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戟，叱咤风云——1930年，“左联”在上海诞生

上海多伦路南端，201弄弄口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地点——原中华艺术大学”。1980年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特此公布。沿着弄路，不到20米处，一幢带有花园的小楼突兀而立，这是当年陈望道任校长，夏衍为教务长的原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至此，新诞生的“左联”，以笔为戟，叱咤风云。“左联”存世虽仅六年，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革命史上谱写了极其灿烂的一章，它如一块巨大的丰碑被高高耸起。

_{上海市人民政府竖立的铭牌}

“左联”是怎样诞生的？我们党又是如何建立和领导这个革命文学团体的？在中国共产堂成立一百零三周年的日子里, 笔者日前“重访红色故土”，来到“左联”会址纪念馆。纪念馆馆长何瑛侃侃而谈，成立于1930年的“左联”和它写就的辉煌篇章，又一页页翻开在我的面前。

公啡咖啡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交叉口，一家由挪威人经营的公啡咖啡馆招揽着来往的过客，“公啡”招牌分外醒目。

这是1929年10月的一天，此刻在二楼的一间包房内，一群文化人正在此“聚餐”，就坐的是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彭康、柔石、洪灵菲、蒋光慈、戴平万，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实这是以聚餐名义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筹备会议，在时任“文委书记”潘汉年的主持下，一份“左联”发起人名单与左联纲领正在酝酿讨论中。

_{1930年2月16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议在公啡咖啡馆召开。此为公啡咖啡馆模型。}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成立“左联”？何瑛馆长向我详细述说了当时的情况：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陆续向上海聚集，加之之前已经在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南国社等进步文化团体，形成了庞大的左翼文化群体。为寻求对黑暗时代压抑空气的冲击，创造社、太阳社发起了“革命文学争论”。但是他们错误地把矛头对准了鲁迅、茅盾及文学研究会等进步文化界人士。

1928年12月，李立三、周恩来等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议后回国途经哈尔滨，听取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任国桢的汇报，了解到鲁迅给任国桢来信中谈到“革命文学争论”的情况，感到这场争论的方向不对，变成了同室操戈，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这事促使他们思考左翼文化界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回到上海后，他们多次向左翼文化团体谈到：鲁迅是五四以来一直站在进步力量一边的一面旗帜，把矛头对准他是不对的，这样反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左翼文化界应该在团结鲁迅的旗帜下，组成联合战线向黑暗势力冲击。

1929年6月25日—30日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在李立三、周恩来主导下，作出了建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布局文化战略的决定。中央指示：创造社、太阳社马上停止和鲁迅先生论争，号召作家们团结鲁迅先生，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局面。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富春传达了这个指示，由“文委书记”潘汉年同志具体负责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29年10月，潘汉年找到太阳社负责人钱杏邨（阿英）说，成立“左联”的步伐要加快。同时，潘汉年找来了与鲁迅先生关系很近的冯雪峰，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初步拟定名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潘汉年还告诉冯雪峰，顾虑到鲁迅先生是否认可“左翼”二字，所以一定要征求他的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如不同意，这两个字就不用。

虹口，横浜路35弄弄口，“景云里”三字清晰可见。鲁迅先生当年就住在此弄的23号。

_{虹口横浜路45弄“景云里”}

_{左联期间，鲁迅住在景云里23号}

冯雪峰拐进弄堂，从到底的门号快步进入了鲁迅先生的寓所。他向鲁迅通报了拟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先生闻之喜形于色，不仅非常赞同，而且特别强调“左翼”二字还是用好，这样，站位比较明确，旗帜也鲜明一点。这倒出乎冯雪峰的预料。他知道鲁迅先生是不会轻易表态的，一旦表态则经过深思熟虑。因此他毫不怀疑此刻鲁迅先生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参与并领导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而且这种参与和领导是公开的、旗帜鲜明的。

在冯雪峰向鲁迅通报情况的同时，潘汉年亦与创造社、太阳社的同仁接触，磋商成立“左联”。在结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后，大家都有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自然是一拍即合。他们得知鲁迅已肯定“左联”名称时，不禁更加兴奋。

