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剑斩断空中电波幽灵——破获上海解放初国民党潜伏电台记

武振平三赴杭州，独闯虎穴策反厉培明起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公安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肃清隐蔽潜伏下来的敌特电台和特务分子。上海历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统庞大，机构林立。

解放前，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有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上海站(对外称市政府调查处)、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调查统计局(简称内调局)上海办事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隶属国防部二厅)3个全国性特务系统。还有毛森、陆京士、蒋经国领导的3个地方性特务组织。

_{国民党”中统“设在亚尔培路2号的特务机关}

此外，尚有形形色色的各种特务外围组织近百个，另外还有美英帝国主义埋伏下的间谍电台。上海解放初期，这些潜伏的敌特电台几乎每天向台湾、舟山等敌特机关密报我军事、政治情况。为此，陈毅市长明确提出：“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任务，并指定由潘汉年副市长具体领导公安肃特工作。1949年6月6日，上海市军管会首先发布了《解散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等反动组织》、《解散伪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调查局、伪国民党政府保密局、伪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特务组织》、《收缴非法武器、电台的办法》三项布告。

_{1949年6月6日，上海市军管会发布《解散中国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布告》}

对新生的上海公安机关来说，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击敌特的潜伏电台，确保红色政权坚不可摧。然而，上海市公安局虽然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前，通过中共上海地下“警委”已经掌握了上海各特务系统的人员资料，但随着上海解放，敌特机关也相应地采取了应变策略，原本掌握的情报资料相当部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务之急是亟需查清敌特机关的人员去向和的潜伏组织等情况。但是敌特机关潜伏在暗处，我们站在明处，从哪里下手呢？

此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中共华中工委所属江南工委系统的地下党员武振平，向上海市公安局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有一个叫厉培明又名黎明的江苏仪征人，抗战前夕参加国民党军统局组织，现任保密局第四处(主管电讯)华中股股长，杭州支台台长，属于保密局的得力骨干。他是厉培明妻子汪瑢的至亲表弟，具有接近厉培明的有利条件，主动请缨对厉培明实施策反。中共地下党复旦支部书记曾朝弟当即指示武振平以探亲的名义前往杭州，利用亲戚身份先试探一下厉培明的态度。

国防部保密局杭州支台，对外称国防部通讯第十五支台，建立于1948年12月27日。它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为应变潜伏需要，以保密局“上海站”为中心，在台湾总台尚未建成，新布建的潜伏电台又不能与南京总台发生联系的情况下而建立的过渡电讯中枢，受保密局第四处（电讯处）直接领导。这些潜伏特务都是从保密局系统物色选拔的骨干。经过严格培训后，分别装备小型电台，发给活动经费，并要求他们独立秘密经营。为了绝对保守机密，保密局先在杭州临时建立支台，电台设在紧邻杭州河坊街的大螺蛳山上的龙华庵内。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龙华庵响起了一阵“笃笃笃”敲门声。守门的开门一看，见外面站在一位20岁出头的青年学生，中等个头，白晰的脸上架着一幅眼镜。来人自我介绍：“我叫武振平，是厉台长的表弟，劳你通报一下。”

见到表弟武振平突然造访，厉培明甚是欣喜，几番寒暄后，便邀武振平去西湖边上走走。“三月西湖景色娇，一株杨柳夹株桃”。面对美丽的湖光山色，武振平却无心欣赏。他们沿着西湖边走边聊。经过深入交谈，得知厉培明早已对国民党统治心存不满，并向武振平吐露了愿意弃暗投明，投奔共产党的心愿。武振平回到上海之后，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杭州之行的情况。经过研究，同意了厉培明率部起义要求。以后，武振平三下杭州，深入虎穴，多次往返于沪杭之间，帮助厉培明做好秘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保密局局本部从南京撤至上海，设办事处于南阳路154号。保密局认为“上海站”组织庞大，多数人员身份已暴露，不宜继续潜伏，保密局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电讯处处长杨震裔即下令由布置组统一布置潜伏情报组，以小组为单位，直属保密局指挥。其中仅上海一地就布置代号为“沪特小组”的1至9个情报组和一个国际情报组。每组配有电台、武器和台长、报务员等，规定各组之间互不联系，直接与台湾通报。上海解放后，这些潜伏情报组与电台，一度隐藏不动，窥测形势，不久就启用秘密电台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对上海新生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根据厉培明提供的敌特机关在上海布建的9个潜伏电台的绝密资料，上海公安机关立即组成9个侦破组，分别由社会处科长王济普、王宁、王大超、王以伟、宣铎等担任各个破案组的组长，决定趁敌特立足未稳，予以一网打尽。各组接受任务后，迅速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侦查。潜伏特四组的陆振民以中药铺为掩护、宣铎派母亲刘老太化装前去买药，加以摸底侦查。

