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心脏燃烧的红色火炬——上海旧警察中的地下党（节选之一）

上海警察系统中最早的中共地下党支部

沙泾港后面的哈尔滨路290号，靠近海伦路路口，有一幢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德式老建筑。那一年的六月，公共租界警务处在这座建筑里设立了捕房，先是叫做汤恩路捕房，后来又叫做哈尔滨路捕房、嘉兴路捕房。1929年12月，捕房里来了个年轻人贾斌。一年零八个月后，他做成了一件大事。

1903年，贾斌出生在安徽合肥，1925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装订部工作。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教育出版公司，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所以职工当中有不少人具有革命的民主思想。不久他就参加了“五卅”惨案发生后的全市大罢工，举起了反帝大旗，列队到南京路示威游行。在这次罢工行动中，他结识了比他还小一岁的郑覆他。不过，郑覆他那年虽然才21岁，却已经是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了，不久前，他刚刚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

1926年，在郑覆他、陈醒华的介绍下，贾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由陈茂坤、郑覆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公共租界嘉兴路捕房，成为一名华人巡捕。换上黄卡布制服，戴上盔形帽，腰里扎上皮带，挂上警棍，脚上穿起印度产的厚底短皮靴，刚开始的贾斌，非常不习惯自己这一身装扮。那时他必须和同伴们列队出巡。起先他耻于跟那些法属的小个头安南巡捕（越南籍巡捕）和头扎红布、满脸络腮胡子的红头阿三（印度籍巡捕）为伍，也看不惯自己那些华捕同伴。他们对洋人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对租界内外的同胞却凶得很，动不动就发威，又打又骂，十足的奴才嘴脸，令他打内心里厌恶。可是，为了革命的信念，他又不能不充当巡捕这个角色。通过慢慢接触，耐心了解、试探，贾斌逐步聚起了一批有志改变中国现状的年轻人。

1931年8月他在巡捕房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担任支部书记。这也是上海警察系统中最早的中共地下组织。它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是共产党打进敌营的一座红色堡垒。

一年之后，这个小小的巡捕房就上了新闻：当时年过半百的陈独秀在居住的岳州路永吉里11号遭到逮捕后，就被押送到了这间巡捕房的看守所内，被《申报》称为“清共以来第一起巨案”。

_{嘉兴路巡捕房}

1931年10月，贾斌调到了英租界四马路捕房。他在那儿交上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名叫王范，比他小两岁，个子高，力气大，长得一身英气。一开始王范只告诉他，自己一个人在上海，举目无亲，身孤影单，衣食无着，生活艰难，此前为了糊口，曾经在黄浦江边码头上干过苦力。后来是凭着壮实的身体和拳脚功夫顺利地考上了巡捕，上操班集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四马路捕房当巡捕。

有一次王范过去的工友来他们住的宿舍看他，讲起一件往事。那时候，黄浦江码头的工头如狼似虎，常常凌辱工人，把工人打伤后扔进黄浦江。有一次，一个工头又故意找茬，将一个工人打得鼻青脸肿，然后扔进黄浦江。王范突然如猛狮一般冲上前去，三拳两脚将工头打翻在地，然后把他高高举起抛进黄浦江，随后就潇洒地向工友们挥挥手扬长而去。

_{1940年前后，在延安时的王范}

如此好打抱不平、坚毅勇敢、嫉恶如仇的性格，让贾斌非常欣赏。他试探性地告诉王范自己的身份。没想到，王范激动地跳了起来，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原来，生于江苏如东的王范，居然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入党后恰逢大革命失败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他坚定无畏，积极参加了红十四军的如皋革命暴动。不久，大批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实行“围剿”，活跃在南通如东一带的红军队伍被打散，王范临危受命，到上海找党组织汇报。当时到处都在搜捕，他化装成农妇，镇定自若地在河边洗菜，随后趁人不备，嘴里衔了一根芦苇潜入水中，泅水十几里到达南通，然后又辗转来到上海。到达上海后，他一直在寻找党组织。

