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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潮中的沉浮人生

作者:汤朔梅 发表时间:2024-05-28 点击数:38

胡禹涌这个人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是从发蒙读小学开始的。

 

我读书的小学,抗战时期叫作“胡油车小学”。与小学相隔仅一条蒋家浜的对岸,是胡姓集聚的几个村落,村落里有一个打油作坊叫“胡油车”。那小学也因之得名。如今,方圆十里八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这么称呼。然而,从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读书起,已更名为“虹光小学”了。这名字也蛮有诗意的。缘由主要是:一九四一年,地下党负责人黄竞之,受浦南特委派遣,在这里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并从这年开始,先后发展了肖斧(肖斧离休前是温州军分区副司令)和我爷爷等十几人为地下党员。解放后,遂更名为“虹光小学”。我的父辈们,当年却在“胡油车小学”就读。

 

学校就五六间房子,包括披房。四周都是农田。上课时望野眼,常见农人牵着牛,扛着锄犁走过。而其中一个人比较特别,年纪与我爷爷相仿,五十来岁。他的特别,在于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戴着一副白边框眼镜,那镜片像酒瓶底,一圈圈的。眼镜架坏了,就用橡皮胶绑着。春秋季,常穿一件有补丁却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外套,胸前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

 

我们常见他背着手,后面跟着一头牛。也许是牵了牛,也许是上了年纪,总之,他走得慢,眼睛一直盯着脚下的地面。有时还掮着犁耙。

 

农民一般都大声说话,嚷嚷。有时骂小孩,骂山门。可我从来没听他发过声,一切都是慢吞吞,笃悠悠的。至多朝与他擦肩而过的皮小囡看一眼,那目光也是平和的。

 

乡下人喜欢给人起绰号,什么“长脚阿胡”、“撅须”、“夜壶”,那都是以生理特征取的。而他被绰号成“眼镜”,因为乡下戴眼镜的少有,区别明显。无论老小背后都称他“眼镜”。就因为这样的特别,有一次我问爷爷,爷爷说,他叫胡禹涌,他读过很多书,学深,懂好几国语言。

 

那时我有些懂事了,说,那他不应该种地的。爷爷说他成了右派后,就回老家生产队里接受管制。我不知道右派是什么,但我有一个舅公,我奶奶的哥哥,也是右派。他有时来我家,也是这样的装束,只是看起来有些邋遢,也不会干农活。

 

管制是不能随便外出,还要定时到大队汇报思想。所以很少见“眼镜”上镇。

 

那时,对“眼镜”胡禹涌还是隔膜的,了解也仅此而已。

 

2023年冬天,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我忽然想起他。他是当年我们村文化最高的一个人,而且历尽坎坷,值得给他写个小传。于是,采访他的大女儿胡西蒙。胡西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嫁给我们生产队的智信叔。她成了我异姓长辈,我们都叫她“西蒙婶妈”。她也八十岁的人了,重提那段往事,她感慨万千。于是将关于她父亲,她家族的变迁于我道来。

 

一、动荡的少年时代

 

胡禹涌一九一四年出生在虹光村五队的胡家宅。胡氏是大姓,一个半生产队的人都姓胡。他祖上是殷实人家,颇有田产,房子都是砖瓦房,不像一般人家草房居多。

 

那是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强盗横行,抢窃、绑票的事,时有发生。而比较富裕的人家,更是危险。到了天黑,家家户户都塞向墐户,固扃牖以自保。

 

胡禹涌有弟兄五个,他排行第二。他文质彬彬,不爱说话,但读书却很好。其他几个兄弟都经营着农田,父母希望他能一步步读上去,将来光宗耀祖。他也以此为志向,所以家里的活也干得少。可家庭遭受变故,父母相继去世。原来的房地产分成五份,哥哥弟弟都成家立业,自立门户,唯独他还在读书。因为父母去世,家道中落,族人及兄长们都关心这个孤儿。胡禹涌的叔叔的亲儿子有眼疾,所以他视侄子胡禹涌如己出,叔叔看胡禹涌是读书的料,就供他读书。