经过周密侦查，很快就探明了保密局布置潜伏在上海的9个情报组和留在上海的一个无锡潜伏电台、一个苏州潜伏电台的情况和下落。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临时行动总指挥部，于6月14日晚统一行动，一举破获了潜伏组电台中的8个(漏网的“潜伏特一组台”于次年1月破获)，捕获各组组长、电台台长及组员23名，缴获收发报机9部，密码6套。

此战告捷，厉培明无疑是立了大功。1950年5月，经过中共市委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将厉培明从杭州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担任社会处技术研究组组长，专门从事侦查、打击国民党潜伏电潜台等工作。紧接着，由于厉培明提供的精准情报，使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市的26处敌特电台，先后被上海市和兄弟省公安机关破获，摧毁了敌特机关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与秘密电台，掐断了敌特机关潜伏电台与台湾之间的空中通讯，取得了隐秘战线上的重大战役胜利。

_{国民党特务将书籍挖空藏匿活动工具的“空心书”}

追踪 “吴思源”，接连破获潜伏在上海敌特电台

由于解放前敌特机关布置的潜伏电台已基本被歼，个别残余的潜伏电台已不敢贸然活动，于是敌方通过各种途径派遣特务潜入上海架设电台，以搜集情报，配合敌机的对上海实施轰炸行动。担负隐蔽斗争任务的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对全部敌特电台案件线索，逐个进行筛查，分别采取打击措施。

1949年10月，正当市公安局社会处侦查科进行紧张排查时，一份来自中央军委、公安部的通报送到了扬帆副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只有30个字：“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吴思源于8月24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口与台湾总台通报。”

根据通报，侦查员经过两个月的侦查，查遍了上海户籍资料，还查遍了与“吴思源”3个字谐音的户籍资料，终因“吴思源”是化名，一直没有发现具体对象，侦查工作一时遇阻。

1950年1月上旬，市公安局又接到公安部通报：“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以汪洋名义，由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即淮海中路)施家瑞收”。这份通报使得遇阻的侦查工作，顿时柳暗花明。1月10日，侦查员逐家调查了经营这类汇款业务的公司，发现汇给吴思源的经费，是经由北京东路41号“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的。在这个公司香港汇款人名单中，查到了1949年11月5日汇人林森中路567弄14号施家瑞775万元的记录。

经查，施家瑞，男，1921年生，湖南平江人，家有父、母、妻、子和妹等7人，其父施肖莲，在光复西路56号开设“振记瓷器店”，历史上未发现施氏父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也未发现在港澳台有什么关系，但特务机关汇给吴思源的特务经费，确已由施家瑞于1949年11月10日领去。又查“振记瓷器店”，户籍册上记载：店主施肖莲，店中有账房许重庆、职员施家瑞、张光隆、跑街罗炳乾(家住福佑路362号)、学徒赵骥良。这些人中，谁是“吴思源”呢？

_{国民党特务罗炳乾潜伏处福佑路362号}

1950年1月11日晚，扬帆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王征明召集有关科、组长及全体办案人员，听取汇报。扬帆指出，发现特务经费收款人，使案件取得重大进展，但吴思源是施家瑞的化名?还是另有其人?电台藏在什么地方?还有待进一步侦查。由于敌机空袭加剧，市委、公安部要求对潜敌台迅速查明破案，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最后，他特别叮嘱：一、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地点，进行严密监控。二、严防打草惊蛇，惊动敌特。三、查明“吴思源”其人，要稳、准、狠地打击敌特。

1月的上海，天寒地冻、朔风刺骨。

“振记瓷器店”开设在造币厂桥(现江宁路桥)堍下100公尺处的棚区，背靠苏州河，面向小马路，路对面是造币厂的高围墙，地形及周围环境对侦查员隐蔽监控非常不利。但侦查员们在侦查科长钱明带领下，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化装成摊贩、三轮车夫，冒着严寒，进行艰苦的监视跟踪。

