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万花筒（上篇）

1

走进住居民大楼，见底楼贴着一块蓝色的牌子，上面印有民警的照片和手机，有事随时可以联系。时代进步了，称呼发生了变化，过去叫户籍警，现在叫社区民警，称呼变了，民警与居民的联系和处理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下的居民家，不仅白天大门紧闭，甚至装有防盗门，底楼都设有铁门，社区民警要想去哪家，不事先联系难以进门，且居民也不喜欢社区民警随便上门。但凡穿制服的警察去哪家，邻居都会好奇，甚至怀疑这家有人违法犯罪。

当年我当户籍警的时候，居民家白天大门都是敞开的，户籍警可以随便进百家门，不管去谁家，居民热情地沏茶倒水，甚至留你吃饭。就像老电影《今天我休息》里的马天民。

_{采访《今天我休息》主角马天民扮演者仲星火}

那时居民戏称户籍警为“百管部长”，他们“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其职责究竟有哪些？我也说不清、道不明。概括为一个字就是“杂”。诸如户口管理、治案防范、侦破案件、调解纠纷、帮教失足者等等，甚至杀鸡抓狗、拆迁违章建筑等，都喜欢找户籍警。真可谓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户籍警就是穿针引线的人。他们心系千家万户，承包着社区的“责任田”，确保一方平安。

随着成片的老房子被推土机“隆隆”地推倒，老房子里的居民各奔东西，互相失去了联系，似乎过去的许多风土人情也随着老房子烟消云散。那些失去的人和事已然成为一段湮灭的历史，一种美好的回忆。

我当年管辖的小区是天水新村，属于工人新村，一排排火柴盒般的楼房内，居住着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工人，也有一些服务行业者，以及少量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籍贯不同、职业差异、年龄参差、经历不一、性格各异的居民，组成了一个个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社会细胞——家庭。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济南空军部队复员，被分配到长宁公安分局。先在遵义路派出所实习，我抓住空闲突击复习功课。三个月后，幸运地考上了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虽是业余大学，但文革期间毕业的高中生文凭都成了一张废纸，教育部规定必须重新考试获取高中文凭，故此，50后、60后考上大学的非常稀少吃香。实习结束去警校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仙霞路派出所。

初秋的星期一清晨，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仙霞派出所报到，见派出所是一排马路边的商店门面房，门口的红灯还亮着。我敲开门走进去，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烟味。我被值班民警带到所长办公室，高所长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高所长给我倒水时，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这位50开外的所长满头华发，面孔像干了的海藻一样打着波皱。一笑，满脸孔的皱花。

高所长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又介绍了派出所的基本简况：“这个派出所刚成立不久，原来属于上海县公安局管辖，随着北新泾划给长宁区后，分局成立了仙霞路派出所。派出所的房子还没有造好，所以我们暂时住在商店门面房里过度，等小楼建好后，就可以改善条件了，目前克服一下困难。”

8点半，随高所长走进会议室，其实就是一件大房间，大家围坐在一起。大盖帽下二十多道威严的目光交织地扫向我，真有点不好意思。高所长偏偏让我站起来亮相，像做商品广告似的大声介绍：“小李已经考上了大学，希望大家向他学习。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工作。”大家随之鼓掌，就这样算是欢迎仪式。

随后，高所长一改笑脸，翻开黄牛皮纸小本本，神色凝重地说：“‘打击团伙，深挖犯罪’的统计表上，我们所排在分局倒数第二。上报对象数仅11个，是邻所的三分之一，虽然我们是新成立的派出所，但不能以此作为落后的理由。”说罢， 他“庄严”地宣布：“从即日起到国庆节实行三停：停止周日休息，停止值班调休，停止节日放假。”他的“三停”引起了一阵议论，但谁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满。

会上，高所长宣布老户籍童大星带我。他原来分管天水新村居委。散会后，老童倒没什么客套，扔给我一本厚厚的户口内册，说：“有空看看，熟悉一下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

所谓的户口内册就是按照门牌号，每户人家的户口人数和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即姓名、籍贯、政治面貌、学历和单位等，以及个别人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记录。

