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人民之中——记山海工学团团长潘冷云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为民族、为教育，为国家奉献了毕生心血。他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动了无数青年，他的追随者不计其数。潘冷云便是其中之一。

人过七十，秋霜遍地，不再是多梦的季节，但是，时任山海工学团团长潘冷云仍像年轻时一样，喜欢编织梦。

_潘冷云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做梦。由于从小目睹家乡人民连年水患的惨状，他多次参加父亲主持的华洋义赈团四处救灾。那种饿殍遍地、浊水千里的惨状，使他夜夜噩梦不断。1937年，高中毕业的他报考了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希望成为水利工程师，去扼住水龙的咽喉。

“七七”事变的枪声，击碎了他治水保家乡的梦。他投笔从戎，考取国民党中央军校。闯荡了两三年后，看到学校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大失所望，明白了政府并不是真心抗日。从军之梦碎了，他回到苏北老家当教师，同时，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四出活动，准备武装抗日，他再三恳求父亲出资购买武器，用于抗击日寇。父亲被他打动，变卖家产凑了三千大洋买枪械，让他组织抗日游击队。年少气盛的他，正在招兵买马，要大干一场，不知道已酿下杀身大祸。在日伪军要抓他的前夕，有人通风报信暗示他快走，他才逃过一劫。壮志未酬，他愤愤然重新回到武汉大学读书。后来有人告诉他，在他走后第三天，敌人带着“就地枪毙”的命令来抓他。真是险啊！父老乡亲的厚爱使他捡回了一条命。

报国无门，路在哪里？他一头扎进了书堆。他参加岷江读书社和风雨谈社，与同龄人共同寻觅抗日救国之路。不久，他转入历史系，希望从历史演变的规律中找到中国的出路。在这同时，他参加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有了初步接触。大学毕业后，他想去李先念的中原部队直接上战场杀敌，组织上却安排他去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

他辗转来到重庆，不久在组织安排下，他进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潘冷云的人生，在这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如果说，以前他的寻觅还带着青年人那种过多的盲目，而此时，在陶行知身上，他才真正找到了坚定的目标——投身农村教育，以教育改造社会，报效中华。从此，他站上讲台，从没有想过离开一步。陶先生为教育和革命事业的奉献精神，给潘冷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_{1932年10月陶行知在小先生动员会上}

他以陶为师，每天晚饭后，他和育才师生带了书本去农村扫盲，亲眼看到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多么需要教育！他亲眼目睹为维持“育才”，陶先生四处要饭，当掉了自己的大衣棉裤，患高血压没钱买药，天天吃海带当药。不少人劝陶先生赶紧离开，不要抱着石头游泳，潘冷云亲耳听到陶先生回答：“我并非抱着石头，而是背着爱人游泳，一定要背着爱人游到光明的彼岸”。潘冷云了解了人民教育家广博的胸怀。他敬佩和感动之余，决心一生要跟着陶先生走。皖南事变以后，“育才”的地下党员撤退，很多人去了延安，潘冷云没有走。重庆形势越来越紧张，反动派作垂死挣扎，疯狂抓人，不少青年、共产党员倒在黎明之前，潘冷云仍不肯离开，一直坚持站在讲台，在风雨飘摇中，竭尽全力助陶师保住学校。

1946年陶先生不幸去世，“育才”师生悲痛欲绝，他们擦干眼泪，决心继承陶师遗志，把“育才”迁至上海。潘冷云率迁校先锋队，与陶门弟子马侣贤等一起完成了先生的遗愿，克服种种困难将育才学校迁至陶先生的第二故乡上海。当年，陶行知在大场办山海工学团，为农民做了许多事，被大家称为“阿拉自家的学校”，得知“陶行知”回来了，奔走相告，纷纷捐出土地房屋，对育才师生予以极大关注。乡亲们对陶行知事业的支持，使潘冷云为农民服务的意志愈坚。

他来到山海工学团，在这个陶行知创建的农村学校，他如鱼得水，农民们亲切地称他为“潘大哥”。白天，他在田头与农民同锄禾，轮流在各家吃派饭。夜晚他住在农民的草屋，与大伯阿婆们唠家常。1948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他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入党后不到半年，形势骤变，特务不时来工学团威胁，说这里已变成小延安，好几位同志被捕。党组织通知他火速离开。带着依恋，他离开了工学团，奉命去解放区。不料，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被捕，他连等三天未得消息，只得独自一人跑到青岛，辗转进入山东解放区，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1949年4月26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他随陈毅部队南下，任华东局秘书处干事。他念念不忘在“育才”和“山海”的日子，时时想续他的教育梦。组织理解他，不久调他去回民中学。在那里，他当副校长八年，以陶行知教育思想培养学生多方面的才能，学校搞得很有生气。