经过6天的侦查，发现这个小小瓷器店，一天只做几笔生意，营业十分清淡，但却雇了四五个职工，按这样的营业额，连日常开支也难维持，况且，瓷器店是施家瑞从银行领取特务经费20天后，在1949年2月1日开张的，是否是用特务经费开设的掩护据点?非常可疑。该店户籍登记的6人中，施肖莲、施家瑞等5人都在店中出现，唯独一个跑街罗炳乾从未露面，不见踪影。经查，罗是施家瑞妹夫，与其妹施丽华新婚后，住南市福佑路362号。侦查员在跟踪施家瑞时，两次到福佑路附近失去目标，很可能施是去了罗炳乾住地。这个名为“跑街”的人，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会不会就是几个月来没有找到下落的“吴思源”?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干什么的？一连串的疑窦困扰着钱明和侦查员，扬帆副局长也为此案彻夜难眠。

时近年末，正当侦查员们为敌机频繁空袭，刺耳的警报声，不时划破上海城市的宁静，而“吴思源”案不能迅速侦破焦虑不安时，社会处又截获台湾保密局总台发给“吴思源”的一份密电，命令吴报告敌机轰炸效果，并告知发给活动经费黄金20两。

这份密电再次证实“吴思源”是一个潜伏在上海，向敌机提供轰炸目标，报告轰炸结果的黑手。扬帆对钱明说：“形势如此严峻，侦查科责任重大啊！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

这时，钱明提出：“我们应该采取技术手段，对可疑地点进行电台测向侦查。”王征明当即表示赞同：“侦查工作要内外结合，堡垒往往就是从内部攻破的。”决定让负责电台测向侦查业务的厉培明配合吴思源案开展侦查工作。

前文说过，厉培明是向我党投诚起义的原保密局杭州支台台长，对军统电讯人员情况比较熟悉，当他听到钱明介绍“吴思源”一案案情，提到“振记瓷器店”有个跑街罗炳乾时，不觉一怔：难道吴思源就是罗炳乾?随即向侦查员说：“军统有个报务员也叫罗炳乾，原名罗德阳，又名罗汉，30多岁，湖南华容人，1937年考入军统技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军统重庆总台和郑州站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罗报务技术娴熟，是个干练的特务，解放后去向不明。”

_{国民党特务罗炳乾}

军统特务罗炳乾与“振记瓷器店”跑街罗炳乾是否是同一个人?据户籍记载：跑街罗炳乾是南京人，但其妻却是湖南人。很可能罗的籍贯是假的。于是决定对罗进行电台测向侦查。经实地查看，认定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地处近郊，白天车来人往，尚属热闹，晚上就很清静，是架设电台的理想地点。因此，首先以瓷器店为目标日夜测向、监听。

_{开设在光复西路上的“振记瓷器店”}

可是，连续几天，未发现可疑电波，一无所获，而且，也不见罗炳乾在店中露面。于是，立即调整部署，以罗住地福佑路362号为重点，在附近50米处架台侦测，监听至第三天晚上，8时，测向机突然接到清晰的发报讯号，指针的方向与罗住地相符，可以肯定电台就在50米至80米范围内，但还不能确定电台的具体地点。于是侦查员迅速用手提简易测向机顺着指针方向搜索，最后证实发报讯号来自福佑路362号，罗炳乾居住的这间砖木结构的简陋房屋内。此刻，罗炳乾正在与台湾保密局总台收发密电。至此，紧张艰苦的侦查工作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罗炳乾的迷解开了，吴思源即为罗的化名。

1月25日晚，扬帆副局长召集社会处领导和侦查员参加紧急会议，他指出，已经查明“吴思源”即军统特务罗炳乾，潜伏电台的地址也已控制，尽管尚未查清全案和全部活动，按正常办案，破案尚不成熟，但鉴于敌机空袭破坏如此嚣张，公安工作必须服从整个斗争形势需要，不能再在外部与敌人周旋，必须坚决打掉敌人潜伏电台，破案后应注意“追讯追捕”，以弥补侦查工作的不足。会后侦查员迅速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1月26日，侦查科集中力量对福佑路罗炳乾住地和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24小时日夜监视，均未发现罗炳乾出入。27日上午7时，钱明率领侦查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罗炳乾的住所，将正躲在阁楼上戴着耳机发报的罗炳乾当场抓获，缴获收发报机1部、密码1套、发报报底和收报记录19份等罪证。

_{国民党特务罗炳乾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

经审讯，罗炳乾供认：1938年在军统特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后，长期在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1949年7月，由广州去台湾，被保密局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负责报务、译电、情报，领得CMS收发报机1部及波长、呼号、密码及银元5000枚。化名“吴思源”，自己独立行动，不得与保密局在上海的任何人发生关系。是年8月19日从台北至定海，再乘渔船于8月25日抵达上海，先住其岳父施肖莲家，后在福佑路租了住房，9月12日与施丽华结婚。9月23日架台，9月24日与台湾试通成功，并谎报经费用尽，要求再发掩护费黄金30两，并酌发生活费。11月5日收到由港汇来经费775万元，交其内兄施家瑞开设掩护商店“振记瓷器店。”

