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心脏燃烧的红色火炬——上海旧警察中的地下党（节选之三）

血色黎明四烈士

内战中，在国民党警察内部从事地下工作是非常危险的，需要极其机警和绝密。有些时候上海警察局里的地下党员还得谨慎地参加一些公共运动，以赢得更多的群众支持。1949年3月7日，毛森正式接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一职，这时离淮海战役结束已过去两个月了。解放军早已饮马长江，正做着向江南进军的准备，另一方面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的南京政府也派出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高层和谈，希冀实现“划江而治”。其时国民党军政大员们心里都很清楚，这长江是守不住的。诚如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亲口对毛森说的那样：“我手上的兵力不够防守漫长的长江，恐怕顾此失彼。所以想在上海附近给予共军沉重打击，如此一来，上海治安必须确保，故希望你毛老弟能接任警察局长一职，大力肃清败类。”

毛森是军统老牌特工，解放大军越接近上海，毛森越疯狂地挖掘潜伏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他一步紧一步地加强内部控制，各区建立起督察处严密监视警察，对被怀疑有进步倾向的人立即逮捕审查。他以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美元用来奖励努力举报共产党人及破获他们的颠覆组织的警察和巡捕们。他手下的特务布满了全城的各个警察岗哨，他们还拘留查问警察要员，包括局长和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许多警察开始弃职逃跑，他们扔下制服，却带走了枪支，有的警察驻地索性整个人马逃个精光，都躲到了南道一带或藏到了乡下，留下整个空营地。

虽然国民党恫之以死、诱之以利，然而具有坚贞革命气节、顽强革命斗志的上海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员们，势如泰山，巍然不动。1948至1949年解放前被捕的警察有五十余人，其中就有参与《约法八章》与警告信投递行动的中共党员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和党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成员蒋志毅4位同志。

_{钱文湘（1924.4-1949.5）}

钱文湘，原名王大建（鉴），原籍浙江嵊县长乐镇。他五岁丧父，幼年时靠母亲做小贩为生，家境贫寒。靠亲友接济就读浙江省立慈溪锦堂师范，后因经济实在困难，中途辍学。他爱好书法、绘画、镌刻，能写一手好字，为人富有正义感。他的哥哥王大芬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教导大队排长（后亦成为烈士），他曾去余姚县部队所在地寻找，因部队流动，投奔未成，就在家租种田地为生。1944年2月，经人介绍，他在嵊县县政府当上了文书，后来因为没有后台被解雇。1945年9月，他又去嵊县自卫队当文书，因为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政府贪官污吏而离职。1946年，为了逃避抽壮丁，用了母亲的姓，改名钱文湘，8月考取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先在训练所第五期学习，1947年初在蓬莱分局（现黄浦区）陈家桥派出所实习，同年调到杨树浦分局当外勤警员。

钱文湘进入警察局时，正值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镇压民主运动，大力实行警察特务化之际，全市逐步建立警管区制，准备淘汰老警察，引起广大警员的反对。他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积极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发起的保护职业运动，与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因此，由中共地下党员费清轩发展成为外围组织成员。在以后的历次保护警员利益的斗争中，他都起到了核心作用。经过多次考验，于1948年八月，由费清轩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坚定地投入斗争，积极地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他先住在杭州路332号。1948年，他和当时中纺十七厂（后来的上棉十七厂）工人陈秋益结婚后，搬去隆昌路。他经常对妻子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她大胆参加厂里的罢工活动。平时，他也常常利用时机向周围警员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宣传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形势，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

亲友们回忆他是个个性豪爽、性格刚强、富有革命斗争性的人。他深知在敌人内部的警察系统中从事秘密斗争的严酷性，在1948年10月写给哥哥的家信时说：“现在国内形势很好。但从上海来讲，很是紧张。……如果我没有家信时，母亲的生活要靠你照顾了。”可见他早已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

1949年初，他根据“警委”指示，积极投入互保活动的组织工作，平时在警察和周围群众中经常利用值勤的机会，秘密传播革命思想，从而赢得青年警员的爱戴。并发展了舒健来、尹文盛等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壮大了革命力量。

