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行与守护——“一号机密”中央文库保存始末

1 、接头

1936年初秋的一个夜晚，位于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路口的“大鸿兴”饭店里人影寥寥。

大堂里只有靠墙一角还坐着一对男女，在吃几样简单的小菜和阳春面。柜台边，几个无事可做的堂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偶尔擦几下灰尘、挥一下苍蝇拍。

当时，日本在华北的猛烈扩张、西方列强的威逼胁迫，持续的内战与动荡的局势，都使得号称远东第一城的上海在经济发展上深受影响。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这铜钿的含金量、物价的高低与政局一般变幻莫测。做小生意的人也看不清状况，从前的经验全都不算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乱世之中的年节不好过，有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有人得过且过有酒醉今朝，于是这饭店酒楼的生意也就时好时坏、时而宾客满座，时而门庭冷落。

距离打烊时间还有一个钟头的时候，一位身材轩昂、国字脸的中年男人腋下夹着一本书进门，朝堂倌点个头之后上了二楼，选了靠窗的桌子落座，神情颇为闲适。

总算有了生意可做，一个机灵的堂倌前来招呼：“先生，想吃点啥？要不要尝尝本店的招牌菜……”

中年男子微笑摆手：“不忙不忙，还有朋友未到。”打发走堂倌之后，他从腋下抽出书来放在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梨摆放在书旁，转身向窗外望了一番夜景，又拿起书来翻看。

见着男子气度端严，举止沉稳，看不出什么职业，却像是有点来头的人，等在楼梯口的堂倌不敢再贸然去打扰。

大约抽完一支烟的光景，一名身穿灰绸夹长衫、头戴礼帽、形容清癯、气质儒雅的男子来到二楼。四下扫视之后，他来到窗边这张桌子前问道：“先生好兴致，敢问看的是什么书？”

正看书的男子闻声转头道：“是《三国演义》。”他放下书，朝来人深深瞧了一眼，明显的湖南口音，难道这便是他在等的人？他不露声色，神情漠然地问；“贵姓？”

姓陈的男子答道：“鄙姓陈，先生贵姓？”

“姓金”。方脸男子放下书，定定地望着对方说：“叫我老金吧。”

“什么金？”姓陈的男子问。

老金伸出食指，在桌上虚画了一个“木”字。

姓陈的男子随后虚画了一个“当”字。

老金接着问：“住哪里？”

陈姓男子接下来画了一个“广”字。

老金立即在“广”字里填上一个“车”字。

陈姓男子便是陈为人，见所有暗号都对上了，他在“老金”对面坐下来。

此刻两人都流露出一丝激动。四目相对，两双坚定深沉的眼眸中流露出只有同志才看得出来的亲切和喜悦。这个陈为人几经波折才联系上的同志，就是当时共产党中央特科负责警报工作的徐强，代号“老金”。

_徐强

当初韩慧英出狱与家人团聚之后，通过李沫英的介绍去培明女中附小教书。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认识了培明女中的训育主任罗淑章，渐渐了解到了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又经过她与地下党员毛道恂取得了联系，在毛道恂的帮助下与中央特科的徐汉光接上头。

_韩慧英

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瓦窑堡来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冯雪峰来上海之后，见了宋庆龄，感谢她的帮助使上海党组织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之后在冯雪峰的领导下，上海党组织重建了前一年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邱吉夫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而遭破坏中断使用的电台，与中央恢复了通畅的联络。

1936年秋，中共中央设立上海办事处，以潘汉年、冯雪峰为正副主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华行动，已然使得蒋介石政府很难继续在抗日呼声与日俱增的情况之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唯有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正途。被任命为国共谈判的联络人代表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开始了与国民党当局曲折而艰苦的谈判。与此同时，他也带领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将中央特科的情报网络恢复重建。

由于中央文库干系重大，中央特科受周恩来的指令，到处寻找陈为人的下落。徐汉光得到陈为人的消息后，经过几次用密写信传递联络，才规定了接头时间、地点、暗号，由其堂兄徐强来和陈为人接头。

出于慎重与安全的考虑，初次见面时，陈为人并未将自己的住址告诉徐强。之后又接触与交谈几次之后，他才将徐强带回家中。

然而从接头饭店回家的当晚，陈为人却流露出久未有过的轻松和欢快，韩慧如端来给他留的晚饭，他胃口大开吃得一点不剩，和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干净了。”

