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上海土筑的“金字塔”

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2024年，恰逢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和“中埃伙伴年”之际，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对话世界”，古埃及文明、金字塔之巅的文物艺术展，引起了参观者如潮，一票难求的看展轰动。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任青浦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时，参与上海“金字塔”——福泉山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研究的经历，对中埃两国“金字塔”神奇相遇，中外文化交流对话，古代与现代文明互鉴，有了新的感想与感悟。

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提出的518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福泉山遗址，因其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列于最新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录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称号，是国家对独具特色的祖国文化遗产，颁发的最好的“身份证”和最有力的“护身符”，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典型性。它使上海福泉山遗址，从单纯的有形文化财产，拓展到无形文化资产，是一处不可多得的中华民族活着的文化形态的“文化现场”。

尤其是福泉山良渚墓中，玉器的出土，是中国最早军政大权的象征，对判断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性质具有重大的意义，实证了早在四千年前，太湖地区就有古国形成。文化是相通的，人类是相互交流的。作为土筑金字塔的神秘福泉山，其出土的甲骨文刻划符号，与埃及的象形文字有不少相近之处；那方锥形玉器与埃及大神殿前的方尖碑形，良渚时期巫师御虎纹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都有异曲同工之美。福泉山遗址与古埃及金字塔、远古玛雅文明，以及我国四川的三星堆遗存，都是人类文明争奇斗艳、文化交相辉映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半块玉璧叩开金字塔之门

在20世纪80年代，福泉山古文化遗址，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引起了国内外文博界的轰动，当时，国内著名的考古权威苏秉琦先生称福泉山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年表、上海土筑的金字塔。2001年，福泉山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泉山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及战国、西汉、唐宋的各类文物达2800余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宝库。然而，打开福泉山宝库的金钥匙却是半块良渚文化玉璧。

1982年8月一天下午，天气酷热，青浦博物馆来了二位农民工，要求鉴定古董。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的民工拿出一个纸包，将它放在桌子上，慢慢把包裹的旧报纸一层层打开，呈湖绿色的半块玉璧出现在人们面前。工作人员轻轻地拿着半块玉璧，用放大镜对着断面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玉璧断面上没有一点杂物，断口处清晰新鲜，断定是刚刚断裂的新痕。原来，重固自来水厂大门前修路，从福泉山东南侧取土铺路，下午民工用手推的翻斗车运土时发现玉璧，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才找了一些旧报纸包好，就匆匆忙忙来博物馆请求鉴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意识到，玉璧的另一半可能还在原地，或许破璧能重圆。他们立即与民工一起赶往工地现场，用工具细心地一点一点清理，尽管太阳火辣辣的，汗流满面，梳理查找依然一丝不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另外半块玉璧，当擦净泥土，与先前的半块合在一起时，竟然丝毫不差，天衣无缝。通过对玉璧进行测量，这块福泉山的玉璧直径达到了26厘米，根据资料比对，这种玉璧应属于良渚文化时期，而且是第一次在上海出土，体量这么大，玉质这么好，在江苏、浙江出土的良渚玉璧中也非常少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专家看到玉璧后激动不已，对福泉山遗址产生了极大的关注。由于福泉山正在取土施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决定立即组织考古队会同青浦博物馆对福泉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地发掘，一场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幕在福泉山拉开了。

_{1980年代福泉山遗址发掘场景}

一座满是玉璧、玉琮、玉斧等许多随葬物的良渚文化大墓发掘出来了。墓中还有那些隐蔽在泥土里珠形、管形等小型器物，整个墓的随葬器物有119件；其中，钺 、琮、璧、坠、珠等各类玉器就有108件；如今，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象牙雕刻器、呈半透明湖绿状的玉钺都是在这墓中发现的。

_{福泉山遗址出土的象牙权杖}

_{统帅军队的玉钺}

此后，福泉山的考古便一发而不可收，连续数次，长达十年的发掘，揭示面积占整个遗址的四分之三，而那半块良渚玉璧，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福泉山这座文化宝库之门，使人们真正了解上海的历史，认识上海先民的聪明才智，也使福泉山埋藏了数千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现在，那半块良渚文化玉璧与后来找到的半块，重新团圆后，经上海博物馆的技师修复，陈列在青浦博物馆古文化展厅内，成为镇馆之宝。