2

派出所每天上班前都要先集中半小时，头头脑脑听一下大家简单汇报昨天工作的情况，互通信息，然后治安副所长老汪、户籍副所长小单分头布置一下各自分管的工作，副指导员老徐强调一下纪律作风，最后高所长总结说，最近工作很紧张，国庆节快到了，希望大家抓紧工作，要像严建良同志那样，发扬女排拼搏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小严的爱人正怀身孕，可他置家庭困难于不顾，已连续加班了一个星期，每天熬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几天前到外地盐城去外调，一上车就“呼呼”睡着了，途中渴了喝几口开水，饿了啃几口面包，到了终点站被同行的老张推醒，下车又连夜干。现在他的户口段已挖出一个团伙，有4个对象。只有这样拼命干，才能挖出深藏着的犯罪嫌疑人。

高所长越说越激动，抓起大杯子，一仰脖子“咕嘟咕嘟”猛喝了几口浓茶，最后强调说：“各位务必都要挖出对象来，如果我们社区被别的部门或外区打掉对象，目标管理扣3分！”

散会后，师父老童吐着烟圈，当着大家的面发牢骚：“又要像打右派一样分摊讲数字啦，有一个挖一个，哪能平均分摊？严格依法办事，哪能只讲数量，互相攀比，这样势必会造成凑数字，结果大进大出。”

_{脱了军装又穿上警服}

师父老童有点像李存葆写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里“靳开来”，喜欢发牢骚。他虽三十挂七，但脑袋上已开了“天窗”，枯燥的卷发黑白参半，虽说下巴刮得青碴碴的，但说他50岁也不为过。不过那双眼睛却似苏联契卡“捷任斯基”那样炯炯有神。

随后，老童帮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带我来到天水新村居委会，说是认识一下“3860”部队的首长们。我一时纳闷，什么是”3860“部队，老童笑着解释：“38”指的是3月8日妇女节，代指妇女；“60”指的是退休人员，代指老人。”原来如此，比喻得颇为形象。

刚走进居委的大门，老童就拉住调解主任顾阿姨，颇为自豪地介绍说：“这位是部队复员军人，也是个大学生，现在分管这里。”

顾阿姨的“高音喇叭”顿时放开了：“来得正好，街道正在进行计划生育黑板报比赛，大学生帮忙出黑板报，肯定得第一名。”

老童又指着边上的那个老头，介绍说：“这位是治保主任老马。”我与老马紧紧握手后，他翘起大拇指，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大学生，好！有出息！”

我仔细打量这位矮小的老头，其脸上有一个洋溢着生命色彩的红鼻子，嘴里缺了几颗牙，很有特征。随后老童又向我一一介绍了房间里的老头老太们，我的脑袋像小鸡啄米似地点个不停。

坐下来后，老童又介绍说：“新村居委共500来户人家，近1900居民，你要一下子都熟悉他们是不太现实的。最巧的办法就是抓两头：一头是居委干部，这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另一头是抓有劣迹前科的对象，这是我们重点管理的对象。居民的情况就像橄榄核那样中间大，两头小，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抓两头小的方面，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师父老童又带我走访几户居民家，这里的建筑都是三层楼青砖红瓦尖顶建筑，共有11幢楼，每幢楼有3个门牌号。走进楼道里面有点幽暗，我纳闷地问老童：“为啥不开楼道里的电灯？”老童用手捂着嘴悄声说：“因为用电用水的问题，邻居间为了付水电费常常闹矛盾，甚至吵得不可开交。为减少矛盾，有人干脆取下楼道里的灯，邻里间的矛盾少了，但夜里居民上下楼梯却看不清，为了晚上行走方便，各家在门前装一个灯泡，开关接到家里。”

_{三代同堂阁楼上看电视}

这里的居民大多敞开门，每层三个单元，每单元有两间房间，每间房间住一户人家，一般都是两代同室，甚至三代同堂。一间10多平米的房间要住四五口人，一层二层的居民只能叠床地铺睡人，三层的居民都利用阁楼住人。

师父说：“邻居因为厨房和卫生间的公用面积，经常龃龉，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一般的小吵调解主任去解决，但大吵只有我们户籍警出面了。”原来还这么复杂。想到今后要与这样斤斤计较的居民打交道，心里还真没谱，但到了这一步，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3