_{陈为人与韩慧如的三个孩子}

2、危机

一日，在小沙渡合兴坊15号阁楼上，听陈为人汇报这一年多来的情况时，徐强心中十分感慨，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家庭能将中央文库保管好，背后不知有多少困难与艰辛。

_{原上海市小沙渡合兴坊15号旧址，现已拆除}

陈为人指着墙角的皮箱，请徐强检查和清点文件。徐强沉吟一下道：“眼下你还是中央文库的保管者，那按照规定我就不能去检阅。”临走前，他将一张香烟牌子撕成两半，一半留给陈为人，说道：“今后我不来此地了，另有人同你联系。”很多年以后，已经退休的徐强还清晰地记得当时陈为人的状态，脸色极苍白、形销骨立，不时地吐血，这是被长期以来的沉重负担和耗费心血的工作弄垮了身体，但他双眼里依然闪烁着炽热的光芒。

几天之后，有人按照约定时间来敲门。来者是个衣着体面的年轻女性，举止端庄、气度优雅，这位自称姓李的女士，落座后将半张香烟牌放在桌上。

韩慧英端上茶水，顺便将香烟牌取走，背转身与自己手中那张相对，见严丝合缝，她欣喜地说：“李同志，请稍等，我去叫为人下来。”

此时突然有人敲门，听上去像是自己同志间的暗号。韩慧英还在迟疑间，韩慧如已经去开了门。

一个穿长袍的男子走进来，这一瞬间那位李同志已经转身将头埋在了臂弯。进门的男子见状先是一愣，又立马掉头走了。

经此意外，李同志无心多谈，简单交代几句便离开了。韩慧英对妹妹说：“你看看人家，做我们这种工作就要像这样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半点松懈不得，不然就可能给自己和同志们带来危险。”

听姐姐这么说，慧如有些羞愧，她想要快速地成长起来，但是狡猾的敌特和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太多，遇上一点阴谋诡计，韩慧如的单纯稚嫩便不足以应付。

_{韩慧英的妹妹韩慧如}

秋末冬初，日日逼近的寒气又加剧了陈为人的肺疾。全家人都听得到他整宿在阁楼上咳嗽，可他却不听劝说，不肯稍微停止或者减轻自己的工作强度，他总说要抓紧时间，在党组织派新的保管者来之前把整理工作全部完成。

一日陈为人外出，韩慧英去学校上课。慧如留在家中带着三个孩子，爱昆和爱仑说起爸爸最近咳嗽得声音越来越大，让他们晚上很害怕。慧如一边安慰孩子，一边自己却愈加担心起来。这时候楼下响起敲门声，她探头去望，看见两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其中一人脖子上还挂着听诊器。她心想姐姐和姐夫都不在家，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不能随便让陌生人进门，便没有理会。

楼下的男人却朝上面喊道：“此地有病人吗？我们是传染病专科的大夫，义务看病。”

韩慧如心想，姐夫的病越来越重，几个孩子也体弱，请大夫来检查一下也好，还不用花钱。她下楼将两名医生请进客厅坐下，让爱昆去叫妈妈回来给医生检查身体。

韩慧英任教的培明女中离家不远，她听了爱昆的话之后心中起疑，赶忙回到家中。进门就看见一名穿白大褂的男子正将听诊器放在爱仑的胸部。她立马上前，冷冷地问：“请问你们是哪家医院的？”

另一名男子递上一张名片说：“我们是普济医院胸科医师，医院刚刚开张，设备先进，这次是来为大家义诊，你们家里如果有病人可以送来做检查和治疗。”

“我们家没有病人，不麻烦你们了。”韩慧英上前将爱仑抱起来，伸手指着门外发出了逐客令。

待两个穿白大褂的男子走远之后，韩慧英严肃地对妹妹说：“慧如，我跟你说过的，咱们家不同普通人家，这个房子不能随便让陌生人进来。你看看刚才那两个人，肯定不是医生，给爱仑检查身体的时候竟然只有一只耳朵戴着听筒。”

