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送我一本改签的《红日》

今年初，观看了电影频道看到重播的红色经典影片《红日》，那气势恢宏的战争场景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再次打动我的心，使我想起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老领导吴强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_{1984年，第四届上海市作协主席团成员举行第一次会议后的合影，左八为吴强——陆正伟摄}

一

1982年末，我从部队转业至作协，当时作协是文联下属的团体会员之一，吴强时任文联党组副书记，分管作协工作，我与吴强便同在一个党支部，吴强行政级别很高，十级，但他与工作人员们相处很融洽，闲时喜欢和大伙谈天说笑，因此人气指数很高，大家都热情地称呼“吴强同志”，有的直呼“老吴”他笑盈盈地应答着，起先我不习惯，渐渐地也就随大流了。

在大组学习或组织生活讨论时，我爱听吴强的发言。他以作家敏锐的目光和洞察力侃侃而谈，天文地理，无所不及，听他讲话能开阔思路对人生有所启迪，再则，他发言时间长便免了在座“过堂式”发言，何乐而不为。

_{1986年11月吴强在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发言——陆正伟摄}

吴强是一个不藏心机的人，对看不惯的事喜欢放到桌面上。一次，在大组的政治学习会上，作为学习召集人吴强作开场白时说：“今天请某同志对精品画作进行点评。”我一听，这与学习日程上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再看刚才被他点名的那位同仁两颊泛红，神色尴尬。我过后才知，吴强在《江苏画报》上看到他写了篇评论某位作家画作的文章。读后，他感到在文学创作之余笔墨丹青，以调节身心，本是文人雅事，无可厚非。但对这位作家的画评言过其实，有意拔高，他不以为然。心直口快地在学习会上给吹捧之风来了个突如其来的一招，弄得参加学习的人都一头雾水。但他说过就算，从不计别人过。有一次茶歇时，我带着好奇心，询问他在五十年代后期怎会想到拿出《红日》稿费中的三万元以党费名义交公。他听后笑了笑答道：“当今经商之风席卷各地，‘万元户’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那时期过来的人，头脑既单纯又真诚，当拿到这笔如同天文数字的稿费时，有好多人问我这笔钱如何用，在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工资水平才几十元，悬殊太大了，自己心里也感到不好受。另外，当时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在明天会实现，要那么多钱有啥用，于是就交了公。”现在让人听来好似天方夜谭，不可理喻，我听后却肃然起敬，心想，此番发自心底的言辞，没带半点懊悔之意，这就是一位在1933加入“左联”的老作家和1939年入党的老同志宽阔胸襟和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啊。

二

吴强在穿衣戴帽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属时尚类的，有艺术家的范儿，他有黑、灰色两顶呢贝雷帽，轮着戴，在当时市面上是少见的，十分引人注目，当人们还都时兴蓝布中山装时，他早穿上款式新潮的茄克衫了，有时还戴上一副变色眼镜，只看到他似清非清的眼神，走起路来挺着个“将军肚”笃悠悠的。外表看，有人说他身上有股“官气”。连作协的老花匠也这么认为，这位花师傅正直不阿，不畏强势，老作家王西彦以花师傅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花师傅》，在“文革”时期，作协造反派轮番批斗老作家时，他会挺身而出，当面斥责，那些人拿他毫无办法。一次，我在传达室取信件时看到吴强坐着接送轿车在大门口下车，说来也巧，迎面遇到了暂借住于作协的中年女作家，她在“文革”初期靠造反起家，而得名“小钢炮”，她还一度当过市里专管文化领域的头头。曾伤害过许多老作家，吴强因创作了《红日》，并改编成电影，被列为作协的“头号走资派”作重点批斗对象，后又遭受牢狱之灾。“文革”结束后作协恢复建制，那些遭受过迫害的同志纷纷被请了回来，只有少数人如这位女作家则被拒之门外。这样的人事安排原本是文联和作协的领导根据文件有关精神经集体讨论才作出决策的，她因不能回作协，把气撒到了吴强的头上，所以只要一见面，必会引燃“战火”，大吵一场，这次也不例外。此时不明就理的老花匠为息事宁人面对着吴强便大声嚷嚷开了，说：“怎么，文化大革命受的苦忘记脱了，关牛棚的日脚（日子）也忘了？跟着我劳动的辰光（时候）还记得哦？神气点啥。”吴强面对一连串无头无脑的数落不吭声了。对一位目不识丁的花匠真好比秀才遇到兵——没辙。此时，我见吴强无奈地笑了笑摇了摇头，仍慢条斯理地踱着他的“外八字”走进办公大楼。

