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名家再忆（下篇）

姜金城的热心肠

姜金城1936年生。上海诗人，为人热情厚道，乐以助人。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志新儿要购买连环画《三国演义》，缺了八本，请金城帮忙，他几次跑遍上海书店、书摊，终于买齐寄来。我要汇书款给他，他坚决谢绝。来信严肃地说:

“孩子要看《三国演义》连环画，这是好事。未买到的，我在上海买，尽一切努力不使孩子失望。现在买到了八册，现寄去。还有一些未买到的，只要有我就买。这是远方的叔叔一片小小的心意，您说是吗？！

_{姜金城在上海购的部分小人书：《三国演义》连环画}

因此，我给孩子买书，不要寄钱来，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再说，友情也是不允许的。”

这番出自肺腑之言，使我们一家深为感动。这是一位真诚的朋友。

80年代初，金城为了写《黄宗英传》，跟随黄宗英到蛇口进行采访，刚好我们也在蛇口，大家一起生活了十多天，留下美好印象。

_{1985年与黄宗英等合影于深圳蛇口。右1黄宗英；右2姜金城；右3万振环；右4刘兰珍（万振环的妻子）}

我除了当面向黄宗英约稿，怕她事多忘记，又通过金城向黄宗英“要稿子”。金城乐于帮忙，他告诉我宗英的行止:“宗英同志去深圳了，您寄来的报纸我会转给她的。今后，她有合适贵报刊用的稿子，我一定争取给您。”金城这么承诺。果然他不食言。

他告诉我：“黄宗英同志最近回到上海，她为自己的一本书《小木屋》写了个序（此书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看了以后，觉得有些意义而且短小，似乎适合贵报用，我便‘劫’了下来，现寄去，请审处。”文稿我很快便发出来了,也对金城的热心支持表示感谢。

金城说：“我飞回上海后，一直在家忙于写东西。出版社要求我月底要交2-3万字，（2-3章），写到今日，我才写了一万多字。我决心按时交稿，并争取写得好点。“又说:“如果写出短的章节，又适合您那儿发的，我一定寄给您审阅。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向我索《黄宗英传》的杂志、报纸很多，（也许宗英大姐在北京说了……）还没写出，就报道出去了，真是不安。”

1983年2月3日金城来信说:“宗英大姐已从西藏回来，最近不在上海。等她回到上海时，我一定转告您的问候，并告诉她您的约稿事。她在外地看到了我写给她的那首小诗，在长途电话里说我这首诗写得不错（不是说因为写她，是就诗而说的），并哈哈地笑……她的外号叫“哈哈大姐”，我们都喜欢这个大姐。她去西藏的原始森林，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都很牵念她。她这种精神很可贵，童大林、张光年、丁峤、冯牧等一些领导同志也都赞扬她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金城花了大约一年时间完成《雁南飞——黄宗英传》，出书后承赠一册，读之甚佳。

我问:“黄宗英还在写什么？”金城说：“黄宗英现在住在北京，因走路不方便，很少外出。去年，我去北京看过她。年纪大了，又加上三次去西藏，身体受损，也就这样了！还能写点小文章，思维也正常，已经不容易了。”

姜金城对写“名人传记”着了迷。在完成《黄宗英传》之后，马不停蹄，又准备写《赵丹传》，力求图文并茂。他告诉我：

“这几个月我正在写《赵丹传》，已经写了近半了。我手上有许多赵丹的照片，如果不印在书上，以后将会散失，那是多么遗憾的事啊！我想出一本照片与散文体的‘传记’，让读者看得更轻松些。我得到了黄宗英、黄宗江、张瑞芳和赵丹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我会努力将这位悲剧的艺术家写得真实、动人些。更具可读性。”

时光进入21世纪，金城还有一个计划，准备写《张瑞芳传》。我们知道，写名人传记，首先要拥有大量的材料和图片。金城真是执着，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再接再厉，定能把这几本名人传记一本接一本地写出来。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拚搏，已经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金城兄，祝贺您啊！

