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上海出了徐光启

一

记得上初中时，有阵子与几位同学在徐汇游泳馆学溜冰，故常路过附近的南丹公园，当时并不清楚，这座园子就是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的家族墓园。后得知此墓始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数百年间屡毁屡建，1983年11月适逢徐光启去世350周年之际，南丹公园遂更名为光启公园。在上海相对有限的古代人文资源中，徐光启墓应属比较重要的遗存。1633年徐光启于京城去世，灵柩运回上海肇嘉浜、法华泾和蒲汇塘三水交汇处落葬，现与蒲汇塘路相交的“文定”路，即以徐光启死后的谥号命名。因徐氏子孙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聚为巨族，故易“徐家厍”（原名）为“徐家汇”。

去年秋我去了一次光启公园，以目下所见，高约两米许的徐光启墓冢为园内主体建筑，墓前花岗岩底座上矗立着高高的十字架（徐光启为天主教徒），其后便是波浪形的、芳草萋萋的墓冢及苏步青题写的“明徐光启墓”五字立碑。2003年，一座明代张姓官绅所建的精致住所南春华堂，因抢救性保护移入园中，辟为徐光启纪念馆。园内嘉木莳花、伞亭水榭、华表碑坊、石兽石翁仲均巧加排布，以徐家汇寸土寸金之地和拢共1.32万平方米的园内面积，可谓幽中见深、闹中取静，是一座设计感较强的市内公园。

园景虽好，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那尊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像是在切磋学问的雕像，为何？因为徐光启一生最重要的交游和成就，都和利玛窦这个人物紧密相关。这里我们先简略介绍一下徐光启的身世：其曾祖徐珣为一本色农家，祖父徐绪弃农经商致“家渐裕”（《徐光启集·先祖考略》），后因家产被盗而返贫。其父徐思诚为一穷秀才，家境窘困，以至少年徐光启几终年不知肉味。待他19岁考上秀才后，竟五次乡试不中，所幸第六次考试得遇命中贵人、副主考、明末“泰州学派”思想家焦竑，从被初审淘汰的考卷里重阅徐光启试卷，慧眼识珠，竟“击节赏叹”、“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随即拔为头名解元，可谓恩同再造。在漫漫15年的乡试赶考中，徐光启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等地教书以备盘缠。正是在广东韶关，他邂逅了异国传教士郭居静，初步了解到天主教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继而闻知身在南京、很有学问的传教士负责人利玛窦。徐光启1600年春游学南京，专门拜访了利玛窦，二人语多投契，一见如故，徐赞曰：“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1603年，在郭居静、罗如望两位教士的主持下，他受洗入天主教。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此前他举人考了6次、进士考了3次，实可谓孤起草泽、意志坚韧的穷学子。

应该讲，以经史子集、朱批“四书”为知识结构的文人官员，是很难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产生兴趣的，徐光启是个例外。他对利玛窦传授的知识不仅感兴趣，且激发出靡不寝馈、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在翰林院庶吉士三年进修期间，徐光启几乎天天溜到利玛窦的住处，向他请教有关天文、历法、数学、火器、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为了便利问学，甚至在临近利玛窦所在的教堂边租屋居住。如此黾勉磨濯，埋头苦学，终于入得堂奥，继而萌生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读本的想法。利玛窦起初很犹豫，认为翻译难度太高，又无受众面，但徐光启十分诚恳地对他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展现出绝不退转的愿心。于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动人的一幕出现了：意大利人利玛窦口述、中国朝廷官员徐光启负责记录和文字润色，终于使得一部被梁启超称作“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的《几何原本》问世了。欧几里得这部书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在于提供了精确完备的几何学基础知识，而且在逻辑的严谨演绎的方法上可谓经典教科书。同时，徐光启创造性地把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与古希腊欧几里得的相关学术作了融汇，实为“中西会通”的学术范例。徐光启继而又写了《几何原本杂议》，提出“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至于他发明的“几何”一词，至今仍为学科专用名词。

后来他们又合作（或单独）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割圆八线表》、《大测》等著作，可谓一发不可收。当然徐光启十分清楚，这些著作在当时过于“超前”，必乏知赏者，但他以“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为价值理念，实可谓上士忘名，惟求造福后人。