让我们继续回到公啡咖啡馆。这里的筹备会议还在进行。这次会议很有成果，最终确定“左联”筹委会成员为12人，分别是创造社的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太阳社的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戴平万；其他方面有鲁迅、冯雪峰、柔石、夏衍。这是一个平衡各方力量的名单。这12人亦即“左联”发起人，其中除鲁迅、郑伯奇外，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根据第一次筹备会的决定，冯乃超接受委托起草左联纲领。他参考了冯雪峰提供的苏联“拉普”“十月”、“烈夫”等文学团体及日本左翼文学社团的纲领，故而最终形成的“左联”纲领不免带有上述纲领的部分痕迹。

这样的筹备会后来开了几次。1930年2月16日，在公啡咖啡馆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筹委会成员全部到会，其中包括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活动:“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

当时，十多人围聚一桌，边喝饮料、边座谈。围绕“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两大主题，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异常热烈，最终达成了共识。

窦乐安路233号

笔者怀着崇敬心情再次走进“左联”会址纪念馆。

在一楼当年召开成立大会的教室里，黑板、讲台、长凳，依然如故。

_{左联成立大会在此举行}

在二楼陈列室里，一张张照片和一份份资料记载着左联筹备、成立和发展的经过。

一面墙上挂着鲁迅、钱杏村、沈端先（夏衍）、冯乃超、田汉、洪灵菲、郑伯奇七位“左联”常委和蒋光慈、周全平二位候补常委的肖像。望着柔石、茅盾、丁玲、陶晶孙等左联盟员一件件当年使用过的文具、书籍、画本、家具、器械等实物，何瑛馆长继续向我叙述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_{左联首届常委}

_{丁玲结婚时丁母送的茶具}

_{柔石使用过的印砚}

_{左联成员使用过的物品}

原来，确认“‘左联’成立大会会址”，也颇费周折。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开会的虹口地区市政改造变化很大，老盟员所存无几，这给认定大会召开的正确地点带来了困难。但在大家的努力下，几经周折，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盟员的回忆和辨认后，最后集中到两处：即上海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的原中华艺术大学和原中华艺术大学宿舍（多伦路145号）。由于这两幢房子相距很近，且在内部结构上颇有相同之处，大家根据冯雪峰的记忆，先认定中华艺术大学宿舍为当时会址。但不久会址筹备处收到了著名电影、话剧导演，美术家许幸之送来的一张老照片。许幸之是老盟员，在中华艺术大学担任过西洋画科主任，曾任“左联”的“美联”主席。照片上有人正从挂着“中华艺术大学”招牌的大门进入，而上面“233号”门牌清晰可见。许幸之指出，这就是他保存的当时开成立大会地点的照片。于是，真正的“‘左联’会址”由此确定。不久，“左联”成员、我党老党员、曾任上海市文联主席的夏征农题写的纪念馆馆牌正式挂上了会址大门口。

_{左联会址纪念馆（原中华艺术大学）}

当年，“左联”召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是筹备小组商谈后由潘汉年决定的。在“左联”成立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潘汉年仍然放心不下，还与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一起找到了夏衍，说：“走！我们上会场去看看。”他们仔细观察了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交界处到中华艺术大学二楼的进口处的地方，甚至考察了全校的房间。潘汉年对夏衍说，因为这次的会议筹备时间久，到会的人数多，怕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已经得到风声，因此要特别谨慎。潘汉年还在会场内外，从北四川路底到窦乐安路，一直到中华艺术大学的门口安排了约二十个纠察队员来保证会议的安全。尤其对鲁迅先生的安全进行了安排，潘汉年让夏衍与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潘汉年还拉着夏衍等人，把中华艺术大学里所有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并一一作了周密的筹划与检查。“诺，这屋子没后门，万一出事，千万别往这里跑……这个出口不惹人注意，到时可以利用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那天，潘汉年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报告，对成立“左联”的意义、“左联”的任务等进行了阐述。（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一卷第3期上载有潘汉年此次讲话的全文。）

随后，在众人的期盼中，鲁迅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即兴发言：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面对当时“左”倾激进表现，鲁迅表现出他的冷峻。他提出，革命作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并第一次指明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

成立大会通过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纲领，即“左联”行动总纲领，其要点是：

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

二、反对一切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同时决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针是:

1、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

2、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拨工农作家。

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

4、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

5、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并决定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专门机构。

大会历时5个多小时，直到晚7点才结束。

“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正式开始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左联”成立后，迅速向全国扩展，先后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和天津、广州支部等地区组织。1930年夏，“左联”东京支部成立。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左联”是世界左翼文化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将“左联”作为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来观察，恰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追求先进文化，向着没落和腐朽开战，由此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左翼刊物如雨后春笋

