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印繁星——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业纪实（节选之二）

第二章

入门老师《共产党宣言》

_{《共产党宣言》}

《民国日报》刊载陈独秀抵沪谈话过去几天后，《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坐黄包车来访，和陈独秀寒暄几句，劭力子告诉陈独秀，戴季陶准备请人翻译《共产党宣言》，以便在《星期评论》上刊载。

_{《民国日报》}

_邵力子

《共产党宣言》最早于1848年2月以德文发表，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有着宣言式的气势，果然，这篇宣言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欧洲，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1860年，出版了俄文版，此后三十年里，丹麦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马克思主义席卷欧洲大陆……

遥远东方的中国，长久以来处于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之名和《共产党宣言》的只言片语才传入进来。

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英国人克卡朴所著《泰西民法志》（胡贻谷译），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思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昂格思）的名字首次在我国出现。

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英国颉德（今译基德）所著《社会演化》前三章，其中谈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在我国对《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界一举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朱执信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相关章节。

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他摘译和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大部分内容，影响极大。

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已然成为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

这当中，戴季陶等人最为迫切，因为戴季陶、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常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与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被时人誉为“最亮的两颗明星”。《星期评论》最大发行量达数万份，影响极深。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整地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_戴季陶

_沈玄庐

邵力子看着陈独秀，说道：“季陶早在日本时就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了，可惜，那本书虽然短小精悍的一篇，翻译难度却是相当高，文章气势磅礴，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要做到信达雅，不仅得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得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不可。前些天他跟我商量，准备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这篇文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陈独秀还在北京时，就和李大钊一起读过《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两人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将这本书译成中文。此时，听邵力子如此说，赶紧道：“这是大好事啊，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欲知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非《共产党宣言》这把钥匙不可，应该尽快寻找译者。”

“早有了，我向他推荐了杭州的陈望道。望道乃我挚友，常为《觉悟》副刊撰稿，文字功底不凡，当能胜任，而且他已同意此事。”

陈独秀大喜过望，问道：“不知准备以哪样语言的版本来翻译？”

邵力子说道：“是戴季陶从日本带回来的一本日文版。”

“刚好，我这里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从北大带回来的，你转交陈望道，可以相互对照着翻译。”

“那太好了，事不宜迟，我这就过去，把两本翻译底本寄给望道。”邵力子当即告辞而去。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在16岁时，他翻山越岭去义乌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中学毕业后准备留学欧美，于是到上海来进修英语。但限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欧美之旅未能成行，却于1915年去了日本，抵达东瀛后，他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人，在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陈望道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_陈望道

1919年，陈望道于五四前夕回到杭州，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时知识界的活跃程度，北京、上海、长沙、杭州、广州、武汉等地领一时风骚。陈望道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语文教师，受到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支持，大张旗鼓革新国文教育，提倡白话文，倡导自由平等思想，将一师变成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他们四人因此被称为一师的“四大金刚”。

_刘大白

_夏丏尊 

这年11月，一师学生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后施存统撰写《非孝》一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刊出，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引发轩然大波。浙江教育厅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下令查禁周刊，开除施存统、俞秀松，查办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师校长经亨颐不接受教育厅命令，被撤去校长职务，陈望道等人也随之离去。

_{《浙江新潮》}

_施存统

_俞秀松

一师学生关起铁门拒绝新校长，发动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军警包围一师，甚至殴伤学生，引起全杭州师生公愤。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一师支援，北大学生会来电鼓励一师：百折不挠，誓为后盾……“一师风潮”震动神州。

陈望道离开一师后，不免茫然，收到邵力子电报后，这才安下心来。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一收到劭力子寄来的两本《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就回到家乡义乌市分水塘村，在陈家新居不远处的老宅安营扎寨，开始翻译。

田野边缘，一间覆上绿苔的老屋子，柴火堆了大半间，墙角布满蜘蛛网，陈望道在柴堆旁摆上两条长板凳，铺上板架，权当书桌，垒上几块砖头，以稻草铺设，就当作凳子了。

他一日三餐和茶水均由母亲送来，就在这间柴屋里专心致志译书，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在这寂静的小村庄，在这冷冰冰的柴屋里，燃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板架上一共有四本书，两本《共产党宣言》，一本《日汉辞典》、一本《英汉辞典》，陈望道在料峭春寒里，埋头其间，已忘了天上人间。

谷雨时节，草长莺飞，满眼春色，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译著，实在是“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4月，《星期评论》编辑部发去电报，邀请陈望道赴申城，接替回广州的戴季陶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带着译稿，望一眼小桥，流水，人家，离开村子，前往上海，住进三益里的《星期评论》编辑部，也常去陈独秀的住所。