11月，在贾斌的介绍下，王范正式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任四马路巡捕房党中共地下支部书记。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浪人横行霸道，两名巡捕在执法时被日寇杀害，王范领导发动了全体巡捕抬着死难巡铺的遗体出丧、罢工、演讲。5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华捕委员会。

旧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所招收的巡捕，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但基本上是冀、鲁、豫等北方农村的贫苦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军阀、地方恶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统治，加上水旱天灾、兵燹人祸，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逃往上海，迫于生计，才投考当了巡捕，接受训练后即被派出扳红绿灯、站交通岗或马路上巡逻。“没得法，当警察”正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文化程度低，大多只读过私塾或中小学，既缺乏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三民主义”的意识，更多的是保留着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意识。他们一方面充当着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深受洋人和中国官员的压迫和欺侮。虽然有一部分人死心塌地地为帝国主义服务，欺压人民，为广大群众所憎恶。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定的国家民族观念，为生计所迫充当华捕，经常处于思想矛盾之中。

正由于存在这种情况，“五卅”运动期间，经过党的发动，在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的“三罢”高潮中，出现了华捕罢岗的革命行动（事后不少华捕被开革）。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也有不少华捕同情和支持工人斗争。

党在巡捕房的地下组织，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进一步在华捕中进行了宣传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按照不同对象，区别对待，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的华捕，帮助他们改造思想，靠拢人民，相机发展党的组织，不断扩大了革命力量。

然而，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影响，党的组织与白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中央局、江苏省委都被敌人发现。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地下党受到很大损失，1933年，王范、李乐平等先后被捕，余下的许多党员同组织中断了联系。这时，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无法了解和领导上海的党组织。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广大华捕中留下强烈的印象。

1935年后，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很活跃，宋庆龄、何香凝、“七君子”等各界都组织了救国会，有文化界、工商界，也有妇女界的，各阶层都有。一些暂时失去联系的党员，便通过参加这些救国会的活动，进而找到了党的关系。但是，这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还是分散的，各不统一的。

1936年4月25日，上海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132弄最后第二幢9号楼，一座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子前，来了一个年轻人。他面容清瘦，目光深沉，背微驼，穿着一件咖啡色上衣，外表颇像一个中学的教书先生。他就是曾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委委员的冯雪峰。

_鲁迅故居

那天直至深夜，三个人影还在灯前晃动。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和冯雪峰倾心谈话。那时的鲁迅身体已经很不好，因为长期患有肺病，说话时不时咳嗽，人已经非常瘦削。为了冯雪峰的安全，他还将他留宿在了三楼北间小客房。

党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是为了了解和摸清情况，找到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和组织，然后十分谨慎地恢复与这些党组织和党员的联系，并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上海的党组织按中央的指示开展白区工作。当时，党中央由于与上海党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加之敌人在上海统治很严，对上海党组织和现状不尽了解。而党中央对在这一期间一直住在上海的鲁迅最为信赖。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亲自与冯雪峰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具体交代任务。张闻天就几次嘱咐冯雪峰：“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等人，派你先去上海就是因为你与鲁迅熟悉。上海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先找鲁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和鲁迅先生说明来意后，先生想了想，写下一个地址交给冯雪峰。

在上海戈登路（现康定路）一条大弄堂的三层阁楼上，冯雪峰见到了王尧山。那么，王尧山又是怎么和鲁迅先生熟识并受到信任的呢？

1910年7月10日，王尧山出生在溧阳一户破落地主士绅家庭，家庭的没落迫使他早早辍学。他的哥哥是中共溧阳县委书记。1927年夏秋时节，他到上海当学徒，月薪一块银元。后,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了一份职员的位置，每月有二十多块银元的薪水。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把大部分薪水都交了党费，积极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左联”。在“左联”，他与鲁迅、周文、胡风等一批文化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开始学习创作，发表反映社会现实、鞭挞社会黑暗的小说、诗歌和散文。鲁迅先生很喜欢这个用功的年轻人，曾为他逐字逐句修改文章、具体指导他写作。1934年秋，王尧山担任“左联”组织部长，经常组织成员深入工人、职员、学生、教师中，以文艺为手段，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白色恐怖期间，王尧山家成了党的地下秘密联络点。鲁迅也曾到过他家，在阁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和地下党沟通情况。

见到冯雪峰，听到了延安来的指示后，以王尧山为首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都兴奋极了。就好像是孩子失散多年之后，终于又听到了母亲的消息。那是在白色恐怖之下，从延安传来的信号啊!