罗炳乾还供称：他先后向台湾保密局密报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20余件，大都是上海重要工厂复工生产情况，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并密报轰炸后果。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罗炳乾死刑，立即执行。2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密报匪机轰炸目标，匪特罗炳乾昨枪决》的详细报道。

_{国民党特务罗炳乾拍发的情报电稿}

接连斩断敌特机关潜伏电台空中幽灵的魔爪后，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公安机关的斗志，参战的侦查员坚信只要依靠党的领导和党组织联系的广泛群众力量，同时发挥党的政策威力，争取分化敌人为我所用的这条路子，是大有作为的。紧接着，上海公安机关又不断扩大线索，跟踪追击，于7月2日破获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情报督导站”站长焦建和潜伏电台案。

焦建和、又名焦平，浙江黄岩人，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毕业，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校参谋，后调任二厅工作。1949年2月奉命携电台和报务员陈钟来上海建立潜伏组(番号“421”组)。1949年5月国防部二厅第七处副处长胡自立被密派到上海，布置潜伏组织、将国防部二厅驻上海的秘密机构“上海组”组长焦建和临时提升为上海站站长，并发给经费和电台等通讯器材，要求焦负责上海地区的潜伏工作，兼管苏南各地区的联络任务。之后，胡即只身逃离上海。

_{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情报督导站站长”焦建和的登记表}

上海解放后，焦建积极寻觅台址，并准备去南京、蚌埠两地指挥开展活动。1949年6月，当南京的“415”潜伏组被南京市公安局侦破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即在7月2日将焦建和的上海潜伏站及在沪的直属组台一网打尽。依法逮捕“站长”焦建和及潜伏上海特务7人，缴获电台8部，及一大批密码、证件和特务活动器材。与此同时，还接连破获毛人凤解放前夕亲自增建的保密局潜沪国际情报组，捕获组长顾宜华等3人，以及内政部警察总署上海台许显堂等一批潜伏电台案，及时打掉了敌特机关的耳目，有效地遏制了敌特的空中情报联络。据统计，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8月中旬，连续破获国民党各系特务机关布置的潜伏电台案31起，缴获电台35部，捕获潜伏特务117人。此外，还破获潜逃来上海的国民党保密局布置在苏州、无锡、安徽等地6个潜伏电台。

潘汉年机智使用“逆用台”和白俄人魏克特间谍案

_{无国籍白俄人间谍魏克特}

在接连破获潜伏特务电台案件中，主管肃特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彰显出了一名具有丰富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老资格情报人员的风采。作为长期战斗在敌特白色恐怖之中，周旋于各类魔鬼之间的我党情报工作领导人，潘汉年在领导挥剑斩断敌特空中电波幽灵时，经常提醒侦查员，要“学习打击敌人的方法，作留根的考虑”，因此，潘汉年决定“逆用”特务和电台（简称“逆用台”）继续保持和台湾联系的工作手段，并报请中共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转呈中共中央情报部批准后，成为一个致胜“法宝”。

但“逆用台”这是一场需要高度智谋的斗争，也是极严肃而具有政治风险的，当时潘汉年共“逆用”了两部国民党保密局的电台，采取的计谋是“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特，扰乱他们的部署。”

刚开始这两部“逆用台”均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将其中一台交给扬帆指挥，让公安局“逆用”。市公安局对“逆用台”的使用非常谨慎，规定了一套请示报告等制度，并采取了严密监控等措施。果然，这两部“逆用台”对于公安机关掌握敌情，进行防范措施，有效地和敌特作斗争，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中逆用“保密局江南特别站”站长兼“江南人民反共自卫军”司令金家让就是十分成功的一个案例。

金家让原是太湖上的土匪头子，“抗战”时期成为“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后来因内部矛盾，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因而对“军统”不满。解放前，他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江南特别站站长暨江南人民反共自卫军少将司令。到台湾后国民党保密局又“委以重任”，派他潜回大陆搞特务活动。他因在狱中结识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党员张锡昌和陈默，受他们的影响而对我们产生好感。在释放时，陈默告诉他以后可去找潘汉年，他牢记了这句话。当他潜回前，在舟山就先派他的副官来上海找潘汉年，表示愿意向我人民政府投诚。