拿到最终的译稿时，陈独秀和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校阅。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一般，语势连贯宏大，文字简洁凝练。陈独秀读到最后，大声吟诵：“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不禁拍案叫绝。

其后，《共产党宣言》译稿经陈望道多次修改校对，刊载在望。谁知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刊物于6月宣布停刊。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将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

陈独秀当即拍板，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这倒难住了陈独秀。正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找到郑佩刚，让他负责租一处房产，成立一家秘密的印刷所。郑佩刚曾对此回忆道：“委我全权负责。我便在辣斐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又新印刷所旧址位于辣斐德路成裕里，即今上海市复兴中路221弄12号，处在顺昌路、复兴中路交界处，是一幢坐南朝北的两层旧式砖木结构石库门里弄建筑，后改为三层。

8月间，《共产党宣言》终于付梓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也是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比如今市面上的小32开本小一些，全书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浅红色封面印着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四行繁体字，最上面一行是“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第二行书名“共党产宣言”；第三行作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最下面一行是“陈望道译”。书名上，“产”和“党”两个字颠倒了顺序，应该是排版错误，这也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的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

《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初版印刷的1000册很快便告售罄。9月，勘误后的第二版迅速印刷出版，随即又是销售一空，此后无数次再版。

当时，许多读者苦于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地址，纷纷写信给《民国日报》编辑部，询问发行处在哪里。

9月30日，沈玄庐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复信巧妙回答读者：“你们的来信问陈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地译出过几本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借着《共产党宣言》的火爆销售，又新印刷所趁势而上，印刷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一批书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从来重视教育和思想的启迪，在上海开展的工作很多都还是启蒙性质的，以启发和培养工人和平民的阶级觉悟。1921年春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策划了一张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选自《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到处分发，免费送出一万多张贺年片，共产主义的信仰之火，从上海这个国际交通要塞开始，四处燎原。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成为了“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写道：“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鲁迅拿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仔细阅读一遍，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4年秋，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极力推介《共产党宣言》，要求学员“虚心求学，努力研究主义，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在他的推动下，《共产党宣言》在黄埔军校学员中散发。

1926年，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里，引用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周恩来一生坦荡的人格魅力。在周恩来看来，《共产党宣言》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如同“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后来，在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周恩来回忆道：“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

毛泽东也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拥趸，1936年7月，他对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把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排在三本书首位。“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毫无疑问，陈望道的这本译著，为中共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底座。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行讲话时曾这样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李达婚房和《共产党》月刊

上海，1920年8月，烈日炎炎之下，一个戴着细圆眼镜、三十来岁的单瘦男子，奔走在渔阳里的石库门弄堂，他不时取下眼镜，用衣角拭去镜片上的汗迹。

此人便是李达，带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他从日本蹈海归来，前去拜访久闻大名的陈独秀。

_李达

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今冷水滩市）人，同乡毛泽东尊称他为“鹤鸣兄”。1905年考入零陵县永州中学，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早年受爱国主义熏陶，追求思想进步，立志教育救国，1913年，李达23岁，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后回国养病。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准许日本假道东三省进攻苏联。留日学生义愤填店，他们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罢学回国，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开展救国运动，李达作为“先发队”一员，开展联络和组织工作，以向“当局哀求拒约”。

5月21 日，留日学生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总计约2000人正式向段祺瑞政府请愿，但活动很快以失败告终。对此，李达曾回忆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

回到日本，李达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为国内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于1919年6月18日和19日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为陈独秀所赏识。

李达身上深具知识分子气息，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称他“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后来，李达和陈独秀因理念和性格关系，闹得很僵，但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印象很好，考虑到李达刚回国，需要有个住处，陈独秀建议道：“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就这样，为方便工作，李达住进了渔阳里《新青年》杂志社。

秋高气爽，沁人心脾。

这天，陈独秀告诉李达，自己正和李汉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邀请李达“作发起人”，李达对此的回忆说：“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

此时，李达还是留日学生理事，为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和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在那里结识了做文秘工作的王会悟。

王会悟，浙江乌镇人，沈雁冰（茅盾）是她的同学，也是她的表侄。

_王会悟

王会悟的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为女儿命名会悟，取意于《南史•羊玄保传》：“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谓左长史庾登之、吏部尚书王准之曰：‘卿二贤明美朗诣，会悟多通’”之典，希望女儿明美聪慧。又取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下》“学者得以矩矱，参以会悟，破除俗师相传之陋”之意，希望女儿破旧革新。

王会悟后到湖州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起初她半工半读，一边念书、一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起了中文老师。在这里，王会悟接触到《新青年》杂志，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改用白话文后，王会悟提笔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等社会名流写信，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

