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英：中共中央在上海（1921-1933）（节选之二）

“钟英”是当时中央的化名，陈独秀给我的信总是署“仲甫”或“实庵”，一般的通知报告，非陈独秀亲笔信件，都是署钟英，……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1953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的历史作为——掀起五卅风暴

作为中共四大代表，李立三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因为他正忙于酝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中国工人”，当时日本纱厂时常发生童工或孕妇被殴打致死的惨剧。

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的思路已清晰浮现。大会通过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提示要“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过高的口号即[既]不但不能真正引起群众自动的斗争，而且容易受反动派的中伤”，明确“职工运动中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并特别指示：“工厂小组，在每一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起来。”“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职工运动发展的原动力”。并规划了铁路、矿山、海运、纺织的产业工人运动计划，其中提到“纺织工人，在产业上亦占重要地位，单就数量上看来，亦不可忽视。本党在最近时已渐渐的注重这种工人的组织，并且各地着手进行起来了”，还提及上海工运中的妇运与青年运动。这些会议精神经工运领袖的领会贯通更有助于工人群众的发动。

自中共三大以来，除了李立三，中共中央还陆续将项德隆（项英）、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汪寿华）、李震瀛、刘剑华等工运得力干将调到上海，就是要复兴消沉一年之久的上海工运。中共四大后，中央工农部内设的工会运动委员会更名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张国焘兼任主任，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主任，邓中夏为秘书长。邓中夏早就向沪西小沙渡投注关切的目光，那里有青年团员嵇直在李启汉工作基础上发展的两个工人补习班。孙良惠利用在银行当门警的职业身份便利，物建工运骨干，并提议成立工友俱乐部。在邓中夏、李立三等指导下，项英大力支持，沪西工友俱乐部1923年9月1日在小沙渡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成立，“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推举项英为主任，孙良惠为副主任，项英奉调回武汉工作后，由刘华继任。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邓中夏为主任、李启汉为秘书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李启汉当时还在牢狱中。邓中夏抓住国民党和上海教育界当时正在开展平民教育的良机，将补习班合并到俱乐部，建成沪西工人补习学校，邓中夏、刘华、项英、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杨之华等都曾到校上课、演讲，又开办讲演会、游艺会。由此入手，和工人打成一片，提高工人觉悟，发展工运骨干，形成工运组织。邓中夏真心将工人视同兄妹，见面总是先问“怎么样？好吗？”随后又问工作、生活情况，一边抽烟一边听着，最后给予中肯的指点。陶静轩就是这样得到培养的，经徐梅坤介绍加入共产党。因江苏滨海遭水灾逃难来沪、当时在日商内外棉七厂做工的顾正红，也成为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刘华原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后入上海大学中学部半工半读，如此出身与工人更是亲密无间。他有一次讲一名女工遭资本家虐待的故事，不少人听得都掉泪了。刘华到日商纱厂门口去演讲：“我们纺的棉纱，一根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断。要是拧成一股粗绳，任他大力士也拉不断。我们工人就是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又粗又长的绳索。这样就能捆住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手脚，解放我们自己。”下半年，共产党又在杨树浦厚生纱厂后面办起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皆可视各地之需要择宜设办，但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智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推介的这些方法，正是沪西、沪东工运实践的经验提炼。

_顾正红

日商在上海纺织业占据龙头地位，沪西正是日商纺织厂的聚集地。日商视中国人为“亡国”的“贱种”，曾狂言在上海找100条狗难，找100个工人很容易，为此苛待盘剥中国工人极其残酷，工人一周工作时间长达78个小时，夜工不另加资。工作环境恶劣，夏天车间热如蒸笼，经常有工人在40度以上高温的布机间晕倒；机器没有防护设备，工人稍不注意，轻则受伤致残，重则丧失生命。为防工人群起反抗，日商禁止工人在车间里交谈、走动，就是亲属也不许来往。工人偶有不慎，即遭日本厂主和“拿摩温”拳脚相加，出一点小错就要罚款。当时上海日工资水准是：英美男工5元，女工2元5角；日本男工1元5角，女工1元2角；中国男工5角，女工4角5分。如此薪酬不平等在日商纱厂变本加厉，中国工人的日工资仅3角，还要遭到盘剥与克扣。新工人进厂先得给老板白做半个月，这半月工资就存放在厂里，名曰“存工”；工人必须参加厂里的“储蓄”，如遭开除，“储蓄”归资方所有。厂里还有多如牛毛的罚款项目，加之工头、巡捕、地痞、流氓等的敲诈勒索，工人过着炼狱般的生活，仇恨的怒火如同岩浆在地底潜行，寻找着喷发的罅隙。