 

但胡禹涌很懂事,一放学和放了假,就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减轻叔叔的负担,等胡禹涌初中毕业后,在一个家住闵行同学的串掇下,过黄浦江,去闵行读高中。

 

叔叔家也供不起他读书了,胡禹涌就在家种了两年的田。他一人除了劳动就看书,很孤独。于是,叔叔又咬牙坚持着供他读高中。他天生一个读书人,高中毕业考上了复旦大学商学科。大学期间,也曾辍学打工。断断续续熬到大学毕业。照理在上海这样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找个体面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何况他是学商科的。不料正碰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激起一片抗战浪潮,大学生更是群情激昂。复旦大学的热血青年,有的选择从军,报效祖国,救民族于危亡。血气方刚的胡禹涌和几个同学,在导师的推荐下,就选择了去报考中央航空学校。

 

一起投考的同学,大多成了飞行员,并在之后的屡次空战中,血洒长空。胡禹涌高度近视,又是学商科的,便成了一名文职财务人员。在整个抗战期间,他随国民党军队转战印度、缅甸等异国他乡。

 

胡西蒙回忆说,她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的绿色铁皮箱,战乱时,只要父亲一提起铁皮箱,她就知道父亲又要出远门了。一去就一年半载。这铁皮箱伴随了父亲一生。

 

二、妻子牛翠仙

 

部队驻扎昆明时,经导师和吴晗的妹妹吴浦月介绍,胡禹涌认识了云南大学电讯专科班毕业,在云南电讯局工作的牛翠仙。

 

牛翠仙出生在昆明的一个大户人家。其父亲是家族长子,年轻时跟祖父跑马帮做玉石生意,经常跑缅甸及东南亚各地。一次,其父亲在回返途中从马上摔了下来,跌断腿骨。那是在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地中,正无奈时,遇见一个带着伙计采草药的人。那人把伤者带到他的会泽乡下家中救治。原来那人是当地有名的伤科医生,姓蒋。蒋家人丁兴旺,颇有田产,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民生活。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腿伤痊愈了。牛翠仙的父亲感恩不尽。那时他年轻,未成婚。于是担心地问:以后会不会落下后遗症?蒋医生的夫人豪爽地说不会,如果有后遗症而腿瘸,我把大女儿蒋玉英嫁给你做媳妇。其实,在住家治疗期间,蒋医生夫妇觉得这小伙子诚实、勤劳,早已喜欢上了他。

 

等回家后,小伙子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母当然同意,那可是恩人呐!于是定下良辰吉日。蒋小姐一直在会泽乡下长大,从未出过远门。就这样,一顶花轿翻山越岭到了牛家拜堂成婚。蒋小姐在家作为长女,勤劳能干,到了婆家,服侍公婆,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得到了小叔子、姑娘、妯娌的尊重。她生育了五子一女,可命运作弄人,五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活下最小的女孩牛翠仙。

 

牛家是大户,而且牛翠仙的父亲是长子。当年的传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就是没有儿子承嗣宗祧。于是其父亲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二房生了几个儿女后,腰板硬了,常和长房不睦,以至于恶语相加。牛翠仙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明大义,但受不了这样的气。于是租房搬了出去,靠自己给人家做女红维持母女生计,并供牛翠仙上学读书。牛翠仙从小跟着母亲饱受沧桑,受尽旧社会重男轻女之苦。

 

因为这样,牛翠仙从小懂得世态炎凉。她很懂事,读书异常用功,每次考试在班级前三名,空下来不是看书就是帮母亲干活。她母亲给人家缝补浆洗,以换取低廉的费用。牛翠仙也成了母亲的好帮手。

 

