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往事

照例，怀古忆旧总得有个由头。譬如在特殊的日子，或者有特定环境特定的记忆承载物。而我，在暑热依旧的初秋，在键盘上敲击关于祖父的这些文字，却没有任何诱因。那也许正是他活在我心中的缘故。我将用零碎的时间，把这些零碎的记忆录下。算是对他的纪念。

祖父一九一五年出生，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农历正月廿三）去世，至今已离开我们已二十七年了。关于他的经历，或许能写一本薄薄的书。但我还是以片段的方式，不加雕琢地如实写下来。这样或许更真实些。我是长孙，从懂事起，记得他一直生病。祖母与父母都要下地干活挣工分，以养活全家。所以，我由他一手带大。他常说，自己的病的好转，起自我的出生，以至于到六十来岁倒能干一些轻便活。好像我倒成了他的福星。在我的成长中，我能体会出他作为祖父的爱意，但从不记得他曾宠着我。

直至我工作后，每星期回家，我一定陪祖父喝小酒。他说男人是要喝点酒的，但不能喝醉。他说自己从未喝醉过，不是酒量大，而是有克制力。他难得喝酒，多半在我回家，才有一小杯。陪他喝酒，他就讲过去的事情，还讲他自己悟出的人生的道理。

印象最深的是那句：人可以低头，但不能弯腰。

_{祖父与曾孙女}

一、在祖父看来，隔代亲就是要治理我的顽劣

我儿时大概是蛮顽劣的。之所以这么猜度，因为如果一个孩子知道自己的顽劣，那他一定不再是个孩子了。俗话说隔代亲，但记忆里，祖父对我却特别的严厉。不记得父亲曾打过我。收拾我顽劣的，除了母亲偶而为之，还有就是我祖父。但我不惧怕母亲。所以若遇到我闯祸的事，收拾我的总是他。祖父收拾我很有特色，他从不打脸和头部，也不打屁股，而是从竹竿上折下一枝细竹梢，剔去竹叶。用这竹梢抽我脚杆。这抽的动作，幅度很小，不是用手臂大幅度地打，而是手腕轻轻一抖就着肉，肌肤痛得要命但不受伤。

起初，每犯事，则由着他收拾。后来我悟出他身体不好跑不动，见他在寻找竹梢时，便拔腿逃逸。也趁机有了一个出去玩耍的理由。但即便再野的孩子，晚了总是要回家的。正像俗话说的：躲了初一躲不过月半。在外玩了半天，到晚饭时分，我的懊伤就来了，于是硬着头皮回家。却不敢冒然进门。先是躲在屋子壁角的转弯处朝大门口张望，见没动静，就一步一步朝门口挪动，且装出一副眼巴巴的可怜相。心里却算计着，如果他见我后再找竹梢，我就再逃。我知道他不敢，我是长孙，真的夜里不回来他怎么向儿子媳妇交代？其实，他也不忍。这时刻，祖父往往去淘米或者提水，见我隑在壁脚上，先是瞪一眼，以示前事没完。见此，我故作惧怕状，先低下头，脚趾兑着脚趾不吭声。然后朝他瞟一眼，再瞟一眼。那传递过去的信息，显然是我知错了，饶了我吧。一会儿，他甩出一句：去，搬一捆柴进来。我知道他的气已经消了。于是就屁颠屁颠地搬柴，然后知趣地进灶膛烧火。还不时的爷爷长爷爷短的逗他开心。“饭开了，再添一把柴。去把夜壶拿进来。”我晚上跟他睡，替他倒夜壶提夜壶，是我小时候乐此不疲的事。这时，知道他气全消了。这样的把戏，我屡试不爽。