1925年初，国际棉纱市场出现畅销势头，日商加大榨取利润的力度，工人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月底新换厂长的日资内外棉八厂加重对工人的暴力压迫，劳资间零星冲突不断。2月2日清晨，该厂粗纱部一名12岁女童工因连做11个小时工，疲劳过度，靠在墙边瞌睡，日籍领班见到上前拳打脚踢，童工腿部受伤倒地。她的姐姐上前理论，挨了两记耳光。同车间成年男工愤愤不平，群起向厂方抗议。自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后，男工每每冲在劳资斗争的前列，日本厂主早就视为眼中钉，这回趁机将粗纱间50名工人全部开除，而代之以一批从农村招来的少年养成工。消息传开，粗纱间日班男工即宣布罢工。2月4日，被开除的男工要求结清工资并发还“存工”，日本厂方叫来巡捕抓去6名为首工人。

沪东工人义愤填膺，中共中央闻讯后与上海地委研究决定发动一次全市日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并组织了邓中夏等人参加的罢工委员会，指定上海地委委员、工会运动委员会主任李立三总负责，号召上海的全体党团员起来支援日商纱厂的斗争。邓中夏、李立三等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具体部署和发动罢工斗争。

几天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庭审讯被捕的6名工人，一人被判关押3星期，其余5人遭训斥。工人纷纷要求采取行动，于是，由沪西工友俱乐部代表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6项复工条件：不准打人；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1/10，并不得无故克扣；恢复内外棉八厂开除工友工作，并立即释放拘捕的工友；以后每两星期发工资一次，不得延期；罢工期间的工资，厂里须照常发给；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日本资本家不予理睬，沪西工友俱乐部劝说工人等到8、9两日领到工资后行动。9日下午，五厂粗纱间工人率先高呼“摇班啦”关车冲出车间，其他车间随即响应。五厂工人一罢工，七厂、八厂、十二厂工人也跟着罢工。7000多名工人涌出厂门，还有闻讯赶来的准备上夜班的工人，大家争先恐后地跳上渡船，北渡苏州河，万人汇集到浜北潭子湾。那是一大片荒地，矗立5间破旧平房，还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坟堆，沪西工人俱乐部已搬到那里，以避开租界捕房的监视。一杆白布大旗竖立在土台上，上书7个斗大的字“反对东洋人打人”。刘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等相继登台演说，工人群情激愤。“我们中国人不戴东洋帽了！”男工纷纷摘下厂里发的小鸭舌帽，扔在地上。刘华向工人群众指出：“工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俱乐部是文化服务机关，唯有工会才能成为工人的领导机关。”工人一致高呼：“组织工会！”于是，当场成立内外棉纱厂工会，并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其中罢工女工成立了14支女工纠察队。

2月10日，数百名纠察队员集合，高举着“反对东洋人打人！”“内外棉厂全体罢工！”的旗帜，冲向内外棉九厂、十三厂、十四厂。工友内外呼应，3厂相继罢工。至12日，内外棉11个厂1.5万多名工人，包括日本厂主认为已被奴化的养成工，全部加入了罢工行列。罢工浪潮从内外棉向日华、同兴、丰田等厂扩散，并从沪西卷向沪东的大康、裕丰等厂。到18日，日商6个株式会社22家纺织厂的3.5万多名工人投入罢工。上海日商纺织工人第一次涌现反帝大罢工的高潮。

日本资本家勾结各方势力镇压罢工，警察借口工人袭警派出大队警察打人、捕人，搜查沪西工友俱乐部。2月19日，李立三在潭子湾工人群众大会发表演说。突然，涌前一大群警察，用武力驱散人群，逮捕了20多人。邓中夏、李立三紧急召集罢工工人代表会议，代表们要求立即派出请愿团到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李立三等极力劝阻：“警察已被日本人收买，非但不会释放被捕者，而且还要把派出的代表也全部关进监狱。”工人代表当时急了：“你们是罢工领导，可到了危难时刻竟不愿和我们一起去解救兄弟们。好吧，我们自己去！”为了破除工友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会议主持者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意见。李立三对邓中夏说：“那我就和代表们一起去，你留下继续领导工作。”邓中夏说：“不，我去。工人们对你更熟悉，你应该留下。”说完，他就与8名代表一起去警察局。不出所料，他们全体被捕入狱。日方还收买青红帮、流氓、把头实施破坏，并游说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以示警告，日本政府以罢工有排外性质为由，甚至调遣陆战队登陆举行武装示威。