1949年三四月间，特务头子毛森迫于形势并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在警训所向警员训话时，恶狠狠地说：“一定要把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员挖出来。”钱文湘听后，立即向周围同志做思想工作，他说：“最近要当心，不要随便讲话，国民党政府当局正在抓共产党，但共产党人是抓不完、杀不尽的，人民支持他们。现在共产党的陈毅部队马上要打进上海来了，那些家伙一定会被惩办的，你们不要害怕，国民党的寿命不长了。”

身穿国民党警察制服的钱文湘一直有个心愿：“能亲手和作恶多端的敌人干上一场有多好呵！”这天，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4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亲临上海督战。“警委”还曾制定过一次刺杀计划。蒋介石当时住在杨浦区的复兴岛，打算指挥其残余部队作垂死挣扎。“警委”准备在其乘车的必经之地进行伏击。钱文湘坚决要求参加。接受任务后，他瞒着新婚的妻子，多次在杨树浦路侦查踩点，一连几天埋伏在杨树浦路1677弄口，做了充足准备。刺杀计划最终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准。虽然没能成功地实现这一计划，但他的英勇无畏，给同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奉命正式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动对上海的外围攻击，大军节节胜利之际，以“十里洋场”闻名的上海，大街小巷却不时传来“飞行堡垒”发出的恐怖呼啸声。“飞行堡垒”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特种镇暴队，美式枪械装备，他们执行警务所使用的装甲防弹车就被称作“飞行堡垒”。这也说明，这座城市正处在冲破黑暗、迎接解放的黎明前夕。

当时敌人为了维持其统治的残局，在政治上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共宣传，报纸刊登“天津解放时共产党把警察集中在广场上，用机枪把他们都打死了……”的谣言新闻，他看后义正辞严地对周围同志说：“这样的事可能吗？这种事惨无人道，只有他们（指当局）才干得出来，共产党是为穷人打仗的，完全不可能杀普通警察。”

_{蒋志毅（1920.4-1949.5）}

蒋志毅，原名蒋耀庭，小名河兔，1920年4月11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他幼年丧母，其父蒋梅清系米店职员，常遭失业之苦，以小贩为生，家境贫寒，生活清苦。蒋是独生子，其父省吃俭用供他读完中学，后进丝厂做苦工，他从小养成刻苦耐劳的美德，为人慷慨正直，乐于助人，敢于伸张正义，大胆追求真理。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当地警察局当雇员，后因谋职考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警员训练所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杨树浦警察分局当警员，但他对统治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任职期间，他十分同情工人群众的处境，1949年中纺十二厂工人集会要求增加工资，遭到便衣警察的袭击，他非常不满地说，“饭盒子（旧社会工人的贬称）活不下去了，要求加几钿都不行，聚会都不准，这还成什么世道？当前中央大员们，都是敛钱财各逞奇能，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无怪乎外国人说我们中国官场的特点，就是贪污腐化，工作无能，其缘由大约也由于此。”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灵中，早就孕育着忧国忧民，同情劳苦大众的正义情感。此外，他常有机会同警员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警察接触，在不断交往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接受革命真理的教育。他为了摒弃黑暗，寻求光明，在钱文湘影响下，1949年初，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积极参与解放上海的地下革命活动。

_{刘家栋（1910-1945）}

刘家栋，1910年生于江苏泗阳县，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正直、热情，喜爱学习。19岁到上海，开始拉板车、洗电车、当苦力，1929年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当华捕。他经常阅读革命书籍和进步书刊，逐步认清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本质，在丰富自己文化知识地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和对党的热爱。在党的影响下，30年代初就积极参加支援东北抗日联军的募捐。他十分崇敬鲁迅，在鲁迅出殡时，曾冒着危险，沿途保护送葬队伍，以“巡捕”的身份维护秩序。

1941年1月，刘家栋由“警委”书记邵健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为了更好地做好地下工作，隐蔽重要的信息，他在公共租界作为巡捕常常借机拖延日军进租界搜查或者抓捕的时间，给日军制造各种麻烦。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日军，就在他一日送好友去火车站时，被日本鬼子汉奸以莫须有罪名带至宪兵队毒打了一顿，直至总巡捕房出面，日军才放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热情，反而使之更加高涨。

此外，刘家栋非常善良，住在长寿路英华里时，日军会进行区域封锁，各家各户都买不到食物吃，面临着饿死。但他当时工资稳定，决定就算自家喝稀饭也要帮助周围人共度难关，所以所有上门来讨口饭吃的老百姓，他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

