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空中最亮的星（节选之三）

万里挑一

8月中旬的一天，曾联松神清气爽，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自信满满地出现在邮局里。他趴在柜台上焦急问道，请问最快什么时候能寄到北平？我这个急！工作人员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中年妇女，她举着那只封得严严实实的大信封，笑问，也是往北平寄图样的吧？曾联松点头：对，是我设计的国旗图案！工作人员笑道，小伙子，你可真沉得住气，这时候才寄啊？时间有点紧，寄快信吧？曾联松使劲点头：嗯！就寄快信！

就这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稿被贴上邮票，寄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该画稿即将成为第323号设计图——《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征稿。此时的曾联松和他的妻子不知道这个设计稿将面临什么命运，将面临多么激烈的竞争。

不久，曾联松被组织上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社事业管理局去工作。工作伊始，庶事草创，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被抛在脑后了。

十年后，当贡布把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插上了珠峰之巅时，远在万里之外的曾联松热泪盈眶，那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一面国旗，不是任何外国的国旗，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贡布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1933年，贡布出生于日喀则聂拉木县锁作乡。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由于家境贫困，贡布从10岁起就开始为农奴主放羊，成为旧农奴主的一名“堆穷”。

随着年龄的增长，放牧的羊群也从当初的数十只增加到400多只。可是放羊的人从来吃不上肉，种粮的人从来吃不上粮。贡布十分痛恨农奴主，却也只能忍气吞声。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登山运动、国旗改变了贡布的命运。

有一天，22岁的贡布正在放羊，一位从日喀则朝佛的老人回来了。贡布就向在路边歇息的老人打听日喀则的情况。老人说，日喀则来了金珠玛米（解放军），年青人都到内地学习去了，每月还能领到好几块大洋……贡布听了很好奇，也想出去看看。

1956年，正值解放军到家乡征兵，贡布自告奋勇报名参军。9天后，他来到了日喀则，第一次走出家门的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1958年秋，国家体委组织参观团来藏考察珠峰，其中有苏联人。贡布的副班长被抽调去当翻译，回来时问贡布愿不愿意去爬山？贡布当即决定报名。与他一块报名的有300多人，都要经过体检、面试，和一个“大力士”掰手腕，最后只留下了10人，贡布是其中之一。

在当了两年炊事兵后，贡布告别了伙房。

在吃完一顿别人包的热气腾腾的包子之后，贡布随参观团乘卡车来到拉萨。贡布在念青唐古拉东峰进行了一个冬天的训练。1959年7月，他作为国家登山队员随队去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进行攀登训练，成功登顶。接着又到北戴河、成都、重庆等地展开登山、攀岩等一系列训练。

1960年3月，国家登山队回到西藏，准备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3个月里，队员和运输人员4次往返大本营与各营地之间，逐步适应珠峰地区的气候，考察登山人员的身体素质，并把一包包笨重的物资送往山峰的各个营地。

8700米处，北坳陡峭成90度的岩石几乎是飞鸟的极限，更何况是人。以前曾有几支英、美和欧洲的登山队攀登到此处都以失败告终，他们称这里为人类难以逾越的“死亡地带”，刚组建的中国登山队又将如何创造奇迹？

国旗就在背包里，沉甸甸的，却又像贡布的翅膀，他在心里抱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把国旗插上世界之巅。贡布和队友们脱下厚厚的高山靴，只穿两三双厚棉袜，开始搭人梯，顶着“大风口”的飓风往上爬。

队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了。

深夜刺骨的雪风正试图吹散贡布的意志，麻木的双手攀着冰冷的岩石，身体在风中飘摇，感觉自己的灵魂出窍了。但这个位置只能向上，已完全没有退路，就是死也要把国旗插上去，死在红旗下。

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时20分，贡布和王富州、屈银华成功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终于把国旗插在了最接近天国的地方。贡布右手指被严重冻伤，他和他的队友，以两名队员牺牲，20多人冻伤的代价，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伟大壮举。

后来很多人问贡布，是什么给了你必胜的信念？贡布只说了两个字：国旗！

_{飘扬在世界之巅的五星红旗}

而这面国旗的初稿，在1949年8月中旬的时候还在寄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途中。先于曾联松寄达的投稿已有很多。此次公开公正的征集，应征地区以东北、北平、上海为最多，遍及全国各个省、区，包括当时尚待解放的地区，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来稿。甚至还有从美洲寄来的23幅。

真可谓万里挑一，能够预见的是，曾联松的图稿将会被其他各种符号组合、各种色块搭配的方案所覆盖。投稿中有很大一部分方案中采用了五角星元素，这是远在上海的曾联松不可能预料到的。国旗的设计思路似乎在五角星元素上达成了某种共识。

