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艾青的故事

沿着淡水路梧桐的树阴缓缓前行，听着自行车经过的清脆铃声，便可以看见丰裕里这个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式居民小区，拐进去，找到丰裕里4号，红色砖墙上爬着老藤，紧闭的黑色木门沉默地讲述了往日的故事，这里便是中国著名诗人艾青的故居。

艾青1932年从法国回国后，与力扬、江丰等在丰裕里4号创建“春地美术研究所”，在此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后又引渡给国民党当局被判刑三年多。在狱中，艾青开始写现代诗，从画家成为了一名现代派诗人。出狱后辗转数地，周恩来的一番话让他终于走上了去往延安的征途。

这是春寒料峭的二月，1941年，艾青坐在一辆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中，汽车在大路上疾驶，因为临行前，周恩来曾嘱咐他：“走大路，不要走小路。”这恐怕是他有生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旅行，也必定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开着国民党的车作掩护，他想要去往的地方是延安，他心中梦想的圣地。

这一路上将要遇到多少惊险，是否能平安到达，他完全没有把握，只知道一路过去，将来的许多天行程中，每天将要经过的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每天都要通过许多国民党设置的关卡，一旦身份暴露就是必死无疑。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了，甚至满心激动，出发前一天夜里，没有噩梦，反而梦见了蓝天碧水，春花灿烂，各种颜色缤纷，一夜睡到天明。

山城重庆在视野中渐渐消逝，艾青这才发现，自己手中攥着的证件已经被手心中的汗弄湿。这是一张“绥蒙自治区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通行证。艾青教过书，通行证是他过去在山西革命大学的学生帮着弄来的。证件上原本写的是一个人，上面早先端正的一横墨迹被小心地添成了三横，变成了一个“三”字，因为他有两个朋友也坚持要同行。他们是画家张仃和作家罗峰。此刻他们同坐在车里，也是一脸的紧张和兴奋。

大路上黄沙漠漠，暂时没有其他的车辆，窗外飞驰的乡野残破的风景，令艾青回忆起了他走向延安的第一步，那里没有荒山焦土，西南官话，有的是上海的梧桐小径，清水红墙和吴侬软语。他回忆起他曾经居住的上海市中心丰裕里4号，静谧的弄堂，石库门房子，看上去的岁月静好，是他人生的一趟炼狱与涅槃的起点。

艾青原名蒋海澄，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地主家庭，与亲生父母并不亲近，却与农民身份的乳母感情甚笃。年少时他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校长是林风眠，林风眠先生赞赏他的才华，推荐他去法国巴黎进修西洋画。他在法国学习过梵高和雷诺阿的画，也学习了维阿哈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1931年，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他正在巴黎郊外写生，有个法国人经过时大声对他说：“你们的国家都要亡国了，你还有心情在这里画画？艾青听了大受震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关切国难，匆忙踏上了归国的行程，青年壮志，想要报效祖国，救祖国于水火。

上海是他想要实现报国壮志的起点，经画家江丰介绍，他正式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与江丰、力扬、于海、黄山定等画家同行们选址上海丰裕里4号，创办起了“春地美术研究所”，并开始筹备“春地画展”，获得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

艾青还记得，石库门房子窗外的梧桐深深，麻雀歌唱，弄堂门口的小馄饨非常美味，这一段创作的日子曾经激情满怀。尤其是与年龄相仿的同行一起讨论与工作，生活充满了斗志与乐趣。“春地美术研究所”创作的画作大多是反应当时惨痛的民生状况，日军侵略的罪行，以及中华人民抗日的题材，从而唤醒更多的民众，鼓舞抗日的士气。没想到这样的工作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

1932年7月13日，盛夏的夜晚，知了的鸣叫充盈于耳，正在热烈讨论创作的画家们喝着大麦茶，擦着额头的汗珠，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就在那天夜晚，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包围了丰裕里4号，将正在“春地美术研究所”工作的13名青年画家全部当场逮捕，后来将艾青与江丰等“政治犯”引渡给国民党当局。8月16日，由于“春地美术研究所”被认定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的团体”，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将这些青年画家全都判处了数年不等的徒刑。

