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岁月——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实（节选）

序幕

1975年5月12日中午11时，一辆由波音707改装的专机停在巴黎奥利机场。法国卫兵持枪驻守在专机周围，数位中国高教部派往法国推广汉语的教师驻守在专机内部。法国总理希拉克站在飞机旋梯下，红地毯从他脚下铺到了机场贵宾室。他在等待一位来自他所钟情的东方国度的古稀老人。

专机内摆着一张办公座椅和两张临时搭建的简易床铺。一位个子不高、着黑色中山装的老人从座椅上站起身，朝身边戴黑框眼镜的乔冠华点头示意。他笑着走下旋梯，热情地与高他两个头的希拉克握手，检阅红毯两边的仪仗队。走进贵宾室，他挨个与排队等待的一百余名中方代表握手。这位老人用含着笑意的眼神认真打量每一个人的脸，他听见他们说，“邓总理好！”轮到一位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人时，邓小平稍顿片刻，立即伸出双臂与他拥抱，叫了声“高阳的马老五哇！”之后，久久才松开胳膊。希拉克致欢迎词后，邓小平深情地说：“法国是我年轻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

_{1975年邓小平访问法国}

邓小平无比清楚此次重游法国的意义。约半世纪前，十六岁的他叫邓希贤，穿着西式服装和尖皮鞋，戴着宽边帽，和几百名中国青年一起静悄悄地站在“盎特莱蓬”号的甲板上，等待轮船进入马赛港。抵达马赛港的两千名勤工俭学生曾经深信即将踏足的这片土地是祖国命运转折的关键。五十五年后，当他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再次踏足这片土地时，他要感谢这里，是它用自由浪漫的思想和当时苦难的现实，锻造出最早和最坚定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他深信，重返法国的这个星期将对中法、中欧关系乃至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_{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的照片}

邓小平离开了机场，他和希拉克将要前往总理府马提翁宫进行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的会谈。那个被叫做“高阳马老五”的老人还坐在贵宾室。王守义缓缓取下挂在胸口的国徽，指腹摩挲着金色五角星的凸起。马老五，马勒儿伍，法语“manœuvre”，意为杂工、粗工。这位77岁的华侨55年前和周恩来一起坐“波尔多斯”号西涉重洋，来到法国，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法国打过多少工，多久没有回到那个被称为“华工之乡”的故乡高阳。

第一章 建校

1

19岁的王守义从未在高阳县西田村见过这种马车。他每天都要走这条贫瘠的乡间小路，从家里到西田小学，再从西田小学回家。当这辆蓝篷布马车朝他奔来的时候，他几乎忘记了躲避，手里的讲义掉在地上。当他弯腰捡起讲义时，坐在车上的那个留着八字胡子的中年男子头戴礼帽、身穿礼服、目视前方，与他擦肩而过。王守义起身，拍拍讲义上的尘土，继续往西田小学赶去。他不知道，几个月后，他的命运会被这个坐在车上留着八字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改变。

蓝篷布马车在高阳县布里村村北的一间宽庐大院前停下，留着两撇胡子的小个子男人已经抵达他的目的地。36岁的李石曾从法国回国不久，现任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站在大院门口，灌木从内长着几株约40厘米的绿植，茎粗壮，直立，密被褐色长版硬毛。风吹过，豆荚摇动，擦过黑色西裤。李石曾探身，摘下一片心形叶子，转动叶柄。对于他和脚下这片故土来说，这种有心形叶子的植物建立了他们最深厚的联系。

