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趣事与轶闻

“铁骨老总”吴有恒

吴有恒是一位将军、作家兼报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司令员、粤中纵队司令员，为广东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担任粤中地委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1958年因广东“地方主义”问题，受到撤职降级处分，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主任。从此，他致力于文学创作，写出了《山乡风云录》《北山记》《滨海传》等长篇小说，为人们传诵一时。在“文革”期间，他受到严重的迫害。1980年2月15日，在“文革”中遭受封闭的《羊城晚报》正式复刊。吴有恒被省委任命为《羊城晚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

_{吴有恒解放初期与夫人曾珍合影于粤中地区。}

《羊城晚报》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复刊的。一无设备，二无房舍，三无足够的编辑记者。只好借用了一幢二层楼危房，另搭起一些简陋的窝棚作为编辑部，排字车间和印刷由《南方日报》负责。吴有恒提出“哀兵必胜”的口号鼓励全体同仁，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共同办好这份报纸；并为报纸制定了“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指导生活，丰富生活”的十六字方针，为副刊制定了“名、新、杂”编辑方针，特别强调办报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讲真话，不讲假话，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就这样，在吴有恒为首的编委会领导下，复刊后的《羊城晚报》继承了它一贯的旗帜鲜明敢讲真话的好传统，在许多方面又有所创新，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报纸发行量不断上升，很快便突破百万大关。

《羊城晚报》能有这样的辉煌成就，是与吴有恒的卓越领导密不可分的。

吴有恒办《羊城晚报》，实事求是和敢讲真话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充分显示出吴老过人的胆识和高尚的品格。

1980年5月的一天，《花地》编辑贺朗从外面组稿回来，交给副总编辑杨家文一篇稿子：“这是章明新写的杂文《吃运动饭》，写得很好。请您和吴老定夺。”杨看后也认为“很有锋芒”，当即送给吴有恒审阅。章明是有名的杂文家，文笔犀利。吴有恒一口气读完，不禁十分赞赏：“写得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杂文。要尽快发出。”于是，《吃运动饭》便在同月14日刊载了。

这篇杂文揭露了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卑劣行径，活画出一批不学无术、专靠运动起家的家伙的丑恶嘴脸。文章发表后，广大读者普遍反映良好，对于那些深受“文革”之苦的干部来说，觉得作者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委实大快人心。但是，这篇文章也剌痛了那些专靠运动吃饭的人的神经，他们到处叫嚷这是一篇“大毒草”，纷纷写信向省委告状。省里某领导指示要组织文章批判。尽管吴有恒不同意这么做，但这是“顶头上司”的指示，他也无能为力。一个月后，《花地》被迫发表署名广言的文章：“评《吃运动饭》”，对章明进行缺乏实事求是的批评。还加了“编者按”，对刊发章明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不准备公开讨论下去了”。这使读者费解，也使章明非常生气和失望，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羊城晚报》编委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吴有恒读后，十分难过，对章明深表同情，要编辑专门去章明家向他道歉，并说明事情原委，请他放心，如果《吃运动饭》有什么政治责任，由《羊城晚报》负责。吴老还颇有远见地说：“章明的文章将来一定要赢的！”果然，一年后，党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提出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吴有恒读着六中全会公报，舒心地笑了：“嘿嘿，我早就说过：章明会赢的。如今，章明真的赢了！”

1980年5月，刘少奇同志尚未公开平反，河南作家卞卡执笔采写了报告文学《最后的二十七天》，披露少奇同志惨死河南开封的真相，河南不敢发，他写信给《羊城晚报》“花地”编辑部，问要不要此稿？当时信件是我拆阅的，事关重大，我立即汇报上去，吴有恒马上派记者杨国彦乘飞机专程去取稿和采访。

稿子约2000字，吴老亲自审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感人，它真实地记述了少奇同志生命中最后的27天，揭露林彪、“四人帮”对他的残酷迫害，重病不给医治，最后含冤死于开封。临终时妻子、儿女无一在场。死后还被诬为患了烈性传染病，草草包裹，用吉普车拉去殡仪馆火化，连副棺材也没有；不光如此，连真实姓名也不许写而用了化名……吴有恒读得热泪盈眶，满腔悲愤！当即决定刊登在5月15日的《花地》副刊上。当天，其它报纸只是刊载新华社发的“刘少奇同志骨灰运回北京”的消息，惟独《羊城晚报》不仅在一版头条登载“本报郑州专电”，副刊还多了一篇文学作品，披露刘少奇同志死时的惨况，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接着，《人民日报》《文汇报》全文转载，香港《大公报》选摘，美国之音、塔斯社全文播出消息。

本来《羊城晚报》做了一件大好事，不料，上面有关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来责问：“这是全国性的重大新闻，为何你们《羊城晚报》要抢先发表《最后的二十七天》？”吴有恒回答：“我们办报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知道少奇同志的惨死，这是事实。这篇文章也是实事求是的，因此，我们《羊城晚报》就报道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死得比报道的还要惨！”

1999年秋，我去郑州组稿见到作家卞卡，谈起此事时，他十分动情地说：“我非常钦佩吴有恒总编辑的胆识，十分赏识《羊城晚报》敢讲真话的作风！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80年代，新闻报道条条框框比较多，不像现在透明度那么大，这实在是解放思想和时代的进步。当时，吴有恒觉得这给新闻记者带来许多束缚，决不是实事求是的原则。比如，80 年代中期，广东西江发生过一次轮船颠覆事故，死了近百人。但有关部门指示报纸不准公布真相。吴有恒便对记者说，”既然不准报道死亡人数，那我们就报道生还人数吧！”这是一个“奇招”。除了生还者，其余的不就是死亡了吗！？果然很受读者称赞。

