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三巨头：商业风云上海滩

【导言】

2019年12月1日，国务院批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区域面积 35.8万平方公里。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又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重要平台和引擎；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国内曾有“十大商帮”之谓，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商业经济版图中脱颖而出，聚集于上海这个全国经济大平台各展身手，形成了彼时长三角的“宁波帮”、“湖州帮”、“洞庭帮”、“徽州帮”等极具地域特色的商帮团体。“宁波帮”以强大的营商能力和经济实力位居翘楚。

中国民族产业的发端和兴起，就是一部商帮发展史。长三角经济早就被历史赋予了重任，也紧系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共同构成长三角故事不可或缺的重头戏。本文写“宁波帮”。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所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外国的商人、企业家群体。鸦片战争后，嗅觉敏锐的各地商人潮流般涌入向外国资本开放的口岸城市，距离上海仅二百多公里的宁波人捷足先登，以他们不惧艰险、创新实干的秉性和视野，成为上海各商帮的巨擘。

上海是“宁波帮”商业活动和功成名就的大平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宁波籍买办因为质高价廉的“性价比”力压盘踞外国洋行近半个世纪的广东买办集团，而成主力。定海人穆炳元是宁波帮在上海的第一个买办。买办是“宁波帮”成功的一条捷径。从这个“点位”跋涉，宁波籍买办获得了“第一桶金”，但“见好就收”不是他们的性格，他们擅长的是“蛋生蛋”、“钱生钱”，他们广泛投资于金融、航运、工业、公共事业等新兴领域，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逐渐雄厚，创造了机器轧花厂、榨油厂、火柴厂、机器制造厂等百余个中国第一，“大王”级巨商、企业家批量诞生。在成就了上海亚洲经济中心的同时，“宁波帮”也确立了不容撼动的霸主地位，延续了中国工商业的百年辉煌，至今还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国际上拥享盛名。

这个商帮曾使三位历史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瞩目。

1916年，孙中山说：“宁波人对于工商业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年5月，解放军即将对江南地区发起进攻时，毛泽东在北京致电前线指挥员谭震林：“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1981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宁波帮人士包兆龙、包玉刚一行时，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宁波有两个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讲到“宁波帮”，绕不过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这三个划时代的核心人物。似乎约好了似的，三巨头的成功路线图几乎划出一道同样的标志性印迹：经营上胆略过人，敢于冒险，获得巨额财富；投资重大产业，财富叠加增速，以乡情抱团取暖；热心社会公务，赢得广泛声誉。

叶澄衷长朱葆三八岁，长虞洽卿二十七岁，朱葆三长虞洽卿十九岁，三个宁波人，迎着时代浪潮，撑起了跨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上海商业帝国，也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上篇

叶澄衷：小舢板摇出来一个五金大王

_叶澄衷

过了外白渡桥不久，就到了稍显冷清的百老汇路（今大名路）。

春风吹绿枝条的时节，这条路上悄然出现一家小门面，牌匾上写着“顺记五金商店”几个字，规规矩矩，低眉顺眼。店铺里小的有螺丝、铆钉、钢丝，大的有船缆、铁锚、罗盘等等。那天有个老外走进店内，巡视一般在十几平方的小屋内转了一圈，然后嘴巴和双手并用，和小伙计说话。老外的中文在小伙计听起来仍然像外语，就用“洋泾浜”疙疙瘩瘩应付，这是彼时上海常见的“西洋景”之一。老外突然说，我要把你们店里的东西全都买下来。他伸长手画了一个大圈。小伙计有点仓促，回头叫，“叶老板，叶老板……”店堂里间走出一个小个子青年，浑身透着精干。他用宁波话问小伙计，“阿四，嗖事体啦？”阿四指着老外，“这位外国先生要拿阿拉店里东西哬众（宁波方言‘全部’）买去。”话音未落，小个子青年隔着柜台一把握住老外的手，用宁波腔英语说，“杰佛里先生，怎么是你呀。”杰佛里也隔着柜台拥抱青年。阿四在一旁看傻了，原来外国人跟叶老板是朋友啊。青年说，“杰佛里先生要买我这么多东西啊？”杰佛里说，“哪里，我不这么说，你的伙计怎么会叫你出来呢。”

青年叫叶澄衷，来自浙江镇海。杰佛里是英国人，洋行经理。因为他的一句话，让叶澄衷开出了这家五金店。

这一年是1862年。叶澄衷22岁。

叶澄衷不会想到，他的这家“顺记”，是中国第一家经营进口五金的店铺。

14岁，叶澄衷从学了三年生意的杂货铺出来，用他的“第一桶金”—-两块银洋钿买下一条小舢板，独立门户了，就在靠近黄浦江的虹口码头摇舢板，摆渡。

_{黄浦江上小舢板}

他的舢板总是带一点本地货在船上，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商机。黄浦江上停着外轮，水手不下船，对他这些小玩意超有兴趣，他的诚实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小舢板一来一去给叶澄衷带来些许“外快”，不过扣掉给翻译的“中介费”，利润也所剩无几了。叶澄衷想把这费用免掉，求人不如求己，自力更生学英语。你没搞错，一个摇着舢板、没上过正规学堂的未成年外地民工，捧着一本用宁波方言注音的《英语注解》念念有词。这画风，绝对励志经典。口语老师就是外国水手，翻译费和学费“哬众”省掉了。精打细算、克勤克俭。一个少年的商业头脑就是这样开发出来的。