放眼全世界，的确已有许多国家的国旗中包含了五角星：比如美国、越南、朝鲜、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等。它们大多中间被填满，移除了五角形和五个等腰三角形之间的分界。

从广义上说，五角星具有“胜利”的含义。被很多国家的军队作为高级军官的军衔标志使用，也常常运用在旗帜上。一直以来，五角星都与人类对金星和维纳斯的崇拜有密切关系。在造成这种关系的各种可能的原因中，最可信的是史前天文学家的观察。由地球望去，围着太阳的金星轨道每八年重复一次。它自成的五个交叉点恰好画出一个近乎完美的五角星。

在古希腊和巴比伦，五角星也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五角星是魔术的代表符号，是非犹太教徒的符号。初期基督教会用五角星代表耶稣的五个伤口。而在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则与阴阳五行有关，五行相生相克的连线刚好是五角星。在日本，五角星更被认为是安倍晴明的桔梗印。

而在经历了百年战火的中国，五角星的特殊含义已无可取代地被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帽徽上，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闪闪发光。

可以说，曾联松能想到的，其他投稿者也或多或少地想到了。

在曾联松尚未寄出设计稿的8月8日这天，在北京饭店413号房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小会议室里，第六小组的四位成员田汉、茅盾、郭沫若、陈嘉庚碰在了一起，正在讨论全国各地来稿。

田汉的想法比较单纯，他说，其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式样刚刚颁布不久，这可是曾经插在南京政府总统府门楼上的“八一”军旗，只要把“八一”两个字去掉，或在五角星当中加上“镰刀锤子”图案，那就是两个很不错的方案。

郭沫若当即表示反对：要是这么简单，还需要大费周章向全国征集吗？国旗、军旗、党旗不应互相代替，也不能雷同，你忘记毛主席的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件大事，一切都应当从零开始，慎重考虑。不过我倒是赞成国歌可以选用田汉同志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

郭沫若说得没错，一个象征新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最好的确立程序便是自下而上，要让全国人民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都有机会在心底描绘它，憧憬它，并在所有描绘中找到最具认同感的那一幅。

茅盾说，我赞同郭先生的意见，从现有的来稿可以看出，群众对这次征集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中有高级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学生，几乎所有阶层人士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听了这话，郭沫若笑了：不瞒诸位，我忍不住也设计了一幅，只苦于我是设计方面的门外汉，没有自信拿出来。陈嘉庚听了为之一振：真是无巧不成书，与郭沫若同志一样，我也设计了一幅，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内心正在挣扎。

田汉说：设计好了，却又不拿出来，两位同志这就不对了，群策群力嘛，我看来稿当中连学生娃娃都有呢。

郭沫若也许只是自谦一下，终究都会拿出来，否则他也不会把设计稿随身放在包里。他说，好吧，献丑了。言毕躬身去公事包里取图稿。

郭沫若的设计稿，底色为红色，中间有两道蓝色横杠，在旗面的左上角是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他讲解道：金黄色的五角星，象征党的领导以及人民解放军；五角星的五角，代表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与五亿人口；红色象征革命；两道横杠代表黄河长江。

_{国旗遴选中呼声最高的“星河旗”设计样稿}

田汉忍不住鼓起了掌：妙！我认为这个设计有希望被采用。

轮到陈嘉庚了，他可不如郭沫若那么有心，设计稿没带在身上，这才叫真的内心挣扎。但他大致讲了讲，中规中矩的设计思路：镰刀锤子旗。

茅盾说：你们知道吗？朱老总也设计了一幅，他把大致的想法讲给张仃，由张仃帮他制的图，恰巧我看过，底色也是红色，象征革命；左上角是一个蓝色长方形，象征晴朗的天空，当中嵌着一颗红五角星，象征着党的领导及人民解放军，星的五只角代表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与当今五亿人口。

郭沫若一听朱德也参与了，震惊之余，收起了自己的图稿：我认为朱老总的方案最有可能获得通过，我的就算了，不拿出来了吧。

这话又一次被田汉“揪住”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笑道：郭先生忘记刚才自己讲过的话了，要是这么简单，还需要大费周章向全国征集吗？直接让朱老总拿一个方案出来通过就完事了，那样的话，我们第六小组连存在的必要都没有了，哈哈哈。

郭沫若难为情地笑了，再次从包里取出设计稿，交给对面的田汉：田汉同志批评得对，纠正得及时，那我这就算是正式交稿了，祝它好运！

_{朱德设计的国旗样稿}

田汉喜欢与郭沫若开玩笑，两人是老相识了，都在日本留过学。田汉比郭沫若晚去日本两年。他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他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此间作品署名为“中国未来的易卜生”。1920年，他发表处女作《梵峨琳与蔷薇》。次年，他与郭沫若等人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