16岁的李石曾第一次返乡时，还不认识这种植物。高阳城内炮声连天，北京最著名杠行的几十位轿夫轮流抬着父亲的灵柩，慈禧太后钦赐的玉镐在灵前引路，王爷和贝勒戴滢率领十几名卫队士兵抬灵。父亲的坟墓被包围在一大片这种植物中，族侄告诉他这是大豆。叶子朝外鼓起来的是黄豆，凹着的是黑豆，是牲口饲料。五年后，他带着在父亲墓地得到的神秘启示来到了法国，在巴黎蒙达顿学院学习农业，后又在巴斯德学院和巴黎大学跟随贝特朗教授研究生物化学。李石曾对大洋彼岸父亲墓地旁的植物产生了兴趣，他花了5年时间出版了法文学术书籍《大豆的研究》，引起西方人对豆制品的兴趣。第二年，李石曾回到高阳，找到友人段宗林，在段宗林族兄段宗桂家南院创办“布里豆腐训练班”，训练当地农民学豆腐加工技术、法语及礼仪。在巴黎西北郊的拉卡莱纳·戈隆勃，李石曾与段宗林表兄齐竺山创办“豆腐公司”，工厂占地五亩，主体厂房为两层楼，内有电机设备和化学室，另有办公配楼和杂用平房，厂外有工人宿舍。这一年，李石曾和齐竺山带领着“布里豆腐训练班”的5位工人经北京、奉天、长春、哈尔滨、伊尔库茨克、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华沙，途中换车八九次，从陆路抵达巴黎。华工和法国女工在机械化的制作工厂中一起操作各项工序，香味充斥整个厂房。除了豆腐、豆皮、香干、豆腐脑和豆浆等豆制品，李石曾专门研发了迎合欧洲人口味的“豆咖啡”、“豆可可”，以及用豆面制成的各种糕点。次年，豆腐在巴黎万国食品博览会上获奖，被誉为“美味素食”。孙中山参观巴黎豆腐公司，写下：“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兴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食代肉食，远纾化学诸家之理，近应素食卫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 

_{巴黎豆腐公司}

九年后，李石曾再次踏上高阳故土，不是为了拜谒祖坟、也不是为了在曾为清王朝军机大臣的父亲李鸿藻坟前祭奠。他依然是为了见老友段宗林。但这一次，他想办的远远不止一个巴黎豆腐公司训练班。

2

六月的江南已到了梅雨天气，窗外小雨淅淅沥沥，一位52岁的老人在上海环龙路的弄堂里伏案校对。案头一堆书稿漫过红木窗沿，吴稚晖戴着眼镜，一笔一画描摹着注音字母。坚持满口无锡吴侬软语的他相信笔下的这些字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它们将是未来统一汉字读音的关键，可以帮助文盲学习汉语，推广社会教育。几个月前，他婉辞了蔡元培聘他为北大学监的邀约，但是他也牵挂着北京那场更大的教育活动。从第一次见李石曾起，留法俭学这件事他已经想了整整十五年。

1902年，吴稚晖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第一次见李石曾。掌灯时分，四马路上报馆书局、茶楼酒肆、勾栏娼寮鳞次栉比，街道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两人虽然初见，但这一次谈话甚多，也最愉快。面对将要赴法的李石曾，吴稚晖说：“这一次你们去法国，机会难得，以后最好能帮助国内青年也多有去法国的机会，以便吸取西洋知识，为国家造就人才，而且人越多越好。到国外吸取新知识，人不厌其多，但也需有人引荐。你们此去，先打个先锋。”接着，他又补充道：“出去的人越多越好，算他们学不到什么，学得改良茅厕，也是值得的。”李石曾大笑，一对八字胡翘起。此时的吴稚晖在日本大闹公使馆后被蔡元培护送回沪，住在老垃圾桥的一间馄饨铺楼上。一年后，苏报案爆发，他被满清政府通缉，前往伦敦。

第二次见李石曾，是在四年后的法国巴黎。在英国，吴稚晖住在伦敦黑人区域，衣服只有一套，吃的是英国人不要的死鱼烂肉。他不怕艰苦的生活，但他担心中国的未来。之后初见孙中山先生，他开始相信先生和三民主义是中国的救星。从伦敦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和李石曾、褚民谊住在一起，每月房租 15法郎，伙食费 60 法郎，日常开支仅常人一半。在巴黎住家食堂，他与李石曾一起食素，常常见到同样奉行素食主义地理学大家邵可侣，听他谈克鲁泡特金《互助论》、陆谟克《生物互助并存论》等无政府主义专著。那年冬天，吴稚晖与李石曾、张静江在巴黎健康街83号组织中华印书局，筹办《新世纪》杂志，楼上为编辑部，楼下为印刷厂房。在《新世纪》上，吴稚晖以燃、燃料、真、凭良心者等笔名，骂皇帝太后，骂皇亲国戚，骂保皇党人、骂立宪党人，称西太后“实不如上海四马路之野鸡”，说鼓吹君主立宪制的梁启超是“剿灭人种的梁贼”，不惜以“变骇为俗”之法，去制造“革命之心理”。已过不惑之年的吴稚晖和世界社成员天真地认为无政府主义之革命，无所谓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而无政府主义传播越远，革命流血就越少，危险就越少，“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无政府社会便指日可待。