_{良渚文化玉璧}

四千年前的上海中心

一般人们都知道，上海的市中心是国际饭店附近的人民广场。可若要问及四千年前的“上海中心”在哪里？恐怕就无人知晓了。它就是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福泉山是一座古人堆筑的高台墓葬小山，有灰褐、灰黄、黑褐、黄土、青灰等五色土层叠加而成，内含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至宋代的墓群。在山的四周农田下又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吴越文化与战国时代的遗存，埋藏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

福泉山又名覆船山，福泉山所在的重固镇“相传为宋韩蕲王掩军士骸骨处，后人去鬼为重固”，可见此地在古代是一片丛葬地。1962年上海市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山坡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石器与红烧土等文化堆积，确定这里是一处古文化遗址。l977年经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宣布为文物保护地点。同年，当地重固中学师生在福泉山下田间劳动时，又发现数件崧泽文化的陶器。为了开展太湖地区的古文化研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上海博物馆副馆长、考古专家黄宣佩研究员带队对福泉山遗址进行试掘和发掘。

福泉山是重固镇西侧农田中的一座小土山，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的二级台阶。山上土质干硬，植物不易生长。1962年进行文物普查时，山上满布明清墓葬。后经平整土地，镇政府在其山上开垦种植毛竹，但不久大批毛竹枯死而箭竹丛生。遗址所在地河道纵横、地势低洼，海拔仅3.3米，周围东有通波塘，可直通市区与苏州，西有堰西港，南傍山泾港和庄泾港，福泉山是古代太湖地区在沼泽地带中的一种典型的高台墓地。

1979年底，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试掘，目的是了解遗址的内涵与分布范围，因此在山的周围开探沟15条，面积130平方米，探明山下农田内，西侧有马家浜文化层，北侧有良渚与崧泽文化的叠压层，东侧有良渚文化层，南侧面有戚家墩类型与马桥文化的叠压层，并清理了战国印纹陶墓2座。遗址范围以福泉山为中心，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

_{上海古文化遗迹分布图上的福泉山}

1982年下半年，为配合当地政府取土筑路工程，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在山上开探方7个，发掘面积305平方米。这次发掘，初步解剖了福泉山的地层，并清理了崧泽文化墓葬10座、良渚文化墓葬3座、汉墓6座。

_{福泉山良渚第一墓}

1983年底至1984年初，为开展良渚文化的研究，又在福泉山上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开探方20个，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清理了崧泽文化墓葬6座，良渚文化祭祀坑1个、墓葬6座，战国楚墓3座，西汉墓40座，唐宋墓各1座。

此后，为全面解剖福泉山遗址，又进行第三次发掘。1986年底至1988年初，开探方16个，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前后清理了崧泽文化居住遗址1处、墓葬3座，良渚文化祭祀遗迹3处、墓葬21座，战国楚墓1座，西汉墓50座和宋墓1座。同时，还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使用人牲和人殉墓葬。

所有这些，一次试掘与三次发掘的面积达2235平方米，总共清理了崧泽文化的居址1处、墓葬19座，良渚文化墓葬30座，以及战国墓6座，西汉墓96座，唐墓l座，宋墓2座。出土各类文物2800余件，获得重大成果。由于福泉山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内涵博大，为考古学和上海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被考古学家们誉为“中国的地下金字塔”“古上海的历史年表”，也是四千年前上海的“市中心”。

特色居住的生活环境

随着上海福泉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孢粉资料已越来越引起专家的重视。上海先民早在五六千年前，便在青浦重固地区生存和活动。当时的上海地表，以坦荡的平原和纵横交错的水网、湖荡最具特色。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三江五湖之利，又有鱼米之乡、水乡泽田之称。当时的上海先民便迁移到地势相对低洼、濒临水源又适宜稻作农业的地带定居。因此，这里原始聚落增多，人口密度提高，远离水源的聚落则开凿水井，以解饮用之需，注重环境卫生。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福泉山遗址的文化，应属湿泽型文化。