关于收拾我的顽劣而遭打，有两次印象深刻，以至于终生难忘。

我发蒙八虚岁读书时，班上的同学普遍比我大两三岁，班长和好几位同学大我四岁。尽管我个头高，但常常遭欺负。有一次被同桌打后哭着回家，意思很明显，希望爷爷能帮上我。而当他问明情由后，非但不帮还奚落我说：你长这么高有什么卵用，你不是也有两只手？人家欺负你就不要怕，他怎么欺你，你就怎么还他。有一次下课后，为了争晒太阳的地方，那个常拿我开刷的同学，又打我又吐唾沫，我想起祖父的话，站在门口上飞起一脚，那家伙退了三四步后一屁股倒在地上，懵了。他完全想不到我会还手，且那么狠。他站起来后，只是骂骂咧咧，居然没还手。从此他再也不敢动手了，而且后来还成了玩伴。

那时我该读四年级了，由于带我二弟，我停学一年就随下了一级读。班里同学年龄相仿，我是副班长，还有一位大我两岁的做班长。那是“文革”已开始，课本没了，我们上课尽捣蛋。班长也不例外。那天我们几个在上语文课时削木枪栓，而后面隔我一排的女同学不知何故骂我们不停。你不知道，乡下女孩子骂人特厉害，那都是从老娘和左领右舍骂街时学来的，既粗又难听。骂人不是男孩子强项，打么，但又隔了一个课桌鞭长莫及。于是我从地上捡起削下来的一根竹篾，朝她扔过去，想吓唬她一下。哪知她居然哭了起来。我们都嘲笑她是假装哭。这竹篾那么薄不痛的，别理她！哪晓得那竹篾偏巧插在头皮上，血洇了出来。老师扔下课本忙掏出手帕。这时我其实有些慌，但嘴巴还很硬，说，谁叫她骂人的！

放学后，老师带了那个女生朝我家去。我知道不妙，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等着。但不知老师没搞清楚当时的情况，还是故意告恶状以收拾我的上课捣蛋。说我是将竹片插到女同学的头上的。在老师告状的当儿，祖父脸上已布满怒气，不时朝我眍一眼。我心里盘算：这老师瞎说，我今天要倒霉了。等她们一离开，祖父就拿出竹梢抽我脚杆，边抽边说：这还了得，你欺负女同学，竟然用竹片插人家头上。这要出人命的。不收拾你将来还敢杀人呢！事后，我向祖父解释说我们隔了中间一排位置，怎么能插得到呢？祖父沉默片刻却说：那你也不该欺负比你弱小的人！那是我记得的打得最厉害的一次。第二天，同学们都嘲笑我被祖父绑起来打得像杀猪似嚎哭。那不是老师说的就是那个女生造谣！这使作为副班长的我面子扫地。反正我也搞不清是老师说的，还是那女生说的，我怀恨在心。每逢那老师上课，策划了几个好伙伴捣蛋，以至于那老师不能上课而哭着离开教室。

我们也知道那女生怕癞蛤蟆、蚂蝗，于是常在早晨将癞蛤蟆、蚂蝗放在她课桌的抽屉板内。使得她不敢来上课。多少年后，我高中刚毕业，好事的农妇给我做媒，而对方就是那女生。我忽然想起当年的事，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这多尴尬？我借口年纪小而推脱。其实是因为她不漂亮。再多少年后，我也成了教师，在一次全县的教师大会上，我碰到那老师。她头发全白了，她该是我奶奶的年龄。她还夸我尽管调皮捣蛋，但读书聪明。还夸我出息。看到她苍苍的白发，我很是内疚，为当年的顽劣和不懂事。

祖父的这两次收拾，使我悟出一个道理：遇到别人欺负时，你应该不畏强暴，以牙还牙；遇见比你弱的人，你一定不能欺负。否则不算男人。

二、给两个“小偷”解围

“文革”初期的某一初夏，村里人都下地了，忙着播种棉花籽或者给抽穗的麦子喷农药。这时，从远处匆匆走来两个穿着军便装的知识青年，因为路上少行人，所以特别醒目。那两个知识青年东张西望，看四下无人，就到我宅上隔壁人家的竹竿上偷了一条长裤。这被一个干活望野眼的农民发现了，他一吆喝抓小偷，那俩人就扔下裤子逃窜。田里的农民听说小偷，就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那俩人不熟地形遇到断头浜，很快被逮住。村里人把他们绑在仓库场牛棚边的石柱上，边审问边用牛绳鞭打。那是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小偷就是敌人。