上午全所民警集中时，高所长又表扬户籍警严建良：“昨晚累得坐在马桶上打瞌睡。”“哈哈！”全场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笑什么！”高所长唬着脸说：“我从厕所里唤醒他时，发现他身上滚烫，立刻送到区中心医院，结果发烧至39度，吊了一晚上盐水才退烧，没想到早晨他拔掉针头，偷偷溜出医院又来上班了。多好的同志啊！”高所长动情地感叹后，又神情严肃地命令小严：“散会后立即回家休息，不许你再办案。”

会后高所长委托我“押”送小严回家。路上我问他：“你好好休息两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最宝贵的财富，磨刀不误砍柴工。发条绷得过紧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如果病得爬不起来了，反而得不偿失，更影响工作。”

他满脸菜色，那双疲惫的眼睛感动地瞅着我，袒露心声：“没办法，高所长天天表扬我，这表扬如鞭打耕牛，大家都盯着我，真让我骑虎难下。我实在感到太累了，多想痛痛快快地睡它几天几夜，妻子正怀孕，可我不好意思请假，不好意思不来加班。”听了他掏出的心里话，我的心里一颤。心想，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味只讲表扬激励，却忽略了关心民警的实际困难和身心健康，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使他们陷入了苦恼尴尬的窘境，身不由己。真理，哪怕朝同一方向多迈半小步，也会成为谬误。

谢天谢地！今晚值班总算太平。处理了几件上门告状的事，至深夜12点没有报案的，真是难得。大家开始掏钱买点心充饥，谁抓到阄谁跑腿。这次严建良运气欠佳，他病休刚来上班就轮到他。他风风火火地骑摩托车消失在夜幕中，大家饿着肚子边等边议论，老童发牢骚说：“我们这么卖力到底图啥？晚上值班至12点，加班费才1块钱，通宵才1.5块，抽一包烟差不多。像今天这样吃小笼包子，还要倒贴钱，真是多做多吃亏。”

老张接过老童的话，哀叹一声说：“钱少点就少用些，更可悲的是没有房子，两代同堂，我呼噜打得地动山摇，读高二的女儿被吵得睡不好觉。想和老婆亲热也没机会。前晚加班回家，老婆竟然把房门插上了，把我的被子扔到厨房的桌上，还附了张纸条‘你既然不要老婆嫁给了单位，那就睡到派出所去，不要再回来了。’”

“嘟嘟嘟 ”一阵摩托引擎声，把沉闷的空气一扫而尽，大家看到热气腾腾的生煎，顾不及洗手便用“两双半”筷子抓了起来。须臾，风卷残云般吃得山穷水尽。老童又自嘲：“夜点心吃多了，年夜饭就吃少了。”我好奇地问：“啥意思？”他解释说：“经常熬夜加餐，积劳成疾，寿命肯定短。前几天开了老同事的追悼会，‘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哭黑发人。’心里很是感叹。你看高所长，才50刚出头，头发大多白了，脸上的皱纹似干枯的橘子皮。这把年纪了还让他担如此沉的担子，非要到他累趴下了才想到换人，分局政治处也太不关心人了。”说罢，老童不无感慨地叹道：“阿拉警察啊，就如电视上做的广告，‘价廉物美，经久耐用。’”

正说着，一位孕妇典着大肚子步履蹒跚地摇晃进门，小严一见她，立刻责怪道：“你来干什么？”她反问：“你只知道工作，工作，家里一点也不管，我怀孕已8个月了，侬不当回事，把家里当旅馆和饭店，现在倒好了，干脆连家也不回。是不是外面有花头了？早晨反复关照让侬早点回来，晚上又不回来，连招呼也不打。干脆离婚算了！”说罢像孩子似的抽泣起来。