这样的人，老天眷顾是迟早的事。当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的素质。

那天叶澄衷接到一个老外，有急事去黄浦江对岸。船刚靠岸就火急火燎地拔腿了。叶澄衷把船靠稳，发现船里躺着一个皮包。打开一看，哇，里面厚厚一叠美刀，还有英镑、支票。叶澄衷嘴里的津液一波接一波涌出来，还不十分清晰的喉结似乎应付不了这种痉挛似的上蹿下跳，循环往复了好几次才平息下来。摇舢板的报酬很低廉，赚的是苦力钱，但他瞬间做了一个决定，物归原主。于是他大喊，可人家早就无影无踪了。干等着。就等他回来。黄浦江面上泛起碎银一般的水波时，老外终于再次出现了。叶澄衷对着他大声招呼。老外接过皮包，大为感动，抽出几张要给叶澄衷。叶澄衷连连重复着“NO”。老外指着黄浦江上泊着的外轮，对叶澄衷说了一句话，叶先生，我叫杰佛里，洋行经理。你如果和他们做五金交易，前途无量。叶澄衷听了心里一颤，我这个小屁孩也配叫先生吗，先生都是大人物，我是摇舢板的，骨头覅轻。这五金是啥东西？一连串的问题随着他跟杰佛里的交往引刃而解。

曾有人纠结过这个颇有“原始股”情怀的版本，我以为大可不必。一个故事可以有各种开头，渐入佳境就是好故事，何况叶澄衷在未来的日子里把这个故事讲得越来越好。

叶澄衷就跟五金打上交道了。水手的紧俏货是食物和淡水，叶澄衷就摇着舢板用这两样东西跟水手交换五金。物物交换，两厢双赢。接着通过杰佛里低价买进些五金件，就在码头边摆起了小摊。他当然也不知道，从这个小摊开始，这条才600多米的马路后来成为名闻上海滩的五金街。

你知道此地现在是哪个板块？“浦西第一高楼”上海白玉兰广场，也是国际航运中心的所在地。叶澄衷的眼光真是“独”啊。

造船业带动维修业，维修业衍生出另一种新业态----五金业。

中国古代所称“金，谓五色之金”。进入工业时代，五金的重要性不可估量。缺了五金，现代制造业就是扯淡。

早在1860年代，上海工业生态链就开启了它连接世界制造业的一个“端口”。

五金的特点在于“杂”，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机械配件、操作工具、机器制造、建材……哪样都少不了它，这是一个貌似低端、实质高精的行业。叶澄衷的客户多是外商船厂，比如名声显赫的英商耶松船厂。江南制造局诞生后，顺记五金也成固定供应商。1890年，叶澄衷在百老汇路武昌路又开出义昌成五金号，这是一个专营军需物品的五金号，据说清政府海军部官员参有暗股。时值中国近代陆海军兴建，这种“垄断式”的军需供应链产生的利润不言而喻。而且五金标价浮动很大，如遇供需矛盾，市场价格震荡更大，利润之高超乎想象。当时商界中有“五金魁首”的说法。叶澄衷的“顺记”从白手起家后的三十年间，资产达到一百万两以上。后来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的，绝大多数是宁波人。

地产是不得不说的。尤其是上海的地产。

不是刻意为之，是抓得住时机。

有家钱庄以四万银两押进苏州河北虹口一带几百亩地产，到了押期却无力赎回了。钱庄经理团团转，转了好几个弯，经人指点去找叶老板。叶澄衷见了来人，问明情况，说让他看一看。他有足够的资产，但他不喜欢拍胸脯。他一贯的风格，摸清行情再下手。就像现在买房子，先要了解地块价值、发展规划、周边配套，诸如此类。凭着他在上海的江湖地位，他去工部局转了一圈，了解到有市政计划，打算在苏州河上改造因为过桥涨价为人诟病的“威尔斯桥”， 再造一座免费桥梁沟通两岸，但资金还有缺口，阻碍了动工。

叶澄衷意识到，一旦此桥建成，苏州河北面地价必定升值。他表示愿意资助造桥费用的三分之一，桥梁竣工后，过河无需再付过桥费。这次出手使叶澄衷名振上海。数月后苏州河桥建成，河北岸地价果然速涨。随后，俄国领事馆、邮政大厦、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新亚大酒店等纷纷落成。叶澄衷四万银两买进的地产增值20多倍。原来上海地产增值翻番早有传统。当然，这种投资必须具备定力和魄力，叶澄衷再次证明了他的眼光之“独”，一箭既出，射中“三雕”：解了钱庄经理之急，赢得资助造桥之赞，民间声誉爆棚。最实惠的是坐享地价升值厚利，这笔买卖太值了。无意中还带动了北外滩的开发。

此后叶澄衷又陆续购入大量地产，他创办“树德地产公司”时，仅在上海就置有地产四百余亩。地价的持续上涨使他的财富不断叠加。

朱葆三：洋泾浜英语也可做大生意

1861年，一只旧竹箱和一席旧铺盖伴着一个少年从定海来到上海，走进一家名为“协记”的小五金器皿店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少年叫朱葆三，再过几月就14岁了。似乎有意无意地复制着叶澄衷当年的路径。

朱葆三颜值不高，看起来还有点“木噱噱”，洋人来店里，他简直张口结舌。掌柜看他这副样子，觉得这孩子“袖头”（宁波话“呆子”），就让他去看库房。其实朱葆三心里飒飒清，要想出人头地，最要紧的是会讲英语，这属于稀缺型人才。去学校他付不起学费，附近店家有个小学徒正在夜校补习英语。朱葆三节省零用钱跟他拉关系，学“二手货”英语。有洋人来店里，他听掌柜与洋人对话，私下狠练。机会总是有的，只要有准备。一次来了个洋人要谈大买卖，掌柜恰好不在，东家急得团团转。朱葆三说我试试，与洋人一来一往，洋人不断“OK”。所有人都看傻了。这次救场，东家对朱葆三刮目相看。