1936年10月，负责文化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来到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开展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潘汉年是主任，冯雪峰是副主任。冯雪峰来后布置给大家的主要任务：一是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情报策反工作；二是组织领导文化、教育、职工等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三是恢复党员关系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大家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好在冯雪峰熟悉上海情况，工作比较顺利。他在与中央特科恢复关系时，又通过特科人员联系上巡捕房中的党员。

1936年，王尧山通过冯雪峰交托的情报系统（当时也叫“特科”）的河北人李伟与在巡捕房内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刘泮泉等取得了联系。当时上级研究认为，巡捕房的地下党组织很重要，是开辟敌人内部工作的据点，所以决定由王尧山直接领导。1937年六七月间，刘晓到上海，与王尧山接上了关系，在上海正式建立了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才开始正式恢复了对各系统的领导，巡捕房的地下党员就成立了党的组织——“巡捕特别支部”，仍由王尧山负责领导。

当时巡捕房的特支书记是刘泮泉，还有几个委员，他们大多数住在杨树浦，那时王尧山常到他们家开会。省委建立后，张爱萍负责军事，开辟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武装斗争。特支的主要任务是向敌人统治机构内部纵深发展，特别是向敌人统治核心发展。采取长期埋伏的方针，党员、积极分子都不出头露面，而用灰色的面貌出现。甚至利用帮派和旧的组织形式扩大与群众的联系，抓住群众的抗日救国的高涨情绪和生活困苦，开展适当的宣传教育和斗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非常谨慎。坚持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严格单线联系，在一个捕房内即使有三个以上党员，也不成立支部。

特支在了解敌人统治机构情报，营救被捕的革命群众和党员等方面的工作是比较出色的。巡捕房的地下党，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一条很重要的战线，特支当时发展党员，先是在英租界的几个捕房，以后发展到法租界，中国地界中的发展工作做得差一些。黄浦、老闸、虹口巡捕房地下党的工作很有成绩。他们有的同高级巡官、翻译搞得很熟，许多敌人的内幕和领导层的重要情报，也能及时为我党所掌握。党组织消息很灵通，有时敌人明天要抓谁，党组织今天就可以知道。如果有同志被敌人抓去，还可以通过关系，聘请律师，接济家属，给狱中的同志送钱送物，传递消息，进行营救。这些都是由于特支打入了敌人心脏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当然，特支的工作成就，是在以前特科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特支的工作和特科的工作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的，特支从1936年起一直坚持斗争直到上海解放。警察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实际上起到了中央确定的农村包围城市，里应外合的作用，证明了中央白区工作方针的正确性，也证明了上海地下党是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的。

1937年8月的南京，一个名叫史联甲的男人出狱了。这是他第三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了。1933年在北平，他因为搞地下斗争时被捕，被判12年徒刑。后来转移到南京监狱服刑。南京这个监狱，关的大多数是一些共产党政治犯，传统上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通融狱卒，什么书都能搞到，加上这里有共产党的组织，很多禁书畅行无阻，马列主义的书籍，只要把书面换成淫秽小说，就能带进来。那些年的牢狱生活，反而让他眼界大开，理论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七七事变后，党向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政治犯，他被释放出狱。他在狱中的编号是“601”，就把“601”谐音“刘宁一”当作自己的名字，因此，他的名字，就是革命斗争的记录。

