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永远是年轻——顾准与新四军的故事

_{风华正茂的顾准，他年轻时很早便担任立信教授，并以此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斗争}

当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1917-1974），这位1935年20岁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党员，在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就荣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时，他就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自由发展，并以市场价格调节”的观点，成为新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抗战期间，大器早成、英气逼人的顾准心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险象环生的上海出生入死，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他临危不惧，受命担任上海地下党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皖南事变后，顾准毅然放弃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的优渥待遇，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的战斗。

军旅文人

1940年3月23日，新四军军部决定：为加强苏南东路工作，调谭震林去负责组织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并将此决定转告中共江苏省委。27日，新四军军部又建议江苏省委调若干党的有力干部到苏南东路地区，加强党的领导和发展党的组织。顾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上海地下党调至苏南东路地区的。

谭震林化名林俊，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任司令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兼任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在谭震林的统一领导下，苏南东路党组织放手发展抗日力量，以原有的苏常游击区为基地，东出昆（山）、嘉（定）、青（浦），西入澄、锡、虞，迅速打开了东路抗日的新局面。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和东南局的战略部署，以及东路抗日斗争新形势，决定将所属江南特委和外县工委划归东路军政会统一领导。1940年5月，中共江南特委改称为“东路特委”。书记为林枫，顾准来到后出任宣传部长。

作为特委宣传部长，顾准负责江南社，这是特委于1940年5月9日在常熟董浜设立的宣传机构，主办半月刊杂志《江南》和三日刊的《大众报》，同时还负责民训班和文教委员会；作为特委委员，他去过常熟县委、太仓县委，其中常熟县委前后去过好几次，参与指导工作。

江南社下设三个部：发行部、编辑部、出版部，正副社长为刘平若和傅学群。江南社人数最多时有上百人，其中许多工作人员，是从上海下来的。在顾准的过问下，江南社不但编印报刊（顾氏在上面发表过重要文章），还编辑出版小册子，如翻印了上海送来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冼星海的《抗战歌声》等等。江南社的船只有10多条，船上设有流动图书馆，便于在水乡供抗日军民阅读，并出售从上海运来的进步书籍。这个船队，被誉为向敌人进军的一支“文化舰队”。

初来乍到，顾准不是忙于下指示，谈结论，而是出席有关会议，听汇报，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他不是就事论事地同意某些意见，提出某些意见，而是对实际工作情况有了深入了解，才审慎地作出某些指示。顾准自己认为，“我生长在城市，根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以农业生产而言，小麦和韭菜还分辨得了，棉花和豆子就不认得。以农村阶级关系而言，只有模糊的地主、农民的概念，农村中阶级的划分，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我是茫无所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如何围绕武装斗争来组织各项工作，各项工作中如何贯彻党的正确政策，更无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参加领导工作，必须首先深入基层，向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学习，还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农村中革命斗争的第一手知识”。顾准这样思考，也是这样实践的。

顾准在苏常大地区工作三个月后，1940年10月，谭震林率东路指挥部移驻澄锡虞区，温玉成率“江抗”三支队同时进驻，顾准也随之前往。行军中，顾准与所率民训班学员编入三支队序列。行抵无锡县委的驻地梅村地区，和该县委的杨增会合。谭震林要顾准逗留在无锡县委几天，了解那里的工作。事毕北行，抵达设在寨门——祝塘地区的东路指挥部时，谭震林已和何光希、吴仲超等人商定澄锡虞地区的工作方案——建立“江抗澄锡虞区总办事处”，作为当地政权机构，成立党的澄锡虞工委，以顾复生为总办事处主任，顾准则被任命为工委书记兼总办事处副主任。

顾准负责的澄锡虞工委下辖五个县委，即江阴、锡北、虞西、无锡、沙洲县委及办事处。他在主持澄锡虞工委工作期间，除了组建各级政权机关，建立《东进报》，密切各县联系之外，还根据谭震林的指示，五个月当中分别开展三件中心工作：第一，推动当地几所中学学生中的抗日运动；第二，追索盘踞在陆家桥以东的江阴虞西地区的包汉生暗杀党；第三，在陆家桥地区开展突击民运工作。

