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 . 上海出品电影“农村三部曲”——“庄稼人的导演”赵焕章三十多年后重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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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电影“农村三部曲”——“庄稼人的导演”赵焕章三十多年后重被提起

作者:马信芳 发表时间:2021-12-02 点击数: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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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焕章


2020年11月28日,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在福建厦门海峡大剧院举行。作为中国电影的最高奖,电影导演赵焕章等三位前辈,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表彰,此时全场欢声雷动。这位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咱们庄稼人的导演”,30多年后重被提起,不能不说是电影界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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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授予上影导演赵焕章


赵焕章,90岁了。当赵导接到金鸡奖组委会特邀他赴厦门出席会议请帖时,赵老家马上引起“去还是不去”的争论。最后长子赵鸿说服大家,作出由他陪同父亲前往厦门的决定。那天,赵鸿推着坐着轮椅车的父亲登台领奖时,出现了年轻电影人向前辈艺术家致敬的隆重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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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3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上荣获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的赵焕章接受采访


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在洋洋百年历程中,书写着中国电影的辉煌,其中农村片也是硕果累累。上世纪80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喜盈门》红遍全国,据统计,观众近七亿人次。而这样一部被称作“又纯又正”的农村影片却诞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后四年里,赵焕章又先后导演了《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三部影片合称为赵焕章的电影“农村三部曲”。“村村都有牛百岁,户户丰收喜盈门”,“水莲”式的媳妇、“牛百岁”式的农村干部、“方二虎”式的退伍兵,成了许多人仰慕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部曲荣获的金鸡、百花等奖项竟达十个之多。这在上影厂,甚至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个亮点。所以赵焕章获奖,可谓实至名归。


巧的是,笔者女儿家与赵导寓所仅一街之隔。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拜访过他。不用说,这次表彰,让这位老导演格外地兴奋,90岁的他精神矍铄,虽听力不好,思路依然清晰。


回忆起当年拍摄农村“三部曲”的情景,犹如在影院一样,在银幕上又重映起来。


赵焕章对“农村三部曲”记忆犹新。(信芳摄).JPG

赵焕章对“农村三部曲”记忆犹新。(信芳摄)


《喜盈门》一场笑声一百八十次


我没有想到,这位以拍摄农村三部曲名闻遐迩的导演却告诉我,他其实对农村和农民,最初他并不太熟悉,而后来竟水乳交融,成为了一家人。他是山东省利津县人,生于1930年,虽出生在县城,可念高中时,已去了济南。


1948年,济南解放。赵焕章在省城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所以他有机会进入山大的戏剧专业学习。1952年,他“调干”来到上影厂。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进入国有化的改造。进电影厂后,他曾演过老导演沈浮执导的《斩断魔爪》等戏。但他慢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他从场记干起,到助理导演、副导演,再升任导演。期间,参加过《羊城暗哨》《小康人家》《向海洋》等影片的拍摄。到拍摄《水手长的故事》《碧玉簪》《黄浦江的故事》等影片时,他已是助理导演。1980年,升任导演,他曾先后拍摄了《战船台》《风浪》《海之恋》《这不是误会》《八仙的传说》等影片。


赵焕章导演的农村三部曲,第一部是《喜盈门》。


《喜盈门》海报.jpg

《喜盈门》海报


“文革”中的赵焕章同其他导演演员一样,也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2年,为拍摄群众文艺会演的小戏,他被召回厂里,任务是导演小型戏曲片。这年,山东省有个吕剧小戏《管得好》,在参加全国汇演中获得好评,赵焕章因之受命将它搬上银幕。这个小戏的作者是在文化馆工作的辛显令,平时写诗歌,也写小戏。因为赵焕章导过他的戏,“文革”后,一心想写故事片的辛显令找到了赵导,问行不行?热情的赵焕章说,行。但鼓励辛显令写作的同时却提醒说,前期那些“小戏”都是为政策服务,这可不行。如果真要写电影,那就要尊重电影的规律,要懂得如何反映生活。特别提醒他,要注意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辛显林出手很快,不久就拿出修水库的本子。但一看,老毛病改也难,本子虽然有人物有情节,但依然在图解政策。剧本被否定了。不过,赵焕章没放弃,接着问他还有什么故事。辛显令说起了另一件事:有家老人为了儿子结婚,让出了自己的住房,住到了原来放置农具的西边房。结果“狠心”媳妇不让公公经过中间的“走道”,公公只能把窗户当通道,每天“爬进爬出”。赵焕章一听,觉得有戏。这“孝顺”关联到传统美德,他琢磨着通过电影可讲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村家庭故事。于是告诉辛显令,继续收集素材,完善这个故事。这就是后来《喜盈门》的最初原型。