结束湖郡女校的学业后，王会悟经表侄沈雁冰介绍，来到上海，成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先生的秘书，帮助徐宗汉整理文件，协助做一些接待、抄写工作。

李达第一次来访时，徐宗汉对王会悟说道：“这位是李达，李鹤鸣先生，可是位满腹经纶的大才子！你不是蛮喜欢他的文章嘛，以后多向鹤鸣先生学习！”

王会悟一听，顿时想起了什么。前段时间，她在帮徐宗汉整理文件时，发现一本《解放与改造》的杂志，随手翻翻的时候，一篇署名李鹤鸣的文章《女子解放论》映入眼帘，顿时吸引了她的注意。在文章中，作者大声喊出了“女子也是‘人’! ”提出了世界“男女共有”的思想。看得王会悟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作者好像是说出了她心中想要说但却没找到合适语言表达出的情感，字字珠玑般敲击着她的心灵。

王会悟操着浙江桐乡口音说道：“日后请鹤鸣先生多指教。”

“不敢当，不敢当。”李达连忙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答道。

两人会心一笑，恐怕心里都在说，这位先生（小姐）的口音好重啊！总之，他们一个浙江人，一个湖南人，语言交流不畅，最初是用笔在纸上进行交流，“多呈写字谈”，王会悟称其为“笔谈恋爱”，虽然麻烦了一些，还是颇为浪漫。

11月7日，老渔阳里2号，李达、王会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房就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

同一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第一个党刊，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于是婚房也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的诞生地。

他们特意选择这天结婚，因为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的日子。三年前的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21点45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夜色中发出一声炮声，打响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炮。第二天，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组成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

如雨后春笋一般，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全国统一性质的共产党这一任务就显得极为紧迫。根据维经斯基所介绍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1900年创办秘密性质的《火星报》，团结了俄罗斯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革命政党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建立一个刊物，统一思想认识，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关键的一步。

经过准备，《共产党》月刊应运而生，这本刊物为16开本，每号50页左右，前三号由《短言》、正文和《世界信息》3部分构成，从第4号开始增加了《国内消息》栏目。

《短言》类似今天报纸上的短评或社论，陈独秀在第1号发表的《短言》上说：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

 

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

 

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这篇《短言》要求劳动者联合起来、建立劳动者的政权，并将之作为一切劳动者的信条。它表明了共产党领导劳动者，推翻旧制度，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属于自己政权的新型国家的追求，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以解决中国问题的观点，可见《共产党》创刊之始，就通过《短言》表明了它的办刊宗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短言》的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犀利，针对性强，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又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如第4号《短言》中，针对欧洲有许多报纸常说，共产党是什么一个怪物，有何魔力，使他们的党势在欧美各国都有一日千里之势，《短言》回答道：“资本主义不能够解决现社会致命的困难，维系现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心……继它而起的，无政府主义，除无政府党外，都觉得他是个没有方法实现的空想……共产党和议会派不同底要点，是主张阶级战争……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第5号的《短言》上，李达则写道：“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在谈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时，李达指出，君主专制的苦滋味，中国人尝得最足了。而代议制则显出各种怪状丑态，与中国实为“无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彷徨歧路之中”，真正有诚意、有能力、有正大光明的态度，敢于“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起“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就回答了“为什么建党”的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的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初创时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阐释并介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迫在眉睫。为了提高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推动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李达作为主编，也是主要作者，积极组织并撰写文章，从几个方面，积极介绍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分析各国共产党组织状况，开展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而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方向。

第1号《共产党》的文章，关于十月革命方面的内容，刊登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以及《列宁的历史》等文章。

《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一文，表达了“劳动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劳工自己去创造”的主张。

《列宁的历史》，配以列宁大幅画像，对列宁参与和指导革命的经过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列宁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勇敢最精神的首领”。同时，还译介了列宁在莫斯科共产党第九次大会的演说，列举了列宁自1897年到1917年之间的重要著作《怎么办》、《革命的教训》所著《国家与革命》等19种经典著作，并译有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热情讴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一文，作者称这篇文章是作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作，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作。文章开头以喜悦生动的笔调指出，1917年11月7日，是为20世纪世界革命“开一个先例的那一天”，“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实现那一天”。文章用大量篇幅介绍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情况，驳斥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十月革命不仅使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同时开创了世界革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文末高呼：“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和历史状况方面，第1号刊发有李稳《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一文，介绍了苏维埃政府各机关及其组织大纲，组织条规，并指出“团体是革命唯一的保障”，“须处处组织共产党的团体”，以“使他们日见膨胀，势力日见加增”。

而李达《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一文，则揭露了第二国际“和资本家妥协起来”的改良主义思想，赞扬第三国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欢呼世界共产主义的到来。