高所长听到吵闹声走出来，严妻见他劈头就问：“高所长，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么忙，每天都要加班？”小严满脸挂霜，拧眉突眼地拉她回去。高所长严厉地怒吼道：“不许你这样对待妻子！”小严被震住了。高所长又内疚地对严妻说：“这几天我确实忙于工作，没及时关心小严，实在对不起，我代他向你赔不是。”严妻见高所长眼里布满了血丝，两鬓花白也这么熬夜，动了恻隐之心，眼含泪水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也这么没日没夜加班，太辛苦了。我以后一定不拖他后腿了。你尽管放心地分配他多干点吧。”高所长握着她的手微微发颤，眼睛发涩：“实在难为你了，等忙过这一阵，我一定来看你。孩子要出生时，给派出所打个电话，所里派车送医院。”

4

派出所每天留有5人值班，由一位所领导带班，其余4位民警待命。所里共22人，两位女同志因没有宿舍，暂时不值班。4位所领导和民警每4天轮一次班。值过几次班，摸出了一些规律。每天晚上所辖区域总是小事不断，大事常有。小事就是居民报户口、问地址、反映情况和调解纠纷等千奇白怪各种琐事，尤其是调解纠纷，半夜里邻居之间打得头破血流来到派出所，要听取双方陈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据各自诉说来判断是非曲直，最后做出结论。

老民警告诉我，一般的邻里纠纷大多各打五十大板，摆摆平，但对于那些不讲理的户头，要气势上压倒他，迫使他道歉、赔偿医药费和营养费等，如不服就训教他，再不听就采取拘留措施。公安局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所以一般的刺头见了警察还是服帖的。

每次值班待命到凌晨12点，没有什么事留一人通宵坐班，其余睡觉休息。第二天通宵值班者可以调休半天回去睡觉，其余的人没有调休。令人头痛的是半夜里调解纠纷，先双方验伤，再根据情况调解，一搭手就是几小时，甚至通宵，倘若一时处理不了，明天不能休息继续处理。

最牵扯精力的就是夜间民警带领工纠队员巡逻抓现行，案件大多都是梁上君子，偶尔也有拦路抢劫，或尾随夜行的女人，甚至拦路强奸。这些案件处理起来颇为费神。先是制作证人的陈述笔录，然后制作嫌疑人的讯问笔录。一般犯罪嫌疑人开始都抵赖，必须寻找破绽突破，越详细越好，抓住证据后，马上打报告，然后，开车到分局找值班局长签字，最后两人押解，开三轮摩托车送分局看守所。这么一折腾，大多是通宵。

那天晚上值班，5点半其他同志都回家先吃饭去了，我与师傅老童守着值班室等他们来换班。忽然闯进来一位中年男子，急匆匆报案：“我是公交车司机。车上发生了扒窃钱包案，有个女的被偷走100多元。汽车停在派出所门口。”

我随老童来到公交车上，听见许多乘客怨声载道：“上夜班要迟到了，与我们不搭界，为什么让我们陪绑。”老童赶紧来到中门，问失窃的姑娘：“你回忆一下，当时发现丢钱时，谁在你身边？”姑娘眨巴着大眼睛，来回寻觅搜索着，怯生生地点了身边3人，但那个身着牛仔耐克鞋青年却指着姑娘厉声责问：“哧呐，我是刚刚轧过来看热闹的，侬瞎了狗眼。”但周围无人证明，老童客气地说：“既然点到你，那你就爽快地到派出所走一趟吧。”“不是侬偷的怕什么？”在众人的舆论压力下，他忽又干脆地说：“好！哥们带头！”

刚走了几步，那位姑娘还不放心，又走上车指指那位中年妇女。她豹眼圆睁地嚷道：“侬眼睛真的瞎掉啦！”老童和气地说：“就5分钟，配合一下。”她在众人的埋怨声中，乖乖下车，嘴里喋喋不休地埋怨：“儿子还在托儿所，家里还没烧饭，今天碰到赤佬了。”

一行人来到所里，那位中年妇女吵着要先检查，把口袋和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兜了出来，什么杏话梅、牛奶瓶、卫生纸等，五花八门，嘴里叫苦不迭：“我要么早5分钟，要么晚5分钟，却偏偏不早不晚乘上这辆倒霉车。”老童见她那主动劲儿，断定她不是扒手，让她留下了姓名和单位地址便放行了。

