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英：中共中央在上海（1921-1933）（节选之一）

“钟英”是当时中央的化名，陈独秀给我的信总是署“仲甫”或“实庵”，一般的通知报告，非陈独秀亲笔信件，都是署钟英，……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1953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成立初始

1921年8月初的一天，傍晚入夜，上海，万家灯火。江南盛夏闷热孕雨的天气，上海火车北站又在吞吐熙来攘往的人流。

毛泽东、萧瑜（萧子升），走出火车站，行色匆匆。毛泽东一袭长衫，英气正炽，萧子升一身西服，貌若处子；两位青年才俊顾盼自如，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俩行李简单，步履稳健，很快摆脱芸芸众生，一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面对车水马龙的街景，这才驻足稍立。

_毛泽东

——子升，我到朋友那里取包裹，看来要住一夜，随后，很快就回湖南去了，就此别过。毛泽东向这位湖南一师同学依依惜别。

——我猜得到你的心情。润之，出来也有1个多月了，回长沙后代我向嫂夫人问候。说话间，萧子升眉头微蹙：我再劝你一句，你们组织共产党还是要慎重，凡事切不可操之太急。从上海到嘉兴，从嘉兴到杭州，然后返回上海，萧子升与毛泽东一路上没少因为这事进行争论。

——子升，我们新民学会就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你有愿意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还是那句话：我却不能再等十年。毛泽东言简意赅，对这位年轻的学长该说的早已说过，现在更是不能无话不谈。他多少有点后悔，自己这几天对老同学谈论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大会的事不免有些多了，萧子升一时难以成为同路人。

——改造世界还要靠教育。我要在上海再徘徊几天，为了筹办中法大学，然后去北京。润之，我不久就要再赴法国求学。你要继续学法语，我们要在法兰西再做同窗。

——我想，还是留在中国多做些实事，就等你学成归国，我们再携手努力。不知道你去法国时，我还能不能赶上为你送行，代我向远在法兰西的蔡和森、萧子暲等诸友问好吧。

两位好朋友紧紧握手，随后挥别，各奔东西。

然而，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开上海。

博文女校、李公馆，还有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已是熟门熟路。

一切依旧，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博文女校，会议代表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讨论，中共一大的预备会议其实是在这里举行的。休会那两天，董必武、刘仁静还在这里起草会议文件，另两个起草组成员张国焘、李汉俊也来此商议。现在，这里还是可以望门投止的去处。

_博文女校

李公馆，大会就在这里开幕，大会主席张国焘意气风发，当场就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精力充沛，口若悬河，声如洪钟，用英文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代表真是藏龙卧虎，李汉俊、周佛海、刘仁静，轮流做着翻译，自己这才能够及时地记下马林讲话的要点：“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东方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了”，“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

_{中共一大会址}

凶险的是，在这里召开的大会第6次会议，突然有冒失鬼从后门闯了进来，声称是找社联的王主席。幸亏马林机警，提议及时休会，平时从不打开的前门为此悄然推开，代表离开李公馆，夜幕中代表们前往老渔阳里2号，后来派包慧僧返回打探，自己则到博文女校探望。结果，李公馆真的是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了。

李公馆不便再打扰了，毛泽东搔首踟蹰，最终没有再进入树德里。只有老渔阳里是相对安全的，正是在那里，在大会遇险的当夜，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说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到上海附近的嘉兴雇一条游船在南湖上续开最后一次会议。于是，除了李汉俊、陈公博，与会代表改天分两批乘沪杭列车前往嘉兴。在碧波画舫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与第一个决议，这两个文件其实在上海就拟好了的，只是会上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存有争议。李汉俊真是书生气，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也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对此，李达、陈公博也随声附和。好在当时就遭到“小马克思”刘仁静的严词批评，否则，还要建立共产党作什么？还有禁止党员做官与当议员的问题也引起诸多争议。然而，在危急情况下易地到湖上开会，大家发言精简多了，原有的争议不再议了，仅就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发生短时间的争论。一些同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另一些人则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不违背我们的原则，这样有利于今后的行动，即使无产阶级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最后，会议接受了前一种观点。更大的问题是，中共一大通过的宣言把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视为一丘之貉。南湖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中央局，要选举3位同志组成书记处。计票的结果：陈独秀毫无悬念地全票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组织主任是张国焘，宣传主任是李达。唱票的时候，李汉俊也有一票，董必武随口问了一句：“是谁选的？”刘仁静应声答道：“是我选的。”李汉俊虽然态度趋于保守，但是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当数党内第一人，为筹办会议他出力最多，得此一票，也算党内同志对他的感念。鉴于陈独秀还在广州，另选出周佛海，暂且代理书记的工作。中共中央就此产生，党章的事也就委托中央局起草。张国焘宣布大会闭幕，代表们努力抑制激越的情绪，压低嗓音呼喊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于是，云奔星散。毛泽东与萧子升顺势南下，匆匆观览了二人向往已久的、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西湖美景，在湖边偶遇刘仁静还有高君宇，毛泽东将伞一指：哦，你也在这里。尽管水光山色美不胜收，毛泽东却火急火燎地要赶回上海，他催促道：“我们明天必须马上走！”