美籍华裔诗人周正光

周正光，美籍华裔诗人，专门撰写旧体诗，颇有感情与韵味。然素未谋面。我是通过美籍华人作家刘荒田与之联系上的。

1992年春，我收到诗人邵燕祥一封信，他转来一篇文稿，是刘荒田写的纪实散文：《密西西比河畔的中国诗魂》，介绍另一位美籍诗人周正光的平生事迹，写得相当有感情，篇幅虽长，有四千多字，但我还是全文照发了。刘荒田把剪报寄给周正光。从此我与正光有了来往。原来他是1974年从羊城移民美国的。在做生意惨淡经营之余，仍不忘爱好，常以写旧诗寄托对故国的情怀。尔后，正光不时有诗稿寄来，他的诗感情真挚，字句凝炼，诗意颇浓，感人至深。

_{周正光部分诗作原件，曾在羊城晚报发表}

我与周正光通过鸿雁频传，加深了解，感情逐渐深厚起来。我知他没有看过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很想一睹其原貌。这时我刚得到陈忠实题赠的《白鹿原》，便将自己之前在地摊所购的《白鹿原》（盗印本）转赠周正光。两书内容完全一样，只是一个是正版，一个是盗版而已。他非常高兴，再三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我也寄了几本自己的著作给他。彼此互赠照片等物品，作为一个珍贵的纪念。正光是个性情中人，他还替我着想，说“我盼望着能读到您的作品，但我知道邮费昂贵，不想加重您的负担，不辞冒昧寄上支票美币叁拾元聊作邮资，乞请收下。”此外他还在信中夹寄过几次二三十美元不等的邮资，我一再致信拦阻，强调“下不为例”，他才勉强接受下来。

_{周正光赠予的照片}

1997年我的散文集《深藏的挚爱》获得广东省第二届“秦牧散文奖”。正光十分欣喜，特致信祝贺。信中写道：

振环兄：

海外遥悉佳音，欣喜无限。吾兄笔耕数十年，今终为社会所肯定，人生有此境界，夫复何求？五月廿三日颁奖大会惜未能与吾兄一起参加，随信付上美币廿元，请买鲜花一束致贺，如我在广州是要亲手敬献给您，一腔衷诚吾兄一定会接受。天分、学养、历练三者兼备，兄终成一代散文名家，昔日之理想已经实现，我深深向吾兄致热烈地祝贺！

字里行间热情洋溢，使我深为感激。正光对我的作品十分推崇，1996年10月来信云：

振环兄：

 

书和相片都收到，十分感谢您的厚意！两本书均无比精彩，拿在手上就无法放下来，一读再读，直至今天才抽空回信给您，令您挂望，不敬之处，恕之可也。

 

您的每篇散文，读之如与吾兄作竟夜之谈，从中我体会到您的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学养，以及那么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最令我感动的是《往事之忆》“内疚”那一篇，我们都身历“文革”，同样的内疚常常使我自省，看来今生今世都无法遗忘。还有《雪英》那一篇，我忍着热泪读之再三。《我的第一个文学启蒙老师》，我的感受也是一样。您的大作如是感人，就因为真情与创新两者兼备，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使我仰之弥高，今后盼望着不断读到您的新作。

邮费昂贵，令您破费我深感不安，寄上美币贰拾元，当作邮资也好，茶资也好，乞请您收下。

书后封面您的那张相片很有诗意，极佳。

 

寄上旧作数篇，请修改，如您认为可以就投《花地》吧。即颂

 

安好！

 

正光上

10月24日（1996）

周正光是个有情义之人。我跟他在通信中常以“兄弟”称呼。他也十分谦逊，对我谬赞有加。有一年，刘荒田回国省亲，在广州见了一面。我托他带了一些礼品给周正光。不久便收到正光的回信：

振环兄：

 

昨荒田寄来您惠赠给我的礼物，能得到您的书法条幅破例令我喜出望外。吾兄书法风神飘逸，诗也极佳，当晚即挂在书房里，欣赏再三，忽得奇句：

 

龙蛇腕底舞纷纷，胸有高华自不群。

 夜半墨干宣纸尽，又磨鱼尾写春云。

——环兄惠赠书法条幅喜赋

 

 鱼尾，墨砚名。

 

年来与兄相交，获益良多，见字如见人，倍感亲切，谢谢您！吾兄获奖时的风采已在相片中看到，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又蒙惠赐散文集，尤为珍贵。那对领带夹我十分喜欢，家里每个人都感谢您的盛意。这个月初，此间一对华人夫妇庆祝金婚，我担任司仪并致贺词，即戴上金领带夹，真是全场“威尽” ！

 