生活在福泉山遗址的上海先民，因地理环境为湖沼平原，所以，他们则采用了因地制宜、因材施制的办法，面临东海，背靠九峰，择高而居，既可上山围猎，又可出海捕鱼，刀耕火种，发展农牧，创建了与此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家园和聚落。考古发现显示：当时上海先民的房屋大多建在土墩高地，或天然河道附近，有的较为大型的聚落还有河道环绕。主要建筑有干栏式、地面起建式和浅穴居房屋等形式。

干栏式建筑的最大特点是抬高地面的木结构房屋，它运用密集型的木柱，上面盖有大幅树皮、芦苇和竹席等，这样，既可防止蛇虫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水患和暑气，是适合南方温暖潮湿地带的一种古老的居住建筑形式，也是与当地文化地理相适应的产物。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可谓是当时的“特色居住区”，因此，一时相当流行。

浅穴式房屋建筑，则呈现长型或方形的半地穴式结构，其居住面较坚硬而平整，但它的房屋地面比当时的地面低浅。一般用“木骨泥墙”作棚架，犹如现代的半地下建筑，形如当今农村常见的“鸭棚”形状。

地面起建式房屋建筑，利用湖沼平原盛产的竹、木、芦苇、藤条和植物茎秆、树皮或稻草，在选定好的房基中先挖好浅基槽。再打入竹和木柱，继以藤条、芦苇或竹条等编结捆扎成木骨框架。然后涂抹上泥土，经烘烤坚硬而成为墙体。屋顶则以稻草或树皮铺盖成散平面。室内地面往往掺砂子，铺上碎陶片和红砖土，经拍打压实和烧烤而成为坚硬的居住面。

_{复原的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先民生活场景}

上海先民生活在湖沼平原，水网河道众多，湖泊星罗棋布，有着广袤的水域。为适应这一自然环境，上海先民早就同舟楫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福泉山遗址地墓中发掘的随葬品鲨鱼牙齿表明，当时的上海先民早已涉足于海上，开发了沿海岛屿。当时所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整段大树干刳制而成的独木舟和竹木编扎而成的筏子。同时，也出现了将若干独木舟并联固定而成为“舫”。这些水上交通工具，很适合在水面宽阔的江河、湖泊及沿海航行。动力主要靠水流漂动和人用木桨、木板或竹篙等划水，其特点是制作简单、稳定性好、载重量大。

古上海的先进生产力

特定的生产环境和劳动对象，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则是人类征服自然、创造社会财富的武器，因而也就成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尺。勤劳智慧的上海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创造艺术。从大量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并同日常生活关系十分密切，有用于生产的工具，有用于战争的兵器，主要门类有制陶、竹编、木作、制玉等。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按质料可分为：石、骨、角、木、竹、陶和玉等；按用途可分为：农业工具、木作工具、狩猎工具、纺织工具和制陶、制玉、髹漆、竹编和酿酒等专业工具。不过，当时也有一器多用的现象。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农业工具，不但品种多样，而且可以基本配套，形成一个系列，使用于各个生产环节。当时的主要农具是石器，具体说来有石犁、石耨刀、石锛、石铲、带把石刀、半月形石刀(石銍)、石耨(耘田器)、石镰、石斧、石钺、石锄、石靴形刀、石耜等，一应俱全。另外还有木制和骨制的各类农具。这些出土的石器农具大多通体磨光，制作规整考究，刃部锋利，钻孔技艺高超，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石质地多数为青灰色页岩和水成岩，少数为黝黑色水成岩或黑底白斑大理岩及常墨绿斑的花岗岩等。这些石农具多配有相应的木柄，构成了科学合理的复合工具，在我国的农具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福泉山遗址出土的木作工具，也相当发达。主要用于制作加工木器和木构件及造船(独木舟)。还有一些石镞、石矛、石网坠、石球、骨镞、陶网坠和用竹篾条编结的“倒梢”等渔猎工具。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石犁造型之众多，工艺之先进，证明了上海先民对石犁的发明、改进和推广，造就了发达的犁耕农业。由于石犁的运用，不仅使原来用耜或锄翻土的间歇性劳作，发展成连续动作的犁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效率，而且还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地力，是中国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一大标志。对农业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_石钺