——润之，如此步履匆匆，你还真是煞风景。萧子升多少有些埋怨。

毛泽东报以一笑，只有他知道还有事情在上海等着自己呢。

8月11日，一个晴热的下午。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一个二楼二底的弄堂房子，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来了一位身材高挑、眉目清朗的年轻人。

——我是毛泽东。来者自我介绍。

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瞬间记起，这位是长沙文化书社的负责人，以前来信邮购过书的，去年泰东书局编印的《湖南自治运动史》还收入这位毛君的4篇文章呢。于是，赶忙招呼请坐。

于是，二人相视莫逆，攀谈起来。

——毛先生，何时来得上海？

——有一个多月了，太热。毛泽东不由自主地咳嗽了一声。显然，有些感冒。

——哦，身体还好吗？住在哪里啊？赵南公关切地问。

——暂住博文女校，毛泽东说道，湖南局势看样子要安定下来，我有意将长沙文化书社扩展于各县。话匣子一打开，毛泽东忘情地谈起自己的宏伟设想。

赵南公听得入神，频频点头。当天，他将此事记入日记：“十一日，十一时起。晴，热。阅报。……毛泽东（长沙文化书社）来，小谈即去。据云来已月余，客博文女学，病多日矣。湘局如靖，将扩充文化书社于各县。湘人真勇于运动。”

这之后，毛泽东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南京，随即逆流而上，回长沙去也。其8月16日在长沙《大公报》刊发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一部分，无意中为毛泽东离沪回长沙标出最后时间刻度，佐证了毛泽东8月11日见赵南公是离沪前的最后活动。

_{赵南公日记}

如是，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会后回上海待了整整一星期。其间，毛泽东还去看望了当时正在上海女青年会学习法文的新民学会会员杨润余。杨后来回忆：“在1921年夏，上海有半官费留学法国的机会，经过考试，我参加了进去。而最幸运的是，毛泽东当时已来上海，在七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从赵鸿钧老师处，得知我住在闸北虹江路四达里我哥哥的家中，便来看我并为我送行，他告诉我新民学会在这一段时期的情况。”

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盘桓上海的主要事由。关键之事是，毛泽东在沪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大会。罗章龙曾先后回忆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同年8、9月份，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各级（各地）代表会议。”“1921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毛主席和我都参加了。”此事当系于8月。以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如果返回长沙，毛泽东未必在一两月内再来上海。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一经成立，推动工人运动即为首要任务。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的6项任务，有3项与工运直接相关。第一项“工人组织”明确“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第三项“工人学校”明确“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第四项则是“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期以研究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并“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这方面，共产国际方面也予以高度重视。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赤色职工国际驻赤塔代表斯穆尔基斯在那年6月6日写给国际的报告，就谈到“决定在中国的工会组织和对工会运动的领导方面建立全国组织局或书记处”，并拟定“未来的书记部将出版自己的刊物、组织工会及办工人学校”的计划。

马林对陈独秀不能到沪视事极有意见：陈怎么能在广州当官，他既然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就应该尽到责任！别人代理不行的，国际没有这样的先例。马林要中国同志把陈独秀请到上海来，重新布置党的工作。李达、周佛海等听了马林的意见起初很不高兴，认为这是看不起他们，张国焘城府稍深，当时没表态。经过一次会商后，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决定派包惠僧回广州去。

接着，又在马林的提议下，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该部筹建于中共一大期间，大会期间闻讯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即派李中前去组织领导。据斯穆尔基斯那年10月13日写给赤色职工国际的书信，该组织成立于8月11日。考虑到那天正是毛泽东离沪之日，而罗章龙另一次回忆又提及“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云云，该会当开幕于8月7日。会议推定张国焘兼任主任，干事有李启汉（后负责具体工作）、李震瀛、包惠僧、李新旦、刘荩人、董锄平等。会议还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北方成立各分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旨在将工运大潮在全国迅速地鼓荡起来。毛泽东勇担湖南分部的重任：长沙也有工人，我们还可以把土木工、理发师组织起来。