承蒙您对我的旧诗如此赞许，十分感激，许多旧友在《花地》中见到我的作品，又恢复了联系。现寄上杂诗十二首聊作稿件，敬请吾兄修改和选择。再次谢谢您的厚贻！

此祝

安好！

弟  正光上

十一月八日（1995年）

1998年元月，我收到周正光最后一封信。他说：

环兄如晤：

两番来示都已拜阅，您对我太好，很是感动，再次谢谢您的厚意。

目前我一切尚好，只是没有一刻安闲，店中生意素来稳实，再辛苦一两年我就决定退休了，我已在西雅图买了住宅，希望以后能有一段由我自由支配的日子。谢谢您多次发表我的旧诗。邵燕祥先生也特别转来剪报，并多加勉励，使我在平淡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文气。寄上本年度的记事册一本，愿您能喜欢。

匆匆，即颂

新春百福！

弟  正光上

一月廿日

周正光搬家后便未再有信来。不知何故。然友情弥足珍贵。正光专攻旧体诗词，这是一门大学问。从他的平生阅历和艺术功力，他是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写出更多华丽篇章的。有志者，事竟成！

文物收藏家的品格

邓禹先生是广东省一位知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我与他相识纯属偶然。2007年7月3日晚，中华文物鉴藏交流协会，美中文化交流协会，澳门基金会等单位在广州天河大厦为庆祝邓禹先生八十一岁寿晨，举行盛大宴会，邀请了200多位各界人士参加，我是其中之一。在这次宴会上，我首次见到了邓老，他个子矮小，面目慈祥，举止文静，文质彬彬，一看便使人觉得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材的学者。寿宴开始后，他手里端着一杯红酒，在主办人员的引领下，逐一走到每张筵席跟前，对来宾微含笑意致谢，还分派自己的名片。宴会上，除了表演歌舞还有抽奖活动。我有幸居然中了大奖——得到一枚九龙印！

此九龙印重达20市斤，象征古代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亦是吉祥之物。采用著名的福建福州市所产寿山石雕刻，呈熟栗金黄色半透明状，灯光照耀尤甚。质地坚硬，工艺精湛，九条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实为上乘之艺术品。据说主办方以一万元人民币购来，作为礼品赠送中奖嘉宾；然照我看来实属无价之宝，颇具欣赏和收藏价值。基座周边分别用变异的隶书刻有“沧浪日”，“赤城霞”，“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当气”，“峨眉雪”，“巫峡云”八个典雅秀丽的风景点，显示皇权所管辖地方的人文景观，意境幽远，令人神往。

从此，我与邓禹先生有了来往。后来又承邓老的美意，先后赠送我两套清末景德镇出品的青花瓷片山水画（大小两套各四幅），悬挂于书房。我非常喜欢，百看不厌，仿佛天天生活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世界里，心灵获得一种极大的艺术享受。

_{我与邓禹合影} 

我还从邓老的言谈中，知道他一生酷爱收藏文物，从古陶瓷到名人字画直至近年的西藏唐卡，跑过无数地方，历尽千辛万苦，尝遍酸甜苦辣；邓老身上还有一种高风亮节，他并不把文物据为己有，他说：“个人收藏不如国家收藏，既长久又有意义。”近二十年来，据不完全统计，邓老先后给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以及河源、增城、肇庆鼎湖山等博物馆捐赠了1300多件珍贵文物。这些无价之宝，如若非要论起经济价值，何止百万千万！但邓禹分文不收，纯属无偿捐赠。此等品格，此等胸襟确实难能可贵。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打动了！

邓老一生节衣缩食，半个世纪以来，用自己有限的工资，四处奔波，收藏散失在民间或海外的国家珍贵文物，又交回给国家，这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邓老曾经自嘲地对我说：“我这样做，好多人都说我‘傻’，你说我‘傻’吗？”我说：“不‘傻’，恰恰相反，正好证明您高风亮节啊。”邓老听了，欣慰地笑了。事实上，邓老在保存和发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物的收藏上，试问世间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这里生动地表现了一种精神，一种品格，那就是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邓禹先生于1925年6月26日生于广东南海。其父邓均恩是孙中山时期同盟会、兴中会的会员，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推翻满清政府作出了贡献；母亲谢淑兴毕业于光华医院（即现在的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前身）。邓禹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很大，养成了一种热爱祖国、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