吴老平日喜欢到副刊部来走走，他话不多，但很平易近人，有时谈到高兴的事，笑得像小孩子一样开心。有一次，吴老来到《花地》编辑组，我们赶忙搬椅子请坐，沏茶，他呷了一口茶，含笑地问：“近来听到什么反映没有？＂听我们几个年轻编辑七嘴八舌地说完，吴老沉吟了一下，仍然脸带微笑地说：“我们办报，写文章，都得讲究实事求是。不然，报纸就没人看。＂吴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_{吴有恒在羊城晚报社办公室（1985年）}

秉持《羊城晚报》“干预生活，指导生活”的方针，吴有恒以“吴鲁”为笔名，在第一版的“街谈巷议”上写了不少文笔犀利的短文，对社会上发生的事进行褒贬，有表扬有批评，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他还在《晚会》专门开设专栏《榕荫杂记》，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随笔、杂文，例如批评计划经济，提倡市场经济，批判照搬 “ 苏联模式”，等等，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吴老与夫人曾珍同为军人出身，感情甚深，“文革”中谣传夫君死于狱中，导致曾珍精神失常；后知消息不确，等到吴老平反回家，夫妇俩喜极而泣，恍如隔世。然而精神病再无法治愈，晚年老俩口相依为命，弹琴作画度日，令人感慰。

_{吴有恒晚年生活剪影：弹琴自娱；观看夫人作画。}

吴有恒生于1913年年，广东恩平县人。1940年曾与古大存等奔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87年又出席”十三大“。是个令人尊敬、德高望重的”老革命“。1994年吴老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1岁。

一块《广州好》锌片

_{《广州好》锌片。已成为铅印捡字文物。由原广州市长朱光填词（共50首），先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块《广州好》锌片，高14厘米，宽8.5厘米，上面所凸制的词是广州市长朱光的亲笔手稿——《广州好》的第一首：

广州好，

城古越千年。

饱阅沧桑消劫尽，

缅怀缔造接前贤。

山立五羊仙。

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时任广州市长的朱光，以《望江南》词牌创作《广州好》，共50首，全部采用其亲笔所书，连续刊登在《花地》文艺副刊上，并配以广州美术家的插图，一诗一图，显得图文并茂。《广州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广州的悠久历史，沧桑变迁，歌颂了新中国建立后，广州市各方面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因之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正如朱光市长在“自序”中所说的：“在这十年中，我和广州市同胞朝夕相处，甘苦共尝，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同志们严格监督，幸免陨越。因此，广州市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使我无限热爱。我要赞美它，歌颂它。大家都说广州好，我同样要说广州好；”并相信“广州市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丽，大家一定会生活得更加幸福!”成书后，1959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10月改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羊城晚报》遭到猛烈批判，并被勒令停刊。朱光市长的《广州好》亦难逃一劫，被诬为“宣传封资修的东西”。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0年2月，《羊城晚报》复刊。副总编辑杨家文特意选出《广州好》第一首在《花地》重新发表。他不采用铅印字体，而是别出心裁地采用朱光亲笔手书制成的锌版刊登。其用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缅怀老市长朱光；二是对“文革”进行批判。许多年轻读者首次见到朱光市长的手稿真迹，感到非常亲切。那纤细、秀美而工整的繁体笔划确是文如其人。

当时印刷车间是采用检字拼版的。《花地》刊出《广州好》的当天，我特地跑到印刷车间，把《广州好》锌片取回保存。如不取走，印刷车间即要把版面散掉，重新熔制字粒。我当时保存《广州好》这块锌片，主要目的是出于喜欢，也想把它作为日后的纪念。

90年代初，《羊城晚报》改用电脑激光排版，检字排版便成了历史的陈迹。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块《广州好》锌片便成了”历史文物”，一直保存在我的书柜中，它是有一定纪念价值的。它是朱光市长的亲笔，又是报刊排字印刷的见证，往后再也找不到这种玩意儿了。

2018年秋，我在广州市古籍书店购得《广州好》单行本一册，此系采用朱光手稿竖排，装帧古朴雅致。我翻开第一首重读一遍，并把锌片《广州好》找来，加以对照，反复欣赏朱光市长的原稿，顿时感到既陌生又熟悉。

《羊城晚报》于2019年举办《广州好》诗词大赛，要求续写《广州好》，据称有上万人参与，特选出50首词刊于《花地》，借以讴歌广州改革开放之巨变。此举说它是朱光市长《广州好》的美名传承、创新，应该是恰如其分毫不夸张吧？

今年（2023）秋，我将这块《广州好》锌片郑重其事交给《羊城晚报》的“岭南报业博物馆”保存。我想，与其私藏不如公众共享更有意义。

恩师关振东印象

关振东：1928年生。广东阳江人。《南方日报》副刊主编，资深新闻记者，作家，诗人。他身材高大，文质彬彬，颇具文人气质。2009年6月，他在体检中发现肺部有阴影，惊慌失措，立即到省人民医院做微创手术，惜遇庸医，捅破大动脉，血流不止，终致不治，享年81岁。我获此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哀伤不已！

振东先生是我的文学引路人。1963年我在中山大学念书，因喜欢文学，与先生认识，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在他主编的《南方日报》副刊发表了三千多字的处女作《冤家》，从此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后，我又陆续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一些作品。迄今我已出版了14部文学作品，我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完全是与振东先生的热心扶植所密切分不开的。我知道，振东先生在做编辑工作的几十年里，培养了一大批作者，我是其中之一，凡是受过他栽培的人，一提起振东先生，无不表示由衷的尊敬与感激。