除了英语，朱葆三还自学语文、珠算、记账、商业尺牍。一把算盘到了他手里，珠子们特别听话，任他拨得滴溜溜，那时算盘相当于当下的电脑。老板在一边像观赏某种竞技比赛。朱葆三十七岁那年，“协记”总账房去世，东家破格让还未成年的朱葆三就任总账房和营业主管。朱葆三经常给东家出主意，一出一个准，这种天生财商爆表的人才哪个老板不喜欢。又过四年，经理病故，东家直接聘朱葆三接任。一直到东家去世，1878年，朱葆三拿出所有学徒积蓄盘下“协记”，在外滩新开河开出了自己的“慎裕五金店”。规矩谨慎，可以致富。那年朱葆三正好进入“而立”。

这时朱葆三的目标由小五金转向了“大五金”，也就是钢铁、钢管等大型五金材料。这个转型正契合此时蓬勃发展的大型机器制造业和建筑业。他意识到不能小富即安，必须拥有更大的市场。听说嘉定来上海的顾晴川（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之父）精明过人，马上通过熟人礼聘为总账房。高人一筹的商业嗅觉和判断为一个未来巨商的出现而助攻。顾晴川果然没有辜负朱葆三。短短几年，“慎裕”声誉鹊起。两三年里，几千两银子的股本做出了几十万两的生意，年度营业额蹭蹭上升。场面上流传着一句话“朱先生做人公正，不会欺负人。”这就是莫大的口碑了，比广告效应更加灵光。朱葆三引起了上海中外商界的注目。朱葆三还不知道，长他八岁的宁波老乡和前辈叶澄衷也在关注他。

某日，两人见面了。不过身份尚有悬殊，叶澄衷已是五金业老大，朱葆三才是五金店小老板。朱葆三见叶澄衷，十分谦恭。叶澄衷与朱葆三聊了几句，就觉得这位同乡小弟明睿智慧，待人接物拿捏准着。叶澄衷有心栽培，就把自己在福州路江西路口的公司办公楼让给了朱葆三，那里曾是他的发祥地。

各行各业都离不开五金，在朱葆三的经营下，“慎裕”年营业额高达十多万两，他的商业信誉随着银子逐日蹿升。“五金魁首”这顶桂冠也戴到了他的头上。五金大王不再是叶澄衷独占鳌头，而是叶、朱双打冠军。这是叶澄衷十分乐见的，也可一窥叶澄衷的气度和胸襟。

这就是在外打拼的宁波人的作派。互相帮忖，互相照应。有关国人“一盘散沙”或“一人是龙，一群是虫”的说法在宁波人那里不适用了。朱葆三循着叶大哥的足迹，从五金向机器业、房地产、钱庄进军。一路下来，资本翻番。而朱葆三在人脉上下的功夫显然超出了叶大哥。但他并非刻意逢迎，而是水到渠成。

朱葆三在上海商界的名气打出来，比商界嗅觉更灵敏的是外商洋行。外国人晓得，与中国人打交道，就需要这种到处摆得平的人。英商平和洋行向朱葆三伸出了买办的橄榄枝。

当买办可以，朱葆三开出了自己的条件，还不是一般的奇特：不去洋行办公，大班有事去五金店找他，一年只在圣诞节去一次洋行。这究竟是谁雇佣谁啊？洋行大班闻听此言，气有点不顺，从没有碰到过这种“条件”。是拒绝还是接受？想了半天，大班还是认了。因为他明白，要在上海打开市场，不能缺了这个人。此人说话靠谱，为人正派，公正不欺。买办做得，但朱葆三更在乎民族尊严。他不住租界，明明会说英语，却跟洋人说宁波官话，见面也从不穿西装，整年就是一件过气的长袍裹身，似乎有点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意思。大班很务实，不纠缠于此，他朱葆三喜欢摆谱就让他摆去，只要对洋行有利就好。不要说洋行大班，就是盛气凌人的驻上海各国领事，惟独对朱葆三优礼有加。后来在朱葆三的定海老家又多了一个说法，叫“平和做买办，牛头朱葆三”。

这作派，的确够牛。   

虞洽卿：德国颜料成为“赤脚财神”的第一桶金

1881年，又一个少年从宁波慈溪龙山镇出发走进了上海望平街（曾有“报馆街”之称，今山东中路、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一段）茅家弄的瑞康颜料行。本来他是进钱庄当学徒的，却被人挤了位置。那天正好下雨，少年舍不得母亲新纳的布鞋，就脱鞋拎在手里，未料地上湿滑，跌了一个大跟斗。四脚朝天的样子，活像一个大元宝，颜料店老板奚润如一拍脑袋，嘀咕了一声，真有这等巧事。原来他昨天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赤脚财神”上门来，长得长面阔嘴，果真还赤着脚。莫不是眼下这个小囡。奚老板赶快出门把他搀起来，迎进狭小的店堂。这个被人口口相传的“赤脚财神”经典故事，赋予了“天降大任”于一个未来商界领袖的潜质和象征。

