，又从平和里迁至江西路口福华里。然而迁来迁去，亚东图书馆始终未曾跳脱过逼仄阴暗的弄堂，陈独秀对此颇为不满与不屑，几次劝说汪孟邹，道，“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便一定要走出弄堂，上大马路……”言下慨然之中带了一丝凄然，恨铁不成钢似的。

此刻，听得陈独秀这一番话，汪孟邹并非不愿意给他出资办杂志，然则眼下的亚东图书馆，开业不久，尚未盈利，资金实在不富裕，恐一时难以周转。他掸眼看一眼谈起办杂志来便意得志满，谈笑自若的陈独秀，不忍拒绝。踌躇间忽听得身后有人笑谈，一个对另一个道，“虽说眼下多事之秋，生意赔多赚少，但目标瞅准，还怕没钞票可赚？”

汪孟邹心里便已经十拿九稳，掉转身来招呼一声“子沛兄！”接着叫声“子寿兄！”陈独秀接踵相从跟在后面。

汪孟邹笑向陈独秀道，“我的两位好朋友。兄弟俩。陈子沛与陈子寿。”举杯笑向陈氏兄弟，又道，“仁兄的‘群益书社’，生意火噢！”

那陈氏兄弟听闻汪孟邹此言，喃喃自谦一句，微笑致意。

汪孟邹将陈独秀往跟前让了一让，道，“这位是陈独秀君。鄙人同乡，至交。”又道，“仲甫兄乃真英雄也……”听到“陈独秀”三个字，陈氏兄弟心里先自震了一震，道，“久仰久仰。久闻陈先生大名。”

汪孟邹紧张的神经方才松弛下来，随将陈独秀刚才所讲办杂志之事，来因去果，详述分明。言毕，陈子沛道，“好事情。”陈子寿亦道，“一句话！势必鼎力支持。”跟陈独秀约定，去“群益书社”进一步详谈。

隔日，陈独秀与汪孟邹绝早起来，赶往群益书社拜访陈氏兄弟。终遂心如意。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亦即 陈独秀彼时之住处，悄然诞生。陈独秀任主编，并亲自撰稿。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首页，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号召青年们战胜恶社会，解放思想，与旧传统旧思想彻底决裂。对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与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斐然成章，笔翰如流。

新杂志切中时病，审时度势，立时引得读者蜂拥而至，大受热拥。发行量青云直上，一度洛阳纸贵。

好事多妨。麻烦接踵而至。

不几日，“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指责《青年》杂志与其《上海青年》周报，名字相差无几，容易使人混淆。勒令其尽快更名，如若不然，后果自负，态度十分强硬。

陈氏兄弟即刻联系陈独秀，攒眉道，“夜长梦多。艰屯之际，切勿别生枝节……”从第二卷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隔日，汪孟邹前来探望，一路惴惴难安，担心陈独秀因为杂志更名一事而心生不悦，殊不料，一见面陈独秀首先开口，道，“新青年与旧青年间，有绝对的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汪孟邹听得欣然，他又道，“《新青年》名字反而更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服务于新青年。好！”

万象更新的《新青年》，就此惊雷一声紧接一声，大力宣传“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号召青年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高擎“文学革命”大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学。刹那间备受社会瞩目，很快便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7年1月，陈独秀匆忙返沪，安顿家小。耳畔响起蔡元培临行前千叮万嘱，“仲甫兄即刻起身赴京，切勿耽搁，北大急等文科学长上任哪。”

妻子高君曼满心欢喜，即将跟着夫君北上，忙着收拾行李，然而想到将陈延年与陈乔年兄弟俩丢在上海，胸中不免惴惴难安，掸眼看一眼陈独秀，道，“近一年来，延年跟乔年自食其力，边打工边学习，晚上就住编辑部。孟邹听说后，不止一次责怪我，不该把孩子推出家门……”不等陈独秀开口，又道，“饿了啃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有骨气！”

早前，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将在安庆老家的延年跟乔年接到上海，实为减轻嗣母跟原配高晓岚的压力。其时，延年刚满十七岁，乔年十三岁。