患难见真情。“文化大革命”初期，振东先生受到的严重冲击，被打进“牛棚”。我心里惦记着他的安危。有一天我从沙河瘦狗岭偷偷坐车跑到东湖葵园去看他，来到他家门前，他一见到我，以为我是来收集他的“材料”的，立时板起脸孔叫道：“你！——你来干什么？”这也难怪，“文革”把人性扭曲了，他对我保持着警觉。我从容解释：“来看看您，没有别的意思。”振东先生听了，神情才稍微平静了一些。他头发蓬松，脸色憔悴，带几分紧张的说：“我现在……行动失去自由，在家交代问题。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等到我的问题有了结论之后，我再写信给你。现在你快走吧！”我点点头，跟他紧紧握了握手，连话也不敢多说便匆匆下楼去了。

振东先生被下放到英德五七干校劳动，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1969年我到山东探亲，列车驶过英德，我猛地想起振东先生在此地受罪，特意打开窗帘，两眼凝望着外面萧条的景色，心里默然想道：“振东先生，您还好吗？要保重身体呵！我们总会有重逢的一天！……” 等到1970年，振东先生回来休假，他写信叫我去见面，两人相见，半天说不出话来，彼此眼里都闪着晶莹的泪花。次年他被分配去《肇庆报》，来信说：“我本不愿重操旧业，但组织决定，只好服从。”几年后才调回广州，先在《广东画报》，不久再回到《南方日报》副刊，我跟他才得以经常见面。

从此，我成了振东先生家的常客。每年春节，我必携妻儿到先生家拜年，与他共进午餐，或请他与夫人到饭店吃饭，45年来年年如此，从未间断过。关先生对我一直如兄长般关怀备至。1979年冬我到了《羊城晚报》，初出茅庐，他把自己丰富的编辑经验传授给我，并继续关注我的文学创作，对于我在写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他都深感欣慰和高兴。我的第一次婚姻失败，有点心灰意冷，他经常安慰我，说“你不必如此悲观，像你的条件并不坏。”并多次请朋友为我介绍对象。还使我深受感动的是，振东先生对我真是有求必应：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家乡要建祠堂，父老乡亲派人来广州找到我，要我撰写和修改对联，我请振东先生帮忙，他对我起草的及原有的对联与我一起推敲、修改，还亲自书写了两副长联镌刻在祠堂的大门上，为“万家祠堂”增光不少；1999年我准备出散文集《情在何处》，振东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和序言，在序言中他详细回顾了与我相识的情景，对我的作品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对我语重心长地提出了期望，令我深受鼓舞；2003年5月小儿子结婚，我恳请振东先生写一幅书法（苏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他满口答应，没过几天便写好了，儿子把它裱好用大镜框镶好悬挂在厅堂，顿使蓬荜增辉。诸如此类的事，真是不胜枚举。

振东先生80年代中期调到广州市政协，当过副秘书长，后又担任《共鸣》杂志总编辑，退休后又在市文史馆主编《文史纵横》，一干就是十几年，真是老当益壮，勤勤恳恳。前几年，振东先生的长子关健英年早逝，对他精神上的打击极大，他一下子老了好多。但他能压抑住内心的伤痛，一心扑在工作上，保持乐观情绪，这一点很令人敬佩。新世纪之初，他又受命主编《广州的故事》和《羊城风华录》，我应他之邀前来参与，从中学到不少文史知识。

有一次闲聊，我问及振东先生的文艺创作，他告诉我：“我的晚年，主要是两个爱好：一是诗词，二是书法。”我盛赞他的书法，他谦逊地含笑说：“哪里，骗饭吃的。”这十几年来，振东先生写了大量旧体诗词和书法作品，许多地方(如公园、寺庙、碑林)都留有他的墨宝。

我颇喜欢振东先生的书法。1964年他曾为我写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1991年春节，先生送我一幅字，是录自他读关山月梅花图《一笑暖千家》：

但将铁骨对霜天，独向寒香百卉先。

不与时芳争宠辱，迎来春色满山川。

1996年先生又送给我和妻子一幅书法作品，写的是辛弃疾的《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_{关振东先生的书法作品。}

振东先生的书法，以行草为主，这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所练就的。他通常给作者写信都用毛笔。他的旧体诗词意境清新，感情真挚；书法飘洒自如，娴熟老到，秀丽可爱。在岭南自成一家，深受好评。这两篇诗词，集中体现了这些特色。

2007年8月间，我准备了一本大型册页（即可以折叠的签名册），意欲请关先生题写几首他自己最满意的诗词作品，当作永久纪念，他答应了。当时正值高温酷暑，先生出于对我的关心，嘱我暂不要来，待天气凉些再说。事后我也因忙于写作，一拖再拖，直至去年6月中旬从台湾旅游回来，正打算约个时间去找他，不料却传来先生仙逝的噩耗，这件事给我带来终生遗憾！

2008年振东先生80大寿，广州市文史馆为他搞了一个庆典活动。我应邀参加，写了一幅贺辞：

“驰骋文坛六十载，诗名远播海外；栽培桃李三百棵，堪称良师益友。”

振东先生谦逊地说：“过奖，过奖。”我说：“事实如此，您当之无愧。”

振东先生待人宽厚诚恳，颇有长者之风。晚年，我跟他有两次结伴旅游：一次是2000年的新马游，我与妻子及义女三人陪同，一路上，我们处处小心翼翼关照他，使他备感温馨，不知情者还以为我们是“祖孙三代”呢！另一次是2008年12月的桂林、漓江之游。途中我因感受风寒，呕吐不止，振东先生反过来对我关怀备至，使我非常感激。

_{2008年我与著名诗人关振东合影于广西漓江。}

振东先生是个德高望重、人缘极好的长者，他的遽然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良师益友，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广州的故事》第三集前后易稿三次，在振东先生和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国庆60周年前夕正式出版，还搞了首发式，场面颇为隆重。然而，振东先生未能见到。我默坐在座位上，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写下一首诗，藉以怀念振东先生：