少年叫虞洽卿，时年14 。

叶澄衷摇舢板，14岁，朱葆三进上海14岁，虞洽卿也是14岁。

14岁，是他们的人生起跑线。

“未成年”有很多标记，比如涉世未深，乳臭未干，嘴上没毛……这是多么需要呵护的年纪，但这三个身体都还没长壮实的“小鲜肉”，就已经独自出来闯世界了。

三个宁波少年，不约而同的14岁，到大上海“寻生活”的未成年民工。一个开始单飞，二个踏进商圈的第一道门槛。日后他们将会交集，但一定不会想到会成为领军上海滩的商业巨头。

这种在当下父母看来颇为残忍的让孩子“走向社会”的方式，在宁波司空见惯。男孩到十四五岁，家里就要托亲眷朋友为他介绍职业了，到外地店铺、工厂当学徒。无论经商务工，三年“萝卜干饭”（形容学徒生涯备受艰苦）吃好，一般都有所成就。如果男孩一直像小鸡一样“孵”着吃爹娘的饭，就会被乡邻认为没出息而遭非议。宁波人有种讲法，叫“爱乡而不恋故土”，这是自古以来宁波人外出经商的传统。“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宁波人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随着前辈的成功，这种模式被沿袭复制，也就可以理解后来叱咤中国商界的“宁波帮”的确不是吹的。

瑞康颜料行很小，开始虞洽卿就干些进料、搬运、盘点之类的杂活，很快就显出他与众不同的能力，加上他颜值相当，摆得上台面，老板就让他兼任跑街，也就是搞公关、营销。这一放出去不得了，等于为他开通了“社会大学”的捷径。虞洽卿的商业天分尽情释放，无师自通。他意识到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童年时他在海滩拾蛤蜊、泥螺补贴家用，上过几年私塾，无奈家贫辍学。在上海学生意，这点私塾学问不能应付，于是自我加压，白天做学徒，晚上进夜校，算盘、书法、英语。几年后，写得一手好字，打算盘左右开弓，英语口语张口就来。这领悟力真是没得说。德国鲁麟洋行是个颜料行，算是瑞康的同行了。有一次，鲁麟洋行一批颜料被水浸渍，洋铁桶外面生了锈，卖相难看。虞洽卿没跟老板打招呼，就自说自话把这批颜料全部订购下来。老板有点责怪，侬只小赤佬，翅膀长硬了？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个。虞洽卿没有丝毫胆怯，一句一句讲得信誓旦旦，“老板，这批油漆就是铁桶外面生了点锈，里面没有进水，颜料根本不会变质，关键是价格低啊。阿拉一定好赚铜钿的。”看到老板的眼神温和下来，虞洽卿胆子更大了，“我觉得，阿拉眼光要放到乡下去，那里都用土颜料，色调简单，用起来也不方便。我了解过，现在连纺土布的也欢喜用德国颜料了。市面上士林蓝很受欢迎，阿拉油漆市场将来肯定还要大。”老板听得长面孔都变成圆面孔了。其实虞洽卿已经做足了功课。一批颜料卖掉，外轮回欧洲进货，下一次过来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吃进这批便宜货，供货一紧张，价格就会蹭蹭往上涨。后来的事实全让虞洽卿估计对了。这一单生意，瑞康赚了两万多两银子的纯利润。老板开心啊，连连对供着的财神爷作揖，这小赤佬真是梦中的“赤脚财神”啊。年底，老板给学徒发“鞋袜钱”，为了奖励虞洽卿，给了他40元，而按例只有12元。翻了三倍还多。

虞洽卿牛刀小试，圈子里有了小名气，别的店铺就想挖他过去，老板一看不好，跟虞洽卿谈了一次。虞洽卿不置可否。老板明白，这叫待价而沽。干脆，给他两股股权，只要能留人。但虞洽卿也留不了长久。这小小的瑞康颜料行终究容不下这尊未来的商业大鳄。后来，经同乡族人、礼和洋行买办虞芗山介绍，虞洽卿进入鲁麟洋行任副买办，帮助洋行营业额直线上升，升任买办。那年，他才25岁。

鲁麟洋行给了他更大的施展空间：进口颜料、西药，甚至军火，出口桐油、豆类、粮食。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放到现在的股市，估计个个都是大牛。业绩好到超过大班的期待，虞洽卿的佣金越来越丰厚，每年高达上万两，这个还不到而立的年轻人，很快就跻身上海滩上等商人之列。他的名字占据着洋行买办圈子里的头条，成了传说。

虞洽卿说过，做生意不能光靠运气，碰额角头，弄清市场需求和了解行情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是他的从商真经。从蓝领到白领再到金领，从宁波到上海，虞洽卿的身份之变只花了十二年。他就是凭着这句话立足商圈，做大做强的。虞洽卿字“和德”，人称阿德哥。如有同乡被洋人欺诈，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阿德哥便会出场。如遇官府或上海滩流氓黑帮敲诈，阿德哥照样出面摆平，黑白两道通吃。沪甬一带便流传：“龙山大泥螺，三北阿德哥。”更厉害的是，与叶澄衷和朱葆三两位前辈相比，虞洽卿则在紧锣密鼓的商业事务之余，热心社会公共事务，比如“四明公所”事件、再比如“大闹会审公廨”事件，都有他斡旋协调的身影，还赢得了中外官场和政商两界的共识：“虞洽卿能办事”。当叶、朱渐入迟暮，正值壮年的虞洽卿以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人气聚合撑起了上海商界。

