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中最亮的星（节选之二）

自从到了重庆，曾联松除了常去旁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之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华东战局。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距上海仅300公里的南京岌岌可危，蒋政府撤离南京，转移至重庆，只留下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短期固守”。曾联松的表舅在这次撤离中随迁来到了重庆。

留守金陵的唐生智在日军接近南京之前调集了13个师加15个团，十几万兵力，准备迎战。原有着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这会已逃得只剩下一半人口。

曾联松明白，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刚开启，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也刚刚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远在千里之外，保卫南京城没有他们的份，也根本就不在蒋政府的计划之中。

还没有正式开课的那几天，大家尽可以玩几天，但曾联松走到阅览室、课室一看，早已坐满了人，个个面前都摊着厚厚的书。

11月22日，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正式开学上课。同学们背起丁字尺，三角板，洋文书……大家都为了抢参考书而挤在图书馆的门口，门闩一开，鱼贯而入。图书馆整日整夜的总被挤得满满的，一再扩容，仍不够大，因而抢座位就成了同学们的必备技能。

可在开课这天，曾联松日记却只字未提开学之事，而是这样写道：“11月22日，留在南京的20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

_{西迁重庆后的中央大学}

此后的日记，篇篇都是南京局势：“11月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同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既不言承认，亦不言不承认……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12月10日，日军发起总攻……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短期固守”就此瓦解……”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再无下文。

即使自身已经脱离危险，对曾联松而言，这天之后所发生的事，也必将成为他的人生乃至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浩劫。第二天，他的心将与全南京城的市民一起死去……

12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队向下关逃跑，虽被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造成城内混乱。下午，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

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但唐生智担心中央军嫡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乱。

此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66军和第83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的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抢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

这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纷纷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负责封锁挹江门的第36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

12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74军一部约5000人以及第36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88师一部和第156师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失去建制，成为混乱不堪的散兵，有些自己扎筏过江的或淹死，或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大部分既未能过江也未能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安全区。

13日晨，日军攻入南京城，展开了长达四十多天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写这首诗的人已经看不见1937年12月13日这天灭绝人性的惨况了。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这民国26年12月13日，代表这个国家的旗帜像车轮一样碾过九州大地，城头变幻的又何止是大王旗？今已被外族侵略者的旗帜所取代。而纵观过往所有的旗帜，清朝三角黄龙旗、矩形黄龙旗、五色提督旗、十八星旗、铁血十九星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旗、“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旗、五色旗……竟没有一面代表过四万万同胞，没有一面真正属于人民。

封建社会的中国崇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而清朝一开始没有象征政权的国旗。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外交住日益增多，故在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下，设计了象征皇权统治的三角形的黄龙旗，后改长方形黄龙旗。清末北洋海军使用一种五色提督旗，“提督用五色长方旗；诸将用三色长方旗；旗之上角，各饰以锚形。如以后别国旗织有同式者，由海军衙门酌改式样”，颜色为黄、白、黑、绿、红五色，与后来的五色旗不同。

_{清朝矩形黄龙旗、三角黄龙旗}

到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06年冬，同盟会召集会议编撰《革命方略》。在讨论革命旗帜时，各路与会的成员提出了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井字旗、金瓜钺斧旗等若干方案。同盟会中部总会和东南立宪派骨干人物宋教仁、陈其美、程德全、庄蕴宽、赵凤昌等是五色旗的主要推手，其中有“民国产婆”之称的赵凤昌便是旗帜的设计者。

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封建专制象征的黄龙旗被革命者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当时取而代之的是一面由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自上而下排列的五色旗。

1911年12月2日，南京为江浙联军克复。12月4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部分留沪代表与江、浙、沪都督等人在上海开会，研究筹组中央政府，国旗问题被再次提出。

12月17日，沪军都督府即向全市颁发标准统一的“五色民国旗”。但它在更大范围内成为公认的政治符号，还是得力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在这当口，五色旗因“改朝换代”产生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给世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2月28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通电全国，确定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号召“凡我国国民应于是日悬挂国旗以志庆典”，南京从29日起“一律悬挂五色国旗”。此时，临时大总统的选票上端就已经印上了两面五色旗交叉的图案。12月31日，沪军都督陈其美“出示晓谕”，“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1912年1月1日，湖北军政府内务司要求本日“一律悬挂国旗”。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成立。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