遵照潘汉年的指示，扬帆和王征明、李涤非、钱明等市公安局领导去看望金家让时，他很感动，立刻提供了他掌握的大量敌特电台的情报，缴出电台一部。根据金家让提供的情报，市公安局接连破获了潜伏特务组织（包括武装特务）案30余起，缴获电台八部，密码58套，枪172支，子弹3万多发。

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电台收集情报，伺机“反攻”，妄图颠覆共产党新生政权的同时，帝国主义一面加紧对我封锁，一面利用教会、使领馆、外商机构等为掩护，进行特务间谋活动。

1949年6月的一天，上海人民还沉浸在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在无国籍白俄人魏克特家做佣人的杨秋露，找到中共地下党员胡宏达，说是经常看到她的外籍东家在其位于陕西北路141号的家里收发电报，很有可能家中藏有秘密电台。杨秋露的举报，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上海刚解放，公安机关直接同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打交道的经验与知识均不足。针对这起涉外的案件，市公安局选调精兵强，委派了具有一定对外工作经验的桂苍凌组成侦破组进行侦査。

侦查员按照“公开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缜密的侦查后，发现魏克特每天上下午都匆匆外出，每逢星期一、三、五晚上还有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男子来其家，和魏克特躲进室内，紧闭门锁，行动十分诡秘，房间里经常传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侦查工作证实魏克特家可能设有秘密电台，于是决定围绕魏克特及其神秘的电台进行深入调查和严密监控。侦查员查阅了大量国民党警察局档案及外侨管理部门登记资料，仅发现零星的记载：魏克特·白吐丁(Victor Batuhin)31岁，无国籍白俄，曾做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善后救济总署运输部司机等，1948年失业。其妻爱拉·白吐丁(Alia Batuhtin)无国籍白俄，无业。

经对魏住所日夜监视和调查发现，魏夫妇均能操流利汉语，有两个小孩；虽无职业，但生活却相当宽裕；魏每天频繁外出，接触关系复杂；魏住房窗外安有一根天线，其长度、形状与电台天线的架设特征相似。又经秘密设点测向侦听，果然在每周一晚的7时至9时、周三的8时至10时、周五的9时30分至11时，捕捉到了从魏家方位发出的电台信号，这个电台波长、呼号经常变换，电码为五字一组，其编组方法与国民党军、政、特务系统使用的密码迥然不同，很可能是外国的密码，内容尚无法破译。至此已可以肯定在魏克特家中设有秘密电台，这个电台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以秘密方式活动，而且至今仍在通报，有专职的报务人员，行动诡秘，显然负有特殊使命。

_{无国籍白俄人间谍魏克特与家人及家中内景}

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终于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得到了陈毅、潘汉年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赞许。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经公安部批准，于1949年10月25日晚上，将魏克特夫妇和葡萄牙人、报务员巴比蒂斯太及中国籍报务员、情报员、交通员等予以逮捕，缴获收报机5部、发报机4部、密码11册、手枪及情报底稿等。又在苏联驻沪的商务代表团和领事馆中追捕了一批苏籍和中籍情报员。

_{无国籍白俄人间谍魏克特从事情报活动时使用的摩托车和手枪、子弹}

经查，1948年，美战略情报局(OSS)间谋李林道拉拢魏克特参加间谍组织，并施以情报业务训练。10月，李林道将自己领导的杰列柯夫、骆清交魏掌握使用。1949年1月，当解放军向南进军时，李林道奉命指示魏克特建立秘密电台，加紧潜伏活动，并介绍葡萄牙人巴比蒂斯太等充任报务员，给予4500美元活动经费，以及一批通讯设备。

同年3月，魏克特受命将两部电台分别秘密架设在静安别墅130号及西摩路(现陕西北路)其家中，开始发报。李林道则迫于形势在电台布置就绪后，离开中国。上海解放后，魏克特以经商为掩护，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站(对外掩护名称美国第44海外观测队)的谍报官员史密斯和雷德蒙的领导，该局主要是负责搜集中国和苏联、朝鲜、蒙古等国政治、经济及苏联驻沪领事馆、商务代表团等情报。在我国北平、天津、沈阳、长春等城市设有分站。

1950年8月魏克特及魏妻等4名外籍犯押往北京后移交苏联处理。这是上海解放后最早破获的国际间谍案。由此打开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上海潜伏部署的一个缺口，揭开了同帝国主义间谍斗争的序幕。

隐蔽战线，风起云涌。在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挥舞利剑，斩断了一道又一道国民党敌特机关潜伏电台发射的电波幽灵，确保了新生政权的牢不可破。

_{【照片由上海公安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