下篇

叶澄衷：顶尖富豪可赚可赔，兴教立学

叶澄衷的“顺记五金”连锁品牌叫响，全国有四十余家分店，雇员近千人。他的名头也随着“顺记”进入千家万户。叶澄衷稳坐老“顺记”旗舰店。对所有“顺记”员工来说，叶老板是大神一般的存在。生意要扩大，管理上需要一种仪式性操作固化他的经营模式，也是一种企业文化。每年的年夜饭，各连锁店经理按实现利润大小排定座次。这不是“鸿门宴”，却更讲求实效。赚得最多的坐在叶老板左边，亏本的那位与老板面对面，但这顿年夜饭他恐怕是无心下咽了，因为饭后，他就要被辞退了。

该严得严，一旦发生天灾人祸，救济起来也毫不含糊。叶澄衷从他的“怀德堂”（相当于内部保障机构，聘请专人管理资金和日常运营，将每年所得投资收益用于抚恤）里拿出资金，救济贫寒员工家庭。顺记员工队伍十分稳定。

1870年，而立之年的叶澄衷做成一件大事，盘进德国人的可炽煤铁行，改名为“可炽顺记”。恰逢民族工业和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煤和铁正是求之不得的原材料。叶澄衷踩住的点每次都是恰到好处，当年舢板少年的经营头脑已被他的商业实践孵化得炉火纯青。不经意间打造了两个“第一”：中国人经营钢铁业第一家，上海进口煤和铁的贸易公司第一家。这两个“第一”使叶澄衷的财产连连翻番，也使他对这座城市信心更足。

1880年，洛克菲勒创立十年的美孚洋行进军上海，先登临上海的已有实力雄厚的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到了上海，觉得很复杂，复杂到他们根本无法应付，于是辗转找到叶澄衷。叶澄衷心里明白，这单生意“难促叽”（宁波方言“难弄”）。

难弄的原因就在于市场问题。租界之外的华界，大多不知煤油灯为何物。在叶澄衷看来，煤油灯的网点布局和渠道建设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耗时费力，何来收益。不过难弄不等于不好弄。这种机遇在叶澄衷的商业活动中已接招过无数次，他相信自己还得接这个招。

_煤油灯

叶澄衷跟美孚代表摆了一堆道理，谈的都是“难弄”的一面，这就是谈判策略，先把对方逼到墙角，筹码就握在自己手里了。人家却越来越认为这个时而宁波官话时而“洋泾浜”英语的小个子中年人是一个懂市场的人，他们需要的不就是这样的代理人吗？叶澄衷的确搭准了对方的脉搏：美孚作为后来者，面临的是两个先到者已经占有的市场，找到熟悉中国市场的代理人是唯一之选，那么就要抬一抬自己的身价。叶澄衷告诉他们，亚细亚和德士古也在寻找代理人。美孚代表立刻听懂了：叶先生，我们要找的就是你。我们可以提供更高的佣金。

叶澄衷向美孚洋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获得美孚煤油的独家经销权，二是佣金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一般公司为百分之二十），三是可以先行使用回笼资金，提货后三个月结算货款。这条最关键。三个月的结算时间差可以让叶澄衷在资金周转上游刃有余，同时可以“用洋人的钱生自己的钱”，这些短期资金不断被投放到钱庄或实业中而无需支付分文利息。这招充分展示了叶澄衷超人一筹的资金运作能力。当年摇舢板辛苦赚来的铜钿，像魔法师一样把小钱变大，这是他的乐趣，更是本事。钱在他手里变得活色生香，熠熠生辉。

如此一份“不平等条约”，美孚洋行竟然全盘照收了。叶澄衷凭什么让对方“俯首称臣”呢？

叶澄衷的商业智慧和对中国市场的理解，使美孚认定这是可行性极大的推销途径，双方达成共识了。从后来的事实看，这确是一次皆大欢喜的“双赢”合作。

叶澄衷说，中国人普遍节约，就像我，虽然有点钱，但从不大手大脚。你现在这个煤油灯体积太大，到中国市场来，要改得小一点，燃油少一些，光也不用这么亮。所以美孚应该生产专用中国市场的油灯。

如果买一箱灯油，附送一个灯。玻璃灯罩很薄，容易碰碎，但没有灯罩就会损耗燃油的亮度，只要消费者保存了碎灯罩玻璃，就可以免费置换。放油的箱子也要改成小包装，三十斤左右一听，老百姓买一听用一年。油箱嘛，外国人是用完即弃，或者回收。叶澄衷另有一招，油箱用完，对角一剪，就是一只垃圾畚箕。这样一来，一物两用。符合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牙齿缝里扣铜钿”的生活态度。老百姓觉得合算，你的买卖就成功了。叶澄衷是把自己“做人家”的心思用到了煤油灯的推广上。有这么一位产品经理人自带销售顾问，美孚洋行是幸运的，他们接受了叶澄衷的建议。叶澄衷利用“顺记”早就建立的销售渠道，美孚煤油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口岸城市走向广阔的内地。这种实操比广告厉害多了。然后，叶澄衷用快速回笼的销售所得，再投入他看好的短期投资，钱生钱，十年的美孚煤油独家代理，“美孚”的市场认同度超过了亚细亚和德士古，叶澄衷也赚得盆满钵满，据说每年赢利高达十万（我无意考证那时的十万相当于现在多少）。这种积累财富的能力无法不令人叹服。

