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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女谍倒在日伪的枪口下(上)

作者:孙孟英 发表时间:2025-02-06 点击数:42

引子


2007年1月16日,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发现一片批二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被新民晚报刊登后,引起轰动,其中有一张美女照片特别引人关注;她梳理了一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中分式波浪”发型,漂亮的鹅蛋脸上抹着胭脂口红,内穿一件偏黄的短袖旗袍,外穿一件橘黄红的印花短袖衬衫,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婷婷玉立地微笑站立着,那神态妩媚而迷人。翌日一早,一位年近古稀,皮肤白净,身材瘦长、举止儒雅的先生找到了笔者,他告诉笔者照片上的这位美女是他的二孃孃(上海话即二姨妈),他是照片上这位美女的亲侄子,名叫郑国基,是一位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的退休老师。一来二往,笔者与郑国基老师成为了好朋友,郑老师向笔者讲述了他二姨妈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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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侄子郑国基在姑姑郑平如塑像前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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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照相馆发现的郑苹如照片


照片上的这位美丽漂亮的轻女子名叫郑苹如,她是中国抗日组织中第一个打入日本高层的地下人员;第一个获得汪精卫投敌日本的情报;第一个寻刺大汉奸丁默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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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76号特务头子丁默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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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76号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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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76号特务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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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汉奸特务头子丁默邨被判死刑


她为了抗日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她那可歌可泣的壮举曾引起了当时许多爱国文人墨客的撰文颂扬,著名大文豪郑振铎撰文赞美她是一个“为了祖国不畏死亡的女英雄”。


小年夜深夜的恐惧枪声


公元1940年2月7日的除夕深夜,蛰伏在夜幕下的上海一片凄凉和恐怖,呼呼的西北风不停地吹袭着这个早已进入沉睡的城市的每一座建筑,发出啸啸的哀鸣声,凄厉、苍凉、昏暗。在城里,街道上不见行人,大楼里看不到灯光;在郊区,农舍清清,田野静静,听不到犬吠声,更听不到鞭炮声……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控制下的上海,除了肃条与恐怖,怎么还会有一点滴过年的氛围。


这样的深夜,只有死寂、死寂,凄凉、凄凉……


砰——


砰——


砰——


突然,在上海的西南郊外方向,响起了三声恐怖的枪声,那凄厉的枪声划破苍穹,传向远方。


在徐家汇南段一个荒凉的野外刑场上,一个披着长发、内穿金红色羊毛内衣、外披红色牛皮大衣、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年轻女子身中三枪倒在了血泊中,她就是张爱玲短篇小说《色·戒》中的真人版——抗日女英雄郑苹如烈士。


郑苹如牺牲时,芳龄26岁,她是一个为了民族与国家利益抛弃幸福与生命的大家闺秀。


学生时代的郑苹如


1914年,郑苹如出生在日本名古屋一个“中日”联姻的家庭里,父亲郑钺1875年出生在浙江兰溪,1906年清末考取官费留日就读法政大学,并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与于右任等结为好友。学业完成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执教法律系,1919年任于右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一等秘书、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此后又先后任山西、福建、江苏、上海等高等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等高位要职。母亲木村花子(后改为郑华君)1887年生于日本名古屋一户名门望族家庭,善良贤惠,爱丈夫爱子女,是一个典型的相夫教子的传统日本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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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与母亲


郑苹如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二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郑苹如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郑苹如中学时代曾就读于上海市北中学、大同中学及民光中学,学生时期的郑苹如不仅人长得漂亮、举止大方、懂道理、讲礼貌,而且人特别聪慧,读书好,兴趣广,会绘画、书法、吉它、柔道及演话剧,平时博览群书、涉猎面广,她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茶花女》《简爱》。郑苹如在民光中学上高中时,是一位文艺积极分子,经常上台演话剧,而且剧本都是由她自己编写,被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称为才女和校花,是许多男同学羡慕争相追求的“首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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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与弟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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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虽然出生在日本,母亲是日本人,但她特别认同自己的祖国——中国,这是同她从小受到父亲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密不可分有关。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时常给她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人物,讲述孙中山发起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和倡导“三民主主义”的政治意义和道理。此外,郑苹如还时常跟着父亲进出同盟会老朋友于右任、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家,她父亲的这些老朋友个个非常喜欢郑苹如,都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于右任有时还会教她作诗和书法;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时常送一些好书给郑苹如看,而郑苹如与这些长辈们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这样一种高层次家庭和高层次社会圈子里长大的郑苹如,却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娇气和自鸣清高的架子,她对人对事宽容大度,并能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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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家人合影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上海人民与十九路军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奋力抗击侵略者,在这场上海保卫战中,郑苹如拿钱买了慰问品跟着慰问队上前线慰问自己的抗日将士,在救治伤员处帮着为负伤的将士们洗衣、倒水、擦脸。此外,为了把抗日爱国精神全面鼓动起来,郑苹如自己花钱印了许多宣传抗日的传单,与同学们一同到浦东张贴和散发,她要把抗日斗争的烽火燃遍浦江两岸。