在任短短的数月内，孙中山虽倡导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但他为了争取袁世凯倒戈革命政府，五色旗被其选为了临时国旗。但实际上前后两种五色旗从款式到内涵都有着很大差异。五色旗的规范使用，通常在早晨七点升旗，晚间六点降旗。不用时将一色折叠为一层，红色在上黑色在下，从旗腰一段卷成筒状，外面用线单节系好。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0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专门决议，使用五色旗作为临时国旗。同时通过的还有十八星旗为陆军旗。1913年（民国二年），青天白日满地红被定为海军旗。除了上述三种使用上较普遍的旗帜外，其他地区亦使用其他的旗帜。此时五色旗亦被用作海军舰艏旗。

1912年4月，临时政府北迁。5月4日，由南京迁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召开第一次会议，“国旗案”被再次提出。由于临时政府建立时“前南京参议院议决用五色旗者，因各省几乎一致，故从多数”，至5月10日，“议长用五色旗为国旗之意询众议员，众议员全体起立表决，拍掌欢呼民国万岁”，五色旗率先获得全票通过。临时参议院认为，“本院为全国立法机关，于国旗统一当然有议决之权。”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十九星铁血旗（原十八星铁血旗中心增加一星）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

参议院在提请临时大总统公布国旗的咨文中称：“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就道德上、历史上、习惯上、政治上种种方面观察，非惟足以代表全国精神，且为中华民国永久不磨之特色。现友邦公使、外域华侨，函电所通均已共晓。而外人并有目此旗为虹旗，谓中国驱除专制、建设共和正如彩虹亘天，阴霾尽扫者。此尤可见此旗荣誉中外欢迎，应即定为中华民国国旗。”

1912年6月8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以十九星旗（原十八星铁血旗中心增加一星）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此处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本大总统按照约法（指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临时约法》）第二十二条公布之，此令。”

至此国旗之争尘埃落定，问世7个月的五色旗正式成为中华民国法定国旗。随后袁世凯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而后称帝。在一系列的背信弃义之中唯独保留了沿袭北洋的五色旗为中华帝国国旗。此后五色旗伴随北洋政府整整16年。

1925年（民国14年），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1925年～1928年间，南北两个政权以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分庭抗礼。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方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式取代了北方政权的五色旗。

民国的所有旗帜，没有一面是曾联松打心眼里喜欢的，但那面能让自己认同的旗帜究竟是个什么样呢？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找到，也许答案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他不仅要阅遍全世界的国旗，还要动手画遍每一种符号与色彩，并找到那种最有意义、无可取代的排列秩序。

第二天，曾联松又跑了一趟工部局图书馆，一连借出好几本书，都与图形符号有关。回到家后继续埋头创作。画废的纸一张一张堆积，被他一叠一叠放到桌旁的椅子上，后来椅子上的纸堆成了山，他都坚决不答应妻子代他处理，他说在完成设计之前，这些都还有用。

妻子摇头叹息道，我看你是着了道了，早知你为了投稿没日没夜这么干，家里家外的事全撒手不管，我是不会赞同你投稿的，明摆着的，全国有多少人口？有多少懂美术的？专干美术的又有多少？凭啥你的就被选中了？你一个小小的公职人员，投出去大概都没人看一眼，你图个啥？这时儿子一冲跑到爸爸身边，伸出手来摸了摸曾联松的额头，睁大眼睛问妈妈：要不要带爸爸去看医生？

就连儿子都觉得他不正常，这把他逗乐了，“我虽然位卑言轻，但你别忘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建国在即，共襄盛举，没人看我也要投，选不中我也要投，这些你不懂，”转而捏了捏儿子的脸蛋，“爸爸这病啊，是心病，等爸爸画好了，病也就好了。”

曾联松的这份心，妻子确实不能全懂。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沁入骨髓，他对新中国的渴望由来已久，一言难尽。