此外，第1号《共产党》还译介有《英国共产党成立》，介绍英国共产党的情况。

这些文章对十月革命和各国共产党的介绍，指出了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一般的诞生。

同年12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2号出版发行。李达以笔名“江春”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一开头就写道：“革命底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的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这类的话，在最近的新闻杂志上，登载得非常的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最易淆惑人心。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话纠正他们，然后把我的主张写了出来，同大家讨论。”

文章从三个方面揭露批判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阐释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李达在文中倡导马克思“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分析中国无产阶级受到双重盘剥的悲惨处境，认为中国形成了“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否定了中国无阶级无需社会革命的错误观点，回答了“建党是否可能”的问题，并公开宣传建党的必要性，号召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文中称：“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混乱恐慌，达到极点，社会上的大缺陷，随时暴露出来……我们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势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这就从理论上为党的建设奠定了一块基石，将“改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使命，放到“我们共产党”肩上。

随后，限于经费问题，《共产党》的出版发行出现了三个月的停顿。有一个说法指出，这是因为1920年底维经新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上海党组织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不得不停止编印。

直到1921年4月7日，第3号《共产党》才得以再一次和读者见面。

这一号上刊登有一篇未加署名的文章《告中国的农民》，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及中国四类不同的农民，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这种自觉呀！”这无疑成为了日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方针的预告。

文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文章强调，“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力量，你们的力量比什么还要大”。文章认为，共产主义者不能消极等待农民的觉悟，应该积极、主动地把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到农民中。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会认识到，山沟沟里也出马克思主义，面积广大的农村，人口众多的农民，才是中国革命获得根本胜利的伟力来源。而这篇文章无疑具有一种望穿迷雾的远见卓识。6年后，毛泽东发起秋收起义，不久走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依托农村的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终于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磅礴气势。

第3号还刊发有《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一文，指出“无产阶级力量日增——有将来无限的大事业在前边”，是对第1号《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一文的响应。

此后，《共产党》第4、5号的出版，时在1921年5月至6月，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酝酿、筹措阶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经过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商议，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共产党》月刊改为半公开性的刊物，并从1921年《新青年》第九卷起连续刊登《共产党月刊社启》要目广告。

从此时起，《共产党》由介绍国外经验转为论述国内革命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统一建党思想，探讨党的纲领和策略。如第4号的文章《告劳兵农》指出，劳兵农要起来革命，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仇人……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第5号《共产党》月刊登载有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称“要想使无产阶级脱除‘非人生活’，过‘人的生活’”这一理想状况，就“非赶快实行共产主义不可”！急近之情，如在眼前。

中共一大后，《共产党》第6号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太平洋宣言及我们应采取的态度》、《上海劳动界的趋势》等文章。《上海劳动界的趋势》报道了声势浩大的工人罢工运动，指出“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

该号《短言》指出：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帐房和监工者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作者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前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

此时，正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共产党》和《新青年》在内容上有所重复，建议两刊合并，《共产党》自此停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共产党》月刊作为半公开的秘密刊物，以随着《新青年》赠送的方式，分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尽管不是公开发行，该刊的最高发行量仍达到5000份。虽说社会影响并不算大，但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其所刊登的文章和资料，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性质、特点、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等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对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在思想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在北京，李大钊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就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共产党》月刊。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常拿《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给当地共产主义者学习，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张文亮，曾在日记里记载：“润之送来《共产党》月刊9本”。

不仅于此，毛泽东还把《共产党》刊登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生平》、《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到湖南《大公报》发表，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曾指出：“党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还有《共产党》，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

_蔡和森

事实上，《共产党》月刊是冒着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过激党”分子，随时有被反动势力监控和迫害的危险而出版的，因此，为保护作者，文章一律署笔名，如李达的笔名是“胡炎”、“江春”，李汉俊的笔名为“汗”、“均”，沈雁冰的笔名则是“P.生”。

创办初期，为筹集经费、开源节流，李达常常自己一个人承担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1921年初，第3号《共产党》处于难产时，李达和时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沈雁冰（茅盾）商量，自己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稿酬作为《共产党》月刊运营经费，可谓苦心孤诣。

这些困难丝毫没有动摇李达借《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决心，如第3号付印前，被法国巡捕房没收了稿件，致使这一号第一页没有原文，李达就用开天窗的办法注明：“此页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以示抗议。

在主编《共产党》月刊时，李达写下大量文章，成为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员骁将。建国后，毛泽东在会见李达时赞道：“你从‘五四’时期开始，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对于《共产党》月刊，毛泽东的评价也极高。1921年，他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谈到国内建党情况时说：“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