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是东方的巴黎,除工业金融业的发达外,上海的电影行业也非常发达,一部部电影不断放映,而爱好文艺擅长表演的郑苹如特别爱看电影,尤其爱看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如反映东北沦陷两个东北少女流亡上海,当日本侵略军发动淞沪战争,她俩加入义勇军同上前线抗战的电影《东北二女子》;反映九一八事变后流亡上海的一群东北同胞遭遇到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拿起武器冲向敌人的电影《民族生存》;反映中国渔民出海捕鱼遭日本舰船袭击、拿起武器奋力反击的电影《中国海的怒潮》等,都是郑苹如最爱看的电影,这些电影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在学校组织的抗日爱国文艺演出中,郑苹如自编自演的《抗日女生上前线》话剧在一次演出中博得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剧本还被学校的校刊登载,同学们个个都抢阅剧本,一些学校还特邀郑苹如去巡演,宣传抗日精神。


由此,郑苹如被老师和同学称为是“校园里的明星”。


确实,郑苹如也有过明星梦,她非常崇拜胡蝶、阮玲玉、黎莉莉及袁美云等三十年代大紫大红的这些大牌女明星,当时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和沪江照相馆都很有名,一些男女大明星都在那里拍明星照,郑苹如每当看到照相馆橱窗内放着漂亮大明星的照片时,她就会驻足欣赏。进入大学时代的郑苹如,明星之梦燃烧,她曾通过朋友关系到当时上海有名的明星影片公司去要求当演员,由于她父亲是一个有传统思想的人及加上家庭地位的不同,否定了郑苹如当演员的要求。但郑苹如内心当演员做明星的梦想始终未灭,演员当不成,明星梦无法实现,她就爱上了拍明星照,她时常到王开照相馆模仿一些明星拍照的姿态拍明星照,以满足自己一心想做明星的心愿。郑苹如在王开拍摄的明星照因姿态优美、气质高雅、神韵大气,被陈列在了王开照相馆的大橱窗内,由于当时刊登明星照片的《良友》杂志都取之王开在橱窗陈列的精品照片,故郑苹如的玉照曾被《良友》杂志选中,并刊登在封面上,使她成为不是明星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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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一时期的郑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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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拍的艺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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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郑苹如上了《良友》画报封面


她加入了地下抗日组织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进入了公元1937年,这是一个风云多变之年,这是一个多事之秋之年,它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再次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的一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映,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冠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共的全国通电,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的声浪中,不得不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必有之路,组建全国统一抗日战线。”


同年8月13日,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向上海发起了进攻,在经历了百日抗战之后,中国军队与11月12日全面西撤,上海沦陷,租界成了“孤岛”。此时,23岁就读上海法政学院大四的郑苹如正沉醉在甜甜蜜蜜、聊聊我我的热恋中,本打算毕业后与时任上海航空作战大队小队长的未婚夫王汉勋到香港旅行结婚。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未婚夫王汉勋随部队西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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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驾驶的飞机


1937年11月1日星期一晚上,郑苹如的男朋友王汉勋驾驶着一辆吉普车匆匆来到郑平如家,他是来向郑苹如告别的,他们的航空作战大队人员接到上级命令要西撤,分别时两人依依不舍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郑苹如含情脉脉地流着眼泪道:“汉勋,你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我俩还能相见,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每每想起我俩到浦东郊游,一起拍照,一起野餐、一起钓鱼、一起坐在河边吟诗唱歌、一起手携着手走在泥土芬芳的小田间小路上……心里真是充满了快乐、甜蜜和幸福感,眼下你我要分离了,我的心不知有……有多……难受。”郑苹如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和王汉勋已经自由恋爱二年多了,彼此心心相印,感情深笃,她深知这一别也许就是一种永别,这怎么不让她心里难受。


王汉勋抚摸着郑苹如的脸心里也非常难受,但他是堂堂七尺男儿,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又是肩负抗战的军人,他不会流泪,也不能流泪,但他面对要与自己深爱的恋人生离死别,内心却在流血,他双眼定定而又深情地看着郑苹如的脸道:“苹如别难过,我俩的分别是暂时的,等到抗战胜利,我们一定会永远在一起不分离。”王汉勋安慰着郑苹如,此刻的郑苹如像小鸟依人躺在了王汉勋的怀里,他亲吻了一下郑苹如脸额后又道:“苹如,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我们能早日在一起,我一定要狠狠地多击落日本鬼子的飞机,把日本鬼子彻底赶出中国!”