1938年5月，曾联松在读大四下，他终于进入了中共地下党的视野。

有一天，一位化名郑启明的中年男子在嘉陵江边找到了曾联松，问他在南京时是不是青年社的干事？他见那人眼熟，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警惕地点头，问对方有什么事？郑启明提出想入社。

这引起曾联松的高度怀疑：我们是青年社，大叔已经超龄了，况且您不是本校学生。实际他没告诉陌生人，原先的青年社早已不复存在，他现在是重庆抗日救亡联合会的一员，这不是个对外公开的组织，故而在摸清对方底细前他不会主动说出来。

郑启明谦卑地笑，冷不丁反问：超龄就不能加入了？不是本校学生就不能加入了？若仅凭一校之力，一社之力，散兵游勇，如何救中国？看来曾同学还不明白革命需要群众基础的道理啊。说完竟自顾自转身离去。

这番话如同推开他心窗的一阵微风，顿感清凉，有光明照进来。曾联松，鬼使神差般尾随大叔，穿过松林，走进了市区。一路上曾联松都在自我怀疑，是否着了此人什么道，不知不觉竟跟出了这么远。

大叔的脚步不紧不慢，似乎料定身后有一条尾巴，走疾了生怕尾巴断掉。在一个无人的巷口，大叔停下了脚步，回转身来朝曾联松笑，然后立正，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军礼：要不要来我家喝口热水？

曾联松终于想起来了，此人正是去年在中山院救下自己的恩公，原来他也转移到了重庆。

进了屋子，简直家徒四壁。郑启明掀开破板床的被褥，再掀起一块二尺见方的木板，这里竟藏着一个暗道。曾联松随郑启明一前一后进入暗道，沿着木梯寻阶而下，大约下到两米深处，双脚落地，眼前一片黑暗。待郑启明撩开一幕布帘，眼前灯火通明，别有洞天。

这是一块与地上屋子一般大小的地下空间，只是比上面矮了许多。里面居然有两个正在忙事的人，一个男的在伏案写字，另一个女的正在发报，远端墙根一字排开两个木架，把一整面墙全部占满，上面整整齐齐摆着文件材料。

郑启明招呼曾联松在土坯凳上坐下，自报家门。他是共产党安插在国民政府里的地下党员，专门负责收集情报。自从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国共关系进入蜜月期，但国民党对早期潜入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清理从未停止，且从不手软，所以地下工作的警惕性始终不能松懈。

“去年我就已经盯上你了，但还没等正式联络，你校就要西迁了，恰好我们也迁来重庆。”这回曾联松完全明白了，眸子闪亮，“这么说，组织要吸收我？”郑启明微笑点头，“经过长达两年的观察，你应该是我们信得过的人。”

_{曾联松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原址新貌}

如此，曾联松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一个月后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接受郑启明的单线直接领导，参加党组织在重庆展开的一系列地下活动。他主要负责与其它两个联络点之间的情报交换，并将电台不方便发送出去的重大机密通过口信传递出去。每星期大约要跑两三趟腿，活不在多，责任重大。

其实，郑启明之所以要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物色一名有知识、有悟性且有着共同理想的年轻人，正是基于这一点需要。每回传口信，曾联松都要把背功发挥到极限，一字不差地刻在心里。

这一时期，曾联松从郑启明这儿接触到《八一宣言》《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等一系列进步书刊。

两个月后，由郑启明向组织力荐，曾联松出任中共沙磁区委宣传委员。

但这段日子并不长久。曾联松从中央大学毕业后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接受“政府统筹”去西安工作，让郑启明向组织请示，对接西安那边的党组织；要么留下来，暂时失去身份掩护。但正当他陷入两难境地之际，郑启明的身份暴露了。是曾联松从另一个联络点得到的消息，十万火急赶回来通知郑启明。

郑启明说，你去军委会找过我，即使今日查不到你，来日你也不安全，保险起见，你跟我一起走。曾联松问去哪儿？郑启明想了一会，摇摇头，组织上只安排我撤离，暂时不知道。

除了表舅，曾联松在重庆无牵无挂，心甘情愿追随郑启明而去，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他也依然是个革命者。