他们都认为已经等来了期盼已久的理想社会。1912年吴稚晖回国晋见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和小他一岁的孙中山住在一间卧室。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拒绝了一切职务，“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把我化了灰，也还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这年二月，他和李石曾、张静江、齐竺山、吴玉章等留学生在北京船板胡同义兴局成立“留法俭学会”，俭学会在方家胡同设立预备学校，专为学生补习法文。时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特拨旧国子监南学给留法预备学校作校舍。这些久居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依据自己当年在欧洲实行节俭生活的经历体会，成立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团体——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经费由同志筹集”；没有严密的领导机构，俭学会对于会员，“既不助资亦不索偿, 惟以言论或通及指导旅行介绍学校之义务而已。”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 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 更非留学莫济, 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一年内，一百多人入会赴法留学。吴稚晖记得，在四年后华法教育会的成立大会上，法方书记、蒙塔尔纪农校校长法露盛赞这一时期的留法俭学生——“学生中有数十人，已入大学及专门学校，习化学、工程、 建筑、 矿学、 商业、 农科等。中国学生至为勤学，可与法国学生相竞。”

正当俭学会刚刚走上轨道时，袁世凯清除宋教仁，激起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因为袁世凯占绝对优势，武装反抗旋即破灭。接替蔡元培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下令封掉方家胡同的预备学校，吴稚晖和李石曾等留法俭学发起人无法在国内立足，陆续前往欧洲。

吴稚晖望着窗外淅沥小雨，放下手中字典，开始为《中华新报》介绍赴欧留学知识的专栏《胐庵客座谈》撰稿。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后主张反清革命的无限愤懑被满清政府压制，第二次从法国回国后立志教育改良社会的踌躇满志在军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化为泡影。但他相信，第三次回国，他们一定能完成未竟的事业。

3

_北大红楼

在吴稚晖拒绝任职的北大校园内，蔡元培正在准备一篇演讲稿。1917年初，华法教育会在位于宣武门外储库营的民国大学基础上重组了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宗旨依然是五年前的“推广以俭留学，养成朴素、勤俭的品德”。学校预计5月23日举办开学典礼，八月开始招生。作为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蔡元培被邀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_{留法俭学会于1917年在民国大学内恢复活动，图为蔡元培在会所典礼上讲话}

去年冬天，58岁的蔡元培带着北大校长的任命状从法国回到北京，租住在东堂子胡同33号的四合院。巍巍的宫阙与城墙，冷清的胡同和四合院，覆盖着薄薄的白雪，大街上轧轧而行的骡车，笼着袖子缩着脖子的路人，这里与他三年前离开时并无两样。1917年1月9日，他第一次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踏进这个被众多好友视为腐败的烂泥坑。自首任校长严复之后，四年之内这里已经有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3位校长走马观花地走了一遭，北大早已被公认是文官联谊所、富家子俱乐部、官僚培训所而非现代高等学府——“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讲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蔡元培的到来被《中华新报》称为“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_{蔡元培委任状}

在给吴稚晖的回信中，蔡元培写道：“弟到京后，与静生、步洲等讨论数次，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蔡元培行礼，他脱下头上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那天，他在全体学生面前发表第一场演讲，提出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几个月内，他开启大开大阖的人事任免——聘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文化名人，辞退科克德来（Cartwright）、牛兰德（Newland）、斯华鲁（Swallow）等学问未必好，工作起来又意兴阑珊的外籍教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以编杂志的杂事甚多为由婉拒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聘书，蔡元培几乎每天都去他下榻的中西旅馆拜访。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回忆，“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蔡元培深知大学在法德两国崛起中的作用。他相信自己能够将法国、德国的优良学风移植到中国来，北大即将拥有一群以研究学问为终身志趣的教授以及以研究学问为专一目的的学生，如他这么多年看过的欧洲顶尖大学一样。