早在青年时代，邓禹就对文物情有独钟。邓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藏字画，70年代从香港迁居澳门，随后即往返于穗港澳三地，他看到内地文物捐坏严重，流失厉害，十分痛心。他曾经说过：“陶瓷在中国已有六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瓷器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为世界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陶瓷的历史价值确立了它的现今地位，它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关注、研究的对象。这些文物不可再生，捐坏一件便失去一件。”几十年来，他刻苦研读有关文物书籍，广交朋友，他的文物鉴赏能力不断提高，积累了丰富的文物收藏与鉴赏经验和知识。他不辞劳苦，自费跑遍国内外搜集有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陶瓷、字画、古代动植物化石、铜器和西藏唐卡等。迄今为止，他自己也不记得到底收藏到多少文物，据粗略统计，大约起码有8000多件，除已捐献出去的1300多件，还有相当数量赠送给了朋友，他家中大约还有2000件文物。

邓老每当得到一件珍贵的文物，会开心得不得了，甚至难以成眠，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邓禹的收藏始于1951年。那时他刚从襄勤大学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受到母亲的影响，开始对字画的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自己刚毕业，没有很多的余款来购买文物。只能经常跑到“烂马路”（又名“天光墟”，在今广州市中山七路）溜达，那里聚集着许多摆卖古董的摊贩，所卖的旧物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邓禹凡见到有价值的东西就买下来。他的许多文物都是从“烂马路”得到的。

邓老在收藏方面不光靠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和眼光，还需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比如，他在北京买了一只猫头鹰罐，价钱是300元。他自认为是真品，但又觉得心里不大踏实，于是跑到北京大学，找专家用“热析光”进一步鉴定它的真伪。鉴别结果是真品。邓老十分高兴，虽然付出3500元鉴定费，也是值得啊。同样，最近他把“牛头人身像”和”原始女人青玉像”不远数千里运往北京，请专家作最后的鉴定。邓老喜滋滋地告诉我：“昨天我已接到北京专家的电话，牛头人身像和原始女人像都是珍贵的珍品，它们体现了古代的草原文化。”

_{邓禹收藏的新石器时代的墨玉牛头人像}

_{邓禹收藏的原始女人青玉像} 

在文物收藏的过程中，邓老也碰到过自己非常心仪的古董，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买下，结果留下生的遗憾。有一次，他在山西大同见到一只色彩非常精美的大口花瓶，一看便认出是清代的真品，他十分喜爱。卖主起初出价5万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谈定1万2千元成交。邓老身边没带那么多现金，便对卖主说：“我先付5千，余款我回去拿来。”卖主问：“要多长时间？”“大概一个多钟头吧。”邓禹回答。卖主不答应，因为他身边还有几个人等着买，他不担心花瓶卖不出去。但邓禹不舍得放手，只要一放手，这件宝贝便会落入他人之手。卖主不太耐烦了：“我要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既然你没办法付清，只好放手吧。别妨碍我做生意。”邓禹拖到最后还是不能说服卖主，只好把花瓶放在地上。眼看花瓶即刻被人买走，邓老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了。

邓禹先生从事文物收藏几十年，跑遍祖国各地和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奔波跋涉，舟车劳顿，所经历的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体验到的。往往到了一个地方，不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文物，白跑一趟那是常有的事；既花钱又花精力，要是换成别的人，一定会打退堂鼓了，可是邓禹却能泰然处之，继续寻找，发现，总之，邓老始终是满腔热情，满怀信心去寻觅他所喜欢的古董。虽然他已经到了八十二岁高龄，仍然对有价值的文物、字画充满浓厚兴趣，照 样买下收藏、保存。

收藏确实成了邓老心中的一件乐事。正如赵朴初1982年4月题赠他的：“收藏胜似崑岗富，书卷长留天地间。”1996年我国著名书画鉴定专家苏庚春，也根据邓禹撰句书写相赠：“以有限人生做无穷事业。”

_{赵朴初赠给邓禹的书法}

_{著名收藏家苏庚春赠邓禹的书法（邓禹句）}

邓禹先生说：“自己收藏的文物来自民间，我个人保管文物，不如国家保管更稳当，更有用场，更有意义。文物在博物馆摆出来，人们可以欣赏，得到知识，得到乐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