那年，潘冷云动员全校教师帮助整风。他在黑板上写文章，题为《政治上的春天来了》。有人说这篇文章与某个大师的“反动观点”不谋而合，把他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批了好多天，实在搞不出名堂，又硬说他有历史问题。有好心人偷偷劝他，只要承认就可过关，被他断然拒绝。

学校根据指示要给人“分门别类”了。无论盯上谁，潘冷云都说不够格，还坚持说教师都是好同志，没有坏人。结果他自己倒了霉，开除党籍，撤职去罗店中学当一个普通教师。

他背着黑锅，一直搞不清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从此，光明与他绝缘，令人寒心的更有许多人的冷漠，像一张无形的网，时时使他感到窒息。但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无论干什么仍然尽心尽力。别人不愿带的乱班他去，别人不肯上的课他去。不论蒙受多少不白之冤，只要和学生在一起，他就找到了精神支柱。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以自己的热诚，赢得了同事和学生们的尊敬。

非常时期，他首当其冲被打入另册，有一次，他被派去二楼刷墙，由于伤痛昏死过去，从二楼摔下，摔成了脑震荡。黑夜沉沉，苦海无边。潘冷云早被开除了党籍，但他仍记着自己的入党誓言：“对党忠诚……永不叛党！”他白天挨批，晚上写下了“罗中自有不倒翁”以明心志。有人暗示他：“你活着有啥意思，不如死了算了！”他昂起头朗朗回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潘冷云学历史出身，他坚信历史车轮永远向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忍辱负重，在腥风血雨的考验下，保持着人的尊严和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那次，在他跌至楼下生命垂危时，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宵小之辈，称他是自绝于人民，不许送医院急救。他隐隐听到有人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潘大哥，他是一个好人！”把他从鬼门关救了回去。是非自有公论，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伤愈后，他被安排去农村劳动，由于农民们暗中保护他，没有任何人再去找他的麻烦。

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大场中学校长。碎了多年的教育梦，又续上了。他重新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提倡活读书，提倡走出课堂，以各种形式锻炼学生的能力。有人说他不切合实际，时代不同了，如今提高升学率是重中之重，责问他“何苦不吃红烧肉去吃烧饼？”他孤军作战，阻力重重，他培养手脑双挥人才的实践被迫半途而废。

1981年，历尽沧桑的潘冷云年满花甲。他恢复了党籍，一切不实之词也已推倒，作为享受副局级待遇的他光荣离休了。无职一身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在此打上了句号，他可以安享晚年了。

但是，潘冷云执著地要圆他的梦——继承陶行知遗志，为大场地区的乡亲们贡献他的余力——恢复已停办几十年的山海工学团。

_{1981年，商讨恢复山海工学团，左为潘冷云，右为刘季平}

他身无分文，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关部门都不支持。怀着一腔热情，潘冷云和陶门弟子沈增善、杨明远等一起赤手空拳创新业，困难是无法想象的。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在此地办工学团，凭着他的名望地位，办事容易得多。他倡导的改造农村，改造社会的实践，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工学团办学经验被大半个中国农村学习、实践，还传到了东南亚。山海工学团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工学团。40年代的工学团，有来自高等学府的一大批骨干，他们人脉广，社会影响大，活动能力强，农村教育也办得生气勃勃。比起他们来，潘冷云是单枪匹马，阻力重重，且一无所有。

_{1932年，陶行知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题}

他的咬牙坚持，终于有朋友感动了，伸出了援助之手，介绍上海市科协氯丁防水胶项目，给工学团试做。潘冷云在吴泾化工厂陈根林等同志的协助下，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四处奔走，十敲柴扉九不开，终于敲开了一扇门，银行答应贷款两万元，他恢复了山海工学团并办起了实验工厂。他和青年们一起打夯，平整土地，搭草棚，运机器，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为打通供销渠道，他亲自任推销员，背着沉重的几罐样品，四处求告。没有钱，他出差时住防空洞，在小摊上吃一碗面条就算是中饭。工厂买的是废旧器材，用旧工字钢搭起临时厂房，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工厂办起来后，工学团招收三十七名高初中毕业生，边工边读，工学结合，在实践中培养人材。