出狱不久，9月，他就来到了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外滩亚细亚大楼（今延安东路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见到了在这座大楼里办公的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董事长，长得浓眉大眼、身体健壮的卢绪章。

_{亚细亚大楼}

广大华行当时是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西药商行，是上海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它是中央直属秘密工作机关，直接受周恩来同志领导，曾为我党筹措了大量的资金。

卢绪章安排他当自己的中文秘书，这其实是一个掩护性的职业。每天早晨去，吃了中饭便走，主要负责的是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37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委员有刘长胜、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王尧山是组织部长。后来，刘宁一也任委员，并开始任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即省委工委），1939年任工委书记，同年省委成立社会保卫部，他任部长。那时，省委几个领导同志，刘晓、王尧山住在一个地方，沙文汉、刘长胜和刘宁一各住一个地方。省委活动经常是轮流在各人家里开会，桌上放一副麻将牌，佯装搓麻将来掩护省委开会，研究工作。除此之外，省委平时还有人联络，传送文件。1938年前，上海巡捕房警察系统的地下党是王尧山领导，具体的联系人是王尧山下面的干部钱柏生。那时刘宁一还没开始负责巡捕房地下党，但曾经听邮政局的地下党员许家学说过，他有个叔叔在巡捕房，是地下党员，以后才知道他的叔叔名叫许孔珊，曾影响过很多年轻巡捕，后来成为警委骨干成员。

刘宁一和卢绪章后来成为终身好友。有一次卢绪章告诉他，“周总理教导我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刘宁一就画了一幅墨荷图送给他。

就这样，慢慢的，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地下党组织得到了恢复，抗战为发展地下党员也带来了机会，租界捕房又重燃革命星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将租界巡捕房改为警察局，对中国人民实行严格控制，推行奴化教育，颁发“良民证”，建立联保组织，一人犯法，全家遭殃，一户犯法，千户遭殃。一旦发生事故，全区封锁，十天半月不许进出，不少人受饥挨饿，甚至死去。同时，经常“戒严”“清乡”，实行法西斯黑暗恐怖统治。

这一时期，在巡捕房警察中的建党方针是：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可能。也就是说，在某个部门或单位有人要求入党，也符合条件入党，但发展与否则要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若在这个部门本来已有一批地下党员在那里活动，那么就暂不发展。当时中央规定，在白区斗争中，地下党要精干，人多了，体量大，势必接触也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个千把人的大厂，有十来个人也就够了，重质不重量，关键是在要害部门发展党员。

怎么才能在要害部门发展党员呢？在工厂就是打入重要车间，重要的技术部门；在巡捕房，就要打入政治部，当巡官也是一种办法。总之，要想方设法往上爬，往里钻。越往上爬，越往里钻，对党的工作就越有利，获取情报也就越多。比如当时的特别支部成员刘友谅，靠着自己的胆大心细，成功打入了巡捕房政工部，搞到不少情报，所以后来就由地下党委员会特别联系。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上海孤岛，为了镇压上海抗日爱国人士，日寇霸占了威海路一所中学的校舍，组成以日本宪兵特务为骨干、也吸收了部分中国警察为辅助力量的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热爱祖国、献身革命的刘友谅就奉组织之命，打进了这一虎穴狼窝，为我党和人民千方百计取得情报，并尽可能援救抗日志士。

1979年冬天，著名作家郑秀章为了写好长篇小说《浦江红侠传》，采访了解放前打入日伪、蒋帮警察系统的我党地下特别支部老共产党员刘峰、刘友谅等同志，尤其刘友谅，告诉了他当年很多斗智斗勇的故事。