艾青在法庭上听到了法官对自己的宣判，有期徒刑六年，他大声申辩，然而并没有人有兴趣听他说话，警察沉默着将他带走。艾青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世间的事情怎么可以这么荒诞，明明是为了报国，当局却将他们当做破坏者，难道在这个所谓的政府里，没有人真正关心祖国的兴亡，关心的都只是自己的权力和民众对自己的顺服吗？

监狱里没有条件作画，但是铁栅栏关不住一颗为国家为民众呼喊的心，艾青凭着狱中有限的纸笔条件开始创作诗歌，他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铁窗里》、《透明的夜》等许多诗作，由律师悄悄带出去发表，以“艾青”为笔名，他的诗歌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就这样，23岁的画家蒋海澄变成了诗人艾青。

汽车匆匆行驶，等到艾青发觉车窗外天色渐暗，这下想到因为紧张与急于赶路，竟然忘了午饭还没吃过。他问车里两位同行的朋友，肚子饿不饿？张仃和罗峰哈哈大笑，大家都浑然忘记了吃饭这回事。罗峰说：“没关系，没关系，赶路要紧。”张仃也说：“早半天一天到延安，比填饱肚子重要多了。”可是天黑之后，就算他们可以不吃饭不睡觉，车辆依然是无法在黑暗中行驶。于是他们趁着夜色完全降落下来之前又快马加鞭，终于赶到了宝鸡过夜。

宝鸡有他们的朋友，画家陈执中。三人在街头找了点食物果腹，就寄宿了陈执中家的阁楼上，打算第二天起个清早继续赶路。没想到夜深时分，有人来拜访，也是他们的朋友，逯斐和严辰夫妇。这对夫妇想要去往延安已经很久了，一直在筹措路费和寻找可靠的通路，听说艾青要去延安，途径此地，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们一进屋子，还没客套几句，就直截了当地说一定要跟着艾青一起去延安，无论如何都要请大家帮忙，带上他们两个人。

带不带他们一起同行？艾青用眼神征求同伴的意见，罗峰和张仃都是一脸无奈的表情，都是向往延安的年轻人，大家志同道合，怎么可以拒绝呢？艾青在心里笑话自己：“疯了疯了，一个不要命的自己遇到了越来越多和自己一样不要命的同行者。”当即大家一拍即合，决定无论如何危险，都要生死与共，一起去延安。

艾青取出“绥蒙自治区长官公署高级参谋”的通行证，将上面的“三”字再次小心地改作“五”字。五个人这么多，在遇到关卡检查的时候必须在身份上要有个说法，这可难不倒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他们想出了乔装改扮的主意。

艾青玉树临风，个子高瘦，当然是扮成长官，也就是高级参谋。为了逼真起见，他们还连夜找地方给艾青刻印了一套精美的“高级参谋”的名片。罗峰自告奋勇剃了一个光头，穿上一身褪色的军装，装扮成艾青的勤务兵。严辰戴着眼镜，看上去相当斯文，刚好装扮成随性的文书副官。张仃原先在本地这一带住过，通晓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他穿上长筒马靴坐在前面开路，应付盘查。

有些麻烦的是严辰的妻子逯斐，她是个女子，又这么年轻，没有部队里的角色适合她。大家思考再三，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她扮成高级参谋的夫人不是刚刚好吗？为了让她符合“夫人”的身份，他们还找来了演戏时用的一件羊皮大衣和一双高跟鞋，放进了她随身的手提箱里。

五个人清早出发，途径咸阳，黄昏时抵达耀县，又要经过国民党盘查的关卡。张仃将艾青的名片和通行证交给检查的军警，故意装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军警们用手电仔细照着名片和通行证查看，又打开他们随身的箱子检查，羊皮大衣和高跟鞋让他们确信这是“长官”和他的夫人。

进了县城，他们刚找到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又有国民党的军警来查房，不由分说就把通行证给拿走了，说要给局长看过才算数。这一下，所有的人都睡不着了，巴巴等着通行证被送回来，就怕那边看出破绽。五个人等了又等，过了大半夜，还是没有人把通行证送回来，罗峰决定冒险去警察局查探究竟。他穿上军装去敲警察局的门，值班的军警睡眼惺忪，罗峰趁机吓唬他说：“我们的长官在发脾气了，你们局长看通行证要看整整一个晚上吗？”