福泉山一带，引得上海先民的聚居，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的。这是水道河渠交织、湖塘星罗棋布，沃野无垠，物产丰富所造就的。在这片松软肥沃的土地上，上海先民种植了水稻，他们按照不同的季节，分别栽种粳稻和籼稻，过着以耜耕农业为主的生活，春夏秋冬，安居乐业。在春季，上海先民经过一番耨田平整后，以撒播的方式种植水稻。其后则进行移植调整，使之密度大致均匀，继而便是用人工中耕、除草，用木千篰捻取河泥施肥，用戽水灌田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到秋季便进行开镰收割。收获后用陶拍脱粒、去除谷壳，同时把稻种用陶器储存起来。当时稻谷的产量，大约是稻种的15倍，于是，稻谷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粮食。至于副食品，根据出土文物考证，已有种植和采集蔬菜和瓜果等，其中自然界中可供食用的有酸模、榆叶、榆果、板栗、蓬蒿、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梅子、桃子、杏子、甜瓜、枣、菱角、葫芦、胡桃等，可谓品种琳琅满目，“绿色食品”丰富了先民的营养，强健了先民的体魄。

上海先民用石斧开伐树木，击毙野兽，用矛和镞来杀伤野兽，用纺轮来捻线结渔网。而水中滋生的各种鱼类、蚌类等，则成为上海先民的盘中餐，作为食物的补充来源。根据福泉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蚬、螺蛳、蛤蜊、河蚌和海中的鲨鱼等。狩猎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鹿、梅花鹿、四不象、麋、獐、野猪、虎、象和各种鸟类等。根据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古灶塘来看，灶膛里还留有黑灰，灶旁有烹饪用的红陶大鼎。可见当时的上海先民已经以熟食为主，不管是动物和植物大都是煮熟后食用了，有了讲究食品卫生的生活理念。在衣着方面，当时的上海先民则用纺轮捻线，凭借骨锥穿引缝缀兽皮植物叶子或用线交错编织成衣服，遮蔽身体，抵御寒冷。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上海先民对家畜的饲养。就福泉山考古发现，上海先民已圈养了家猪、狗、鸡和鸭等。尤其是杂食动物的家猪，生长快，繁殖力强，活动范围又小，粪便还可充当肥料。因此，当时饲养家猪已较普遍，在福泉山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的遗骨和牙齿发现。那时，家猪不但是人们肉食的来源，而且还是“粮食”的储备，对一时出现的粮荒，也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同时，家畜的饲养，更是评判家庭财富的标志之一，这便是福泉山遗址中，上海先民的经济生活模式。

辉煌灿烂的玉文化

上海先民在创造了先进生产力的同时，还创造了灿烂的玉文化。“玉，石之美者也”。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崇尚玉器的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上海先民就视玉为圣洁之物，奉若神明。根据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器，那些色泽典雅，造型不凡的玉制品，往往被当时的统治者赋予神圣的涵义，使之在宗教、礼仪及实用装饰品等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成为显示权力、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那些本是自然属性的玉雕制品，都被人格化、道德化、神秘化，并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和宗教之中去了。玉制品，除了少量实用外，大量是作为社会意识和精神生活的指示物，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天地神祗，这反映了当时上海先民的政治理念、等级制度、宗教情感、礼仪风俗、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情况。