小学毕业后,牛翠仙以优异的成绩免考直升“昆华女中”。而且在三年里获得一等奖学金。昆华女中创办于1908年,是云南唯一一所具有初高中的女子学校,可见其能考上是多么的不容易。该校当年曾出了四位杰出女性。当年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组织留日学生回国抗战、培养了一批民主革命人士的王浩兰;考入昆明航校、后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坐牢四年、后从事地下工作的王美兰;投笔从戎、年仅24岁就被匪帮杀害的罗莉英;成为中国第一位驾机单飞、参加抗战、后东渡日本留学、护送聂耳骨灰回国的吴琼英;还有邓小平夫人卓琳;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倒在黎明前土匪枪口的席淑筠。

 

昆华女中毕业后,牛翠仙以优异成绩直升云南大学电讯专业,毕业后进入昆明电讯局工作。经大学时同学、吴晗的妹妹吴浦月和胡禹涌导师的介绍,与胡禹涌认识,并使这对相隔两三千公里的年轻人结为患难夫妇。

 

女儿成了家,含辛茹苦的牛翠仙的母亲跟随女儿一起生活。可胡禹涌是军人,战事频仍,行踪飘忽,一直随军转战在印度缅甸,聚少离多。

 

牛翠仙的母亲从此跟着女儿女婿,颠着小脚,颠沛一生。

 

三、女儿西蒙

 

一九四四年,胡禹涌、牛翠仙都三十岁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昆明北门街出生。昆明是美国空军志愿者(飞虎队)的大本营,当年的首战,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的昆明上空展开的。一次击落日机九架,自己无一损伤,就此获得了“飞虎队”的称号。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已近尾声,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还常来袭扰。在没有战斗任务的间歇,飞虎队里的飞行员,也常到胡禹涌昆明家里来玩。一个美国飞行员见胡禹涌生了女儿,就高兴地叫“西蒙,西蒙”。他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就叫西蒙,他非常爱她,已几年不见了。说着,掏出藏在怀里的照片。因为有了这个小西蒙,那美国飞行员也常常来玩。忽然,有一段时间不见这个飞行员来,牛翠仙问丈夫,才知道那个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牺牲了。

 

为了纪念他,胡禹涌夫妇俩将女儿的名字定为“西蒙”。而这些,小西蒙是不知道的,等她读书后,觉得这个名字和同学们不一样而问父亲,父亲才告诉她这一段往事。

 

西蒙出生在抗战时期,虽然是女孩子,可胆子大,也好动,不服输,特别喜欢体育与文学。在她身上有着父母聪明、坚强的因子。

 

抗战胜利后,父亲胡禹涌像许多经历了战争苦难的人一起,欢呼胜利。正所谓“漫卷诗书喜欲狂”,高兴地翻开相册,拿出自己转战国外时拍摄的照片,那时他一身戎装,既有书卷气,又不失英姿飒爽。站在停机坪的飞机旁。他告诉女儿,那是在孟买,那是在新德里。然而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内战却开始了。那时,国民党真腐败。胡禹涌所属部队有小金库,里面有很多金条,钥匙由胡禹涌保管,而他的上司想私吞这笔钱,并要胡禹涌联手。胡禹涌是个很正直、清廉的人,他觉得这不行,发国难财是要遭报应的。可又不能得罪上司,否则没好果子吃。他思量好久,遂将这一笔钱,越过上司,交给了上级。随后,马上说明理由,申请调动到杭州附近的笕桥机场。

 

这时的西蒙才三四岁,父亲胡禹涌又要离开了。她还不知道父亲要去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只知道那地方很远。

 