刘家栋的儿子刘须美13岁左右的时候，被父亲带来上海小住了几个月，然后就回了家乡。之后又来上海念书，因为家里太小，晚上只能借睡在亲戚工作点的门房间里。“因为父亲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母亲和小时候的我并不怎么清楚父亲是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只是在那些时间我清晰地的记得，会有一些与父亲差不多年纪的叔叔来家里聊天，会时不时地有父亲的外乡朋友来家里叙旧等等。聊天、叙旧的内容倒是听不真切，他们说话都太轻了，最多只能听到些只言片语。来找父亲叙旧的老乡的其中一位，就是新四军干部杨干。”

1943年上海沦陷期间，当他得知新四军干部杨干到上海购买油印机、打字机、油墨及报刊等宣传用品，被日伪保长发觉的消息后，毅然将杨干及时转移到自己家中，隐藏于阁楼上。以后杨干来沪多次都住在刘家，刘不仅以警察身份加以掩护，提供食宿方便，将杨所购买的物资放在自己家里，还设法帮杨将购买的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使杨顺利地完成任务。

抗战胜利后，1947年，国民党政府当局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在全市实行警管区制，刘家栋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警员训练班，考核后改为警员，9月又回到了普陀警察分局从事地下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在伪警察系统内团结进步警察与敌特斗争，掩护进步刊物在群众中的发行。他还鼓舞了不少青年后辈接受了革命教育，加入了共产党。

1949年，国民党濒临灭亡前夕，更加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严令查禁和没收进步书刊，并派遣大批特务到处探听和监视。普陀警察分局局长经常派特务和他一起去报摊搜查中共主编的或民主人士编辑出版的《群众》《新华日报》《民主》、《文萃》《周报》《时代》等进步书刊。为了反对查禁，刘家栋在险恶的环境中，利用合法身份，千方百计阻挠执行当局的命令，暗中保护文化系统的地下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事先设法向在静安寺摆书报摊的地下党员张志坚传递消息，由张及时转告其他报摊。在搜查时，他采取敷衍，应付公事的办法，暗中保护卖进步书刊的书摊。

_{钱凤歧（1909-1944）}

钱凤歧，河北间县人。1931年考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巡捕。1944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警同仁会”，同年年底加入共产党，长期在伪警察系统进行秘密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地下党分头发动敌伪时期被淘汰的一千多名老警察上街游行示威，向国民党警察局提出复职要求，钱凤歧、钱文湘等党员都参加过这次斗争。他俩根据党的指示，本着对失业者的无限同情，秘密地为复职造舆论、作宣传，积极鼓动在职警察从各方面去支持即将兴起的复职斗争。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要求复职的群众运动。

1947年9月钱凤歧从江宁分局调到普陀路警察分局工作，担任该局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他爱好唱戏，到普陀分局后，常以拉胡琴、唱京戏为名，把警员吸引到自己的宿舍来。每当兴尽人散之前，他就趁机宣传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述说国民党在前方的惨败，暗示大家：“长江天堑不可靠，大上海也保不住。”他有时还在警察中秘密传阅进步刊物，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为迎接上海解放，他用各种方法宣传我军胜利的消息，还根据“警委”的意图，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搜集、积累情报资料，如警察系统中上层警官和特务分子的经历、住址、政治态度、历史罪恶、当地敌人驻军、特务机关、武器、物资仓房等情况上报组织。他和刘家栋成为战友后，两人一直积极地领导伪警察系统的秘密斗争。

面对环境越来越险恶，为了保卫党的组织免遭敌人破坏，提高党员应付不测的能力，“警委”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革命气节教育，钱凤歧利用各种机会，不分昼夜地找党员一一个别谈话，细心检查他们的笔记本，把凡是记有别人姓名、情况的片断都撕下烧毁，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斗争，万一被捕，要经得起各种刑罚的考验，决不自首变节，损害组织，出卖同志，一定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解放战争隆隆炮声逼近上海时，敌占区内我地下党和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斗争愈加尖锐。为摧毁敌人出逃前“捕杀”“破坏”的行动计划，“警委”布置所有党员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全面发动情报攻势，以其第二条战线的特殊作用，与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