崇尚美玉，几乎成为上海先民的爱好。所以，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极多，特色最浓，内涵也最为丰富。诸如玉琮、玉璧、玉璜、玉玦、玉镯、玉环、玉管、玉坠、玉斧、玉鸟、玉蝉、玉带钩等。同时，还有蕴含宗教色彩的玉玲等。品种有五六十种之多。按玉器的功能来看，大致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生活用器和工具、组装件和杂器等四大类。出土的玉器不仅以造型端庄对称、品种丰富多彩取胜，更以其堪称鬼斧神工的精湛制作技艺而令人拍案叫绝。虽然玉的硬度很大，琢磨相当困难。然而，古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考古学家通过对福泉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些硬度高于玉的制玉工具，如石英、玛瑙、黑曜石等，为此说提供了实物证据，使玉璧的直径误差不超过一毫米，玉琮的每节高度误差则更小。

_{良渚文化玉琮}

_{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项链}

_{良渚文化玉带钩}

_{青玉双尾龙纹璧}

_玉璜

_玉镯

_{良渚文化玉鸟}

_{马家浜文化玉玦}

玉器的基本色调，主要有青、黄、白三种，除部分玉器色泽较为纯净单一或具透光性外，多数玉器常见有墨绿色、茶褐色及紫红色斑点或团块，青玉和黄玉中还常伴有灰白色筋状条斑，系因矿物中含有铁及其它元素的多寡所致。

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根据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器和实芯钻头推断，四五千年前，上海先民的玉器制作，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它是从石器的制作技术直接发展而来的。当时的“玉工”和“玉人”已采用了切、割、挖、凿、划、钻、磨、琢、雕、刻及抛光等技艺，还有可能发明了带有机械原理的木结构“砣床”等，其高超的治玉技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上海先民对玉器情有独钟，其所创造的玉器造型独特，雕刻花纹图案精细，而其品种更是十分的丰富多彩，并已形成了自己的玉器体系，在中国史前玉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崇尚美玉传统的主要源头之一。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器中的礼器，也称礼玉，大致有琮、璧、瑷、钺、柱形器、圭等。按其功能来看，既是礼仪用器，又是原始宗教用的法器，同时，还是象征墓主人身份标志的葬玉等。

玉器的装饰品，大多是人体、冠帽和服饰上的饰件，所占比例最大，而且品种也最丰富，几乎从头到脚，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玉饰品。透过这琳琅满目和精雕细琢的饰品，我们可以遥想出当年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显贵者，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的非凡气派。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琮和玉璧，最令人注目。考古专家认为，玉琮呈“内圆外方”，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玉琮的方、圆代表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因此，可以说琮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的很好象征物。众多的考古研究者，还把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璧和玉琮联系起来，并引《周礼》：“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为证。主张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或是巫师的通神工具。玉琮、玉璧在墓中的出土，一是说明了它不仅是上海先民用以保护死者、镇墓压胜、避凶祛邪的法器，而且又是具有敛尸防腐的器具。二是反映出随葬有大量玉琮的墓主人生前具有特权、占有财富、拥有妻妾、杀殉奴隶，是当时的显贵者，或是军事首领，或是最早的奴隶主。玉琮可说是墓主人生前权力、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三是根据全国一些古文化遗址出土的与玉琮相似的文物情况来看，也可能是良渚古国同其他部族或古国间交聘或馈赠的礼器。四是玉璧既是上海先民用以献祭神明的礼器，又是一种原始的货币，财富的象征。

_{良渚文化贵族墓}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制品，精致奇巧，为世人所瞩目。上海先民的这种制玉工艺在史前玉器中，达到了顶峰，是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的序幕之一，为华夏文明的曙光，增添了一抹鲜艳浓重的亮色。