但没想到的是，此时两人已出不了城，大街小巷贴满了郑启明的通缉告示，是印有黑白真相片的那种。他俩只得从闹市区退出来，想绕到江边寻找船家渡江。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江边，不巧又遇到宪兵队。远远地，有一名宪兵指向了他们，随后一队人马匆匆向他们跑来。情急之中，郑启明拉着曾联松跑入一片树林。

一路上坡，他们在树林里大约跑出几百米，身后宪兵紧追不舍。就在他俩即将越过山坡之时，背后响起了枪声，身边的岩石被子弹击碎。他们没有停下脚步，没命地狂奔。越过山包，他们跑出约一里路，回头不见了追兵，便潜入附近的一个村子。

但一里外的枪声传到了这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一扇也敲不开。来到村西最后一户人家，李木匠家，两人见窗内无光，在门外犹豫了半天，正打算掉头离开此村，大门却吱吱呀呀地开了条缝，“快进屋，快！”门里传来嘶哑的催促声。

李木匠与中共毫无瓜葛，家中也无人公开支持共产党，却没想到就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成为了这个村子唯一肯收留他俩的人。他们在李木匠家后院的工坊间躲了一宿，李木匠陪着二位彻夜未眠，时刻警觉门外的动静。

李木匠跟郑启明说：“共产党办的都是好事，只可惜你们在这个村八成没有接应，否则不会一户门也敲不开，过了今晚我们就相识了，往后我就做你们的联络员吧？”郑启明一把拉住李木匠的手，“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李木匠从外头回来，告诉他们暂时还无法离开，各处城门及各码头口岸盘查很紧。曾联松问郑启明怎么办？郑启明咬着麦秸秆，唇齿间不停蠕动，陷入沉思。

临近中午，郑启明终于说，我们现在只能留在这里继续给李同志添麻烦了，还要多劳李同志外出打探。李木匠一听这话把嘴一撇：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只要组织需要，我乐于效犬马之劳。

郑启明点点头，找李木匠借来纸笔，写了一封信，签上大名，还咬破拇指摁上了血手印。书罢交与李木匠，请他去城西找一个叫老桂的鞋匠。

李木匠傍晚归家，带回的不是回信，而是老桂本人。老桂在码头有可靠的人，让他俩准备好明天子时渡江。

郑启明和曾联松最终逃出了重庆，在广安分开。郑启明再修书一封，让曾联松带去西安寻找组织，他自己则要去延安复命。曾联松最终还是去了西安，不是去谋职，而是出于组织需要。

但到西安一个多月，他没有找到组织。经过一段时间思想斗争，他决定以外乡人的身份返回重庆。

走在重庆的大街上，原先通缉郑启明的告示不是破烂不堪，就是被其他告示覆盖，没有见到新的通缉令。他深夜潜回原先的联络点，铁将军把门，门上没有封条，亦无闯入痕迹。他开门进屋，一切完好，然后关灯下暗道，里面没人，却已被搬空。

曾联松在地下室睡了一宿，白天没敢上去，仔细辨听上面的声音。

接下来几天，他每天昼伏夜出，与其他两个联络点重新建立了联系，还回了一趟表舅家，带回些钱和生活物资。第五天，他主动去找房东，见房东太太脸上并无异样，便彻底放下心来，预付了三个月的房钱，长久住了下来。

三个月后，他找到一份商贸公司业务员的工作，在安全的身份掩护下，可以自由行走。他之所以不想麻烦表舅为他介绍工作，是怕有朝一日像郑启明那样身份暴露，连累了表舅。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他们把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却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0年12月16日，曾联松突然收到组织上“立即转移”的紧急通知，他没有多想，连夜离开了重庆。果然，阳历新年一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_{“皖南事变”见报}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离开重庆后，曾联松去了山东，在那里他找到了青岛救亡同学会。此后他又去了北平，在那里又找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两年间他曾几度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多地，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1943年春，曾联松回到老家瑞安，又先后在浙江省云和县民国政府任合作室代理主任指导员、浙江省合作金库经济研究员、浙江省常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会计课长。