1949年4月底，“警委”准备好《约法八章》和警告信后，通知各分局的地下党支部投寄到警官家里。钱凤歧、钱文湘、刘家栋、蒋志毅等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接受了寄发信件的任务，他们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工作。为了保证投寄对象的准确无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从戒备森严的档案室的保险柜中拿到了警官花名册，然后，在三天内把所有的信件分散投寄入各区的邮筒，并告诫他们只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争取他们早日回到人民一边来，为后来解放军顺利接管警察分局做出了贡献。

《布告》和警告信发出后，警察局内部激起很大反响，不少警官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更多的旧警人员为考虑个人出路问题，在解放前夕顾虑重重，一直彷徨徘徊，心神不定，收到《布告》和警告信之后才作出了反正的抉择。这一攻心战术，对争取多数旧警人员，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尤其是，收到传单和警告信后，警员们纷纷弃职逃跑。黄浦警察分局的小头目吴琼是铁杆国民党员、三青团区队长，为了表达“反共到底”的决心，前不久刚从新开河拉来20桶汽油到分局，声称解放军如果真能攻破上海滩，他要一把大火把黄浦分局烧成灰。结果接到“警告信”并上报后没两天，吴琼竟连个招呼都不打，溜之大吉。黄浦分局局长郦俊厚刚从虹口分局调任，搬家才三天，新居地址连亲戚朋友都没来得及告诉，警告信便跟着寄到了他家里，惊得他目瞪口呆：“共产党怎么会知道地址的？”吓得他每天上下班都战战兢兢，拉上一个警卫队全程保护。静安寺警察分局局长王华臣则终日心神不定，对局里的事一概不闻不问，连班也不敢上了。还有该局值日室巡官冯星灿，看完信惊得说不出一句话，偷偷藏好后，把自己的枪丢在办公室，转身就溜得不见人影。

这件事使得当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曾经在戴笠手下当过高级特务的毛森勃然大怒。毛森的办公室位于福州路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大院北部五楼的一间房间内。当时和传单一起发放的，还有写着“你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字样的警告信。多年来，军统特务在警察系统内部可以说是严防死守，成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以连环保形式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互相监视。针对共产党发出的“推翻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毛森曾针锋相对地抛出“上海有一千条马路，我有一千个特务”的口号。在毛森的指挥下，秘密警察被派往工厂、学校和各企事业来搜查共产党人。警察分局的侦缉队因此设立了一套被叫做“警察处严密监视警察”的制度。

那么，自己的两千多名骨干人员是怎么收到的？自己面前的警员一个个都宣誓“效忠党国”，究竟是谁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冒死为共产党做事？“肯定是警察系统内部的人干的！”毛森几乎立刻就做出了判断，“这件事只有非常熟悉警察局的人才能做到。”于是，国民党濒临灭亡的前夕，毛森怒不可遏，气急败坏地大声吩咐随从立即备车，亲自出马。他的专车飞快地在虹口、新成、静安寺、杨浦、普陀、江宁等分局来回奔驰。每到一地，毛森就下令迅即把全体警员集中起来，板着一张铁青的脸，软硬兼施，威逼恫吓：“你们中谁是共产党，我都一清二楚，只要向我说一声，保证你晋级嘉奖，愿意回乡的，包发路费，检举别人的还可晋升三级。我毛森说话绝对是算数的，如果不说，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其全家。他还分批分片地召集他认为不可靠的警员训话，威胁、利诱我地下党员和进步警员，更加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他坐镇侦查“传单事件”，连续三次发出训令，“在我们身边肯定有‘共党奸细’，一定要限期破案！限期破案！”并要求所有警员晚上必须睡在分局和派出所里，谁也不得擅离岗位，否则一律从严责罚。

毛森很清楚，给他发出“警告信”的中共地下党员，就站在聆听训话的警察队伍里，但上海警察局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数之多，恐怕要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可以说，在总警力不足2万人的上海市警察局，听命于毛森的少数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在人数上还不及中共地下党组织能够指挥动员的警察力量。

根据支部布置，钱文湘迅速把敌人的阴谋告知他所联系的党员和外围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说明“国民党的日子不长了”！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留神”“当心”。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搞暗杀、抓人。在严峻的白色恐怖时刻，他无所畏惧地告诫同志们：“共产党是抓不完、杀不尽的。”为了筹集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经费，他把从微薄的薪金中节省下来的钱所买的二匹白布交给组织，表现了对党，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