吴强不仅对花师傅如此，他对曾帮助过他的人，会铭记于心。开国少将陈沂落实政策调来上海后，在工作中有些看法和吴强相左。但吴强认为工作中有些分歧在所难免，但他至死不忘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批评，处境十分困难时，当时的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关心过他，曾表示要他去总政工作时的情景。

三

_{1985年吴强在东海舰队参加作家与官兵联欢活动}

我也听说过吴强虽然从华东野战军文化部领导岗位上转业到地方工作已有多年，但身上仍保持着一股子浓浓的军人气质。说起这股子气，在关键时刻还真派上用场。1985年，首届《上海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请来了王蒙、邓友梅、冯骥才等一批著名作家。期间，杂志社组织获奖人员赴浙江舟山参观访问，还安排了作家与东海舰队官兵一起联欢的活动内容，舰队上下听说访问团中有《红日》作者吴强，大家都兴趣满满地翘首以待，他们知道吴强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中将、东海舰队原司令员陶勇是第三野战军老战友，一文一武，情同手足，因此舰队对这次活动格外重视，把礼仪规格提升至最高等级，访问团不仅受到了舰队司令员的亲切接见，还下令在舰队所有的舰艇上张挂彩旗并举行海上阅兵仪式，在舰艇上，吴强代表作家访问团对着扩音器向一艘艘通过的战舰上列队官兵表示致敬，此时，彼此呼应，声震海上，面对军队的隆重礼仪吴强以一名老当益壮的军人姿态应付地游刃有余。过后，作家们感叹道：“这次在部队活动多亏有吴强在，否则我们这些握笔杆的书生会束手无措，弄不好还会惹出些笑话来呢。”

四

_{吴强在巴金寓所与巴老晤谈——陆正伟摄}

吴强自1978年起除了是作协的领导外还担任着《收获》刊物负责人一职，至他离休前的六、七年中，可称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也提出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拨乱反正的政治路线，但还在政策的转换期。所以，一会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会批“精神污染”、“人道主义”、“异化”等，作协、《收获》、《上海文学》首当其冲，可想而知，分管领导工作的吴强如覆薄冰，但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他坚持主编巴金先生的“团结作者，为读者服务”的办刊宗旨。日前，我有心收集到他在负责《収获》时的多帧工作照，就可窥其全豹了，其中有吴强在巴老寓所与巴老、肖岱（副主编）手中各拿着新版《收获》看得出，三位刊物当家人正商议着编辑部的工作，还有1984年夏《收获》在浙江莫干山举办笔会，吴强随巴老一同上山并与作者张辛欣、水运宪、汪浙成、叶蔚林等《收获》的作者畅谈创作并一起合影留念；同年，《收获》在北京国务院九招召开部分在京作家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巴老、陈荒煤、周而复、沙汀、冯牧、罗荪、韦君宜、汪曾祺、王蒙、刘绍棠等三十多位著名作家的办刊意见，目的是为了提高刊物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把刊物办得更出彩，让读者更爱读。吴强主持了这次座谈会；也有与《收获》全体编辑获得由市政府颁发的“模范集体”称号时在作协大厅前的合影照，有每年同编辑部同仁上巴金寓所祝贺主编巴老生日时热闹情景……1979年复刊后，由于吴强与《收获》全体同仁齐心协力，排除各种干扰，办得生气十足，发现和培养了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和优秀作品，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洁的《方舟》、和冯骥才的《啊！》等都是顶住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压力而发表的，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行数从十万册一下跃进到一百十万册，创下《收获》历史上最高发行量，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五

六十年代初，吴强下生活到江苏常熟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可能这方风水宝地曾给他带来创作灵感。所以，只要有创作计划他就会到常熟静心住上一段时间。

1985年末，吴强从常熟完成创作任务坐火车返沪，作协安排了一辆面包车接站，我跟车同往。在出口处，远远地看到他提着行李费力地朝我走来，我赶紧上前接过提包，此时，他看了看停在我身后的那辆面包车，皱了皱眉头，然后自嘲着说：“哎，官越做越小，车越坐越大。”那年，他刚办完离休手续，也许对待遇的落差会敏感些，但他只是口上说说而已，对个人的得失，他从不计较。车很快到了位于复兴西路的家门口，我把行李放进电梯刚想转身离开时，他对我说：“小陆，你跟我上楼，我送本书给你。”听到要给我书，自然感到高兴喽。于是，我跟随进了他的书房，他从书橱里抽出一本由著名画家刘旦宅封面设计的《红日》说：“这本书原本给陈昊苏夫妇以贺新婚志喜的，始终没机会当面给他们。你喜欢就给你吧，反正书是给人看的，你看他看都一样。”说着把书翻到扉页，我见上面赫然题着：昊苏同志、秦昭同志指正。吴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上海。他正要撕下扉页为我重新题签时，我忙拦住说：“把这一页留下更好，否则，好端端的书破相多可惜呀”他稍思片刻便在副页空白处题上了我的名。当我从他手中接过这本凝结着浓浓真情的签名本时激动之情溢以言表。