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以后相继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两年后，他又在上海与唐槐秋等人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

1927年秋，田汉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文学科主任、校长，创作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同欧阳予倩、周信芳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很大很广。次年又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时主编《南国月刊》。

从1929年冬开始，他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分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7人执行委员会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他也是发起与组织者之一。

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和夏衍等人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等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1934年，田汉创作了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此后又创作了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及电影故事《风云儿女》，后经夏衍改为电影台本，主题歌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没错，《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风云儿女》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后尽快寄回歌稿。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三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汉创作了五幕话剧《芦沟桥》，并举行劳军演出。8月赴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他又到长沙、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2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田汉成为组织者之一。

1938年初，田汉与马彦祥等人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又去长沙筹办了《抗战日报》。2月，田汉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同洪深等人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

1940年，田汉到重庆，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戏剧春秋》，后到桂林领导组建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

1944年春，田汉与欧阳予倩等人在桂林主持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对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和坚持进步戏剧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郭沫若所言不虚，由田汉创作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国歌的遴选中呼声最高，目前看来，国旗、国徽、国歌，悬念最大的还在于国旗的确立，从领土主权的象征意义上看，国旗也无疑是重中之重。

说到郭沫若的设计，其实他还设计了另一幅图稿，与他今天拿出来示人的这一幅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两条横线，另一幅上的两条横线的间距更大，且颜色为黄色。他之所以连着两幅设计图稿中都出现了相同的元素——代表黄河、长江的两条横线，是基于他对故乡的依恋，强调自身的精神依归。

1914年，刚刚逃脱父母包办婚姻的郭沫若东渡日本留学。初到异国他乡，他经济窘迫，遭遇民族歧视，且因用功过度而患上“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两年后，他来到东京圣路加教会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朋友，遇见了出身日本名门望族的护士佐藤富子，两人一见钟情。

两年后，郭沫若的这位朋友去世，在料理朋友后事的过程中，郭沫若与佐藤富子再度重逢。回到冈山后，郭沫若给佐藤富子写了第一封信：“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您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您的脸放出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您！”

那一年郭沫若24岁，佐藤富子小他两岁。

短短几个月中，两人鸿雁传情，每周都要写好几封信。爱情给郭沫若带来了创作灵感与艺术激情。不久后两人同居了。

但由于门第差异，他们的恋情遭到了佐藤父母的强烈阻挠。为了能与郭沫若在一起，佐藤富子断绝了与父母的联系。她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我把父亲丢了，母亲丢了，国家也丢了……这是怎样悲惨的恋爱，怎样悲惨的缘分哟！”

郭沫若为她取了个中文名字，安娜。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安娜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房租昂贵，他们搬了又搬。郭沫若以皮箱代替桌椅，以磨平的砖头充当砚台，拼命写作译书。安娜跟着他吃尽苦头却毫无怨言。

1921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新一代诗风，郭沫若也因此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诗集中，他把安娜比做维纳斯，《女神》中所收录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等都是为安娜所写。

几年后郭沫若译作《浮士德》出版，他在扉页上写道：“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第二页上则用德语写着：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1924年11月，郭沫若携家眷回到上海，随后参加北伐。北伐失败后的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遭国民党政府通缉，再次举家逃回日本。

流落日本的十年间，郭沫若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专著，因而被学术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安娜为他默默地付出着。她把宅前的空地开辟成菜园和花园，还在院子里养鸡鸭。

1937年，安娜已陪伴了郭沫若20余年，是年七七事变后，祖国被逼至民族危亡的边缘。郭沫若心焦如风，归心似箭，他最终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抛妻弃子回到中国。

郭沫若秘密归国参加抗战的消息很快被日本军部掌握，安娜因而被捕，囚禁了20多天，受尽折磨与屈辱。

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我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每当我痛苦时，我被毒打时，我就会祈祷圣母，祈祷早日见到郭沫若，有这个念头陪伴，一切都可以挺过去！”

日本军部给了安娜一个选择，只要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她和孩子们就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安娜断然拒绝，她说，我的几个孩子全是中国血统，我不能这么做。

后来日本军部认为继续扣押安娜实在没有价值，便将她释放了。

为了养活孩子们，回到家后，她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租田开荒。天没亮就出门，走上50里山路去山村采购各种蔬菜，然后背到镇上贩卖。冬天里腌萝卜干，拿出去卖。为了贴补家用，她还替人洗衣裳，夏天去襁糊厂做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襁糊……她不仅养活了孩子，还给了他们良好的教育。