为了跟外国资本竞争，叶衷澄投资实业的脚步加快了。1890年，他创办上海燮昌火柴厂，原料全部从欧洲和日本进口。其后又在汉口、苏州开设分厂，与洋火柴争利。1894年，他掐准缫丝业发展市场脉搏，投资四十万两，在老闸桥唐家弄开办“纶华缫丝厂”，购入缫丝车800部，雇工1300人，以五百多担的年产量傲居产业龙头地位。作为一个对钱有一种天然驾驭能力的理财专家，叶澄衷自然不会放弃金融业。他先后在上海、镇海、杭州等地开办大庆元票号与升大、衍庆钱庄，与人合股开办余大、瑞大等钱庄。最鼎盛时，叶衷澄经营的钱庄多达上百家，江浙一带，“镇海叶家”也是钱庄家族的代名词。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

他从五金出发，到地产、工业、金融，机器、钢铁，罐头食品、洋烛……

摇舢板的宁波打工仔，终于成为上海滩跨行业的顶尖富豪。这分明是一个振人心魄的励志故事。

成功的商人谋划善举，不是简单地将做慈善视为施舍，在他们看来，经商与行善是互为一体的，将生意建立在有益他人的基础上，尽一份社会责任，自己最终也将从中受益。这也是一种共赢意识。

叶澄衷大举投资实业的时候，国家正经历战争威胁。1884年，中法战争前夕，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一起向叶澄衷订购煤炭备战。叶澄衷立即决断，一边把“可炽顺记”库存的煤发往福州船政局，又不惜血本买下法国整船煤交付江南制造局。这是两个赔本买卖。有人问他，你做生意从来都赚钱，这次出血出大了。叶澄衷说，国家有难，该出血就要出血，该赔就要赔，将来国家好了，我还能赚。

这样的境界，使叶澄衷有了晚清“首善商人”的美誉。

有了钱的叶澄衷没忘了他的“初心”。他出生贫穷农家，大字不识一箩筐，心心念念想读书，已经没机会了，就为族里的下一代出点力吧。叶澄衷在镇海老家兴办了“叶氏义庄”，庄内开办学堂（后改称中兴小学）、叶记商务学馆供乡亲子弟启蒙。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教育的匮乏，“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他把办学目标设定为“大可成才、小可谋业”。

1899年，已进入生命尽头的叶澄衷仍对他捐白银十万两创办的新式学堂“澄衷蒙学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一再叮嘱，必须早日竣工，造福学子。可惜没有看到学校落成的那一幕。他去世时留下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十分之一的八百万两白银私人资产。叶氏商业帝国早已远去，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与世长存。叶澄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学到中学的现代教育体系，这种境界无人能敌。

_澄衷中学

这个体系使几万学子受益，走出了一批耀眼的“成才、谋业”精英。文化界有胡适、钱君匋，科学界有竺可桢、李四光，医学界有卢于道，商界有曾在叶氏义庄接受启蒙教育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商邵逸夫等多学科多领域名人名家。

朱葆三：一手抓投资一手举事业

_朱葆三

朱葆三在商界最大的名声就是一个“义”字，讲信义，讲义气。为人解困纾难，言出立断，深孚众望。

还在“协记”的时候，凭借自身努力当上账房的朱葆三和体制内末级的七品芝麻官上海知县袁树勋相识，两人非常投机，共同的话题是展望未来，实现发财梦。袁树勋出任上海道，当然要照顾这位投缘的兄弟。

庚子赔款由海关关税担保。上海是外国领事集中地，清政府规定各通商口岸关税统一解缴上海，由上海道保管并按月结清“借洋债”的本息。这就有了理财空间。袁树勋不谙此行，朱葆三是精明的生意人，就将此事全权委托给他。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拆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按规矩拿利息提成。朱葆三的“慎裕”成了众多钱庄要求拆款的追逐热点。天还未亮透，福州路“慎裕”二楼会客室里，钱庄“阿大先生（经理）”们睁大双眼等着朱葆三拆给自己的钱庄生息，赚的就是钱庄放款和道台衙门巨款的利息差。从金融角度看，区区一家五金店怎么成了最大的庄家呢？这不是搞“地下交易”吗？凭什么？凭的就是朱葆三的名声和人格。好在他有做事的原则，尽心尽力为清政府运作这笔资金，客观上也对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转、流通，以及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调剂、促进作用。为他在上海官场和金融界赢得了好口碑。以致当时上海商界，朱葆三写封信比袁树勋的公文有用，所谓“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朱葆三经营得力，为袁树勋的仕途升迁出了一把力，也使他在晚清官场中节节攀升（最后官至两广总督）。在晚清旧中国，倚傍权力是商家最好的市场。朱葆三捐了个三品官，商人和官员合体，打通了官商两道。官家标签使朱葆三获得了更大的信任度，让他在商途上走得更远。

1897年5月27日，清政府以官商合股方式在上海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华资银行。创办人就是宁波帮的三位大亨：镇海人叶澄衷、定海人朱葆三和慈溪人严信厚，三人共任总董。这个银行的成立堪为近代中国标志性事件之一，在条约口岸城市林立的外国银行中竖起了中国金融的旗帜。1912年，朱葆三等筹集资金二十万两，在外滩30号成立了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华商独资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

_{中国通商银行}

与叶澄衷不同的是，朱葆三对投资的重视远远大于实业。他多方投资，把资金不断注入前沿行业。按现在的理财说法，就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接二连三向新兴产业进军。既有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公用事业（自来水、电力等）、医疗卫生、慈善、教育等重要领域，又有缫丝、纺织、药房、水泥、煤矿、呢绒、制铁、橡胶、面粉等实体……