1944年春，曾联松到瑞安中学教书。娘亲为他说了一门亲事，项家的闺女，人长得端正，家境不错，品行也好，却被他谢绝了。家里只当他是不满意，可在当年中秋家宴上，曾联松道出了心迹，他说，有国才有家，日寇一日不驱逐，中华一日不恢复，我便一日不成家。

1945年7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败涂地。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给予日本“最后之打击”。

8月9日，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8月10日至11日延安总部发布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全面大反攻。朱德向解放区武装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

8月11日蒋介石电第十八集团军司令朱德、彭德怀：“政府对处置敌军已统筹决定，该集团军部队应驻原地待命。”试图窃取胜利果实的阴谋昭然若揭。国民党方面，一边摁着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许动，另一边在美军空运、海运的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的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八路军、新四军长期在敌后抗战，因而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

1945年8月5日，200架美国战机从大琉球岛及硫磺岛基地出发，对东京及其机场与九州进行轰炸，重创日本本土12座城市。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以大规模伤亡为代价的登陆战，以及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的目的，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

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_{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从收音机里听到新闻的那一刻，曾联松反倒异常冷静。拿破仑不是一天横扫欧洲的，当然也不是一天被击溃的。尽管不再记日记，但每一天的战局都在曾联松的心里，日本必败，这个结论他早就得出了，故而他反倒能安心呆在家乡，静观天下之变。

但这也不过就是情绪的延后爆发，当晚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让他娘亲再去打听，项家的女儿是否已嫁？

亲事筹得疾，办得风光，曾联松与项佩瑜结合了，来年初夏生下儿子一冲。

1946年11月的某天，郑启明再次联络上曾联松。郑启明是来温州办事，顺便来瑞安中学找他。可他至今不知郑启明的真名叫什么。这似乎已经无关紧要。

两人喝酒畅聊，回忆重庆往事。郑启明告诉他，有个自己人正在上海创办党的外围组织“现代经济通讯社”，那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对外公开的身份是报道和研究经济状况，对内主要任务则是为地下党收集国统区情报。鉴于曾联松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问他有没有意愿过去帮忙？

曾联松对组织一片赤诚，对上海也是向往已久，没有犹豫，当即应允。

送走郑启明后，他把学校那头辞了，把家里安顿好，来年春季动身去了上海，进了通讯社，给林社长当秘书。

曾联松在通讯社一直做到1949年5月，上海战役爆发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控制浙赣铁路沿线，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主力解放浙东宁波、温州等地，有力地策应了攻占上海的作战。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人员及时跟进，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热情协助下，有秩序地进行城市接管工作。警备部队实施严密的警卫措施，工人护厂队积极护厂，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人民解放军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纪律，露宿街头，不进民房，谢绝馈赠，保护外侨，以实际行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

上海战役期间，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

_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连数日，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走上街头游行，欢庆胜利，欢庆解放！这动人的场面，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曾联松内心的波澜。

_上海解放

曾联松也正是这时离开了通讯社，调至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任调研科副科长的，也就是今天的职务。

曾联松刚到上海时受到林社长的百般关照，最初那段时光，曾联松没有地方住，林社长就安顿他住在自己家里，把他当家人一般对待，从不见外。曾联松调走之后，林社长也常与他联系。两人已然是很要好的朋友。

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曾联松曾是爱国青年，脚踏着一片焦土，见证了山河破碎，目睹过同胞遭受种种屈辱与苦难，终于盼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诞生。暗无天日的黑夜终于熬到了尽头，他为之而奋斗的理想就要实现，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华夏大地已展露蓬勃生机。这让曾联松的血管里奔腾着长江与黄河，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和耗不尽的热情。

但有力气有热情是一回事，使之汇聚于一点，爆发出巨大能量则是另一回事。

一盏孤灯之下，曾联松伏案苦思。这一天他把所有的图形、符号、色块全扔了，一切从零开始。华山路宿舍的钥匙还没交，妻子带着儿子最后一次去整理剩下的东西，说好晚上睡在那儿。