这一次疏忽不仅当时令韩慧如难受了好几天，在她此后从事地下工作的历程之中始终被她当成教训铭记，时时拿出来鞭策警醒自己。

这次假医生上门的事和种种可疑的迹象汇报到徐强那里之后，他心里盘算着，这假医生或许是江湖骗子，但也可能是军统特务来试探的手段，而沉疴已久的陈为人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再让他继续保管中央文库，恐怕他力不从心，如此下去不但中央文库的安全成问题，陈为人的生命也危在旦夕。于是徐强决定，尽快将中央文库移交给中央特科。

3、最后的旅程

1936年岁暮的上海，几日连绵的阴雨之后天空终于放晴。难得的晴空丽日给忙着辞旧迎新的人们带来了好心情。

浦江之上，大小船只进出往来，几处港口俱是一番闹忙景象。

这一年，尽管内战不断，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加强侵略并全面备战，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国内和全球的政绩和声望却似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法币在全国通行，财政部长宗子文将农民应纳的年税赋降低了五千万法币，秋季全国各地农作物奇迹般地迎来了二十年不见的大丰收，轻型制造业和工业的生产似乎也在稳步上升。平时常批评政府的《大公报》此时称：“人民的信心犹如死而复生。”

最重要的是，从五月开始进行的关于国共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谈判虽然几经磋磨进展缓慢却也将要有了眉目。

国民党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份名单，强硬地要求中共把共军裁到三千人，废止“红军”名号，接受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同时要求中共取消所有“苏区”，允许在之前“苏区”的地区成立民主政府。最后，要求中共高级领导人离职，并出国半年。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坚持中共必须保持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也肯让步使红军纳入为中国军队的一部分，遵守联合统帅，也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调度。

然而就在蒋介石于10月31日过完了五十大寿之后不久，11月24日接到张学良报告说陕西局势吃紧，请准向他亲做报告。在洛阳，蒋介石与张学良就是否停止内战，进行统一战线之事发生争吵。后来张学良请蒋介石赴西安，亲自向东北军、西北部队官兵讲话。蒋介石不顾孔祥熙的危险提醒执意前往，同时周恩来和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

当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出于蒋介石对外呈现的坚忍勤勉、克己复礼的形象，以及当年国民政府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除了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人群之外，大多数人普遍对蒋介石抱有同情，怕蒋介石遇害将再掀起新一波血腥的内战。各地军阀则反应不一，有的支持张学良，有的则呼吁尽快释放委员长。最终因国际形势和舆论的影响，加上苏联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于1936年12月15日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与周恩来会面，作出了答应之前国共双方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承诺之后，蒋介石获释，于12月26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

此后，一方面，蒋介石的个人声望在国人心目中如日中天，另一方面，中共得到了国民政府和苏联的援助而有资金买了一队美制卡车，开通了西安至延安的公路交通。访问延安的记者纷纷进行报道，成百上千的革命青年受到号召向往去革命圣地延安。

表面上看，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全国上下对抗日之战信心倍增，但实际上日本军队所拥有的海陆空现代化火力即便是放在欧洲也不逊色，对中日双方军力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场大战一旦全面爆发，就将会是旷日持久的浩劫。

然而无论国内外的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郊县与边地的战局如何紧张，讲究的上海市民还是得像模像样地过年。路边巷口，有不少小商贩在兜售春联、桃符和折枝的腊梅、盆栽的水仙、金桔、君子兰。

法国梧桐夹道的路面上，厚厚地堆积着前几日狂风刮落的黄叶，穿旗袍的妇人高跟鞋踩过，发出颇有节奏感的清脆又轻盈的声响。衣着单薄、背着大布袋的小报童一溜小跑，喊着“夜报、申报”。卖糕团的小贩胸前挂着木匣子，笃悠悠的音调拖得老长：“方糕、茯苓糕，黄松糕，薄荷糕。”

法租界恺自迩路，一辆黄包车转了几个弄堂之后拐到一幢石库门房子前停下来。身着深蓝长袍头戴呢帽的陈为人下车站定，待身后第二辆黄包车停下来后，上前去扶着在旗袍外裹了大衣和披肩的韩慧如和戴着帽子围巾的爱昆下车。他们之所以这样一幅装扮，是为了掩护随身携带的四大箱中央文库的文件。为了安全起见，陈为人没有带出狱不太久的妻子，而是带了妻妹和大儿子，看起来像是一家人要去出远门。

一路上，看着马路街道上车来人往，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听着身后爱昆兴奋地不停问小姨各种问题，仿佛真的是一家人要去旅行，陈为人内心充斥着极其复杂和强烈的情绪。