_{左联刊物如雨后春笋}

这是2012年，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著名学者、出版家丁景唐先生，时年他92岁。我知道，丁景唐从事鲁迅、瞿秋白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研究，著述丰富，几乎用了他大半辈子。这样一位研究专家在我的眼前，“求教”二字，油然而生。而当我问及成立“左联”历史时，丁景唐不由激动起来：“‘左联’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不论是现代文学史还是革命史，都不会绕过它。‘左联’是块丰碑。‘左联’的精神还需继续发扬。”

丁景唐告诉说，“左联”的成立，表明中国革命作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随着组织逐渐发展壮大，相继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艺青年。继左翼作家联盟后，接着，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美术家联盟、教育家联盟、语言学家联盟和音乐家联盟，当时号称“八大联”也相继成立。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阵地，大部分被进步文艺占领。

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由此对左翼作家进行疯狂镇压，其中最瞩目的就是“左联五烈士”，即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五位作家。1931年1月17日，他们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秘密开会，不幸被捕。仅二十天，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烈士们生前在从事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学活动，以各自的不同斗争经历和亲身感受创作了一批可贵的文学作品，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以柔石的小说和殷夫的诗歌所产生的影响较为突出。他们被害后，“左联”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反动派的罪行，得到了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鲁迅先生先后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深情地称颂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文学成就。

_{“左联五烈士”——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

_{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等在东方旅社开会时被捕。}

_{1931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在此被枪杀。}

被杀害的，后来还有作家洪灵菲、潘谟华和应修人等。其实当时他们都是年轻人，柔石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殷夫更小，只有22岁。他们忧国忧民，以革命文学呼唤民众觉醒。但就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左联”盟员仍然坚持英勇斗争。

茅盾先生曾说：“‘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丁景唐对此解释说，在“左联”存在的六年时间里，由于左翼文学运动的日益扩大，上海等地出版的左翼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史料统计总共达90余种。如《萌芽月刊》，由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助编，该刊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量发表苏联及欧美各国进步文学作品；《拓荒者》，自1930年第3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自1930年1月第2卷第三期“新兴文学专号”起，刊登左翼作家的创作及评论，讨论大众文艺，详尽报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消息。著名的《北斗》杂志，由丁玲主编，1931年9月20日于上海创刊，理论与创作并重，注意培养左翼作家，发表过鲁迅、翟秋白、张天翼、阿英等一大批左联作家的作品。

“这些期刊杂志，在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养进步文艺队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所以，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且有文学价值。但遗憾的是，没有很好地保存，有的存世极少，甚至只有孤本。因此，很有必要抢救这份遗产。”

丁景唐告诉我，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提出并参与影印了太阳社、创造社和“左联”“文总”时期等有重大历史价值的《萌芽月刊》《前哨》《北斗》等文学期刊。1979年，当他恢复工作，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马上主持恢复了这项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继续影印《语丝》和《光明》，重版《前哨·文学导报》，影印了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等。

占领当年的宣传阵地

毋庸置疑，左联的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到统一，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的“左联”旗帜下，并走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

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是鲁迅先生最后一处居所。隔着马路，就是新式里弄住宅东照里。1933年3月至6月，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在弄里居住。就是在这里，瞿秋白抱病完成了《鲁迅杂感选集》的编选，并撰写一万五千余字的序言，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析鲁迅的创作及其思想。

瞿秋白在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很值得研究，他所作的关于当时详实的论述，后被收于《瞿秋白研究文选》（丁景唐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和“左联”常委一起起草了《中国无产阶段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还拟定了文委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

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钱杏村、阳翰笙等人接触频繁，在他的指导下，“左联”很快占领了上海的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及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配合抗日斗争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沈西苓、田汉等人参加了上海电影工作，因而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大电影公司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左联”还经瞿秋白同意，争取了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把聂耳、田汉、冼星海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百代公司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流传全中国，成了最能鼓舞群众抗日情绪的音乐作品。

_{左联期间创作的漫画和电影}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同样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

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据统计，“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约有700种，占1919年至1949年全国翻译总量的40%。除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苏联一批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外，辛克莱的《屠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王》等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来。

《奔流》（鲁迅、郁达夫主编）和《译文》（鲁迅、茅盾主编）上译介了易卜生、惠特曼、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密支凯维支、裴多菲、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1935年，郑振铎主持编辑的《世界文库》，以规模浩大著称，其中收有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译）、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译）、薄伽丘的《十日谈》（武光健译）、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傅东华译）、卢梭的《忏悔录》（张竞生译）、夏落蒂·勃朗特的《简·爱》（李霁云译）等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在引进外国作家作品的同时，鲁迅、郭沫若、茅盾、张天翼、丁玲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也被推向了世界。