就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一大结束后又回上海促成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随后，他匆匆离开这座远东大都会，怀着壮大组织、发展工运、战取胜利的无限热望与澎湃激情，对霓虹灯闪烁下的夜上海投去目光明利的一瞥……

9月11日从广州启碇的海轮，一路乘风破浪，离上海越来越近了。

包惠僧陪陈独秀在船舱甲板上看海景、吹海风，看着海水渐渐来由蓝变绿、由绿成黄。

包惠僧从上海辗转香港赶到广州时，陈独秀正与广东学阀闹得不愉快。得知上海的情形，陈独秀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但还是答应回上海。然而，致电陈炯明请辞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陈炯明不予同意，于是，告假回沪。

在船上，包惠僧问道：“中国革命怎么革法？”

陈独秀颇有见解：“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在广州，看来他又猛看了一通马克思主义的书，“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对于革命，他充满信心：“干革命是因为不满现状。尤其不满北洋军阀的乌烟瘴气。做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海轮在9月中下旬的一天下午两三点钟，靠拢上海十六铺码头。上海——这个声色喧嚣的名利场、镀金城市，富人天堂、穷人地狱混合的魔都，洋人趾高气扬，俨然是一等公民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外国水手喝得醉醺醺的，公然调戏追逐中国女子；这城市还盛产买办、西崽如此精神畸形儿，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好在还有不甘中华沉沦的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大量的工人、店员，在生活重压下蕴积着无穷的爆发力。

回来了，陈独秀径回自己在老渔阳里的住处，妻子高君曼还住在那里呢。包惠僧当时住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马德里3号楼上，他一到上海就派时为青年团员的丁默邨将陈独秀回上海的消息通知了张国焘。第二天，张国焘就陪着尼克尔斯基、马林前来会谈。

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作派！马林、尼克尔斯基每星期都要来那么一趟，听取中央局有关工作汇报，尤其是马林，随意对中国同志给予指示，毫不客气。李达对自己的“告状”诉苦，陈独秀现在亲身领受，不由得胸闷。为此，陈独秀对苏俄的“钦差大臣”相当冷淡。共产国际代表一走，陈独秀就对张国焘发脾气：听说李汉俊前10天去武汉教书去了，为什么？你对他太不客气了！曾几何时，张国焘变得讨人嫌，自从当了一回中共一大的主持，每次开会都当主持。每当出现争论不休，他就说先记录下来，等马林来了再定，搞得大家很不愉快。

就在到上海的第三天，陈独秀找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了。原本是要商量工作的，却意外地从张国焘那里听说张太雷受马林指派前往日本去了。这事中央局起先毫不知情，直到张太雷来找周佛海，要其开介绍信去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又要周佛海与李达联名致信给施存统，这才为中央局知情。陈独秀得知后大怒：“马林这是藐视中共中央。”陈一时激愤不已，甚至起意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这位代表。

就这样，陈独秀疙里疙瘩地与马林会谈了三、四次，总是谈不拢。面对马林的咄咄逼人，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非常警惕因为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而为人所制，陈独秀质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_{（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59页）}一天夜里，陈独秀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准备介绍包惠僧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陈独秀主张中国同志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

张国焘有苦说不出，他也看不惯马林的自大态度，但是马林作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总是有帮助的吧。至于为劳动组合书记部人员制定从20至35元不等的生活津贴，在当时上海也仅够租房与维持生计之用。即便不发生这方面的费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设立分部，以及出版《劳动周刊》等刊物，也需要一大笔钱。一面工作、一面革命，想法固然是好，然而，其实无论是在精力方面还是在财力方面都无以打开局面。

张太雷秉承马林的意思，到老渔阳里来劝导。“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回来，“国际”观念大增。陈独秀就烦听这话，当时一拍桌子：“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拿起皮包出门就走，张太雷劝也劝不住。

对于陈独秀要自己道歉才肯与相见，马林大为恼火。他曾劝张国焘取陈而代之，并以列宁曾反对普列汉诺夫为说辞。张国焘明确相告：“绝对不可以。”马林耸耸肩：“等着瞧吧！”

两下正僵持，陈独秀的被捕顿使中央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却同时又提供了使事态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