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

在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等文物上，不仅在陶器上常以鸟纹为装饰题材，而且在玉璧和玉琮的显要位置，也都刻有精美的鸟纹图案。这些都说明了上海先民对鸟图腾的崇拜。因为神是在天上，原始人无法直接与之相通，看到鸟能腾空飞翔，便希望人类能借助着它的力量，以达到与神相通的目的。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青玉鸟纹神玉琮，玉质淡绿色，半透明，琮的四周以角线为中心，各雕琢一尊神像，神像的上下四角细刻着四只飞鸟，纹饰的主纹和填纹，有浅浮雕和线刻，呈现出极度高的雕琢技巧，器表还作细致的抛光，反射出一种玻璃般的光泽。这琮王“神徽”发现，是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仅展现了上海先民玉工空前的治玉奇迹，同时，更复活了尘封数千载之久的上海先民的精神文化世界；海外学者竟称这“神徽”为“星外人”。中国考古学专家则称这“神徽”富有民族特色，可能是抽象地演绎成为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神灵动物母题“龙”与“风”，至于“图案”中的“人”，应是指死去的祖先。所以，这“神徽”的花纹，应是“神祖动物面的复合像”。或者可以解释为一位头戴羽冠的英俊战神，其胸腹部位隐蔽在兽面盾之后，作冲击前跳跃动作。或是解释为兽神的人形化，既可认作在兽面的表象里包含着人形的精灵，或者兽的精灵已具有人的形状。“神徽”表现的是天地合一，人神合一的观念，是天、地、祖先三位一体的体现，是上海先民的崇高信仰，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意义。也可能是“傩的最原始的面具形象”，它既可避凶祛邪，又可为民祈福禳灾，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当时上海先民顶礼膜拜的神像。

_{飞鸟兽面玉琮}

_{神人兽面纹玉琮}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的灰陶最富特征，但也有少量的红陶和彩陶，而黑陶成为新石器晚期最突出的代表。它以其典雅、质朴、制作精良、造型优美、妙趣横生而受到青睐。器形较多的有鼎、豆、壶、罐、釜、杯、盘等，都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拉坯和轮制相结合的技法，坯胎薄而均匀。有的陶器绘漩涡勾连纹、曲折纹、鸟纹、网纹、编织纹等图案，线条精细流畅，取得了实用和美观相一致的效果，这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上海先民的生活理念。譬如：出土的黑衣灰陶阔把翘流壶，造型类似立鸟，器表乌黑发亮，显现出金属般的光泽，通体细刻，曲折纹和鸟纹，是良渚黑陶工艺的代表作。而黑陶贯耳壶，造型为高颈直口，略微向外舒展，腹圆自然凸现，颈肩之间巧妙地配装了两只对称的贯耳，十分显眼，它既起到了装饰美观的作用，又可系绳用来提水，颈肩连接处有制作的接缝，形成自然的分界线，给人以端庄、稳定、实用的印象。外观漆黑光亮，显示黑陶的秀美韵致的风格。贯耳壶表面还留下不少刻痕，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上海先民的原始文字符号，是一个上海先民的愿望之“谜”。其实黑陶的原料是粘土，用来制陶原不会呈现为黑色。上海先民为了避免土坯日晒火烧开裂，有意识地掺和事先经过燃烧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作为原料，由于加入了黑色的炭末，烧成的陶器显黑色。黑陶的黑色光泽之美是令人心醉的，那种细腻润泽的质感，散发了沁人、诱人的黑色魅力，正是上海先民崇尚黑色的民俗心理和情感的充分体现。

_{蟠螭纹镂孔足带盖陶鼎}

_{黑陶鸟形盉}

_{黑陶细刻纹阔把壶}

_{灰陶带盖双层簋}

_{良渚文化黑陶细刻纹高圈足豆}

此外，上海先民为了防潮避湿而择高墩土岗埋葬死者的葬俗，其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朝南，显贵者有专用墓地，有的棺椁齐备且有丰厚的随葬品，且很珍贵。平民多为小墓，无墓坑或有浅墓坑，无棺具，随葬品也很罕见，有的甚至空无一物。由于当时上海先民对玉器特别崇尚，因而民族显贵者普遍以玉器随葬。有的还在死者的口中放入玉玲或玛瑙以敛尸，身份特别高者则实行玉敛葬或厚葬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上海先民流行的文化习俗。

形象生动的“历史年表”