为了保护这些文件，他们一家人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委屈，多少次处于不堪重负、走投无路的边缘，可当真的要把这些文件交出去的时候，他却希望黄包车夫跑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他知道中央文库回到党组织的管理之下后，接下来将会去更有能力和条件保管它们，到照顾更周全的同志那里。但也意味着从此之后，这些曾经占据了他内心最重要角落的文件他再也无权查阅，甚至不能知道它们去了哪里。

他再也不能去检查自己一字一画诚心正意写下的句子，再也不能去触摸牺牲成仁的同志们坚决而又深情的遗笔，再也不能闻到那种陈旧的纸张和墨迹混杂着的能令他在惶恐不安时迅速沉静、安定下来的气息。想到这些，他就有点害怕，但是这些年，他早已经学会了将所有的害怕都变成坦然相迎，默然承担。

啪啪啪，陈为人用力拍了几下大门。不久后门打开，一位年轻娴雅、身着讲究、戴着金丝边框眼镜的女子微笑而立。陈为人上前抱拳拱手道：“周小姐，您的货我替您送来了，请查点一下。”

年轻女子点点头，从车夫手里接过皮箱，笑道：“哎呦，张先生啊，这些破旧货让您替我保管了这么久，还劳您一家人出远门前亲自送来，真心过意不去呐！”

这年轻女子，便是徐强的爱人，中共特科的工作人员李云，她这是头一次与陈为人一家见面，但是她已经听爱人说过他们的情况，心中十分敬佩，望向他们的眼神热切而真诚。

_{年轻时的李云}

“阿姨好！”爱昆蹦跳着往前几步，欢快而又好奇地望着眼前这位面容姣好、衣着漂亮的阿姨。他并不晓得自己和爸爸小姨来干什么，只当真的是来访友，顺便送东西。

“小伙子，你好啊！”李云蹲下来，抱住爱昆，在他小脸上亲一口，掏出两块银元塞进他口袋，笑道：“过年了，阿姨给的压岁钱。”

看着李云如此举动，陈为人心道：“不露痕迹，干得漂亮啊。”

又互致新年问候寒暄了几句，道别之后，陈为人等待两扇黑漆大门缓缓关紧，这才带着家人离开。

不知何处，传来了胡琴凄婉悠长的演奏声。

回家过年去，陈为人笑道，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他突然间想俯身把儿子抱起来转一圈，可是却感觉胸间一阵热气往上冒，喉咙也跟着如炭火灼烧。

一路上，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在加快，眼前景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极快时而极慢，头顶在不停地冒汗，可他又觉得很冷，不敢把呢帽脱下来。

有那么一会儿，他想起幼时过年前，看见父亲在院子里打糍粑，母亲和女眷们在堂屋往豆腐里塞肉馅油炸，他感觉自己流泪了，伸手抹一把，却并没有泪水。

脚步虚浮地进了大门，穿过院子，刚刚迈进客厅，从胸口到喉咙的海啸与火山爆发再也压制不住，凶猛得仿佛要让身体散架的咳嗽伴着大口大口呕吐的鲜血。

妻子、妻妹和孩子们惊慌焦灼的呼喊声时大时小，猛然间的天旋地转变成漆黑一片。然后是意识的丧失，陈为人重重地栽倒在地板上。

得知陈为人病情严重的消息，党组织派人送他住进了广慈医院。春节期间，别人家都在极力营造出的喜庆和团圆中度过，而韩慧英、韩慧如姐妹却在忙着陪护病人，同时还得安抚和照料家中的三个孩子。

一天中午，韩慧英在灶间熬鸡汤，准备晚上送去医院给丈夫补补身体。原本把保管中央文库的重担卸下了，家里终于可以好好过个年，丈夫的病势却日渐凶险，她连续几晚都无法入眠。

将灶上调成文火，盛了四碗之前就煮好的饭，炒一碗小青菜、切一小碟为了过年准备的腊肉，弄几样酱菜腐乳，打一碗蛋花汤，她准备去叫妹妹下来帮忙端菜吃午饭。就在此时，听见有人走进屋来。难道是什么不速之客来了？韩慧英赶忙出去看，却见是陈为人拎着住院的脸盆毛巾牙缸之类回来了，他的脸色青灰，立起来看着比躺着的时候身板似乎又薄了几分，手扶着墙，对她虚弱地咧嘴笑着。