三易其稿备艰辛，

幸赖群贤终编成；

今日高朋堂上客，

遍寻四顾少一人。

关振东先生是著名诗人兼散文家，出过多部诗集，还有长篇传记《关山月传》《何贤传》等。还写过大量新闻通讯、杂文和评论。是个办报的“多面手”。在我的心目中，振东先生是难得的兄长，老师，挚友，简言之，也就是“良师益友”。他走得太快太突然了！给我心中留下极大的伤痛，我永远忘不了他！

我的同乡陈国凯

陈国凯先生是我的五华同乡。个子单薄瘦削，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客家话。国凯系著名作家，文学成就甚高，著书26种，被评为终身“广东文化名人”。不幸中风失语数载，苦不堪言；2014年某午夜冲凉跌倒，无人知晓（妻子不在身边），待次晨发现，身尸已僵硬矣。令人心痛不已！

国凯之死凄惨、无助。因为妻子有事去了深圳，留下一个小外甥作伴照料；小孩懂得什么，纵姐（国凯夫人）太疏忽大意了，结果酿成惨剧！

国凯是地地道道由《花地》培养出来的作家。20世纪50年代末即在《花地》发了《部长下棋》等名篇，并获奖，始在文坛堑露头角，从此作品越写越多，成了全国闻名的作家。1980年初《羊城晚报》复刊时，国凯专门撰文《我从”花地“来！》刊于《花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羊城晚报》的感激之情。

我与国凯认识始于70年代，真正来往密切还是在《羊城晚报》复刊之后。他知道我是同乡，分外亲切，来往逐渐多起来。他信任我，把稿子寄给我，发得也相当快，而且都是全文照发（笔误除外），从不积压。国凯对此很高兴。

1995年冬，梅州举办文学笔会，我与国凯愉快地相处了好几天。我打算编一个笔会专版，要国凯带头撰稿，他高兴地接受了。1996年2月2日来信说：”笔会专辑的小文已写好，这几天忙，迟寄了，写得匆忙，如有不当之处，请斧正。”这个专版因为有了国凯的文章，我觉得整体的质量还很不错，对推动梅州地区的文学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国凯很早就离开故乡到广州谋生，但他对家乡的感情还是深厚的。我约他写篇五华的文章，他欣然应诺。没过多久便把文稿寄来了。信中说：

振环兄：

 

近好！

写五华家乡的一篇文章终于写出来了。混迹文场数十年，还没有为家乡写过一篇文章，真有点愧对乡亲。

这篇文章还真的动了感情写的。主要是家乡的新风新事感染了我。

盼能早日安排版面把此文发了。也算是我们这些外乡游子为家乡做了一件事吧。

谢谢！专此，即候

时祺！

陈国凯

96，1，10

文章发表后，受到五华父老乡亲们的欢迎与赞赏。

日久见人心。也许是朋友之间的真挚友情感动了他，国凯主动为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的写法与众不同，而是有感而发，信手拈来，写得十分生动活泼。 他在附信中说：

振环兄：

 

写了篇小文，一孔之见，一得之谈，不一定能谈到点子上。以人带文，并生发一些感慨，这是我习惯的写法，从来不写学究式的文章。

此文不长，请勿删改。

好像有些报纸已发过你的评论。我情况不详。此文切不可交给已发过评论的报刊发。交哪儿发表，就由你转送吧。

匆此。顺祝

时安！

 

陈国凯

96，6，23

读完信，接着看评论。果然亲切自然，出手不凡。一开头他就说：

“我心想，万振环同志在编辑业务之余，除了看书写作，大概没有其它特别的爱好。要不然，怎么能写那么多作品？几年时间，他成书七种，有反映大革命时代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喋血东江》，有散文集多种。这些年来，他苦心孤诣，寂寞经营，大概出版的作品有百余万字了吧？

对一位以编辑为主的业余作家来说，能做到这点不容易。由此可见，振环是一位写作勤勉认真的作家。“

谢谢国凯的赞赏。接着他回忆了我俩相识的过程：

“认识振环有年了。大家都忙，偶尔见面，聊几句平常话，没有更多的交往。只知道他忙忙碌碌搞他的编务。后来见他不断有著作出版，引起我的注意。他不声不响地埋头著述，就有了一本本著作。可见，搞文学的人除了资质，还需要勤勉。这些话，是入门之谈，了无新意。但在充满各种诱惑的滚滚红尘之中，要做到坚持不懈地勤勉写作也不容易。这要能意守丹田，甘心面壁。我就做不到。总觉得文章之事，来日方长。晃眼间，鬓生华发，才觉得年华逝水，光阴虚掷。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他的作品大多是用人家喝咖啡的时间写出来的。这句话是应该当作座右铭。编务极忙的振环，几年来能写出许多作品，主要靠勤勉。这点精神值得我学习。虽然我现在也算是业余作者，但比起振环和其他文学上卓有成就的业余作者，勤勉程度就差多了。”从中可看出国凯的谦逊态度。

接着，国凯对我的作品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振环主要还是散文作家。出版过《寻觅芳踪》等散文集，最近又出版了散文集《深藏的挚爱》。这年头书籍太多，一忙二懒，看得不多。他以前的作品我没有怎么注意。最近翻翻他的散文集《深藏的挚爱》，倒觉得有几句话可说。

振环在《真情·创新》一文中谈到他对散文写作的主张：一篇好的散文，应该是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来的清泉。我深然此说。没有真情何来文学？振环在该文中直言：他在创作中坚持“两不”：不作无病呻吟，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觉得这又是对的。当今时世，好像无病呻吟的东西成为时尚成为时髦成为文坛的流行时装，成为廉价化妆品到处贩卖，很倒了一些读者的胃口。振环的“两不宣言”无疑是有感而发，切中时弊，也是他身体力行的。