《喜盈门》写出来了,可赵焕章感到时机不够成熟。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伤痕电影”“反思电影”盛行期间。农村题材的片子还没得到重视。不久,机会来了。1979年底,《人民日报》上一篇“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文章立马引起各电影厂的重视,大家纷纷抓起了农村片。赵焕章对厂里领导说,山东有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本子很好。厂里马上要他拿来,几个领导一看,都觉得很有基础。


就这样,辛显令被请到上海,住进了永福路上的上影文学部招待所。赵焕章开始帮助这位农村作者修改剧本。


足足改了两个月,熬夜加上抽烟厉害,赵焕章和辛显令两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赵焕章心想,乡下人被请到上海改电影,从村镇到县里,领导都很重视。但是,他只能帮助修改本子,没有投拍电影的决定权。万一千改万改最终不拍,怎么向当地父老交待?情急之中,他想到了王世祯,这位上海电影家协会的秘书长,又是《电影新作》的主编。请他看看,剧本是否可发表?如能发表,到时不拍也算有个交代。没想到,世祯先生看后,不仅决定发表,而且还发了个头条。


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了社会的焦点。《喜盈门》很快通过审查。这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正式开拍。


赵焕章在导演风格上追求真实、自然、顺畅、简洁,严谨,反对“闲笔”。影片中老爷爷雨夜被迫离家出走一场,本来有歌唱家李双江唱的一首插曲,歌声倒也悲愤欲绝催人泪下,可是当老赵听取不少同志的意见后,还是忍痛割爱剪去了这首歌。


影片完成,按当时的传统要“答谢放映”。于是,赵焕章们带着留厂拷贝巡回放映。他作了计算: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大概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过了一百;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赵导高兴地说,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这部影片是在山东平度拍的。赵导记得当时在平度放映影片时的情景。那天下雨,但观众都坚持看完。赵导特意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请农民谈谈感受。他至今还记得有个农村老汉的发言,老汉说,自己在看的时候,特别注意观察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害羞,低着头。哈哈大笑的,往往是比较孝顺老人的;而害羞的,低头的,往往不太孝顺。所以,不孝顺的人看着电影觉得难为情。“这个老农真是不简单。”赵焕章说,“后来评论《喜盈门》的文章很多,但我至今都觉得这位老农的评论是最棒的,他是权威的评论家!”


赵焕章更没有想到的是,他执导的影片还有那么的“国际意义”。1981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石方禹把《喜盈门》带到美国,放映第一场,便博得观众满场喝彩。原来,影片所表现的敬老爱幼、赡养老人的家庭伦理道德主题,恰恰是美国现实生活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石方禹访美归来,逢人就高兴地说:“影片《喜盈门》在美国打响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一部影片!”


《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赵焕章的农村电影第二部曲就是《咱们的牛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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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牛百岁》海报


据当时各地电影发行放映部门的反馈,《喜盈门》一登场就大受欢迎,而且在农村成为复映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赵焕章思索着:咱们的农民太需要电影了。这促使他续写“第二曲”。


这是《喜盈门》热捧之时,一天,赵焕章找到《喜盈门》副导演武文朴说,我还想为家乡拍部新戏,你有空去山东再转一圈看看。武文朴一听来劲了,几天后,他出现在烟台的一个创作会议上。可是,当他看完被推荐的一堆作家的作品时,觉得都不行。就在他失望时,有人告诉他,有篇发表在《泉城》杂志上的小说不错,叫《庄稼人的脚步》,作者袁学强。其实袁学强那天也在创作会现场,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根本没有自我推荐的意识,坐在角落里任凭别人“毛遂自荐”。


赵焕章拿到武文朴带回的小说,一口气读完,便说:“有戏!”顷刻,两人都笑了。同样,袁学强也被请到了上海。


那天,赵焕章将袁学强领进了上影文学部招待所。门卫一见赵焕章到来,就笑着说,赵导来了,今晚不到深夜十二点是关不了门的。


写《喜盈门》的辛显令是在文化馆工作,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就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


要教一个农民学写电影,那得花多少心血!