“为人，你这是干什么？”韩慧英赶忙上前一手接过东西，一手搀扶，着急地问道：“怎么自己回家来了？”

在妻子的搀扶下，陈为人终于觉得自己走路不那么艰难了，可是一上楼梯又觉得很吃力，走一步喘几下，他都没法说话。好不容易走到二楼坐下，接过慧如递上来的水喝一口，平复一下气息，才说道：“我病床边啊，好几个医生在叽叽喳喳说话，好像是在议论我。我怕出事。”

“啊？真的，那我们会不会有危险？”听姐夫一讲，韩慧如就紧张起来。

“没事，那我们先吃饭，慧如，跟我去端菜。”韩慧英拉着妹妹下楼。

到了灶间，韩慧英对妹妹说：“你姐夫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刚才说的不是真的，他就是不愿意组织为他治病多花钱，不想因此而影响其他同志的生活。”

慧如恍然大悟，更加着急起来：“可是姐夫病得这么重，不治怎么行？”

韩慧英说：“在这件事上恐怕他只肯听组织的。”

次日，党组织将韩慧英找去，告诉她只要能保住陈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以组织的名义，姐妹俩再次将陈为人送进医院。可是几天之后，陈为人又自己回到家中，并且说什么都不肯再回去治病。

无奈之下，韩慧如只得去找老金商议，将隔壁17号2楼的小亭子间暂时用来给陈为人静养，党组织派来一位名叫纪纲的中医为陈为人诊治。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之后，纪纲说陈为人因为沉疴日久加上积劳积郁已经病入膏肓，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已经不可挽回，时日无多了。

听了纪纲做出的诊断，日日贴身料理丈夫、早有预感的韩慧英悲从心起，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像在被针扎刀割一样痛楚难当，但是她不想在丈夫面前流露出太明显的悲伤，因为她心底里还是抱有一线对于奇迹的期盼。这个陪伴自己多年的男人，是有着钢铁一般意志和太阳一般热情的战士。党组织听了纪纲的汇报之后，派人来找她谈话，让她和为人多聊聊，看他最后还有什么遗愿和遗言。接到这样的指示，她一度有些愤怒，但是又知道这是必要的，她试探着把话题往那方面引，可是为人一贯的个性刚强倔强，超乎寻常地乐观，他根本不承认自己病重难返，他甚至不回避那个字，因为他自信，他说：“我不会死，我还要工作。”

就在病得连起身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陈为人依然急切地想要和身边的同志交流。一天纪纲来给他诊脉，他硬撑着下了床，找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等书给纪纲看。几天之后，当纪纲来还书的时候，他又殷切地分享自己的体会说：“我们干革命工作，在研究理论方面要好好地下功夫，不要叫生活上、工作上不满意的细节分了心。”

日夜贴身料理陈为人的韩慧英，眼见着丈夫的脸颊越来越凹陷，身上肌肉消失，瘦得骨头全部凸出来，咳嗽声渐渐小了是因为力气已经没了。不咳嗽的时候越来越少，睡着都是因为太累了近似于昏迷的状态，可一睁眼他又急着去想和工作相关的事。当喂他吃汤水和药的时候，他很努力地配合，吞咽却变得越来越艰难，慢慢地不怎么有胃口和兴趣张嘴，她只好跟他说以前的事，或者听他说以前的事，然而他也已经说不了太多，先是一小段，然后是几句，后来就是一两句，最后只剩下几个词。唯一还在燃烧的，就是他眼中的火焰，他身体其他的部位越来越衰弱，可只要睁开眼睛，目光却依然是异常明亮、热情逼人的。

一天凌晨，趴在床边的韩慧英突然间感觉自己的手指被用力地握了一下，她起身去看丈夫，只见他怜惜地凝望着自己，笑道“别怕，我会好的……当年……去苏联……就我到了……我……身体……最好……”

“嗯！不怕，你会好的！”韩慧英双手紧紧握住丈夫的手，使劲地点头，泪水却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

是啊，当年的为人，身体素质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他说的去苏联那次，是指十五年前，陈为人和董锄平等六七人，被选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办的外国语学社的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当时为了试探路线，组织决定陈为人一个人先行去探路。