上海日商纺织工人大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虐待，激发广大民众的反帝爱国之心，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内外棉纱厂工会发布的罢工宣言，读之令人鼻酸：“最亲爱的同胞呀，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你们也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比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样的呀！现在我们受外国人的虐待，出于不得已而罢工。此事有关国家的体面，同胞的人格，务求各界同胞竭力加以扶助呀！”“我们的目标，就是八个大字：反对东洋人的虐待呀！”一些警察不愿助纣为虐，帮派流氓面临民族大义也有所收敛。上海广大的学生、店员和其他产业工人团体，以及文教、工商团体等纷纷发起后援运动。

在工会强有力的组织下，罢工工人胆气大壮，他们不畏强暴，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是组织纠察队还是交付具体任务，工人都爽快地接受，不计价钱，坚决服从。工会通过调查，掌握那些“一人息工全家停火”等困难家庭情况，将社会各界的捐款按“对生活困难的罢工工人每天发给生活救济费一角半”的原则，派人分赴工人家中凭工作证发放，使罢工工人无后顾之忧。

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日方被迫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2月25日，相关方面召开解决日本纱厂工潮会议。刘贯之、张佐臣等工人代表提出7项要求，较前提6项要求多了“废止储蓄金制度”一条，而加薪一项由原1/10降至2%，恢复遭开除及被捕工友的要求调整为“释放被捕各人”，因为新调整词句的“不准借故开除工人”条文已将此次罢工厂方的惩罚及其后可能的报复行为都考虑在内。然而，关于放人条款，相关责任方互踢皮球，日资以为此与己无关，而警厅认为只要总商会及租界克威律师作保，签字即可释放。如果说这一条尚不难解决的话，那么“罢工期内工资照发”及“平时工资普遍的增加2%”这两条成为谈判的死穴，日资坚决不答应。

居中调解的上海总商会偏袒日方，2月26日将复工条约改为4条：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储蓄金照章满5年发还，未满5年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给；工资两星期发一次（照章办理）。工会经征询工人意见，统一意见，接受此修正案，于3月1日分别在沪西、沪东召开群众大会，报告谈判经过，宣布复工。27日下午，警厅释放10名被捕工人，3月上旬又释放邓中夏等人，被租界捕房拘捕的工人则分别被处罚金5元至徒刑6个月不等。

无论如何，二月罢工宣告胜利结束。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争取到应有的尊严，原来上厕所要领牌子这一不人道规定取消了，藉此可窥斑见豹。党组织及时将斗争中涌现出的一批积极分子和工人骨干择优吸收入党。顾正红因为在罢工斗争中表现突出，成为共产党员。

陈独秀高度重视这场罢工斗争，他经常到宝山路南边某同志的家中开会商议领导罢工工作。这里无形中成为他此后半年间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指挥部。