天气闷热，再加上刚才的奔逃与紧张，俩知青衣服透湿，大汗淋漓。闻声，我跟着祖父来到仓库场时，其中的一个已在流鼻血。还有一位嘴里一直在喊“水，水”。祖父挤开人群，操起水瓢，到木桶内舀了一勺井水，再挤进人群。那时村里也有造反派，一个小头目冲着祖父说：这是阶级敌人，不能给水喝！祖父一声不吭，只是铁青着脸走到那俩知青跟前，每人喂半瓢。后来每当我看《巴黎圣母院》电影，当爱斯梅拉达给卡西莫多喝水时，我就想起祖父。要知道，他当年作为曾经的地下党员和新寺乡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正接受着调查，日子并不好过。我那时十来岁，已懂事。在喝了祖父喂的井水后，那两个“小偷”眼泪流了下来。

此刻，整个现场很静。突然间，那造反派说，把他们押到派出所处理。这时，祖父发话了。他说：你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他们还是孩子呢！也就一条裤子，再说没拿走。送派出所会影响他们一生的。放了他们！说完，他对着两个“小偷”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祖父是个正直而又脾气很大的人，甚至会骂人。也许是他曾经的威严的震慑，也许是他那几句走心的话使人们动了恻隐之心。大家都附和着说算了算了，放了他们吧！

许多年过去后，也许人们都忘了这事。也是在一个初夏的星期天，麦子黄了、菜花结荚了。有两个老人在我家附近的百尺泾里钓鱼。那天我正好在老家，闲着无事就凑过去看钓鱼。其中一个指着一处问我，这里是不是以前有个仓库场，我说是的，分田到户后就拆了。他再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个子高高的老人，我想那大概指我祖父，因为在村里的老人中，他是最高的，大概近一米八。我回答是的，那应该是我爷爷。于是，其中的一位就说起了当年的事。

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初夏，那两个知青从市区赶来奉贤，去胡桥公社孙桥大队看几个插队的同学。由于走错了路，误入了村落。结果里面窜出一条黑狗。由于其中的一位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吓得尿湿的裤衩。而穿着尿裤见同学，也许还是心仪已久的女同学呢，实在觉得有失颜面。所以才去收那晾着的土布长裤。不期遭遇一顿皮肉之苦。我说记得那事，那时我也在场。于是他们感激地说，幸亏你爷爷，否则我们的人生将是另外的走向。他们告诉我，后来他俩去小三线后返城，一个成了工程师，一个是科级干部。他们想看看我祖父，我告诉他们，我祖父已过世五六年了。他的骨灰就埋在不远的河滩边，没有墓碑，只有一棵矮小的柏树。

三、祖父与他的战友和弟兄们

小时候常听祖父说“亡国奴”一词。我好奇地问什么是“亡国奴”？祖父说，亡国奴就是自己国家灭亡了，被外国人欺负。亡国奴苦啊！没吃没穿，脚上带镣铐，还要逼迫着干重体力活。这是我从电影里看到过的。那不是人过的生活。祖父又说，东洋人打进来，我们国家灭亡了，我们就会成亡国奴。

一九四一年暑假，地下党特派员黄竟之来胡油车小学，以教师的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是年秋天，先介绍吴品章（后来化名肖斧）入党，当年冬天，又吸收祖父与陈其美入党。那是抗战的相持阶段。祖父说，他加入地下党，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抗战胜利后，为了执行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江南的大批干部北撤。他的上级都离开了，要我祖父和一批地下党员留下来坚持斗争。地方的红色政权出现了权力真空，反动势力猖狂起来。他晚上不敢回家，即便就在附近，也躲在外面的庄稼地里。有几晚，祖父躲在河对岸的庄稼地里发现，更深人静后，有几个穿着黑衣的人敲开我家的门，向祖母问祖父的去向。那时，我父亲才七八岁，我姑妈十来岁，而我的二姑妈，由于祖父常年在外，靠祖母一个人难以抚养，于是就送给了人家。祖父觉得自己是当地人，这样下去一定会被抓走而杀头，于是他去浙江平湖躲避了一年。我在他去世后，看他的档案，里面有他为此脱离党组织的检讨。他没有为自己找理由，而是说“逃到平湖”。我没有因为祖父用了一个“逃”字而鄙视他。而觉得他坦诚。为了那次的“出逃”脱党，他在一九五〇年重新入党。他是新寺乡的农会主席、第一任书记。到一九五三年，他患上严重的肺结核，从此就再也不能工作，那时才三十七岁。

