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那几日——沪东工人纠察队与日籍厂主斗智斗勇的故事

“地板动过了！”阿娟肯定地说。

每块地板都有独特的纹路，原来衔接的纹路对不上，说明地板被一块一块揭开来过，然后重新摆好。

陈捌妹又唤来两名工友，根据阿娟的指认，把动过的地板一块一块撬开，地板下面是龙骨，比一般的龙骨要高。就在龙骨中间，齐刷刷地躺着一排东西，每一个都有帆布套，外面有皮扣子，里面是个黑乎乎的筒状物，口径约五公分，下端像一个支架，两侧都有刻度，标注了一排日文，还有一根可以拉动的皮绳。陈捌妹头一次见这种东西，第一眼的感觉，就像傣族人家用来盛酒的竹筒，只不过这是金属的挺沉。清点一番，整整二十个。

这到底是什么呢？

“掷弹筒！”

一名叫大强子的苏北籍工友失声叫了起来。

……

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到几天前，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代号“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先后在广岛和长崎爆炸，那时候媒体还没有“原子弹”这个概念，只说“新型炸弹”或“超级炸弹”。在远离日本本土的中国上海，因为不是战场，看不到远在西南边陲和东北、华北、华中的日军被打得有多惨，依旧一副“皇道乐土”的光景。一直到八月十五日，天皇的投降诏书终于在电台里播出，在华的百万日军顿时成了丧家之犬。在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天皇即精神支柱，现在轻飘飘一句“投降吧！别打了！”，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不少死忠分子有的剖腹，有的开枪自戕。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有大量的日本工厂、商店和株式会社，堆满货物的货栈、仓库和码头，大部分是当时，趁着日军攻下上海，趁机抢夺、搜刮或指定“捐献”的，包括很多被“统管”的物资，如棉花、羊毛、钢材、粮食、木材、橡胶、汽油、煤炭、药品，不仅是本地，还是大量外地物资暂时在上海储存。上海的航运四通八达，既可以运往日本本土，也可以运往台湾、香港、菲律宾这些日本占领地。

撇开上世纪初就形成的虹口、杨浦的“日租界”，只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侵占华界开始计算，也有整整十二年了，这些日企、商社、株式会社，占尽了天时地利，吃饱撑足，油水揩足。如今战败了，这些东西统统要移交给战胜国，从步枪里的每一颗子弹，到工厂的每一颗螺丝钉，那真是千般不甘、万般不愿啊！

从战败到接收，尚有一段“空窗期”，那些日企抓紧时间焚烧账册文件，藏匿、转移物资，甚至有日军把枪支弹药丢入黄浦江中，反正一句话：宁可烧了砸了毁了，也绝不把战利品留给你们这些支那人！

为了保全这些本就该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和物资，中共地下党组织同困兽犹斗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场看不见的较量。

2020年，位于杨浦区扬州路、通北路的新康里，这片老式里弄住宅，目前正在拆迁中，只剩下“新康里”的弄堂门楣，后面的很多房子已经夷为平地，变成一座临时停车场。现在我们把时光倒回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晚，就在几天前，即长崎挨“超级炸弹”的次日，坊间就有消息传出，说日本人真的撑不下去了，就要投降了。

_{杨浦区扬州路190弄(新康里)24号，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沪东纠察队指挥部旧址}

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和行政机关，都龟缩在西南一带，江南一带，新四军和广大抗日游击队的力量一枝独秀，当时新四军军部发布了命令，准备从日伪手中接收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还任命了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的市长、粟裕为南京特别市的市长。八月下旬，新四军南京支队在划子口渡江，接连攻克龙潭和栖霞等南京的门户，对南京城形成包围之势……

大好形势下，中共上海市委工委委员陈公琪，向中共杨树浦和榆林两个地区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传达了“组织工人纠察队，保护工厂，准备迎接新四军接管”的工作指示。在沪东地区，日本工厂林立，有纱厂、卷烟厂、橡胶厂、食品厂、搪瓷厂……这些工厂里都有我地下党组织控制的工会，还有工人纠察队。当时，沪东工人纠察队的临时指挥部和公开联络点，就设在新康里24号。那几日，这里灯火通明，人进人出，周边一百多家工厂的工人代表纷纷前来联络，不下五六百人的工人纠察队，在工厂周围和主要马路上日夜巡逻，防止日伪和地痞流氓的破坏、转移、偷盗行为，保护工厂机器设备和物资，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

_{杨浦区扬州路190弄(新康里)24号，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沪东纠察队指挥部旧址}