一天，他在杨树浦分局巧取了一支马牌手枪和十四发子弹交给党组织。这样的莽撞行为，组织上是不允许的，这样做也有很大的危险性，但他对党组织说：“多一支枪就多一份力量，在必要时，必要时我们就可以同敌人作殊死搏斗派用场。”

枪声、炮声，犹如滚滚阵雷越来越近。敌人越接近灭亡，对人民的统治也更加疯狂和残忍。在毛森布置心腹在警察局内部开展严密的侦查之后，某些线索被发现，逐渐将疑点集中到钱文湘等人身上。1949年5月13日下午3时左右，我党“华中工委”派驻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组织“华中联络站”被策反对象出卖吿密后，由警察总局刑警处二科科长甘觉亲自带领特务，逮捕了“华中联络站”负责人徐海峰、邹锡瑾，以及地下党员方干卿、方云卿等家属共七人。当天晚上10时许，分局长沈德亨和一股股长丁景鸿即以外出“查勤”为名，将正在拘留所值夜班的钱凤歧首先逮捕，继而又拘捕了刘家栋。与此同时，杨浦分局的钱文湘和蒋志毅也落入敌人魔爪。

钱文湘被捕前仍非常沉着，只是嘱托一位同伴日后将宿舍里自己的一双长筒套鞋和一件雨衣转交给妻子，便昂然走向路边的吉普车。

由于“警委”系统是潜伏在上海警察局内部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便利就是能迅速得到敌人的抓捕信息，有时能够提前为党组织示警，有时则在抓捕后进行补救，保护和挽救过大批隐蔽战线的同志。打入上海警察局调查科的董启昭就曾多次起到这样的作用。

国民党对上海地下党的抓捕，一般以保密局(军统)、党通局(中统)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为主，警察局的力量作为辅助，而且抓捕行动的前一天，参与人员就被禁止离开总局。遇到这样的情况，董启昭就会抓个机会给自己的上线韩复清打电话：“老徐(邵健代号)请吃饭，但我今晚有公事，只能失陪了，烦请转告老徐。”

而对警察局内部地下党员的抓捕行动，国民党特务是不会请警察帮忙的。正因为如此，涉及警告信的四人被捕事发极其突然，未及防备。但他们被捕的消息很快被“警委”获悉。直接领导他们的警委沪西区委书记马益三，当即通知与这四人有联系的范白、费清轩等地下党员紧急切断了联系并转移，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警察局对警告信一案的侦破结果也就到此戛然而止。

5月14日，天边刚露出一丝曙色，钱文湘新婚不久的妻子陈秋益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饭，边洗衣服边等着在警局值班的钱文湘回家。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骤然响起，陈秋益赶紧打开门。两个陌生人不由分说闯进屋，凶悍地说道：“我们是总局的，钱文湘已经被抓了，我们奉命对你家搜查。”

陈秋益对丈夫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一无所知，丈夫的突然被抓让她手足无措，只能听凭来人在家里翻箱倒柜。他们对陈秋益焦急的询问一概不答，搜查一无所获，最后只带走了陈秋益捎给丈夫的换洗衣服。

毛森抓到这四名“赤色分子”，如获至宝，立即命警察局的特务们严加审讯，并亲自到审讯室，一心想从这四人身上打开缺口，把警察中的进步力量一网打尽。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对四个“囚徒”又是利诱，又是威胁，但“囚徒”们个个守口如瓶，敌人的希望成了幻想，就又搬出了法西斯特务的一整套“看家本领”：从棍打鞭抽到电烙、灌辣椒水，甚至残忍地用针插进“囚徒”的指甲下。

“说，快说，警告信事件谁是主谋？局里的内部情报又是谁捅出去的？只要说出谁是同党，立即保送你和你的夫人到台湾。”但敌人最后捞到的只有钱凤歧同志的一句“口供”：“你们要问我的同党吗？告诉你们，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党！”

敌人折腾整整一个星期，结果是一无所得。

5月20日，他们被蒙上眼睛，塞住嘴巴，拖上警车，一直被送到宋公园秘密枪杀。当时，宋公园及周边地段被国民党辟为临时刑场，大肆屠杀革命者。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中，他们没有暴露组织，严守党的秘密，使敌人一无所获，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气节，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而牺牲一切”的庄严誓言。

就在同一天，驻扎江苏丹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前委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烈士们牺牲后的第二天，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下达了《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

