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不在多少,能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知心好友,足矣!
王利亚,我的好朋友,她是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俄语翻译。说来话长,我俩相识的过程还有一段故事。
本文作者和王利亚(右),2019年11月19日摄于上海市府外事办院内
2002年4月,中俄信息通信高级研讨会在沪举办,我国信息产业部外事司委托我所在单位,接待俄罗斯信息通信部副部长巴甫连科率队的俄方代表团一行。这次外事活动规格高,来访的俄罗斯代表团人员多,除了政府代表团,还带来一个俄罗斯企业代表团;除了中俄双方通信部长级的会晤和副部长级的研讨会,俄方人员还要参观我方的宽带业务试验点,还有其它一系列参观游览活动。总之,接待任务重,需要过硬的俄语翻译。我只好向市外办求援。
时任市外办秘书处处长的钱玉林先生向我推荐了“外事译协”秘书长祝文穗老师。祝老师热情地接待我,向我推荐了该协会俄语翻译王利亚。那天和王利亚见面,感到她朴实大方,亲和沉稳,口语流利,作风踏实,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见如故,话很投机。
在后来几天的工作配合中,果然王利亚就像亲密战友。我们一起住在宾馆,工作时,她有条不紊,吃苦耐劳;休息时,我们畅所欲言,既谈工作安排,也聊俄罗斯文学。陪同俄罗斯代表团外出,她帮我招呼外宾,提醒注意事项;还帮我留心技术翻译人才,推荐了华为公司的技术员承担交流会的技术口译,效果很好。得知她不久要去俄罗斯出差,我便托她帮助我父亲收集俄罗斯邮票和“实寄封”,她一口答应领了这个“任务”。
总之,我们配合默契,且愉快友好。几天的接待工作结束后,我和王利亚成了好朋友,也和祝老师成了朋友。虽然我和她们的外语专业不是同一语种,但我很喜欢听她们用俄语唱《山楂树下》这首歌!在她们的推荐下,后来我也加入了外事译协。
大约隔了两周,王利亚从俄罗斯出差回来了,我这边接待俄罗斯代表团的照片也洗出来了,接待活动的光盘也刻出来了,我就邀请王利亚来我家坐坐,把照片和光盘送给她留个纪念,向她表示感谢。王利亚从俄罗斯给我带回了我父亲喜欢的邮品,还给我带了一幅俄罗斯绘画。讲到帮我父亲集邮,王利亚讲了以下在俄罗斯的经历,逗得我哈哈大笑。
原来,这次她被借到俄罗斯出差作翻译,是去执行一项科研保密项目,到了莫斯科就被“关”了起来,俄方不让她外出,整天关在屋子里工作。眼瞧在莫斯科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她还没捞着外出上街的机会,想起我托她办的事,王利亚急了。她对俄方人员说:一定要上街,无论如何也要上趟街买点生活用品,否则她要“罢工”了。俄方只好给她放了半天假,派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她上街。他们到了大街上的邮局,帮我父亲买到邮票和邮资明信片,王利亚给我简单写了封信作为“实寄封”从莫斯科的邮局寄了出来。真棒,真是好朋友!
2021年6月上海外事译协人员合影于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内),二排左5:作者;二排左6:王利亚
其实,王利亚有趣的故事还很多,但我觉得她最有意思、也是她翻译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帮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确认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其中一位“神秘人物”的真实面貌。
现在大家都知道,除了马林之外,另一位出席者名叫尼科尔斯基。如今,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正式展出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和相关简介。但在十几年前,挂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地方还是空白的!