那位“牛仔耐克”骂骂咧咧走上来：“这个女人真拎不清。”边说边主动掏口袋，上下翻遍后，问老童：“还要看什么地方？”“不用了。”同样让他留下姓名和地址。他拿起笔写上了“陈骏。”突然又把“陈”涂掉，迅速改写“张”。这一细节使老童敏锐地感到不妙，便追问他：“你到底姓什么？”他躲避开老童逼视的目光，嗫嚅道：“姓张。”老童让他坐边上等着。

接下来那位中年男子，胖墩墩的，慢条斯理地坐等着，见轮到自己，便从小黑包内翻出东西，老童见他工作证上印有华东师大，想一介文人无暇学扒窃，果断放行。最后剩下一位外地人，蓬头垢面，虽一身西装，但既皱又脏，那位姑娘见他眼睛倏地一亮，自言自语道：“就是他！”但南方话对方听不懂。他主动地把上下口袋翻遍后，问：“里面短裤内放的几百元，是否还要看？”老童点头同意。

他解开裤腰，短裤后袋用别针别着，老童指指他，对姑娘提示说：“如带巨款，像他那样谨慎小心些，就没这麻烦事了。”老童检查完后，回过头来又问牛仔青年单位里的电话号码，对方说现在单位里没人。但老童还是细心的拨了电话，一核对，家庭地址、姓名均相符，似乎无隙可击。最后老童仔细补问对方一句：“他身高多少？”这下露出了破绽，眼前这位自称张骏的人最多1.70米，与电话说里的1.80米大个显然不吻合，老童让对方立刻来派出所认人。

老童放下电话不紧不慢地询问张骏：“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哪有连自己的姓都写错的？”他从老童那自信的语气和犀利的眼神中轧出了几分苗头，缄默片刻，像霜打过的叶子，垂下了脑袋，供出了自己是冒名顶替，原来张骏是他最铁的朋友。他道出自己真名叫陈建平。老童从蛛丝马迹般的姓氏这个细节中取得突破后，又步步紧逼，他抗审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只得如实招来，最后从那双漂亮时髦的耐克鞋里取出了赃款。

警车押走对象后，老童颇为自得地告诫我：“对于这种对象，不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念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实生活中没那么简单。这些惯犯有句顺口溜叫‘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就是说，不交待我们掌握不了罪证，就无法量刑判罪，交待了反而提供证据，自找苦吃。所以要嫌疑人如实交待，光吓唬对方盲目乱审，反而告知对方你没掌握证据，只会坏事。只有留心观察，寻觅细节，缜密推理，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最小的细节上，敏锐地捏住他的把柄，才能事半功倍。”老警察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大学课本里是学不到的。实践生活比背复习提纲印象更深刻，更启迪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5

那天上午，我换上制服来到居委，调解主任顾阿姨递给我一个印有某服装厂的黄色牛皮信封，笑容可掬地说：“小李啊，这是我邻居蒋厂长爱人托我交给侬的户口申请书，麻烦侬帮忙申报一下。”

顾阿姨一直很支持我的工作，这里的房子一个单元里大多都是合住的，所以为了公用部位和鸡零狗碎的小事，经常有邻里纠纷，可以说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调节主任顾阿姨整天忙于救火，一般的小事她都帮我调解处理了，解决不了的疑难纠纷她才让我出面，为我分担了许多，所以，她托我的事，能够帮忙的，我都是鼎力相助。

我打开户口申请书开一看，见蒋厂长老母已80高龄，在农村孤独无援，生活难以自理，同时申请书后面附有河南省某县的证明书，证明蒋厂长是独子。

我对顾阿姨说：“我回去马上就填表申请，只要符合户口政策是可以报进的。”顾阿姨笑呵呵地说：“谢谢侬了，有机会我带你到蒋厂长家里去，你需要买什么名牌服装找蒋厂长，他们服装厂最近与法国名牌服装联营了，外面卖几十元的名牌衣服，他们厂里内销只要十多元。”

回到所里后，我把申请书交给师父童大星，他粗略浏览一遍，颇有把握地说：“按规定老太一人在农村，只有独子在上海，才可以报进。”我便来到内勤室领了户口申请表，马上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后，又马不停蹄地放到了分管户籍副所长老单的办公桌上，请他审批。