听罢高君曼此番话，陈独秀在边上帮着递递拿拿，道，“这个社会本来就险恶，青年人应该吃点苦，吃点苦有好处。”又道，“孩子从小不吃苦，将来怎么办？”

高君曼默然了。

新年刚过。法租界内万家灯火。沪上人家的年关，在一阵更鼓声中蔓延开来。谁家的窗子半掩着，从玻璃窗里传来“麒麟童”周信芳的男音，唱的是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今日里萧何荐良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整汉家邦，一同回故乡……”

进京后，陈独秀住进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现为20号）。房东住西院，陈独秀住东院。

简单收拾妥当，陈独秀觑眼望向蔡元培，道，“讲好的。先试干三个月，再决定究竟何去何从……”蔡元培只是颔首微笑，他又道，“《新青年》是万万一天不能离身的。”

陈独秀在此地一住三年。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书房跟卧室。南房三间，暂且当做《新青年》编辑部。此地便亦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之大本营，根据地。

_{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社旧址}

月薪三百块大洋拿到手，可谓绝渡逢舟，暗室逢灯。陈独秀夫妇困顿的生活不复存在，也从此免去了后顾之忧。正如日后亚东书局的朋友说起古事，道，“仲甫兄上任北大学长，远比搞一个大书店，实在要好得多……”

《新青年》背靠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名刊地位逐日夯实。给亚东图书馆亦带来新气象。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作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其时，国内诸多的知名学者，如杨敏曾、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亦完全交由亚东经销。《新青年》一直由亚东销售。陈独秀还将日后的《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通通都交由亚东负责销售。亚东图书馆声名远扬的同时，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

此间，《新青年》相继发表胡适文《文学改良刍议》，鲁迅文《狂人日记》，李大钊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以及陈独秀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诸篇雄文醒聩震聋，鼎铛有耳。大力鼓吹新文化新思潮，潜濡默化，将“科学与民主思想”带入北大，影响日异月新，并逐渐在全国弥散开来。正可谓，风乍起，吹皱那一池死水……

_{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某日，国立北京大学校门外，有人激烈争执，声音越说越大。一个学生与一个官兵推拉撕扯。一旁的学生围聚呵责，有人斥道，“堂堂国立北大，岂能容兵匪胡作非为？！”将已经贴上院墙的标语一把扯掉，撕得粉碎。

陈独秀恰好由此经过，远远的看见那当兵的将长枪高举起来，只听得哗啦啦一响，子弹上膛声。那学生显然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往后倒退几步，随即挺胸上前，呵道，“有种就开枪！青天白日，闯到大学校园里来枪杀学生？”

陈独秀疾步而来，将学生挡在身后，就听那当兵的道，“你们胆敢阻挠老子执行公务？”且说且将手中的公告扬了一扬。

陈独秀睇眼看那当兵的一眼，道，“狗仗人势。”

“想拿这张破纸侮辱我巍巍中华，先问问那四万万人民答应不答应！”

“妄图卖国，私毁共和！”

“卖国贼！狗屁政府！”

身后的学生七言八语，愤然声讨。那当兵的不知叨咕了一声什么话，骂骂咧咧地走了。

陈独秀扭转身来，钉眼望向那带头撕公告的男学生，道，“你叫什么？”

有人抢声答道，“他叫张国焘。”

张国焘近前几步，叫声“陈先生”，欠身道，“学生张特立。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江西萍乡人。”陈独秀微微一笑，并不多言，他又道，“十分喜欢先生主编的《新青年》。特立人虽不在文科，但我们理工预科的学生，都对陈先生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十分赞赏，且坚决拥护……”

陈独秀听罢，亦觉高兴，照旧微微一笑，道，“下午在北大校务会议室，教授们将有一场辩论研讨会，同学们如若感兴趣，可以来旁听……”话音未落，已经给大家的欢呼声打断，就听张国焘道，“我们早点占位子去！”

望着学生们渐渐远去的背影，陈独秀立于原地，良久默然。北京大学教授里，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时常受阻，他纳下头轻叹一声，迈开大步往会议室方向去。