通观振环这本散文集，我总的感觉是：平实，健康，质朴。老实人写老实文章，取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不急不躁地写来，像与人聊天谈家常。在文尚靡华甚至以写“天书”为荣耀的高贵文坛，看看这些平实如话的文章倒也是一种景致，一种乐趣。

书中写的除了几个文苑名流，大体是写一些平常之事平凡之人，写他们的美好善良，是这本书的特点。其中一篇《我的第一个文学启蒙老师》牵动了我的感情。这篇文章写了一位中学教师谢濂先生。谢先生在五华县的中学老师中是颇有名气的。我读中学时就听过他的大名。作者以深情的笔墨写了他跟谢先生数十年的师生情谊。写得见情见性。人生在世，难得一份真情。在商潮滚滚的今天，好像师生之情朋友之义都变得比较淡薄了。读读这样的文章有好处。老师是很高尚的称呼。我对学生时代的授业之师常怀敬意。这也是我读了这篇充满感情的文章情动于衷的原因吧。

写平凡人物的心灵美，好像是容易被遗忘又是应该重新拾起来的话题。有时到书店和书摊走走，举目所见，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汉奸走狗强盗婊子的书也太多了。至于教人如何发财如何行混行骗如何算命卜卦如何壮阳的书籍更是蔚为大观。这年头的一些人不知出了什么毛病，以毁坏森林为代价就制造了这许多文字垃圾，连汉奸文人也被捧上了天。这些年，沉在缸底的一团团封建残渣垃圾都被一股脑儿翻出来卖钱了，就是缺少了一些张扬正气美化人们心灵的书。振环可贵之处是一直认真地痴情地描写生活中平常人心灵的美。这是值得称赞的。在《寻觅芳踪》一文中，一位小小邮电所的营业员就被写得很可爱，虽然她做的只是很普通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些小事，但是作者写出了情写出了美，而且给人留下印象。这就不容易了。作者写景状物也颇有特色。不敷粉黛，不事铺陈。没有我们常说的铅华味。如果说不足之处，是有些篇章笔力稍显纤弱或直露。作者为文力戒浮躁不尚浮华是对的。但“文似看山不喜平”又是一种境界。古之优秀散文，虽然篇幅不长，往往有一二处神来之笔，令人荡气回肠。其意境高逸，卓尔独立，倜傥风流，斐然文采，当资借鉴。当然这是更高的要求了。希望作者在已有的成绩上眼观当世广闻博采，写出更好的美文来。”

国凯这篇文稿题为《编创兼工精于勤》，1996年10月2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对我赞许有加，对于我的不足他也婉转地提出批评，一句话：文章不要写得太过平实，要有波澜，要有曲折，真的是切中要害。使我极为感激。

国凯对我感情很深，时间长了没见面，总是惦记着，想方设法渴望晤面。1997年秋，他专门派车接我到深圳住了一夜，两人促膝谈心，直至凌晨三时，非常欢悦。

社会上存在一种“文人相轻”的现象。我与国凯丝毫没有这种陋习，而是相互尊重，相互敬爱，有话直说，不作隐瞒。有一次，国凯寄来一篇稿子，我读后向他提了一些意见，要他再考虑修改一下。国凯乐于采纳。过了两天他来信说：

振环兄如握：

《蛇口》一文，听取了您的意见，作了修改，请你看看，如无谬误之处，就按这个稿子发吧。

请你再审查一遍，看看还有何失当之处。

天凉了，盼加衣。

顺候

文祺！

 

陈国凯

98，12，8

有一天，我收到国凯寄来一封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套《陈国凯选集》。已出版，书未寄到，收到后再给你们寄去。上海的女作家、我的朋友竹林写了一篇文章，在某些部分，我按原意略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见打印页），现奉上，望能安排版面给予刊出。我这人做事从来不喜欢张扬。感于朋友的热情，也算为此事留个纪念吧。”我及时为他把稿子发了。 国凯感到很满意。

国凯为人真诚，爱才，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把《花地》这块有名的文学园地完全接过来，把它办得更加出色；他曾向报社领导提过具体建议，但由于某种复杂的原因，其愿望未能被采纳，为此国凯深感遗憾。

国凯生前曾经做过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他通过广州市长黎子流的鼎力相助，在天河为省文联、省作协建起一幢23层的高楼大厦及宿舍，使文艺界人士有个风雨无阻的办公场所与栖身之地。这一举措功莫大焉。

我参加国凯的告别会，得其一精致墨宝：“仰观泰山知群山之卑，临视北海知众流之小。”黑色外套纸盒亦很雅致，亦有其手书：“心正则笔正”。生动地表达出作家虚怀若谷的品德和纯正不邪的创作精神。

_{陈国凯书法：“心正则笔正。”}

与杨羽仪的“君子之交”

杨羽仪是一位著名散文家。出版过20多部散文集，其中《水乡茶居》曾获中国作协全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我与他的认识，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花地》作为一块著名的文学园地，它的周围拥有一大批作家以及文学青年作者队伍。每个编辑手中都有一些重点作者。我的名单中便有杨羽仪。我以前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写得不错，便主动同他取得了联系。我要求他每月寄一篇稿给我，从此，我给他发了不少稿子。我们之间的友谊很自然地便建立了，逐渐加深了。我们经常一起参加省作协散文组的活动，或参加文学笔会。1991年夏天，羽仪兄邀请我参加北江漂流活动，由他与雷铎、高凯明和我各写一篇《漂流，漂流……》的同题散文，请游昆炳先生点评，在《作品》杂志发表。反响很好。