同期，国民会议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段祺瑞抢先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国共两党为此针锋相对展开斗争，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抱病出席的高君宇3天后（3月4日）在会场突发急性盲肠炎，送医院后翌日不治身亡。一星期后（3月12日），孙中山因胆囊癌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举国震悼。上海执行部翌日在《民国日报》发布讣告，并在孙中山故居设灵一月。14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孙中山先生，一旦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中国的民众应如何悲痛呵！”文章号召：“真正的国民党全体党员，必然遵从中山先生之意思命令，仍旧遵从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遗言及临终遗嘱，一致团结进行。”3月15日，中共中央执委会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向全中国民众宣告：“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并为“孙中山之死”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去世，使中国政局发生震荡。4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第19号通告，要求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 5月1日，中共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确保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事宜；5月5日，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发布第30号通告，要求加强国民党工作，“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指示宣传要点，努力左右大局。然而，因为孙中山的病逝，汪精卫调离上海，担任上海执行部宣传部长的戴季陶6、7月间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并在上海执行部挂起“季陶办事处”牌子，宣扬所谓戴季陶主义，为国民党右派张目。陈独秀、瞿秋白发文批判压制，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不休。不过，这时中共中央的主要精力为五卅运动所牵引，这是共产党首次成功发动的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对于镇压二月罢工的失败，日本资本家一直耿耿于怀。3月下旬就开始食言，大批开除工人，引起新的罢工。邓中夏率领工人反击，与警察再起冲突，又遭逮捕，获释后中共中央派他与李启汉到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撰写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为大会各项决议案奠定了基础。4月下旬离沪赴粤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大的，还有刚从苏联归国不久的罗亦农。去年底，罗亦农代表中共旅莫支部致信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在《向导》第85期发表的《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主张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策略方面应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深入民众进行宣传组织活动，看似政治正确，实则缺乏革命政党应有的政权观念与军队意识。不知陈独秀接读此信作何感想，总之，中共旅莫支部1925年1月收到陈独秀来信，信称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急需得力同志能负责指导独当一面者”，罗亦农、王若飞等7人因此归国。

4、5月间棉纱行情逆转，纱市清淡，日本资本家有意压缩生产，伺机报复。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决定不承认共产党指挥下的工会，如遇“工会有唆使工人罢工之事，同业会坚决采取强硬态度，得断然处置，关诸厂门。”并与上海工部局及中国官宪交涉，“以求充分取缔煽动者及工会的活动。”

上海日商纺织工人当时斗志昂扬，张佐臣、陶静轩等参加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见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还决定派刘少奇等来上海设立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日商撕毁二月罢工的复工协议，内外棉各厂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5月10日，工会开会研究，认为目前市场棉价高、纱价低，如果发动大规模罢工，正中对方的圈套，决定组织工人采取怠工和轮流罢工的方式进行斗争。

遵照安排，内外棉五厂和八厂、十二厂工人罢工，七厂工人照常上工。因七厂是织布厂，纱厂罢工后，布厂的原料棉纱缺乏，开工不足，工人的工资仍需照发。日商觉察后改发半工资，同时开始大批开除工会积极分子，至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开除6名工人，已陆续开除了33人。翌日，十二厂举行罢工。日本资方遂借口十二厂无纱供应，将七厂工人骗出工厂后，封锁工厂。日商纱厂工会召集夜班工人开会，刘华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坚持上工。七厂夜班工人顾正红即与几个积极分子分头通知夜班工人提早到厂门口集合。

5月15日傍晚5点钟左右，夜班工人开始在七厂门口聚集，半小时就聚集了五六百人。一直等到6点钟，厂门还是死关着，顾正红率众砸门，最终撞开大门，冲了进去。看门的日本人和包打听一面举起木棍、铁棒殴打工人，一面派人打电话给写字间报信。赤手空拳的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怒火冲天，他高喊着“东洋人打伤人啦！”，带领部分工人直奔物料间，拿起打梭棒以备自卫。这时，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七厂大班川村接到电话后，带着一群打手，拿着手枪、刀棒赶来。顾正红走在工人队伍的最前面，面无惧色，领着工友们高呼：“反对东洋人关厂压迫工人，不开工就给工钱！”川村见带头的正是他注意已久的顾正红，推上手枪子弹，对着顾正红就是一枪。枪声骤响，打手大打出手，挥舞铁棍、利刃猛击猛刺。被川村击中左腿的顾正红鲜血迸流，仍咬牙忍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川村又朝顾正红的腹部开了一枪。顾正红强忍剧痛，抱住身边的一棵小树，仍挺立号召工人坚持斗争。川村见状，朝顾正红的头部射出第三颗子弹。顾正红身体摇晃了两下，还想与敌搏斗。川村上前一步，又补了一枪。这时，打手用铁棍猛击其头部，又用利刃猛刺。顾正红倒在了血泊中，身中4弹，刀伤10余处。

内外棉七厂的这场打斗持续了1个多小时。除顾正红受重伤，还有7名工人被打成重伤，轻伤数十人，其中有女工10多人，14岁以下童工10多人。附近的内外棉东、西五厂工人闻讯，冲出锁闭的厂门赶来支援。普陀路巡捕房派来大批武装巡捕，给日本资方解了围。