那段“逃到平湖”的经历，在运动中成了揪他的小辫子，当成叛徒审查。他很坦然，说自己没被敌人逮捕，更没出卖组织。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只能说他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点他承认。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当年也是一个村里的小兄弟肖斧却不免。他曾是浦东解放支队的指导员，他带队伍搞武装斗争，而我祖父搞地方工作，抗租抗税，为部队输送战士。解放几年后，肖斧奉调到浙江一个县任武装部长。他们曾经是好兄弟，但解放后却隔膜起来。肖斧家家境殷实，解放后，被评为地主成分。也许肖斧认为家里是地主，再回来不合适。所以去外地工作后从不回家乡。每说起他，祖父似乎有些微词。解放后他们之间从未见过面，也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但“文革”中，调查组好几次找祖父了解肖斧的参加革命的历史，祖父如实述说他革命意志坚定，没有做损害革命的事，还拉起了一支队伍。其实，那些调查组的人意图很明显，是为了找整肖斧的黑材料，你替他摆功，肯定通不过。记得最后一次，他们将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叫祖父签字。祖父由于年轻时搞地下工作，所以警觉性挺高的，没贸然动笔，而是认真看了一遍。结果发现里面尽是诬陷不实之词。祖父脾气大，马上发火，以至于呵斥着赶调查组的人出门。那些人悻悻离开时撂下一句：等着瞧，你有大问题。我是祖父的跟屁虫，当时在场。事后，他曾经的战友来看望他，劝他不能得罪这些人。但祖父说，随便吧！反正不能瞎讲！据说后来老战友们去看肖斧时说起此事，肖斧怃然良久。但到我祖父一九九七年去世，他们终究没再见面。

祖父虽然参加革命不算很晚，但他充其量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他曾读过三年私塾，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喜欢跟农民群众在一起，农民也将他当弟兄和长辈。而与上级关系往往不是处理得很好。那往往都是些官腔十足的人，他常因为他们的官僚主义而顶撞。但他与山东南下干部，公社的书记高楠彬关系很好，那人极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连长鲁大成。他蹲点在我家，也是直来直去，同样的会骂人，但俩人心心相印。一个称“高书记”，一个称“老汤”。即便后来他调往上海市气象局，还时来看望或书信往来。

五三年祖父患肺结核后，从不出宅基，来看望他的都是当年一起抗日搞地下工作的战友、同志。我小时候由祖父带大，每逢他们来讲当年的事，我都记得。印象深的有好几位。一位叫平金根，比祖父稍大，他浓眉宽额，虎背熊腰，镶着一颗银牙。祖父常说金根哥有胆气。有一次俩人挑着棉花担过新寺镇，其实下面是两支短枪和几颗手榴弹。正好遇到前面设卡，两个伪军守在桥上，已经照面，回转已来不及。那时正由祖父挑着担，他因紧张而腿发软。平金根见状就接过担子，大步从容地迎向伪军，放下担子并与其套近乎敬烟。也许是伪军看他样子是一个不好惹的主，也许是他的镇定，伪军竟查都没查就放了过去。此事，我常听祖父赞叹不已，说平金根有种——“有种”是有胆气的意思，自己不如他。还有一位叫戚福昌的，他家在一江之隔的胡桥乡孙桥大队，与我家仅一江之隔。他每去新寺上镇，就划着麦钓船靠在我家水桥边。他是木匠，专做布机、纺车。兼之逮黄鼠狼、打野兔、野鸡。有次夜里，游击队与保安团交火，对方的机枪火力压得游击队抬不起头。正在紧急关头，戚福昌打鸟回来，听得激烈的枪声就过来。正好遇见祖父他们。他二话没说，接过一人手中的步枪，像打鸟似的站着朝机枪火力点连放三枪。结果机枪声哑了。祖父说，那晚好险，没有他，那天不知要牺牲几个人。他比祖父大好几岁，他呼祖父“火泉弟”。