最后,郑苹如和王汉勋都表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不结婚!临别郑苹如把自己新拍的一张照片给了王汉勋,背面写着:汉勋,我的爱!留念。


王汉勋也把一张身穿军人制衣的新拍照片给了郑苹如,背面写着:亲爱的苹如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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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苹如未婚夫王汉勋


他俩心里都明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这一别也许是彼此的永诀。


郑苹如依依不舍地送王汉勋走到弄口上了吉普车,流着泪水目送着心爱的人驾车消失在夜幕中。


上海沦陷后,国共抗日斗争不得不转入地下,一场“除奸与反除奸的残酷战役打响了。1938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掌控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实权的陈果夫,为发展重要的抗日人员增强力量,把郑苹如介绍给了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宝骅,让他把郑苹如发展到抗日的“团体”中来。


郑苹如在得到陈宝骅的“特殊邀请”之后,她第一个反映就是愿意,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对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来说,她必须需要“请教”德高望重的老父亲,听听老人家的意见再作决定。然而,当郑苹如把“邀请”一事告诉父亲郑钺时,父亲马上点头称好,并对她说:“苹如,抗击日寇,报效祖国,是匹夫都有的责啊!爸爸支持你!”父亲心里明白,女儿加入抗日地下组织,那是她的一种爱国心愿,必须支持。


郑苹如见父亲欣然同意和支持她加入地下抗日组织非常高兴,忙握住父亲的手道:“谢谢爸爸,谢谢爸爸,我一定会干好的,那我就去答复陈宝骅了。”


父亲又轻轻拍了拍郑苹如的肩膀,露出一副老牛舐犊的慈祥表情道:“苹如,遇事一定要小心、沉稳、多动脑筋啊!”因为老父亲知道女儿一旦加入这个“地下抗日组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做父亲又有谁愿意让自己的“心头肉”去干随时有落入豺狼虎豹之口的事呢?但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必须支持女儿。


其实,在上海即将成为“孤岛”、政府机构与中国军队开始西撤阶段,郑苹如父亲郑钺已经被最高层任命为最高法院上海特区法庭最高检查官并进入地下参与抗日工作,而对外称患病辞职在家修养,并掌握着一台与重庆联络的极其保密与重要的电台。至于女儿被邀加入“抗日组织”之事他早已知道,因为这件事情老朋友陈果夫早已经同他商量过,只是郑钺没有及时告诉女儿郑苹如,因为女儿大了,她有自己的选择权。眼下,女儿愿意参加“抗日组织”,作为父亲为有这样一个有爱国情怀的女儿当然高兴而欣然答应。


然而,郑钺考虑到父女俩所从事的都是非常危险的事业,为预防连累到其它家庭成员,特别是还在刚上中学的小女儿郑天如的安全,就托友人把她送到了大后方重庆,委托老上司于右仁教养。

一天下午,陈宝骅把郑苹如约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边的一弄内一幢法式的花园洋房内,这是“抗日组织”地下联络站。


陈宝骅年约30岁上下,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肌肤白净,戴着一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儒雅书生模样,但从他的脸部神态和讲话时的老练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精干、老道、机智的特工人员。


“郑苹如同志,我首先代表上方欢迎你参加我们抗日组织。”陈宝骅客套地说了一句,随后直奔主题道:“你的工作任务是利用你们家有日本关系这一特殊性,打入日伪高层社交圈,获取我们所要的重要情报。”


郑苹如边听边点头,双眼看着这位新上司。


“你打入日伪高层的优势是:年轻、漂亮,有文化,出生在日本,有日本血统,精通日语,家庭成员一直和日本人有联系,了解日本方方面面的习俗。”陈宝骅用一副上司对下级讲话的严肃神态看着郑苹如,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势:“你的不足处是没有经验,容易被人看出破绽。因此,做什么事必须考虑周全,谨慎小心,不露声色,做到心中有事,表面无事,镇定自如。”陈宝骅把从事特工工作的要点与注意事项仔仔细细地告诉郑苹如,使她心里有一个底。


“还有,干地下工作非常危险,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你必须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同时这也是保护好自己的同志。你还要学会‘事前不露消息,事后不露痕迹’,遇事为掩盖真象,要会‘否认’,要会‘耍懒’、‘抵懒’、‘装糊涂’,多说‘不知道’、‘忘了’,大哭大叫喊冤枉。这样能多保护自己。”陈宝骅这番话,确确实实是一种丰富经验的积累,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干特工的能手。


陈宝骅在同郑苹如说话的同时,双眼不时朝窗外扫视,神情始终高度警惕,也许这是职业的一种习惯性本能反应。


“郑苹如同志,从今以后你还要学会发报、释密码、打枪。”陈宝骅边说边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小型的勃郎宁手枪在郑苹如面前晃了晃道:”这些我会让人教会你的。”


第一次看到真手枪在自己面前晃动,郑苹如心里不由一怔,被吓了一跳。


“不用怕,枪是保护你的。”陈宝骅马上把枪放进衣袋,接着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以后有这人直接与你联络”,他把照片递给郑苹如:“照片上的人认识你,了解你!”