当时，澄锡虞地区有5所中学。除梅村中学位于锡沪公路以南，学校教师有不少进步人士以外，其余如杨舍、长泾、黄土塘、严家桥4所中学，都处于原江阴、无锡和常熟县境交界的南北线上，每所中学都拥有比较整齐的校舍、数百名学生，办得比较正规，教师队伍受国民党影响较大。

江抗部队进驻该地区后，学校似乎仍然一潭死水，一切照旧，学生和教师中虽然有进步倾向，但抬头的迹象甚微。对此，谭震林认为，争取知识青年是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决定开展学生中的工作，办法是召开一次各中学教师和学生的大会，向他们宣传我党在抗战中的政治主张和具体政策，解答教师和学生对我党政策上有疑问的问题。

根据谭震林的指示，顾准对师生大会的召开作了精心准备。过了数天，会议如期举行。谭震林首先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接着由顾准用“上海方言”讲话，并当场解答与会者问题，显得非常亲切，富有鼓动性。这次抗日的宣传鼓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许多师生中激起丁爱国热情，拂去人们对我党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疑虑，后来便有学生陆续参加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来。

在战争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顾准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结识到不少爱国志士，积极贯彻统战政策，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抗日出力，一些开明的中学校长与顾准结为好友。

1941年7月，谭震林决定顾准去新四军军部另行分配工作。9月下旬，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骆耕漠来找顾准，他说早就知道顾准，要顾准到财经处工作。顾准对骆耕漠也不陌生。在沪期间，两人虽未谋面，但顾准知道骆在上海的社会职业是章乃器主持的中国征信所，同时还是“中国农村派”的经济学家，和王纪华等在一起办过《生存线》杂志。顾准任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是骆耕漠向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推荐的。

当时财经处的任务是配合军事斗争，在根据地抓紧经济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华中局、苏北区党委领导下，骆、顾两位同心协力，很快统一了税收制度，实行进出口管理，依靠公粮、田赋和盐税、关税，加上厉行节约，使盐阜区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做到经济逐渐好转，军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同时，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逐步停止法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以与敌伪顽作金融斗争。

顾准在盐阜区财经处工作的不到六个月期间内，除到阜东出差过一二次，去过涟东，到住得很近的阜宁县政府财经科去过几次而外，大都留在处内处理日常事务，做好作为处长的助手。因骆耕漠处长经常去华中局和区党委开会，所以处内的日常事务由顾准主持。对这段经历，骆耕漠后来这样说过：“抗战时期，我是盐阜地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兼苏北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那时顾准在沙家浜一带打游击。中央让他到延安汇报工作，并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到淮海地区转一下，然后再去延安。他去延安要经过苏北一带的封锁线，在等待过封锁线的机会时，他曾给我做过助手，任盐阜区财经处处长；他也曾在淮海地区行政公署任财经处副处长。我们就这样开始相识的。他从延安回来后，我又在苏皖地区见过面。”

_{顾准于1940年离沪参加新四军，这是他1942年3月5日摄于江苏阜宁县之东坎乡。}

_{顾准在相片背后写道：“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摄于江苏阜宁县之东坎。  顾准  三月十七日誌。”}

1942年，是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空前困难的一年。这年3月，顾准调任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副处长为陈易(建国后曾任一机部部长助理)。笔者采访时，据陈易忆述：“顾准知识渊博，见识卓著，思想敏感，文笔很好，具有高超经济理财才能，这在我相处的朋友中是很突出的。”他告诉笔者，顾准之所以调至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原因有下列几点：敌后环境很残酷紧张，而顾准有才华，值得进一步培养；顾准在淮海区的政绩明显，成立了银行，还有诸如税务、粮食工作搞得也很出色。

诚如陈易所说，顾准办银行有成绩，他在上海学到的财经理论得以实际应用。《顾准自述》这样写道，“1942年以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流通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币。40年以后，法币币值急剧下跌，华北和山东各根据地已建立银行发行钞票。42年年中，盐阜区建立银行发钞，这年六七月间，淮海区党委决定建立淮海银行发钞，由我兼行长，副行长为卢钝根，设印钞厂，厂长庞在祥。淮海区中心根据地面积不大，当地农村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低于盐阜区，发券数量不易掌握。十一月扫荡前，曾发生过一次商人持大量淮海券来购买洋纱(这是淮海区除粮食外最主要的商品)的‘挤兑’，因为准备充足，币值并未跌落。”