几天后，我骑车途经17号时，顾阿姨大声喊住了我，她摇摇晃晃地一溜小跑上来，快人快语地劈面就问：“小李啊，前几天给你的那份申请书上报了吗？”我点头，顾阿姨笑得嘴儿裂到耳根，便乐不可支地一定拉我上楼向蒋太太家报功。蒋太太殷勤备至，冲麦乳精、点好烟、剥香蕉，客气得让人受不了。

我告诉蒋太太：“户口申请书已报给所长了，听师父讲这个情况是符合申报条件的，先是报所长批，然后报到分局户籍科审批，最后还要报到市局户政处审批。只要符合政策是没问题的。”蒋太太笑曰：“那就麻烦李警官了，还需要补充什么手续证明，望及时告诉我们。”我热情地说：“没问题，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与你联系的。”临走蒋太太用报纸包了条中华牌香烟塞给我，我赶紧拒绝：“我们有纪律，不能拿居民东西的。”蒋太太笑着说：“都什么时代了，还这么死板。”她执意塞给我，我赶紧逃了出去。

下班前，高所长问我：“这老太确实仅一个儿子？你查过吗？”“没有，但县里和厂里都有证明”“那不能轻信，你还是到厂里的上级部门去查阅一下他的档案。”

按照单所的指点，上午来到纺织局干部处，戴眼镜的老头看完了我的介绍信，啤酒瓶底似的镜片后那双疑惑的眼光，直溜溜上下打量我，扁着嘴问：“什么事？”我说明来意，他客气地让我稍候，便进屋取材料，顺手关上了门。等了许久才见他走出来，我接过档案袋，翻开干部履历表，见亲属栏里清楚地写道：“弟弟，在河南某县务农。”我才恍然大悟，大呼上当。想想那县里和厂里的大红印章，就如裤裆里抹黄油──是油还是屎分不请，差一点“吃药”。心中暗自敬佩起高所长的老道精明。

高所长听完我的汇报后，不无得意地说：“你看怎样？做公安工作，不能仅凭口头上讲的，纸上写的，要重调查研究。”我纳闷地问：“那单位组织部门与县公安局也太不负责任了。我写信告他们。”高所长喟然长叹：“这种事多了，你能拿他们怎样？还是我们自己工作中应多加小心。”

我深有感悟地点头，刚想走，高所长叫住我：“小李，以后外调，最好穿制服或出示工作证，上午有位老同志来电问，你是不是民警。他看你格子衬衣、牛仔裤、耐克鞋感到不像民警。”我听罢顿悟：原来这老头到屋内先打电话查我的身份，我笑话他：“都什么年代了，还如此保守。”高所长耐心地解释：“老先生虽存偏见，对民警的印象还是老一套留平头、穿大头鞋。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接触面广，要与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平时你休息自由打扮都可以，但外出工作，应该穿制服或出示工作证。

6

晚上值班，我骑车随师父老童穿街走巷去巡逻。老童带我在辖区绕了一大圈后，便熟门熟路地来到那幢正在撤除的旧楼房前，颇有把握地说；“这楼里肯定有盲流在里面，也时常有流氓在里面搞流飞活动，这是我们检查的重点。”

我俩持手电筒逐层搜索，手电筒光似一把利剑刺破了沉沉的夜幕。那时，上海控制的很严，没有上海户口的外省人员都被称为“盲流”，如果发现“盲流”马上送到遣送站去，遣送站了解其身份后，在送回老家。

果然，在三楼角落里的一件空房内，发现了一大堆黑黑的影子。老童边用手电筒扫射人头，边大声嚷道；“起来！都起来！接受检查。”在我俩的吆喝声中，破旧的大花被子下的人影揉着惺忪的眼睛坐了起来。在强烈的光束下，我发现尽是些头发散乱的黄毛丫头。她们慌乱地穿上棉袄，瞪着小鹿般惊恐的目光，浑身发抖怔怔地看着我们两个着制服的警察。老童厉声问：“什么地方人？”一位姑娘喃喃地说：“安徽。”老童追问：“来上海干什么？”姑娘老实地回答道：“换粮票。”“用什么换？”“鸡蛋。”老童严肃地告知她们：“这是非法的，知道吗？鸡蛋和粮票都要没收！”对方无言，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般等待发落。老童又责令她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起来。”