那时,她母亲牛翠仙已在云南财税系统工作,她很聪明能干,虽然学的不是财务,可她学得很快,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而且她的英语一点不输丈夫胡禹涌。父亲离开后,母亲去上班,西蒙整天跟着外婆生活,外婆非常喜爱外孙女,她是外婆的希望与生命依托。外婆庇佑着她,不使她饥寒,不让她受点委屈。西蒙跟着外婆,边看她替人家做女红补贴家用,边听她讲故事,唱童谣。外婆还将自己家族的往事讲给西蒙听,那些故事也像童话,深深烙在小西蒙的心灵里。在做女红的间隙,外婆不忘每天念佛,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西蒙好奇心重,胆子也大,她和邻居伙伴,几乎跑遍了北门街的街区、弄堂。一九四八年,弟弟出生了,跟着西蒙的名字,弟弟叫西林。父亲远在千里之外,从此家里多了一个小弟弟,小弟弟的啼哭,家里充满了乐趣。这样,外婆与母亲更忙了。可以这么说,那时虽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可还是有一个温暖的家,西蒙的童年无忧无虑,直至进学堂读书。

 

昆明解放后,母亲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大理下关分行。一九五三年,父亲已转业至杭州财税系统,不久,接到通知,去上海税务局财政厅工作,来信叫她们举家往上海。西蒙清楚地记得,那是第一次出远门,并知道是去父亲的家乡上海,心里很好奇,也很高兴。长这么大,她还第一次去父亲在上海的老家。其实,父亲的老家并不在上海市区,而是在一个叫奉贤县新寺镇的乡下。外婆、母亲牵着她和弟弟,在昆明登上了军用大卡车。盘山公路山道弯弯,尘土飞扬,姐弟俩靠着卡车厢后挡板,看一路风景。远山上,山花开满了山岗,牛羊在吃草,农民在耕地。看不完的风景,无比新鲜,这是她们在城里看不到的。大卡车停下来加油歇息,她们就下来採路旁的野梨,山毛桃。累了,就躺在车厢里打盹。几天后到了柳州坐火车,火车不准时,一等就几天。到株洲后换乘去上海的火车,这样一路花时半个多月才到上海。

 

离开昆明前,父亲信里说好来接,可到了上海站却不见父亲,只见父亲当年的同学董锦垣叔叔。他告诉说,父亲已调往山东省税务局工作。于是只能在上海住下,一个多月后,父亲来上海接他们去济南。自一九四八年离别,父亲已有五年多未见家人了。从此,他们团聚了,在济南安家。母亲进山东省税务局工作,第二年,即一九五四年,小妹珊珊出生。西蒙读书早,进了正光小学念四年级。在全家团聚后,颠沛了一辈子的外婆,一病不起,入住山东省立医院。外婆在弥留之际,一直断断续续背诵着《桃花源记》。西蒙第一次听到她背诵,很是纳罕:外婆不识字,怎么能背诵《桃花源记》?母亲牛翠仙告诉女儿说,那是外婆小时候太外公教的。外婆一个佛教徒,不背诵佛经,而背诵《桃花源记》,那是为什么?等西蒙到了古稀的年龄,才懂得,外婆是希望晚辈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定生活,一家人守候在一起,不再颠沛流离。

 

初中毕业后,西蒙考入山东实验中学,那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即便今天,它依然是山东最好的学校。她读书用功,喜欢阅读及体育。由于身体协调性好,老师招她训练体操全能。一九五八年,西蒙获得山东省运动会少年体操全能第二名,并代表山东省,参加了暑期的全国运动会。这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然而,厄运已悄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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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排左2 胡西蒙  其余为她中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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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左1 胡西蒙 其余为她中学同学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父母先后被判劳教。那是因为父母曾是旧职人员,人又耿直,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提了些意见。于是被列为审查对象。

 

外婆去世了,父母先后被判刑劳教,西蒙带着两个弟妹一同回到了父亲陌生的老家,奉贤县新寺公社虹光大队第五生产队。那年,西蒙十五岁,弟弟西林十岁,妹妹珊珊才四岁。

 

那是西蒙第一次回到故乡的土地上,祖父、祖母、叔祖父早在父亲童年、少年、青年时离世。没有直系亲属,只有父亲的堂哥、堂弟们。还好她父亲名下还有一间房子,姐弟妹三人就生活在里面。西蒙十五岁就告别了学生生涯,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她长这么大,还没干过农活,好些庄稼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她已懂事,父母不在,一切都得靠自己。除了下地干活,还得煮饭、洗衣服,还得照顾年幼的弟妹。叔叔、伯伯辈的族人很同情这三个孩子,给予他们经济上、生活上的关爱。

 

在艰难的生活中,姐妹仨盼着父母回来。可父母什么时候回来呢?