羽仪喜欢旅游，喜欢到名山胜地去流连，寻找散文的灵感。有一次，他从内蒙古回来，打电话把我叫去，说：“老万，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一定会喜欢。”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把蒙古刀来。这把小刀很拙朴，有21厘米长，刀刃相当锋利，刀柄全是铜的，鹰头造型，呈“了”字形，分红蓝两圈，颇为奇特；外面有一深红色羊皮盒套，是用手工缝制的，它是地地道道的内蒙人自制的工艺品。老杨告诉我：这是蒙古族人放牧时随身携带的，平时插在长皮靴里，可以防卫，也可以当餐刀使用。我接过来，反复观赏，非常喜欢，连声道谢。这是羽仪兄送给我的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之外的惟一的物品。我喜不自禁，一再致谢。几十年过去了，这把蒙古刀我仍有时取出来欣赏，睹物思人，人早亡故，情何以堪！？

羽仪兄为人厚道，重感情，懂得回报。他当过各种评委，在一些场合，他实事求是地为我说话，使评委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这是我后来从别人口中知道的，他本人从不跟我透露。我对此深为感激，但也不当面向他提起，而是藏于心中。他当专业作家，忙于深入生活和创作，我忙于办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之间还真没有上茶楼坐在一起喝过茶，不是出不起那点茶资，而是彼此深感时间的珍贵；有事打个电话或者亲自来一趟办公室，逢年过节在电话里问候一声，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

大概在90年代中期吧，羽仪兄有个宏愿：要从黄河入海处溯江而上，直至黄河源头，仔细考察沿途的风土民情，然后写一系列散文。他开始做准备，但经费成了大问题。作协负担不了这笔庞大费用，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他找我商量，想请报社赞助他一笔钱。条件是：他每写出一篇就交《花地》发表。我问：“要多少？”他说：“五千行不行？”我答应去找报社领导反映。可惜没有成功。我把情况如实向他说了，他有些失望，但还是笑了一笑说：“老万，不要紧，事情虽没办成，但你尽力了。谢谢！”后来羽仪还是按原计划出发了。

羽仪历尽艰苦，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写黄河的宏愿。我佩服他的坚强毅力和对文学的执著精神。

羽仪兄得了骨癌绝症后，靠着毅力和乐观同病魔搏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知自己时日不多，仍然与东方莎莎等人白手起家，创办起了《粤海散文》杂志。试想，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如果没有对散文的执著挚爱，没有一份振兴散文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白手起家，那时公家还没有一分钱支援。

在杂志创办时，羽仪兄给我打了电话，谈了他的大体设想，我说：“老兄，你要注意身体啊。”他笑了笑说：“不要紧，暂时还死不了。你要大力支持呀！”我说：“好的，我帮你拉拉稿。”他兴奋地说：“太好了。谢谢你！”于是，我赶紧给外地一些《花地》作者写了信或打了电话，请他们给《粤海散文》投稿。羽仪兄最后又叮嘱说：“你也要写，不要忘了老朋友的嘱托呵。最近有什么新作？”我说有一篇回忆孙犁的文章，可惜太长，你们用不了。他说：“那你压缩成四千字给我吧。”这就是刊登在《粤海散文》2005年第3期的《难忘孙犁》。

羽仪兄一直在忙他的杂志编务，平时我不去打扰他。偶尔会有机会见面，见他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了。我说：“老杨，别拼命了，身体要紧呵。”他还是微微一笑：“不要紧，一年半载死不了。”我知道他治病需要花好多钱，就对他说：“老杨，以后我寄稿给你，能发就发，不发也没关系。凡是能发的稿子，稿费你不要寄给我了，就当作我给你增加点营养费吧。”羽仪兄听了，有几分感动地说：“多谢，多谢，有你这份心就够了！……”遗憾的是，我的心意还来不及体现，羽仪兄便撒手人寰了！

躲在图书馆里读“禁书”

1980年初《羊城晚报》复刊后，作为一名文艺副刊编辑，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提高艺术审美能力，我很希望能一睹《金瓶梅》的“庐山真面目”。《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第一禁书”，这部巨著在我的心目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在中大的五年学业生涯，尽管老师讲授文学史时讲到它如何如何，但一般青年师生是见不到原著的。据说除非是讲师以上的授课老师，才能以“业务需要”允许到特定的阅览室查阅（但不许外借）。就是这么一部文学巨著，从它问世几百年来，一直在全国为数不多的大图书馆里“尘封”着，谁也不晓得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拭去它书面上的灰尘。

出于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同时也确实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希望能够看到它的真容。这时，我认识了广州中山图书馆一位负责人，问他：“贵馆有《金瓶梅》吗？”“是有一部，”他说，“但不外借，一般人连看都不许看，控制特严。”据说省里有个厅长想借几天，找上门来，都给婉拒了。我说我不借出，只是上门来看看，行不行？我这朋友是个性情中人，只好说：“按道理，你这个文学编辑应该看看，——这样吧，你简单写个申请，我批个意见，你去找主管馆员商量一下。”于是，我拿着他的批条来到典藏部，找到一位老馆员，他反复看了看条子，低声说：“按规定，你只能在这里看，不可借出去。因为这是‘禁书’，我馆只有一套，丢失了我们担当不起。”我表示谅解，并向他致谢。我跟他约定：每天下午2时至6时，我来这里阅读。

老馆员随即进去书库，取出《金瓶梅》线装本，一共20册，外面有一个丝绸硬纸皮书套，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得陈旧不堪，有的地方还有虫蛀。我端坐桌旁，小心翼翼地从头翻阅着，内心里充满激动、神奇和敬畏。我匆匆地浏览着，不敢多加停留，只求知道大致情节、人物即可。每天上午我在报社处理业务，下午2时多便骑上一辆破单车赶到文明路，把单车存放好，立即进入典藏室，开始阅读《金》书。足足花了两个多星期，终于草草读完，还了我这个多年的夙愿。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金瓶梅》实际上已开始逐渐有限“解禁”。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金瓶梅》“洁本”，总共删去近两万字；90年代后在港台图书市场上，更是把《金瓶梅词话》明万历刻印足本一字不删地印出来了。