1935年，为抗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春，为结成文艺界更广阔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左联”自行解散。

对此，何英馆长认为，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六年，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立的这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无论是在当时的巨大作用，还是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已留下浓墨的一章。她说，作为曾经感召和带动过几代人投入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左联”，当年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用他们沉绵的小说，或是用他们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其影响力延续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为20世纪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左联”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弘扬。

新纪念馆或成为打卡地

2020年3月2日是“左联”成立90周年的重要日子，会址纪念馆完成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和展陈改版工程。此时此刻，中国作家协会发来了贺信表示祝贺。在全新的“左联”会址纪念馆中，图文展板、珍贵藏品及多媒体互动装置，为广大观众更生动地讲述“左联” 及左翼文艺运动的光辉历程。

此次修缮整体保护了室内空间格局及精美装饰，如天花顶棚、壁炉、铁艺防护窗装饰、彩色拼花地砖等。在对建筑外墙修缮时，采用人工凿除方式剔除旧缝，对缺损的砖面进行修补，按原样原材料进行砖面勾缝。修缮后的外立面效果与建筑原貌基本协调。

纪念馆修缮后，搬迁了内部部分办公区域，用于展陈的面积大幅增加，由原本的100多平米，扩展到350平米，原来的一、二层展览扩大为一至三层全部用作展览。同时功能布局更加优化，一层开辟了游客服务中心，便于提供咨询，获取宣传资料，以及其他各类必要的服务。

新辟的二楼独立小展厅很受欢迎

“这是茅盾的书桌，他曾在这张书桌上为《文汇报》《华商报》《大公报》等撰稿……”点击展厅的触屏，展厅中的六件文物便开始“自报家门”。它们中有茅盾夫妇居住在大陆新村时用过的书桌，瞿秋白在谢旦如家避难时用过的酒精炉，丁玲用过的沙发、竹椅和茶几，夏衍用过的衣橱和衣帽架……每个家具背后都承载了一段历史故事。

走上三楼，这里成为纪念馆最美的地方，原本的平顶恢复成尖顶，还原了建筑原本模样，视野变得开阔。《呐喊》《子夜》《毁灭》《萧伯纳在上海》……269本左翼相关书籍陈列于展厅两侧墙上，形成一面“书墙”，整个展馆中展示的书籍比原本多了一倍。这里主要展示了左翼文化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戏剧、报告文学、翻译等。展厅另一侧以“左联”电影海报、版画等为装饰。

何瑛馆长介绍说，原本的展陈只有两楼，展览面积在120平方米左右。现在三楼、一楼原来的办公区域都拿来做展览，总展览面积达到了350平方米。“我们利用大修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展示新世纪以来，关于左联的研究新成果，以及馆内近20年征集到或收到市民捐赠的实物、史料。”

她补充说，在新展策划过程中，我们“忍痛割爱”——策展人王锡荣（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在写策展大纲时，一开始就写了四五万字。“限于展馆条件，最后我们几易其稿，只能留下万把字。不过，对于割爱的部分，馆方决定通过在展板上、展品旁张贴二维码的形式，让观众作为拓展阅读了解更多历史。同时，考虑到讲解员人数有限，观众也可以通过关注官方公众号‘左联会址纪念馆’点击线上讲解，获得语音导览。”

新馆借助网络和新科技，向观众更完整地讲述“左联”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内容，展现“左联”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重大贡献。

工作人员告诉我，2003年1月，纪念馆已被列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3月被列为上海市红色旅游基地；2013年被列为上海市党史教育基地。每天这里的参观人数少则几百人，最多曾达千人。那天，我遇到从青岛来沪旅游的一家三口。母亲介绍说，女儿和老公都喜欢历史，他们是“按图索骥”，按百度提供的“鲁迅小道”，特意从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寻到这里参观左联成立纪念馆的。

_{左联会址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

这里或许会成为新的打卡地。“当年的左联盟员多是一群年轻人，我们希望面向今天的年轻人讲好左联故事。”何瑛馆长很有信心地说，“对先进文化的不懈求索，正是左联不可磨灭的时代意义，也是今日年轻人的孜孜需求。”

是啊，诞生于1930年的“左联”，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