工人们把顾正红等身负重伤的工友扶上人力车，送到会审公廨“诉冤请验”。大部分工人则摆渡去潭子湾，却在渡船上发现一名装扮成工人的日本人。什么？探子！工人正扭住他查问，突然，子弹嗖嗖地射来。在围墙顶上岗亭的日本哨兵开枪了，当场打死一工人，另一工人中弹后落水淹死。

在路途中，还听到顾正红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医院……”护送的七八百名工人，一路高呼：“东洋人打死人了！”“我们要报仇！”跟随在车子后面的人越来越多，行至垃圾桥（今浙江路桥）附近，交通为之阻塞，哀号涕泣之声令闻者为之酸鼻。

会审公廨令差役与巡捕将伤员及护送代表连同人力车夫全部扣押，伤势严重的用警备车送到医院监管，其余则予以驱散。顾正红伤势最重，被送到捕房医院拘留。两天后（5月17日），顾正红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20岁。牺牲前，他还勉励同胞一致努力，为工人谋幸福！

顾正红惨案的噩耗传来，中共上海地委正在开会研究沪西工人的斗争策略，听取李立三报告小沙渡各厂罢工的详情。会议立即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提起诉讼；发表新闻和宣言，号召各团体援助，开展反对东洋人运动。李立三受命即赴现场，到小沙渡指导行动。

5月16日，内外棉七厂及附近的内外棉东、西五厂和八厂、十二厂等厂数千名工人奋起罢工。当日，陈独秀签发中共中央第32号通告，通报内外棉第七厂惨案，要求各地同志“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罢工工人。18日，顾正红遗体由家属及工会代表领出，棺木运至潭子湾，社会各界人士4000多人举行悼念活动，工人、学生代表在顾正红灵柩前轮流演说，表示斗争决心。上海工学界35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成立“日人惨杀同胞雪耻会”，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当天，在会文路荣业里举行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当选为筹备董事会会长，近一星期后即主持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19日，陈独秀又签发第33号中央通告，向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指出：“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应“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

工部局组建武装警备队，驻扎戈登路巡捕房，准备随时镇压群众运动，并出动大批巡捕监视、探逮捕工会积极分子，控制舆论、封锁消息。为此，中共上海地委5月19日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全市规模的公祭顾正红活动，引起社会注意。公祭大会24日下午在潭子湾举行，工人、学生和各界代表万余人参加。刘华写的挽联悬挂于顾正红遗像的左右：“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幅是“工人先锋”。顾正红棺柩上覆盖着一方白绸，上书“东洋人打死中国人”8个墨字。花圈、匾额之外，还放有苏联、日本等各国工人组织发来的唁电。在工会代表报告顾正红生平，全体向顾正红遗像三鞠躬后，恽代英、向警予等各界代表分5处讲台发表演讲，呼吁全体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会场响彻“为死难烈士报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部分是日商纱厂工人和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团体代表，顾正红惨案还是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援。而坏消息频频传来：上海大学有多名学生因集队参加公祭大会被捕，文治大学也有多名学生因为罢工工人募捐被捕；刘贯之去领保5名被捕押工友遭非法扣押；租界当局还要在30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审讯被捕学生，并准备通过4项提案以打压中国民族工商业。针对如此形势，5月27日恽代英召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开会，议决：“用散发传单和发表露天演讲的方式来向公众阐明罢工事件真相”，“如日前那些被拘学生至5月30日仍未被释，则应采取措施使其获释。”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地方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作罢工形势的报告，指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反日运动范围，不但要包括工人，还要包括学生和全体上海市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稳住罢工形势，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工人要求。对此，蔡和森积极呼应：“帝国主义一系列令人愤慨的行径已引起上海市民前所未有的激愤。”并提出战术上的建议：“我们应该在英租界组织示威游行，口号是‘反对租界管理会四提案’、‘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然而，陈独秀、彭述之对学生到租界宣传游行表示悲观，认为只有将此与反对四提案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广泛发动各阶层。李立三、瞿秋白则支持蔡和森的意见。争论到深夜，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大运动，并定于30日在租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帝演讲示威活动，任命李立三为游行总指挥。同时，成立由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主持的上海总工会，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