信誉和声名是朱葆三的两大成功利器。信誉打出来，声名就有了。为人处世，行走江湖，官民两厢，白道黑道，华洋地面，最讲究的还是这两个。在拥有国际影响的魔都商界，朱葆三凭着信誉和声名，开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无数个“第一”。

宁波帮买办多半出于朱葆三的引荐，并成为上海买办中坚，同乡因此称他为“买办中的买办”。很多民族资本企业借重朱葆三的保荐和声望，同为定海籍的刘鸿生创办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聘他出任董事长，上海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扩大改组招收外股，聘他为发起人，连设在杭州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也要掮出朱葆三的大名……

可见，做大做强民族产业，是朱葆三也是宁波帮可贵的初心。

叶澄衷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朱葆三和虞洽卿在外国租界纵横捭阖，风生水起，也使这他们的姓名成为一座国际城市的二条路名（溪口路原名“朱葆三路”、西藏中路原名“虞洽卿路”）。三个宁波帮核心人物的成功是与他们倾向革命、富有国家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连在一起的。

辛亥革命前夕，朱葆三、虞洽卿等在公共租界云南路发起组织“宁商总会”，执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上海人叫它“特别照会”，租界巡捕房末经会审公廨允准，不得到宁商总会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虞洽卿利用这顶保护伞谋划支持、掩护革命党人。而后朱葆三与宁波帮商人发起组织商团联合会。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时任上海道刘燕翼处获悉消息后，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密告李平书，随后偕同刘燕翼等一起越墙前往租界避难。虞洽卿创立的商团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贡献卓著。上海革命党人起义，宣告光复，成立沪军都督府。上海各界公举朱葆三任财政总长，此时他已年过花甲。

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使美国排华合法化，华工受到极大限制和非人遭遇。1904年条约期满，美国国会决议其继续有效，中国人民极为愤慨。

1905年5月，《申报》刊出《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直指“此约……损害国家之尊荣……玷辱国民之人格……失两独立国彼此同等相待之权利……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

随后，由上海、广州等开始的抵制美货迅速遍及全国。朱葆三出面宴请美国在沪官商，敦促他们支持改订《华工禁约》，并代表五金业率先抵制美货，由中国商务总会出面通电全国35个商埠，发起全国性抵制运动。此举赢得社会各界赞誉，朱葆三被推举为中国商务总会协理。接着又被选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参事会办事总董，推动开筑道路、修建桥梁、兴办学堂、编设警察局等事务，促进上海各项市政建设。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同义慈善会等社会公益事业也都有朱葆三的参与，他不仅在稽核财政出纳上把关，又陆续举办华洋义赈会，救济灾民。

1911年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宁波籍中国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红十字会发起人沈敦和任首任会长，朱葆三、虞洽卿为副会长。

1915年，67岁的朱葆三获选上海总商会会长。作为事业的两翼，他把更多的财富投入社会和慈善活动。

_{上海总商会旧址}

1926年6月，上海时疫流行，79岁的朱葆三连日冒着酷暑为他参与创办的上海时疫医院各处劝募捐款，导致染疾病故。

_时疫医院

虞洽卿：中国航运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

_虞洽卿

航运，就像一根巨大的动脉连通着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肌体，对一座开埠半个世纪的新兴国际城市更为重要。说航运是彼时“核心高端产业”也不为过。鸦片战争以来，欧美航运在中国不断扩张，把中国沙船挤压得奄奄一息。与欧美轮船相比，沙船在速度、性能、载重等各方面均处下风。

已成上海买办新秀的虞洽卿盯着航运很久了，与外商打交道多了，他的眼界和见识逐渐扩展，使他具备了新崛起的商界明星应有的素质。他深知，海上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外商垄断海上航运对本国商界和民众利益损害甚重，决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1908年发生的“沪甬航线涨价”事件更像一针催化剂，使他不惜孤注一掷，与外商和官商的强大资本实力一较高低。

从宁波、绍兴来上海的工商业者越来越多，沪甬航线生意兴隆。经营这一航线的英商太古公司、法华合资东方轮船公司及中国官办轮船招商局三家公司眼看这一利好，借机提价，狠赚一票。他们达成一项协议，联手将统舱票价从五角涨到一元。如此一来，宁绍商人来上海的成本大增，不断有宁波老乡向虞洽卿吐槽。虞洽卿看重乡情，且热衷摆平事情，就答应出面向三家公司商议降价。但几次奔走，三家公司根本不给这位上海商界新大亨面子。人家不给面子，虞洽卿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一气之下，决心自己投资航运。既然你们不愿搭理我，那我就自己来。此时虞洽卿在上海商界已有呼风唤雨的江湖地位，召集几个大佬议定，集资大洋一百万元，以五元一股发行，共计20万股。他一人认购2000股。虽然旅沪甬商纷纷认购，但毕竟大多是中小业主，资金回笼后仅二十八万，离一百万相去甚远。虞洽卿绝不回头，凭他的身价和地位，如果半途而废，以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混？他决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先向马尾船厂购进一艘2600吨的豪华客轮，定名“宁绍轮”。轮船有了，船码头又是一件棘手事。黄浦江沿岸码头已被洋商轮船占据，人家不可能挪出位置来。这段时间，之前一路开挂的虞洽卿遭遇了人生从未有过的尴尬，这一年他刚逾不惑。辗转之下，张謇出手相助，虞洽卿租用张謇在十六铺创办的“上海大达轮埠公司”所属的大达码头（太古、怡和等洋商公司也在此设有码头），总算有了宁绍轮的落脚之地。前期筹建可谓惨淡，但毕竟在洋商盘踞的航道上杀出了一条中国民营轮船的水路。