_{《金瓶梅》版本封面}

至于说到对《金瓶梅》的评价，现在也能比较客观、公正了。许多文章既肯定它的思想价值（揭露封建社会罪恶），艺术成就，也指出其存在某些严重缺陷（比如过多的自然主义的色情描写）。其实，《金瓶梅》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鲁迅的小说史、郑振铎的文学史都很推崇这部小说。老作家孙犁在《<金瓶梅>杂说》中指出：“在写因果报应的小说中，《金瓶梅》是最杰出的，最精彩的一部。它不是简单的图解和说教，它是用现实生活的生动描绘，来完成这一主题。”“他写了（西门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不仔细阅读《金瓶梅》，不会知道《红楼梦》受它影响之深。说《红楼梦》脱胎于它，甚至说，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一点也不为过分。”他还对自己年轻时对《金》书评价过低做了检讨。

正因为我浏览过《金瓶梅》，所以在处理有关《金》书的来稿时就显得胸有成竹。此事真得多谢中山图书馆和我那位热情的馆长朋友！

向五华革命烈士纪念馆赠书

2018年清明节回乡扫墓，忽然听人说五华新建有“革命烈士纪念馆”，就在我家河对岸的省级公路旁，不远，于是决定明天去瞻仰一番。一早，吃完早餐，我们便在堂侄夫妇的陪同下，跨过横建在宽阔的梅江的长乐大桥，沿着一条车水马龙的公路，走大约半里路，便来到烈士纪念馆门前。穿过一个广场，沿着一条崎岖山道攀登上去，烈士纪念馆便到了。在一个不算太高的山头上，矗立着一座纪念塔，两旁栽种着苍松翠柏，已经长得青绿茁壮；右边还有一个大约10米宽的黑色石壁，上面分区乡镇镌刻着我县从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其中河口村就有两名，我在石壁上仔细寻找着，没一会儿便看到“万月楼、万阿金”的名字。纪念塔右旁还建有一个“五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楼分二层，我仔细观看完毕，对我县英烈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对英雄们的壮举，不禁肃然起敬。纪念馆的建成，对于我县广大群众亦是意义重大的事，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让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好革命接班人，其教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但我觉得纪念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就是实物不多。这也难怪，由于年代久远，要保留那些有价值的文物确实不易。缓步出来，我在纪念馆门前徘徊片刻，蓦然想起《喋血东江》是详细反映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古大存领导五华乃至粤东农民运动的长篇纪实小说，何不赠送两册给纪念馆呢？当时心中闪过这个念头，过后因忙于其他事情，便拖延了下来。

三年后的清明节，我又回乡扫墓，县作协主席缪德良邀我参加他们准备开张的“小作家培训基地“揭幕仪式，晚上回到家里，想起赠书一事，便发个短信给他：

德良，忘记跟你说一件事：前年我参观过五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觉得实物较少，特别是文化内涵欠缺。当时我就想过，《喋血东江》是直接反映本县革命斗争历史的，特别是写的是古大存，还直接写到张剑珍，以及河口村两位革命烈士，如果把此书放进去陈列，定会增加纪念馆的内涵，帮助前来瞻仰的人们了解我县革命斗争的历史。请你去问一下有关部门县委宣传部，他们要不要《喋血东江》？如要的话，我可赠送两册。是否需要都请你回复我一下。因我过两天就要回广州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作为一名老党员，愿作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

 

万振环  2021，4，15

_{30年代东江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古大存。}

德良问：“万老师，烈士纪念馆在哪？”

我说：“就在我家河对岸的蒲丽顶公园，应属于县委宣传部或县政府管吧。你去问一下就知道。”我还告诉他：有一次我去八乡山参观，后来也托人捎去一册《喋血东江》，他们非常感谢，听说已将此书陈列于该馆了。

德良办事认真负责，他立即去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甘平汇报，甘说很欢迎赠书。于是我把书题签好，让缪德良转交给县委宣传部。

我当时给烈士纪念馆赠书时，因未带私章回来，打算下次回老家时再行补办。最近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纪念馆暂停关闭。在2021年建党百年前夕，即6月30日上午，我专门步行2公里来到烈士纪念馆，刚好例外开馆，我见到了该馆负责人，说明来意，他们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了我。他们在书架上找到两册《喋血东江》，我顺利补盖了印章。

_{长篇纪实小说《喋血东江》封面，请著名作家孙犁题写书名，1988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五华县境有潭、琴两江。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正处于两江的交汇处。一千三百多位英灵长眠在这儿。

革命烈士永留芳，

两江河水颂英雄。

村民染上“世纪绝症”

作为一名作家，我历来非常关注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我觉得，这是一名公民应有的道义和良知。

2016年11月间，堂弟从老家通过网络给我发来一短信，说村民成林（化名）得了艾滋病，被他的儿子逐出家门，独自在村道旁搭建了一个铁皮屋来栖身。我听了，非常震惊！

_{村民得艾滋病所住的蓝色铁皮屋（右）。}

成林，按辈份他是我的同宗堂叔，年龄在七旬左右，以往给我的印象不坏，是个老实本分、木讷憨厚的男子汉，他怎么会染上这“世纪绝症”呢？堂弟告诉我，成林十年前死了妻子，未再续弦，日子一久，耐不住寂寞，就去镇上结交了一个年轻的风尘女子，与她发生性关系，一次付20元、30元不等的嫖资，这十年来两人关系一直不断……我一听便全明白了。