当时去莫斯科，有陆路和海路两种，具体路线分别是一条从上海乘船去日本长崎，再去海参崴、换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前往伯力；第二种是由上海乘船到大连，换火车去哈尔滨，等待松花江开冻，经松花江、黑龙江取道黑河到赤塔；还有一条是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换乘京奉通车经张作霖控制区到奉天，至哈尔滨，再换乘中东铁路火车过满洲里出境至赤塔。陈为人孤身探路成功和董锄平等人在满洲里北被捕未成功，走的就是这第三条路线。

当时恰好也是春节后不久，陈为人在张太雷的帮助到达了满洲里，已经身无分文的他将母亲做的被子抵做车马费，与当地的苏联同志取得联系，签好护照后启程前往赤塔。在从赤塔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他通过这次因为战争对铁路的损毁而行进缓慢的旅程，充分体会到了战争对俄国大地和人民的摧残。

那是一辆载货的闷罐火车，没有餐车、没有开水和取暖设施。上车前他从苏联红军那里领了两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背在身上，饿了就啃几口，渴了就喝冰水。火车走得很慢，铁路损毁加上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每当火车停下来，车上的青壮年男人就得下车，顶着冰雪去搬运木柴，遇到被破坏得厉害的铁轨桥梁还要去参加抢修。

尽管当时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但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依然令人心惊。弹痕累累的断墙残壁、惨不忍睹的冻尸饿殍，零星还有白匪的袭扰。就这样在横跨了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上走了两个多月，经历了数不清的饥寒与艰辛之后，陈为人终于到达了莫斯科，他庆幸自己从少年时就有意识地增强体育运动，练就了一副能够耐得住饥寒扛得住辛苦的强壮体魄。

从1921年5月至1921年底，陈为人完成了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短期培训学习，他曾经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等城市参观；以邱巴洛夫的苏联名字接受了《真理报》记者的采访。学习了政治理论和俄文；和部分中国班留学生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旁听；还曾经与俞秀松两个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之后，东方大学中国班亦开始建立党组织。陈为人与刘少奇、彭述之、罗觉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转党，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亦属于东方大学总支部领导。当此艰苦曲折又充满着昂扬激情的留学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陈为人曾经在《学习感想杂记》中总结道：“自有我身，受尽艰难，几因环境压迫，痛哭伤神。然不牺牲奋斗，何以能解决本身问题，何以能战胜黑暗社会？今敢先自誓：此后惟愿以乐为苦，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

十五年之后，当年不惧饥寒与辛劳的强壮体格成了病榻之上奄奄一息的嶙峋瘦骨，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以乐为苦、以苦为乐，从不因困难退却的钢铁战士，恍惚中他看见妻子、妻妹将三个孩子带到自己床前，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竭尽全力放大音量道：“我没事……我……不死，我……还要……工作！”

他看见妻子抹着眼泪，将孩子往他跟前推，他又用尽力气摇头，担心自己的病传染到孩子身上。他急促地喘息着，眼睛有点睁不开，脑海中回想起仿若昨日的画面。妻子被捕了，孩子们害怕，忍饥挨饿的孩子们哭了，他带着他们跳舞，做出各种怪样逗他们笑。他阻止儿子多吃山芋粥之后又自责，趁他睡着之后放一小把炒黄豆在他口袋里……

一会儿是混沌的迷雾，一会儿是过去经历的片段，一会儿什么都没有，一会儿浑身都不舒服喘不上气来，一会儿听见已经牺牲的同志在和自己说话，一会儿回到了小时候坐在家门口看着远山夕阳落下……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又清醒过来，胸口烧得厉害，喉咙又是发紧，得赶紧好起来，不能总这样躺着。“萝卜，梨……快……”

“又说胡话了。”韩慧英转身对妹妹轻叹一声。俯身去柔声呼唤着，她原本没抱希望丈夫能醒过来，不料他却睁开了眼睛，目光灼热，还绽放出了笑容。

“别怕，我会好的！”陈为人捏住妻子的手掌，笑道：“我要带你们回家乡的衡阳，那里才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好，我们回家！”韩慧英极力克制着情绪，也微笑着说：“我们带孩子回家，去看看你长大的地方，看看家人和亲友。”

“衡之阳兮湘之干，佳气自往还……”用好不容易提起来的一股劲，陈为人唱起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的校歌。五四运动前夕，每次唱起此歌，他心中爱国的热情和追寻理想的信念就增加一分，那时候真好啊，他和同学们都那么年轻，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未来一无所知却也一无所限，仿佛想去哪里，想做什么都可以，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