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邓禹先后向12个博物馆无偿捐赠了文物，其中中山大学文博学院博物馆108件，华南师范大学博物馆163件，西安西北大学文博学院100件，珠海市博物馆108件，增城市博物馆118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128件，肇庆市鼎湖山庆云寺博物馆168件，广州市荔湾区博物馆158件，河源市博物馆138件，广州大佛寺博物馆4件，广东省农业展览馆33件。共计1334件。邓禹先生捐赠给上述12家博物馆的文物非常珍贵。区文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初步归纳，认为邓老捐赠的文物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时代跨度大。邓老捐给中山大学博物馆的文物，从新石器前后时代到殷周直至秦汉——唐宋——明清各个时期的都有，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系列。邓老在捐赠给华南师范大学的163件文物中，最古老的一件是六千万年前的鱼化石，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7件，夏商周时期的3件，战国时代的5件，秦汉时期的22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5件，隋唐时期的11件，宋代（含辽国）时期的40件，元代的15件，明代的30件，清代的20件。

二是文物范围广，品类多。邓禹先生对古陶瓷情有独钟收藏最多，对书画艺术、书籍碑帖也甚为喜爱，他对广东名家的作品、著述收藏很多。最近，他又对西藏的唐卡开始搜集，所得十多张，十分珍贵。邓老赠给珠海市博物馆的108件文物中，主要有古陶瓷，有新石器时期的带耳小罐，汉代的彩绘陶罐，唐代的三彩杯，宋代的影青碗，明代的青花梅瓶，清代的蓝釉描金云龙棒棰钟瓶等。

三是文物珍贵，价值高。邓老捐赠给河源市博物馆的138件文物中，化石类有68件，其中有龟化石9件，宜昌恐龙化石2件，大犀牛化石2件，大羚羊化石5件，鱼、虾、昆虫、蜂窝、藻类、木头、贝壳等若干这些文物是邓禹先生从新疆、内蒙及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收集的，十分珍贵。河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祥昌说：“邓禹先生的善举令人感动。他捐赠给我市的文物起码价值一百万元，其中珍贵的黑乌龟化石，目前在香港博物馆只藏有1件，而邓禹先生捐给河源的就有4件。”邓老捐给华南师范大学的文物中，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划纹橄榄形双耳红陶大取水器，高及1米，陶壁又薄，如此大型而壁薄的陶品极为少见。夏代的划纹双耳陶罐，亦属稀有的陶品。战国时代的白色方格凸印纹大陶罐，在内地博物馆同类藏品中，亦不多见。汉代的饕餮纹双耳陶罐，大而完整，很是难得。三国时期吴国的原始瓷青釉堆塑楼阙，人物盖罐，这种有釉彩的早期陶瓷品存世极少，尤为珍贵。唐代的唐陶（黄道窑）存世不多，该件品相甚好。

四是为社会、观众和研究部门服务，具有助学作用。邓老捐赠的这些文物，帮助大众了解人类、地质、生物的历史，也为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厚的实物。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考古专家徐恒彬在邓禹向中山大学文博学院文物捐赠会上指出：“邓禹先生捐赠的文物，作为学校标本和陈列室的组成部分，这批文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将对配合教学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问邓老：“您给十二个博物馆捐赠的文物，是他们找上门来还是您送去的？”邓老说：“是他们自己来挑选的。他们看中哪件，我只要点头就可以带走。他们都是开车来搬的，看到我的文物有一个可爱的新家，我实在打心底里高兴。”我感慨地说：“邓老，您为社会做了一件大好事，真是功德无量啊！”

邓禹先生是个以四海为家的人，这是半个世纪从事文物收藏事业所养成的习惯，也与他的家庭境況密切相关。

邓禹于20世纪40年代结婚成家，夫妇共育有四个子女（二男二女），他们早已独立成家，并有了自己的后代；但是为了专心收藏文物，他长期过着独身生活（妻子忍不住离他而去）。这是他的一生挚爱，也是他的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回想“文革”十年动乱，邓禹在内地无法搞他的收藏了，只好迁居香港、澳门，两地均有他的固定住所（他是港澳的永久居民），在内地无法做的事（指文物收藏），可以在境外以及国外各地继续。因此，十年动乱并没有影响他的事业的延续性，只不过不敢在大陆到处明目张胆地搜集文物古董罢了。

文物收藏不同于别的项目，可以足不出户或者通过电脑、电话遥控进行；它必须深入到民间去，深入到社会底层去，方可搜寻、发现到有价值的文物古董。因此，几十年来，邓老除西藏外，全国各地省份，东西南北乡镇，他几乎都走遍了，真是行万里路啊！这种飘泊、奔波是非常辛苦的，舟车的劳顿，旅途的孤寂，一般人是无法适应的，或许暂时可以办到，至于长时期而言，往往就不能坚持下去了。然而，别人办不到的事，邓老却办到了，而且办得很出色，很有成绩。