奔赴延安

1943年3月，顾准告别了妻儿，奔赴延安。

顾准到达延安之际，正值延安整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期。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是抗战力量的心脏。庄严雄伟的古城，从某种意义上是说，这里是教学 、学校之城，除了中共中央党校外，还云集着抗日军政大学、边区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中央研究院、延安民族学院等机构。这里培养了大批夺取胜利的所急需的人才。

中央党校当时的校长是彭真，在他主持下，党校具有极好的学习环境，形成了严谨求实的校风。顾准到校后，被编在二部十二支部，同学多数是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来自部队。几个知识分子党员分编在各小组内，每个小组都是工农干部占多数，具有丰富的从实践中得来的革命知识，顾准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而他们也并不因为顾准是知识分子而有所鄙视，相反却非常尊重，彼此关系十分融洽，有事相互探讨、切磋，其乐融融。

中央党校校部(一部与校部合在一起)有一座大礼堂，大礼堂门上镌刻着由毛泽东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这里，顾准等学员常去开会听报告。在顾准的记忆中，延安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到了延安，接受那里的熏陶、教育，使他受益匪浅。

_{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整风学习初期，重于通读文件，强调有的放矢——以自己为“的”，以文件为指导，有系统地反省检查自己的思想。学校并不禁止读其他的书，但是每个人都迫切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都深钻文件，务求读通，顾准认为，“这大大有助于矫正我过去读书不求甚解的坏习惯”。

延安整风，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党的历史。顾准在学校学习时，也参与其时。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学习和时局》的题解，今人对此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这个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土的统一。……为着进一步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

顾准听了这个报告，心情激动，他说“虽然事隔十余年，还如身历其境”，因为毛泽东的这篇报告确实十分精彩。毛在文章中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的形势，阐述了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态度、方法，并对党的历史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作了总结。毛泽东指出：从思想上弄清党的历史问题，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作结论时取宽大的方针，是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团结一切同志一道工作。他还希望广大干部要“开动机器”，“放下包袱”，并语重心长地说：“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毛泽东的教诲，给顾准以充沛的信心，使他丢弃包袱，轻装上阵。

1944年下半年，就在毛泽东所作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之后三四月，正在延安的陈毅找顾准谈了一次话。

顾准是陈毅在苏北新四军时的老部下，陈毅是性情中人，爽快质朴，快人快语，他对顾准的才华颇为欣赏，并引为至交。

在和谐的气氛中，陈毅关切地询问顾准对于今后工作的意见，充分显示了一位老红军领导对青年干部的关怀，顾准幸遇这样的好领导，心情感到十分舒畅。他们一见如故，谈笑甚欢。

他们在交谈中，顾准首先主动承担了在淮海区敌人扫荡中的责任，说道：“我是犯了严重错误。”至于今后做什么工作，他表示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陈毅为了帮助顾准放下包袱，语重心长地说：“淮海扫荡，军部事前得有情报，并电告淮海准备。而淮海负责人却麻痹大意，未作反扫荡部署，你在这一事件中是没有责任的。” 陈毅针对顾准的顾虑，再三说道。

如前所述，延安整风时通过对党的历史的讨论，全党取得共识，后来体现在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

在此之前，党校也划定了一个时期在这方面的学习计划。顾准在学习中读了毛泽东著作，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特别是《关于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顾准在思想与党中央更加保持一致。他认识到了1931年到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眼里，他开始领悟到，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一个胜利的政党。顾准以为，毛泽东早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伟大预言：“新中国航船的帆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何等的自信，又是何等的气势，顾准预感此时已经将近实现了。

正是怀着这种兴奋的心情，尽管中共七大还未闭幕，顾准已经十分渴望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8月13日，毛泽东为统一全党认识、明确党的方针任务，亲临中共中央党校校部，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顾准与党校二部学员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他指出：“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早定了的。”“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的讲话高屋建瓴，目光远大。

顾准对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所说：“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这番话，特别感到振奋。