北大校务室内。众教授围聚于桌前。

讨论会挨个发言。轮到胡适，道，“日本国何以强？”目光扫向在座各位，又道，“自明治维新以来，便将师承我国千年之久的儒学礼教弃若蔽履，无论文化，政治，无论教育，军事，甚至衣食住行，诸多方面，全盘进行改革，接受西方欧洲国家所谓普世价值观……”一旁的辜鸿铭曲背弯腰，背后拖条长辫子，眼睛半阖，鼻子里不屑地哼了一声。

胡适又道，“诚然，日本国乃我敌国，然则不得不说的是，人家改革改得彻底，学得也认真，故此一战甲午，再战俄国，骤然间成长为大东亚强国，反观我们又如何？”

有人咕哝一声，“民国以来，国体变了，大总统换了又换，明面上政体也在改革，然则照旧要明令岁岁祭孔……”摇摇头不说了。

胡适继续道，“如今，敌国已经强大到割据我台湾，强占我青岛之境地，我们难道不应该自我检讨？羞愧！”

陈独秀睇眼看一眼辜鸿铭，斥道，“卖国求荣，里通外国，亡国奴就是亡国奴，冠冕堂皇便可掩人耳目？虚伪，无耻！”

李大钊微微一笑，道，“依适之兄之见，我们只能全盘西化，当可成强国？”

蔡元培沉吟半晌，道，“仲甫兄息怒，有话不妨细细道来。”

陈独秀待怒气稍平，立起身来，接着胡适的话题，道，“适之刚才所述，并非敌我问题，亦非专制与共和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顽症所在。”众人寻思不语，他又道，“若要振兴中华，必要先启发民智。倘若我们不坚决摒弃沿袭了两千多年，且无处不散发着裹尸布气息之旧文化，何以弘扬普及西方近代更为先进的文化？中华民族何以能得救？”

辜鸿铭听罢蹙额摇头，道，“依仲甫先生高见，若要自强，须首先不要了老祖宗？”说到此处渐渐气急涨脸，一条青筋暴起，那根辫子在背后微微抖动。

……

而这样雷同的场景，对于已经渗透并融入“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校园，并不鲜见。

1917年的北京大学，云集有一批逸群之才。其中包括，二十四岁的梁漱溟，二十六岁的胡适与刘半农，三十二岁的周作人，三十八岁的陈独秀……校长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聘请教授只关注学识与能力，而并不问思想与派别。可谓万象更新，百花争妍。

_刘半农

以人为鉴。刘半农进驻北大之前，尚在上海靠给“鸳鸯蝴蝶派”媒体投稿，纯以卖文求生的那段日子，暑雨祁寒，穷困潦倒。

这位日后能让鲁迅先生特意写下《忆刘半农君》一文，且赞赏有加的年轻人，究竟何德何能？

1917年。上海苦夏。

濡闷烦躁于弄堂静谧中隐没。蝉声阵阵，不慌不忙上演大合唱。老虎窗里有位妇人探出头来，长竹竿伸出去，从电线上一件一件挑取晾晒的衣物。那电线杂乱晃动。墙角阴暗处的黄包车车夫，翘起二郎腿，酣睡中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话。

马路两旁生长半个多世纪的高大梧桐，枝叶葱茏，密密匝匝，忽听得一串铃声叮铃铃由远而近。一辆脚踏车从对面弄堂斜冲过来，停在上海铜仁路明厚里一号(今延安中路上海展览馆附近)弄堂口，高声叫道，“刘半农！刘半农的挂号信！”

须臾，一位年轻男子拿本书，纳下头且行且读，由一间潮暗的小屋里走出来。此人正是刘半农。

望着邮差的背影渐行渐远，刘半农将信打开，不禁怔怔呆立，仿佛闪电过后听见雷声，隔了几秒钟方才醒悟过来，他纳下头再读一遍，悄声道，“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呵……”这份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亲笔签署，由文科学长陈独秀执笔书写的聘书，经北京大学，飘然而至。

尽管白纸黑字摆在眼前，刘半农仍惴惴然难以置信，长时间寂然不动，独自咕哝道，“鄙人只有初中文凭，尚且不满二十六岁……”将那聘书拿在手里，看了再看，闻宠若惊，如在梦中。