我曾经问邓禹先生：“邓老，几十年来，您到处飘泊奔波，难道不感到孤单寂寞吗？”邓老笑笑说：“不会，不会。我是乐在其中。当然，常年在外面跑，是很累的，但我已经习惯了。我必须经常跑出去，我在家呆不住；正因为经常在外面跑，锻炼了我的体魄，你看我，今年八十一岁了，什么病也没有，血压正常，心脏也好，走起路来身轻脚快，我上楼梯可以一步跨两个阶梯，不会气喘。”我忍不住笑了。

有一次，因为采访的原因，邓老执意要请我吃晚饭。席间，邓老深情地说：“我是个四海为家的人。50年代电影《舞台姐妹》中的主人公有两句唱词：‘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这就是我的人生写照。是呀，作为一个年数已高的老人，逢年过节，如是在外地，子孙不在身边，要是没有一点寂寞失落也是假的，不近人情的。杜诗云：“每逢佳节备思亲”嘛。但邓老能够处之泰然，他会打电话问问子孙的情况，他的子女、孙子也会经常打电话来问安；邓老一方面向往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另一方面又不沉缅于这种传统的生活习俗，他不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安度晚年”，他必须过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这就是要常常往外跑，去搜寻、发现文物古董，一则使文物不致损失、散失，晚年为国家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多做点文物回收工作；再则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来度过自己的有限的生命历程。邓老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因而过得非常充实、快活。

大家知道，文物无价。一件珍贵的古老文物，可以“价值连城”，如卖出去，所得的财富，一辈子都享用不尽。邓老半个世纪以来，一共收藏了8千多件各种各样的文物，要说“价值”，何止成千万成亿！在世俗的眼光中，邓老早已是“亿万富翁”了！但是，邓老并没有把自己的收藏变成商品，变成财富，他把金钱看得何其淡薄。他常说：“钱财是身外物，生带不来，死带不走，我要它有何用？我只看重眼下这些文物，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啊！”邓老把自己收藏到的文物，已有1300多件捐献给12个省地市级和大学博物馆，分文不取，这种高尚境界，这种高风亮节，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

我问过邓老：“您收藏了几千件古董，那要花好多的钱啊！您有那么多的闲钱吗？”邓老笑笑说：“我没有什么钱。在别人眼中，我是个大富豪。其实呢，我是个穷光蛋。你也看见了，我住的是三房一厅，整个厅房都堆满文物，我一个人过日子，没有请保姆，一日三餐在食堂吃，经常吃方便面，盒仔饭，煎两只蛋就要4元。当然，我自己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生活开支，但我不能全部花光吃光，我要节衣缩食，要节省出一部分来买文物。平时我很注意文物的收藏 ，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我每到一处，就要去逛旧物店，看街边的摆卖遇到有好东西就买下来。不瞒你说，我往往能用少量的钱买到贵重的古董。”我说：“邓老，您真不简单啊。您这本事是从哪里得来的？”“当然是从实践中呀！”邓老说，“一开始，我也曾经买到过赝品，也给人骗过，但‘吃一堑长一智’，渐渐的就变得聪明起来了。现在我早过了孔子说的‘七十不逾矩’的年龄，每当遇到一件文物，该值多少，是真是假，我了如指掌。可以说，我有眼光买到超值的东西。”

文物是邓老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侣。他每天面对众多文物，彼此默默相对，似乎心有灵犀，息息相通。有了文物相伴，邓老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惬意，非常欢愉。他常常在厅、房把古陶瓷搬上搬下，陶醉其中，他已把文物当作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挚友，自己的伴侣，常常眯着眼睛望着它们发自会心的微笑。总之，有了这么多的文物作伴，邓老的生活并不孤独。

邓禹先生在广州竹丝岗的住房是借用广州军区干休所的，大概住了七八年，2010年他们要收回去了，邓老一时又找不到闲房，只好迁回江门市。他的藏品搬了几卡车。回到老家，与外界联系大大减少，邓老心情并不舒畅，渐渐得了痴呆症，加上长年积劳成疾，2017年便逝世了。享年92岁。我想，邓老如不离开广州，离开许多朋友，离开熟悉的环境，生活上失去了乐趣，自己孤独度日，起码还可以多活十年八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