_{新四军研究会浦南分会开会}

还有胡桥的刘小弟，他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样子像电影里的刘罗锅，矮小且驼背。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他不从。国民党军给他两条路，要么当兵，要么枪毙。他选了前者。想想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找机会逃出来。结果在淮海战役时，他逃到了解放军一边，成了解放军战士。“文革”时说他是叛徒，遭管制，在牧场里养猪、养牛。一有空就来我祖父那里聊当年的事。“文革”后一直为平反奔走。

我的叔公也就是祖父的弟弟汤火金（入赘后叫“胡进荣”），是祖父介绍入党的。据说他是机枪手，参加过夏家宅突围战。他勇敢，胎本好，解放后成了杀猪的屠夫。早逝。当然，还有陈其美、王贤德、萧天山、赵金山、徐苗根、王勤余、叶志红、李志奎，不是新寺、柘林，就是胡桥的，我也都认得，那些人，大多脱党了，有的后来再入党。只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我知道的不多。

四、祖父称“九哥”的蔡九皋

说起年纪，祖父的朋友中最大的要数蔡九皋了。去年在人和堂药店，碰到他的小儿子蔡国圣。我们曾都在新寺中学读书。我们谈起当年，说起他的父亲蔡九皋时才知道，蔡九皋其实比我祖父年纪大一轮还多。我一直称呼他“公公”。而他的儿子蔡国圣却与我同岁，蔡国圣上面有好几个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个妹妹。在我记忆里，从懂事起就认识蔡九皋公公。我发蒙读书是在胡油车小学。那个学校解放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点，黄竟之就在那里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我祖父就在那里入党的。而当我读书时，蔡九皋已成了河对面桥堍边下伸店（南杂货店）的售货员。

那时学生是带着饭上学的，中午往往会去他的下伸店里买玫瑰腐乳、什锦菜。每见到我在柜台前叫他公公，他会抬起高度的近视眼，那样子像电影里的帐房先生：“哦，小妹呀！”之所以这么呼我，那是缘于我小时候祖父把我打扮成女孩子。他一直以为是女孩，这就成了习惯称呼，改不了。我们多半是一帮屁孩一起去的，不是买一分钱一块的腐乳就是一分钱什锦菜。而当我买什锦菜时，他在给我一分钱的份额后，嘴里说：这是汤火泉的孙子，我加两根。其实两根也就面条般宽，小指头般长。我懂的，他是在玩幽默。高度近视的镜片后透着长者的慈爱。

“火泉弟福气好唻！”每当我们出店门时，背后总听到老人这么感叹。那时我祖父近五十岁，而他已六十几岁了。那是个该含饴弄孙的年龄，而他因还没有第三代而感慨。其实，他的大儿子比我父亲大五六岁，叫何国强，跟蔡九皋的前妻姓。当时何国强还在参军，是开轰炸机的飞行员，曾驾机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蔡九皋与前妻还育有一女，文化程度也很高，只是老人更以大儿子为骄傲。每来到祖父处，总谈起儿子。他个高，清瘦，背有些弯。站在柜台前，不禁使人联想到《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

蔡九皋是新寺镇上的居民。小时听到他的名字，以为那个“皋”是糕点的“糕”。我想这名字有意思，他开着南货店，卖糕点，以“糕”名之正合适。待到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来自于《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是何等有气宇的名字。显然祖上该是读书人家。他家境殷实，读过几年私塾，字很见功力。解放前曾在镇上开杂货店，直至公私合营。抗日战争爆发，乔甫宽、黄竟之的地下党在浦南开展武装斗争。他以杂货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是一个交通站和秘密联络点。他也是地下党员。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脱党了。解放后划分阶级成分，他大概属于小业主。正因为这些，“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头。他是常来我家的一位长辈，我祖父称他九皋哥，他称祖父有时汤火泉，有时火泉弟，有时老汤。这完全由他的谈兴而定。他的喉结很凸出，说得兴起时，只见喉结上下抽动。俩人边谈边相互传递着吸水烟。笑声、咳嗽声、谈话声在烟雾间缭绕。俩人有时也为某件事争论。争论得相互说服不了，于是就沉默着吸水烟。无何，又和好如初。他前后娶了两任妻子，大儿子比我父亲大五六岁，小儿子蔡国圣与我同年，月份比我小，国圣下面还有一个妹妹。老人大概有六七个儿女，第二任妻子比他小很多。妻子年轻，儿女又多，再加上他上了年纪，家庭矛盾难免。这是他来我祖父那里常谈到的一个话题。