曾联松穿着背心短裤，赤着脚踩在地上，身旁的一条长凳上，并排铺着几乎所有刊登了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征集国旗图案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他手里拿着笔，一动不动，眼前铺开的白纸上却一条画痕都没有。

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条例中对国旗图案的四项要求，他几乎已能倒背如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怎样才能在国旗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述的要求呢？特别是其中一、二两项，曾联松认为这是国旗设计立意中的关键问题，从美学观点来说，任何一种图案的设计首先要有立意，就像一篇文章一样，没有正确的立意，文章就没有灵魂。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更需要一个准确、贴切而深刻的立意。现在，这个难题就像一座碉堡拦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他一下子还找不到它的突破口。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曾联松的眉头越皱越紧，却仍然无从下笔。突然，他跳了起来，跑到屋角的单人床前，把上面的被褥一骨脑掀了下来，随便团了几团，丢在旁边的凳子上。然后又跑到桌边，把那张白纸拿过来铺在床板上，再把那些报纸一张张虔诚地摆在白纸上。他望着这张“大书桌”，感觉还缺点什么，又跑到门边小书架上取来一摞白纸，并排铺在床上。

曾联松刚要动笔，听见有人敲门：小曾，小曾，是我。曾联松忙跑去开门，林社长又来看他了。林社长问他妻儿呢？他说去老房子了。又问他吃晚饭了没？他一拍脑袋说忘了。林社长递给他一只饭盒，佯装生气道，幸亏我来得巧啊，来，新出锅的生煎馒头，还热着呢。曾松联谢了一声，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林社长望着铺满纸的床板，问道，怎么，你也在设计国旗？曾联松点头。林社长又问，没有想法？

曾联松抹了把嘴，摇头道，恰恰相反，是想法太多了，自打看到这个消息，不对，是自打上海解放，不不不，还更早，自从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开始，我的胸膛里就塞得满满的！可就是因为心里装得太满了，一拿起笔，我就想到太多人太多事，想起我的学生时代，亲眼见到旧中国备受外强蹂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想到九一八事变，想到一二九学生运动，想到我如何在党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想到我们亲历的军阀割据，八年离乱，想到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想到当初我们是如何热切渴盼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天，有太多东西想要表达了，却反而不敢下笔了。

林社长和蔼道，小曾啊，我明白你这份热情，咱们全社上下也同你一样，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心潮澎湃，可你也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曾联松扯了扯身上松垮的背心，望着一双光脚丫，难为情地笑了：嘿嘿，暂时的，确实太投入了。

林社长说，你是学经济的，虽然有点美术基础，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从事与美术设计相关的工作……林社长的话很委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曾联松打断道，您是想说我不自量力？林社长连连摆手：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其实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不一定非得强求成果。

曾联松点头：是的，人人都不缺这份心，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觉得心意到了就够了，那恐怕也不行吧，您想想，党中央为什么要向全国征集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方案？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不够用了吗？当然不是！远的不说，光是北平，现在就不知聚集着多少能人！林社长低眉沉吟：哦，这我倒真没想过。

曾联松的眼中放着光：明摆着啊，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是要告诉全国人民，不，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们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不是一句空话，未来的中国，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要汇聚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力量，共同创建出一个这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国家！

曾联松这番激情澎湃的话，说得林社长热血沸腾，握紧拳头砸在空桌上：说得好哇！小曾，我这一屉生煎换你这一席话，赚了！我这就回去，把老婆孩子都动员起来，画国旗，画国徽，写国歌！

林社长没说空话，他的妻子精于刺绣，他的儿子在学校里美术很好，他自己工作之余也喜欢写写画画。当晚回到家跟妻儿一说，全家人为之振奋，第二天也开动了起来。

为了不打扰妻儿休息，第二天曾联松搬到阁楼上去创作。阁楼是人字形屋顶，开有一扇天窗，有桌椅，有地铺。可一连几天又过去了，仍然毫无成果。

阁楼的地板上扔满了废弃不用的设计稿，曾联松半蹲半跪在地铺前，低头在纸上不停地画着。在他的脚边，堆着一大捆彩色油光纸，身边的墙上贴着大大小小未完成的设计图。地上的纸团越丢越多。窗外，已是暮色沉沉。