姑娘们乖乖地将口袋里、枕头下的毛巾、梳子、草纸、小本子等小玩意堆放在了一起。老童用她们的一块红头巾裹着那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对我说：“小李，侬先带她们去派出所值班室去，等候处理。”

“盲流”们随我来到了派出所。我开始逐一检查那红头巾包裹的东西，那一堆琐碎的生活用品里，我发现了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我好奇地翻开检查，见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皱皱巴巴的粮票，我将粮票通通抠出来放在桌子上，顺便又好奇地翻看里面的内容，里面尽是一些“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之类的名人名言，扉页上歪歪扭扭地抄写了一首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

看看罢，我的心猛地一颤。这首诗我太熟悉了，在部队最艰苦、最思念家乡的日子里，就是这首普希金的诗给了我希望和力量。我当年也是将这首诗吵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它伴我度过了6年艰苦的军旅生涯。

我抑制住自己的情感，抬头问；“这本笔记本是谁的？”一位带花头巾的女孩声如游丝般地应道：“我的。”她身着一件臃肿的红棉袄，红扑扑的脸上闪烁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眸子。我桌上一大堆粮票悄悄地塞进了小红本内，对大眸子姑娘挥手说：“你们快走吧！”几个女孩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愣怔片刻，突然逃也似地出了大门。临出门前，大眸子姑娘蓦地回眸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含着忧郁。

老童返回所里后，纳闷地问我：“那些‘盲流’呢？”我轻描淡写地说：“放了。”老童说：“怎么能放呢？应该没收她们的粮票和鸡蛋，送遣送站，然后，送她们回老家。”我解释说：“她们很可怜的，那个女孩说，因为给父亲买药没有钱，才从安徽搭火车来上海用鸡蛋换粮票，然后换成钱。我感觉这些行为不是违法犯罪，枪口应该抬高一寸。”

师父沉默了片刻，说：“这事你不要说出去，否则，所领导会大会上通报批评你的。”

7

早晨自行车刚停在居委会门口，门内传来了调解主任顾阿姨的高分贝：“小李啊，不好哩，出事啦！”我惊慌地跑进门问：“什么事？”顾阿姨又用手压着厚嘴唇，悄声说：“17号201室姐弟俩打起来了。又是拍桌子，又是摔杯子，闹得不可开交。我好不容易才劝开，并答应今天上午到居委会调解。你可千万不要走啊。”她拉着我坐下，又连珠炮似地介绍开了。

这户王家的姐姐40来岁，与丈夫老沈都在南京某设计院工作，其女沈小燕留在上海，户口与住在这里的舅妈卢桂芳在一起。弟弟王忠义30多岁，在安徽芜湖某工厂当科长，他的妻子卢桂芳与女儿户口在上海。房子是他们父母留下的，姐弟俩都有份。平时三人同住一室，相处和睦，平安无事，舅妈还挺照顾小燕的。但这次小燕的父亲从南京回到上海搞联营，要长期住在女儿处，这使平静的湖水掀起了轩然大波。

 顾阿姨还没有介绍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吵吵嚷嚷声，我随声望去，原来是王家的弟媳妇与姐夫评理来了。顾阿姨一改笑脸，指着我说：“这位是我们这里的户籍警，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向他反映。”

顾阿姨很自然地把皮球踢给了我。按说调解纠纷不属户籍警的业务，但她感到民警讲话有权威，居民卖账，便顺水推舟。

王家弟媳妇抢先向我告状：“姐夫与我们住一室成何体统？这样长期住下去我坚决不同意。”姐夫尖言利齿地反驳：“房产又不是你一家的，我们也有一半的继承权。为什么不能住，我就是住定了。”弟媳妇抢白他：“男女不是夫妻，同住一室像什么话？”姐夫反驳说：“这房子属大家共有，为什么要我走，你为什么不能走？”听了双方的争吵，我感到双方都言之有理，但我劝老沈：“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不是夫妻住一起有伤大雅。”老沈一听即刻火了，憋得发紫的嘴唇频频翕动着：“你们执法机关是依法办事，还是按传统习惯办事。”一句话问得我无言以对。