 

四、炼狱二十年

 

一年后,父母终于回来了,他们不再是每月领薪金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是被遣返回家乡的劳动改造分子。父亲随身带着那绿色铁皮箱,它跟随他去缅甸、印度,伴随他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而今,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农家种树书。父亲身上还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右派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中间的“右”。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能团聚了比什么都重要。天伦之乐会冲淡不幸与磨难。

 

那年,胡禹涌、牛翠仙已四十五岁。西蒙这时想起外婆临终前背诵的《桃花源记》。冥冥中那千古名篇,成了诠释这一家命运谶语,也预示着只有回到乡村老家,才能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子。

 

家里就一间房子,既要五个人生活,还要放劳动工具,难以安置。屋子后面有一个废弃的厕所,大概十来平方米,胡禹涌夫妇稍事清理,于是就住在里面。这一待就是二十年。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生活在这里的农民,虽然眼界狭隘,甚至有些自私。但他们一心扑在土地上,耕种粮棉,也造就了他们的淳朴、善良。整个生产队几乎都姓胡,大多是五代以内的宗亲。他们不管右派左派,只要人好,就能融入到一起,并得到善待。这其间,这困顿的一家,得到了相邻友善的关照。说起这一点,如今已年过八十的西蒙心存感激。

 

胡禹涌虽然一直在外,读书、抗战、政府公职人员一路过来,早已不干农活,但他在读初中、高中时,也是参加生产劳动的,一般的农活都拿的起,只是像罱河泥这样的技术活不会,像挑河泥、挑稻这样的重活干不了。生产队干部一般不为难他,让他干力所能及的活,只是挣的工分少些。牛翠仙从小没干过农活,于是就从头学起来,拔秧、插秧、割稻一样样学,她能两只手同时打算盘都不在话下,何况这是简单劳动。还好她身体好,受得了苦。村里文化人少,而胡禹涌曾复旦毕业,而且精通英文、日文,人们很看重这样的读书人。常常有人请他写信,写材料。吃过晚饭后,这厕所改造成的小屋里,常有村里人来串门、聊天。说是管制,劳动改造,其实村里人也没有另眼看待。西蒙已长大,妇女干的农活都会了。西林、珊珊只读到小学,日子虽然清苦,可还过得平静。正当他们盼着出头的日子时,另一场风暴来临了。

 

红卫兵、造反派搅得乡村不再宁静。到处是标语、大字报,到处是批斗、游街。胡禹涌作为右派分子,属于五类分子中最末一个。这时再次被人想到,并不时地陪斗。头上戴着画了牛鬼蛇神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将姓名倒过来写,还打了叉叉的牌子。不过他与世无争,人缘也不错,所以每次批斗、游街,总在最后,属于陪斗性质。但每次,他戴的那个高帽子,是纸糊的牛头,有一对弯弯的犄角。好些被批斗的人遭打,还被石磨穿了铅丝挂脖子上,使被斗者抬不起头,弯着腰。那往往是批斗重点对象,或强头倔脑的,或与斗人者有私仇的。而对胡禹涌没有用这样的毒辣手段。他总是一直低着头,像牛一样柔顺。

 