2007年6月29日,祝文穗老师交给王利亚一个任务:委派她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协助接待一位来自俄罗斯、名叫阿列克塞•布亚科夫的远东历史研究员。7月1日,王利亚按约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见到时任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倪兴祥馆长和张小红副馆长,还有来自俄罗斯的阿列克塞先生。她开始为他们的交谈进行翻译。她没想到,这次翻译任务竟成了她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经历。
王利亚与阿列克塞合影,摄于2011年6月阿列克塞再度来沪时
这天,戴着眼镜、魁梧健壮的俄罗斯中年男子阿列克塞,向中方人员出示了他的身份证件,并做了自我介绍:阿列克塞生于1958年,1981年毕业于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系,1986年研究生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国立海洋大学工作,以后又在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同时还担任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联邦安全局长的顾问。2006年,阿列克塞曾来过上海,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发现尼科尔斯基的资料很不全,没有照片。他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总想把空白补上。”于是,他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一张尼科尔斯基的照片,这次带到上海交给一大会址纪念馆。
尼科尔斯的照片
阿列克塞告诉中共一大纪念馆的负责人:照片上的人就是当年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
阿列克塞说,他研究俄罗斯人在中国移民的历史,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远东地区工作人员在中国活动的历史情况。为了查找涅伊曼(尼科尔斯基的真名: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材料和照片,他先去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在那里找到了涅伊曼的党证,但党证上的照片已被人撕掉了。他又到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查找(那里保存着较多的俄罗斯人在远东移民的材料),但什么结果也没找到。接着,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写信,请求协助查找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移民的资料。不久接到回信告诉他:莫斯科没有这类档案,建议他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查查看。
阿列克塞办理了进入鄂木斯克州联合档案馆的特殊通行证,去了鄂木斯克市。在这个档案馆里,他终于找到了涅伊曼的人事档案,有40-50页之多,其中的履历表上有涅伊曼的照片。征得档案馆管理人员的同意后,他用相机翻拍下了涅伊曼的照片(即现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这张照片)。阿列克塞回忆道:涅伊曼的档案材料是独立装订的,分为4个部分:1923年、1928年、1932年、1935年。档案里有涅伊曼自己填写的履历表、自传材料和工作汇报。还有苏联安全局对他的考核评语,以及后来对他的审讯记录和证词等。档案材料中有这样一些内容:涅伊曼1920年加入苏联国家安全局,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在中国东北工作。1920年-1921年到过上海,1933年-1935年又到上海工作,曾化名尼科尔斯基,还从事过一段时间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回国后,因涉嫌托派问题和日本间谍嫌疑被苏联当局杀害,后被恢复名誉。
涅伊曼(尼科尔斯基)的档案资料
听了阿列克塞的一席话,倪兴祥馆长和张小红副馆长很高兴,也很感兴趣。倪馆长说:我们一直在寻找尼科尔斯基的资料和照片,甚至在1999年开建新馆时曾通过正式渠道,向俄罗斯政府提出寻找尼科尔斯基的资料和照片的要求,但都没找到。倪馆长和张副馆长希望阿列克塞能提供尼科尔斯基照片页的档案资料复印件,以及阿列克塞寻找发现这些资料的经过报告和研究论文。阿列克塞答应协助一大会址纪念馆完成后续工作。
倪馆长对阿列克塞说:“今天(7月1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6周年的纪念日。如果能将尼科尔斯基的生平简介和照片补充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展览,将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一件重要的事,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件重要事情。我们应该感谢您!您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和要求?”