4

1913年，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迫出国的蔡元培并不知道计划抵达的目的地即将爆发一场颠覆世界的战争。刚开始，他暂居巴黎郊外科隆布镇的中华印字局内，由李石曾的豆腐公司包伙食。李石曾告诉他，中国学生赴法计划得到了蒙塔尔纪市长蒂埃里·法鲁尔的大力支持，蒙塔尔纪农校教务长法露与蒙塔尔纪中学、工业学校等接洽，为留学生开设专班，百余名俭学生已经入学。蔡元培与李石曾每星期乘4小时火车，从巴黎出发，轮流去蒙塔尔纪为学生做中西学术问题的演讲，并解决俭学生创办《农学杂志》的印行事宜。面对初具规模的留法俭学事业，蔡元培颇感欣慰。但是，从国内传来的消息都没有详述袁世凯推行独裁体制和革命派被处刑的情况。等待这些失望的早期同盟会成员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_{1913年留法俭学会第三班赴法前合影，三排右三为李石曾，一排右一为吴稚晖}

1914年6月28日，离巴黎千里之外的萨拉热窝，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当街击中奥匈帝国继承人斐迪南公爵夫妇。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外交交涉失败，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两天后又向法国宣战。8月4日晚7时，英国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正式对德宣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望着白厅的灯光说道：“全欧洲的明灯都灭了，我们有生之年再也不会看到它的亮起。”

德国军队迅速占领了比利时。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居住的巴黎距离法比边境大概200余公里，经过西欧平原至巴黎盆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法国政府被迫临时迁往波尔冬。为躲避战火，蔡元培、李石曾和学生们也到了法国西南的克鲁佐。学生们盼望回国，但是蔡元培认为，这场破天荒的大战对于世界文明必是留下莫大纪念的历史事件，势必造成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化。他劝学生留下以观这场战争的结局，并组织了留法西南维持会，以救济因战争影响无法收到国内汇款的留学生。

在蔡元培所处的战火纷飞的法国境内，另一位留法俭学会的发起人吴玉章也在极度苦闷中。一方面，他时时刻刻惦念着国内情形，希望革命火焰再次迅速燃烧起来，重新回国斗争。另一方面，他亲眼目睹法德两国彼此疯狂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让他想到了曾翻阅过的幸德秋水著作《社会主义神髓》，书中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交织在一起，但经历二次革命后，吴玉章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美丽远景极其茫然。他问过在法国生活多年的李石曾。这位深受巴特金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同盟会会员认为无论谁当总统、皇帝、议员都没有关系，只要搞好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吴玉章并不赞同——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实现理想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又有什么用呢？你不去侵犯总统、皇帝，人家就要侵犯你。这位在日本曾主修电气工程的工程师决定进入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这个新鲜的社会学说。

战争爆发前，吴玉章和蔡元培一起参观了巴黎豆腐公司工人李广安、张秀波等创办的地浃泊人造丝厂。在豆腐公司初办之时，为了帮助华工尽快融入现代文明的法兰西，李石曾开办过工余课堂，编写课本并登台讲课。他要求工人每晚学习两小时法文、国文、化学、卫生等课程，不许吸烟、酗酒、赌博。所以，华工仿照巴黎豆腐公司的运作模式，在人造丝厂内办了夜校，组织工人“以工兼学”，并正式提出“勤以工作，俭以求学”的主张。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由吴玉章和蔡元培发起，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于6月成立了勤工俭学会。为宣传勤工俭学的宗旨，李石曾编写《勤工俭学传》，每月印一册，中法文对照，介绍富兰克林、卢梭、傅来尔等世界名人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动人事迹，蔡元培为书作序。

不久，他们发现“勤工俭学”是一种比“俭学”更易达到的赴法留学的好方法。勤工俭学会不仅吸纳了在法华工，还有大量由于一战经济窘困的俭学生——学生利用闲暇时间到工厂做工，以劳动所得维持生计和学业。之前的留法俭学会虽然在宣传和组织青年赴法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但由于只有中等以上家庭才能承担留学费用，响应并不热烈。他们决定将“勤工俭学”的做法由工人扩展到学生身上，“以学生作工，工余之暇，工资所得即以求学”。他们想重新扩张留法教育，与法国人一同组织教育机构，希望日后在国内设立预备学校，共同谋划更为便利的方法让学生出国留学和做工。1916年，中法双方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会所举行了华法教育会的发起仪式，蔡元培任中方会长，李石曾任书记，吴玉章任会计。演讲结束，蔡元培一改老成持重的形象，带头振臂高呼：“华法教育会万岁！”