二

徐光启令人特别佩服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把学问停留在纸本上的学者，而是注重“实体达用”之学且富实干精神的知识分子类型。后人研究徐光启，认为他是“西学补儒”式的人物。虽然明末东林领袖顾宪成、高攀龙以及清初三大家王夫子、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曾强调“实学”的重要，希图对于空驰高远的“心性之学”和所谓狂禅流弊有所匡正，但徐光启的作为，似乎更具身体力行的意义。

1607年，他的父亲徐思诚病逝于京城，徐光启须丁忧守制三年，回到上海后，却成天荷把锄头、下地“务农”。他倒不是追求什么田园林下之乐，而是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名庄稼汉。此时，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晨曦中，当上海县的乡亲们看见贵为翰林院官员、身穿孝服的同乡徐光启正撸起袖子、挑着粪桶下田施肥时，所谓“团扇才人踞上游”的固有印象，必然一时产生 “短路”，他们的表情该是多么惊讶啊？到了收成期，他们又眼见徐光启家的那块地长势明显“鹤立鸡群”时，或才明白徐光启的务农，非为“摆拍”或“体验生活”，而是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田间劳作。为了增产增收，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徐光启还在自家地里试种南方的甘薯（山芋）和北方的芜菁（大头菜），只因它们的产量要高出稻谷许多倍。他乐观地说：“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决可令天下无有饿人也”。他还四处推广种植女贞树、乌桕树、棉花等经济作物，这就解决了照明、燃料、造纸、保暖等一系列生活所需。但在栽种这些作物的过程中，由于水土、经验的不足，挫折难免，过程烦剧，徐光启还真不是个凡人，他请莆田来的客商帮忙购运薯秧，试种虽几经失败，但他创造性地通过改良方法而终获成功。同时，他的科学素养，决定了还要进行理论总结以饶益众生，结合山芋、大头菜、棉花的种植经验，他分别写出《甘薯疏》、《芜菁疏》和《吉贝疏》（古称棉花为吉贝）三文。他绝不雕饰文辞，而是写得通俗浅简，十分方便普及。

不仅关注农田，着眼农业，徐光启还格外关注水利，认为其重要性在于“富国足民，或且岁月见效”（《泰西水法·序》）。丁忧离京前，利玛窦曾向他提出可借鉴西方的水利器械并介绍水利研究专家、传教士熊三拔给他。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意在掌握“种种有用之学”，开始了与西方传教士熊三拔的合作。他请来很多木工，制造器械和新的农用工具，以使农田实验更富效率。乃至于很多地方都派来能工巧匠来徐光启这里学习制作方法，就连熊三拔的天主教堂里都堆满了各种零部件。

三年丁忧结束后，回到京城的徐光启，为了充分运用水利器械，进行更大规模的农田试验，他把目光投向了地价远比上海便宜的天津，着手于播种水稻（南稻北种）并培育出一种叫“小站稻”的优良品种，同时种植葡萄，传授养蚕（同时移植桑树）技巧；还把生地、何首乌、牛膝、贝母、当归以及鸡冠花、凤仙等移植到天津。他带动并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北方的产粮中心之一。如果说徐光启是古代的袁隆平，并不为过。

徐光启存世著作的类型，可谓“另类”。他不仅主持了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自己也写了诸多科学著作，包括跨度很大的《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类著作。但一生最重要的心血结晶，乃是一本名为《农政全书》的“农书”，内容囊括了明代农业的方方面面，是他农田实验和科学思考的忠实记录。有些内容甚至超出了农业技术层面，而表现为更为开阔的“农政”思想。这本书与《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并称为明代科学文化四大杰作，但徐光启生前未能刊印，赖拜松江诗人、徐光启学生陈子龙助力才流布于世。