这时,也没人去他的小屋里串门,也没人敢请他写信了。每次下地干活,大多牵着牛,或者扛着犁耙。他不再看旁边相遇的人,一直盯着脚下,慢悠悠,小心翼翼地走着。我那时读三年级,有些与胡禹涌同村的高年级学生常惹他,叫他自己喊“打倒胡禹涌”,他也不睬。于是有人朝他扔泥巴,说他是“屋檐下的洋葱头,根焦叶烂心不死”。那都是学舌,从造反派那里学来的。

 

所多的日子里,社员们下雨天歇息,他却穿着雨衣,拿着一把锹冒雨挖沟。晚上,还要搓稻草绳,每个月有定量,要上交生产队。运动来之前,还比较宽松,尽管说是管制劳动,但生产队、大队干部多少还了解他,他与世无争,也不难为他。可这段时期就不行了,管得严,外出去新寺上镇,也得写报告请假。同意不同意,要看造反派的心情。

 

不过上了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人多说,“眼镜”字墨很深,还会说好几国话。言辞间不无惋惜。后生们则说,读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回家种田,还要遭批斗。读书真的没什么用。读大学更没出息。农民啊,只要能写自己的名字,只要会打算盘,认得男女厕所就成。这期间,我的好些同学都没读完小学六年级。早早回生产队挣工分了。

 

 那个时候的胡禹涌一定在想,这一辈子看来没有出头的日子了,自己那么多年的书也算白读了。看看自己三个儿女,大女儿西蒙还未出嫁,西林和珊珊未成年就开始干农活。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作为父亲,他心神交瘁。苦难的日子里,他们一家五口相依为命,相信总有一天会出头。

 

五、新生与涅槃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个金秋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万马齐喑的日子宣告结束。敏感的知识分子嗅出了气候的转变。蛰居在那间厕所改成的小屋内,胡禹涌感到了春天即将来临的气息。

 

胡禹涌头上的“右派”帽子终于摘去。一九七七年初冬,中断了十年之久的恢复首届高考开始了。听到这个消息,胡禹涌开始还不敢相信,直到找来一张报纸,看到上面的白纸黑字,才颤抖着手,老泪纵横。这一天终于盼到了!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他把全家召集到一起,胡禹涌、牛翠仙喜极而泣。当年被遣返到老家还是四十多岁的壮年,如今却是白发苍苍的六十多岁老人了。整整二十年啊!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

 

胡禹涌长长嘘了口气,“右派”帽子摘掉后,他可以扬眉吐气地成为人民队伍中的一员,与大家站在一起了。因为已过退休年龄,他不能再工作,而政府对于当年被错划右派者的政策正逐步落实到胡禹涌身上。

 

恢复高考后,当年,我父亲还是新寺中学的校长,可学校缺乏教英语的老师,我父亲就想到“眼镜”胡禹涌,想请他到校代课。平反文件下来后,我父亲就请他来学校代课。

 

老先生二话没说,欣然答应了。他觉得自己对于社会还是个有用的人,他的心暖了。他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新寺中学代课教师任上,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因为在那里读过书,又代过课,回家时就去新寺中学看望熟人。

 

那时,胡禹涌老先生教毕业班,并给高考复习的社会青年上英语课。他满头白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一个脚绑着橡皮胶的眼镜。铃声响起,他夹着课本,缓缓朝教室走去。一副老派知识分子的样子。我上前叫他“公公”,他缓缓点点头。虽然他不认识我是谁,但那表情是平和善良的。

 

坐在原来的办公室里,我与曾经的同事、老师交谈,就说起胡禹涌。大家都说老先生人很好,就是几乎不与人交流,除了看书备课。那也许是二十年养成的习惯,不与人往来。他为自己能发挥专长,发挥余热而高兴,工作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原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弟弟,后来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洁勉,那时是新寺中学的英语教师,他说,老先生功底深厚,说的是一口美式英语。是啊,老先生复旦商学科毕业,英语肯定好,至于一口美式口音,那都是在昆明航校,长期跟美国飞行员交流养成的。

 