郑苹如接过照片一看,先不由一惊,后又呆呆地楞住了,原来照片上的那人,她以后的直接顶头上司,竟然是坐在她后座、父亲是钱庄大老板、母亲是陈果夫表妹的同班同学嵇希宗,一个平时少言寡语与世无争的老好人,没有想到他已是一个肩负抗日救国使命的地下工作者,她深感不可思议。


翌日,嵇希宗与郑苹如取得了联系,很快开始在一起展开了地下抗日工作,嵇希宗教会了郑平如译密码、发报、手枪射击等。


与此同时,日本占领上海后,也开始网罗和扩大汉奸组织,青邦流氓头子老牌汉奸常玉清在日军直接扶植下,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在虹口成立了“安清总会”,专门从事暗杀、绑架、放火等残酷手段对付抗日爱国人士和民主爱国人士,不少爱国人士被杀害后人头被挂在租界内的电线杆上,以此威胁抗日民众。


日本侵略者在网罗地痞流氓扩大特务组织队伍的同时,又把目光注意到了一些高层的中国人士身上。郑苹如的父亲成了日本人“诱降”的重要人物中的主要之人。


郑苹如将利用日本人想“拉他父亲下水”的机会,将计就计打入日伪高层的社交圈,以获取敌方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她以敌为“友”深入虎穴


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占领后,为了快速控制局面,便把上海作为重点政治诱降及扶植汉奸傀儡政权的重要基地。在上海这个藏龙卧虎的大城市里,居住着中国不同年代的政界、军界、商界及文化界等各类社会名流,这些名流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一定的名望、活动能力及号召力,甚至有的名流在一定的社会领域里可以起到呼风唤雨的作用。因此,日本人在网罗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与流氓组成汉奸特务暗杀队之外,更需要的就是诱降一些社会上的“大人物”,组成伪傀儡政权,达到日本侵略者“以华治华”的目的。


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大“诱降”,凡是被日军列入名单的“重要人物”,都是他们要上门“拜访”或“邀请”的“贵宾”,这种“诱降”是采用一种先“礼”;即高官厚禄;后“兵”,即你不愿“合作”就采取“行动”。4月7日,上海沪江大学校长32岁的留美博士刘湛恩因拒绝出任伪教育部长被日伪特务杀死,以此来“震慑”不从者。然而,在这一场大“诱降”对象的大名单中,郑苹如一家是“重点之家”,她父亲郑钺是日本方面当作重点被划为“自己圈内”的大人物,原因是郑钺早年留学日本,娶日本妻子,孩子们都出生在日本,整一个“日本家庭”。


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有地位的“日本家庭”,日本方面非常重视。一天下午,郑苹如和父母正在家看书,这时,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手拿贵重礼品来到郑苹如家,特来“拜访”她父亲郑钺。


清水董三是一个非常狡猾和老练的“外交家”,是一个非常了解中国历史、中国人心理的“中国通”,他一进郑苹如家就显得非常的激动样,他紧紧握住郑钺的手道:“郑老啊,我早就想来拜访您了,只是那时形势不一样啊,故我未能及时来拜访您郑老先生”,清水董三朝郑钺深深鞠了一躬,大有一种未能及时拜访而深感遗憾和愧疚的样子,随后又道:“眼下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就是我们共同的天下了。”清水董三得意洋洋地说道。


郑苹如和母亲则“热情”地接待着清水董三;为他泡日本功夫茶,烧水煮鸡、削苹果。全日本式的客套叙寒问暖,使清水董三在异乡有一种回到日本家里的感觉。


“清水君今天大驾光临寒舍,我郑某深感蓬壁生辉”。郑钺口气低沉地说道。


“今天我来是想请郑老您出山,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使命担当重任。”清水董三把话直说了,而且他把郑钺当作了“日本人”。


“出山?”郑钺意识到日本人要拉他下水,为他们工作,充当汉奸卖国贼。


清水董三见郑钺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态,忙抢说道:“我们想请你出任我们正在组建的中国方面的司法部长,由您老坐这把交椅,最适合不过了。”