曾联松听见妻子与林社长的对话，然后又听见林社长在下面小声喊：小曾，小曾！曾联松没抬头：我在，上来吧。

林社长爬上阁楼，四下张望着，吃惊道，小曾，你还在画？你没听说吗？寄到中央去的国旗图案都接近两千幅了，征选委员会初选工作都已经结束了。曾联松终于抬起头来，笑道，送上去的作品是很多，但委员会的同志们认为足以应选者尚少，还在继续征集。言毕又铺上一张新的油光纸，却迟迟没有下笔。

林社长愣了一会儿，把曾松联从凳子上拉起来：你这么一直憋在屋子里可不行，脑子都坏掉了，走走走，跟我出去转转。

可来到街上，曾联松的脑子仍在图纸上，林社长一路上无论讲什么，他都无心地点头敷衍。在一个街角，林社长终于站住了，无奈道，天阴了好些日子了，好不容易盼来个满天星光的晴天，我好心拉你出来透透气，放松一下，可你人是出来了，脑筋却还在阁楼里那堆纸上出不来，一点也没放松，唉，我这心思算是白费了，走走走，回去吧。

林社长闷闷不乐地回家了。曾联松回到阁楼上，推开天窗，缓缓躺下。月光纵情，透过天窗肆意倾泻下来，漫过头顶，积为汪洋，使一切都游动起来，一半透亮一半黯黵。

窗外传来沪剧唱腔，唱的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曾联松从天窗望出去，远离月亮的夜空中果然布满繁星，众星围绕着最亮的北斗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有大有小，有明有暗，忽闪忽闪，仿佛有话要对他说。它们想说什么呢？林社长刚才的话在他耳边响起：“天阴了好些日子了，好不容易盼来个满天星光的晴天……”

是啊，天阴了太久了，人民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放晴，今夜终于等来了啊！他一拍脑袋，整个人像一截弹簧似地从地上弹起来，星星？对！星星！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正如沪剧中唱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就像当年红军帽上的那颗红五星，全国人民就像群星一样围绕在四周。以五角星这个革命标志为主题太有意义了。经过好一番推敲，他又开始动笔画了。

他决定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就象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他又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象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简而庄严，且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三千多年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确定了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划，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又是几天过去了，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一片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也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相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整体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一个特征：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他还让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一历史结论显示在旗面上。

_{曾联松的设计原稿}

等画到了这一步，他突然间泪流满面，想起当年金老师的谆谆教诲：“构图的繁与简；幅面的长与宽、大与小，以及所画之物的大与小，有时物小蕴大，意趣亦是无穷；物象的主与宾，搞清物与物的关系，不可主宾不分，喧宾夺主；趋势的动与静，要动若脱兔，静若处子；色彩的浓与淡，做到层次分明，和谐均衡……你只有调动自己的所有感官，凭借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厚积薄发，方成大器。”

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金老师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刻在他心里了。眼前这幅设计，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正是老师的那几句话。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做到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一一罗列出来，未免流于纤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元素越有限，联想越是广阔；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是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有一定间距，显得虚实结合，山安泉注。椭圆形结体仅占旗面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凋，构图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也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的联想。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也往往能与金色产生想象的互动。人们看到黄色的五星，便有金光闪闪的视觉感受。

第二天一清早，他把图稿拿给妻子看，妻子很开心，“终于画好了啊，你又可以变回丈夫，变回爸爸了，”既而一皱眉，“不过我觉得你明显漏了一样东西，大五角星里面应该加上镰刀和锤子啊，那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否则谁看得出最大那颗是中国共产党？”

被妻子这么说，曾联松觉得倒是也有几分道理，但赶着去上班的他来不及再次权衡“繁与简”的问题，“等我下班回来再看吧，先不寄出去。”

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仔细琢磨，又画了一稿加镰刀锤子的，似乎从繁与简的角度来衡量，如此设计在突出党的形象的同时也并不减分。再拿给妻子看，妻子特别满意，鼓励他道，“寄出去吧，我明白你的一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