“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听到一名中国通的日本特务在接电话，对方告诉这特务，有一名抗日分子从苏北来沪，在某时到某码头，与同党接头，云云。这名日本特务立即电话布置76号汪伪特务去逮捕接头人。他听后焦急万分，当时他通知组织上转告已来不及，而且也不知这位从苏北来的同志是哪一系统的，一时无法联系。他冷静分析后，估计76号汪伪特务执行日本特务的命令不会那么敬业，这伙吃喝嫖赌的汉奸败类，松松垮垮，多少会拖延一些时间。于是，他借口出外办事，果断地跑到某码头。果然汪伪76号特务尚未赶到，他身穿伪警制服，在码头上大摇大摆走来走去，注视着可能是在此接头的苏北来人。他说，我这么装腔作势，估计苏北的同志会提高警惕，赶紧撤退的。后来，事实证明，晚到一步的76号特务扑了个空。

“记得他还告诉我，他身在虎狼窝中，由于工作需要，练就了独特的记忆力与识别力。例如，重要的电话号码，他只消听一遍就牢牢记住。与他同一办公室的日本特务背对着他打电话时，他听着拨电话盘的声音长短，就知道电话号码数字，立即知道这电话打到何处，并从日本特务的电话交谈中获得重要情报，晚上他便悄悄找上级领导转告这一天得到的情报。

“他的工作极其重要，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半点。而他因工作需要，经常晚上要出去送情报，又不能告诉妻子去哪里，不免引起妻子的误会和怀疑。因此，妻子有时悄悄跟踪，有时与他哭闹，他严守党的机密，又不便解释，使他很苦恼。后来上级领导以朋友、同事的身份，一再去他家，做他妻子的工作，情况渐渐有所改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英、法租界，形势发展对我党很不利，工作更困难。巡捕房的党组织也有破环的可能。考虑到邵健在抗日宣传时有些暴露，刘宁一就决定让他撤到安徽明光去，开个布衣铺卖旧衣服，兼做交通员。1942年中央电令江苏省委机关和省委领导同志撤到华中局和新四军所在地淮南根据地，成立华中局城工部，部长是刘长胜，领导上海、江浙一带敌占区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刘宁一在1942年10月16日离开上海。

当时地下党对安全保卫极为慎重。由于下级地下工作者遭逮捕的危险更大，所有支部或小组之间的横向联系都终止了，而上下级间纵向的联系也压缩到最低限度。少数几个在上海警察内部工作的干部，如巡捕房党的负责人邵健、刘峰、苗雁群、窦敬良，一个个被召回淮南根据地城工部学习过，有的进根据地的华中党校接受培训和整风学习，有的把家属子女带到根据地，在那里学习和工作。之后再被派回上海，分别负责党在警察内部10个小组的领导工作。

发展地下党员是很艰难微妙的工作，完全靠个人友情。通常是，发展对象先开展一段时间宣传工作，然后被当做积极分子，再让其去建立前沿小组，关键是这个“新”字，它也象征了共产党的新四军。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新”组织是新友同盟会和新警同仁会。

1942年，组织上考虑到刘泮泉有些暴露，决定让他撤到解放区去。他走后，巡捕房地下党就由邵健负责。解放前地下党员的斗争环境很艰苦、警察系统尤其如此。虽然党组织小心翼翼，采取小型分散、灵活多样、此起彼伏、消极怠岗等方式进行斗争，但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还是觉察到有些警察不可靠，对与他们合作的中国警察深持怀疑，就借口在警察中“肃清英美思想”，把有爱国思想和历次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警察大量地进行淘汰。到了1944年底，有两千多名警察因此而被淘汰出了警察部队，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弄得警察惶惶不安，朝不保夕。根据这种情况，党组织一面和当时坚持在浦东一带打游击的新四军三五支队负责人张锡珍取得联系，贴出了“欢迎警察兄弟参加抗日队伍”的标语，一面在警察中散播“此地不通，去找毛泽东”“此地不能蹲，投奔新四军”“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等口号，并贴出由“新警同仁会”具名的标语。警察局得知这个情况，感到后果严重，便迅速停止淘汰。

通过历次斗争，警察的斗志增强了，党组织把表现比较好的组织到党的外围组织“新警同仁会”中，给他们布置一些工作进行考察，逐步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吸收入党。到日军投降时，党员约有百人左右，党的外围组织有二百多人，近十个分局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