“清水先生,我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身体有病,时常要卧床不起,早就没有了好身体,恐怕难担重任。”郑钺轻声而略带有一种力不从心的神情:“对于清水君的器重,卑人非常感谢。”郑钺以日本人的习惯略微向清水躬了躬身,以表示对他的“盛情”的欠意。


“唉 ,我家郑钺因身体一直欠佳,有一段时间不工作了,我也不希望他外出工作,好好在家养病。”郑苹如母亲木村花子在一旁帮丈夫解围。


“这,这……”清水董三见此情景,又见郑钺却实人也很瘦,讲话有气无力,一副病态样,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话,但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心。


“清水君,我爸爸年迈多病,你以后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尽管吩咐,反正我已大学毕业,希望干些事情。”郑苹如郑重其事地对清水来了一个毛遂自荐。


清水听郑苹如这一说,恍然大悟,仿佛从迷惑中明白过来似的道:“对对对,郑小姐完全可以和我们一起做事,做大事!”


清水见眼前的郑苹如年轻漂亮,又是个大学生,一口“日本家乡话”,从小在日本出生上学,有着日本大和民族的血统,真是“难得人才”。特别是同郑苹如一番“沟通”,清水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对郑苹如的聪明、灵活、直率和大方的举止深深吸引住了,心里一阵兴奋,深感没有白来这一趟。临别,郑苹如用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柔口吻道:“清水君,你长年在外,没有一个家,就常来我家坐坐。”


清水怀着有一种“到家’的感觉离开了郑苹如家。但对郑钺以病推辞不愿出任“司法部长”一职总感觉有什么蹊跷。


一个星期后,清水带着日本驻沪宪兵司令林少佐和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又突然造访郑苹如家,一来是想看看郑苹如父亲郑钺到底有病没有,二来想再次请他“带病”出山为日本人干事,三来想看看郑苹如是否能为日本人干些什么事。最终的结果还是被郑钺“以年老身体有病为由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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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三个日本头目只好无奈地离去,但他们对郑苹如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她定能为他们一心一意地做许多事情。


侵华日军为了加快控制沦陷区的统治,急需建立伪傀儡政权,他们又把目标锁定一批民国旧臣,其中有曾首任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曾任上海通商交涉史、广东肇庆总司令部外交使、西南军政府外交部长温宗尧及北洋旧官僚梁鸿志等大佬。


由于郑苹如有“日本特殊身份”,再加上她的“自愿亲日”,博得了清水董三、土肥原贤二和林少佐等日本在沪“头领”们的器重。因而,日本方面在上门“拜访”唐绍仪、温宗尧、梁鸿志等人进行“诱降”时,都叫上郑苹如当翻释,这使得郑苹如掌握了第一手重要情报。


郑苹如获得情报后立即送往总部:


101电,2月3日


日本组织建立华中傀儡政府已渐成熟,唐绍仪虽不欲出马,但日方拉拢甚力。


101电,2月28日


日本组织的华中傀儡政府人选已定,有温宗尧、梁鸿志、陈群。


重庆方面的地下组织得到这些情报后;一边采取必要的阻止手段,派人上门劝说、打电话,写警告信等,对于顽固而死心踏地“变节”者采取了果断的“剪锄”手段,以震撼动摇分子;一边采取强硬、果断等各种行动对抗日伪敌人。


1938年3月28日,仿照华北(沦陷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华中(日军占领的苏、浙、皖)产生了所谓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院长,陈群任司法院院长。这一伪傀儡“维新政府在南京刚出笼,立刻遭到了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片反对声,各地民众团体通电,一致声讨伪“维新政权”。通电指出:汉奸们甘心附敌、丧心病狂,卖国求荣,既自绝于国人,亦不齿于人类。上海市民誓不承认此种傀儡僭窃之组织。


深入日伪心脏的郑苹如,不断地把重要情报送到“总部”,为抗日斗争立下了功劳,但由于她深入魔窟,与敌为“友”,时常与日本人进出一些重要场所,为日本人“服务”,从而引起了一些人对她的卑视,常招到被人背后指指点点,有人咒骂她是日本坏女人。有一次郑苹如和她母亲外出购东西,当两人刚走出家门口不远,突然听到“啪”的响声,一块石头飞到了郑苹如和她母亲的眼前,差一点就要砸在她母亲的身上。郑苹如心里明白,这是针对她们的一种复仇。


面对这种被人误解,郑苹如心里非常难过,她也常常暗自流泪,但她只好默默地承受着这种无处可倾吐的委屈与痛苦。


她秘密参与打响铲锄汗奸战役


随着不少地方的中国军队不断西撤,政府机构也纷纷撤走,统治和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从而“中国不行了”的悲观论调四处传开,一些动摇分子和投机分子在敌人的威迫或利诱下,纷纷投敌,当了汗奸,其中不少是曾经的风云人物。