这个名为致力于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组织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掌握一个对参战华工进行教育的机构，振兴二次革命中遭受挫败的留法俭学会。他们设想通过招募华工，吸收知识青年赴法，从思想文化入手改良社会。华法教育会一成立，即与法国军政当局签订招募华工协议，向法国当局提出了四个严苛的条件：1、工价与法人平等；2、所招之工须选取有知识而无恶习者；3、招工之手不经手川费与工价；4、须设工人教育。但是，带着这纸条约回国的吴玉章没想到，这份为中国、为华工争取平等权益的条约在中国政府那里遇到了比法国更大的阻力。

5

当华法教育会组织的首批1700余名华工到达法国马赛时，国内形势也随着袁世凯病亡而出现了转机。总统黎元洪上台，重新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此时，蔡元培对国内及世界形势非常乐观。在他看来，一战无非是军国主义的同盟国与人道主义的协约国之间的战争。美国已经加入协约国，战争趋势逐渐明了，而协约国的胜利就是人道主义的胜利，世界和平的确立。在国内，新总统黎元洪对北京政府的妥协之计也算是重见光明。蔡元培认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所以，革新政治关键在于改造社会。他决定，回国后“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

不久，教育部长范源濂发来电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这是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绝好时机，他没有理由推却这来自故土的召唤。从辛亥革命至今，五年过去了，这些留法俭学会发起人的思想没有改变，留学运动依然首先从重建留法俭学会开始。

楼下院内是怒放的丁香花，古老的槐树叶片长满树冠，形成一片绿色的天然华盖。转眼间，蔡元培在这座学校里经历了隆冬与暖春，即将迎来初夏，不远处位于沙滩大街路北的学生校舍已施工一年，一幢四层的“工字形”红砖小楼已经初具雏形，屋顶即将铺上红瓦。他的演讲稿已经写好。到底为什么要去法国求学？如他刚刚写下的：第一，同人均曾留法，在法国教育界，吾国学生较为适应；第二，在欧美国家中，惟法国独无绅民阶级，政府万能，宗教万能等观念；第三，得以最俭之费用，求正当之学术。第四，吾国学者，颇有研究之毅力、而无发明首创之勇气、移法人之所长，必能补我此种不足。

他明白一所预备学校远远不够，已经派李石曾回到故乡高阳，去找北大庶务科科长段宗林商量其他地区的建校事宜。同时，蔡元培收到了京师警察厅对于在京设立华法教育会的批准。会所仍设于大方家胡同，现址为图书馆房舍，图书馆未迁移之前，暂以南湾子石达子庙为临时会所。回国后的种种行动仿佛表明，在他们即将发起的这场留学运动中，蔡元培是领袖，李石曾是实践者，吴稚晖是宣传家。

6

对于吴玉章来说，这一年北京的夏天格外炎热。他一次又一次顶着烈日前往外交部街33号，一路上蝉鸣凄厉，路人行色匆匆，不时有野猫从墙上飞窜而过。老汉们光着赤膊，三三两两提着鸟笼，托着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聚集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闲聊。离他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递交华法教育会和法国政府签订的华工新约过去了四个月，这份为华工争取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的草案至今还没批准。不久前，吴玉章接待了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这位外交部科长派来的说客指着他的额头喊道：“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钱不可。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吴玉章与他大吵起来，两人不欢而散。之后，他想要通过个人关系去说服曾经的同盟会会员、现任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可是外交部长的批准都无法打破重重叠叠、相互牵制的官僚机构，事情依然没有结果。吴玉章一边与北洋政府交涉条约事宜，一边和蔡元培筹办留法勤工俭学学校与华法教育会分会。5月23日，两人参加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吴玉章详细阐述了华法教育会的设立目的，包括“扩张国民教育”“输入世界文明”“阐扬先儒哲理”“发达国民经济”等。他要求学生到法国注意各种思潮，特别提到：“如社会主义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而东亚人士尚有惴惴然惟恐其发生者，亦有援引而妄用者，殊不知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同时，吴玉章去信给四川友人尽快成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与预备学校，希望扩大华法教育会的影响，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培养出人才。他并不知道，刚刚换届的政府内部军阀相争，以总统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与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的权力争斗早已进入白热化，根本无暇顾及教育。