老先生那时六十五岁,该不算老。可这些年的煎熬,使他过早地头童齿豁。上英语课,老师讲究咬字准确,可他已掉了好几颗门牙,发音不准。那时,他平反补发的工资还没落实,教师们发现后,知道他经济困难,舍不得装牙齿。于是大家凑钱给他装牙,并说那是送他的,不用还。老先生考虑到那是为了学生,接受了。他从内心感谢那些教师。后来等自己补发了工资,就一一还给大家。

 

直到有一天,胡禹涌老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肚子肿胀,再也不能上课时,才到医院检查,其实是得了肝硬化至肝腹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那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才六十八岁。两年多以后,他妻子牛翠仙也去世,享年七十岁。

 

儿女们为父母不长寿而悲痛,也为最后看到了平反,能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而安慰。假如没有二十年的折磨呢?他们肯定不会走得那么早。假如没有这么二十年学非所用,他们一定会为社会做出更多事情。然而,这没有“假如”,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一个人的命运也同样不能假设。有谁能超脱自己所处的时代呢?

 

六、胡禹涌的后人们

 

一九八六年一月,经过胡禹涌儿女胡西蒙、胡西林、胡珊珊的多次去信上访申诉,山东省财政厅发《请准予胡禹涌同志子女“农转非”函》文至奉贤县公安局。这时,已离开胡禹涌去世四年了。三个儿女都已成家,有自己的孩子了。自此,他们三个及其儿女成了非农业户。

 

对于父亲及一家的遭遇,大女儿胡西蒙说,那是国家的一次灾难,个人与之相比是渺小的,也无法抗争。父亲受到委屈与不公正的对待,最后得到平反,享受了一段安稳的日子,这证明共产党是个伟大的政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自己是解放前出生的,新旧社会对比明显。新社会好,人们能安居乐业,不再担惊受怕。如今,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胡西蒙也已八十多岁。她和吴智信的三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从事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的职业。二女儿、小女儿是中共党员,担任着不同的领导职务。三个外孙,分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都是研究生学历。


照片1 下排从左至右 胡西蒙 吴智信 吴智道               上排从左至右  严志良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本科  严涵 浙江大学研究生在读  吴敏 中央党校本科 吴烨 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  吴若昕 佛罗里达大学硕士傅鸿生 王江 黑龙江商学院本科   王鑫汇 复旦大学硕士吴蓉 黑龙江商学院本科.jpg

下排从左至右 胡西蒙 吴智信 吴智道

上排从左至右  严志良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本科;严涵 浙江大学研究生在读;吴敏 中央党校本科;吴烨 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吴若昕 佛罗里达大学硕士;傅鸿生 王江 黑龙江商学院本科;王鑫汇 复旦大学硕士;吴蓉 黑龙江商学院本科

 

胡西林是胡禹涌唯一的儿子,当时父亲从军,他出生在昆明。在山东济南读小学,回原籍后,只读到五年级,就受父亲右派牵连,终止学业返乡务农。直到一九八六年落实政策农转非后,大队安排进入福新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和技术副厂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后调至奉贤化肥厂直至退休。他和妻子张杏娣育有一女,外孙女现就读小学。

 

小女儿胡珊珊,出生在济南,父亲胡禹涌错划右派被遣返原籍务农时,她才四岁。她一直在父亲的祖籍新寺镇虹光四队度过少年、青年时代。出嫁后与丈夫许国才创业近二十载,育有一子,硕士学历,孙子也就读于小学。


照片3 从左至右 胡珊珊 胡西林 吴智信 胡西蒙.jpg

从左至右 胡珊珊 胡西林 吴智信 胡西蒙

 

虽说往事如烟,但对于他们三个子女来说,父辈一代的遭遇,并不如烟。只是人总要往前看,如果一味纠结于往事,怎么能面对未来呢?然而这一些,都在他身后的第四代身上得到体现:努力向前行,融入新的时代,像先人一样,为国担当,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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