_{赠给本文作者的《红日》封面}

_{吴强给本文作者在《红日》扉页上的题签}

吴强为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曾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也得益于许多部队首长、战友的关心和帮助，其中有“三野”的老首长粟裕大将和陈毅元帅。

可能他曾是军旅作家的缘故，我与他闲聊时总绕不开《红日》中的情节问这问那，吴强对我的好奇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他告诉我，小说最初拟名为《仇恨》，稍后改为《最高峰》。粟裕大将看了小说打印稿初稿后，提出意见，认为小说《最高峰》容易使人感觉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的最高峰，他接受了首长提出的建议。一天早晨，当看到窗外映射进来的朝阳的光辉时，吴强突然灵感闪现，感到把小说名定为《红日》是再合适不过了。

吴强在原著中塑造了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和我军连长石东根两个鲜明个性的人物。在他笔下石东根酒醉后用战刀挑着敌人的钢盔，纵马扬鞭那股子草莽英雄气，那出彩的一笔让读者阅后过目不忘，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难怪担纲这角色的杨在葆时隔多年，每每忆起这场震撼人心的戏时，大呼过瘾。但又有谁知，这部根据原著被改编电影后，因触犯当时禁忌，险遭夭折。

在上海作协成立四十周年的晚会上，电影《红日》中饰演张灵甫的著名演员舒适在晚会休息厅透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往事。

电影《红日》拍成后，就像小说稿一样命运多舛，拖了近两年，第一次未获通过，修改后再送审，仍不放行。最后，上影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原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支持下，只得把样片直接送请陈毅副总理审看。陈老总看完后十分兴奋。当场说：“我看《红日》影片拍得不错，这么长的小说，能提炼成一部影片，很不容易嘛！”《红日》才得以堂堂正正地在1963年5月1日正式上映。

“文革”结束后，《红日》得以重见天日。但令吴强悲痛不已的是陈老总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已有六年，他以感恩之情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运用形象思维的一点体会——写在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之后》，这是吴强平反后发表的首篇文章。同年又在《解放日报》上大篇幅地撰文《怀念陈总——回忆陈毅同志对部队文化工作的亲切关怀》，过后，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红日>二次修订本前言》文中追忆道：“……我的老首长，我敬爱的陈毅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夏天同我谈话时，说他看过小说《红日》，用‘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一九六五年八月里，陈毅同志来上海，见到我的时候，又用‘大胆创作，审慎发表’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

斯人已逝，吴强只得将再版《红日》的喜悦寄情于陈毅之子——陈昊苏（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了。1978年6月在京与陈昊苏一同参加吴强创作的话剧《黄桥决战》的座谈会。以此缅怀、颂扬陈毅亲自指挥取得这场著名战役——黄桥决战的辉煌胜利，同年，8月《红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0次印刷。吴强为陈昊苏夫妇在书上题签的时间是同年的12月，不难看出他是多么希望同陈老总之子分享经二次修订的《红日》重新出版的欣喜，同时也表达对老首长的感激之情啊。可能陈昊苏公务繁忙，无缘来沪与吴强相聚，已题签好的《红日》只得存放在吴强的书橱里，一存，整整七年过去了。最后，我幸运地得到了这本《红日》签名本。

_{吴强在《红日》扉页上为陈昊苏夫妇的题签}

在过后的几年中，吴强又赠我《灵魂的搏斗》、《狭路相逢——吴强中篇小说选》等签名本，但我始终对他的成名作《红日》情有独钟。今年，吴强逝世已有三十一载了，每当想念时，我会从书橱里取出这本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红日》翻阅摩挲，有时会读上几页，好似在同他对话，又好像又在听他诉说在战火硝烟中的故事。

我还记得1994年12月著名演员舒适在作协的四十周年晚会上深情朗诵道：“吴强亲自在孟良崮战役中为张灵甫收过尸。所以，他有生活，是位激情澎湃的作家，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无法忘记他爽朗的笑声。一个没激情的人，绝对写不出《红日》这样的小说！”这是对吴强最切实的肯定。那么，1995年在上海作协举行的“吴强追思会”上，巴老托人送来了一篮红玫瑰花并在卡片上题词“吴强精神永留人间”，是对吴强的一生最高的褒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