可赵焕章却认为,别看他们来自农村,他们对电影虽不懂,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他很有信心。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触电”确是刚刚开始。为使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赵焕章语重心长,在修改稿子前,先对两人来了个“约法三章”:


一是你们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不过我们可取长补短,我会尽力帮着你们把本子改好,这请放心。


二是我会不断地贡献点子,但千万不要将我的什么意见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在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


三是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我改的难免凭想当然。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不能非驴非马,所以,最后要你们定夺,不能为了我而伤了原有的风格。


从小说到电影,那是跨门类的再创造,绝非一朝一夕能学会。可上影厂的电影人提携后生而甘当人梯,不厌其烦,诲人不倦。


《咱们的牛百岁》初稿终于完成。资深编辑刘福年接手修改。不幸的是,这位山东潍坊人刚接到任务,同时也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带着剧本赴山东奔丧。敬业的刘福年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交给了赵导。


而这时,赵焕章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同样,赵焕章带着剧本赶到济南,一边奔丧,一边改剧本。


因为一个《咱们的牛百岁》剧本,弄得两位老师都不能一心一意处理老人的后事,袁学强愧疚得直想哭。他无以回报,只能歉意地表示:一定精益求精地将剧本改好,来回报老师。《咱们的牛百岁》,改得的确辛苦,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不用说,就像千人糕。一部成功的电影,编、导、演等,缺一不可,演员的出彩能使影片生辉。


王馥荔,这位出色演员在剧中饰演菊花。有这么一场戏:菊花跟村干部相好,村干部受批评,村里人就说她作风不好,她又气又恨,晕倒在雪地里。当时拍摄时,没有雪,剧组就用化肥当雪。王馥荔要一下子摔到在“雪堆”里,也就是化肥堆里。刺激的化肥味道直呛得人掉眼泪。当时赵焕章特别注意,在她摔的地方多铺精盐。结果,摔得不准确,还是摔到了化肥堆里。因为情节要求她摔“昏”,不能马上起来。王馥荔就那么坚持着,味道再难闻,再呛人,照样演戏。该片中的王馥荔正是以她的精彩表演获得第七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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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馥荔在《咱们的牛百岁》中饰演菊花,而获第七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还有一位,那就是已经离世的陈裕德。这个被电影界誉为“河南怪人”的演员,追求“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艺术境界。在《咱们的牛百岁》中饰演田福一角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将“懒汉”演得惟妙惟肖,在当年“百花奖”评选最佳男配角时提名第二。两年后在影片《咱们的退伍兵》中饰演柳铁旦,终于以他精湛的表演征服了观众,荣获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咱们的退伍兵》只拍了七十多天


赵焕章的农村电影第三部曲是《咱们的退伍兵》。编剧是老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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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退伍兵》海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农村改革带来了显著变化。欣喜地同时,赵焕章想用电影真实地再现他们。《喜盈门》反映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侧重表现家庭伦理道德;《咱们的牛百岁》写了农业承包责任制初期联产到组时的那段生活,表现乡亲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而此刻,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已摆到面前,揭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课题,让这位对农民和对土地无限热爱的老赵辗转不能入眠。


就在这时,赵焕章和他的老搭档摄影彭恩礼来到山西农村体验生活,读到了山西老作家马烽、孙谦两位写的《咱们的退伍兵》电影文学本。剧本讲述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各种阶层农民的现状和向往,以及他们发生的深刻变化。一部分农民已经富裕起来,而另一部分农民还处于贫穷落后之中。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后,面对这样的现实,作出了自己的抉择和回答。可谓一见钟情,赵焕章顷刻就被剧本中的浓厚的农村气息和贴近现实的新生活所吸引。当即决定要将它搬上银幕。不过,这一次他把焦点对准了农村改革的领头人——退伍兵。


与二十多年前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相比,《咱们的退伍兵》中的农村面貌显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部队的复员退伍军人则一脉相承,依然是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


赵焕章要把影片中有胆有识的退伍兵,塑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实践的形象标本。


赵焕章知道,马烽与孙谦是五十年的老战友老同事,曾共同合作了电影剧本《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黄土坡的婆姨们》等。马峰后来还当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但赵焕章也听人说,这两位过去确曾发过话,他们的本子是从不让人修改的。


连夜,赵焕章再次读完剧本。两位老作家,生活底子厚、农村情况熟、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新变化,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及时提显出来,这在当时有先导作用。应该说,老作家的剧本十分精彩。但说实话,从文学本子到真正拍摄,有些地方还是要作改动。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赵焕章对于电影拍摄从来是一丝不苟。既得尊重老同志,又得对电影负责,剧本需改动的还得改。这无疑给他出了个难题!