一场全面的除奸战役在“地下”展开了。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周凤岐投敌……


傅筱阉投敌……


……


郑苹如把从日本高层获得的一份份情报送到了抗日总部,一个个汉奸被列入了“铲锄”的名单之中:曾任国民党二十六军军长的周凤岐投敌准备出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在家门口被击毙;工商界顾馨一、尤菊荪投敌被击毙……


在许许多多的发往总部的情报中,郑苹如(1938年)9月7日发往总部的情报引起了蒋介石的极为重视,情报的大意是:唐绍仪与日交往甚密,松井非常器重唐,日有意让其出任伪傀儡政府,必要时采取压制手段。


那是在9月初的一天,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为了进一步拉拢唐绍仪,确确实实再次登门秘密拜访了唐绍仪,请他出山,一旦唐绍仪真的出山,后果不堪设想。


唐绍仪,生于1860年,曾是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唐绍仪是清朝政府被选派幼童去美国留学中的第一批留学生。1881年回国,唐绍仪相继在李鸿章、袁世凯手下做事,以善办洋务而著称,清末官至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下参加,任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七总裁之一。1919年初南北政府会议,又任南方军政府的总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也数度邀他出山,他不为所动,一直寓居上海家中,即使上海沦陷,他依旧留居法租界。蒋介石到了重庆多次捎口信及亲笔写信劝他赶紧离开上海去重庆,但他还是“不为所动”。


重庆方面考虑到唐绍仪在抗日方面立场不坚定,坚持中日和谈,与日本重要人物接触过频又密,为一些重要投敌者与日本人联络起到了“穿针引线”的搭桥作用,再加之日本人将采取必要手段压迫他“入阁”当傀儡政府之首冠,这将会在全国起到极大的坏作用。对于这样一个与日本“要人”过往甚密者,铲锄是必然的,也是有必要的。


上海地下抗日组织接到铲锄唐绍仪命令之后,开始拟定铲锄行动计划,寻找行动人选。在上海抗日除奸地下组织中,有一个名叫谢志磐的情报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他与唐绍仪有亲戚关系,平时也有往来,对唐绍仪与其家的基本情况较了解。这次铲锄行动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谢志磐的身上。


唐绍仪住宅位于福开森路(今武康路)18号,是一幢造型别致的花园洋房,铁栅大门口有几个巡捕把守,对进入唐家的可疑人要搜查。庭园内还有几名白俄保镖,日夜警卫,保卫措施非常严格。针对这种情况,硬干是绝对不行的,必须采取巧干,做到万无一失。


如何巧干?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唐府的,就是进入唐府有人员在场也无法动手,一旦硬干不能得手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还是谢志磐想出了一个行动的妙计。


唐绍仪酷爱古董,喜欢收藏一些字画、古玩,常与上海滩上的一些古董商来往,对古董非常有研究,一件好的“稀世之尊”,他拿在手中可以看上一天,忘掉一切事情,他的一些朋友有时称唐绍仪为“古痴”。


掌握了唐绍仪的爱好与特点,就把行动的突破口放在了唐绍仪的爱好与特点上,这不失为一个锦囊妙计。


谢志磐他们根据所订行动计划,在上海各古董商店、地摊寻觅各类“宝贝”;字、画、碗、盘、瓶等等,在购入的这些文物中,其中有一件“贵重品”,那就是一只仿宋朝时代的瓷花瓶,该瓷花瓶精美、漂亮,任何文物爱好者乍一看之下,都会啧啧惊叹乍舌,称之为稀世之尊,一般古玩爱好者根本看不出该瓷花瓶是仿冒的膺品。


谢志磐他们把“古董”一一进行了精美的“包装”,其中把仿冒宋朝的瓷花瓶装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楠木盒内,还系上红色的绸丝带,外观上显得特别精美与昂贵。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谢志磐出面同唐绍仪取得了联系,并把一切告诉了对方。


唐绍仪听谢志磐说有一个古董商人带来了不少名贵文物来沪想寻找买主低价出手,这使得唐绍仪心喜万分,急不可待地要想与文物商碰头见面,看到“文物”。就这样,谢志磐与唐绍仪说好在9月30日见面,由谢志磐陪古董商送货上门。


行动小组有5人组成,一名特工装扮成司机,古董商由地下特工总队长赵理君装扮,谢志磐引路,进入唐宅后在门口作掩护的有特工王兴国,执行行动者由精悍有力的特工李阿大装扮成伙计。


9月30日上午9时,一辆小汽车缓缓驶入唐公馆,由于事先约好,再加上谢志磐时常出入唐绍仪家,汽车进入时门卫与保镖只是礼节性地招呼了一下,“各就各位”站在原来位上,谁也不会起疑。