钱文湘被捕后，陈秋益托丈夫的朋友、同事千方百计打听他的下落，她本人还闯到上海警察局大楼，但仍然没能得到一丝音信。终于有一位警察悄悄地告诉陈秋益，钱文湘是夜里在宿舍被抓的，抓捕他的人身着便衣，应该是保密局系统的人，“很麻烦。”他能够猜得出钱文湘被捕的原因，但此事性命攸关，不能对陈秋益明说。

此时解放军已逬攻到上海郊区，战斗也越来越激烈。陈秋益所居住的隆昌路362号（隆昌公寓）一带整日炮火连天，邻居们纷纷劝她和他们一起搬离到较安全的市中心。她不肯搬，怕钱文湘回来后找不到家，找不到她。最后在邻居们再三劝说下，她才同意借住到二马路（今九江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因为那里离福州路上的警察局不远，便于打听钱文湘的音信。

5月27日上海解放。挤在欢迎解放军队伍中的陈秋益，听说解放军从警察局里救出了许多共产党，连忙奔到福州路。走进警察局的大院一看，里面乱哄哄的一团糟，来到牢房，只见躺着9具血淋淋的尸体，经辨认没有钱文湘。在旁人的指点下，她又来到金陵东路上的黄浦分局寻找。在门口有一位解放军接待了她。那位解放军翻了翻登记册后，告诉她有“钱文湘”这个名字，让她到里面去看看。陈秋益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谁知进去一找，还是没有。负责接待的解放军便要她到卢湾分局再去找找看。于是，陈秋益立刻叫了辆三轮车赶到卢湾分局。怀着焦急的心情，她寻遍了所有可能关押的地方，还是没有钱文湘的踪影。

回到旅馆后，她听说国民党在临逃跑前，在闸北宋公园秘密杀害了一大批共产党。这一夜，她没合上一眼。翌日，天还没亮，陈秋益便在厂里一个小姐妹的陪伴下，心急如焚地来到荒凉的闸北宋公园，最终，在成堆的死难者中，一具身穿草绿色中山装的遗体使她所有的希望破灭。眼前的惨状令人发指眦裂：身上都是一条条的血痕，手臂皮肤被打烂，手指甲全被拔光，两只手血肉模糊，遍体鳞伤。

之后，由慈善单位普善山庄（现在的人民广场靠南）从宋公园接纳了这些数以千计的尸体。在翻开几具尸体后，刘须美找到了父亲的遗体。而他的身上、手上发紫、发黑，惨遭毒刑留下的条条伤痕清晰可见。

钱凤歧烈士的双手则被钢丝穿透……

蒋志毅被秘密惨杀于宋公园时年29岁。牺牲后尸体被投入黄浦江中。

上海解放后，“警委”的同志前往宋公园收尸。闸北宋公园，曾因宋教仁墓而得名，却在毛森手里变成了刑场。5月11日，方志农等4位中共地下党员在此就义；5月19日，黄培中等13人；5月20日，钱凤岐、钱文湘等15人；5月21日，陈潘旭、曾伟等6人……尤其，刑场还不止一个宋公园。毛森在其警察局长之任的最后一个月里，残杀了大批中共党员。他们是上海解放前最后一批倒下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倒在了胜利的号角里，倒在了黎明的朝霞里。

而“警委”所属的近500名地下党员，自1948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遭逮捕的共有五十余人。敌人对被捕的革命者用尽酷刑，有的竟被开水活活烫死。然而，在敌人恫之以死，诱之以利的考验面前，没有一个变节自首，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组织，从而向党表明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全部忠诚。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党的这支地下队伍革命的坚定性，是值得信赖和赞扬的。

1949年8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副局长扬帆亲自给钱文湘的家乡寄发了“钱文湘同志为革命牺牲证明书”。1950年3月2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以00214号文批准钱文湘同志为革命烈士。

1950年2月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源民事第27583号文追认蒋志毅为革命烈士。蒋志毅的英勇事迹被记载在《杨浦公安志》中，在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陈列馆长久展出，供后辈学习、敬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了那不能忘却的纪念，特摘抄钱文湘烈士刻在家中衣橱上的自勉之句，与大家共勉：

人贵自立，礼泉无源芝草无根，练达人情真学问。

民生在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治明世事皆经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