陈捌妹，是沪东一家卷烟厂的女工，祖籍山东。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陈的父母沦为难民，逃难到了上海，那年她仅八岁，被父母以两块大洋给卖掉了，买她的人家将她当做丫鬟，十四岁进了这家卷烟厂，当女工，从早晨七点做到晚上六点，除了午间休息一个钟头，就是不停地把轧好的香烟塞进包装盒。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卷烟厂成为日本人的军需厂，因为香烟也是士兵配发的军需品，原来的香烟改名“大东亚牌”，包装盒上画的东亚地图，从中国大陆、台湾一直远到菲律宾和印尼，都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疆域。日本人对香烟厂注资，成为大股东，原来的老板沦为二股东，现在是副厂长，日籍厂长叫龟田。

那几年时间里，陈捌妹月薪高达数百万之巨，不过，那是汪伪政府发行的储备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拿出法币来兑换老百姓手里的巨额储备票，规定每三百万兑换一块钱法币，您就该知道，这些储备票的实际价值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林立在沪东地区的纱厂、卷烟厂，一直是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苦大仇深的陈捌妹，早早地加入了工会，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在工会组织的扫盲班上，她识了字，当她第一次用毛笔歪歪扭扭写下“陈捌妹”这三个字时，她流泪了。

一个目不识丁，每天要坐在桌前劳作11个小时的女工，今天以一个共产党员、卷烟厂工会代表的身份，戴着工人纠察队的袖箍，来到新康里24号，与临时指挥部的负责人老潘商讨如何保护卷烟厂的机器物资。

_{杨浦区扬州路190弄(新康里)24号，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沪东纠察队指挥部旧址}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沪东地区，一家家日本工厂纷纷张贴停工告示，工会针锋相对，一边组织工人复产复工，并要求日籍厂主继续支付工资，一边组织工人纠察队在厂区里巡逻。

卷烟厂的仓库里，堆满了烟叶、烟丝、卷烟用纸、卷烟的包装盒、还有成品的香烟，这些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水，一沾水就报废了。

龟田深知，不管是新四军还是国民党的队伍接管上海，这些价值不菲的货物，都将成为他人之物，他又不能变戏法似的变成一条大货轮来，把仓库里的东西统统搬去日本。再说日本在美国佬的日夜轰炸下，早已沦为一片焦土，就算搬回去也没法生产啊，所以只有一个字，毁掉！

诡计多端的龟田，找来厂里的工头阿彪，命令他把仓库里的东西毁掉。怎么个毁法？仓库里有水管阀门，本来用于消防灭火，只要悄悄打开阀门，让水喷出来，不出半个小时，保证仓库里水漫金山，东西统统报销。

但龟田低估了他的副厂长，即昔日的厂主，人家也想到了这条，他不想让龟田的阴谋得逞，保住工厂，就是保住日后物归原主的一线希望。他去找了陈捌妹，献上一计：用一个铁壳子把阀门罩住，并焊得死死的，除非阿彪带来破拆工具，否则束手无策。

龟田又想出一计，没有水，就一把火烧掉！只要仓库里一冒烟，你开水龙头灭火，这些货物不是烟熏就是浸水，一样得报废。

彪子带着火种，打算趁夜黑，摸进仓库，可是工人纠察队分作三班，每班四个人，仓库外巡逻，仓库内巡视，毫无机会。彪子忽然想到，仓库有天窗，若将一支火把居高临下扔进去……哼哼！可没想到，天窗从里面给钉住了，铆得死死的，平时一推就开，今天纹丝不动。气得彪子脚底下一滑，险些从斜屋顶上翻滚下去……

在工人纠察队的严防死守下，卷烟厂没有停工，继续生产，仓库里的货物安然无恙。

卷烟厂的东北角，有一栋日式小楼，是龟田夫妇和孩子居住。清水红砖墙，室外有小花园，栽有一颗樱花树。天皇宣布投降后，龟田一家就匆匆收拾，搬去许昌路227弄日华纱厂的日籍员工宿舍去，集中居住，也是为了安全的考虑，因为日本人投降后，上海滩就流传一句话：“天亮了，大家把刀磨起来，准备斩萝卜头”。

“萝卜头”是上海人对日本人的戏称，因为当时日本人普遍身材矮小。龟田害怕那些平时被日本人欺负惯了的中国人，突然煞星附体，抄家伙来报复。

按理说，龟田一家搬走了，作为女佣人的阿娟，她的这份工作也结束了。可阿娟告诉了陈捌妹一件怪事：就是龟田一家匆匆收拾的当日，平日里一直被吆来喝去的阿娟，居然没支使她做这做那，给她结算了工钱，卷上铺盖，提前让她走了，临走时龟田太太还掉了两滴鳄鱼眼泪，送了阿娟一套日本碗碟留作纪念。