司机在宅门口停车后迅速将车头调好,并不熄火。谢志磐带着赵理君、王兴国、李阿大拿着古董进了唐宅。唐府的一位女佣将他们引入客厅,随即上楼去请唐绍仪。利用这一无人的间隙,赵理君眼急手快把客厅里的几盒火柴装入自己口袋,李阿大快速从花瓶盒中取出利斧掖在腰间,王兴国则站在客厅门口佯装嫌天热摸汗。


唐绍仪从楼上走到客厅,他一见谢志磐忙兴奋地道:“志磐啊,难得你还有一片热心和好心想到我,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大表舅,你爱古董在上海滩谁人不知,这次有朋友想出手赚点钱,所以我当然要想到您了。”谢志磐忙上前挽住唐绍仪手,做出一副尊老孝老的样子。


从辈份上来说,唐绍仪是谢志磐母亲的远房表哥,两家也常有往来,都是属望门出生。唐绍仪虽年近八十高龄,但身板硬朗,步履稳健,脸肤白净,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一看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贵人”。


唐绍仪走到客厅桌前吩咐女佣为来客倒茶敬烟。女佣敬烟时见火柴没了便奇怪地嘀咕道:“怪事,几盒火柴怎就飞了?”便上楼拿火柴。


“快快把东西拿来让我瞧瞧。”唐绍仪有些迫不及待。


赵理君急忙把古董往桌上一放,把瓷花瓶递给唐绍仪。


唐绍仪接过瓷花瓶开始仔仔细细地欣赏起来,此刻的他已旁如无人地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花瓶上,这是他的“职业”习惯。


“啧啧,真是太精美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自言自语着。


“唐老,这古董怎么样?”赵理君一边故意分散唐绍仪的注意力,一边向李阿大使了一个眼色,意思让他快动手。


李阿大心领神会,悄悄转到唐绍仪身后,迅速从腰间抽出斧头,说是迟那是快,一挥手举起斧头就……


唐绍仪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倒在地上,脑浆与鲜血溅了一地……


等到那位拿火柴的女佣回到客厅,看到眼前一幕可怕的场景不由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发抖,待她报警时,那些“客人”早已坐上汽车消失的无影无踪。


唐绍仪的被铲锄,确确实实为抗日斗争排除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重磅“定时炸弹”。


郑苹如获得“铲锄唐绍仪”行动得手消息后,当天迅速电告“总部”。


她发出了绝密急电:大“二号”思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在军事方面不断向中国东南及西部进攻,四处烧、杀、抢、掠,另一方面扶植组建伪地方政府,同时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为代表的日本“诱降派”极力主张采用各种手段与方法把中国当政的主要高层政界要人及民主人士“拉拢”投向日本侵略者一边。


日本侵略者的头领们为了早日达到全面占领中国的目的,把“诱降”的目标锁定在了国民党的“大人物”与著名民主人士身上,千方百计利用“名人”去说服“名人”,并推出了诱降三原则,即只要“倒戈”一定会在金钱与地位方面给予最“优厚待遇”,反之就只有一条绝路——被“杀”。不少日本在华的政界要人和一些汉奸“名人”开始四处活动,他们采用威逼利诱的方法对“政要人物”、“著名人士”进行全面和全方位的“进攻”,许多有骨气的大人物和著名人士纷纷在日本特务和汉奸的枪口下倒地。然而,日本人锁定的主要“诱降”大物人就是汪精卫,日本人利用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掌握汪精卫的弱点,对汪精卫进行了“猛烈进攻“,汪精卫的“中国心”动摇了……。


而这一切重庆方面一无所知。


1939年8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晚,日本驻沪总领事管在领事馆的草坪上举办纳凉舞会,这是一个小范围却又是高规格的舞会,参加舞会的都是日本高层次的政界要人和军界要人;有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忠磨、首相外事谈判代表早水亲重及日本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重量级人物,全部都是“日本圈内人士”,非日本圈者一律不在邀请之中,就连招待员都是日本人。从小生长在日本,母亲是日本人及母亲家属中有日本高层关系,有着日本血统的郑苹如,因人漂亮,又能歌善舞,会弹吉它、会书道并加上她这家庭的特殊背景,早已成为日本高层划定的“圈内之人”,郑苹如应首相外事代表早水亲重之邀而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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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与长子近卫文隆


晚风一阵阵地从草坪上拂过,四周的柳树微微地在风吹中垂摆袅袅,一首首、一曲曲日本小调不时随着晚风飘向夜空。


舞会中,郑苹如成了那些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艳丽“樱花”,一个个都抢着要与她共舞,而郑苹如是有请必跳,她轻盈的舞步,柔软的身姿,优美的动作、微微的笑容,漂亮的神情,这一切的一切,简直就要把那些参加舞会的日本男人们迷得神魂颠倒。