工厂初建，百废待兴，潘冷云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可是有许多人对这种新型教育形式不理解。上海市陶行知研究会某些同志也不能接受，几次开会批评他光想赚钱不办教育，有的意见还来自上级领导，工学团的同志陷入困惑之中。潘冷云却很坦然，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他据理力争，陈述己见：“‘教育要生利’，是陶先生的主张。工学团是民办学校，没有钱怎么维持？必须自力更生！在还非常贫穷落后的农村，陶先生的“做中学”是符合实际、也容易被农民所接受的教育。我们白手起家拼命干，最后目的是在农村办农民真正需要的教育。”

事实证明，工学团的路是农村教育的可行之路。在潘冷云的带领下，山海工学团越办越兴旺，在上海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学团招收的第一批三十七名学生，除个别退学转业外，其余的人在这所新型学校完成中等学历教育后，都转成了实验厂职工，有的成为工厂骨干和技术人材，大多数人的文化技术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

_{新时期恢复的山海工学团}

建团十余年来，老潘把个人恩怨得失抛在脑后，将各种非议流言作为动力。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

有人说，老潘是一个傻子。他也真有点傻。他是局级干部，按规定可以坐小车，他偏不要，每天骑着“老坦克”到处跑。他寄个人信件，一律自己掏钱买邮票、信封。他爱看的书报，自己花钱订阅，放在团里供大家读。前几年他家庭生活很困难，他在工学团完全义务，后来经再三劝说，只拿几十元津贴，有时用于“外交”，全贴出去也不够。但在云南省教育厅出五百元高薪请他去任职时，却被他毫不犹豫地一口拒绝。理由很简单，要留在“山海”搞陶行知事业。

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梦——为振兴中华，振兴教育，甘愿竭尽全力。在工学团，几乎每位同志都这么说：“潘老师是难得的好人。”老潘把爱心分给了每一位同志、朋友。不管谁有求于他，他总鼎力相助。工作中出了问题，他挺身而出：“责任由我来负。”工学团有成绩，他从不居功。

_{当年的“小先生”阔别半个世纪后在新“山海”重逢（左一 ：方明、右二： 潘冷云）}

在这同时，他建议在陶行知留下足迹的山海工学团原址，创办纪念馆。为此，他在京沪两地多次奔走，他写信向各级部门呼吁，在各种会议上一遍遍游说。终于感动了许多人，在大场余庆桥建陶行知纪念馆终于立项了。为此，他动员所在的场南村捐出土地、钱款；他的工学团也捐了款。他到处写信、上门拜访，动员陶先生亲属、学生捐出资料、物品。为纪念馆的创建殚精竭虑。纪念馆于1986年10月18日开张，潘老师功莫大焉。

_{潘冷云为之呼吁、奔走的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于1986年10月18日开馆}

常年超负荷地工作，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为了坚持办学，他天天锻炼，寒冬腊月照样洗冷水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乐呵呵的。他常说，我干的是党的事业，陶行知的事业，只要有一口气，我就应该拼命。

山海工学团以旺盛的生命力，燃起了农村教育的希望之火，成为全国最早的民办教育团体之一，在教育系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作为团长的潘冷云以火一般的热情，坦荡的胸怀，刚直无私、坚持真理的精神，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模范形象。

他与常人一样，有许多痛苦和烦恼，但他仍然觉得很快乐。“潘大哥！”这发自人们内心的称呼，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亲民，民为贵，一切为人民。”一个共产党员，能够植根于人民之中，将生命融进伟大的事业之中，他就将青春长在，他就能编织出最美最好的梦，必将梦想成真。潘冷云就是这样的人！

_{中陶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在上海宝山大华饭店举行，方明同志与山海工学团和陶行知纪念馆及宝山区教育局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右四潘冷云（1992年11月2日）}

潘冷云因劳累过度患癌症，不幸于1994年7月27日去世。弥留之际，他对工学团的工作说了这几个字：“受累，受气，受骗，挨骂，挨批，蒙冤，这是我所处的常态，但事情还是办成了，我不后悔。”他留下遗言，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思会，不留骨灰，遗体捐给医疗机构。“好也不算好，坏也不算坏，好好坏坏任人讲，心中玉一块。”这是陶行知的名言。潘冷云记住先生的话，他的一生也许并不完美，却问心无愧。

山海工学团完成了历史使命，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陶行知的嫡传弟子潘冷云。在他去世后，山海工学团的师生，场南村村民和陶友们，含泪为他在陶行知纪念馆种下了一棵银杏树，这颗高高的银杏树昂首向上，无论酷暑严冬，一直挺立在庭院里，已卅年。潘冷云在世上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犹如银杏，虽无语，却多彩。他在这里与陶师相伴，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