在北京宣武门内象房桥东侧一栋小巧玲珑的青砖建筑内，总理段祺瑞组织的一群流氓地痞以“请愿”为名包围了国会会场，当众殴打并威胁议员同意中国参加一战。为借日本的力量壮大皖系军阀，段祺瑞极力推动中国参战。但是总统黎元洪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拒绝签字盖章，要求宣战必须经过国会同意。不久，段祺瑞被黎元洪解除总理职务，愤然离京。随后几天，奉天、安徽、山东等八个省的督军先后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手无实权的黎元洪病急乱投医，大开中华门，请来长江巡阅使张勋调停纠纷。

7月1日，北京正阳门京奉火车站张灯结彩。城里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从火车站到南河沿张宅，军警密布，辫子兵分段站岗。他们头盘大辫子，身穿蓝色制服，脚踏特制军鞋，像靴子，又不是靴子，背黄色包裹。穿一件纱袍褂，黑红脸，两道浓眉的张大帅坐着高头大马风光无限地进了北京城。进城后，张勋立即撕下黎、段调解人的伪装，再一次将宣统帝推上宝座。北京城内兵荒马乱，到处抢掠捉人，凡是与辛亥革命有关系的人都在被通缉。

成立不久的留法俭学预备学校还未招生，吴玉章和蔡元培却只能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立志“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的蔡元培自回国后一直在被政治运动所左右，而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的吴玉章这一次终于明白：在军阀统治下，连教育工作也不会让你安定做下去。不铲除军阀统治与官僚制度，中国绝无得救的希望。

7

王守义第二次遇见这个身穿礼服、头戴礼帽、留着八字胡子的男人是在三个月后的布里村打麦场。他站在两个木桩中间，眼光追随着挑着黄土的青年人。几天前，王守义收到老师王峰吉交给他的布里留法俭学初级预备学校地招生简章，嘱咐他一定要参加这次考试。烈日当头，王守义眯缝着眼睛排在一百多人的队伍里。前面的人依次在一根木杆旁挑起两筐黄土，朝着打麦场另一端的木杆迈步前行，最后再回到起点，来回目测60米。他心里没底，国文、算学考试没问题，但是体力考试他一个小学老师比得上这些庄稼人吗？汗如雨下的王守义不明白为何需要扛着一百多斤黄土来回一圈才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法国农民不都是用机器施肥浇水的么？巴黎豆腐工厂里不都是自动化机器么？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思考法国的老板和地主是否真的需要一个能够挑一百多斤黄土的壮劳力。已经轮到他了，他要做的是挺过眼前这60米，才有可能跨越未来的几千公里。

李石曾是这场体力考试的主考官。他在学校招生简章中特意提到 “身体强壮、素有职业、尚未成婚、向无烟酒赌博放荡嗜好”的要求。这和多年以前他对豆腐公司工人的要求几乎一致。这时，一个小个子慌里慌张地进了打麦场，钻进队伍，没一会儿，又探出头来东张西望。李石曾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你这么个小咯蹦豆也想去法国留学？”小个子昂起脖颈，没有一丝惧色，“小有劲儿！金刚钻能揽瓷器活，李先生还没我高呢！” 李石曾抿起嘴角，两撇胡子弯成一条弧线，转身朝木桩走去了。他正好看见王守义刚刚走完一圈，卸下身上扁担，半蹲着身子大喘气。两人对视，王守义擦擦汗，冲李石曾笑笑，李石曾拍手鼓掌。

和五年前北京方家胡同的留法俭学预备学校一样，这里同样是一座匆忙建立起来的学校。李石曾借用本村段宗桂家一个三合院为校舍，段哲人家的几间房做学生宿舍。一条写有“留法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长条形木牌挂在校门北侧。由于人多、教室少，学生上下午分班上课。主要学习法文，内容有法语进阶、法文文规和会话，由学校印成讲义当做课本。学校聘请巴黎豆腐公司回家探亲的齐连登、张秀波等为法文教员，段其光担任几何制图教员。齐连登兼任干事，另安排了多名文化课教员。一个月后，学校招收了第一期学生共约 50 多名，大多为高阳县及附近的学生，有王守义，也有那个顶撞李先生后认为一定会落选的小个子段润波。