面对两难,怎么办?赵焕章想了想,决定采用以“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两位老作家请到上海。想不到,两老非但没有生气,结果还给剧本贡献了不少金点子。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感动得赵焕章当即向两老表示:快马加鞭,夜以继日,修改定稿,尽快拍摄。


决定拍摄的日子终于到来。影片的全部外景在山西沁源县拍摄。


山西的天气冷得较早, 十月中旬树木已是叶落枝枯,而影片规定的主要场景是夏天。面对已无绿色踪影的树林,剧组买来绿色的广告颜料进行喷洒。可颜料喷绿了树叶,也绿了树枝, 远景看不出,近景就露馅了。为此,赵焕章发动大家到深山沟里寻找绿树叶,再派人回上海运来绿树叶,然后用大头针一片一片地把它“别”上树枝。就这样, 凭着众人一双双灵巧的手, 成功地人造出一幅“绿色夏景”。


十月,在上海还是秋高气爽,可在山西沁源已是寒风嗖嗖。按剧中的季节,角色要求演员只穿单衣,穿汗背心。演员不仅冻得发抖,说话时还不时呵出热气。于是,只能启动冰箱制冰。演员含冰降低口腔温度,以减少说话时呵出的白气。个别肠胃不好的演员,忍着胃疼,坚持拍摄。赵焕章导演在一旁连连向演员打招呼:辛苦,辛苦!


剧中演哑女的是空政文工团的温玉娟,在《喜盈门》中饰演水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焕章为让她演好哑女,要求她与哑巴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哑语。在赵导的启发下,温玉娟坚持用哑语同其他同志交谈。她还用棉球把耳朵塞起来,因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促使自己的表情、眼神更符合角色的要求。就这样,她以无声的语言塑造的那个纯朴、真诚的农村姑娘形象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编导演美等多方面的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只花了七十多天,就杀青了影片。如此高速度的电影拍摄,这在赵焕章导演生涯中着实令人难忘。


拍摄完毕后的影片,被送到了总政和总参听取意见。“影片通过对退伍兵方二虎的精心描写,向观众展示了农村改革中的各种侧面,是一部难得的反映农村改革的好影片,影片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成果,歌颂了集体主义精神,对部队改革是有力的支持。”对于总政总参领导的高分评价,赵焕章高兴地回复:“影片得到领导和观众的鼓励。要说影片成功的话,首先应归功于遍布全国的退伍战士,他们为农村改革所做的贡献正是我们创作的源泉。”


此后影片开始在全国放映。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上,出现了类似的评语:上影赵焕章导演真有本事,五年里三部戏,每部都踏准时代的脚步,催人奋进,一部比一部好。


然而赵焕章是清醒的。当各路记者寻踪破门,进行各类采访时,为电影宣传,他不得不应时接待。那天,有老同学去寓所看望赵焕章。赵导正送罢某大报记者回来。室内烟雾腾腾,老赵迅速打开窗门,夜色朦胧,冬日夹着严寒的清风吹了进来。他对老同学说:“你不知道,从北京到上海,这些天,我听到的赞扬和鼓励太多了,过了。我自己需要降温、清醒,对吗?”老同学看着他,因为此时赵焕章是郑重其事地讲这些话的。此刻,他那股子憨厚、谦诚、略带几分幽默的神态,使老同学不得不以钦佩而又有些“同情”的目光点头称是。


毋庸赘言,赵焕章的“三部曲”,为他的电影艺术生涯带来了辉煌。《喜盈门》摘走了文化部颁发的农村体裁优秀创作奖、优秀故事片奖,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二届金鸡奖荣誉奖等四个奖项。《咱们的牛百岁》荣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第七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咱们的退伍兵》更是将第六届金鸡奖特别奖,第九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配角奖,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和解放军文艺奖一一收于囊中。1988年,他又荣膺“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的称号。


赵焕章的镜头伸到了最平凡的农村、田间地头,善于在平凡中发现不凡,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为中国农村电影留下里程碑式的作品。他的作品让观众在笑声中获得最深沉的感动,于家长里短中体味人生。为何在短短的五六年中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赵焕章总结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让我尝足了甜头,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电影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赢得观众的欢迎。他深情地说:“我最喜欢和那些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为此,他甘当不挂名的剧本编辑,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作者修改剧本。“十年磨一戏”,戏演了还可以不断修改。影视是遗憾的艺术,拍好了“磨”也难。为此,每个剧本的“通关”斟之又酌:《喜盈门》五易其稿,《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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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这八字是赵焕章的肺腑之言


这一切都源自对中国电影满怀创作激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赵焕章至今还认为,艺术可以走向市场,但创作切忌浮躁。


现在的影视圈,乱七八糟的绯闻不少,激动人心的新闻却不多。重温当年“三部曲”的诞生故事,怀着对老艺术家的崇敬之心,当我们把色彩斑斓的生活化为可以传之久远的历史画卷时,你不动心吗?


此刻,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赵焕章导演的感言又在我耳边响起:“中国电影要想拍出最朴实的平凡之美,需要更‘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这八个字是他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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