一阵尴尬沉默。我一时无法调解这棘手的纠纷，便为难地推托说：“我说了你们谁也不服，还是到法院去判决吧。”

第二天我值班，坐在值班室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顾阿姨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小李啊，昨晚17号那家打起来啦，他们吵到了法院，法院也感到束手无策，请他们好好协商解决。结果弟媳妇打长途电话向芜湖的丈夫求援。姐夫也不甘示弱，打长途向南京的妻子告急。

姐弟二人火速返沪，尽管是亲姐弟，但双方互不相让，各执牛耳。弟弟先动手打了姐夫，姐夫与之对搏。男对男、女对女，吵得龙吟虎啸，打得地动山摇。结果家具砸得一天世界。顾阿姨半夜里找来了值班民警才平息了事态。

听完顾阿姨的汇报，我放下手中的活，火急火燎上门调解。来到王家，见室内凌乱不堪，双方又对骂开了。我严厉地制止他们：“你们两个男人都是党员，一个还是大学生，知识分子，总得讲点道理和谦让吧。”姐夫争辩道：“在单位里是党员，在家里党员也要睡觉的呀！党员就不食人间烟火啦？”我无言以对。

为不使矛盾再激化，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调解。我婉转地说：“老沈，你应该从国情出发，白天你回家烧饭睡觉未尝不可，但晚上男女同住一室似乎不妥。”但老沈还强头犟脑：“我睡在双人床上面，用布遮起来不看就是了。”弟媳妇反问他：“冬天用布遮可以混，但夏天怎么办？你男人打赤膊无伤大雅，而我女人家穿三角裤和背心多伤风化？今年夏天持续高温10多天，穿衣服怎么过日子？”“这是封建意识！”“这是在中国！”彼此各执己见，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知识分子讲起来头头是道，我还真不是对手。无奈，暂时休会，听候发落。我警告双方：“在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谁再动手谁负全责！”

回到所里，我请教师父童大星，他听罢苦笑了一下，说：“遇到这种怪事，我也是头一遭。真是老民警遇到新问题。”沉吟良久，他突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指点我说：“你不要再纠缠进去，否则钻入牛角尖出不来了。你还是给南京老沈的单位写封信，让他们解决房子问题，语气要恳切，要得到对方的谅解和支持。”听罢，我感到豁然开朗，真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周后，顾阿姨遇到我，如释重负地说：“南京方面调老沈回去了。这下纠纷彻底解决了。”我神秘地笑笑，没有告诉她是我写信的结果。怕她心直口快泄露天机。为此，我心里真佩服老童这一绝招，釜底抽薪，不吹自灭。

但令我费解的是老童这位没学过系统深奥的法律，为何对解决这类疑难事情如此老练机智，看来仅有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像老童这样，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哲人说，人的智慧分为两种，一种是课堂智慧，一种是马路智慧。老童的马路智慧非常了得。不过像他这么有实践智慧的人，40来岁了却还是个科员。听说曾有意向提拔他当副所长，但因缺一张高中文凭而卡壳。他们这代人，从插队返回上海，好不容易顶替进了公安局。靠自己摸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分局政治处领导只知使用，不知培养，没有抽出时间让他去补张文凭，真可惜了这个真才实干的老兄。

_{开警民联系箱是户籍警下社区必做的功课}

那天去拜访长宁公安分局退休老同事，走进水城地区，望着拔地而起的大楼，颇为感慨。是的，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变化太快了，连我这个当年的户籍警都认不出自己管辖过的小区了。望着一排排高楼大厦，蓦地想起过去那些老房子里的发生的许多恩恩怨怨、婆婆妈妈的往事。那些体现上海人性格特征、风俗习性的趣闻轶事，虽琐琐碎碎、一地鸡毛，却世象百态，有趣有情。

笔者习惯涂鸦日记，鸡零狗碎，有闻必录，当年写过几篇户籍警手记在《解放日报》连载，未料引起了著名艺术家孙道临老师的关注，他约《枯木逢春》的编剧王炼老师一起创作电影剧本，可惜流产了。翻出当年日记，犹如昨日，摘取片段，原汁原味，聊博一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