三

除了光启公园，上海还有一处徐光启的出生地，当然民间有N多版本，主要集于两种：一说徐光启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即今光启公园一带；另一说徐光启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乔家浜畔的“九间楼”（屋有上下各九间），即今黄浦区老城厢小东门乔家路。有人据此认为徐氏故居之所以较为简陋足证徐光启为官廉洁，当大官后也顾不上修缮祖居。徐光启廉洁确实不假，但徐氏祖宅原本三进百余间而非上下九间，实因清顺治二年的一场大火所致。1937年又遭日机炸毁两间，故目前的“九间堂”实际上是上下各七间，只是仍延续“九间堂”旧称。据《徐氏家谱》记载，徐光启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4月24日生于“太卿坊祖宅”。1956年上海进行文物普查，经专家顾延培先生等考察确认，位于老城厢乔家路上的“太卿坊祖宅”为明嘉靖四十一年建筑。当时房屋的外形、楠木梁柱、斗拱、替木、柱础、楼板等均为明朝旧物，与明《弘治县志》所记载的特征相符（1956年10月10日《新民晚报》以及2004年4月26日《新民晚报》曾有专文披露），然现在的“九间堂”仅存楠木梁柱为明代遗物。

所以说徐家汇也属徐光启的故居所在地，但并非出生地，且早已湮灭无迹，而“九间堂”既属徐光启的故居，亦属其出生地。为了解“九间堂”的现况，我在游罢光启公园后，即去老城厢黄浦区乔家路进行了一次实地探访。之所以着急去，实因之前听朋友说那里正临近一场动迁。

_{九间堂徐光启故居（出生地）}

记得那天走进乔家路、临近九间堂时，顿感这是一条人稀路寂的老街，只一两家民居小底铺和菜摊落寞地等待着顾客，还见一位赤膊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的老伯。九间堂二层小楼都有住家，一楼搭着简易塑料棚，墙为淡黄色；二楼瓦顶、略低矮，目测上二楼得适度弯腰。以红褐色旧木板为外墙，仔细一看，大多油漆脱落、破损开裂。实在讲，如果不是236、238号之间的稍前位置上有一块灰色的石牌，上镂“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徐光启故居九间楼”字样（很模糊，但能看出立碑日期为1983年11月7日，显然是徐光启去世350周年时所立，和南丹公园更名时间吻合）的话，怎么也看不出这就是当年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实则身居相位）、大科学家徐光启的出生地。

离开“九间堂”，我一路在想，徐光启这一生还真是个劳碌命，为了农政理想，他能荷把锄头，下田劳作，想方设法，直至成功，无时不以国是民瘼为意。但在明末的时代危局中，他抱持“强国必先正兵”的主张，且素知兵略，善谋军事，也曾临危受命，训练新兵（打造出一支“足当一面”的新军）。了解西方军事的徐光启曾提出，若想速胜后金，必先从先进精良的武器着手，仿造火炮、建造炮台，大力提倡“车营之制”，以“步不胜骑、骑不胜车”为构想，配给每一营一定的兵力和西洋火器，“行则为阵，止则为营。遏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用火器，则为法以卫之；敌在近，到成步兵以出击之；若敌骑来，直以炮击之。”他的作战思路堪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战术，把“车、炮、兵、骑”四者结为一体，以期完成“入可守、出可战”的军事部署。为此，他曾托人到澳门购得四门“红衣火炮”（在对金战事中立下奇功，努尔哈赤正是被炮袭重伤而亡），还让门生写了《西洋火攻图说》一书以备时用。如此苦心孤诣、务实谋略，却引来朝廷一片“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指责和谩骂，逼得他只好辞职归田。虽然崇祯继位后，恢复了徐光启的官职，但朝局大势已去，他的军事才能已无施展的舞台。故有人认为，徐光启是历史留给明朝的最后一个机会，可谓一语中的。

徐光启病逝后，朝野上下莫不哀恸。有人打开他仅有的一只破木箱，除了几件旧衣服，平生所剩，只区区一两银子，其它便是大量的手稿。这就是身居相位、“盖棺之日，囊无余资”的徐光启；这就是以终身的忙碌，完满体现了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的徐光启。他立志甚弘，伟抱鸿才，以民生疾苦、天下粮仓为忧；以国之兴亡、兵之胜败、民之福祉为念。无论参庙堂之上，处林泉之下，惟尽学者之责、赤子之诚。作为“近代科学之先驱”（竺可桢语），徐光启的出现，代表的正是一种知性风范和务实精神的觉醒，乃引进和实践“格物穷理之学”的先驱，其风范功绩，当与名在竹帛者项背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