安娜在日本的艰难困苦，郭沫若都是多年后才知道的。但他是中国人，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回来了，他认为自己做出了无比正确的选择，他与安娜曾是夫妻，而他们的祖国相互间却是仇敌，这让他痛苦，心碎……所以，相比曾联松对日本纯粹的痛恨，他对那个国家则有着异常复杂的情感。

茅盾沉浸在田汉与郭沫若之间半真半假的玩笑之中，手却没闲着，一幅一幅地翻看来稿。他与大家道：除了帮朱老总制图，张仃自己也设计了一幅，是和钟灵、周光远、萧淑华一起设计的，不过在我看来，他这幅与朱老总的那一幅实在太像了，只是把左上角的蓝色长方块变成了白色，张仃给出的诠释是这样，五角星象征共产党的领导；红色象征革命；白色象征光明；五角星的五只角象征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与当今五亿人口。虽然只是微小的差别，但我觉得不如朱老总的那一幅，革命斗争最怕挂白旗，一面代表国家的旗帜上还是应该尽量避免白色，你们说呢？

陈嘉庚附议：对对对，这我赞同。

翻着翻着，茅盾笑了：张仃是国徽的设计者，连朱老总都让他代笔，可见这个人不简单，但我发现这位画家很有意思，这一幅还是他的，这回是与钟灵两个人合作设计的，也还是挣不脱朱老总的思路，这回是把朱老总那幅图的红五星变小了，两根稻穗围绕左右，底下再加三颗金黄色五角星，要不怎么说咱们朱老总用兵如神，总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呢，你看这堂堂一个画家，连出两稿，全被朱老总牵着鼻子。

郭沫若很好奇：这一幅好像比较复杂，张仃是怎么自圆其说的呢？

茅盾对着稿子念道：红色象征革命；蓝色代表和平；黄色代表黄种人；四颗星代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四个革命阶级；嘉禾代表农民；星之五角代表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与五亿人口。

但接下去再往后翻，茅盾发现了更多张仃的名字。首先是张仃和钟灵合作设计的图稿，政协会徽正是出自于这两位美术家之手，他俩也同是国徽设计小组的骨干成员。

第一幅，旗面被分为上中下三等分，依次以红、黄、红色块间隔开来，从上到下，每一色块的中心位置分别画上了黄边红五角星、红色镰刀锤子、三颗黄色实心小五角星。最上面的大五角星象征党和人民解放军；星之五角象征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五亿人口；镰刀锤子象征工农联盟；上部大五角星和底部四颗小五角星首尾呼应，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四个阶级的联盟；黄色象征中国人为黄种人及和平；红色象征了革命。

第二幅和第三幅，设计者都是张仃、钟灵、周光远，旗面都被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分别以红、黄、红色块与红、白、红间隔开来，中间的色块无论是黄色还是白色，中心位置都是一枚实心的大红五角星。

如此算下来，除了为朱老总代笔的那一幅，张仃以个人名义共参与了5幅图稿的设计。茅盾不由得感慨道，画家就是画家，能者多劳啊。

张仃是著名中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1932年进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开拓中国画创作。1933年开始漫画创作，多幅作品入选全国第一届漫画展。1938年初秋到延安，在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42年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任《东北画报》社总编辑，创作了大量年画和招贴画。

正如茅盾所言，张仃其人真不简单，尽管他是一位山水画家，但在设计方面造诣很深。就在三天前，8月5日下午三点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已收到的28份国徽设计稿全部予以否决，因为它们全都不符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对国徽设计提出的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把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人。梁思成同时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与他的夫人林徽因都是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负责人。另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人。

相比之下，两组的设计风格大相径庭。中央美术学院张仃这一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是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和绶带等。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而清华大学梁思成小组的国徽，调子是灰色的。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更浓郁些。与此同时，林徽因诚恳地列举了她所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把建筑物放进去，尤其是具有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委员会把毛泽东请过来定夺，毛泽东经过了漫长的思考，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这样一来，中央美术学院张仃组的创意就算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接下来就相对容易了，只要把国徽中必须出现的标志物确定下来即可。这项工作交给了周恩来，他当场拍板，制定了新标准：“新的国徽要有天安门，要有五星，要有齿轮，要有麦穗，还要加上稻穗。”

周恩来把张仃组的设计稿交给清华组来完善设计，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国徽里要有建筑，那么建筑绘图高手全在清华组，对正式图样的操作更专业。由于只剩下这最后一个方案，最终通过是不存在悬念的。