我感到心头沉甸甸地。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我国传播仍处于萌芽状态。2000年初，我曾经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一部反映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滥情的忏悔》，描写一位高级文化人与妙龄女人滥情滥交，结果染上艾滋病而死去。我写这部作品，目的在于警醒人们洁身自爱；但我也很明白，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果不其然，想不到30多年过去，艾滋病已在社会上蔓延开来，而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据《羊城晚报》2017年12月1日报道：据官方公布的材料，截至同年10月31日，广东省已有53639人染上艾滋病，其中死亡17118例。据最新官方统计：至2018年9月底，全国艾滋病感染者达85万人，已死亡26.2万人。更令人震惊的是，艾滋病不光在城市传播，而且已逐渐向农村扩散了！这是值得各级政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

据我所知，艾滋病患者是属于保密的，治疗也是隔离的，既然成林染上此症，怎么会传出来呢？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隔离治疗呢？我打电话向老家村民小组长询问，建议他立即向上级卫生防疫部门反映，希望能对成林给予隔离疗治。他答复说，成林的病已由梅州市黄塘医院确诊，还给他发了不少药。但他本人一再否认有病，不肯去医院就诊。村里有个热心的朋友，还将成林所建的蓝色铁皮屋拍成照片，通过网络传给我观看。

这个低矮的蓝色铁皮屋，在村里新旧杂陈的房舍中显得格外突出、醒目。我可以想象，成林目前在村民中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我叫堂弟替我去看看他，向他表示慰问，建议他要到专门医院去治疗；还特别指出：“对这种人，我们不应歧视，而要同情。这种病，饮食上是不会传染的，村里人不要嫌弃他。不然的话，成林得不到人们的同情，遭到冷漠、嘲笑、孤立，很快就会精神崩溃而死亡的。”

“冬至”前十多天，我回乡参加祖先庆典活动。一进村，果然便见到大路旁新建了一个蓝色铁皮屋。回到家刚放下行装，便有几个亲人上门来，争先恐后地告诉我，成林得了艾滋病，一传十，十传百，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比如说他“太风流”呀，“染上这种绝症，活该！” 大家都不敢跟他接触，怕给传染上，对他“敬而远之”；也有的人对他表示同情，等等。我深深感到村民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不亚于麻疯病。此时，我的脑海里立即联想到少年时代（上世纪40年代末），邻村有人得了麻疯病，被众人看作是“瘟神”，将他赶出村子，他一个人侷促在一只小船上，孤零零地漂浮在江面上，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把他接到某地“麻疯村”去集中居住、治疗。噫！小木船——铁皮屋，虽然一个在陆地，一个在江中，两种疾病也不尽相同，但其本质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传染病，绝症。得病者是瘟神。

第二天下午，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去看望成林叔。家人知道忙劝阻我，我坦然地笑了笑说：“莫担心。一般接触不会传染的。”来到铁皮屋前，见铁门虚掩着，我叫了两声：“成林叔，成林叔。……”

里面无人回应。我上前轻轻敲了几下铁门，又问：“成林叔在家吗？”

“在。你是谁？”跟着铁门缓缓打开了，现出一个身材高大、体质虚弱的老汉。

“我是振环呀，昨天从广州回来，今日特来看看你。”我从容地说。

“哦，多谢，多谢。……振环，几十年不见，你身体可好啊？退休了没有？”成林叔说着，拖了一把塑料椅子招呼我坐下。

我注视了他一下，成林走动有些不便，满脸呈现出酱紫色，惟有两只眼睛还有点神采。

我接着环顾屋内，大约有30平方米，靠北有一张木板床，挂着一顶旧蚊帐，床上被褥凌乱不堪；靠西有一张小桌子，放着一台小电视机；靠南放着一罐煤气瓶，旁边用砖头和石板搭起一个炉灶，上面有小锅、铁煲以及油盐酱之类的调味品，泥砖地上放着半袋用蛇皮袋装着的大米，还有一些瓜类青菜；靠东放着一个大塑料缸，盛了大半缸清水，旁边一角便是浴室，无遮无挡，角落头有个木桶，用来大、小便……总之，整个设备简陋至极。

我不敢问成林叔如何得的病，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没有病。只是在医院抽了几次血，弄得我夜晚睡觉都抽筋，有点难受。”说着捋起一个裤腿给我看，皮肤清晰地呈现出紫赤色，显然不像个健康人的肌肤。

“你搭了个铁皮屋来住，生活怎么过啊？”我关切地问。

成林回答：“两个儿子，每月各给300元，加上我自己的低保，每月总共有八百元，勉勉强强还过得去。”说完苦笑了一下。

过去我与成林一家都很熟，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家常，不便逗留太久，便站起身来，掏出一个装有100元的“红包”塞给他：“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多谢，多谢。你真有心呵。”成林感激地说。

“成林叔，有病就要治疗哦，祝你早日康复。……”我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便出来了。

其实，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责备他以往生活“不检点”吗？不能。事到如今，再说什么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成林叔是个生性好强的人，也许是因为爱面子吧，临到生命尽头还一直掩饰着真实的病情。我转过头来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一阵心酸……

我出得门来，沿着一条水泥路缓缓地往家走。此时的我，满脑子期待着我们的科学家能够早日发明一种消灭艾滋病的灵丹妙药；我又突发奇想：如果真有这样的科学家出现，那么，全世界所有艾病患者都会把他（或她）奉若“神明”，看成是“大救星”，毫无疑问，他（她）也一定可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治愈艾滋病宛若天边闪闪的晨星。只要人类心中有这个梦想，有朝一日总能把它“摘”下来。我想，在这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个希望一定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