当天下午，恽代英领导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决定，介绍宣传员和工人代表到各校去发动学生参加5月30日的反帝宣传。学联连夜紧急召集会议作出具体安排：规定演讲队伍5到7人为一组，划定各校演讲区域，组织先锋队和后备队；若先锋队被捕，后备队便继续上来，使演讲队员从5个增加到10个，从10个增加到20个，让巡捕捕不胜捕。党组织的决定也迅速传达到沪西工人中，工人还选派代表到学校去宣传。翌日（29日）凌晨，演讲示威活动总指挥恽代英紧急召集国民党区分部宣传委员会议，要求他们分赴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说明5月30日上街反帝宣传的意义和各自活动的地段，传达行动纲领。当夜，恽代英参加上海学联各校代表在南市召开的战前会议，要求组织不怕牺牲的演讲队，以5至7人为一组去租界演说，并规定各校学生讲演活动的马路地段，进而提出如先锋队遭巡捕拘捕，后备队跟上，使巡捕捕不胜捕，以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注意。

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天气异常的闷热，仿佛预示着一场大风暴的来临。

上午，聚焦在潭子湾的工人群众终于迎来了被扣的工会代表刘贯之。刘贯之向大家诉说自己七八天来被非法羁押所受的非人遭遇。监禁的牢房没有床，只有一些方形木条倾斜地死钉在两根横木上，木条间隔5寸宽，一根横木不够宽睡不稳，但如果躺在两根横木上，搁在其间空隙的皮肉骨头就会被木条锋利的方形棱角切割得生疼，没有毯被等物垫盖和御寒；牢房规定犯人每天必须用水冲洗木条，以致站立的地面、坐卧的木条日夜透湿。牢饭是从门脚下所开的小洞里用脚踢进来的，伴随一句狠毒的咒骂：“该死的，快点拿走！”米粒半生不熟，掺杂砂子，一股馊臭气味直冲鼻孔，令人作呕。羁押在那里的学生一端饭碗就哭泣。5月28日经会审公堂法庭审判，刘贯之又被押送到提篮桥监狱。入狱，随一群新进犯人脱光衣裤依次进一间房里，所谓检查身体，实则挨一个并非医生的巡捕用外木内铅的铅棍痛打一顿。过了这关，穿好囚衣，排队编号，又有一名凶神恶煞般的英国巡捕手持铅棒点名，犯人被叫到自己的号码就走到巡捕面前进入牢房，但那巡捕总要用铅棒朝犯人身上猛击一棒，同时又加上使劲一脚，踢打得犯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说着说着，刘贯之不禁泪如雨下。周围群众有的跟着流泪，有的高呼反帝口号。突然，有一人挤出人群，爬上桌子高喊：“我们大家到租界上打外国人去！”刘贯之抬望泪眼，那人好像是上大学生何秉彝，共产党员。

_何秉彝

这时，南京路上早已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愤，空气接近燃点。原定计划是演讲队伍下午1时分头出发，可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30日晨，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的演讲队早早地就出发了。为避免巡捕注意，他们化整为零，间隔行动，待进入租界后再集中。上午9时左右，各校演讲队陆续进入公共租界。10时，李立三在前往设在孟渊旅社（今湖北路227号处）游行指挥部的路上，已看到街上有很多学生鼓动队在人行道和广场上组织飞行集会。11时，他再出来巡视，但见街上到处是鼓动队召集的飞行集会，汽车、电车交通基本中断。学生三五成群，举着“学生演讲队”旗帜，到主要路段散发《学生被捕》《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宣讲日商纱厂罢工、顾正红遭枪杀，学生因援助工人而被捕的经过。沿街墙上和商店橱窗上张贴了成千上万的彩色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等等。《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传单如此写道：“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然而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吞声忍气地蜷伏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比十几国的奴隶还不如！”“我们忍无可忍了！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大马路讲演，唤醒全埠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作前驱！”在11点前，事先准备的近20万传单都散发出去，不少鼓动队又去增印。

巡捕时来干涉，演讲队一边转移一边继续演讲。年初刚加入共产党的上大学生丁郁，听说日本人杀害顾正红，怒火中烧，她报名参加敢死队，留下绝命书：“我死了，请告诉我妈妈一声。”丁郁与同学黄胤直接来到南京路老闸捕房对面，向商店借了条长凳，站在上面向群众演讲，面对前来驱逐的英巡捕毫不畏缩，展开辩论，结果被抓进巡捕房。中午时分，10多名演讲学生被老闸捕房拘捕。其他同学一起涌到老闸捕房，经说理斗争，一些被捕学生被放了出来。