“笃生圣哲，前濂溪兮后船山。温故知新为师，如金在熔日范……”

渐渐地，陈为人的歌声越来越微弱，越来越不成调，可他的嘴还在动，而围在床前的家人们却只能听见他喉咙里发出的几不可闻的咕噜声，最后咕噜声也停歇了。

所有的声响骤然消失，那一瞬间，1937年3月12日夜晚，38岁的陈为人歌声停止的时候，整个世界是静止与空白的。

滔天巨浪、山崩地裂般的悲恸排山倒海而来，韩慧英只觉得自己的灵魂将要脱离躯壳，身子不可自持地瘫软下去，可身后妹妹和孩子们的哭声又猛然间使她惊醒，使她硬生生地从坠落深渊的绝境中挣扎着爬出来。

她转身一把捂住嚎啕的妹妹，手指放在嘴边示意孩子们噤声。这是为人在世的时候教会孩子们的，爱昆和爱仑这样原本活泼跳脱、多言多动的男孩，在这个家里愣是被训练成了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令行禁止。

 “千万哭不得！”韩慧英抹掉眼泪，冷静地嘱咐妹妹和孩子们：“邻里要是听见哭声，知道咱们家里死了人，有的会好心来帮忙，还有的会来看热闹，要是见到家里的寒酸相会引起怀疑。明天一早我去找组织，灵车来收尸前都不要声张，一切和从前一样。”

韩慧英真的像从前一样，轻柔地、仔仔细细地为永远沉睡了的爱人盖好被子。她想自己守夜，让妹妹带着孩子回去睡觉，但是没有人愿意离开。于是全家人都围在床前，披着被子毛毯，不言语、不哭喊地守护着、陪伴着，直到天色拂晓。

次日，在毛达恂、罗淑章等同乡、同志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姐妹俩给陈为人料理好了后事，棺椁暂时停放在上海斜桥湖南会馆中。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重重进逼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的枪炮声与硝烟逐渐蔓延。继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将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自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更为了以奋起抵抗的姿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而在上海采取了主动反击，8月13日爆发了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也是整个战争过程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史称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虽然给上海这座城市和市郊居民都带来了惨痛的伤亡和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军队长达三个月的誓死守卫和顽强抵抗，也粉碎了此前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在此期间，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欧洲之行中借到了大笔贷款来购买武器，又给上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机关、工厂企业和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后世之人说到淞沪抗战，都会说起罗店争夺战、宝山保卫战和四行仓库保卫战三场最惨烈、悲壮的战役，说起那些以血肉之躯和落后于敌人数倍的武器装备去冲锋陷阵、以身殉国，用自己生命最后一程书写中国军人意志与民族气节的壮士英豪。然而更值得缅怀的，是那些不被人知晓姓名、来历，不被史料记载、宣扬的小人物和普通人的牺牲。

_{老年韩慧如在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

日军的轰炸机对着工厂、医院、学校、村镇等非军事目标的狂轰滥炸使得城乡片片废墟处处血泊，日本士兵又放火、屠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铁蹄所至无不家破人亡。战区内的人民为了逃难扶老携幼涌向租界，高峰时期租界难民达70万人，房租物价猛涨导致众多难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只能暂时栖息在外滩草坪等地方，加上秋冬寒湿侵扰，病疫丛生，死亡率日渐增加。据当时由工部局、公董局和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外籍人士成立的公益组织普善山庄的掩埋统计，仅他们一处，每日收敛童尸300具左右。而这些数据，若与在上海沦陷一个多月后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所造成的伤亡相比，又显得小巫见大巫。古今中外，在战争和灾难中，最受伤害又最不被重视的，永远都是野草一般的黎民百姓。

早已去世的陈为人，也在淞沪战争中再一次被伤害，又以特殊的方式达到了一种极致的干净和自由，他的遗体随湖南会馆一同毁于炮火之下。

当天降暴雨，冲刷着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上海，他与其他分不清谁是谁的死难者尸体混在一起被焚化，骨灰和着浸透了鲜血的泥土，流入了滚滚不息的黄浦江。

从此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东去是广阔无垠、连接四大洲的太平洋，南下是故乡烟波浩渺、风光壮丽的洞庭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