_{老上海十六铺码头}

1909年，由虞洽卿、朱葆三、严信厚等宁波帮核心人物发起成立的宁绍公司宣告营业，虞洽卿任总经理。8月5日，宁绍轮下水试车，中外商界人士云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海道台派代表到场祝贺。这是“宁波帮”的一大手笔，意义等同于将近十年前的中国通商银行。这意味着中国民营航运业具备了与外资和官资航运抗衡的能力，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

开航之初，宁绍轮就挂出“立永洋五角”的招牌，表明五角票价永不涨价，以兑现创办轮船公司的初衷，惠及乡邻。这种别出心裁的“广而告之”吸引了大批乘客纷至沓来。这一招，一是追求出手“亮瞎眼”的效果，二是让利于父老乡亲的乘客。遥想当年，自己就是循着这条水路，从宁波来到上海，开始了闯荡世界的航程。

_{宁绍轮船公司船票}

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行驶沪甬航线的“北京轮”炸锅了。自己的地盘突然杀出一匹本土黑马，竟然还跟自己别苗头。消费者是拿脚投票的。眼睛一眨，他们的乘客寥寥无几了，甚至放空。不过“太古”经营年久，实力雄厚，为了夺回地盘，拉回客人，不惜大降身段。你“宁绍轮”统舱五角，我从一元降到三角，三折还不止，外带附送乘客毛巾肥皂。乘客回流“太古”。

这一刀“自残”太狠，有“无底线”竞争之嫌了。宁绍轮资本有限，受到如此挤压，命悬一线。有段时间，虞洽卿在船码头上观望，眼看着往宁绍轮走的乘客越来越少，心里急啊。他通过各种渠道求助，浙江巡抚命令劝业道拟订保护宁绍公司的六条办法，并由宁绍地方官照会绅、学、商各界共同维持宁绍轮的营业，不致倒闭。

宁波帮商人施嵋青目睹同乡被外商倾轧，愤然而起。他奔走于旅沪宁波同乡之间，与朱葆三、煤业巨商谢蘅骢等组织了一个宁绍航运维持会，并提出一个口号：宁波人乘宁波船。动员老乡抵制外国轮船，宁绍公司是宁波帮自家的轮船，兄弟姐妹不要为了一点小利去坐外国轮船。他率先捐银五百两，宁波同乡踊跃捐款，很快筹集了几十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二角，使宁绍公司也以三角的低廉票价与太古公司竞争。乡情在此时显示了“杀手锏”的力量。宁波人创办的四明公所将原由“太古轮”的承运业务给了宁绍轮船公司。在虞洽卿的发动下，宁波帮商人和上海华商积极呼应，把自己的海上运输业务拨给宁绍公司。宁绍公司逐渐转危为安，营业额逐渐上扬，最终超过了太古公司。更令人称绝的是，还以公债形式的股票筹款三十五万两，再造一艘1500吨的“新宁绍轮”，这样两艘轮船天天往返上海与宁波之间。

_{英商太古公司轮船}

太古公司看到了宁波人的抱团和决心，眼看着轮船生意大减，渐渐摒不牢了，主动来找宁绍公司谈判，双方公平竞争，大家都定价五角。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虞洽卿和宁绍轮船公司就历尽艰险，直面洋商轮船公司的狙杀，但终于笑到了最后。

这次中外航运之争，奠定了虞洽卿在旅沪宁波籍商人中的地位。从1912年被推举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开始，该职几乎没换过他人。

对虞洽卿来说，这次的胜出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的航运投资继续加码。

他以二十万资金在镇海老家龙山创办了三北轮埠公司。旗下有“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来往舟山、沈家门、宁波与镇海。第二年，三北公司增资一百万，总公司设于上海。接着，虞洽卿又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时机。1914年后一战期间，外轮归国，货多船少，运价飞涨。虞洽卿当机立断，变卖不动产，购入“宁兴”、“升有”、“敏顺”、“惠顺”等大型轮船，接收歇业的英商鸿安等轮船公司。经他一番整合，开出了长江、沿海、东南亚和日本航线。中国最具实力的三北航运集团横空出世了，甚至名扬国际。一战结束，外轮卷土重来，虞洽卿一点不怵，再向宁波帮的四明等银行抵押贷款，加紧购进更多旧船，以船队规模充实实力。到1935年，三北集团已拥有大小船只60余艘，总吨位9.1万吨，沿海沿江各埠设分公司20余处，占当时全国轮船总数的13%。三北轮船公司与重庆民生、天津政记并称中国三大民营航运集团。

_{三北轮埠公司}

抗战爆发后，抵制日货运动兴起，这次的带头大哥是虞洽卿。他对蒋介石说，日本“不归还东北，不停止抵货”。他多次拒绝与日伪合作，面临暗杀威胁。为了阻止日军溯江而上，三北公司将三万多吨轮船凿沉于江阴要塞口，这个封江壮举使三北航运集团吨位总数的30％毁于一旦。虞洽卿说，我虽然心疼，但这是为了抗日和国家，不能推脱。剩下的船只也遭日军损毁。到抗战胜利，三北公司已经伤痕累累，再也无法翻身了。

作为宁波帮的支柱产业，航运的衰落使了它从鼎盛走入低谷。

宁波帮，这个带着海腥味、拥有过人的商业头脑和道德操守的优秀团队，完成了中国商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跨过了中国民族产业的第一道门槛，还一如既往地践行着社会责任，这是他们一直站在中国商业高峰的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