游行指挥部指派30名学生骑自行车做交通员，传达命令、搜集消息。在得知上海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已进租界演讲后，指挥部研究决定：已在演讲的学校下午继续演讲，其他各校提前出发。午后，各校演讲队2000余人云集租界，各厂工人、邮局职工、商店职员与中小学教员等也加入演讲的行列。南京路，摩肩接踵、万头攒动的闹市，每隔几家商店就有一组激昂愤慨的学生在演讲，各处都围了许多听众，印度巡捕到处挥舞警棍驱赶，但是赶不胜赶、捕不胜捕。爱国热情点燃了广大市民，反帝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有些群众直接与巡捕发生对抗。

下午1时，游行指挥部下令，所有鼓动队集中在南京路上开始游行，几十万人如洪流般从四面八方汇集南京路。到下午2时多，已有百余名演讲者被抓进捕房。3时，一大批巡捕再一次想把人群赶出街区，又逮捕了几名学生。群情激奋，越来越多的群众涌向老闸捕房门前，围得水泄不通，连捕房的天井和甬道也挤满了群众。面对荷枪实弹的英国巡捕，人们毫无惧色，“释放被捕同胞！”“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口号声、抗议声、敲击铁门声震颤心魂。

南京路上的一家布店，吴玉章正在挑选衣料。他去年10月与刘伯承出川来到上海，顿感国共合作后蒸蒸日上的革命空气扑面而来，二人随后到北京见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这年5月初重返上海，吴玉章这才找到了中共中央并领受了任务。忽听到店外一阵吵嚷骚动，吴玉章跟随人流出去观看：从黄浦江边黑压压涌来一片人群，两个学生被巡捕连拖带搡地押来，边走边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外国巡捕荷枪实弹，凶神恶煞般挥舞着棍棒，如临大敌，后面尾随着许多学生和路人，以致堵塞交通。吴玉章回到布店，心里惦念着被捕的学生，急急忙忙地选购衣料，一心想着去打听消息。脚步刚要跨出店门，猛听得一排响亮的枪声从不远处传来，几秒钟后又是一排枪声，街头一阵骚乱，人流如潮水般退了下来，有人惊呼：“巡捕开枪啦！”枪声响起时，南洋大学学生陆定一正在南京路北面，浙江路的天津路口，站在向一家店铺借的凳子上向群众演讲，他挥舞的手臂在空中瞬间停驻。

正是下午3时45分，英国巡捕头目爱活生召集20余名荷枪实弹的巡捕，呈半月形排列在老闸捕房门口，与对峙的群众相距不过3米。突然，爱活生下令：“准备！瞄准！开枪！”（一说爱费生突然向空中开枪，接着印捕开枪射击群众）英国人枭威尔率先扣动扳机，子弹瞬间呼啸出膛。由于距离太近，周围人群密度又大，一颗子弹往往能够击中两个人。听到枪响，人群一下子伏在地上，随即开始惊慌退却。巡捕并没有停止射击，更多的子弹从后面射穿受害者的身体，中弹者纷纷倒在血泊中。

第4决死队队长何秉彝中弹倒下，仍连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天后宫事件后，何秉彝曾作《哭黄仁烈士诗四首》，表明要“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他以英勇行为践行了自己的素志。共青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正救护被巡捕用警棒打伤头部的同学陈宝骢，突然一颗子弹从陈同学头部的右边擦过，洞穿其胸膛，尹景伊倒地时仍用颤抖的声音呼喊：“宣传，斗争，打倒帝国主义！”英商电话局的接线生唐良生这天下午出门遇到学生在马路上宣传，遂同人群一起到老闸捕房前抗议，结果被枪弹击中要害。他临终时说：“学生是国民，我也是国民，不得不表爱国的同情。……我因爱国而死，何痛之有？”

五卅惨案，共有13名工人、学生及商人、职员饮弹身亡，重伤者数十人，重伤者后也有死亡的，轻伤者不计其数。中国民众的鲜血，横流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租界当局用消防水龙头冲洗路上的血迹，企图抹灭自己的罪恶。

_{南京路五卅惨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