“美人,和你在一起跳舞就是快乐,有一种象梦幻般似做仙人一样的感觉”。早水亲重握着郑苹如的纤纤细腰,一双眼睛贪婪而又色迷迷的看着她,有一种恨不得把她一口吞掉的馋样。


“早水亲重先生讲话真逗人,你觉得和我一起跳舞开心,那你们每次举行舞会就别忘了我噢。”郑苹如笑着说,随后把话题一转道:“今天我感觉所有人的脸部神情都好像很放松,尤其是早水亲重先生您,今天像换了一张脸,无忧无虑,一脸的兴奋,像拣到了什么大宝贝发大财似的。”


早水亲重听郑苹如这样一说,心里更加高兴,忙用双眼朝四周扫视了一眼,然后低声道:“我告诉你一件秘密事,我们的诱降工作要有大收获了,中国马上就要完蛋了,大东亚共荣就要到了。”


“您说了半天我什么也没有听懂,大收获,大收获,到底有什么收获?”郑苹如其实心里早就明白是怎么一会事,猜测又有什么重量级大人物要“变节”倒向日本侵略者了。


“我对你直说了,我派去重庆的人已与国民党的‘二号’接触了,昨天来秘密电报,‘二号’愿意同我们合作,你说我高兴不高兴?”早水亲重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如果二号与我们合作,那将对重庆方面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这样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


“二号汪精卫是一个非常精明和老道的人,他不会轻意同任何方面合作的。”郑苹如为了证实二号指的是不是汪精卫,故直接指名道姓。


“汪精卫确实很精明,但我们大日本帝国送给他的合作大礼包是非常非常之大,否则汪先生怎能和我们合作。”早水亲重语气重重地说道。


郑苹如故作不懂地问道:“给汪精卫什么大礼包,我也想要大礼包。”郑苹如撒娇地看着对方,心里思忖着日本人要送给汪精卫的究竟是什么大礼包。


“哈哈哈,这大礼包就是帮助汪精卫由‘二号’变成‘一号’,这个大礼包能送你吗?”早水亲重逗着郑苹如笑着说。不一会,他收起笑容脸并严肃地对郑苹如道:“这是绝密之事,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就要这样……”他用手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舞会一结束,郑苹如就匆匆回家,她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必须要把这一重要的消息快速电告重庆方面。为此,她连夜打电话给上线嵇希宗,约他第二天见面。


翌日上午,郑苹如与嵇希宗在法祖界霞飞路的一家洋人开设的西餐厅碰面,郑苹如把从早水亲重口中得到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在重庆的特务人员有“联系”的重要情况告诉了嵇希宗,两人都深感事情严重性和特别性,一致认为必须将这事迅即密报重庆方面。


然而,当郑苹如把这一重要情报电告重庆方面后,却没有引起重要人物的注意;因“小人物”的情报只是一种“哗众取宠”,想提高 “知名度”而已,因而对汪精卫的一切行踪无人监视。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在又一次与日本驻沪领事高层“聚会”时,再次得到了“可靠情报”,即汪精卫已经同日本人“谈妥事宜”,准备离开重庆“变节投敌”。郑苹如得知此情报后,再次向总部发了一份“绝密加急电报”,内容如下:


获悉大二号已与日本方面勾搭,近日将有异动,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


然而,郑苹如的这份发往重庆的绝密急电,依然没有引起重庆那些重量级大佬们的注意,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国家的“二号人物”会投敌,当汉奸。就在郑苹如的这份密电发往重庆的第三天,汪精卫突然失踪,去向不明,可是此时的重庆重量级大老们仍然不信汪精卫会“叛逃”当汉奸。


1938年12月29日,当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艳电”后,重庆方面的重量级大佬们才如梦初醒,恍然感悟到上海方面情报的可靠性与重要性,但为时已晚。而由此使郑苹如在重庆方面“特定群体”中的重要性是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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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人物为郑家题词


汪精卫投降日本充当汉奸,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惊与愤怒,国人纷纷要求铲除“汪汉奸”。但同时因汪精卫的“叛变”,也使一些“犹豫”分子有了“变节”的“榜样”,一时间有不少政界要人与军队将领带着重要文件、率领部队投向了敌方。而此刻一场除奸运动在全国展开,郑苹如他们也加入到了除奸运动中。


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来到上海,开展所谓的“和平运动”,把上海作为宣传“中日和平”、“东亚共荣”的基地,并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郑苹如从日本方面得到这一情报后又立即电告总部,这次引起了重庆方面重视,组织了特工人员寻机除掉汪精卫,但都因汪精卫行动诡秘,保护严密因而未能得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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