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感到气候不利，于是就少有走动。于是相互写信，托人捎带。其实新寺到我家也就两公里。那时，他虽然上了年纪，但那钢笔字依然很苍劲有力。“文革”后，他又常来看祖父，但比之前要少，因为腿脚不便而拄了拐杖。他耳背得厉害，两人说话，都大着嗓门。祖父稍不注意，说得轻了，他就把头凑过去，侧着头，嘴里“啊——啊——”不停。我知道，他那时也要求平反。祖父劝他说你不是平反，而是要承认是地下党员。他同意了，就要肖斧和祖父证明。不知写了多少材料，经过了多少周折，最终他的愿望实现了。我大学毕业后回新寺中学教书，他的家就在学校边上。有时下课后，从楼上朝校门口瞭望，看到一个老人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站在门卫处。那就是蔡家公公。我于是忙赶过去。他看到我很高兴，会拉着我的手笑得很慈祥。耳背更厉害了，他自己明白，所以听着说着，就解嘲地指指耳朵说听不见。

他说没什么事，就想问问你爷爷好吗。这使我想起爷爷躺在床上，有时念叨：蔡九皋怎么好久没来了？随后又顿悟似的自语：都老了，我都走不动了，他比我大十几岁呢！我曾受祖父之托去看他，他独个住在里自家屋子约百米外的一个弄堂小屋内，因为是夏天，他正打着蒲扇看报。说这样清静。他说蔡国圣孝顺，常去看他。那也许是“天意怜幽草”之故。子女多了，父母总有自己的偏爱，何况他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呢！国圣肖父，聪明，字也写得好。

由于老人不懈地努力，在八十多岁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五、老兵李宝财

来看祖父的人中，还有一位人很朴实，也不健谈。其实，在农民中很会说话的不在少数，譬如祖父其他的一些战友。而他显得有些特别。他就是骑塘村的李宝财。当年，就是祖父送他参加新四军的。参军时，家里就一个老母亲。这一去就是四五年杳无音讯。家里人以为他战死了。

初解放他转业回家，刚进家门，见客堂里放着祭祀的贡桌。他以为瞎眼的老母去世了，便埋头大哭。听到哭声，瞎眼的母亲从里屋出来。见到母亲，俩人抱头痛哭。原来母亲以为儿子早不在人世了，这太平桌贡的就是他。李宝财从一个农民，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机枪排长。三大战役他打了两个。转业时问他去哪里？那意思明显是安排工作，其实，上级已安排他到县政府做通讯员。但他却说，仗打完了，干老本行回家陪老母亲、种地。这一种就是几十年，再也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直到去世。他在农闲时常来我家，说是祖父送他参加革命队伍的，他一直记着。在常人看来，他打了两大战役，不死完全是运气，而最后也不过是老农民一个。但他们聊谈时常说，现在好了，不要担惊受怕，不要为衣食担忧了，当年打仗就是为过太平日子。这也许就是农民革命最基本的出发点，农民放下锄头扛起枪，就是卫国保家，就是为了有饭吃。仗打完了，就回家种地。这是最朴素的情感。

祖父说，别看李宝财不声不响，一拿起枪，他就像一条闻到火药味的猎犬。

六、临别，他要一艘纸船

祖父去世于一九九七年的二月一日。那天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一是，市委组织部下面的一个处室派人送来的花圈，由祖父介绍入党的一位同乡离休干部王勤余伯伯讲了话。这一切说明，解放后他由于生病不能继续工作，但对解放前的革命经历是肯定的。