乍一看，挺好一位女主人，可阿娟就觉得反常，龟田太太平时凶惯了，这一点都不像她，感觉……之所以让阿娟快走，是嫌她碍眼，家里要做什么事情，不想叫她看见。

听了阿娟的话，陈捌妹顿时来了兴趣，找来几位工友仔细一打听，那天阿娟走后，就来了一辆卡车，停在小楼门前，从车上搬下来四五个木箱子，箱子不大，但挺沉，吭唷吭唷抬了进去。

陈捌妹眼睛一亮，龟田准有什么东西要藏起来！但是奇怪，如果是财物，应该从家里往外带，怎么倒过来，临走前，从外面搬东西进来，藏在家里。因为这一走，十有八九他们夫妇再也回不来了。

陈捌妹叫了一名工友，让阿娟领着，撬开门锁，进入那栋小楼。小楼不大，一楼有一个西式的客厅，摆有沙发，还有厨房和一个西式卫生间。二楼两间卧室，都是日式，用榻榻米，还有一个泡澡的日式浴室。他们楼上楼下转了半天，并未发现异常，有点泄气，正要离去，心细的阿娟忽然发现脚下的地板有点活络……

她趴下来，看了半天。这里的地板、墙壁到天花板，对她来说太熟悉了，每天跪在地上要擦好几遍，一旦被龟田太太发现某处没擦干净，恶声谩骂就会劈头盖脸而来，有时候还要朝她扔筷子、抹布……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很多人并不知道“掷弹筒”为何物，这个东东还真是日本鬼子发明的独家兵器。

掷弹筒，顾名思义，就是把炸弹给“掷”出去，就是一种简易的迫击炮，长约五十公分，可以把比手雷稍大的八九式榴弹射到二三百米开外的距离，在抗日战场上，堪称是中国阵地，尤其是重机枪阵地的噩梦，一颗打过来，足以报销一挺重机枪和机枪手、弹药手。因为单体重量不足三公斤，加上弹药袋，不到七公斤，适合单兵携带，移动迅速。“二战”结束后就被淘汰了，进了军事博物馆。

这种战场上的专用武器，放在上海，基本派不上用场，远不如三八大盖和歪把子轻机枪的使用率高，所以存放在武器库中，整整齐齐二十具，每具掷弹筒配一个专用弹药袋，内装八九式榴弹八发。用上海话说，都是“册刮新”。

据临时指挥部的老潘分析，当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就在许昌路，那里不仅有司令本部，还有兵营和武器库。眼看着这些“册刮新”的武器即将成为中国军队的战利品，很多日本人心有不甘，能毁的毁、能扔的扔、能藏的藏。龟田受命（也可能处于自发）藏匿这二十具掷弹筒，不管将来有没有机会取出来，藏起来再说。

时局变化很快，蒋介石发现在接收上有些“鞭长莫及”，紧急指令，让原来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武装，如此一来也成了“抗日队伍”，但他们的使命并非监督日军投降，而是严防死守新四军和游击队进入大城市。

八月十六日，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了华中局的指示，中央决定不接管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放弃整个南方，转用全部力量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南京、上海的市工委于是立即停止了行动，改为十六字的策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的确是一步高招，但在当时，很多人憋屈、不理解，甚至怨声载道，说什么“新四军怕了国民党了”、“不敢进大上海了”、“土八路就是土八路，不敢跟国民党硬碰硬……”等等，一想到日盼夜盼，却盼不来自己的队伍，陈捌妹他们也有些沮丧。

卷烟厂后被“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给接收了去，可怜原厂主非但没要回自己的工厂，反而被扣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其家人千金散尽，才把他从监狱里赎出来。这个“上海宪兵队”的队长叫姜公美，后因接收时油水捞得实在太多，分赃不均，被人家咬了出来，后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也算给那位厂主出了一口恶气。

八月下旬，临时指挥部从新康里撤离，转移到眉州路河间路的夏家宅，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召开了有四十余家工厂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发动群众，争取生活费和工厂复工的斗争。

对陈捌妹和工人纠察队的工友来说，费了半天劲，保护下来的东西，却为他人做了嫁衣，当然有些泄气，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那二十具“册刮新”的掷弹筒，藏在一艘乌篷船的船舱里，悄悄运去了太湖对岸的长兴，交给了新四军太湖支队，即将投入解放战争，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一想到这儿，陈捌妹不禁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