除了国徽的设计和负责天安门广场的装潢之外，张仃还设计了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所以说张仃的不简单，不单是代朱老总完成了国旗的设计思想，更因他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则是他的方案的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梁思成后来与林徽因商量了一下，接受了下来。

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后来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了一枚木制国徽。

与国徽不同，国旗的设计毕竟是另一个概念。至少在当下阅稿的场合，一场非正式会谈中，张仃的设计一致不被看好。但也有被四人一致看好的来稿，那是一幅“星河旗”，底色也是红色，代表革命；在旗面中心偏上一些接近黄金分割点的位置上画了一条宽幅的黄色横条纹，代表黄河，及黄皮肤，象征着中华文明的摇篮；旗面左上角是一枚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党的领导。构图不可谓不简洁，寓意不可谓不深远。这一稿曾经拿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也很喜欢。

第六小组成员中的另一位投稿者陈嘉庚，当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回国的。陈嘉庚除了在兴办民族教育和慈善事业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亦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从外围奉献自身巨大的能量。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40年，陈嘉庚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过设计国旗的建议，还请专家设计过方案，只不过当时正处抗战期间，此提议没有得到重视。

1937年8月15日，抗战爆发初期，陈嘉庚发起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准备进行持久而大量的筹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

1938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爱国团体在新加坡召开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致电汪精卫反对其主张同日本和谈。同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商请陈嘉庚先生在南洋代招募司机和修理工。彭光涵也在这次招募人员中。11月2日，陈嘉庚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著名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把矛盾直指汪精卫。

1939年2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陈嘉庚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另一方面还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同年2月18日，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80名在新加坡集中出发，南侨总会举行盛大欢送会。

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启程回国，以期实地了解祖国抗战局势、民众生活及华侨工人回国后服务的情况，慰劳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与爱国同胞。陈嘉庚首先到达重庆。5月31日，陈嘉庚到达延安。

1941年，陈嘉庚被推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

1942年初，日军南侵，新加坡政府采取不抵抗，着手抑退。陈嘉庚交代公务后，未及通知家属，于2月3日与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乘小船离开新加坡，拟暂时往印尼避难。日军知悉陈嘉庚到印尼避难后，即重金悬赏通缉，致陈嘉庚数度迁徒匿居。陈嘉庚迁到梭罗，改姓化名李文雪。由郭应麟将“李文雪”名字登记入泗水的都礼公司邻组处户口簿内，成为战前入爪哇并居住泗水五年的华侨。陈嘉庚在梭罗因气侯炎热牙痛发作两次，8月4日迁徒玛琅。

1943年8月，陈嘉庚开始撰写《南侨回忆录》。陈嘉庚在笨珍路居住到1944年2月，因隔邻是日军官疗养所，陈嘉庚又迁至峇株3公里许的“晦时园”。

1944年4月，《南侨回忆录》脱稿。陈嘉庚在此居住至1945年6月，后又迁往班丹村。8月1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陈嘉庚读着手中的报纸新闻，当他再次看见日本国旗的时候，内心一阵感慨，那个战败国曾如东亚狂人一般不可一世，可它的国旗竟然简单到只有一轮太阳。

陈嘉庚于1945年10月6日由吧城乘飞机回到新加坡，直接抵达怡和轩俱乐部工作。11月18日，重庆各界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特送条幅，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

1946年，陈嘉庚创办新加坡《南侨日报》。同年，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1947年，陈嘉庚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同年，陈嘉庚召开新加坡华侨大会，反对荷兰殖民军屠杀印尼巨港华侨暴行，议决准备对荷兰实行经济制裁。为集美各校开拓经费来源，陈嘉庚在香港创办集友银行，实行以行养校。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陈嘉庚是一名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之所以拿出了镰刀锤子旗设计方案，完全是基于他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建立并不断强化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与信任，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全力支持。相较于1940年面向国民政府的提议，他今天终于向人民交出了一份迟到的答卷。

但他的稿件并没有在这次四人非正式会谈中得到任何评价，各种缘由是显而易见的，就藏在郭沫若的话中：党旗与国旗必然是要区分开的，不能相互取代，或过于近似，否则此次征集活动便失去了意义。

茅盾深藏不露，其实他也设计了一幅，只不过在他看到那么多好的方案之后，最终决定不拿出来。

截至8月20日，新政权筹备会共收到国旗图案2992幅，曾联松的图稿也已顺利寄达。应征者遍及全国和海外，包括社会各个阶层。

如果说拥有一面真正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国旗是毛泽东心中的一粒种子，那么代表全国各阶层利益的政协组织便是孕育这粒种子的土壤。参与评选的每一个人，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国旗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