8

布里村西南角正对潴龙河大堤的一栋破败楼座外，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与一位中年乡村妇人站在荒凉的空地上。这里以前是一座楼房，主人名马老甫，便称马楼。后来楼房已毁，只留下一个楼座。马老甫早已亡故，家中只留下这位乡村妇人。段宗林刚刚已经与这位寡妇签好契约，花两百大洋买下了这片宅基地。这里即将是布里村留法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的新校址。

布里村留法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的首届学生毕业后，要求入校作赴法预备的青年学生日益增多。学校校舍长期借用民房，既不方便，也不够用；铁工厂由于没有合适的地方，迟迟没能设立，学生也无法进行工艺实习，达不到学习工艺技术的目的……李石曾和段宗林一直在谋划筹建新校，但是勤工俭学会是民间团体，没有经济来源，无法负担这么大笔的款项。于是，两人准备前往北京通过义演、彩票等方式筹款。

在北京西裱褙胡同北侧，有一座不规则的四合院，院外木牌写着“高阳齐寓”。庚子年后，齐如山便从宝钞胡同搬到这里。李石曾和齐如山坐在东院的北房中，这里是齐如山的书房，堆满了各种古籍、名人字画、京剧唱片等。窗外春色满园，树木葱茏。有高大的核桃树、枣树、梨树、杏树，杉篙搭成高大的藤萝架，紫红色的紫藤花在微风中摇曳。齐如山前后去过法国三次，早期送工人到哥哥齐竺山和李石曾开的巴黎豆腐公司，后来作为方家胡同留法俭学预备学校校长，送俭学生到蒙达尔纪。从光绪末年开始，他一直在走这条路，经北京、满洲里、过俄罗斯西伯利亚，从陆路到达法国。他记得这些来自北方乡间的青年工人在车站饭店吃得“特儿喽、特儿喽”地山响，每人每顿可以吃五个两头尖的俄国面包，蹲在火车的抽水马桶上大便。但他没想到，这些来自北方乡间的、曾经贻笑大方的工人却在大洋彼岸成为了最早的勤工俭学生。1913年，他送走最后一批俭学生，回京后发现学校已经被强行关闭。他转而想去法国完成学业，一战又起，便只能专心留下研究戏剧。

_{1912年第一班俭学生赴法前在北京燕喜堂合影，一排左一为齐如山}

听完李石曾义演募捐的想法，齐如山已经有了人选，他准备去和京剧名伶梅兰芳、昆曲名家韩世昌与侯益隆商谈义演的事情。他栽培梅兰芳多年，而韩世昌与侯益隆是高阳同乡。他有信心，这些戏曲名家一定会答应这个提议。

这年春天，段宗林在北京设计印刷了一批彩票，每张金额为一块大洋，彩票上印有顺序号码，出售前先公布有奖彩票的数额及各等获奖彩票的奖金额。有奖彩票共一百个，头彩奖二百元，二彩奖一百元，三彩奖五十元，十彩以后至一百彩每票奖一元。卖彩票的收入除去奖金和杂支，全收作建校经费。

段宗林请来的监工马宝带领着一批青年壮汉从村子另一头运来砖和木料，来到马楼。破败的楼座已经被拆掉，一座富有哥特式风格和传统中国特色的中西结合的大门初具雏形：上部为欧美哥特式建筑风格，“团块式”结构，高耸的砖塔，顶部呈尖状，寓意进取和希望，下为两个半圆形的扇面式墙体，意为团结和互助；大门下方为中国传统的建筑式样，拱门、磨砖带有园林式建筑风格。砖瓦是在段宗林祖坟后的一块空地烧制的，为了节省开支，段宗林捐出祖坟后的十二亩空地打井建窑，脱坯烧砖，供建校使用。木材来自段宗扬为建校自发拆掉的旧楼，一句顺口溜已在高阳县广传：“布里有个段宗扬，拆了南阁盖学堂。”

四个多月后，拥有41间房舍的新校建成。书法家张卓甫书写的校名“留法工艺学校”悬挂在大门中部，古朴苍劲。大门内为三步青条石台阶，外为五步青条石台阶。两旁有一对半米多高的青石狮子，门前为操场。监工马宝因劳累过度而病故，他只看到了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校拔地而起，却没机会目睹即将迎来的一批影响中国命运的湖南学生。

_{布里留法工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