还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

作为祖父的后代，回忆起生活中他教育我们的点点滴滴，悲痛自不待言。可还有一位乡邻老泪纵横，跪在祖父的遗体前不肯起来。

那就是阿帆伯伯。

阿帆伯伯是我们一个村的。他叫我祖父阿叔，其实论年龄也就差不到十岁。他祖上家道殷实，解放初评为富农成分。这人种地是好把式，可就是性格倔，嘴巴不让人而得罪人。大跃进年份，为了赶超英美，村里人每日每夜地干活还嫌慢。那时，阿帆伯伯负责耕地，他嫌牛慢，就用扁担抽。那时有首歌叫《耕牛是个宝》，你打耕牛那还了得？一次村里男人踏水车抽水，他作为放水员忘了筑下水缺口。结果这些人白忙活一个晚上，水都流到河里了。两罪并罚被人告了破坏生产，结果吃了三年官司。

出来后，他还是这个脾性，什么都不服。不服气时，常梗着脖子。我那时还小，看到过几次祖父骂他说；阿帆，你这个“鞭性子”（骂人的本地话）脖子再梗，总有一天还要吃亏。可阿帆伯伯与祖父顶牛，以至于两人不再过往。他大儿子有些弱智，读了六年一年级，常会骂人，骂社会上的有些现象。有人说，他傻子懂啥？一定是阿帆教骂的，他不敢骂，就教傻儿子骂。所以后来他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文革”中遭人毒打，用皮带抽，用石块挂在脖子里。即便这样，他还梗着脖子不服。我祖父生病，从不出宅基，他在后面的叶家宅，隔一条小河，直线距离百余米，却从不往来。

“文革”结束后，地主、富农摘了帽。他才逐渐来我家与祖父聊天。

祖父去世时，阿帆伯伯已七十三四岁，而且发过脑梗，行动不便。平时已不怎么出门。可那天，他颤颤巍巍着过了小桥，来到我家。跪下去后就边磕头边老泪纵横。说：阿叔，我这辈子没听你的话，以至于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你骂我其实是为我好，可我当时糊涂。阿叔啊，阿叔！

我拉了几次，他不肯起来。我也禁不住哭出声来。

你想想，这样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与祖父只是乡邻，却哭得这样悲痛。我从侧面看到祖父是怎样一个人。

方圆附近，认识祖父的同龄人，都叫他“老汤”。他虽已常年卧病，可邻里间有矛盾，家庭不和，都来找他；那些一起参加抗日，后来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人，也常来找他，一坐就是半天。经他解决的矛盾也不少。他从不和稀泥，遇到道理说不通的，他甚至会骂。他的口头禅是“鞭性子”。就像骂阿帆伯伯一样。但没见与他结冤家的。那或许是出于他的坦荡、正直。

祖父胆大，除了说自己不如平金根外，好像他没怕事过，即便对“文革”中整人的调查组，也照样轰出去。他不相信迷信。可在去世前几天，他对母亲说，一定要扎一条纸船烧给他。他说自己去的路上发大水。还说，他床前有许多长着翅膀的小孩在飞，像蜜蜂。“五七”忌日那天，母亲将扎好的纸船烧给他。

前些日子，父亲收拾老屋，发现祖父参加抗日的新四军纪念章，还有他解放后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的证件。父亲说，那时刚解放，祖父没有工资，每月发四十斤的面粉以代。一九五四年起，祖父肺结核日重而不能工作，病休回家。不久，组织上劝他去职，祖父没提什么要求，回家养病，成了农民。后来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享受离休待遇。祖父因为是农民了，不能享受。有人劝说他争取，祖父说国家有政策，社会安定了，自己现在吃饱穿暖，还要什么？当年参加地下党，不图的是这个吗？

_{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章}

_{作为公职人员的公费医防证}

区史志办的负责人曾对我说，你把祖父的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写下来，我们要保存。我说，他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值得宣传。当年抗日救亡，只是做了一个有觉悟的农民应该做的事。还是让他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