财会专家

四十年代的延安，军民生活是清苦的。但党中央对前方回延安整风的干部的生活依然照顾得无微不至。当时延安的物质环境极端困难，留守边区的部队全力生产自给，机关学校的生活任务也很重。党校二部学员参加农业生产、从事开荒种地的次数相对较少。但只要有生产劳动任务，顾准总是积极参加。

学员们在党校附近山坡、平地上种些蔬菜、瓜果。有时一天下来也够累的。虽然如此，但大家都抢着干。没有一个畏难后退，怕苦怕累。劳动的收获也改善了生活。加上被服发得充足，伙食吃中灶，全吃小米和白面等细粮；住处也较宽敞，一个大窑洞不过住四个人；冬季还发烤火木炭，抽烟者则发烟草。这样的生活条件，在当时延安是相当不错的。

顾准到延安学习不到半年，大约在1944年春，党校校部调他到校务部——一个负责党校六个部的总务工作的机构——去帮忙做会计工作。早在上海立信，顾准就是一位知名的会计教授，从事会计簿记工作，对他来说，当是英雄用武之地，在这里，他发挥了多艺善估的理财本领。

中央党校校部和各部的教职员工在三千人以上，经费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拨给外，很大一部分要靠学校自筹，即生产自给。而党校所有附属生产机构，则都要作经济核算，盈利上交。

顾准认为，校务部的会计科，要反映和控制校产等经济活动，自然不能过分简单，甚至要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他到校务部后，经过细致考察，发现他们当时在工作上遇到这样一种困难，即如何综合所属单位的会计报表，如实反映和控制全校经济活动的成果。如顾准后来所说的，他改变了会计工作局面：“我在校务部帮助会计工作期间，如果也算有所贡献的话，主要是和谢开基等同志一起商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帮助工作前后不到三个月，和我联系的是校部秘书长黄火青和校务部长牟泽衔。工作完毕时，校务部还发一条校务部附属工厂织造的毛毯，丰富了我的被服装备。”

黄火青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西路军失败后曾在新疆工作过。到延安中央党校后，先任校务部长，后任秘书长，他对顾准的会计工作是相当赏识的。

1944年3月，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1905-1994)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在他领导下，开办了会计训练班。这年夏天，顾准结束了在党校校务部的会计工作，于是便由陈云点将，调去当会计教员。

陈云把顾准介绍给会计训练班的主任章戈白，称顾在会计教学上很有造诣。陈云非常重视边区的财经和会计工作，认为搞好这方面工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他要正在党校学习的顾准协助他工作。

陈云在《陕甘于边区的财经问题》中指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顾准在教学上充分体现了陈云的财经思想。

顾准执教的这期会计训练班的教学时间约三四个月。他根据在整风学习中获得的体会，对教学方法作了改进。为了体现训练要求，不用现成教材，一开始上课就“设例出题”，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顾准十分注意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立即投入“假想”的记账实践。在此以后，他再讲解学生必须了解的复式簿记原理，以便学生经过较短的时间的学习，能够马上参与会计实务工作。

训练班结束后，据学员们反映，顾准的这一教学方法，效果十分明显。又据立信校友童福康回忆，延安大学(校长周扬)经济系(系主任由边区政府建设厅长高自立兼)，也聘请顾准去兼课，讲授会计原理。

在延安的二年当中，顾准除了整风学习、会计教学和实际工作外，还十分注意从边区实际经济状况中学习研究财经问题。

顾准搜集了边区的财经问题，分别致函给当时的边区财政厅长兼参议会秘书长南汉宸(1985—1967，著名的银行家)、边区物资局局长兼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经理叶季壮，向他们请教，他们二位接到信后都热情邀谈，商讨如何整理边区的财政，发展贸易，克服边区面临的经济困难，从而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此外，颐准还偕同党校同学邹时寰一起到边区盐业公司，拜访蒋望东经理。正是经过蒋经理的介绍，顾准见到了陈云，这才有前面提到的陈云敦请顾任教之事。

最后，顾准还是在1945年8月作为上海地下干部离开生活了二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年8月下旬，顾准就是带着这种激昂的心情，踏上了回到华中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