颠思倒想之际，时光悠然倒流。

刘半农自幼成绩优异，并不偏科，而尤以国文与英语最为出色。1905年，十四岁的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1907年，以江阴县状元的身份，进入常州府中学堂。与其同期的同学中，有日后的史学家钱穆先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风云万变，时局动荡不定，常州府中学堂随即停办，刘半农甚至连一张中学毕业证书尚未取得。

人生迷茫。今后的路究竟该何去何从？

距离江苏江阴约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大上海，彼时为全国思想最为先进，且文化交流最为发达的重要阵地，更是繁华之经济中心所在，年轻人无不心驰神往。刘半农隐约觉得，机遇与梦想，无限希望与可能，就在长江彼岸。

隔年，未满二十周岁的刘半农，怀揣借来的五块钱，与二弟刘天华，搭船前往上海。

岸边前来送行之人，如蝇头蠕蠕，忽听得身后有人道，“好男儿志在四方，岂能羁留在家园。”

其时，上海滩各大报刊杂志，蜂拥而现，比较畅销的不下二三十种。刘半农连朝接夕，日日闷在出租屋内只是埋头卖力撰文。且多以翻译外国名著为主。

1915年秋，一部新创刊的杂志一夜之间在沪上名气大暴，这便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_{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图为《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封面}

某日，刘半农无意间翻看《新青年》，读罢胸廓次然。早就听闻主编陈独秀之盛名，对其神交已久。忖度之下，竟一路问询，寻至《新青年》编辑部，直呼主编大名，以求与之晤面。

其时，《新青年》尚处于起步阶段，诸事繁杂，陈独秀单枪匹马，正疲于应付，此刻忽听得门外有人毛遂自荐，随起身相迎，将来者让进屋来。见是个毛头小伙，掸眼看他一眼，道，“敢问尊姓大名？”话音未落，刘半农快言快语道，“我叫刘半农。江苏江阴人士。自认有些文字功底，来沪不久，先是在《时事新报》与中华书局各找到一份编辑工作，然而收入毕竟十分有限……”而陈独秀对于其人其文，并不陌生，就听刘半农道，“工作之余，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搞创作。殊不料，歪打正着。”说到此处笑起来，又道，“鄙人撰写的通俗小说《最后之跳舞》，在上海备受热拥。也算小有名气。今日无意中发现贵刊正在招人，”觑眼望向陈独秀，略忖了一忖，继续道，“对于陈主编仰慕已久，特前来拜望……”

陈独秀本有心留用，然而考虑到杂志好不容易才刚复刊，尚未步入正轨，只是纳下头沉默不语，独自思索着。就听刘半农顾自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又道，“待看一看鄙人拙文，再决定去留。”

1917年年初，《新青年》刊发胡适之著《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刘半农读毕，不禁扼腕嗟叹，一蹴而就赶写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刊发于第三卷第三期《新青年》。此文对“文学革命”之自我阐述，从形式到内容，均提出非常深刻之见解，与胡适文遥相辉映。

陈独秀特意为刘半农的文章写下跋语，里面有一句这样评价道，“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一曰改造新韵。一曰以今语作曲……”

刘半农就此投其麾下，与陈独秀成为至交。亦正式加盟倡导白话文的阵营，更成为日后的一员猛将。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蜷居于逼仄出租屋内只求苟安的刘半农，并不曾想到，昔日艰涩而晦暗的底层生活，坎坷经历，在加入《新青年》之后，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苦尽甘来。文学创收的同时，文章但凡经他之手，因为行文深入浅出，更容易使得市井读者喜爱并接受。一切的回报均来源于实践，亦使其在创作白话文学时，比胡适与陈独秀等知名学者，更易措置裕如，亦更加投入。

1917年，吉星高照，枯木逢春，陈独秀被特聘至北大任文科学长。他到任不久，便极力推荐好友兼同事刘半农。蔡元培一向以不拘一格降人才著称，这便有了北大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刘半农。

世间事，大多喜忧参半，福祸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