根据考古发现，福泉山遗址保留了诸多以新石器时期为代表的、早晚有序文化叠压遗存。有6000、7000年的三处红烧土和其他文化遗存，这与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祭祀碑，属于同一个类型。而属于原始社会净土祭祀的遗留物以及马家浜文化类的石器、陶器和禽兽骨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玉饰及妇女随葬品多于男子的现象，则反映出了母系社会渔猎生活的原始文化。有5000、4000年崧泽时期的磨制石器，例如：钻孔石器、骨镞、骨匕、牙手镯、玉饰、陶纺轮以及可供20人食用的夹砂大陶鼎、稻谷遗存和以男子为中心的葬式，男性仰身直肢，要侧身相向，则反映了母系社会向氏族公社转化的过程，渔猎为主向农业为主社会转化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4000——5000年良渚文化时期的精美的石器，原始文字符号的陶器、玉器及牙雕等。其中的以石英砂岩为原料的石斧、石钺等精巧度与光洁度几可与玉璧等媲美。特别是一批精美的玉钺、玉斧、玉璧、玉琮、玉锥形器，冠形玉器和象牙雕刻等制作工艺，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上海先民已掌握了浮雕、圆雕、镂孔、抛光等工艺技巧。一些细刻的玉琮，甚至呈现出三个浮雕层次，文饰虽然细如毫发，但线条流畅，是我国新石器时期玉雕工艺中的瑰宝。而两座人殉墓和陪葬物的发现，则反映出了原始氏族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的新石器晚期的文化。一批商朝、周朝、战国、秦朝、汉朝、唐朝、宋朝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出土，则反映了由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近古文化。福泉山遗址完整地保存了一方有黄褐、灰褐、灰黑、青灰等五色土层的文化叠压遗存，以及远古到近古时期的大量文物。它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演变过程，它不但充实和发展了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时期古文化的内容，而且为研究长江流域下游人类发展史和上海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源。福泉山遗址出土的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绘陶背壶、夹砂陶缸形器以及陶器与玉器上的刻划图像或刻符等，更是与龙山文化彼此接触碰撞或影响后的产物，这也说明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交汇和交融。福泉山高台墓地的发现，证明它是一座早于夏代的使用上万人工堆筑的良渚文化显贵墓地，墓葬中发现的各种文物迹象，是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的新资料。所以，福泉山遗址的发掘，对研究上海地区乃至中华民族的古代社会形态和文化面貌，意义重大，被中外考古学专家誉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年表”。

_{大汶口文化彩绘陶背壶}

_汉代石砚

形象生动的中国福泉山遗址“历史年表”，不但引起了中外考古学者、历史学家、文物爱好者的惊讶，更得到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84年国庆，上海博物馆和青浦博物馆联合举办了“福泉山遗址出土文物展览”，并晋京参加庆祝建国35周年展览。上海博物馆还拍摄了福泉山遗址的考古录像，举办过多次福泉山遗址的出土文物展览，一些珍品文物，曾在1990年飘洋过海到美国最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德国汉堡博物馆展出。1988年10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市委副书记吴邦国、杨堤、曾庆红等曾来福泉山考察。朱镕基曾感慨地说：“待时机成熟后，在福泉山建一个古文化的遗址博物馆，成为爱祖国、爱民族的教育基地。”

古埃及的金字塔是石头堆的，福泉山的金字塔是土筑的，但两者的文明有不少相似之处。诸如，良渚玉琮人兽神徽和埃及狮身人面像；良渚方尖锥形玉器与埃及方尖碑，还有陶片上刻画的象形文字与埃及古代的象形文等，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智慧相通，令人遐想。是人类文化心理的一致，还是文化交流影响的巧合？人类文明所包含的力量，实在是让人着迷。

福泉山古文化遗址，作为上海古文化的高峰，洋溢着一种独特的上海精细、精致、精到、精美的味道。它是上海文明的发祥地，是上海海派文化的源头，是上海人的根。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曙光，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上海福泉山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150处大遗址保护名录，是文物古迹中的精华，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更是宣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新的载体。它还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和经济资源。如果在当地建造遗址博物馆，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匆匆步履，在极大地提高上海历史文化知名度的同时，既可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旅游胜地，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又能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2019年7月6日，浙江良渚遗址和上海福泉山遗址的良渚文化类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正式宣布为《世界遗产名录》，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让上海的福泉山遗址，在保护中不断完善，在利用中发挥效益。走近寻常百姓，走近中外友人，走出上海，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