军警揉着睡眼去局长办公室，发现通行证搁在局长桌上，局长早就下班回家了，这会儿还在自己家里睡觉呢，压根没看过。军警折回来对罗峰说：“我们局长还没看完呢，你们再等等，明天上午肯定还给你们。”

罗峰说：“我们明天要赶路，上面有任务，耽误了时间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军警看看情况不太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去局长桌上取了通行证，拿出来还给了罗峰。

罗峰拿到通行证，心中暗喜，他不敢停留，手握通行证飞快地回到旅馆与大家回合，众人也无心休息了，就怕军警又回来检查这本没有被局长看过的通行证，他们一等到天色蒙蒙亮就赶紧出发，逃离了这个危险的地方，从耀县一路向北，向铜川方向前进。

艾青望着被抛在身后的军警的身影，回想他当年在上海狱中的生涯，自此之后，国民党强权的阴影就一直跟随在他身后，令他分外向往自由与光明的新生活。1935年，他出狱之后辗转数地，坚持诗歌创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自上海先后到武汉、西安、桂林等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抵达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

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形势变得分外严峻，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进步文学人士的监视与迫害，艾青知道自己也在此列。不久之后，艾青收到国民党要员陈立夫、谷正纲、吴国桢联名邀请他参加国父纪念周的请柬，但他和另外几位收到请柬的文化节人士都没去，从此之后，他们出门总发现有人盯梢。

这时候，艾青得知，周恩来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了他：“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的。”这番话深深留在了艾青的心里，从上海丰裕里4号起步踏上救国征途的艾青，流浪多年的艾青，渴望着阳光下真正的生活与战斗。

“到延安去！”这成了艾青内心的一个梦想。也是当年许多青年人共同的梦想。

过了铜川，就接近陕甘宁边区了，满目黄土预示着延安近在咫尺，同时国民党的盘查也变得分外多，简直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让人十分紧张。

最糟糕的是，艾青他们的汽车边上多了一队“同行者”，那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军官，骑着马，带着马夫，一前一后与艾青他们同时在道路上行进着，两队人白天十个小时都可以近距离地看见彼此，甚至听见彼此的聊天，要是继续这么走下去，很可能哪一刻便不小心给看出破绽，延安还没到，脑袋就先没有了。

怎么解决这个麻烦呢？艾青和罗峰、张仃私下商量了一下，逃是逃不开的，既然逃不开，不如迎头而上，知己知彼。于是，罗峰在两支队伍歇脚的时候，给对面的车夫扔了一支烟过去，两个人就这么聊上了，打探来的消息是，那边的军官是洛川警备区的牛司令，是从战场上真刀真枪打下的军衔，然而因为是杂牌军，一直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用。

这样的人直性子，头脑简单，应该好应付，艾青这么判断，于是就决定再次反客为主，主动请牛司令吃饭。到了宜君，艾青就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摆下酒席请牛司令赴宴，只要和牛司令一起吃过饭，那么他们五个人的身份就算是得到了证实，以后再也不会有国民党的军警来检查他们，找他们的麻烦了。

酒过三巡，牛司令开始把艾青当做了知己，不停地跟他抱怨，蒋介石怎么看不起他们这些杂牌军，他的内心有多委屈等等。艾青心中好笑，表面上装作同情与替他着想的样子，劝他“莫谈国事”，乱世之中，保全自身太平最重要。听得牛司令哈哈大笑，真心把艾青当做了值得信任的好朋友。

果不其然，艾青一行与牛司令把酒言欢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当地的国民党军警包括旅馆老板都从此对艾青他们以礼相待，艾青知道，他们逃离虎口已经不再是一个梦，而且这一天已然近在眼前。

经过了国民党四十七道关卡的盘查，一路历险，艾青等一行五人终于平安抵达了延安，他们下车步行，用自己的双脚奔向心中的圣地，在泪水和欢呼声中彼此拥抱。远远望去，在延安清澈的蓝天之下，山岗上是扛着红缨枪的妇女与孩子，正在唱着信天游，一切都这么熟悉，宛如梦中千万次梦见过。在这一刻，艾青知道，他回家了。从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出发，经过国民党阴暗的监狱，一路辗转，如今他终于抵达了报效祖国的真正的大家庭。他将从这里继续出发，与所有的同行与战士们一起，一直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写下赞美生活的真诚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