阿列克塞回答:“我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看到需要充实的史实材料,总是想方设法把它补充全。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将来纪念馆展出尼科尔斯基这张照片时,只要能在旁边注明提供者的姓名就可以了。”他还向倪馆长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想在一大开会场景的人物蜡像群旁拍照留影,还想与纪念馆的接待人员及翻译一起在一大会址前合影留念。倪馆长欣然同意,满足了阿列克塞的愿望。就这样,王利亚在这个极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当了一天极有意义的翻译,也和倪兴祥、张小红、阿列克塞一起合影,留下了难忘的纪念。
王利亚(左2)、阿列克塞(右2)、倪兴祥(右1)、张小红(左1)2007年7月1日合影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前
这之后,收到阿列克塞从俄罗斯发来的两张数码照片,一张是涅伊曼人事档案的封面,另一张是带有涅伊曼本人照片的履历表首页。这正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需要的印证和佐证的材料。在涅伊曼人事档案封面上,左上角印有“绝密”字样,封面上写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联合政治局、国家联合政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哈巴罗夫斯克、干部处”等字,下面是档案人的姓名,姓:涅伊曼,名:弗拉基米尔,父姓:阿勃拉莫维奇。最下面是档案编号:10459。涅伊曼的履历表首页上贴有他本人的肖像照片,清楚地写着“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履历表”,下面是“国家联合政治局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处干部处第一科编制”,编制日期“1932年12月15日”。不久,又收到阿列克塞发来他的研究文章《弗拉基米尔•涅伊曼:在寻找照片中已知和未知的事情》。
尼科尔斯基的档案资料
王利亚就在以上这些多次的交流沟通中继续履行翻译职责,及时译出阿列克塞提供的文字资料。这项工作使王利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用了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在俄罗斯网站上仔细搜寻关于尼科尔斯基的信息资料,还真的被她搜出了一些关于尼科尔斯基的资料。她把这些资料翻译整理成几个部分:(1)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尼科尔斯基)的简历;(2)苏联劳改营、劳动流放移居点和拘留监禁点总局介绍;(3)苏联内部事务人民委员部外国处介绍;(4)关于“猕猴-幻影行动”。她编写了有关尼科尔斯基被捕原因及被枪毙的情况,提交给张小红副馆长。张副馆长认为:这些资料很有用,对确认阿列克塞提供的照片的可信度起到了推进作用。
随着发掘的资料越来越多,可信度越来越高,尼科尔斯基这个“神秘”人物的情况也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200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记者李泓冰的文章《中共创建史重要发现——一大“第十五人”揭开面纱》,首次公开找到尼科尔斯基照片的消息。至此,这个谜一样的人物终于露出真容:尼科尔斯基(真名:涅伊曼),苏俄情报人员。1921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中国,帮助筹备中共“一大”。在中共“一大”上,他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尼科尔斯基还掌管资金,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及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1938年2月23日,他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作为“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者和日本间谍嫌疑人”被判极刑,在哈巴罗夫斯克枪决时年仅40岁。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裁定,因缺乏罪证,给予平反昭雪。
2021年6月上海外事译协人员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前排左9:王利亚;前排左8:本文作者
王利亚在协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确认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她翻译生涯中难忘的经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王利亚把她这段难忘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发表在一些报刊上。2021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王利亚在她的个人公众号上再次公开了这段回忆。我读后,感到是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好文。
2021年6月,上海外事译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织会员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馆),我和王利亚结伴而行。看到展厅里展出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及简介资料,让人由衷地感慨这些宝贵的党史资料来之不易。聊起王利亚的这段翻译经历和她协助一大纪念馆揭开尼科尔斯基之谜的过程,我对当年倪兴祥馆长、张小红副馆长、好朋友王利亚的敬业精神深感敬佩。得知张小红副馆长已去世,令人遗憾,王利亚很想念她。今天,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征程,我们在这里记录下这些优秀档案人员的功绩。
王利亚还利用到俄罗斯出差的机会,专门去参观了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她还随上海有关机构赴俄罗斯查找中共创建时期的档案,协助上海的党史研究部门做了许多翻译工作。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她又配合“欧美同学会”的纪念活动,翻译编写了一些中共早期留苏人员的纪实文章,对党的那段历史进行回顾,充实了党史文献资料。作为一名俄语翻译,她以自己的敬业精神博得客户和同仁的尊敬和赞扬。
本文作者 2016年5月16日和王利亚(左1)与草婴夫人盛天民(中)合影
多年来,王利亚在翻译岗位上勤勉好学、刻苦钻研,翻译了不少科技著作和纪实作品,被上海科技翻译协会推荐为资深翻译,又加入了上海翻译家协会。双喜临门,我真为她高兴!这样优秀的朋友,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为她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骄傲!
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到这样一个话题:什么是职业翻译的优秀品质?答案是:作为一名翻译人员,在工作中我们是绿叶配红花的角色,但工作往往需要我们起到跨越鸿沟的桥梁作用;在事业上我们甘当无名英雄,当人们因为我们的存在感到成功、快乐、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就。
(注:本文根据王利亚女士口述以及她撰写的《揭开尼科尔斯基之谜》一文,于2021年7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